第一篇:中國文化憂思
漢字書寫亟待規范--《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第七場復賽觀后感
在經濟迅猛發展的時代,中國人的思想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擁有五千年 歷史華夏文明中國,正在緊追著時代的步伐而忘卻了那個曾經在璀璨文明中起到 主要作用的文化。天文,地理、數學、中醫等在歷史哪個不是名列三甲的,而現 在呢?中國的文化衰落了嗎?對,是衰落了,更準確的說,幾乎快要消失了,再 不加以利用,只能留著以后紙上談兵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正面臨著絕跡的重 大危機。在隨著中國崛起,國外興起了中國熱,孔子學院已經在各國成立,已有4000 萬學生。中國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能吸引這么多的人關注,我認為根其所在是 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天文地理等一些傳統文化。最基本的按順序說一下十二生肖?24 節氣呢?常看電視劇中的“三更”是 什么時候??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儒家思想是什么?我想99%的人不會知道。中國 在與時俱進的過程中已經失去我們的文化底蘊,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上,我們因該結合我們幾千年文化來建設我們的特色社會主義。首先說說儒家思想。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 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 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 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 決于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 級制為
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 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 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奸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 所能辦到。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 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并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 “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 的聯系。“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 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 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孔子把“仁”作為最高 的道德原則、道德標準和道德境界。他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范集于一體,形成 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結構,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內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礎,是仁學思想體系的基本支柱 之一。“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對中華文化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現在計時使用的都是西方,而我們老祖宗很早就已經使用了。在中國古代的 歷法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被稱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叫作“十二地支”。兩者按固定的順 序互相配合,組成了干支紀法。一夜等分為五更,一更也等于現在的二個小時,從晚上七時開始起更,一更指七時至九時,二更指九時至十一時,三更指十一時 至次日凌晨一時,四更
指一時至三時,五更指三時至五時。古人把一晝夜分為12 個時辰,用12 地支表示,每個時辰等于現代的二個小 時。古時與現時對照:子時從夜間十一點到次日凌晨一點,丑時從一點到三點,寅時從三點到五點,依此類推,每隔兩小時分別為卯時、辰時、巳時、午時、未 時、申時、酉時、戌時、亥時。“更天”前最大的數字是五,是指三時至五時.中國歷來是個農業大國,古時候人們靠什么來看節氣啊,古人通過觀察,定 出24 節氣,為我們的農業和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幫助。先把24 節氣的名稱按次 序列下,分為四組,每組又分為前后兩半: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這樣一擺出,立刻能看出前半四個立字后,緊跟著后半開始,又見“春夏秋 冬”四個大字領頭。這什么意思呢?不言而喻,這是說春夏秋冬四季從四個立立 起來,立起來就是開始嘛。后半的“春夏秋冬”配上兩個“分”字,兩個“至” 字。分是什么意思?最簡單的“分”,就是“一分為二”了,可見這就表明,在 這里把一季“一分為兩半”了。那另外兩個“至”字呢?容易誤解為“到頭了” 的意思,但要弄清楚是什么到頭了?不要當作是一季到頭了,而是太陽向北或向 南走到頭了,要回頭走了。確切追究這個“至”字的本義的話,“至”是極的意 思。比如我們說“至少”,就是說不能再少了,少到極點了。夏至就是說太陽向 北走到`極點了,要回頭了,但夏季并沒有完,而是剛剛到中點。冬至也是類似,太陽剛剛到極南點,開始轉向北了,冬季過了一半了。通常把這八個節氣稱為四
季八節。實際是四始八中。它們是界定四季的。可 是四季又是什么意思呢?夏季不是熱天嗎?,冬季不是冷天嗎?為什么快到了夏 季的末尾才大暑,快到了冬季的末尾才大寒?這夏季和冬季不是歪了嗎?這個問 題提得確實有道理。難道古人給四季定歪了嗎?深入思考,才能理解其中的奧秘。原來冷和熱雖然是依賴太陽的照射,但人們感覺到的冷和熱卻是原因很復雜 的,太陽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比如一個大房子兩頭有兩個門,冬天從左端門端 進一盆火,慢慢向右門移動,最后從右端門端出去。您說是不是當這盆火移到中 央的時候房子里的溫度最高?肯定您說不是,是火移到偏右門時溫度最高。原因 是火向空氣散熱是需要時間的,火移到中間時,熱還沒有來得及散開。太陽照射 與此類似,影響氣溫的因素還要復雜得多。所以,季節的概念,最初發生時是很 樸素的,根據人鍆的直接感受。當人們要定四季的準確概念,并想把四季概念納 入歷法的時候,人們認識到不能僅僅根據氣溫來定四季。同一時間,各地氣溫不 相同,不同年的同一歷時,氣溫也不總相同。因此必須找到最穩定的普遍適用的 定四季的標準。我們聰明的祖先,找到了這個標準,那就是太陽的南北位置。這 個標準是天文標準。太陽的南北位置雖不能唯一決定一個地方的氣溫,但它能大 體上有規率的影響一年中的溫度變化。因此按太陽的南北位置來定四季是有實際 價值的。當然這樣定的四季必須與按氣溫來定的直感四季有區別了。通常把直感 的四季稱氣象四季。氣象四季不能作歷法四季。而剛才說的天文四季才能作歷法 四季。氣象四季通常比天文四季有些滯后,中國的黃河流域大概滯后
三個期。24 節氣中上述八個所定的四季,正是天文四季,也是歷法四季。這就能解釋為什么 大暑和大寒不在夏季和冬季的中間了。四季八節是 24 節氣的骨架,也是歷法的骨架。其它十六個節氣則是骨架上 的枝條或肉。枝條或肉的用處是天文四季通向氣象四季的橋梁。我們看立春和春分之間三等分插入了“雨水”和“驚蟄”。這兩個名字描寫 了春季上半季的氣象或生物的特征。要開始下雨了,藏在地下過冬的小生命聽見 太陽的召喚要開始蘇醒了。春分和立夏之間插入的是“清明”和“谷雨”。從 “清明時節雨紛紛”我們可以知道清明節氣時的氣候情況。從谷雨的字面可以知 道這是莊稼需要雨水促長的季節。立夏與夏至之間插入“小滿”和“芒種”。小 滿是小麥灌漿的時候,芒種是小麥收割和秋種的大忙季節。夏至與立秋之間插入 “小暑”和“大暑”,這是最熱的一個月了。立秋和秋分之間插入“處暑”和 “白露”,這是暑威強弩之末,和早晚開始見露珠的初秋季節了。秋分與立冬之 間插入“寒露”和“霜降”,其意已見字自明了。立冬與冬至之間插入“小雪” 和“大雪”;冬至與立春之間插入“小寒”和“大寒”,其氣象意義就更清楚,不必解釋了。總之一句話,八節之間插入的十六個節氣,是用來描述中國黃河流 域的氣象和物候的。世界任何其它地區都可根據各地的氣象和物候特征模仿為這 十六個節氣取適當的名稱,就像世界時和區時的關系一樣。所以說:24 節氣實 際是全世界適用的。24 節氣的天文意義明白之后,就知道歷法以24 節氣為準繩是多么重要。但 是 24 節氣是按太陽在天空走過的大圓的 24 個等分角度來定義的,不是按一年 24 個等分時間來定義的,所
以時間間隔并不相等,按近似的天數說,有的近似 15 天,有的近似16 天。所以一年的月怎樣分才能讓既簡明,又足夠準確的表現 24 節氣,使它們排列得有最簡單的規律,讓人容易記憶掌握,這是設計歷法的 重要任務。一個中國孩子從被懷孕、出生、哺育、受教育(幼、小、中、大學)、找工 作、結婚、維持家庭、對待年老父母,到他或她自己如何得到娛樂和精神滿足,如何應對疾病、挫折,最后如何面對死亡,這里面還有多少儒家文化的影響?又 有多少傳統文化的總體形態(包括傳統的技藝,如算盤、中醫、書法、民樂、京 戲或地方戲)的影響?從身體上看,是西醫的方法和技術占主導,接生、打疫苗、查體、診斷、下藥、開刀、??,不弄到西醫束手無策,很少有人會求助中醫。教育上,從小就開始了 abcd 等教育,但有什么用呢,最后素質哪里去了,這是 應試教育的弊端,我們為什么不從小就開始加強對少兒的素質教育,《三字經》 是我國古代歷史文明送給每個中國人的遺產。它短小的篇幅,蘊含著許多深刻的 道理,膾炙人口、廣為流傳。它深深地吸引我,這不止是它生動有趣的人物歷 史故事,還有它本身富有的內涵。三字一句,兩字一韻,不禁使人讀起來瑯瑯上 口。在生活中,每一個人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無可否認,《三字經》的確是 一個人人生路上的良師益友。不論是在道德、歷史、地理??文化上內外都會受 益非淺。現在我們祖國未來的花朵為什么不去讀他呢?儒家語言集中存在于《四 書》、《十三經》等經典中。經過白話文運動和以拼音文字為目標的簡化字異變,再加上民國后禁止在學校中讀經,以及語文教學中的西式“科學化” 的影響,當 今的年輕人極少能夠直接進入傳統文化的語言世界,即能夠直接閱讀傳統經典(不含標點、豎排的繁體文本),并能用古文寫作散文和詩詞。傳統語言目前只 能以“成語”、“引語”一類的破碎形式殘存于人們的話語,以“戲說”的方式 閃現在歷史小說之中。嗚呼哀哉!中文的悠久、豐厚和訴諸直覺的靈性在世界文 字中是無與倫比的,摧殘它真比砍伐原始森林、變草原為沙漠還要罪過。此外,官方承認的節慶假日中傳統文化還有幾個,全世界都在學中國,而我們卻偏要學 別人不屬于自己的文化,“中國向何處去?”我們因該繼承優良的傳統文化,不 是說復古,而是那些優良文化的精髓,做有特色文化底蘊的中國人。漢字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隨著電腦、手機的普及程度越來越高,我們更要加以重視,多加練習,將這一文明好好傳承。孩子放學后玩電腦的時間有很多,漢字書寫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剛觀看完央視《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第七場復賽,心中有頗多感慨,不吐不快啊!與前幾次收看《中國漢字聽寫大會》所不同的是,這次筆者專門留心參賽選手寫字的規范化水平,主要是記錄下選手們所寫漢字的筆順、筆形是否正確,而不管這些漢字是否符合比賽的標準答案。
比賽統計結果令人揪心
由于電視畫面頻繁切換,筆者無法觀察到選手寫字的全過程,只就所能看見的情形作了統計,結果在廣西、遼寧、四川、河北4支代表隊的16名參賽選手中,有13名選手不同程度存在著漢字筆順、筆形書寫錯誤的情況,占比高達81.25%。
在筆順方面,“卵”字最后寫點,選手卻寫成了豎;“婉”字女字旁最后寫橫,選手卻先寫橫;“甘”字最后寫橫,選手卻寫成了
豎;漢字中的“區”最后寫折,選手卻寫成了點;漢字中的“巨”最后寫折,選手卻寫橫;“登”字右上方部件應先寫撇,選手卻先寫捺;…… 在筆形方面,漢字中的“束”第二畫是豎,選手卻寫成豎鉤;竹字頭的第二畫是橫,選手卻寫成了點;“膏”字最后部件的第一畫是豎,選手卻寫成了撇;病字旁的第三畫是撇,選手卻寫成了豎;“烏”字第一、二畫分別是撇和折,選手卻將其合二為一;…… 《中國漢字聽寫大會》要是在漢字的筆順、筆形方面也嚴格要求,絕大部分參賽選手都要提前離場。
這些選手都是各自分賽區的佼佼者,他們的漢字書寫狀況尚且如此揪心,廣大中小學生的漢字規范書寫能力的確令人堪憂。
規范書寫利于親近漢字
筆者注意到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這場比賽堅持到最后的三名選手(廣西兩位、遼寧一位),恰好是漢字規范書寫能力最好的,他們的漢字書寫不僅端正大方,而且在筆順、筆畫方面沒有出現任何差錯,堪稱表現完美。
尤其是在本場賽點,兩名選手(廣西、遼寧各一位)經過了五輪對決,方才決出勝負,使得整個比賽跌宕起伏、懸念橫生。記得最后獲勝的那位小姑娘,在介紹她的短片中說:她從小愛讀各種書籍,尤其愛讀歷史書籍,比如《三國志》等。在讀書時,遇到生字都要不厭其煩地查字典,要搞清楚它的含義、讀音、筆畫、筆順,還要一筆一畫地抄寫若干遍,直到記牢為止。
筆者曾記得,在學生時代時,但凡寫得一手好字的人,大都學習成績優秀、為人處世圓通。這一現象表明,規范漢字書寫對于我們熟悉漢字、親近漢字、精通漢字、奠定漢字深厚基礎、增進智力水平、提高自身修養的極端重要性。
俗話說,功夫不負有心人。
要掌握規范漢字,平時就要下功夫,要勤查字典、多練習字。可是,在當今的學業壓力和浮躁心態下,有多少孩子像這位小姑娘那樣,靜下心來,舍得花時間去查字典、去練寫字呢?好多字詞都認不得、認不全、寫不出。缺乏了漢字基礎,人們不得不感嘆,當今社會連大學生、研究生這樣的高學歷、高素質人才的漢語表達能力也在持續下降。這個能力可是我們國家持續發展的最大軟實力啊!規范漢字要有技術手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要求在全社會推廣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然而,國家在推廣規范漢字方面遠不如推廣普通話成效顯著,規范漢字也沒有得到全社會的高度重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家通過推廣漢語拼音來推廣普通話,但是,國家推廣規范漢字卻缺乏相應的手段和辦法。
學生書寫漢字時沒有了約束,先寫哪一筆,往哪個方向寫,完全沒有了章法,以至于寫出的漢字缺胳膊短腿,像“蟹爬”或像“蟻爬”。有教育家感慨道,這不是在拼寫漢字,而是在拼湊漢字。規范書寫漢字、正確拼寫漢字,對學生們來說,成為了不必完成、同時也是不可完成的任務。即便對那些受過良好文字訓練、曾經深諳漢字拼寫法的成年人來說,也是一項艱難的工作。
筆者為此深深地憂慮著,苦苦地尋找著破解此等難題之道。最近,網上出現了叫做漢谷拼形的輸入法和字典,讓筆者眼睛為之一亮、精神為之一振。漢谷拼形將漢字分解為九個字母組成,使得漢字輸入如同英文輸入一樣簡單方便,漢字是由哪些字母構成的,就輸入哪些字母,輸入漢字的過程就是拼寫漢字的過程。將這九個字母對應九個數字鍵,巧妙地實現了漢字的數字化打字和查字。漢谷拼形
輸入法是嚴格按照國家語言文字規范設計的。要是參賽選手學會并經常使用這一輸入法,絕對不會出現今天這樣的尷尬和遺憾。因為漢字字形的每一變化都會靈敏、準確地反映到漢字字母上來,一旦寫錯筆形、筆順,您就打不出想要的漢字來。漢谷拼形一點都不比漢語拼音遜色,她首次讓漢字的數字鍵盤輸入達到甚至超越了字母鍵盤輸入的速度,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漢字單打世界冠軍。要享受漢谷拼形帶給您的高效、方便、保健等利益,您就不得不接受她的強制和引導,自覺不自覺地掌握了規范漢字的筆形、筆畫、筆順、字母、架構。
要是廣西的這位小姑娘使用漢谷字典查字,就不用那么辛苦、那么勞神費力了。因為漢谷字典是按漢字數碼來直接翻頁的,再難的漢字都是一檢即得、幾秒鐘搞定。要是不相信筆者的隆重推薦,您可上網去免費下載,體驗一下就會感嘆漢字的神奇與偉大啦。
(本文來源:中國漢谷網)千姿水 發表于:13-09-14 14:25 0
第二篇:農村教育憂思
我是海123:農村基礎教育十大憂思
作者:我是海123 發表于:2013-03-12 本文被頂了25次
農村基礎教育十大憂思
—— 一位編外代表給李克強總理的一封公開信
尊敬的李總理:
您好!我是一名農村初中的英語教師,今年45歲,任教已二十多年。關于農村教育問題多年來一直在思考,我想趁著現在熱情與憂思尚存,人還沒有更多的世俗化的年齡,寫一些有關農村基礎教育的感觸,請您在百忙中抽空一閱。先舉例介紹一下我們鎮初中本次期中考試的部分數據: 學生數平均分 及格人數 及格率 八年級 151 48.4 36 23.8% 九年級 146 52.9 46 35.6% 再列舉我們鎮中心小學的期中考試的部分數據:全校由于期中考試成績不盡人意,上報數據時每班各減去5個最差的學生計算成績,全校14個班達標情況(及格人數占85%,優秀人數占.40%為達標):語文只有4個班,數學達標只有2個班。其中小學一年級語文數據如下: 學生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一(一)班 60 20 33.3% 一(二)班 59 16 27.1% 小學一年級語文,學生學習歷程中最早期的年級,學生成長階段最基礎的學科,只有30%左右的得分率,令人痛心。
我想我們的社會要發展前進,我們的國家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強國,這個國家的前進道路上的有些問題與矛盾是回避不了的,比如三農問題、農村醫保與養老、城鎮化、政治體制改改革、房價上漲、教育改革等等。國家通過這么多年的發展改革,有些問題已得到了很好的解決,如農村醫保。但有的矛盾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決,比如教育問題,尤其是農村基礎教育問題,暴露出很多弊病。中國社會從來都不曾也不敢忽視農村問題,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絕大部分,農村學生占全國學生的絕大部分,那么我們的農村基礎教育問題也理所當然應受到社會的重視。關于這一問題,千家萬戶的家長和教師們議論頗多,當然看得最清的或許是我們第一線的教師,問題著實令人憂慮。
一、農村留守生比例龐大,隔代養問題突出。來到過鄉村的人都知道,大多數村子只有老弱病殘者常年留在村子里。所謂留守生,指的是父母常年在外經商或打工而無法直接照顧的學生,.以我們這個學校為例,初步估計這一比例應不低于80%,這些學生常年由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或其他親戚照顧,尤其是由祖輩照顧的孩子,他們得到祖輩的溺愛,缺乏父輩的嚴愛與輔導,學習成績往往普遍偏差。我們估計農村留守生問題會荒費約三分之一的農村孩子的學業。評:在外父母每天給孩子打電話應不低于10分鐘,給孩子心理和學習輔導。
二、無處不在的網絡,沉迷了多少少年。包括:網吧、游戲室和手機。多少年來,我就相當納悶,為什么國務院不取締網吧和游戲室呢?有人或許會說,網吧不讓未成年人進入。但你看看社會上的網吧,哪個不是生意興隆,且絕大部分上網者為青少年?如果沒有青少年,多數網吧都會自動倒閉。這些少年多沉緬于上網打游戲,一玩就是通霄,俗稱包夜。我校有個學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有時我沒錢玩,但我坐在網吧也舒服”。包夜后的第二天上課時,這樣的學生從早上第一節課就開始打瞌睡,推醒數次依然又睡著,哪里來的學習效果?長期以來網吧為何禁止不了未成年人?與文化部門為了部門收入而無法下狠心有關吧?其次是手機,曾有一位高中的校長說過“手機就是一個活動的網吧”,為此他曾取消了數個無視學校紀律、執意上課玩手機的學生的學籍。現在的智能手機,上網速度快,互聯網上的幾乎所有應用都可體現在手機上,孩子們想不上癮都難。而且農村家長要和留守生聯系也幾乎完全依賴手機,所以家長也不舍得沒收孩子的手機。估計網吧、游戲室和手機問題也會荒費三分之一農村孩子的學業(兩個三分之一,令人痛心啊!)。
評:關閉網吧,安裝固話。包括在家里,在校園,在學生宿舍安裝固定電話。不要為了圖便利、省了固話的座機費而誤了孩子的學業。
即將啟動的城鎮化改革,實在是國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的一步高招妙招,城鎮化改革若能成功,當今社會的許多問題尤其是農村問題可迎刃而解或極大的緩解,比如農村無人養老問題,城市流動人口過多問題。特別是針對以上第一、二兩條中留守生問題、學生上網問題的解決有著極大的作用。
三、應試教育導致學生學習積極性下降,城鄉教育發展不均衡。為了升學與學生成績的提高,教師在課堂上一味針對的是考試相關內容和題型的講解,而忽視了課堂的趣味性與思想性。久而久之,學生的好奇心與創造力被扼殺,國家未來急需的創新型人材哪里去尋找?課后又是書山題海,讓學生疲于應付。近幾年老師們常言:“試卷難度越來越大了,不像我們那一代人當時只學和考課本上的東西,沒有額外的課外作業,所有的練習都附在課本的每一章節后,課外可以有很多玩樂的時間,學好了課本上知識就可考高分”。現在的學生,只學好課本中的知識根本無法考高分,甚至分數會會很低。有的教研部門發下來的試卷,難度大,怪題多,好像不出難題就無法體現出卷人的水平,好像不是為了測試學生,而是為了考“倒”學生。學生平時學的多為都是一般規律,考試考的多是特殊知識。此次全市小學一年級期中數學試卷就有104個空需要學生填滿,命題人可知考試時間只有區區45分鐘?可知他們是進入小學只有兩個多月甚至連試題都看不懂的孩子?有的學校除設有早自習,還有中自習;初中除了第一趟晚自習還有第二趟晚自習。尤其是畢業班的學生常感概讀書苦。而城里的學生呢,從幼兒園開始就開始接受各種名目的培優,如鋼琴培訓、劍橋英語,奧數培訓(當然城市的學生也許更苦,只不過他們獲得了更多適合中國考試制度的教育資源)。農村的學生呢,什么培訓也沒有,只有九年義務教育階段機械的應試教育。如果去查一下北大清華有多少農村戶口的學生,我想恐怕只有10%左右吧。如果再去統計一些二三類大學和高職高專,農村學生比例一定高得多。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區別呢,答案很簡單:同樣的考試,不一樣的教育。
評:改革考試制度,素質教育應與考試制度關聯;重先分配優質教育資源,名牌大學和一類大學應按人口比例分配給農村考生。教育資源是整個社會的,不完全是城市考生的。
四、教材改革沒有照顧好農村學生。英語教材尤為突出,課本起點高,跳躍性大,重口語,語法面面俱到。比如高中階段依然較難的定語從句和虛擬語氣部分移到了初中課本。原九年級才學完的8種時態全部體現在了八年級的英語教學中,甚至多于8種。新教材缺乏板塊性網絡性,學生缺少成功感。為了學生們考得好,英語教師的教學時間大部分都花在浩與煙海的各種題型中、其中許多都是偏題怪題,真正重要的聽說讀寫不得不擱在一邊。在物理化學科目,農村有限而老化的實驗器材(許多20多年了)涵蓋不了課本中所有的實驗,實驗效果大打折扣。
評:降低農材教材難度,縮小廣度。英語考試可以只考聽力、閱讀、寫作。不考語法,只訓練學生聽、說、讀、寫,過多的語法糾錯打擊了國人學英語太多的積極性,我們不必要把每個學生都培養成語法學家。
五、讀書無用論抬頭,抄襲作業蔚然成風。這些年,由于年輕人就業難,工作后收入不穩定,城市中房價高等因素導致農材新一輪的讀書無用論抬頭,他們中許多人曾是向往城市美好生活、從農村苦讀而考上大學的年輕人。同時由于農村教育質量低,學生成績差,教師逼得緊、且缺乏父母監督等原因,導致學生抄襲之風盛行,屢禁不止。以本校為例,按我們觀察,八年級長期抄襲作業者應不低于50%,九年級應不低于70%。評:減少學生學習任務,盡可能把作業安排在課堂上。
六、教師老齡化嚴重。以本鎮為例,6萬人口,中心小學與中心初中各一所,另有三個教學點,每個教學點最多100多學生,多為中低年級。這些農村教學點全部是50歲以上、民轉工的老齡教師。許多教師感慨,教師這一行不像醫生越老越吃香。教師年紀大后缺乏激情,學生于是缺乏學習興趣。
評:改革分配制度,大幅提高農村教師待遇,應讓農村教師收入遠高于城市教師,吸引中青年優秀教師自愿去鄉下服務鄉村孩子,或讓部分城區教師與農材教師輪崗。(實際情況是城市教師收入高得多,這打擊了農村教師的教學積極性,他們扎根農村換不來國家經濟上的承認)。
七、幼兒園投入不足,缺乏有教師資質的幼師。本鎮中心幼兒園有400多名小孩,走進課堂中的教師大多原為社會上無業婦女,他們沒有受過幼師培訓,自我意識中臨時工的思想嚴重,缺乏相應的責任感和事業心。她們的月收入只有700元左右,工作積極性不高。評:幼兒教師應與義務教育教師同工同酬,培訓有更多資質的幼師去農材。
八、教師待遇太低,社會地位下降,難以安心教學。很多教師感慨,解放前一個私塾先生就能養活全家老小,現在一個農材中小學教師絕對不可能養活一家人。以我為例,夫妻倆都是教師,工齡22年多,工資2千零幾十,年終各有3500元的績效工資,其中每年扣住房公積金、醫保、工會費、黨報費(被迫訂,不征詢個人意見直接扣工資)、防汛費等不下于2000元。實際月工資約2100元。孩子上大學每月生活1000元,學費每年七、八千,再包括其它雜費,每個月至少需要一個人的工資用在孩子身上。另外一個人的工資至少約1000元出來人情應酬,最后每個月用在夫妻倆身上的錢只有幾百元。若按日計算平均收入只有70元,而本地一個泥瓦工或木工的日平均收入達到150—200元,小工的日平均收入達到120元左右。有教師感言:“工資達到小工的水平也好啊!國家每年投入巨資用于教育,為什么唯獨忽視對教師這一教育的主導者的投入呢?”教師們中常有人有上訪、罷課的沖動,都忍了,為什么呢?一是教師如果這樣做社會影響極壞,二是也不敢這么做。由于收入水平低,許多教師出門和人交流時常隱瞞自己的職業。也許有人要說,教師休息時間多,按工作日計算工資會高一些。但是在休息日我們能做什么呢?除了給學生補課什么都不會做,而補課是各地教育主管部門嚴令禁止的。還有人或會說,現在的教師只會說錢,不講奉獻精神。試想在這個已達小康的經濟社會,在這個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度,我們教師群體為何沒有分享到改革開放帶來的物質成果呢?還有人或許說公務員的收入和你們教師差不多啊?但我要問為什么大家削尖了腦袋考公務員而不是教師呢?個中原因誰都知曉。不怕大家好笑,我們夫妻倆教師的獨生女還辦了每年6000元的助學貸款。
我有一同事,夫妻倆也都是教師,才上班三五年,每人工資只有1500元左右,生了小孩后,嬰兒每月牛奶費、防預費、尿不濕等費用約1500元,每個月趕錢應酬要大幾百元,剩下給自已夫妻倆的工資只有幾百元了,如果不是雙方老人接濟,這幾百元根本無法正常生活,他們夫妻倆常有棄教從商的打算。前幾年教育局還讓我們在假工資表上簽字,以應付上級對教師待遇問題的檢查。那套假工資表上的虛擬工資,比起實際工資要高很多。
寫到這里,我想起了趙傳的那首膾炙人口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鳥》:“生活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哪一個重要???我尋尋覓覓尋尋覓覓一個溫暖的懷抱,這樣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評:憑心而論,國家給教育的投入確實很大,但給教師的投入太少。在收入方面,應讓教師們在社會上抬得起頭,應改革分配制度,增加教師收入也關系到百年大計!
九、教育管理行政化傾向過高。教育管理人員人編過多,占用了太多的教育資源;教育管理的部門過多,學校和教師疲于應付各種檢查。一個教育局,一般下轄很多科室:教研室、儀管站、勤工辦、局長辦公室、人事股、紀檢組、成教股,招辦、基教股、普教股,計財股等等十多個部門,此外還有縣(市)直一些部門的各種名目的檢查,每年數次,學校應付起來往往應接不暇,有的甚至一定程度上干擾了教學的正常秩序。我們常說給學生減負,為什么不考慮給學校和教師群體減負呢?平時學校會動用相當比例的國家撥款來接待上級部門,比如給檢查者派煙、派車、高規格的餐飲甚至娛樂休閑(再也看不到騎自行車或坐公汽來鄉村學校檢查的上級領導了)。有人戲稱:“吃伢的來了”。而且很多檢查學校被迫弄虛作假,甚至教學生說謊,比如:有人問有沒有“亂收費”,教學生說“沒有”,有沒有“訂資料”,也教“沒有”。否則檢查就通不過。另外,一個教育局大部分管理人員都是高級職稱,而一個百十來個教師的學校,每年分來的高級職稱的指標往往只一個,這不也是占用了教育資源嗎?
有必要單獨說一個機構:學區。要說學區首先要說一下它的名稱的演變,什么是學區呢?它介于教育局與鄉鎮各學校之間,是教育局派來管理一所鄉鎮諸多學校的一個機構。以前稱教育組,后來稱學區,現在稱中心初中(而我們初中稱初級中學),為什么現在要換成一個與初中類似的名字呢?由于這幾年鄉鎮學生數急劇萎縮,一些鄉鎮只有各一所小學與初中了,住得遠的學生每日乘車或住校,這兩所學校可以跳開學區直接與教育局聯系,于是學區這一機構就沒有多大存在價值了。前幾年上級要求撤銷學區這一機構,然而這三四年又死灰復燃,所以換一個與初級中學相似的名稱也有不得已之處:為了機構的延續。學區一般有6、7人,別小看了這幾個人,每年消耗國家撥款幾十萬,有的學區內吃喝盛行,人浮于事(本身沒什么事可做),像養老院一樣。評:去行政化,精簡機構,減少檢查,嚴禁吃喝,違者重罰。
十、學校新增債務過快,豈一個劃債了得?以我校為例,前幾年,上級給我們學校劃清了所有債務,也就是所有的債務由幫忙國家還了。但是僅僅最近兩三年,我校的債務已上升到200萬以上,除了搞建設用錢外,有相當一部分是各種理由的餐飲招待、用車等費用,而且用車用餐的標準大大提高。去年為了歡送一位本地鎮委領導調任它職,招待兩餐就用了一萬元。而本校只有500多學生,真不知道憑本校經濟狀況是猴年還是馬月能還清債務。有人戲說:“國家每年幫忙劃一次債就好了,這樣學校永遠不會缺錢用了”。
評:學校公款支出不能暗箱操作,應公開透明,必須接受社會和普通教師監督,每次較大支出應輪換一名教師全程監督。
結束語:寫完本文,心中久久不能平靜。農村教育、百年大計、讓人憂慮。希望教育部、國務院領導能到一些農村學校去微服暗訪、調查研究,而不是浩浩蕩蕩的前呼后擁的檢查。希望決策層能真正發現當今農村基礎教育存在的突出矛盾,為農村教育質量的提高,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
第三篇:家訪憂思錄
農村中學家訪憂思錄 陳店中學
鄒慧珍
“家訪進萬家”活動如火如荼的開展,固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可許多我們不愿看到的現象又再度揪住了我們的心,讓人不由憂思重重。
憂思之一:重男輕女思想死灰復燃。
2011年11月22日晚8:30分,又一個女生黃冰倩被她的爸爸媽媽帶出了校門,她媽媽留下的堂皇的理由是:孩子壓力大。
這壓力并不是大家所習慣認為的學習壓力,而是做父母的重男輕女思想。黃冰倩的父母在漢打工,帶著她7歲的弟弟租住著一室一廳,黃冰倩的弟弟在武漢就學,黃冰倩在陳店中學就讀,享受一學期1000元的物質待遇,另外就是一個月也難得有一次的電話聯系。孩子小,還不大懂得合理利用這些錢,買一本青春雜志,買一套漂亮衣服,日子就捉襟見肘了。于是不上學,在家呆著(爺爺奶奶家是不去的,怕嘮叨,他們也忙,根本沒人想到這孩子沒上學),肚子餓的沒轍了,就弄點米煮粥吃,有一次還連餓了兩天??
幾次家訪,無數次的促膝而談,孩子時來時走,看著這爹不疼娘不愛的小可憐,我們的心都跟著疼痛起來。
其實,這樣的事例,在我們農村學校并不少見。就我如今所帶的班級而言,這已經是第二個了。另一個女孩叫孫麗,父母離異后又各自組織了家庭,孫麗隨父親和繼母生活,在繼母生下兒子之后,孫麗就淪為小女傭,漸漸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進入九年級,孫麗就再也沒有踏入學校一步了。
就學生就學比例而言,男生是遠遠高出女生的,而且越到高年級越發比例失調,這和農民的重男輕女意識是緊密相關的。
窺一斑而見全豹,在農村,一度甚囂塵上的重男輕女思想在經過短暫的沉寂之后又死灰復燃了,尤其是在對待子女受教育問題上。
憂思之二:拜金短視增大教育難度
這個時代似乎變成了遍地金條的時代,隨便一對農村夫婦,哪怕連小學都沒上完,只要上上東北抹抹灰,幾個月下來就能掙個大幾萬、上10萬回家。金錢就像勾走了他們的魂,他們紛紛外出淘金,誰也不愿留在家里帶孩子,孩子就交給爺爺奶奶吧。爺爺奶奶呢,管吃飽管穿暖不掉膘,兒子媳婦回來能交代就行。至于學習,爺爺奶奶既沒法管也管不了,就由他去吧。于是,孩子本來一周在家的時間也不多,再加上寵溺的爺爺奶奶,基于補償心理的父母要啥給啥,給許多孩子造成了唯我獨尊,貪圖享樂,不重視學習的負面影響,大大增強了學校教育的難度。
去家訪的幾個村里,幾乎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家,青年、中年勞力都基本上外出了。老人們除了客氣地說幾句感謝外,就只能說“老師,我當年也沒讀多少書,教不了孩子,請你們多費心”。“多費心”,多么輕巧的一句話。于是教育的責任就全盤落在了教師肩上。
教育,是學校、家庭和社會共同的責任,試想,僅教師一肩能承載如此重擔么?
第四篇:高校青年教師憂思錄
高校青年教師憂思錄:無法明言的無助感
作者:艾青椒
現在最需要的不是“有為”式的學術GDP主義,而是無為而治的放任,營造一個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圍,提供最基本的學術環境,給每個青年教師松綁或者解咒。
3月15日,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年僅36歲的青年學者張暉因患腦出血和急性白血病突然病故,這讓所有認識或不認識他的關心青年知識分子生存處境的人都痛感惋惜。這一事件在中國知識界和媒體持續發酵,《南方周末》《東方早報》《中華讀書報》和《南方都市報》等報刊都出版紀念專輯,哀悼和追思這位逝世前已經出版學術專著四部,古籍整理著作一部,編纂著作三部的杰出青年學者。
張暉身后留下弱妻稚子老父,更是讓很多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掙扎的同道中人感同身受。當然,我們不能將張暉的病逝簡化為職稱、住房、收入等物質性指標,若如此,無疑矮化和窄化了擁有廣闊精神世界的張暉的學術生涯。但是,張暉在博士畢業后的這幾年又確實處于一種極度緊張的境地,這種焦慮敲骨吸髓般壓榨了一個青年學者的心力、體力與腦力。張暉的碩士導師張宏生教授在紀念文章中特別指出:“工作以后,對生活的壓力,做事的艱難,他(指張暉——引者注)越來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來,每一次見面都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無奈,感受到他的那種深深的無助感,那是一種有所感覺,卻又無法明言的東西。”
這或許是每一個從校園走向社會的青年人都要面臨的共同處境,但是,高校青年教師這個群體,因其在學術鏈條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隨的低收入和高強度的工作量,以及他們(尤其是人文學科)因知識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個性,除非內心特別強大或者極度超脫(比如皈依佛門等),這群人容易感受到在生存境地與社會(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間觸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帶來的無助感甚至屈辱感。毫無疑問,張暉是一個內心精神世界強韌的個人。他曾在2012年底“六合叢書”新書發布會(他的隨筆集《無聲無光集》亦為其中一種)的演講中感慨道:“好的人文學術,是研究者能通過最嚴謹的學術方式,將個人懷抱、生命體驗、社會關懷等融入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最終以學術的方式將時代的問題和緊張感加以呈現。目前來講,有識之士都已經感覺到現有的古典文學研究陷入了困境,陳陳相因不說,選題僵硬沒有生氣、沒有時代感,已經進入死胡同。與此同時,有理想抱負的研究者在學術體制中開展學術活動的時候,會感受到很多不如意,甚或有一些較大的不滿,但學者沒有將這些不滿內化為學術研究的動力,提升學術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過酒桌上的牢騷或者做課題撈錢等簡單的方式發泄掉了、轉移開了。”
正如廉思的新作《工蜂:大學青年教師生存實錄》所呈現的那樣,關于“如何認知自身社會地位”的問卷調查,5138位受訪高校青年教師中,84.5%認為自己處于社會中層及中層以下,其中,36%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13.7%認為自己處于“底層”,僅有14.1%認為自己處于“中上層”,0.8%認為自己處于“上層”,另有0.6%的受訪者未回答此問題。雖說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之間會存在一些差異,但這些數字仍舊讓我們震驚,一個被譽為“象牙塔”里精神貴族的群體,本應該是引領社會文化風潮的群體,結果卻普遍地將自己歸位在社會中下層,歸位為轉型中國的“學術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認知和精神狀態,如何可能在“金權主義”盛行的今日中國,開創出一片自主的天空?一個充滿挫敗感和下行感(所謂中產的下流化)的知識群體,非但不會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士大夫精神,也不會有丁文江上世紀20年代在燕京大學演講《少數人的責任》時倡導的精英意識,無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會在威權主義與消費主義兩股潮流的擠壓之下日漸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義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心態。
精神劫難
正如社會學者應星在《且看今日學界“新父”之朽敗》中指出的那樣:“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央財力的大大增強,國家調整了對學界的治理技術,一方面加大了對學界的資源投入,另一方面通過‘數目字的管理’增強了大學的行政化,以包括各類各級課題、基地、學位點、獎項等在內的各種專項資金來有意識地引導學界。如今,大學已經成了一個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說新父們當年還能夠咬緊牙關克服清貧的話,那么,面對大量可以用學術成果去爭取的資源,他們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積極地投入了這場持久的資源爭奪戰。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了一批名利雙收的學術新貴,他們不僅頭上頂滿了各種頭銜和榮譽,而且住上了豪宅,開上了名車。然而,在這些耀眼的光輝背后,卻是空前的墮落:雖然他們著作等身,但在課題學術的引導下卻是言不及義,空洞無物,且剽竊成風,學風敗壞;雖然他們榮譽環繞,卻是以徹底破壞避嫌原則或啟動利益交換及平衡的‘潛規則’為代價的;雖然他們爭來了博士點、重點基地、重點學科,卻是以赤裸裸的行賄為鋪路石的。學界腐敗之深已不亞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過之的是,學界的腐敗卻很少得到體制的追究。”被應星所批評的這種現象,確實是支配當代相當一部分學院和科研機構的基本邏輯。青年教師正是處于這種現實之中。
在這種數目字管理的驅逐之下,高校已經公司化,以競爭體制內資源為主要目標,高校青年教師成為學術生產的主力軍。
“50后”學者許紀霖在《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一文中曾尖銳地指出:“我們這代知識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覺得自己是時代驕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覺的自戀意識,得意于自己是超級成功者。其實我們這一代人不過是幸運兒,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斷層,我們不過趕上了好時代而已。這十年留給我們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紀之交,當十七年(1949——1966年)一代人逐漸退休時,我們這一代就開始在各個領域全面接班,成為最資深的領軍人物。這不是我們這代人爐火純青,有了這個實力,而只是時代的陰差陽錯。但這代人自我感覺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襲、腐敗的丑行,第一個反應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辯護,一口咬定一點問題都沒有!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觀念的啟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沒有留下道德遺產,很少像民國那代知識分子那樣有德高望重之譽。”青年教師就生活在由剛性的課題管理體制和柔性的父權式(家長式)人際結構構成的學院文化之中,他們要實現學術和精神上的雙重突圍何其困難!
前幾天,筆者跟一位在某高校中文系任教的朋友打電話聊天,他大吐苦水,談所在省份出臺的扭曲的職稱評審細則,比如要求學術成果的被引用率、被媒體報道率之類,又言及所在學校的權力主宰一切資源的現狀,以及對青年教師評價標準的惟課題化、惟獎項化。這位很有才華的朋友不愿意同流合污常被看作“無能之人”,領導時時敲打,外加冷嘲熱諷,在這樣極端的氛圍中,明哲保身或者潔身自好都幾乎沒有多大空間。這種日常性的精神劫難與深度壓抑,是最折磨青年教師的重要因素。
教師分化
高校青年教師于是迅速地分化、分層甚至分道揚鑣,一些人迅速地熟悉并適應體制的弊端,如魚得水地在學院體制里“上行”,獲取各種類型的課題、人才計劃等,其中有一些青年學者仍舊對學術抱有敬意,他們倡導一種布迪厄所言的“用國家的金錢,做獨立的研究”,但是,這種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鼓勵。另外一群人則徹底與學生階段的學術理想切割,迅速向所謂變味的“應用性研究”靠攏,成為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掃地的生產偽學術的知識分子。
另外一部分學人則對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種本能性的心理抵觸,也深刻地認識到了上世紀90年代以后項目、課題管理體制對高校多元生態的破壞,謹慎地將自己定位為自甘邊緣者,既非堅決而激烈地反抗這一套體制,也不是完全退出體制,而是追求最低限度的生存狀態。他們或者通過兼職、培訓、撰稿等來謀求基本的生活,或者干脆就將生活盡量地簡化。毫無疑問,這部分教師和前述青年教師相比,他們在物質生活、學院內的知名度和成功指標等等各個方面都有強烈的落差,逐漸就會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或者憤憤不平之感。
還有一個為數極少的群體,完全沉浸在學術所建構的人文世界之中,將那些以學術換取“稻粱”的人視為不恥之徒。自然,這個群體的人都是內心世界特別強大的個人,他們注重的是大學原本意義上的精神使命,是學術薪火相傳之地,他們是一群“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的讀書人,懷抱“為知識而知識、為學問而學問”的求真態度,以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理想,重視教學,重視與學生之間的心智交流。或許正因為此,當旅法華人學者趙越勝追懷其師周輔成先生的《燃燈者》一文發表之后,一時間洛陽紙貴,弦誦不絕。趙越勝在文中的這段話更是觸目地映照了當今中國大學異化了的師生關系和學院生態:“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誨,體會先生的偉大人格,漸漸明白,希臘先哲所區分的‘靜觀的人生’與‘活動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渾然一體的。先生用超越的純思貢獻學術,又以入世的關注體察民生。平日慎言篤行,卻不忘讀書人‘處士橫議’的本分。邦有道,先生聞雞起舞,邦無道,先生鶴衣散影。內心守死善道,終不忘循善取義。”
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
如今的大學校園,正在構成一種與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校園極其不同的學院文化,后者往往是一個相對松散的同人共同體,自由散漫和理想主義的氣質相互交融,學術和文化生活被賦予一定的神圣感,形成的是一種相對松弛而自足的精神世界。
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學院體制,或者強調政治意識形態,或者倡導去政治化的學術研究(比如史學傾斜于文獻整理的學術計劃)的課題、項目、計劃大量出現,工具理性開始主導學院體制,追求美好的物質生活成為學院主流價值,大學陷溺在瘋狂的資源競賽之中。正如《南方周末》兩年前的一篇深度報道《教授的“圍城”》呈現的那樣,高校緊箍咒式的課題、項目等各種理性規劃機制對知識人的束縛,并不會隨著職稱問題的解決就得到一勞永逸的緩解,似乎成為一個無法退出的“游戲”。
現在,“民國范兒”成為一種懷舊熱潮,民國優秀大學的風度越來越引起世人的向往。無論是何兆武的《上學記》、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等回憶錄、口述史,還是葉文心的《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易社強《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等研究著作,以及十多年前陳平原、夏曉紅等學者編撰的《北大舊事》等,都在紛至沓來地疊映成一種民國大學的影像。不管這種風潮如何被質疑為一種浪漫化的歷史記憶或歷史想象,我們可以根據一些歷史研究的成果發現,在大部分時段內,民國大學的教師收入確實足以讓這群知識文化的傳承者與創造者,在一個急劇動蕩的時代仍舊可以維持一種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
根據湘潭大學歷史系青年學者陳育紅的“民初至抗戰前夕國立大學教授薪俸研究”課題研究成果,上世紀30年代北平一戶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費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即便是較為有錢的知識階層,全家每月生活費80元也已經相當寬裕。以主要食物價格計算,1930年-1936年間,大米每斤6.2分錢;豬肉每斤2角錢;白糖每斤1角錢;食鹽每斤2-5分錢;植物油每斤1角5分錢;雞蛋每斤2角錢。當時北京大學教師在1931年-1934年間月薪收入統計顯示其平均月薪400元以上,薪俸最高者可達500元(外教更高達700元),最低360元;副教授平均月薪在285元-302元,最高360元,最低240元。而當時的大學教授則普遍在校外尚有數份兼課收入,光兼課收入幾乎就夠滿足全家較為寬裕的生活。歷史學家郭廷以曾經說“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以說是民國以來教育學術的黃金時代。”這種黃金時代除了學術自由有充分保證之外,也跟物質生活、業余生活的豐富有關:“優厚的薪俸使北京大學的教授們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都具備了極高水準。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房租費六七十元者不少見。食物支出方面也很充裕。一個大學教授的薪俸除了撫養五口之家外,還能請得起五個傭人。他們大都還會有閑情逸致去‘下飯館、看戲、泡茶座,逛琉璃廠買書籍、碑帖、文物’。”
松綁
青年教師難道就注定了“工蜂”的宿命?這也未必,高校體制雖然造成了對個體的壓抑,但體制畢竟也是由個體形成,或者說“我們就是體制”,若個體對這套體制的規則文化有了相當地了解,就不會過度地順從這套體制,尤其當他知道順從(服從)就意味著某種變相支持的時候,他會在道德上形成某種掙扎感。最可貴的就是內心良知上的覺醒,這正如張暉生前所言,重要的不是無休無止地抱怨與牢騷,這種負面情緒只會不斷地掏空甚至撕裂學院中的自我,而是將對體制的不滿轉化成追求真學術的動力,同時在盡可能的范圍內對體制弊端采取一種相對疏遠甚至抵抗的態度,將自己定位為體制的中等生或許就是一個明智的選項,既不做遵從“贏者通吃”邏輯的優等生,也不做基本考核都無法通過的差等生,在完成學院體制基本的考核之后,盡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正如著名學者崔衛平在西北政法大學的演講《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國”》指出的那樣:“你是現實存在的一種,沒有人能夠無視你、漠視你。在這個世界上,你是一個終端,世界是在你的面前打開的,你不是無足輕重的,不是可以抹殺的。
我想說的是,你不是沒有力量的。許多幻覺將我們捆住了。有些東西像符咒一樣,從內部將我們鎮住;像噩夢一樣,將我們的四肢魘住。讓我們以為自己是不存在的,是沒有力量的,不產生任何效果的。好像人與人之間有了一種區分隔閡:一些人從正面看起來是人,但是從背面看過去,卻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他們不是充分的人似的,只有自慚形穢的份兒。事情不是這樣的。
改變這種狀況,需要你自己的配合和努力。像尼采說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良辰吉日,那我們選一個良辰吉日,來解除自己身上的種種符咒、魔障,種種看不見的繩索和鏈條,然后出門,在藍天下深呼吸,說一句生活真好,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好,我們不是生病的,我們不是令人羞慚的。”
超越了幻覺,我們才能回到藍天之下的真實生活之中,通往自我內心和真實世界的學問之門才會真正地在面前打開。現在最需要的不是“有為”式的學術GDP主義,而是無為而治的放任,營造一個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圍,提供最基本的學術環境,給每個青年教師松綁或者解咒,同時在物質上提供充分的保障,讓人的內心世界先自由自在起來,不需要那么功利地計算一切,容忍一些奇思異想甚至離經叛道的行為和言論,重拾學術傳統,培養多元化而又相互融合的學術文化,讓那些懷抱理想的年輕人投身到學院有一種內心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第五篇:中國文化
淺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
【摘要】五千年的中國歷史,積淀了大量的豐富的文化,它是一個民族的象征,一個民族的靈魂。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四大文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它們都代表著不同時期、不同階層和地域的人類的勞動成果,然而進入了新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卻暴露出它的弊端:閉關自守,缺乏邏輯、思辯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為了振興中國傳統文化我們必須兼容并蓄,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不斷地補充、改革、創新自己,在新時代中發揮它應有的作用。中國文化,從夏商有文字記載的時代算起,至今已經有五千多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化只是相對于經濟、政治、軍事等而言的。而廣義的文化,則比文明還廣泛,囊括了人類全部物質與精神文明。所以文化的內容很難絕對地加以劃分和界定。至于中國文化又是與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相對而言的。而且,中國文化的內容,多指占人口最大多數的漢族文化,而較少涉及少數民族的文化。并且中國文化還有時代性,在同時代下還有地域性,在同時代、同地域還有民族性,在同時代同地域同民族下還有階級性,在同時代同地域同民族下還有黨派性,等等。以上所說,是指一般概念的文化,自然也包括傳統文化在內。那么我們究竟應該這樣看待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呢?
根據蔡尚思先生的劃分,中國傳統文化是有九大支柱的:
第一是儒家。這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是孔子。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隨后還有 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等。
第二是法家。法家主張法治,反對禮治;主張實驗,反對空談;主張厚今薄古,貴今賤古,反對厚古薄今,今不如昔。這些方面可以說法家長于儒家。法家主張極端的君主專制,推行嚴刑峻法,實施愚民政策,倡導以史為師,不要知識文化,甚至主張焚書。這些方面可視做法家的短處。法家里面的代表人物是韓非。韓非的極端君權愚民的政治思想,是韓非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主要內容為:
實行君主專制以天下統一為先決條件——愛統一重于愛祖國;
專制的無比重要性與絕對固定性——君權與臣權、民權勢不兩立,必須嚴防大權旁落于他人之手;
以專制而兼法治與禮治、心治——對于前期法家與孔子儒家都各有取舍; 以法家實現無為而治——在君主專制前提下的法治與“無為而治”的合一。
第三是墨家。,墨子主張親疏、貴賤、貧富、賢愚、強弱等一切平等,提倡“兼相愛”、“非天命”,具有“摩肩接踵,利天下為之”的實踐精神,是先秦乃至中國古代唯一的反對宗法血統論與宿命論的偉大思想家,其弟子重艱苦實踐,遵守紀律。
第四是道家。老莊的自然主義、相對主義、清高遠觀、絕對自由、注重精神修養等是道家思想的最大特色。道家在先秦諸子中最大的特點,是它首先注重本體論與辨證法。在思想意識上積極的并非全是好的,如積極作惡;消極也非全是不好,如消極不為惡。道家思想消極方面好的多,積極方面好的少。道家要人們倒退到原始社會去,消滅各種文明,身在放內而心游方外,以生前之苦而思死后之樂,這不能不說是它最大的缺點,對中國文化也產生了一定的消極作用。
第五是佛教。佛教是一種外來文化。從兩千年前的漢末傳到我國,與本土文化融匯為一,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支柱。佛教倡導鬼神迷信,盛行于民間,給平民百姓以最深刻影響的,主要是因果報應、三世輪回思想。
所謂的第六大支柱就是范縝的神滅論;第七大支柱是李贄的反孔思想;第八大支柱是黃宗羲的反君權思想;第九大支柱是袁枚的情感哲學。這里所羅列的幾點均蔡先生本人的觀點。
讓我們先來看一下歷史中曾經發生過的一些大事以此來了解一下傳統文化是如何沉淀的:(1)春秋戰國時候的百家爭鳴;(2)秦始皇焚書坑儒與漢武帝 的獨尊儒術;(3)佛教的輸入;(4)理學的興起(理學成為南宋、元以至明清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到了明清之際,由于社會生活的變化,于是出現了一些具有精湛思想的學者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他們的理論達到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最高峰)。僅從這些我們就可以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是卷帙浩繁了,但是馬克思說過:“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夠集中在哲學思想里。”為此我決定從廣博文化中的哲學思想里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
任何事物都有其興衰的過程,中國的傳統文化也不例外,自從西方的文化傳入中國以來,大量的外國翻譯書籍,大量的外國生冷詞匯漸漸地代替了中國的本土文化和詞匯。中國傳統文化是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會文明為其背景。這就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不可避免地帶有落后性,在許多方面存在著薄弱之處。在發展道路上,中國傳統文化講的是人情和集權。沒有人情,便辦不成事。由此看來,中華傳統文化,是有缺陷的。我們在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時,應該批判地吸收和繼承。
傳統文化中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反映了事物本質和規律,或反映了中國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會中的一些高尚品質,是應繼承的。但要反對無限拔高。中國傳統文化是在特定時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時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辭,都是錯誤的。這些年來,有些人看到周易、論語、禪宗等思想成果的價值,這本是一件好事。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過來大力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了,儒家文明重新復興是大勢所趨!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現代化,盡管路途坎坷,卻是最終要完成的,這是歷史發展必然要求,是誰也難以阻擋的。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國內改革的深入,和國際上對外交往的增多,我們的胸懷將更開闊,我們對文化發展的規律將認識得更深刻,各種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障礙,將逐漸被打破,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進程必將大大加快。
因此,我們要主動、積極地閱讀文化典籍,欣賞文學作品,考察文物古跡,真正了解我們的先人留給我們的遺產,將文化精華化為我們的良知、理性、美感等主體存在的一部分。還應該在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價值判斷、文化心理中自覺以優秀傳統文化的標準要求自己,做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積極弘揚民族文化、寬厚仁愛、有創新意識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