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經濟新常態下不良貸款的宏觀外因測度及調控政策取向探究

經濟新常態下不良貸款的宏觀外因測度及調控政策取

向探究

【摘 要】近年來，不良貸款問題已經成為我國銀行業的重點關注問題。基于學界研究的成果與實踐，本文探究了經濟新常態下不良貸款宏觀外因測度及調控政策取向。具體可分為：首先分析不良貸款的現狀及學界研究現狀；其次通過近年來的不良貸款率與可疑貸款率等相關數據直觀地分析產生不良貸款的原因。最后從“目標設定須全面，適應經濟新常態”、“提高金融監管，降低風險”、“強化貸款審批制度，改善相關法規”、“推進經濟快速轉型”這四個方面進行探究調控取向，從而在經濟常態下降低不良貸款。

【?P鍵詞】 新經濟常態 不良貸款 宏觀外因 政策調控

一、前言

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受到了學界的重點關注。然而，經濟迅速發展的背后是實體部門的繁重的債務。而今，我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經濟發展速度變緩。在經濟新體制和經濟轉軌的過渡期，銀行的不良貸款數量日益增多，成為了學界與商界的憂慮難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于去年發布相關消息，在實踐剝離不良貸款之前我國有超過數萬億的不良貸款。且我國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形勢是呈高不低。有學者曾言：拉開銀行危機的序幕是實體企業的負債累累。

目前學界對不良貸款研究成果爭議不斷，如馬振國認為：“經濟體制、不利的宏觀經濟條件以及監管體制不健全是不良貸款產生的重要原因。”[1]何維達發現銀行風險的增多是因為受到了具有擴張性貨幣的刺激。又有黃立新與鄭建的“同步性”研究等。另一方面，是銀行業自我經營管理制度不完善等。由此，經濟新常態下不良貸款的宏觀外因測度及調控政策取向是值得我們探究的。

二、宏觀外因測度，不良貸款因素

據中國銀監會官網所發布不良貸款率的相關數據（2013年至2015年三個季度）顯示：2013年四個季度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0.96%、0.96%、0.97%、1.0%；次級貸款率為0.41%、0.42%、0.41%、0.43%；可疑貸款率一季度為0.44%；損失貸款率前兩季度為0.12%，三、四季度分別為：0.13%、0.14%。2014年四個季度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1.04%、1.08%、1.16%、1.25%；次級貸款率分別為為0.46%、0.51%、0.55%、0.69%；可疑貸款率為：0.45%、0.43%、0.46%、0.50%；損失貸款率分別為：0.14%、0.13%、0.15%、0.15%；2015年三個季度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1.39%、1.50%、1.59%；次級貸款率為：0.68%、0.73%、0.75%、可以貸款率為：0.56%、0.60%、0.65%；損失貸款率為：0.16%、0.17%、0.19%。[2]觀察2013到2015的數據可知，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從2013年的0.96%上升至2015年的1.59%。次級貸款率也是保持持續上升的趨勢。損失貸款率雖然有左右波動，但大致呈上升的趨勢。

國家產生銀行不良貸款的因素都是極其復雜的，除了宏觀因素之外還有微觀因素。宏觀因素主要有貸款的相關法規不夠完善、我國特殊的經濟體制、商業銀行不能快速適應經濟的新常態與金融監管不夠完善等。而微觀因素主要是銀行的貸款審批制度不夠完善與為了當下利益而盲目制定目標發放貸款等。如今，于經濟新常態下面對不良貸款巨大壓力，正確地調控經濟政策取向是非常重要的。

三、調控政策取向，降低不良貸款

政策取向在是否能解決不良貸款問題的過程中起到決定性作用。銀行業不良貸款產生的宏觀原因并不單一，微觀因素繁多。降低不良貸款應該在當前經濟新常態下進行。針對產生不良貸款現象的宏觀因素與微觀原因，結合學界成果與客觀實踐分析研究出以下關于調控政策取向的方案。

（一）目標設定須全面，適應經濟新常態

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常態階段，標志著我國經濟辭別了迅速發展的階段。經濟發展的軌跡轉變，提示著銀行業及相關企業必須制定全面發展的目標，一方面，目標不能過短，不能只為眼前可觀的經濟利益而不注重長期的目標；另一方面，制定的目標更不能過大過長，如銀行為了利潤盲目擴大貸款規模，企業應該根據自己的實際能力來制定目標。總言之，制定目標時必須要適應經濟新常態。

（二）提高金融監管，降低風險

對金融宏觀要做到強化治理和監管，指向經濟新常態下的實體經濟。要嚴格規范與清算銀行業表外的相關業務。加強對貨幣總閥門的管理，使其調控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不僅滿足經濟持續增長的需求，還控制生產超出流動性。只有把資源配置于主業關鍵領域，如審查信貸的安全、管理信貸的風險與開發優質客戶等，才能保證銀行信貸資產的質量。

（三）強化貸款審批制度，改善相關法規

金融風險具有系統性，因此，商業銀行在實行貸款審核發放環節中，應該更對申請貸款的企業進行走訪與調查，若情況屬實則發放貸款，反之則不能。要強化貸款審批制度。當前，雖然我國已經建立了金融監制和制定了相關的法規，但在實踐的過程中不夠細致與嚴格；要做到防范和處理不良貸款最有效率的是制定一套科學、嚴禁、高效且高質量的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法律法規。[4]使發放貸款方與申請貸款方都有法可依。

（四）推進經濟快速轉型

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經濟迅速發展模式會被打破。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會轉型。當然，新動力將會支持經濟新的發展模式。創新戰略落實、對研發進行加大投資、強調技術創新的重要性與國際先進的生產技術代替傳統產業技術等，來推動經濟結構與經濟發展模式的成功轉型。

結 語

我國商業銀行信貸款風險的產物是不良貸款，不良貸款又引發了一系列經濟難題。文中對經濟新常態下不良貸款的現狀進行分析研究，挖掘出不良貸款的宏觀因素，而且為調控政策取向提出了具體實施的方案，對減少我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問題和金融穩定問題具有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謝海東，郝奕博.經濟新常態下不良貸款的宏觀外因測度及調控政策取向[J]，經濟問題，2017，04（07）：58.[2] 常振萍，經濟新常態下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的成因分析[J]，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6，10（32）：96.金融實務，2016.

第二篇：經濟新常態下的新改革

經濟新常態下的新改革

作者： 鄧聿文 | 發表時間：2015.03.16 刊發于總2101期《中國經營報》[評論]版

2015年是一個具有標簽意義的年份。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一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還是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和結構調整的緊要之年。這諸多“之年”碰到一塊，說明了2015年的不同尋常，其實正是新常態的表現。那么，在新常態下，當幾千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聚集北京，召開兩會，共商國是，部署一年發展，人們能夠從政府工作報告和代表委員的建言獻策中讀出什么新變化？

經濟仍是重中之重

經濟是中國兩會的主題。對于2015年的中國經濟，政府工作報告是這樣表述的：經濟下行壓力還在加大，發展中深層次矛盾凸顯，今年面臨的困難可能比去年還要大。去年經濟增長7.4%，首次低于年初預定目標。今年這一目標定為7%，足以說明政府對經濟的困難有充分預估，兩會前央行的再次降息也顯示了這點。

經濟新常態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告別高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但對于中國經濟能否保證中高速增長的問題，學界其實并不樂觀，很多人憂慮經濟的問題不是強身而是保命，有可能較長時間鎖定在中低速增長的路徑中。一些學者最近發文表示，中國去年較為平穩樂觀的經濟數據存在兩個“看不懂”：平減指數與CPI、PPI的關系出現了顯著背離，發電、運力和貨幣這三個與經濟增長相關性最強的指標與實際經濟增速背離。如果按照消費與工業物價走勢，以及電力、運輸和貨幣所表現出的經濟運行態勢，去年的實際經濟增長水平可能已經“破5”，現價增長率更可能在去年四季度已經進入負值。假如這種看法是真實的，7%的經濟增長目標其實不低，不經過努力很難達到。

當然，既是新常態，經濟發展的方式也要跟著改變。即使是保增長，也不能像過去一樣只是大上項目，尤其是上一些污染嚴重的項目；必須在保增長的同時，推進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為此，需要進行程度更深、領域更廣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更多激發市場活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進行力度更大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遏制國企大擴張；圍繞實體經濟進行深層次的金融體制改革，消除引爆地方債務危機的燃點；扎實進行投資體制改革，提高投資效率；下決心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遏制收入分配不合理現象蔓延；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來克服經濟下行壓力。這也就是政府工作報告所說的，要著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雙目標”，堅持穩政策穩預期和促改革調結構“雙結合”，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雙引擎”，推動發展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實現中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2015年，中國經濟必須保增長和促改革同步推進，才能真正體現新常態之特質。

改革須向縱深挺進

改革是推動發展的制勝法寶。在中國發展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爬坡過坎的關口，體制機制弊端和結構性矛盾是“攔路虎”，不深化改革，就難以實現平穩健康發展。對此，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去年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以釋放市場活力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啃了不少硬骨頭，今年仍必須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全面深化改革，統籌兼顧，真抓實干，在牽動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增強發展新動能。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總量雖然已經位居全球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但也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問題，有些矛盾和問題并未因國力增強而有所改善乃被克服，相反，進一步惡化，如貧富分化加劇；資源環境被嚴重破壞；經濟結構失衡，轉型升級緩慢；社會結構的固化與碎片化；主流意識形態缺乏解釋力；腐敗的彌漫性蔓延，政府信用惡化；權力失控，法制松弛，濫用專政工具等等。上述矛盾和問題在經濟高增長時期，可以因蛋糕做大，收入增長而被暫時遮蔽或不顯突出，但在金融危機后的近二三年，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劇烈，債務問題凸顯，影響財政、就業和公共服務，留給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不多，若它們遲遲得不到緩解，中國將極可能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鑒于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加上人口龐大，如果走不出這個陷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堪憂，用執政黨的話說，很可能“亡黨亡國”。而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依靠進一步深化改革。

去年實施的重點改革，包括簡政放權，財稅、預算、稅收制度改革、利率市場化、民營銀行試點，能源、交通、環保、通信等領域的價格改革，以及科技資金管理、考試招生、戶籍改革、公務員車改、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并軌等，應該說，取得的成效還是不錯的。像公務員車改，十幾年來屢次試點，但總是在原地踏步；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也是多年來無法突破，這兩項改革均被認為涉及既得利益，但去年在中央力推下，都有了進展。

2015年的改革，根據政府工作報告安排，將繼續把簡政放權，激發市場活力作為重頭戲，在投融資體制、價格、財稅、金融、國企、戶籍、土地等改革方面取得實效，讓人民從改革中受益。

中國改革的目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因此，新常態下的改革，必須圍繞治理現代化來進行，只有這樣，才是中國需要的“新”改革。為此，在實施上述改革的同時，還需要推進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改革。因為從中國的情況看，越往后，經濟改革受政治的羈絆越大。事實上，一些經濟改革舉措從形式而言屬于經濟改革，但就其所起作用及內容而言，卻是政治改革之一種，如預算改革。故而，經濟改革最終要成功，必然觸及政治和社會改革。

經濟改革的內容主要是針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政治改革的重點是要建立一種適應中國國情的分權和制衡機制；社會改革的目標則是建立社會自治，推進社會民主，解決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問題，三者合力，形成一種廣泛的對公共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法治開局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十八屆四中全會對今后十年部署的任務，而2015年則是開局之年，這個“局”開得好不好，代表委員的履職情況如何，兩會是一個檢驗。

兩高報告不用說，政府工作報告也多處涉及到依法治國。即使是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看起來和依法治國關系不大，但其實大有關系。國家的規劃和預算安排能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依法進行，直接關乎依法治國的質量。

在中國的政治設計中，人大是立法機關，法院和檢察院是司法機關。立法的質量如何，能否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司法公正，是衡量真假依法治國的試金石。今年的人代會有一項重要議程，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作為“管法的法”，《立法法》在頒行的15年里，影響了國家的立法宗旨、程序乃至效果。單單根據《立法法》中“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這一條，就廢除了嚴重損害公民權利的收容遣送制度、勞動教養制度。

這次《立法法》修改的內容超過三分之一，二審草案進一步明確了中央與地方的立法權限，將原來只對40多個城市的立法權擴大到全部280多個地級市，并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專屬立法權事項作了進一步細化。根據稅收法定原則，《立法法》修正草案也將明確稅種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此外，引人關注的還有，無法律依據，地方規章不得減損公民權利之規定。近年來，許多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上，動輒用限號、限行、限購等方式，來限制公民合法權益，引起社會很大意見，如果這條通過，將對地方政府的權力是一大限制。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方面。兩會前，最高法院出臺了司法改革65條，提出要設立巡回法庭、跨行政區劃法院、知識產權法院；禁止讓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訴人穿著識別服、馬甲、囚服等具有監管機構標識的服裝出庭受審，強化人權保障；推動省級以下法院人員統一管理改革；建立院、庭長在監督活動中形成的全部文書入卷存檔制度等措施，這些改革有的正在落實，它們著眼于提高法院特別是審判的獨立性，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實現。

中國的依法治國是一個長過程，在2月召開的省部級領導干部專題學習班上，中央提出了抓“關鍵少數”的提法。“關鍵少數”一般指的是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黨政一把手，因為他們掌控著巨大的權力和資源，其法治意識如何，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帶頭遵守法律，成為治國理政的法治“模范”，對依法治國，帶動全社會落實法治，形成運用法治監督領導干部用權的新常態，非常關鍵。然而，這“關鍵少數”能不能包括非官員代表委員，大體說來，這上千名的非官員代表委員是社會精英，他們擁有的權力和資源比起社會中的多數群體來，多得多，如果他們能夠利用其影響力，真正行使法律賦予代表委員的職責，中國的法治狀況將也比現在要好得多。

反腐任重道遠

腐敗不停，打虎不已，反腐是新一屆班子施政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執政黨最得民心的舉措。3月2日，軍方一次性打包公布了十多名副軍級以上高級將領的腐敗情況。緊接著，3月4日，河北省委秘書長景春華落馬，這顯示中紀委并不因為兩會舉行而推遲打虎進度。

對反腐，政府工作報告是這樣指出的：少數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亂作為，一些腐敗問題觸目驚心，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腐敗現象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權力尋租，要以權力瘦身為廉政強身，緊緊扎住制度圍欄，堅決打掉尋租空間，努力鏟除腐敗土壤，始終保持反腐高壓態勢，對腐敗分子零容忍、嚴查處。對腐敗行為，無論出現在領導機關，還是發生在群眾身邊，都必須嚴加懲治。

十八大后的中國反腐，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為第五代領導人贏得了巨大聲譽，但從目前來看，腐敗狀況還非常嚴峻，反腐要深入面臨著阻力。一是尚有很多領域的腐敗黑幕沒有揭開或者剛剛揭開一點，例如，前不久中央巡視組對第一批央企巡視意見的反饋讓外界看到，央企的腐敗不亞于官場。包括央企在內，中國的國企有上萬家，加上金融機構，這一大塊的腐敗還只是撕開一個小角。除此外，學校、科研機構、文化領域的腐敗尚未觸及。可見，反腐任務還非常繁重。二是反腐從治標到治本的過渡，能否建立一套與法治相銜接的預防腐敗體系。針對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積累起來的巨大腐敗存量，開展疾風暴雨式的反腐是必要的，至少在未來幾年里，這種反腐方式還不能退出，但客觀而言，它也帶來了一些副作用，需要在大規模反腐后，適時推進制度反腐。這當然不是說，目前的反腐沒有進行制度建設，最大的制度改變，就是加強了中紀委對反腐的主導和統領。

反腐的制度建設包括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廣義的制度建設是針對一切公權力和政府行為的，包括公民參與、信息公開、預算民主、簡政放權等，就此而言，它已經超越了反腐范疇，但對遏制腐敗有預防作用；狹義的制度建設是針對腐敗行為和反腐機構的，它包括重組反腐機構，加強中紀委對反腐的主導地位和相對黨委的獨立性，強化辦案過程的公開和透明，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及利益回避機制等。

當前在這兩方面都有一定進展。去年新修了預算法，規定政府所有收入都要納入全口徑預算，加大了對政府的預算約束。刑法修訂也加大了對貪污賄賂的懲處力度，還建立了國際追逃網絡，加強反腐的國際合作。另外，進一步規范了對裸官的管理，官員財產申報也強化了抽檢環節。中央深改組會議最近還通過了上海試點規范領導干部親屬經商辦企業，以遏制涉及官員親屬的裙帶腐敗行為。

執政黨的強力反腐是從嚴治黨的關鍵一著。從一開始，這輪反腐就有著明確思路，即先治標后治本，通過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以懲戒、教育、預防的“三位一體”，使官員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盡管如此，同腐敗官員的較量還任重道遠，要使反腐不出現反復，在加強執政黨內部反腐力度和制度革新的同時，需要開放外部對權力和腐敗的監督，調動公民反腐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用外部多元主義去遏制政府權力腐敗。

環境問題格外被關注

環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在近年的兩會上，環境問題愈來愈受到代表委員的重視。

對于環境問題，要說政府不重視那是假的，五大建設中就有一個生態文明建設，成為治國方略的組成部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用了四段集中進行闡述，表示要打好節能減排和環境治理攻堅戰，鐵腕治理環境污染，對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讓其付出沉重的代價；對姑息縱容者嚴問責，使其受到應有的處罰。生態環保貴在行動、成在堅持，一定要實現藍天常在、綠水長流、永續發展。

然而，環境污染和破壞并未因為政府的重視而有很大改善，相反，一些方面程度還在加重，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國進入重化工業發展階段，該階段客觀上會對環境產生嚴重影響，所謂先污染后治理，這可能是人類工業化的一個發展規律，至少在當下人類尚沒有找出一條沒有污染的發展之路，不承認這點不行。二是保護環境的法規沒有得到認真執行和落實。中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普遍存在，但在環保上表現得特別明顯，盡管環保部門由以前的副部級升格為部級，成為內閣的一個機構，可在各政府部門中，一向是個弱勢部門。當然，環保立法自身漏洞也很多，例如，環境保護法和大氣污染防治法嚴重滯后于今天的現實。所以如此，乃在于長期以來以GDP為政績的考核體系，以及地區之間的競爭，追求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是地方政府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地區之間的競爭又加劇了這一傾向。

不論富貴與貧困，環境問題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在經歷過多次大面積的霧霾后，全民的環境意識和權益被激活，環境開始成為一個公共話題與政治問題，這些年因環境破壞引起的群體事件已越來越多，政府也真正意識到不解決環境不行。所以在去年，重新出臺了被稱為最嚴厲的環保法，強化了政府責任，明確環境保護工作的考核評價制度，環境保護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對政府及其有關負責人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完善了環境保護的管理制度，重在源頭管理和過程管理；集中解決環保中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問題，環保部門可以對污染企業實行日罰。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環保法還規定了環境信息的公開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參與制度和訴訟制度，允許環保組織對企業進行公益訴訟，這是一個重大突破，它將開啟公民環境參與之門。

政府工作報告除表示打好節能減排攻堅戰外，還提出要采取實施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行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把節能環保產業打造成新興的支柱產業；推進重大生態工程建設，拓展重點生態功能區，辦好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等措施。

從其他國家的環境治理經驗來看，要改善環境，一方面是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改變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決策模式和管理方式，做到決策透明化和陽光化；另一方面是嚴格環境立法，啟動公民環境參與，形成環境參與的強大公民行動。如此才能還公眾一個美麗家園。

讓權力不再任性

中國的事情能否辦好，關鍵在執政黨和政府。事實上，對一個壟斷社會關鍵權力和資源的政府來說，無論是經濟發展，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反腐敗以及社會治理，都和它有關。而某些政府部門的問題，則是有權太任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用了一定篇幅，從四個方面談了如何加強政府自身建設，即要堅持依憲施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納入法治軌道；堅持創新管理，強化服務，著力提高政府效能；堅持依法用權，倡儉治奢，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堅持主動作為，狠抓落實，切實做到勤政為民，把中國政府建設成一個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增強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句話，成為一個現代政府。這就如政府工作報告所說，政府要“大道至簡，有權勿任性”；換言之，政府不應將簡單的事情弄得太復雜，太復雜了，權力就會任性，但這需要為權力劃定清晰邊界，精簡政府職能。

盡管技術的發展為政府管理經濟和社會提供了高效手段，但是，中國政府本質上還不是一個現代政府。因為現代政府的一個本質特征是權由法定，依法行政、依法用權，沒有對權力的高度自覺，權大于法，權力在使用過程中就會任性，怎么方便怎么來，怎么有利怎么來，從而，公民的各項權利勢必會遭到權力及其使用者的侵犯。

要使政府成為一個廉潔高效具有公信力的良善政府，就須按照治理現代化要求對政府予以改造，首先對政府應限權，把政府打造成一個有限政府。政府并非管得越多越好，有所不為才能有所作為，政府的效率是建立在只管該管的事情基礎上，而非眉毛胡子一把抓，大事小事全攬在手，事情管得多，就需要相應的權力去支撐，否則，有責無權，事情不可能做好。而賦予政府過多過大權力，又必然會帶來腐敗后果。正如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的，腐敗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權力尋租。

目前，對政府限權，除了用法律明確規制政府的權力外，另一方面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大力推進簡政放權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把該放的放掉，把該管的事務管好。去年中國政府共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47項，其中，關系投資創業創新和就業的有160多項，涉及社會組織、事業單位業務活動有70多項，有力地激發了市場和企業的活力，推動了政府職能轉變，促進了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今年按照政府工作報告的安排，將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事項，全部取消針對公民和法人的非行政許可審批，建立規范行政審批的管理制度，簡化注冊資本登記，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公布省級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

中國正處在一個發展并向現代化社會邁進的過程中，所謂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主要是指要減少過去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尚未改變的、對市場或社會過多介入的事項，讓市場、社會組織和公民少受政府不必要的管制，能夠自主地決定自己的事務和命運。當權力在制度約束下不再任性了，政府自身才能建設好，中國也就不會犯大的顛覆性錯誤。一切重在落實

政府工作報告也多次提到要狠抓落實。任何雄心勃勃的計劃、規劃和設計，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團隊去執行，就只能停留在紙面上，空中樓閣而已。從這個角度說，強調制度的執行力，是如何都不為過的。

中國的很多事情，不在于沒有設想，而在于執行不力，宏圖早已畫好，但因為各種原因，最后都虎頭蛇尾。不只計劃是這樣，立法、制度、政策、規章甚至領導人的命令也難逃這個宿命。所以，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后，中央一再強調，一分規劃，九分落實，擔心的就是這么好的東西落實不了。特別是在當前反腐態勢下，一些官員抱著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不積極去落實中央已有部署，對此，兩會前召開的中央深改組會議再次提出了“最后一公里”問題，不能讓事情阻斷在這“最后一公里”上，這說的仍是執行和落實問題。

兩會一定程度上是貫徹落實的會議。大的規劃都已制定好，方向已經明確，真正要兩會出臺的政策措施不會很多，兩會只要把發展藍圖或者施政綱領，在代表委員討論和審議其可行性后，再分解部署，一件件把它們落實下去。尤其是今年的兩會，兩個主要的決定在去年都已出臺，今年的任務就是貫徹落實。對此，政府工作報告也指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精神面貌要有新狀態。各級政府要切實履行職責，狠抓貫徹落實，創造性開展工作。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對實績突出的，要大力褒獎；對工作不力的，要約談誡勉；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總之，要堅持主動作為，狠抓落實。這是基于過去歷次的教訓。

無論是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在規劃作出后，如何落實就成為攸關成敗的大問題。改革和法治是鳥之兩翼和車之兩輪，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來說，前者是動力，后者是保障，如果不能將兩個決定的規劃和部署一條條貫徹落實，就不可能完成改革任務，建設法治國家，當然也就無法實現中國夢了。事實上，黨和政府的戰斗力就體現在執行黨和國家的法律制度、保證國家的戰略部署能夠得到落實上。

要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中央已有部署和決策，就不能大而化之，而應制定一個實施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內中有階段性的目標和任務，有對應的部門，有監督者，越細致越好，從這點來說，兩會前出臺的公安改革100條和司法改革65條，值得贊賞，因為它把要改革的任務和達到的目標都一項項列出來，并承諾完成時間，建立問責機制，這樣才能倒逼政府主動作為，不得偷懶。

第三篇：淺議經濟新常態下銀行信貸隊伍建設1101

淺議經濟新常態下銀行信貸隊伍建設

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在戰術上要高度重視和防范各種風險，早作謀劃，未雨綢繆，及時采取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其負面影響。

經濟決定金融，金融服務于經濟,從經濟的新常態到金融的新常態，必將給包括銀行在內的各微觀主體帶來深遠的影響。在這樣的大背景環境下，信貸業務作為銀行的核心業務，更應順勢而變，作出調整，而信貸業務的健康發展，與信貸隊伍的建設密切相關。經濟新常態下，全面加強銀行信貸隊伍建設，應增加信貸隊伍力量，加強信貸從業人員職業道德教育，提高信貸從業人員專業素養和職業勝任力，通過剖析案例分析吸取經驗教訓，并且優化考核競爭機制，努力形成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

一、增加信貸隊伍力量。目前洪都大道支行存在著信貸人員數量不足的現象，為激活信貸隊伍潛能，需要充實信貸隊伍人員，儲備培養年輕的信貸員，將一批精通業務、熟悉客戶市場的高素質優秀員工充實到營銷隊伍中，打造一支充滿朝氣和活力的信貸隊伍。準入關要抓嚴，強調“文化素質+思想品德+業務知識+綜合能力”的考察模式，既要考核文化素質,又要考核受聘人員的思想品德；既要考核崗位職責的內涵及外延，又要考核綜合技能與工作思路，引導新聘任人員快速提高適崗能力,以提升信貸隊伍的綜合素質。建立后備體系培養年輕信貸員梯隊，通過調整培養，逐步達到信貸人員培養鍛煉一批、崗位專業一批、交流儲備一批的格局。

二、加強信貸從業人員職業道德教育。一是未雨綢繆，重視職業道德教育工作，將正向激勵和職業道德教育緊密結合起來，切實做好信貸從業人員系統性、長期性的職業道德教育工作。二是加強反腐倡廉教育，提高員工廉潔自律的自覺性，努力形成“講廉潔、拒腐蝕、守法紀、比貢獻”的風氣。三是加強信貸從業人員政治理論學習，提高政治素養，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確立觀察、分析和處理問題的正確立場、觀點和方法，以指導人生追求和價值取向，嚴防違規行為，一旦發現，一律從嚴處理。

三、提高信貸從業人員專業素養。一是提高信貸從業人員對經濟新常態下銀行信貸風險的認識。在經濟新常態下，信貸投放即等于收益或利潤的局面已一去不返了，更不是資產規模越大越能占領競爭的制高點。近年來，銀行不良貸款及不良率劇增，面對巨大的發展和生存壓力，我們要克服信貸投放的沖動和盲目，做好風險與收益的平衡，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發展原則與方向，有效管理信貸風險，應對經營挑戰。二是圍繞提高信貸人員開展信用評定的組織協調能力、業務拓展的營銷能力、貸款考察的調查分析能力、貸款發放的研究決策能力、貸后檢查的風險防控能力，通過采取工作經驗交流、業務講座、案例分析等多種方式，加強對信貸人員的常規培訓和以干代訓，形成“全方位、循環式”的常態培訓機制。

四、剖析案例分析吸取經驗教訓。對近幾年來形成的不良貸款由專人進行分析成因，編成案例匯總成冊。廣泛收集兄弟行、同業及本行出現的典型風險案例，制作成涵蓋信用風險、操作風險、員工違規行為和法律訴訟案件等內容的典型案例培訓材料，通過對全行信貸人員以集中培訓與分析討論的方式一起剖析主要風險點，查擺工作中的薄弱環節，有的放矢的開展專項整改工作。

五、優化考核競爭機制。結合不同信貸產品的利潤空間、工作量以及風險水平等，綜合制定相應的績效考核辦法，對客戶經理的業績進行綜合考核，將個人收入與工作業績掛鉤，激發其工作潛能，充分調動和保護信貸營銷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信貸從業人員的管理上引入末位淘汰機制，讓信貸客戶經理人人都有危機意識，并能化壓力為動力，充分參與競爭，形成良好的內部競爭氛圍。

第四篇：經濟新常態下如何穩定好就業

經濟新常態下如何穩定好就業? 最近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新聞稿上親筆為“就業是最大的民生”這句話前加了“13億多人口”這六個字，由此可見就業在一個13多億人口大國總理心中的分量是那么的沉重。事實上也是如此，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住房、交通、個人終端消費以及其它基礎設施等低標準的排浪式消費大多處于了尾聲階段，加之國外需求持續低迷影響，經濟增速逐步降了下來，在這降的過程中又伴隨著地方政府與企業高負債、高房價產品競爭力下降、人口老齡化紅利減退、環境不可承受、基尼系數上升、需求疲軟、供需對接不匹配使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阻礙了發展，較嚴重地沖擊了人們的就業，經濟下行互相影響，往往會像多米諾骨牌倒塌那樣出現連鎖性的塌方，這幾年我們也深切感受到實體經濟的生意越來越難做，競爭異常激烈、投資、盈利空間不斷收窄，到處可見沿街的商鋪、飯館、菜場、加工作坊、超市甚至中小醫院門可雀羅、“產能過剩”而慘淡經營，甚至是關門倒閉。就業是中國最大的民生，也關系到了社會的穩定，我們面臨的一系列難題必須用大刀闊斧的改革去破解，繞是繞不過去的，發展是硬道理，所有的問題也只有在今后一定增速的、高質量的繼續發展中去解決，不發展、不創造新的財富也就理不清舊的頭緒、還不了舊債。如何最大程度地減少經濟減速對老百姓就業的影響，充分挖掘有效投資和需求空間，讓經濟變軌不過分失速，是我們大家共同研究、探討的緊要課題，筆者在此提出個人觀點供大家參考：

一、抵御經濟下行促消費是最關鍵的手段：消費支撐了生產也解決了就業，而消費中那些良性的大消費比如大眾化的住房、裝修、汽車、家電、通訊、家具、醫療、健身、旅游和中高收入階層個性化消費中的別墅、游艇、房車、私人飛機、高爾夫、狩獵等消費是我們應該抓住的重點，我們要向發達的西方國家看齊，用全民的終端高消費來支撐GDP,打出政策組合拳，即增加有現實需求的公共產品投資拉動經濟，也大力促進老百姓的終端消費升級、消費品種拓寬來托經濟的底，讓企業投資范圍更廣一些、競爭不那么激烈，感覺在中國繼續發展還大有奔頭，如果大家不思進取，節衣縮食，剛性開支，企業沒了投資空間，GDP只會越做越小，穩定就業都將成為一句空話。筆者認為目前各級政府為穩定住房價格、打擊房產投機采取的限購、限貸措施是正確的，但這只能是權宜之計，不能長期下去，不能誤傷守法經營的開發商和讓房地產業上下游的56個行業無辜躺槍，筆者最近調查走訪了幾個裝修大市場和家裝施工單位，商家們望穿秋水、客人寥寥無幾，感覺到他們在這個冬天很難挨得過去。筆者建議政府要充分調查研究，反思土地財政的利弊與平衡點，盡早拿出房地產業發展的長效管理辦法，讓這個關系到大幾千萬人就業，中國資本介入最深、最貼近居民終端消費、產業關聯度最大、仍有較大發展空間（中國8億城鎮人口人均住房面積僅40平方，與美國人均住房面積90平方差距很大，尚有近3億的農村人口要逐步向城鎮轉移，房產又是先導消費，老百姓改善了住房后首先是進行裝修、買車、裝空調、換家電、家具、家紡、添置娛樂、健身器材，甚至要捎帶游艇、房車和私人飛機消費，進一步帶動城鎮的醫院、商場、寫字樓、公園、娛樂中心等相關配套設施的建設，其拉動消費的體量非常大，每年少說也有二、三十萬億，確實是中國再發展的一張大牌）以及經濟規模總量的行業能夠繼續轟轟烈烈地發展下去，推動中國的人均GDP向3萬、4萬美金邁進、在筆者看來只要管好地方政府、開發商、購房人三者的利益分配關系，多在供給端、交易端想辦法，住房價格就能穩得住，我們在控地價（有的人口并不太多的二線城市一年的賣地收入接近2000億，地價占了房價一半以上甚至個別地方面粉價貴過了面包價，是房價推高的主要原因）、限暴利、打投機上要多做文章，讓房價隨著經濟發展緩慢上漲，我們即要讓房地產轟轟烈烈地大消費來拉動處于困境中的中國經濟，讓老百姓的收入曲線向上抬頭，又要通過稅收以及其它一些行政手段包括長效管理機制來消除房地產業的暴利，讓房價趨于理性，最終通過中國以房地產業為龍頭的傳統產業爐火熊熊、供需很好對接，以智能制造、新能源、信息業為代表的新經濟彎道超車、不斷崛起來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讓老百姓收入提高的幅度超過房價上漲的幅度最終來降低房價收入比，筆者提出以下建議：1.改變開發商拿地靠競價拍賣、價高者得的狀況，賣地采用先竟價、后搖號的方式，竟價選定搖號入圍者時要剔除掉最高報價，排列靠前的幾名再參與搖號，中了簽后他的原報價就是他的中標價；推行這項政策也許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發生了沖突，需要更高一級的政府監督、管控。2.政府推地的底價應當僅是他的動遷成本和管理費，每年上漲幅度不允許超過12%；3.所在地可售房屋積壓超過前兩年平均8個月銷售量時政府不允許再推地；4.實行每套房屋賣房網簽登記，政府發準售證時對每套房建立一個銷售本，有樓面地價、開盤價、成交價及開盤、成交時間，開發商賣房時必須把信息上傳到當地政府的透明售房網上，開盤后半上漲超過6%時網簽就不能成交，也辦不了產權證；5政府在現有公務員隊伍中進行調節，大力充實房地產業的管理團隊，根據開發商產品的毛利率累進收稅，可以通過開發商自報、社會咨詢機構審核、人民群眾和其他開發商共同監督、政府建管、審計部門抽查對開發商的擬銷售產品毛利進行測算，分級定檔確定不同的所得稅征收稅率；鼓勵開發商底價走量；在住房二級市場的管理方面：如果本地區商品房（包括二手房）一年之內平均漲幅達到了12%，次年二手房的五年之內轉讓的差價收益要相應增加12%的所得稅稅負；如果漲價的勢頭再遏制不住，可以加大購房首付比例、大幅增加銀行貸款利率、延長交易差價免稅期限和再加大轉讓差價稅負等手段進行處置；促進住房升級消費方面：（1）經濟低迷，缺的就是中高收入階層在國內的大消費，有人愿意多買房如同有人愿意多買車一樣，求之不得，住房是大消費，繁榮以后能夠帶動無數的小消費興旺，政府應當取消限購，大力推動二套房、三套房的消費信貸，完全取消新房、二手房的交易契稅；合理降低購房首付比例，購買一定面積的住房后可以隨遷戶口，通過貨幣拆遷、共有產權、特殊貸款支援等支持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條件，化解商品房庫存，鼓勵人們小房換大房（購買100平方米以上大房，每增加30平方貸款利率優惠8%）和旅游度假房；對基本空關的旅游度假房物業費按 3 折收取，并成立托管公司幫助異地購房者解決后顧之憂；（2）鼓勵外籍人士、歸國華僑在中國買高檔房投資移民，投資額大的對其子女就業進行照顧；（3）認真做好普查，加強新建住房等基本數據的統計工作，真正弄清存量房有多少，引導開發商少蓋庫存已經很大的小戶型房，減少資源浪費，真正做好房地產業的供給側改革（4）政府出資入股，協助開發商將難以消化的庫存房改為老年公寓和廉租房，幫助部分房地產企業轉產、改行，資本投入到其它短板行業中去；（5）對農民的宅基地、土地、林地、水域的經營權進行確權登記，基本用途不改變，允許向城里人中長期租賃經營.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加快農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轉移速度，購房與戶口遷移同步實施；（6）.對高檔住宅的建設可以采用客戶自選戶型訂購的方式，滾動分期開發，開發商取得土地后不允許倒賣土地，但可以適當延長建設周期 ；（7）節約土地資源，少占農民耕地建房，做到拆舊房建新房，通過階段性地拆除本地區最老舊的住房來改善城市面貌和提高老百姓的住房標準，每個城鎮每年拆除舊房量不低于存量房總量的1.5%；（8）.銀行信貸大力支持老百姓住房改善性消費，個人既可以抵押貸款，也允許親戚、同事第三方擔保貸款。

二、經濟減速階段織好保障網、合理收入分配很重要：經濟上行財富分多、分少矛盾并不突出，因為大家都有錢賺，經濟下行必然會使一部分企業破產、倒閉，一些人沒有了飯碗，這時的收入分配就顯得很重要，蛋糕小了大家都要能吃上一口。中國必須大刀闊斧地改革收入分配，向富人多征稅，在中國年收入12萬以上的高收入調節稅就應當加大，年收入30萬以上應當是極少數的人，對演員、球星、歌星、廣告代言人、股市上套現的原始股東屬地化管理，按各項收入總額累進征稅，中國不能成為富人逃稅的天堂。要通過提高被雇傭階層的最低工資標準，為最困難群體適度發放消費券，調整農民、產業工人、事業單位人員、公務員的收入分配關系降低基尼系數（為了更好地把握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分配情況，各個地方可以參考當地出租車駕駛員、飯店服務員、物業保安的平均收入標準制定工資收入差別，差距不能過大），讓衣食無憂的公職人員多消費、低收入群體有錢消費來提高整個社會的購買力，改變經濟不斷緊縮的狀況，讓缺乏訂單、缺少顧客、處于缺氧窒息狀態下的中小企業和商家盡可能多地活下來；讓有效就業的人更多一些。

三、經濟減速階段更要加快一系列的改革來促進就業： 一是解決資本脫實進虛問題，根本的手段是實行稅收調節、打擊資本投機。只要我們扎扎實實地精兵簡政、減輕了企業稅、費，解決好實體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稅負高、土地缺、技術工人少、原材料價格波動大、消費拓展難的問題；以促進全民在國內消費為抓手，讓從事實體經濟的企業大都有10%左右的凈利潤，社會資本就會自然而然地涌向實體經濟，服務于實體企業的金融資本也就有了施展才華的機會；

二是加快股票市場改革，清除垃圾股，讓資源配置到優質企業中去，中國股市不能是億萬富翁的“造富機”，新股上市小股東三年、大股東五年內不能減持股票，不允許連續空心漲停惡炒股票（有的股連續50多個空心漲停，讓大家追逐泡沫，著實污染了市場），打擊過度的市場圈錢以及造假欺詐、投機行為，保護中產階層的財富不受侵犯、讓資本供給效率提高并切實培育好橄欖型的中產階層消費群體，真正將中國的股市搞成老百姓閑錢投資的好渠道、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推進器”；

三是按照國家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方針去踏踏實實地開展工作，在去除僵尸企業、過剩產能、低效投資、債務杠桿的同時努力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新的消費熱點，解決好下崗人員的安置，要深入研究、對癥下藥，打出政策的組合拳來充分挖掘投資、消費、出口的新潛力，讓民營企業的再投資找到新的著力點，使經濟平穩運行，確保新舊動能接續轉換，讓供給側的改革能夠順利推進；

四是培養工匠精神，提高勞動者的綜合素質。要在各行各業培養有一大批耐得住寂寞、手藝精湛的工匠大師在為我們的企業精雕細琢產品，我們的大學、職業教育機構要主動適應形勢，培養滿足企業需求的實用性人才，政府與各行業協會一起對行業內的技術能手頒發榮譽證書，提高他們的待遇。對解決就業人口多，又是細分行業龍頭，在經濟下行中遇到困難的小微企業要通過財政補貼、債轉股、債務展期、兼并重組等方式進行幫扶，盡量避免企業大規模裁員和破產倒閉。

五是經濟下行期大力補短板、為明天的發展做好彈藥準備，為什么別人的人均GDP能做到40000萬-50000美金，我們卻停在了幾千美金的級別上，說明我們的短板還很多，我們的企業沒有理由一蜂窩地涌到國外去投資，解決別人的就業，我們有核心技術的短板；高端制造業上的短板，科技、教育上的短板；生活、生產服務業上的短板；現代高效農業的短板以及老百姓高品質生活上的短板，都得補，問題是政府要利用好政策促進、稅收調節、資本市場扶持等手段引導好各路資本、人才及時進入這些短板行業。

六是在政策制度的“軟件”上制定好的游戲規則，做好知識產權保護、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包括建立電商誠信經營的管理細則）、產學研對接、國家公關大平臺合作來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公平公正招投標，選擇最優秀的企業承接工程和提供產品服務（向奧凱電纜那樣的劣質產品進入地鐵、高鐵對社會的危害是巨大的，我們必須扎好制度防范的籬笆），優勝劣汰、減少行業地區壟斷，努力保護先進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盡快讓提供優質產品的企業發展壯大、長盛不衰，今天的中國太需要華為、聯想、比亞迪、中車、海爾、美的、格力那樣的優質企業撐臺面了，關鍵是我們要深耕好培育他們發展壯大的土壤；

七是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更注重精細化發展，提高我們的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國家統計部門要加強信息收集，去偽存真、掌握準確的數據及時發布，為企業投資提供參考。建立健全各個行業的協會組織，補貼專業報社，利用每年的行業峰會為企業溝通需求信息，減少盲目投資；行業協會每個季度都應對本行業的發展狀況進行評估，及時將有關信息反饋給政府的決策部門，政府傾聽企業呼聲，通過調查了解作為樣本的上市公司的經營及盈利變動情況，掌握企業最新發展動態，為企業排憂解難，力求將隱患和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工商部門利用年審掌握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了解各行業產能的匹配度，為國家發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宏觀指導、政策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據。國家和地方發改委制定的中長期發展規劃要加強前瞻性和現實指導性，有量化的、最貼近民生和老百姓消費品質提高的指標。比如人均住房面積達到多少平方，老舊住房拆遷重建占存量房的百分比，中高收入家庭私人飛機、游艇、房車擁有量多少等，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經驗、根據中國經濟結構和其他各方面的短板為企業投資、生產指出發展路徑，同時要求各地區根據比較優勢確定功能定位、錯位發展，不要一哄而上、亂拉投資、重復建設。

八是適度地量化寬松貨幣，即減輕了負債企業的負擔、部分化解債務危機，又促進了投資與消費，同時切斷地下錢莊、變相洗錢渠道、限制移民、國外購房，管控好寶貴的外匯資源，鼓勵老百姓在國內消費。

九是大力鼓勵生二胎，解決人口老齡化、發展經濟勞動力不足問題，根據目前二胎出生率較低的情況，出臺一些補貼生二胎的政策，依我看，二胎生出來先給個8000元補貼，以后托幼、上學費用都可以減免，在一些二胎指標未完成，自然人口增長緩慢的地區可以有條件地放開三胎生育。

十是既然我們確定了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么發展經濟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最好是當配角，只制定規則做好監管與服務，要搞也僅搞些國防、民生和企業層面解決不了的事，大錢由他化，即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非常容易出問題，且資源并不一定能夠得到優化配置。許多城市去年賣地收入頗豐，開發商靠邊站，地方政府忙得不亦樂乎，大上地鐵，修馬路、街道出新搞的都是沒有現金流回報的公共產品，筆者真擔心今年把錢花完了明年又該怎么辦?有的城郊把農民請上了樓，大片的土地荒廢了幾年待價而沽，一頭是開發商蓋了大量的房屋賣不出去，另一頭又實行了房屋限購、限貸，真讓人匪夷所思。

十一是充分認識我們的優勢，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發展，中國建立了龐大的工業制造產能，集群度好，許多產品數量都是世界第一，我們有里程最長、最完備的高鐵、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我們有960萬平方公里廣袤的國土和近14億人口的巨大消費市場，我們的城市、鄉鎮都發展得很現代，每年有700多萬大學生進入勞動者行列，只要我們把軟件做好、與硬件、市場聯動，必定會吸引大量的外國資本來中國投資，像改革開放之初那樣利用他們的資金、技術優勢補掉我們的短板，幫助我們二次騰飛并帶動我們老百姓的充分就業。

十二是產業要邁向中高端，經濟要成功轉型，傳統產業此刻也必須是供需對接、爐火熊熊，否則接續不了。如果要很好地解決就業，傳統產業和現代產業一個都不能少，如今的特朗普把傳統制造業回流美國已經給了我們很好的解釋。

關鍵詞：經濟減速沖擊就業誰也回避不了，關鍵是我們要編織好社會保障網，讓全體老百姓有幸福的獲得感。在基本消費得到滿足以后要再發展、保就業，升級消費是唯一之路，在這個新長征中重中之重的是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和發揚擼起袖子埋頭干的工作作風。

第五篇：經濟新常態下如何促進就業

經濟新常態下如何促進就業

作者：陸海娜 《光明日報》（2016年02月28日 06版）

經濟新常態下如何促進就業，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一環。我國目前就業形勢面臨人口紅利減少，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的挑戰，良好的有針對性的就業促進政策有利于緩解矛盾。就業促進工作除了在經濟發展層面提供更多崗位以外，還可以從以下方面努力。

強化公共就業服務，加強就業創業培訓，緩和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公共就業服務包括崗位信息收集統計、職業介紹、公共就業創業培訓等諸多內容。一個有效的就業服務體系可以減少就業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緩解就業市場的結構性矛盾，即解決求職者的技能與空缺崗位的需求不匹配的問題。這一方面可以避免人力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用工荒”的現象。目前我國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在城市較為發達，而在鄉鎮與農村的發展較為緩慢。按就業人口比例適度增加在農村鄉鎮的就業服務機構，提高就業服務質量，將有助于促進農村人口就業和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此外，目前我國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在崗職工培訓在數量上已相當可觀，但培訓質量有待提高，各類型的就業培訓普遍存在專業設置與市場脫節、培訓方式簡單、效果不明顯等問題，培訓師資的專業素質也有待提高。對此，應加大對職業技術教育的投入，提高培訓的針對性。

繼續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為經濟結構調整優化解決后顧之憂。經濟結構調整必然會引發新一輪的企業重組，部分企業還會破產，這就需要繼續完善現有的社會保障機制，比如擴大失業保險覆蓋面、理順養老保險轉移續接、完善社會救助體系等。經濟新常態要求政府減少企業負擔，其中降低社保費用是一個重要措施。這有助于提高企業參保的積極性，使更多的勞動者可以被納入社保體系。同時，還需提高社保給付標準，使其切實發揮“保生活”的社會穩定器作用。借鑒國際 經驗，我國可以適當提高失業保險標準，雖然其短期成本會高一些，但長期來看有利于市場和勞動力資源的匹配，減少結構性矛盾，降低經濟結構調整的社會成本。

做好針對農民工的就業和社會保障服務，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穩定就業不一定指在某個具體崗位長時間從業，而是指勞動者獲得了較高的就業能力，在崗位調整或消失時能夠迅速再就業并適應新崗位的要求。加大農民工職業培訓工作力度，提供針對不同類型、不同需求的農民工的“精準”就業培訓，將農民工納入終身職業培訓體系，有助于提高農民工的就業能力，獲得穩定就業。政府應當加大培訓資金投入，改進培訓補貼方式，鼓勵企業組織農民工進行培訓并對企業給予培訓補貼。此外，還應加快發展農村新成長勞動力職業教育，創新職業教育的辦學模式，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繼續完善和落實促進農民工就業創業的政策。

結合“精準扶貧”政策，關注貧困人口的就業問題。解決貧困人口的就業問題應與“精準扶貧”政策結合起來。分批分類理念是精準扶貧思想的基礎，同樣適用于解決貧困人口的就業問題。其中，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就是要加強就業培訓和培育計劃，因地制宜地制定特色扶持政策，采取提供公共就業崗位等措施，幫助一批具備就業能力的貧困人口快速脫貧。此外，政府應加大對企業的監管力度，防止和處罰企業濫用殘疾人就業促進機制、規避相關義務；提供有針對性的救助和服務，提高貧困兒童的教育水平，使其成人后可以通過就業擺脫貧困。在政策體系上，應當理順、整合就業困難群體的幫扶政策，統一幫扶救助標準。

（陸海娜，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