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列寧與俄國民粹主義關系再認識

列寧與俄國民粹主義關系再認識

夏銀平

2012-11-19 16:14:50 來源：《社會科學家》(桂林)2007年1期

作者簡介：夏銀平，中山大學教育學院，廣東廣州510275

夏銀平(1963-)，女，中山大學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蘇俄哲學。

內容提要：俄國民粹主義在蘇聯一直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死敵。本文揭示了列寧對待俄國民粹主義思想態度的演變，經歷了一個從否定到肯定，然后再殊途同歸的歷程。分析了列寧理論和民粹主義理論的關系，從而說明了列寧無法拒絕民粹主義獨特的遺產。

關 鍵 詞：俄國民粹主義 跨越論 一國勝利論

縱觀這幾年我國學術界對民粹派和馬克思恩格斯關系討論中，我們也可看到學者的評價基本囿于列寧早年的評價框架之內。而列寧和俄國民粹主義真實的關系及列寧思想的發展歷程，學者較少提到，有鑒于此，我們認為必須搞清列寧和民粹主義的真實聯系，從而正確認識俄國民粹主義。

列寧和俄國民粹派的關系也比較復雜。我們一般認可這樣一種觀點：列寧的思想來源其一是馬克思、恩格斯，其二是俄國革命民主主義的傳統。這樣的說法在蘇聯未解體前，在蘇聯和我國的教科書中一直是正統的說法。但是西方的學者一直對此說法持懷疑態度。有的西方學者認為，列寧的哲學思想接受了斯拉夫主義思想文化傳統，[1] 他們認為列寧的哥哥作為俄國著名的民粹主義者，不能不對年輕的列寧發生影響。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在《他哥哥的命運》一文中，這樣寫道“毋庸置疑，他深深地影響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2] 在普列漢諾夫看來，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理論的核心是主張依靠暴力革命在俄國越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典型的繼承了民粹派的衣缽。列寧自己把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義者——民粹主義的思想家看成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先驅，承認民粹主義同社會民主主義、布爾什維主義之間存在著歷史聯系，并且相信：“從19世紀80年代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可以看到為取得這種寶貴的民主主義內核一貫所作的努力。總有一天，歷史學家會系統地研究這種努力，并且考察出這種努力同20世紀頭10年內被稱為‘布爾什維主義’的那種思潮的聯系。”[3]

一、“人民之友”是社會民主黨最兇惡的敵人——列寧早年對民粹主義的評價

19世紀80年代民粹主義的“農民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幻滅，震動了俄國先進知識分子，也使得俄國思想文化界一度陷入迷途的境地。俄羅斯向何處去？是繼續發動革命，還是與政權和解？俄國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在農民政治上極端保守的情況下，哪個階級能夠承擔革命的使命？這一系列問題是擺在俄國先進知識分子面前的重要問題，也是導致19世紀末俄國知識分子階層再次進行政治分野的關鍵問題。

列寧登上歷史舞臺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問題。就這一問題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展開了大討論。此時的民粹主義已經從革命民粹主義向著自由民粹主義轉變。如果說80年代以前民粹主義理論還有一定的合理之處，那么到了列寧登上歷史舞臺的90年代，形式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雖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極不平衡，最新的壟斷和落后的農奴制并存，俄國近代工業體系已經初具規模。這個時候再來談論利用公社直接到達社會主義已經沒有了現實意義。所以列寧認為在俄國“首先應該實現的要求是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替資本主義掃清封建殘余。”[4] 和民粹派理論相反列寧認為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進步，它消滅了舊的生產方式，發展了生產力，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有利條件。資本主義盡管“引起種種慘狀，但比前一種(封建主義)支配卻是進步的，它啟迪工人的思想??這一斗爭從資本主義條件本身吸取力量，因而絕對有希望獲得成功。”[5] 要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同西歐一樣，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基礎上，經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才能實現社會主義。換句話說，“只有資本主義高級階段，即機器大工業”才是社會主義的實現具備了“物資條件和社會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低級形式下，這種物質條件是不存在的。”[4]“俄國是個落后國家，不可能直接發動社會主義革命。”[6] 必須首先讓資本主義在俄國得到充分發展，然后再發動社會主義革命。當然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還需要其它一些條件。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必須等到西歐社會主義革命進入高潮才有可能，“那時候歐洲的革命設法就反過來影響俄國”[7] 同樣，俄國的民主革命要成為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它的勝利將成為歐洲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的信號，它才會促進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開辟西歐社會主義的新紀元，而歐洲社會主義又反過來援助俄國。

在列寧看來19世紀90年代的俄國，資本主義已經是俄國生活的基本背景，根本不存在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這一段時間由于列寧希望沿著馬克思的《資本論》序言里的“鐵的必然性”思想，首先發展資本主義然后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上，奪取社會主義的勝利。這一思想和民粹派思想不一致，而民粹派在當時俄國思想界占絕對主流地位，尤其民粹主義中出現了米海洛夫斯基這樣的在青年中有相當影響的導師，列寧這樣的初出茅廬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想奪取思想陣地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所以年青的列寧首先與“合法馬克思主義”攜手批判的民粹主義。

列寧激烈批判民粹主義還有更為重要的原因，即：在1900年開始的政治斗爭中，由民粹派組建的社會革命黨和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社會民主黨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由于社會革命黨堅持他們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這種解釋在當時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列寧認為這種競爭嚴重影響了工人運動的發展。

從列寧登上歷史舞臺的1893年發表《農民生活中新的經濟變動》開始，到1905年列寧文章主要是批判民粹主義的。1895年在《我們究竟拒絕什么遺產》一文里，列寧把19世紀60年代的具有啟蒙遺產的特點歸納為：

1、對農奴制充滿強烈的仇恨。

2、擁護教育、自治、自由、西歐生活方式。

3、啟蒙者堅持人民群眾的利益，主要是農民的利益。列寧認為第3個特征是60年代遺產的本質。“重要的是要指出，這個遺產里沒有任何民粹派的東西”[8] 接著列寧對民粹派特征作了這樣歸納：“

1、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是一種衰落、退步。”“

2、認為整個俄國經濟制度有獨特性，特別是農民及其村社、勞動組合等等有獨特性。”“

3、忽視“知識分子”和全國法律、政治制度與一定階級的物質利益有聯系。否認這種聯系對這些社會因素不作唯物主義的解釋，這就使人把這些因素看作是一種‘能把歷史拖到另一條路線上去’‘越出軌道’”。列寧認為高度評價60年代的遺產，把他們稱為俄國文化的精髓，而對于民粹派評價過低，認為“遺產的代表和繼承者，他們與民粹主義毫無共同之處。”[8]

早年的列寧為了革命的需要批判民粹派，人為地把車爾尼雪夫斯基等民粹主義的先驅從民粹派中剝離出來，認為他們屬于啟蒙主義者，不屬于民粹主義。而民粹主義是那些“在他們的雜志上總是以真正的‘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表達者自居，其實他們是社會民主黨最兇惡的敵人”[4] 列寧否認自己繼承了民粹派的任何東西。但是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傳承的過程，任何人都不可能與自己的文化完全割裂。劉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一書中，這樣評價以列寧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者：“十九世紀末，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奠基者試圖建立一種與民粹主義相反的革命運動。一旦工業化終于邁出了實驗性的第一步，有望打破俄國停滯不前的外殼時，他們便轉向產業工人。但是，盡管他們否定了19世紀的革命運動，并嘲弄它的代表人物是反科學的、浪漫主義的和理想主義的，其實他們無法拒絕自己這份如此獨特的遺產。(黑體字為作者加)普列漢諾夫、列寧、托洛斯基以及布爾什維克大多數領導人是赫爾岑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涅恰耶夫主義者的合法繼承人。即使他們的綱領和傾向與前輩有別，他們仍屬于知識階層。他們也表現出知識階層的長期性問題，也共享著其批判和拒絕傳統的榮譽。”[9] 的確，列寧早年雖然批判俄國民粹主義，但他自己不能割斷和俄國歷史文化的聯系。在民粹主義者中，列寧自己承認的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對他影響最大，但為了和民粹主義劃清界限，列寧把車爾尼雪夫斯基從民粹主義中分離，僅僅把他當成啟蒙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啟迪著列寧，實際上，列寧受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影響，不僅自己也寫了《怎么辦？》，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的一生都以《怎么辦？》小說中主人公拉赫美托夫為榜樣的。

縱觀列寧早期思想脈絡，我們可以看出，列寧所做的基本上是把馬克思主義移植到俄國，而沒有結合俄國自身的特點，不僅如此，列寧反而把堅持俄國特殊性的民粹派當作不可拒絕的遺產加以拋棄。列寧理論核心只有一個，即是：俄國和所有國家一樣，沒有任何特殊性，只能沿著資本主義發展，遵循“鐵的必然性”。列寧堅持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版的觀點，也即是1876年以前的馬克思。至于馬克思晚年寫給查蘇里奇的信及其草稿，發表于1924年，列寧畢生都不知道馬克思對俄國公社和俄國土地所有制的評價。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列寧和馬克思晚年思想相左，實際上，作為理論家和革命家的列寧從來也沒有把馬克思的思想當作教條加以接受，在《論我國革命》一文中，他表達了自己對馬克思理論的理解“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10] 列寧對民粹主義的批判更多考慮的是俄國革命，而并不是純粹學理性的批判。

二、民粹主義的英雄們，雖然是烏托邦，但在世界歷史上，卻可能是正確的——列寧重新評價俄國民粹主義

1905年開始列寧對民粹派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首先，他對俄國國情的認識有了改變。1895年他寫作《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一書，論證在農業中占優勢的是資本主義地主農業，俄國已經走向資本主義。列寧得出這個結論，我認為更多是從革命角度出發：必須首先讓資本主義在俄國得到充分發展，然后再發動社會主義革命。而到1907年前后，列寧修改了自己對俄國國情的分析，“在俄國，不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紀的，而且農民土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紀的。”[11]“歐俄1050萬農戶共擁有750萬俄畝土地。3萬個大地主(主要是出身貴族的，也有一些是暴發戶)每戶有500俄畝以上，總共有7000萬俄畝土地。這就是基本背景。這就是農奴主-地主在俄國農業制度中以至整個俄國國家和俄國生活中占統治地位的基本條件。”[11] 他對俄國國情的分析實際上和民粹主義的分析一致。

其次，他對民粹主義態度發生了改變。他認為民粹主義抓住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即民主和反資本主義。1907年，列寧批評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待民粹主義的錯誤態度。“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們的錯誤在于，他們批評民粹主義的理論時，忽略了這種理論在反對農奴制的斗爭中所包含的從歷史角度看時現實的和合理的內容。??他們卻忘記了這種理論反映著先進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忘記了這種理論是同農奴制舊俄國作最堅決斗爭的旗幟。”[11] 文章還批評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對于民粹主義理論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意義作了目光短淺的非歷史性的評價。他認為民粹主義理論包含著那個時代所能允許的最大限度的反農奴制斗爭的真諦。在《從民粹主義到馬克思主義》一文中，列寧贊揚民粹主義稱社會革命黨的綱領是“從民粹主義進到了馬克思主義，從民主主義進到了社會主義。”[17] 1912年，列寧首先發表了《紀念赫爾岑》后發表了《兩種烏托邦》對民粹主義進行高度評價“他們同人民的距離非常遠。但是他們的事業沒有落空”。“響應、擴大、鞏固和加強了這種革命鼓動的，是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從車爾尼雪夫斯基到‘民意黨’的英雄們。”[3]“民粹主義的烏托邦也起著一種特殊的作用??雖然是一種空想，但它卻是農民群眾，即在資產階級農奴制的現代俄國占人口多數的群眾的波瀾壯闊的民主主義高漲的產物和特征。”[3] 民粹主義的土地平分，是“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東西，在世界歷史上，卻可以是正確的”“民粹主義的民主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烏托邦是錯誤的，但是作為農民群眾的特殊的，有歷史局限性的民主主義斗爭的表現，卻是正確的，因為這種斗爭是資產階級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時是這一改革獲得全勝的條件。”[3]“很明顯，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剔除民粹主義烏托邦的糟粕，細心剝取它所包含的農民群眾的真誠的、堅決的、戰斗的民主主義的健康而寶貴的內核。”[3]

到1915年，列寧開始考慮落后的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奪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問題。列寧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中提出“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3] 實際上他也認識到社會主義可能從比較落后的國家里有所突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分析了帝國主義經濟、政治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首次提出“一國勝利論”。1916年9月，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中，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條件下也只能這樣。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余國家在一段時間內仍然是資產階級或者資產階級以前時期的國家。”[3]

20世紀初，俄國是歐洲最落后的國家，資本主義在俄國一直沒有充分發展。但它成為了各種矛盾的集合點，這就為俄國發展提供了另一種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率先進入社會主義。

列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終于在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里繞過了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階段，走向了社會主義。后來普列漢諾夫和蘇漢諾夫等人反對在俄國發動十月革命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認為在經濟上落后、無產階級在居民中只占少數的國家里，革命只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考茨基甚至把十月革命比喻成早產兒。普列漢諾夫則認為十月革命違背了歷史規律。列寧在最后之作《論我國革命》中，指出“他們都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卻迂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他們一點也不理解”[10]“他們到目前為止只看到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在西歐的發展這條固定的道路。因此，他們不能想象到，這條道路只有作相應的改變，也就是說作某些修正(從世界歷史的總的進程看，這種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當作榜樣的。”[11]“他們根本不相信這樣的看法：即世界歷史的發展規律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和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10]

列寧在這一時期，承認俄國社會發展具有和歐洲國家不一樣的特殊性，從這一特殊性出發，列寧提出了跨越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走向社會主義的理論。

三、列寧的“一國勝利論”和民粹派的“跨越論”的異同

列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迄今已經過去一個世紀了。對這一事件的評價從它勝利的那天起，到今天一直是俄羅斯和西方學術界爭論的問題。別爾嘉耶夫和一些“路標派”代表人物一致認為，列寧是民粹派的合法繼承者。而正統的前蘇聯學者則認為民粹主義和列寧主義是死敵。我們認為列寧的“一國勝利論”和民粹主義思想既有相一致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

首先，從兩者的理論基礎看，民粹派的理論基礎是俄國具有獨特的土地所有制和公社制度。而俄國公社不同于古代按照血緣關系建立的，而是按照地域關系建立的。農民習慣于勞動組合，具有集體主義的傳統，適合社會主義。俄國經濟文化落后，我們有獨特的公社，可以在利用公社的基礎上，直接進入到社會主義。列寧也強調俄國落后，認為落后的俄國成為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集合點，有其特殊性，有可能在帝國主義鏈條的最薄弱處斷裂。由最落后的俄國首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赫克認為“列寧和他的革命黨人繼承了這些傳統(民粹主義)，雖然他們在社會哲學方面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相信，俄國不需要通過資本主義階段，能夠跳過它，把社會主義的秩序和古代農民公社直接銜接起來。他們認為，俄國統治階級是微弱的。作為資本主義脊梁的中產階級幾乎沒有，因此，甚至微小的，然而完全革命的、有階級意識、引導得法和組織精良的無產階級，就能輕易戰勝貴族和資產階級，而且，憑借建立臨時的專政，就能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改組政府和社會秩序，并建立共產主義類型的文明。受到這些信念的激勵，趁沙皇制度垮臺后的混亂，列寧奪取了政權。”[13]

其次，從理論的出發點看，俄國民粹主義的理論視角是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看俄國。民粹主義的創立者像赫爾岑、巴枯寧等人都是1848年歐洲革命的親歷者，他們既理解俄國的國情，也了解資本主義的苦難。在歷史成為世界歷史的條件下，在西歐資本主義已經展示了其慘無人道的一面以后，在社會主義思潮已經成為西方的主流條件下，民粹主義的理論家既結合本國國情，又參考世界歷史領域最先進的成果，提出利用農村公社直接繞過資本主義到達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列寧十月革命理論的出發點也是考察了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強調東方和西方生產力發展的差異，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出現了不平衡，不平衡必然導致在其最薄弱處斷裂。

再次，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列寧和民粹派都沒有把“鐵的必然性”當作“一般歷史哲學”到處套用。民粹主義思想家雖然很尊重馬克思，多次征求馬克思對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意見，馬克思在晚年受到民粹派的影響，提出社會發展具體道路多樣性的思想。但是，他們還是堅持從自己國情出發，把西歐的社會主義思想和俄國實際結合起來。列寧在1915年后也不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當作每一個國家必經歷的固定模式。列寧在批判蘇哈諾夫時說“他們到目前為止只看到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在西歐的發展這條固定的道路。因此，他們不能想象到，這條道路只有作相應的改變，也就是說作某些修正(從世界歷史的總的進程看，這種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當作榜樣的。”[10]“他們根本不相信這樣的看法：即世界歷史的發展規律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和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10]

在社會發展道路問題上，我們看到列寧和民粹主義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列寧與民粹派是有根本區別的。

民粹派強調村社的落后是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先在條件。列寧則認為僅僅是落后并不能導致俄國革命的勝利，必須讓俄國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而又發展不充分的情況下，就是說俄國既苦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苦于資本主義的不夠發展；民粹派強調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天生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農民。列寧則依靠的是俄國剛剛興起的產業工人(盡管這些所謂的產業工人也是剛剛脫下農民服裝)；民粹派提出的是在農村村社基礎上的直接跨越，而列寧的跨越則在俄國資本主義有一定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的；民粹派提出的是跨越整個資本主義制度，而列寧十月革命跨越的則是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階段。

列寧和民粹派的根本分歧在于：民粹主義從本質上屬于倫理社會主義，他們繼承了康德的道德倫理學，即從所謂“善的意志”出發，認為人類社會“應當”怎樣。資本主義邪惡，應當繞過這個階段直接走向美好的社會主義。從這樣的先驗的假設，設想未來的社會制度，最終不免流于唯心主義的烏托邦。而列寧針對民粹派“沒有本領解釋資本主義，耽于空想而不愿研究和弄清現實。”[4] 列寧詳細研究了俄國經濟如何發展為資本主義經濟，搞清了俄國19世紀末期的俄國國情。列寧在談到自己研究、探索的起點時說過，應當把研究起點“從‘可能’和‘應當’這種毫無裨益的臆測中移到現實的基礎上來”。正是及時從俄國不斷發展的現狀入手，列寧高于民粹派，為研究俄國未來的革命打下了基礎。

俄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證明了列寧的偉大，同樣也證明了民粹主義的理論的烏托邦性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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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

民粹主義與民主主義——一個貫穿中國發展的話題

《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導讀

摘要

列寧針對孫中山的一篇名為《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的文章寫了《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文章。文章中提出孫中山與俄國民粹主義者相似，同時也指出，孫中山主張的防止資本主義以及平均地權的思想正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最純粹的方案。列寧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不同的學者對他的觀點有不同的意見。本文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礎之上對孫中山文章中的“上海”等詞的進行了辨析，最后闡述了民粹主義對當代中國的影響。關鍵詞

列寧

民粹主義

民主主義

《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

防止資本主義土地國有化

主觀社會主義

歷史評價

個人思考

當代價值 正文

列寧被全世界共產主義者認同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革命導師和領袖”。他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發動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并且通過在政治方面退出一戰，領導內戰，在經濟方面，實行全俄電氣化，戰時共產主義1，以及后來的新經濟政策2等一系列政策，使蘇聯這樣一個新誕生的國家迅速地得到鞏固。同時，作為一個杰出的理論家，他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形成了列寧主義。他的一生是輝煌的，在他死后，就連堅持反共主義立場的英國首相丘吉爾也評論說：“俄國人民掉進泥潭苦苦掙扎，對于他們來說最壞的事情莫過于列寧的誕生，而第二壞的事情則是他的死亡。”所以說，列寧對于世界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在這里我們不得不先來簡要的簡要介紹一下民粹主義，尤其是俄國的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亦稱平民主義，歷史上曾有多種表現形態，其基本精神是以維護平民的利益為由而反對權威，為此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在19世紀的俄國，民粹派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以人民的精粹自居，他們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試圖發動農民推翻沙皇制度。他們否認政治斗爭的必要性，主張采取個人恐怖手段。這種思潮及其實踐對俄國革命是有害無益的。對列寧來說，雖然他發動十月革命奪取了政權，但由于俄國大多數的農民都支持民粹主義的社會革命黨，導致革命的成果差一點被民粹主義者奪取。因此，這樣一次經歷讓列寧對民粹主義實質有了 又稱“軍事共產主義”。俄國十月革命后，蘇俄在1918～1920年國內戰爭時期采取的經濟政策。蘇俄國內戰爭爆發后，蘇俄的糧食、煤炭、石油和鋼鐵的主要產地陷入敵手，蘇維埃國家處境十分困難。蘇俄政府為粉碎國內地主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發動的反蘇維埃政權的戰爭而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臨時性的社會經濟政策的總稱。（摘自百度百科）新經濟政策，其內容： ①在農業方面，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納稅后剩下的糧食歸農民自己支配，有限度地允許農民租佃土地和雇傭勞工。②在工業方面，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廠礦企業仍歸國有，由國家經營；允許本國和外國的資本家經營中小企業和國家暫時無力興辦的企業；恢復私人小企業。③在流通方面，由最初實行的產品交換轉為允許自由貿易。④在分配方面，實行按勞分配。（摘自百度百科）更深入地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義倡導“人民優先”，這使得它和民主主義有了某種相似之處，使人誤以為民粹主義者也是民主的倡導者、推進者。列寧對民粹主義有著很深的見解，所以他在他的文章中深入分析了民粹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關系。

此外，我們還要談一談孫中山先生的這篇文章——《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此文寫于1912年。此時，孫中山剛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他在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上發表了這篇文章。文中主要提出兩個觀點。第一，通過比較東西方國家，孫中山認為西方國家雖然富足文明但是國內貧富差距懸殊，只有少數資本家享受快樂，勞工群眾依舊是赤貧的，因而革命的思潮不斷涌動。但是，像中國這樣的還沒有發展到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實現社會革命是比較容易的。因此，他認為在中國是有必要也有能力預防資本主義進攻的，通過防止資本主義可以避免社會革命。第二，平均地權問題——按照土地優劣進行定價，由國家按價收稅，土地價值的增值額歸公。在文章的結尾，孫先生說“中國正處于工業蓬勃發展的前夜，中國的商業將大大發展，五十年后中國將出現許多個上海”。孫中山的這次講話引起國內外強烈關注，三個多月后便被譯為俄文發表。列寧立即與之互動，并對文中孫中山的這些主要的觀點進行了辯證性的批判。在當時遠非今日可比的信息傳遞和通訊條件下，確是相當奇特的現象。

介紹完了文章的成文背景后，我們就來著重介紹一下列寧的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列寧認為，俄國資階級民主派都有民粹主義的色彩。而作為中國民主派代表的孫中山在思想和許多說法上都與俄國的民粹主義者十分相似。關于這個想法，他提出了四個問題，并且對他們一一作答。

首先，列寧將孫中山提出的綱領與俄國，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革命形勢發展相對照，發現這些國家都面臨著同一個問題——即本文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本文最核心的一個問題：根據新的世界事變來研究亞洲現代資產階級革命中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相互關系問題。

然后緊接著他提出了第二個問題，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社會意義是什么？

比較東西方國家，我們不難發現，相對而言，西方的總統早已拋棄了青年時代的夢想，他們是“娼妓化了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孫中山則是一個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孫中山在他的綱領中處處都滲透了戰斗的，真誠的，并且是帶有建立共和制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而他的革命思想的社會意義就在于只有這種民主主義的高漲才能激勵人們擺脫奴隸地位求得真正的解脫，才能激發勞動人民創造奇跡。列寧認為，東方已經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中國人將在這種高漲的民主主義的帶領下會為了爭取西方已經實現的夢想而努力，而西方的早已腐朽的資產階級終將會被無產階級代替。簡言之，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的社會意義就在于它可以激勵人民擺脫封建的束縛，走上共和制的道路。

第三個問題，也是極為重要的一個問題，列寧認為中國的民粹主義者的戰斗的民主主義思想體系是同社會主義空想，避免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治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的。同時這種思想體系也是和中國的土地改革計劃結合在一起的。那么產生這兩種傾向產生的原因是什么？又有什么樣的意義呢？

列寧首先分析了孫中山的民主主義的實質，即產生這種傾向的原因。中國的民主派反對壓迫農民和剝削群眾，他們對廣大群眾的同情，對社會主義的同情，使他們必然產生主觀社會主義。而這種主觀社會主義同當時西方所面臨的實行社會主義的問題是不同的。中國民主派主張推翻造成這種剝削的制度——封建制度，但是沒有改變這種封建剝削的根源——土地對于農民的種種束縛。因此，中國民主派必然只是主觀社會主義，而主觀社會主義正是產生這種傾向的主要原因。

其次，孫中山在文章中指出在中國這種比較落后的國家就會比較容易實現社會革命，也就是說可以防止資本主義。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僅僅只是一種空想。在《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一文中孫中山就提出“中國商業將大發展”，“五十年后將出現很多個上海”列寧指出，“商業”“上海”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說的資本主義。列寧認為孫中山自己不得不承認了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的必然性。因此，孫中山只是用“防止”資本主義的理論來制定純粹的資本主義的土地綱領，列寧認為其社會意義也就在于此。

最后一個問題，列寧提出孫中山所說的既漂亮又模糊的“經濟革命”歸結起來究竟是什么呢？

其實質是很簡單的，就是把地租轉交給國家，即以亨利?喬治式的單一稅1實現土地國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土地國有就是盡量產出農業中的中世紀壟斷關系，使土地買賣有最大的自由，使農業有最大的可能適應市場。也就是說，孫中山的經濟改革恰恰是最完善純粹的資本主義改革。

文章的最后，列寧指出，雖然，孫中山的綱領有空想和反動觀點，但是他提出的綱領的內核——通過政治上建立中華民國，在土地方面實行國有化是正確的復興中國的道路，這實際上就是列寧對上文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列寧是最早評價辛亥革命以及孫中山的外國人。他的評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共產國際和蘇聯國內對中國辛亥革命以及孫中山評價的準繩。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共產國際依舊認為孫中山實際上是要主張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這種小資產階級路線是走不通的。但是近代以來，尤其是當代，許多學者對于列寧對孫中山思想的評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類人，堅持認為列寧精準地評價了孫中山的綱領中的進步性和落后性，與歷史觀點一致；但是也有相一部分學者對此評價提出了質疑，主要體現在一下方面：1，列寧稱孫中山為民粹主義者是有根本性錯誤的。因為，民粹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發展，主張通過發展農村村社進入社會主義，而民生主義提倡的是發展國家資本，節制個人資本，將社會發展的成果在全社會共享。因此，該部分學者認為稱孫為民粹主義者是不正確的。2，有些學者認為列寧對孫中山的評價有真知灼見但還是存在著一些偏頗的。他們指出孫中山的土地綱領并不激進也不是純粹十足的資本主義土地土地綱領；列寧對孫中山的評價依據不足；列寧是以俄國社會主義為參考來評價孫中山的，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個問題，學術界至今沒有統一的定論，但是中國學術界大多數學者還是接受了列寧的這一觀點的，只是對孫中山民粹主義的濃淡色彩有不同的看法。

我個人讀完《中國的民粹主義與民主主義》后，認為孫中山先生的確帶有一些民粹主義者的色彩，但是他和俄國民粹主義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孫中山反對資本主義，但是他反對資本主義的原因在于希望國內民眾可以避免由于資本主義造成的貧富差距過大導致的殺人流血似的社會革命。這一點可以從他在演講中比較各國，特別是英美等國的革命道路問題時看 亨利·喬治在《貧困與進步》（1879）中認為，應當通過對土地征稅來為政府融資，這種稅收能在不損害效率情況下，改善收入分配。

出。他強調“民族民權革命成功之時，若不思患預防，后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甚些，那時再殺人流血去爭，豈不重罹其禍。”從這里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孫中山的初衷。他希望通過和平而非暴力的途徑來發展中國經濟。因此，雖然孫中山表面上看來是民粹主義者，但他的思想的本質和民粹主義者還是有本質的區別的。

第二點，我覺得孫中山所提到“五十年后中國將出現許多個上海”中的“上海”與列寧認為的“上海”實質也是不同的。孫中山希望五十年后中國會出現很多個上海來帶動中國整個經濟的發展。他賦予“許多個上海”的含義是一個在經濟和實業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實行土地國有制，使得很多地方的土地資源增值，以此來帶動全國經濟的發展的地方。這是以發展經濟為前提的。而列寧認為的上海則是中國工商業最為發達，同時也是受歐洲影響最深的地方，也就是說，在他眼里，上海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代表。正是這樣一種認識的分歧，使得列寧得出孫中山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必將出現資本主義的結論。而這與孫中山的本意恰恰是背道而馳的。

我認為在今天的中國，列寧的文章依舊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尤其是文中反復提及的民粹主義。當下，有些人打著愛國的旗號，大興民粹主義。比如說前段時間的釣魚島事件，很多民眾在所謂的愛國宣傳的鼓動下，做出了很多出格的事情——大量破壞日系產品，很多使用日系產品的國人也受到了身體上的經濟上的極大的損傷，但他們本身是無辜的。本來愛國應該是一種積極的情感，從根本上來說應該是有利于國家發展，有利于社會建設的。但是在釣魚島事件中有些人卻做出了不利于國家發展，傷害自己同胞的事情。很顯然這完全不是一種理性的愛國的行為。對于一些國人在釣魚島事件中做出的過激的行為，我認為，一方面，國人的素質有待提高，但另一方面隱藏在愛國面具下的民粹主義也是我們需要重視。因此，我們必須要分清楚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最大的區別，識別出那些帶著愛國主義的面具，甚至是一些與民族主義合流的民粹主義，做出正確的選擇。只有失去了社會基礎，才能夠徹底的消滅民粹主義。

由此可見，無論是在孫中山所處的時代還是在我們生活的當代，對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辨析都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這一話題始終是貫穿著國家發展的。因此，我們每個人都要能夠明白并且辨析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實質。引用文獻

孫中山<著>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326頁。列寧<著> 《中國的民粹主義和民主主義》

劉建飛<著> 《民粹主義：一個不可忽視的挑戰》 《 中國青年報 》（2012年12月05日02 版）李玉貞<著> 《列寧眼中的中國革命》[ 來源：中華民族宗教網 | 發布日期：2011-10-10 |] 瓦爾特 <著> 《列寧論孫中山》

劉貴福 <著> 《循名責實:對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一點看法》

《馬克思主義研究》 2005年02期

第三篇：社區文化與物業管理關系的再認識

社區文化與物業管理關系的再認識

一、開展社區文化活動是滿足居民文化需求的重要手段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人們已經不滿足于物業管理一般的清潔、綠化、安全服務，而是希望工作、生活在一個更富有文化色彩、更關注個性發展的環境之中，從而得到更豐富的人生體驗和精神上的滿足。開展社區文化活動正是創造這種環境、滿足這種精神需求的重要手段。

二、社區文化是實施物業管理的潤滑劑

物業管理公司只有同業主充分溝通，啟發業主自律和參與意識，相互配合，才能使物業管理從“一人管百人”向“千百人管自己”轉變，形成雙向共管的局面，使物業管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社區文化正是建立這種溝通的潤滑劑。

三、社區文化在內容和形式上應和物業管理相聯系

社區文化是一種手段，通過社區文化活動的開展，應該使物業管理水平更高、效果更好。因此，社區文化在內容和形式上應和物業管理有所聯系，管理中體現文化內涵，文化內涵又反向推動管理水平升級。比如，通過環境文化的塑造，促進物業管理整體形象提高。

第四篇：自然辯證法論文-科學與技術關系的再認識

科學與技術關系的再認識

楊潔

摘要：隨著進入21世紀的高新知識時代，科學與技術在國家發展、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中，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科學是探索自然、尋求真理從而形成知識體系的過程，而技術是根據理論和實際經驗所造的方法和工具，兩者具有本質的不同和相對獨立性；在文明發展的歷程中，科學是技術發展的理論基礎，反過來，技術又為科學發展提供了手段，兩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因此，重新認識和正確把握科學與技術兩者之間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科學 技術 聯系 區別 一體化

隨著現代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的興起，科學與技術越來越趨向一體化。科學

是對事實真理的客觀反映，與事實真相密不可分。而技術是從科學到生產的中間環節，是把科學理論轉化為生產力的橋梁，技術來源于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科學原理的指導，許多新興技術尤其是高技術的產生和發展，就直接來自于現代科學的成就。科學是技術的升華，技術是科學的延伸。從歷史上看，技術先于科學，科學源于技術，技術是科學之母；從近代后期以來看，科學上先有重大發現，技術上才有重大突破，科學是技術之父，技術是科學發展的延伸和應用[1]。科學與技術的關系因此錯綜復雜，二者既有原則性的區別和相對的獨立性，也有內在的和必然的聯系。

一、科學與技術的概念

要了解科學與技術的關系，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科學”，什么是“技術”。科學，譯自英文的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知識”，是理性地、系統地探索自然，目的是尋求真理、發現新知識；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及其規律的系統化的知識體系；是對現實世界的不斷深入認識的過程，是一種持續不斷的認識活動，從而對事物產生正確判斷。科學是人對自然界客觀事實和規律的理性認識，是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三個方面組成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科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一般由五部分有機構成：實驗事實、基本概念、原理及定律、演繹體系及理論體系應具備的邏輯和諧性、可預見性和可檢驗性。技術譯自英文的technology，由希臘文的“藝術或技巧”和“學問”兩個字根構成，是生產的物質手段，是科學理論的應用，是人有目的地運用科學理論和技能，借助物質手段，實現自然界人工化的社會活動過程。但是，新技術不一定馬上能成為產品。從科學發現到技術發明再到產品形成是一個長期過程，這個過程不是線性的，需要經過多次的循環、反饋和反復，也需要從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以及技術開發三方面的科學和技術人員腳踏實地地工作，往往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對技術，不

[2]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理解和定義。古時手工勞動時代，技術被看成是個人的技能、技藝；18世紀末，法國哲學家狄德羅認為“技術是為某一目的共同協作組成的各種工具和規則體系；馬克思主義將技術的本質界定為人對自然的能動作用和改造作用。

二、科學與技術的區別

提到科學的本質，人們往往會想到技術，毫無疑問，科學和技術確實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它們經常被連起來使用，簡稱“科技”。但是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名詞，具有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性質，在許多問題上不能混為一談。

首先，科學與技術在本質上都反映了人對自然的能動關系，都屬于生產力范疇，但它們與自然的關系不同，科學是人對自然能動關系的知識形態，是人對自然的理論關系，屬于間接生產力或一般生產力；技術則是人對自然能動關系的現實形態，是人對自然的實踐關系，屬于直接生產力。

其次，科學與技術的目的和任務不同。科學屬于認識范疇，其目的和任務在于認識和揭示客觀世界的本質和發展規律。它側重回答自然現象“是什么”、“為什么”和“能不能”的問題，并建立起相應的知識體系。而技術屬于實踐范疇目的和任務在于對客觀世界的控制、利用和改造，發明世界上沒有的東西，協調人和自然的關系。它主要解決針對客觀世界（作用對象）“做什么”、“怎么做”以及“有什么用”的[3]問題，并建立起相應的操作體系。一項科學活動的目的是逐步建立知識體系，對某種現象做出解釋，為一些事件提供一個真實的描述，判斷一些狀態的性質；一項技術活動的目的則是為實現人類的愿望提供便利，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如研究一種二進制計算方法替代十進制的計算方法，是一項科學活動；而用二進制的計算方法設計一種計算機，則屬于技術活動。

其三，兩者的可預見性程度不同。科學以認識自然、探索未知為目的。雖然自然科學的發展有其內在規律，但是卻有它的不可預見性，具體的發展途徑，哪一項突破在什么時間在哪個實驗室出現，一般來說是不可預見的。科學發展史上的許多重大突破，以百年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為例，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獲獎者從本人的興趣出發而進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發現，是原先完全沒有預料的事情。比如，抗生素青霉素就是偶然被發現的。1928年的一天，弗萊明在他的一間簡陋的實驗室里研究導致人體發熱的葡萄球菌，由于蓋子沒有蓋好，他發覺培養細菌用的瓊脂上附了一層青霉菌。這是從樓上的一位研究青霉菌的學者的窗口飄落進來的，使弗萊明感到驚訝的是，在青霉菌的近旁，葡萄球菌忽然不見了，這個偶然的發現深深吸引了他，他設法培養這種霉菌進行多次試驗，證明青霉素可以在幾小時內將葡萄球菌全部殺死。弗萊明據此發明了葡萄球菌的克星—青霉素，造福了人類，對醫學做出了巨大貢獻。而按照預定的計劃，組織安排而最終獲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極少數。好像還沒有哪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是通過有目的的預先組織，精心安排、刻意培養而產生的。而技術是以對自然界的認識為根據，利用得到的認識來改造自然為人類服務。由于它有了科學的根據，就有了明確的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手段，并根據人們的需要和現實的可能，包括人力、資金和技術條件進行規劃，因此總體來說是可預見的。

最后，科學與技術的成果形式、肯定方式以及評價標準不同。科學活動的成果主要表現為知識形態，例如報告、論文、著作等；技術活動的成果主要表現為物質形態，例如產品、裝置、設施及控制軟件等。在肯定方式上通常把科學上的突破叫做發現，對重大科學發現可以冠名，例如牛頓運動三定律、麥克斯韋方程組、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等等；而技術上的創新叫做發明，重要發明不僅可以冠名，還可以申請專利，如諾貝爾一生獲得了299項專利，同樣，愛迪生在一生共獲得了1000多項專利。在評價標準上，科學進步的標準在于能否完善科學理論，擴大知識的儲備；技術提高的標準在于是否能生產出新的和更好的產品。正是科學與技術的多方面差異，人們才得以對它們分別研究，建立起相應的技術體系和科學體系。

[5]

[4]

三、科學與技術的密切聯系 科學和技術總是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它們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科學是技術發展的理論基礎，技術是科學發展的手段。我們知道，科學與技術同樣以自然界為對象，但嚴格地說，科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認識自然，包括認識自然界發生的各種現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質，揭示主宰自然現象的內在規律和相互聯系。而技術側重將我們對自然界的認識去利用自然，向自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適應人類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高標準的生活的需要。

時至今日，技術上的進步，總體來說是基于科學的發展。技術的形成要有科學的根據，科學為技術提供理論基礎，指明發展方向甚至具體道路。科學上的每一個重大突破，不僅都將在一定時間內導致影響人類生活的新技術的出現，還必定極大地豐富我們進一步認識自然的技術手段；同時，科學也依賴技術。科學理論的成立要經過技術實踐的檢驗，實踐是檢驗科學理論是否正確的基本途徑和主要手段，科學的發展要靠技術提供物質手段和操作體系。隨著新技術的發展，我們認識自然的實驗手段不斷增加、不斷提高，科學實驗和儀器設備越來越合理，越來越先進，可以推動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因而，科學的發展需要技術的不斷推動，技術是科學發展的動力，為科學發展提供經驗材料和認識課題。由此可知，科學是技術發展的理論基礎，技術是科學發展的手段，科學提出發展的可能，技術變可能為現實。技術的革新促進

[7]

[6]科學發展，科學的成就推動技術的進步。因此，科學與技術是相輔相成的。然而，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歷來是不平衡的，技術有時走在科學前面，推動科學的發展，近代科學誕生以前的情況就是這樣，科學有時也走在技術前面，帶動技術的發展。

當人類社會跨過二十世紀中葉的門檻之后，隨著現代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的興起，不僅使人類的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也深刻地影響著科學、技術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第三次高新技術革命，更是使科學、技術之間的關系呈現出新的特點。科學技術化、技術科學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科學與技術越來越趨向于一體化，且發展態勢已經明顯呈現：一方面現代科學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先進而又復雜的技術手段，如電子顯微鏡、射電望遠鏡、自動化檢測儀器、電子計算機等，為現代科學研究向新的深度和廣度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現在科學重大課題本身也普遍具有工程技術的內涵，需要各類技術人員的共同合作。另一方面，現代技術的發展也越來越依賴于科學的進步，許多新興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的產生與發展，就直接來自現代科學的成就，技術活動越來越科學化，因此現代技術也可稱為物化了的現代科學。總之，可以認為科學是技術的升華，技術是科學的延伸。科學與技術的內在統一和協調發展已成了當今“大科學”的重要特征。首先，科學的技術化過程。科學的技術化是指在總體的科學研究活動中包含著大量的技術科學研究，技術發展研究和技術應用研究作為其輔助部分。雖然科學也受到從生產實踐里形成的技術的推動，但在古代，技術對科學的促進作用極其微小。進入16世紀，科學開始真正具有了實驗的傳統，科學實驗從生產實踐中分離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社會實踐形式。20世紀以來，科學實驗規模的日益增大，所用儀器設日益復雜，實驗方法也日益多樣化。科學實驗成為科學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正由于科學實驗在科學領域的重要作用導致了科學更加依賴于技術，以技術為后盾，表現為科學的技術化趨向。科學技術化的主要表現在于，現代科學的發展是以先進的工藝技術為條件、為后盾的。沒有現代的高技術便不會有現代的科學。天文學的研究離不開高倍數的射電望遠鏡, 生物學的研究離不開高倍的顯微鏡和其他儀器設備，新型材料的研究也離不開可以觀察材料微觀組織的電子掃描鏡和透射電鏡。這些高性能的現代化儀器設備制造又依賴于電子技術、自動化技術、計算機技術等一系列新興技術的發展。

其次，技術的科學化過程。工業革命以后，科學與技術的聯系開始加強，科學逐漸成為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力和源泉。過去，主要是科學得益于技術。現在。技術主要是科學的受惠者，科學理論成了技術改進和突破的思想指南。例如，[8]原子物理學的研究和發展促進了原子彈和原子能技術的產生，羅伯特-奧本海默正是基于原子物理的研究，與眾多科學家共同努力，才使得“曼哈頓計劃”研制成功，對結束太平洋戰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技術 的科學化還包含另一層含義，即指已有的技術上升為技術科學，技術被理論化、規范化。如工程結構力學和材料力學的發展使建筑工程師不必像古代工匠那樣反復用試錯法才能找出新建筑的最佳結構, 只需運用該學科形成的技術科學體系就能設計出新的最佳結構；還有基因武器的發明，是在遺傳學的高速發展下實現的，與核武器、化學武器相比，基因武器威力更大，更難防難治。現代的尖端技術都是以堅實的科學理論為前提的, 離開了科學理論的指導, 重大技術的發明幾乎不可能。

最后，科學與技術的一體化。現代科學與現代技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他們之間形成了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的發展趨勢，相互作用而產生整體效應，并顯示出更多的社會功能，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新技術不僅揭示了物質世界不同層次的運動規律和相互聯系，而且產生了一系列邊緣學科、交叉學科、橫向學科和綜合學科。科學、技術二者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了。有些領域既是科學的同時又是技術的，有些學科很難嚴格地說清楚是屬于科學的還是技術的。科學與技術連成一體后，科學對技術、技術對科學都將產生深刻的影響。現代科學與技術的密切結合,一方面使得各自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速度,引起新的革命;另一方面,科學革命與技術革命相互交融,統一發展,不僅前次革命與后次革命的界限不清,而且科學革命與技術革命的分界也難以辨識,因而人們統稱為現代科學革命或當代科學革命。科學技術的一體化對科學與技術的研究方式及發展速度、價值取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而不斷推動社會的向前進步。

1978年3月，偉大的改革開放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他在1988年的一次講話中又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并指出“正確認識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正確認識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這對于迅速發展我們的科學事業有極其密切的關系”。在當今時代，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正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核心。國家核心競爭力越來越表現為對智力資源和高科技人才的培養、配置、調控能力，表現為對知識產權的擁有、運用能力。在前沿知識和科技創新方面占據優勢，就能在綜合國力競爭中占據有利的戰略地位[10]

[9]。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的作用，有助于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途徑。

在現代生產發展中，科學和技術日益結合為一個體系，科學技術化與技術科學化，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高度滲透，已使科學技術成為現實的直接生產力，使科技發展在物質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加強，已成為現代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可知，科學與技術是辯證的統一體，科學中有技術，技術中也有科學。兩者之間既有密不可分的緊密聯系，又各有自身的特點，有原則性的獨立和區別。科學闡述知識體系，技術提供應用這些知識的方法。隨著現代科學革命與技術革命的興起，科學與技術的關系越來越趨向于一體化。總之，我們可以認為科學是技術的升華，技術是科學的延伸。

四、結論

隨著現代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的興起，科學與技術越來越趨向一體化。技術與科學的聯系就越緊密。科學與技術總是共同存在于一個特定的范圍內，這是因為兩者之間有不可分割的聯系。科學提供知識，技術提供應用這些知識的手段與方法。科學與技術的進步會帶來社會的整體性變化。科學與技術是辯證統一的整體，科學中有技術，技術中也有科學。在現代，在“科學一技術一生產”一體化的社會實踐中，科學與技術相互滲透、相互交織，融為一體。科學日益技術化，技術日趨科學化，科學與技術之間的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越來越不清楚了。正因為如此，“科學技術”作為一個詞匯已經習以為常地應用于我們的社會生活之中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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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俄國革命中列寧對蘇維埃的發現與理論論證

俄國革命中列寧對蘇維埃的發現與理論論證

蒲國良

2012-11-19 16:11:21 來源：《社會科學研究》(成都)2007年1期

作者簡介：蒲國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872。

內容提要：蘇維埃是俄國革命的產物。蘇維埃的出現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各派政治勢力爭相表明自己的態度，尤其是在革命隊伍一方，而且分歧也主要來自這里。廣大勞動群眾也在行動中表達了對這一新生事物的理解。在蘇維埃問題上的分歧從它產生之日起就已存在，這種分歧在1917年革命中更加擴大了。如果說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是蘇維埃的直接創造者，那么發現蘇維埃的意義，從理論上賦予它議會民主制替代物之地位的則是列寧。

關 鍵 詞：蘇維埃 蘇維埃民主 列寧 俄國革命

一、布爾什維克內部關于蘇維埃地位與作用的分歧

蘇維埃是俄國革命的產物。蘇維埃的出現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各派政治勢力爭相表明自己的態度，廣大勞動群眾也在行動中表達了對這一新生事物的理解。對于蘇維埃的作用，不僅沙皇政府與立憲民主黨人與革命政黨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分歧，而且在革命隊伍一方，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的看法也不一致。[1] 即便是布爾什維克內部，對于蘇維埃究竟應該起什么樣的作用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蘇維埃在1905年革命中一出現即引起了布爾什維克的注意，有的布爾什維克組織明確表示要積極組織蘇維埃并參加其活動，但也有不少人對蘇維埃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2] 爭議首先和主要的是如何看待非黨組織的蘇維埃與社會民主工黨的關系問題。一些人反對蘇維埃作為一種處于黨之上的政治組織而存在，認為只有一個奉行階級路線的強大的黨才能夠指導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并維護其綱領的統一性，而工人委員會一類的不確定的政治混合物是無力承擔這種任務的。有人甚至認為，工人代表蘇維埃無權成為一種政治組織，社會民主黨必須退出這種組織，因為它們的存在會損害社會民主運動，甚至擔心它會與黨抗衡。因此，蘇維埃要么作為一種工會組織存在，要么就根本不應存在。黨應當采取三種對策，即布爾什維克應努力促使蘇維埃限定自己只發揮工會的功能；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要使蘇維埃聲明接受社會民主黨的領導，隨后蘇維埃將自行宣布解散，因為它作為與黨并存的一種社會民主組織是多余的。[3] 有人還以“蘇維埃抑或黨？”為題發表文章，認為蘇維埃只能指導無產階級的特殊行動，解決聯合整個無產階級的具體任務，但它應當明確自己的政治傾向，應當申明自己承認哪一個政黨作為自己的領導者和奉行什么樣的政治綱領。社會民主黨北方委員會也通過決議說，“工人代表蘇維埃只應在那些黨組織還沒有別的手段來領導無產階級的行動和那些需要把群眾從資產階級政黨的影響下解放出來的地方建立起來”。它應當成為黨對群眾實施政治領導的工具，因此監督蘇維埃并使他承認黨的綱領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政治領導權是必要的。[4] 不過，也有布爾什維克組織明確表示要積極組織和參加蘇維埃的活動，如莫斯科委員會就曾呼吁“讓所有工廠和車間的代表們集合起來結成一個全莫斯科的代表蘇維埃，這個蘇維埃將集合莫斯科的全體無產階級，它將為工人反對其敵人——專制制度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提供必要的團結和組織”[5]。

到1917年二月革命時，關于蘇維埃的分歧再度出現，這種分歧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6] 從1917年3月27日至4月2日召開的全俄黨的工作者會議上的發言看，盡管不少人對臨時政府的組成及其行為有這樣那樣的看法，但大都并不認為蘇維埃可以取代臨時政府，最多也只是要求蘇維埃對臨時政府進行“革命監督”或“最堅決的監督”。如沃伊廷斯基、埃利阿瓦、謝甫魯克等人認為，臨時政府是工人代表蘇維埃的管家，應當支持它的一切革命措施。斯大林在會上發言時也表示，“臨時政府對革命的發展起多大鞏固作用，我們就給予它多大的支持”，他還宣讀了3月22日中央局會議的決議來為自己辯護，該決議要求通過蘇維埃對臨時政府所有行動實行最堅決的監督。他說，他并不完全同意決議，而更贊成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工兵代表蘇維埃和哥薩克代表蘇維埃的決議，只要工人階級、農民和革命軍隊不斷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就可以保證政府服從革命需要，對于革命的需要，臨時政府滿足多少，我們就給臨時政府以多少支持。[7] 與斯大林持相同或類似立場的還有李可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托姆斯基、加里寧等人。[8] 這說明在蘇維埃本身是否可以行使政權職能問題上，布爾什維克黨內的不少人包括一些著名的領袖人物是猶豫的。十月革命后在組織“清一色社會主義政府”問題上發生加米涅夫等人退出黨的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嚴重事件，也說明對于蘇維埃政權的性質、蘇維埃政府的組成等問題上的認識遠不是統一的。

如果說在布爾什維克上層領導人中間尚且存在分歧的話，那么中下層蘇維埃的領導人以及普通的工人和農民一時不能把握蘇維埃的實質也就毫不奇怪了。在二月革命后直到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時間內，這種狀況十分明顯。“這不僅表現在大多數人還不明白蘇維埃的階級意義及其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而且表現在他們還不明白蘇維埃是一種新的國家形式，確切些說，是一種新的國家類型”[9]。人民委員會號召農民把地方上的全部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問題是“并不是所有的農民都明白，他們的農民代表蘇維埃就是名副其實的、真正的最高國家機關”，“農民還不相信全部政權屬于蘇維埃，他們還期待政府拿出東西來，忘記了蘇維埃不是私人機關，而是國家機關”。[10] 工人中也存在類似的情況。“當時工人們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蘇維埃是否能成為國家機關”[11]。在《告人民書》中，列寧特地呼吁：“勞動者同志們，請記住，現在是你們自己管理國家。如果你們自己不團結起來，不把國家的一切事務自己擔當起來，誰也幫不了你們。你們的蘇維埃從現在起就是國家政權機關，即擁有全權的決策機關”。“你們要團結在你們的蘇維埃周圍，要鞏固蘇維埃，自己動手從下面干起來，不要等待任何人”。“工人、士兵、農民以及一切勞動者同志們！把全部政權掌握到自己的蘇維埃手里”。[12] 此外，列寧還代表人民委員會拍發了大批電報以確立基層蘇維埃的權威。如“人民委員會確認莫斯科工兵代表蘇維埃頒布的關于解散莫斯科市杜馬的法令”，“解散市杜馬和選舉新杜馬的組織工作由地方、工人農民和紅軍代表蘇維埃進行”，“全部權力都在蘇維埃。無需確認。你們的任免決定就是法律”等等。[13] 這些事實既說明了列寧對蘇維埃傾注的心血，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政權之初的基層群眾對蘇維埃認識的模糊，往往是已經掌握了實際權力卻不知行使權力。

二、列寧對蘇維埃的發現和論證

如果說革命的無產階級是蘇維埃的直接創造者，那么發現蘇維埃的意義，從理論上賦予它議會民主替代物之地位的則是列寧。列寧在蘇維埃一出現時就抓住了它的實質和核心，并在此后反復不斷地進行經驗的總結和理論的論證，于是，一個代替那被否定了的議會民主制的新型民主的肯定形式的輪廓便逐漸凸顯了出來。

1.俄國革命選擇了蘇維埃作為唯一可能的政府形式

列寧在1905年11月初回國途中第一次提到蘇維埃時就認為，“在政治上，必須把工人代表蘇維埃看作臨時革命政府的萌芽”[14]。針對孟什維克等對蘇維埃的態度，列寧反復表示，工人代表蘇維埃不是工人的議會，也不是無產階級的自治機關，而是有一定目的的戰斗組織[15]。“誰也不會為了進行調查，為了發展工會等等而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建立蘇維埃就是建立無產階級的直接的群眾斗爭機關”[16]。工人代表蘇維埃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創造的獨特的無產階級群眾組織，它們不同于在歐洲常見的那些群眾組織(工會、社會民主黨等)。[17] 對于布爾什維克內部“要工人代表蘇維埃還是要黨”的困惑，列寧明確而干脆地回答，“不能這樣提出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無疑應該是：既要工人代表蘇維埃，又要黨”，俄國社會民主黨應該積極參加非黨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并盡力影響它的活動方向。[18]

1905年的蘇維埃是1917年蘇維埃的胚胎形式，1917年的蘇維埃比1905年的蘇維埃更加成熟了。在新的形勢下，列寧對蘇維埃的論證也更加豐富、具體和完整了。既然工人代表蘇維埃是工人的組織，是工人政府的萌芽，是全體貧苦居民利益的代表者，那么，蘇維埃應該做些什么呢？列寧說，工人代表蘇維埃應當被看成是起義的機關，是革命政權機關，“這個在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國革命的經驗中得出的理論原理，恰恰應當根據俄國革命的這一階段的實際經驗加以闡明并且更加具體地加以發揮”，而“沿著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國革命的經驗所指引的道路前進的無產階級，應當把一切被剝削的貧苦居民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使他們自己能夠直接掌握國家政權機關，自己組織起這種政權的機構”。“俄國工人在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即在1917年2—3月，就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在接下來的革命中把國家政權從地主資本家手中奪過來交給工人和貧苦農民的政府，“而這個政府則應當按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方式組織起來”。列寧要求布爾什維克黨向群眾說明“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19] 要讓他們了解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必要性。即使布爾什維克在大多數蘇維埃中處于少數的情況下，也不應當拋棄蘇維埃，而只能耐心地、系統地、堅持不懈地、特別要根據群眾的實際需要去說明、宣傳和解釋。也就是要巧妙地、謹慎地、循循善誘地引導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前進，從“兩個政權”進到工人代表蘇維埃掌握全部權力。[20] 也就是說，這里的問題不在于走得多快，而在于往哪里走。“用工人代表蘇維埃和他們的受托人代替舊的(‘現成的’)國家機器和議會。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21]

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時間里，列寧反復強調，要在全國建立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這是生活的要求，別的要求是沒有的。蘇維埃不是資產階級所希望的那種職業組織，而是政權的萌芽。所以會出現政權危機，就是因為與臨時政府并存的蘇維埃在某些問題上也試圖行使自己的權力，如在許多地方的中心城市，特別是工人集中的中心城市，蘇維埃的作用顯得特別大。在這里，單一的政權已建立起來；資產階級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處于從屬地位；工資提高了，在不降低生產的條件下工時縮短了；糧食有了保證，開始對生產和分配進行監督；撤換了所有舊的當權者，等等。[22] 當臨時政府與蘇維埃都試圖行使自己的權力而二者的權力指向又相左時，政權危機便是不可避免的了。這是兩個政權并存的必然結果。要從根本上打破這個局面，就必須把政權全部轉歸一方，這也正是臨時政府刻意追求的。而臨時政府勝利之日，也就是蘇維埃死亡之時。所以，列寧指出，“蘇維埃只有在取得全部國家政權之后，才能真正發育起來，才能發揮自己全部的潛力和才能，否則就會無所作為，或者仍不過是個胚胎(而過久地作為胚胎存在是不可能的)，或者成為玩物”，兩個政權并存就意味著蘇維埃的癱瘓。[23] 要么作為起義的機關、作為革命政權機關實實在在地存在，要么成為無用的玩物，這是蘇維埃的命運；而人民革命之所以創造出蘇維埃來，這本身已是明確地做出了選擇。十月革命把政權交給了蘇維埃并通過蘇維埃把政權交給了被剝削的勞動階級，問題已經得到解決。正如列寧在回顧俄國革命的歷史過程時所說，“如果有過1905年偉大經驗的俄國革命的人民創造力，不是早在1917年2月間就建立了蘇維埃，那么蘇維埃在10月間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奪得政權，因為當時要取得成功，完全取決于有千百萬群眾參加的運動是否具備現成的組織形式。蘇維埃就是這種既成的組織形式??因為新的政權形式已經準備好了，我們只需頒布一些法令把蘇維埃政權從它在革命最初幾個月間所處的胚胎狀態變成在俄羅斯國家內奠定下來的法定形式，即變成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共和國一下子就誕生了，它誕生得這樣容易，是因為1917年2月甚至任何一個政黨都還沒有來得及宣布蘇維埃的口號以前，群眾就已建立了蘇維埃。正是有過1905年的經驗而變得聰明的人民的深刻創造力建立了這種無產階級政權形式”[24]。

立憲會議與蘇維埃的沖突以立憲會議被解散而宣告結束，它標志著議會民主制被廢除和蘇維埃制度的確立。召開立憲會議，是俄國各派進步勢力在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斗爭中所形成的一個共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對沙皇專制的各派政治勢力爭奪的一面旗幟。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強烈要求臨時政府盡快召開立憲會議。但臨時政府卻一再拖延。布爾什維克也認為應該盡快召開立憲會議。十月革命勝利后，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中明確表示，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不過，列寧是從階級力量對比的角度看待立憲會議的。他說：“立憲會議的問題服從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階級斗爭的進程和結局問題。”[25] 十月革命后的現實政治力量對比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而立憲會議的選舉委員會、選舉規則都是在革命前制定的。尤其是俄國革命已經創造了蘇維埃這一民主形式。“立憲會議如果同蘇維埃政權背道而馳，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26] 沒有工兵代表蘇維埃，立憲會議的召開是沒有保障的，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保證立憲會議“召開并且開得成功的條件只有一個：增加工兵農等等代表蘇維埃的數量，加強它們的力量，組織和武裝工人群眾。這是唯一的保證”[27]。但立憲會議最終不愿意把自己納入到蘇維埃政權的軌道，從而被強行解散。列寧說，蘇維埃政權和立憲會議的沖突是由俄國的全部歷史造成的，蘇維埃在1905年一出現，“社會黨人就已經懂得，隨著這些蘇維埃的建立，一種偉大的、世界革命史上從未有過的新事物正在形成。由人民完全獨立地創造出來的蘇維埃，是一種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制都無法與之相比的民主形式”[28]。“革命一開始(即從1917年4月起)我們就直截了當地公開說過，蘇維埃是一種比立憲會議高得多、完善得多、適宜得多的民主形式”[29]，“這種民主制高得使舊民主制無法比擬。蘇維埃不是某一個政黨所臆造的”。“能臆造蘇維埃的政黨還從來沒有”。[30]“它既不是遵照誰的指令，也不是根據哪個政黨的決議建立的，它在1905年誕生并在1917年成長起來，建立起新型的共和國，這決不是偶然的。這種新型的共和國歐洲國家現在沒有，而且只要那里還有資本的統治，將來也不會有”。1918年1月，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決定，涉及原定召開立憲會議的任何內容一概取消。代表大會還把蘇維埃政府由“工農臨時政府”改為“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政府”。列寧認為，“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開辟了世界歷史的新時代”，“這次代表大會鞏固了十月革命建立起來的新的國家政權組織，為全世界、為各國勞動人民畫出了未來社會主義建設的路標”。[31]

2.蘇維埃民主是議會民主的替代物

列寧在比較蘇維埃體制與議會民主制時是以下述基本條件為邏輯起點的，即在蘇維埃產生的時代，資本主義已是剝削制度的最后形式，同樣，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制也是階級統治的最后形式，蘇維埃是后資本主義的民主形態；蘇維埃所處的歷史時期是一個國家逐漸消亡的時期，至少蘇維埃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32]；資本主義的發展創立了現代化的大生產和通訊技術——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在這個基礎上，舊的國家政權的大多數職能已經變得相當簡單，已可以簡化成為登記、記錄、檢查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手續，以至于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勝任這些職能。[33] 以此為出發點，列寧對議會制與蘇維埃作了詳細的比較。

其一，就權力來源看，議會民主制下的權力的合法性來自議會。政府或者直接由議會選舉產生，或者按議會通過的特定法律組成。也就是說，權力的產生是以承認和遵循現存的法律秩序為條件的。而蘇維埃則來自人民群眾的直接創舉，是直接的“奪權”，它是不承認現存的法律秩序的。[34] 在革命年代里，歷史的發展和創造采取的是特殊的方法，即人民親自登上政治舞臺，他們“不承認無論什么人定出的任何法律和任何規章”，直接地使用暴力，實現政治自由，創立政權機關。[35] 世界上歷次革命都是如此。蘇維埃也不例外，它是在俄國革命中創造出來的政權機關，“這種政權就是專政”，“它不是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數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36]

其二，在議會制下，人民選舉代表治理國家，管理國家事務。在蘇維埃制下，人民直接參與國家管理，這表現在：第一，國家的最高權力全部屬于人民，人民代表由人民選舉產生并可以隨時撤換；人民代表組成單一的人民議會，即單一的議院。[37] 第二，用全民的直接武裝代替脫離人民、同人民對立的機構即常備軍和警察；國家的秩序由武裝的工農自己來維持；工農武裝力量同人民保持著極密切的聯系。[38] 第三，官吏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權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別的監督，變成不僅由人民選舉產生、而且一經人民要求即可撤換的官吏；他們處于普遍的受托者的地位，從領取資產階級高薪和占據肥缺的特權階層變為特殊“兵種”的工人，其報酬不超過熟練工人的一般工資。[39] 也就是說，在蘇維埃制度下，人民對官吏不僅有直接的選舉權，而且有隨時撤換的權力，官吏不再是一種特殊的職業，而是人皆可為的。[40] 這樣就保證了這個機構同群眾、同大多數人民的極密切的、不可分離的、容易檢查和更新的聯系，而這是以往國家所沒有的。[41] 也就是要“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所有的人都不能成為‘官僚’”[42]。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原始民主”的許多東西都必然會復活起來，人民群眾不僅獨立地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獨立地參加日常管理。“這樣，所有的人將輪流來管理，因此很快就會習慣于不要任何人來管理。”[43] 第四，議會制下，人民除了在選舉時或較少見的全民公決的情況下，一般是處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而蘇維埃則依靠它的層層組織把廣大勞動群眾組織起來并卷入政治領域，“它為先鋒隊即被壓迫工農階級中最有覺悟、最有毅力、最先進的部分提供了組織形式”，是被壓迫階級的先鋒隊用來發動、教育、訓練和領導這些階級廣大群眾的機構。[44]

其三，針對議會民主制中地域代表制存在的弊端，列寧明確提出用蘇維埃的生產單位代表制代替之，即在蘇維埃制下，選舉單位和國家的基層組織不按地域劃分，而是按經濟和生產單位(工廠等)劃分的。[45] 這種選舉辦法可以使蘇維埃同各個行業和生產單位、經濟單位建立密切的聯系。[46] 此外，蘇維埃的多級選舉制也保證了廣大群眾與代表之間和政權機關的緊密聯系，因為勞動者與基層蘇維埃之間、基層蘇維埃與上級蘇維埃之間及各上下級蘇維埃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賴關系。

其四，蘇維埃“能夠把議會制的長處和直接民主制的長處結合起來，就是說，把立法的職能和執法的職能在選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結合起來。同資產階級議會制比較起來，這是在民主發展過程中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一大進步”[47]。巴黎公社已開始嘗試廢除立法權與行政權分立的議會制形式，目的是為了克服由這一形式產生的消極的一面。這種廢除是以人民可以隨時撤換、罷免自己的代表這一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手段為先決條件的。蘇維埃力圖繼承這一傳統。新政權規定，蘇維埃不僅把立法權和對執行機關的監督權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且通過蘇維埃全體委員把直接的執行法律的職能也集中在了自己的手里，以便逐步過渡到由全體勞動居民人人來履行立法和管理國家的職能。[48] 也就是說，蘇維埃代表要親自制定和通過法律，親自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檢查實際執行的結果，親自對自己的選民直接負責。這便是列寧設想的作為“工作機構”而不是“清談館”的蘇維埃。那么在什么意義上說它是“工作的”機構呢？第一，在經濟上，它的成員是工作者；第二，在政治上，不是“清談”，而是辦事情，不是分立，而是結合；第三，把立法職能和行政職能結合起來——向消滅國家過渡，就是說，處理國家事務的將不是一個或幾個特殊的機關，而是國家的全體成員。列寧認為，“現在必須把‘管理’和體力勞動結合起來，不僅有工廠勞動的換班，而且還有工廠勞動(農業勞動、一切體力勞動)和管理的彼此換班”。這是建立在另一種基礎即高級基礎上的“原始的”民主。[49]

其五，資產階級民主只限于宣布形式上的全體公民一律平等的權利，例如集會、結社、出版的權利，至多也就是在一些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取消過這幾方面的全部立法限制。但實際上當局的實踐及勞動者所受的經濟奴役(這是主要的)總是使勞動者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不可能稍微地享受到權利和自由。蘇維埃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權利和自由，而首先主要是讓居民中曾受資本主義壓迫的那些階級能實際地享受權利和自由。為此，“蘇維埃政權剝奪資產階級的房屋、印刷所和紙庫，并將它們全部交給勞動人民及其組織支配”[50]。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為印刷所和紙張都從資產階級手里奪過來了；最好的建筑如宮殿、公館、地主宅邸等也是如此。蘇維埃政權把成千上萬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從剝削者手里奪過來，這就使群眾的集會更加民主百萬倍??它也因而使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51]

三、結語

列寧以其高度的政治敏感，在蘇維埃一出現就抓住了它的實質和核心，捕捉到了蘇維埃這一人民民主的新形態，并對之進行了深刻的理論分析和論證，凸顯了一種迥異于議會民主的新民主模式。不過，這種論證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一種邏輯推演，盡管這種邏輯推演是建立在人民群眾豐厚的革命實踐基礎上的。隨著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日漸鞏固，對蘇維埃民主的可操作性的要求也便越來越高，于是，十月革命前后，列寧又依據俄國的政治現實，設計出了多黨共存格局下的蘇維埃實踐模式。[52] 然而，蘇維埃體制在隨后的發展中沒能按照預設的軌道運轉，而是出現了游離與滑軌，從而形成了作為后來數十年沿襲一貫的政治體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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