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對中國人口的影響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對中國人口的影響

全面放開二孩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的人口結構和老齡化問題，據測算到2030年我國的65+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7%，比2014年增加7%，仍需為未來的老齡化社會做好準備

【研究結論】

1.生育率的整體性下滑和人口老齡化是全球性的大趨勢。如果說生育率的整體性下滑從增量角度導致人口增速下降；那么全球性的老齡化趨勢則從存量的角度導致了人口結構的失衡。

2.我國總和生育率從1996年起開始低于1.6，至今已10年，根據日韓經驗，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對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的提升作用有限。

3.此次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影響到的目標育齡婦女人群在8000萬人左右，政策實施第1年帶來的新增人口大致為500萬。此后逐年遞減，短期人口增量可能會在未來5年逐漸釋放，共計1500-2500萬。

4.此次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短期來看，加劇了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壓力；長期來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低年齡段人口比重，但不會逆轉我國的老齡化趨勢。到2030年我國的65+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7%，比2014年增加7%。我們仍需為未來的老齡化社會做好準備。

一.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是全球大趨勢

二戰后，全球進入長時間的整體和平與經濟繁榮，人口總數隨之從30億左右緩慢增長至超過70億，但增速趨于下滑，從前半程（1970年前）的2%左右逐步下降至后半程（1970年后）的1%左右。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成為全球大趨勢。

1．經濟發展會帶來生育率下降（與人均GDP、教育負相關）

聯合國的數據表明，整體上而言，各國人均GDP、女性受教育水平都與總和生育率負相關（見圖

1、圖2）。即隨著人均GDP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總和生育率會不斷下降。從1950－2015年中取四個不同時間段來看，隨著經濟的發展，全球及主要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中國、印度、越南、韓國下滑最為明顯，2010-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不及最高峰時期的40%（見圖3）。

2.世界人口結構趨向老齡化

如果說生育率的整體性下滑從增量角度導致人口增速下降；那么全球性的老齡化趨勢則從存量的角度導致了人口結構的失衡。

戰后，隨著醫療科技水平的進步，人均壽命也逐步提高。隨著1946-1964年嬰兒潮中出生的一代人逐步進入高齡，全球性的人口老齡化趨勢日趨嚴重。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015-2050年，全球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將從8%增長一倍，至16%，人口年齡中位數也將隨之從29.6歲上升至36.1歲。全球及主要代表性的10個國家中，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20%的國家數量也將從目前的2個國家（日本、德國）增至9個國家，只有印度例外（見圖

4、圖5）。

二.全面二胎政策對提高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作用有限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開始快速下降。究其根源，生育水平主要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國家的生育政策，二是育齡人群的生育意愿和行為。

1.計劃生育政策的基本情況

從國家生育政策角度看，整體上是一個計劃生育制度逐漸趨嚴到近期逐步放松的演變過程。計劃生育政策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醞釀，70年代基本形成并逐步推行，80-90年代走向嚴格執行且無重大調整，進入21世紀之后，才逐漸在局部有所松動。

由于多民族大國的特殊國情，中國的生育政策是多元化的，城鎮漢族實行獨生子女政策，農村和少數民族相對寬松，近年來，隨著人口結構是失衡日益嚴峻，在中央政府的推動下，各地區對現行生育政策進行了一些微調，比如“雙獨二胎”、“單獨二胎”政策（表1）。

表1 主要生育政策及其微調情況

數據來源：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期間，我們人口出生率從1987年的2.33%最低下降至2010年的1.19%，降幅接近一半。新出生人口從1990年的2621萬驟減至1999年最低的1150萬（見圖6）。近年來，在計劃生育政策微調及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建國后第三次嬰兒潮逐步進入育齡期的影響，人口出生率及新出生人口都有小幅回升，但依舊低于2%，在死亡率基本保持穩定的情況下，作為兩者差值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相應呈現長期下滑的趨勢，從1987年的1.66%驟減至2010年的0.48%，不及原來的1/3。

持續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已經使得作為生育基數的育齡婦女數量，在保持長期增長趨勢后，自2010年開始出現下降，2015年育齡婦女比2010年驟減1461萬，育齡婦女占總人口的比重也下降1.78個百分點（見圖7）。

2．總和生育率下滑

與世界各國的經濟、人口發展規律相似，在中國，作為生育乘數的總和生育率水平也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自然下降趨勢，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嚴重加劇了其下降幅度。

盡管近年來國家逐步放松了生育政策，但并未扭轉總和生育率的下降趨勢（見圖8）。根據學者周長洪的測算，基于我國2010年生育政策規定下的預期終身生育率估計值為1.452人，但實際上除了廣西、海南、貴州、新疆四省，其余省份的生育率均低于該估計值（見圖9）。并且，盡管各省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松緊程度有差別，但是各省的生育率差異到2010年顯著變小。這說明居民的實際生育意愿隨著經濟的發展在規律性走低，政策的刺激并未使其出現大幅變動。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上個世紀末的韓國。1995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63，為了刺激人口增長，1996年，韓國政府取消了計劃生育政策，然而之后韓國總和生育率仍然持續下降，2000年為1.47，2002年為1.17，2005年甚至下降到1.08（見圖10），直到2006年以后，韓國政府采取財政補貼生育，人口出生率才逐步企穩。日本從1952年開始實施計劃生育，并在1974年開始進一步變嚴，經過近4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總和生育率從3下降到1.66左右。日本政府從1991年開始鼓勵生育，2004年進一步實施財政補貼生育政策，但總和生育率長期低迷（見圖11）。

韓國和日本的經歷告訴我們，等到總和生育率已經進入1.6以下的低生育水平時再調整生育政策，其政策效果是不明顯的。而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96年開始跌破1.6，至今已經有10年時間，此次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對提高總和生育率的作用有限。

三.中國全面放開二胎后的人口變化

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實施，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育齡婦女數量和生育意愿這兩個人口生育基數和乘數關鍵指標，進而影響新增人口數量；二生育率及新增人口數量的變化最終會對人口結構產生深遠影響。

1．預計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帶來300-500萬年新增人口

中國現行生育政策，根據育齡婦女的不同情況，可以劃分為：城鎮非農業人口獨生子女政策，北京、天津、上海等6個省份的農村農業人口獨生子女政策，其余農村農業人口采用一孩半或兩孩政策，部分少數民族采用兩孩及以上政策，雙獨兩孩政策，以及單獨二孩政策等6種主要現行生育政策（具體見表1）。全面放開二胎政策主要影響的是夫妻雙方都為非獨生子女的一孩兒家庭。以上海市為例，從1979年開始執行嚴格的“一孩政策”，“單獨兩孩”政策實施后，90%以上的家庭都已經符合生育二胎條件，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影響面只有10%的家庭。

因此，我們在測算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目標人群時，必須先剔除現有符合“單獨二胎”的人群。即將現階段已經有一孩的育齡婦女數量減去可以生育二孩的育齡婦女數量，得出本次政策放松所能覆蓋的育齡婦女人數。據此測算，此次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影響到的目標人群在8018萬人。

2013年的單獨二胎政策放開后，從申請二胎的比例來看，不同地區的比率從6－11.5％不等，全國平均水平為8.25％（申請數量除以對應符合條件的育齡婦女數量）。從申請數量的變化來看，呈現逐漸衰減的特征。統計數據顯示，申請后實際生育比例，約5 ％。

根據以上實證數據，我們估算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實行的第1年帶來的新增人口大致為500萬。此后逐年遞減，短期人口增量可能會在未來5年釋放，共計1500-2500萬。2．全面放開二胎政策不能逆轉人口老齡化趨勢

2010-2015年之前的中國，一直在享受人口紅利帶來的諸多實惠。整體而言，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從1950年開始就始終處于持續上升的趨勢之中，從1950年最低的3.33億人增長至最高2014年的10.8億人，增長224%，而同一時期的少年人口（0-14歲）與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之和雖然也有所增加，從2.11億人上升至3.61億人，但71%的增幅遠不及勞動力人口。

然而，隨著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一方面，人口生育率持續下滑，少年人口持續下降，從1976年最高的3.65億人下降至最低2011年的2.32億，下降36.44%；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數量持續增加，從最低1960年的2352萬一路上升至2014年的1.26億人，劇增435%。因而少年人口撫養比持續下滑，從1965年的74.6%下降至最低2010年的23.4%；與此同時，老年人口撫養比持續上升，從1965年的6.1%增長至2015年的13%。

全面放開二胎意味著未來 5 年間，我們假設我國可能增加出生 1500-2500萬人左右。這部分人群作為凈消費者，會提高未來5-20年的兒童撫養比，從而進一步提高總撫養比。

從長期看，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增加了我國低年齡段的人口占比，2030年時，與初始政策相比，0-14歲的人口占比提升2%，但總體上對我國人口結構影響不大（見圖16）。因此并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的人口結構和老齡化問題，據測算到2030年我國的65+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7%，比2014年增加7%。我們仍需為未來的老齡化社會做好準備。

附件1： “單獨兩孩”政策實施以來各省單獨夫婦再生育申請數

第二篇：全面放開二孩政策講稿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這是繼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調整。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盡管自70年代初以來，我國實行計劃生育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于我國在50年代和1962～1972年間先后出現了兩次生育高峰，使得我國人口快速增長的趨勢始終沒有改變。進入80年代后，人口增長的速度加快，每5～7年即可增長1億人口，如此龐大的人口將給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巨大壓力。

1982年十二大，計劃生育被確定為基本國策。實行計劃生育，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堅持優生優育，提高人口質量，直接關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也是造福子孫后代的百年大計。

生育要有計劃，但計劃也并非一成不變，正所謂“文章因時而著，政策因時而易”。從1980年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到1984年提出在農村適當放寬生育兩孩的條件，然后是2013年單獨二孩政策的通過，再到今天的全面放開二孩，我國計劃生育政策一直在處于動態調整的“進行時”。

為何全面放開二孩

1、單獨兩孩實踐遇冷 生育率低到危險

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國僅有不足100萬對單獨夫婦提出再生育申請，而此前的官方預計是每年增加200萬人左右。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經濟藍皮書：2015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認為，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4，遠低于更替水平2.1，已經非常接近國際上公認的1.3的“低生育陷阱”。

雖然也有專家表示中國已經進入“低生育率陷阱”沒有根據，但不可否認的是：人口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基本要素。沒了人口紅利，在競爭力上就少了一枚盾牌。

2、“銀發危機”

從人口結構上看，現在中國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斷上升，從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目前，中國已成為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老人生活旅居問題也在不斷凸顯出來。

據聯合國統計，到本世紀中期，中國將有近5億人口超過60歲，而這個數字將超過美國人口總數。

這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課題：出生率降低，年輕人越來越少，今后誰來工作、誰來納稅、誰來養活數以億計的老年人？

3、“劉易斯拐點”隱憂

“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 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在1968年提出。它指的是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人口紅利慢慢消失，最終枯竭。

從目前的現狀來看，低生育率和老齡化是中國經濟劉易斯拐點提前出現的關鍵誘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的增長，大量的富余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在催生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目前農村問題頻發。以“老弱病殘”為主的農村人口結構已逐步凸顯了農村經濟的增長乏力。

4、“失獨”社會之殤近些年來，我國家庭規模不斷縮小，從1982年的4.43人縮減至2010年的3.10人，獨生子女家庭超過1.5億戶，家庭的生育、養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許多獨生子女面對沉重的養老負擔，常感到有心無力、獨木難支，而老人“失獨”不僅是家庭災難，也是社會之殤。

今年7月19日，杭州失獨老夫妻在女兒去世百日祭雙雙自殺的消息令大家心痛不已，同時也不禁深思：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政策家庭逐漸步入老年，失獨家庭成為一類社會創傷。失獨家庭所經歷的心理創傷、經濟壓力、醫療養老問題超過一般家庭喪子后承受的痛苦，而這份痛苦誰能解？

5、男女比例失衡

計劃生育政策自1980年開始強化，這分別體現為城市的普遍“一胎”和農村的普遍“一胎半”政策。在重男輕女思想依然普遍和B超逐漸普及的情況下，可能促使男女出生比例節節升高，從1980年的107.4上升到2004年的121.1。

男女比例失調是性別偏好、生育數量限制和胎兒性別鑒定三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缺一不可。重男輕女的觀念雖然已經淡化，但依然會長期存在；禁止胎兒性別鑒定技術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復正常，有效的辦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至少經歷4個關鍵程序，搶生屬違法要罰款

以“單獨二孩”政策的推出為參照系，全面放開二孩要落地，恐怕至少要經歷4個關鍵程序：第1關：中共中央的決定；第2關：國務院制定調整意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第3關：各地實施方案報批；第4關：地方人大修訂計生條例。開放二孩要先修法

全面放開二孩的政策落實應該是參照“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全面放開二孩依舊需要依法落實，首先有個修法的過程。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當年12月國務院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議案”，12月末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見》。

該《意見》明確了各地落實“單獨二孩”的實施方案。首先，各省（區市）的政府制定實施方案，接著報國務院主管部門（即國家衛計委）備案。之后，各省人大或其常委會修訂地方性法規。

搶生屬違法要罰款

目前，根據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各省份計劃生育的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國家僅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原則性的規定，而具體的生育政策在省級層面制定。我國正式啟動“單獨二孩”政策后，多地相應地修改了計劃與生育條例。這導致了各地政策的落地出現了時間差。

如2014年1月，浙江、安徽、江西三省率先啟動“單獨二孩“政策，3月至6月多數省份集中實施，9月政策全面落地。地方政策的出臺時間決定了新生兒的身份是否合法。

對于政策落地之前“搶生”單獨二孩者的處理，各地也有不同。

此前媒體曾統計，江西、浙江、天津、北京、陜西、上海、四川、甘肅、重慶、廣東、遼寧、湖南、云南、福建、內蒙古、黑龍江、貴州等17個省市自治區明確規定在政策落地之前“搶生”單獨二孩者屬違法，仍需按規定進行罰款。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允許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孩子，也就是說，允許“二孩”而不是“二胎”，例如第一胎生的是雙胞胎或多胞胎的家庭，那該家庭就不再適用“全面二孩”的新政了。據了解，之所以稱“二孩”而非“二胎”，是因為“二孩”所強調的是生育“數量”，并非“胎次”。“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七大焦點問題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30日，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預計明年第一季度，全國多數省（區、市）都能夠具體實施全面二孩政策。按照中央推進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改革的部署，我們已經在全國實行了一孩生育登記。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后，我們將進一步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取消二孩審批，實行生育登記服務制度，準確掌握生育信息，重點加強優生優育、避孕節育、婦幼健康的咨詢指導，落實免費的衛生計生服務項目。

1、誰能享受全面二孩政策？

王培安副主任：全面二孩政策，是指所有夫婦，無論城鄉、區域、民族，都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

2、全面二孩政策何時開始實施？

王培安副主任：根據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的決策部署，需要修訂《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及其配套法規，依法組織實施。預計明年一季度前各地將陸續開始實施。

3、生育還要不要審批？

王培安副主任：按照部署，我們已經在全國實行了一孩生育登記。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我們將進一步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取消二孩審批，實行生育登記服務制度。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夫妻，可到一方戶口所在地或現居住地辦理登記。具體登記辦法由各省（區、市）制訂。符合規定條件要求再生育的，仍需要按有關規定辦理手續。衛生計生部門將進一步簡化程序，做好服務，方便群眾。

4、如果只生一孩，還獎勵嗎？ 王培安副主任：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提倡按政策生育。對自愿生育一個孩子的夫妻，不再發放“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不再享受獨生子女父母獎勵費等相關獎勵優待政策。之前已經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的，繼續享受各項計劃生育獎勵優待政策。已經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要求再生育的，不再享受獨生子女父母獎勵優惠待遇，此前享受的不退還。

5、如何避免二孩“搶生” 生育二孩最快也要等到明年

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全面二孩”的實施，需修訂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及其配套法規。

國家衛計委下屬的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姜衛平表示，除經全國人大修訂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之外，還需各地履行實施方案報批、地方人大修訂計生條例等環節，才能使全面二孩最終落地，“比照‘單獨二孩’從決策披露到最終各地落地實施時間，生育二孩最快也要等到明年”。

從單獨二孩政策來看，自2013年11月明確至2014年7月全國絕大多數省份都已完成地方法規的修訂，相隔9個月左右。而女性從懷孕至生育，一般需要9至10個月。

6、哪些情況得繳納撫養費 違規生育二胎、三胎照罰

根據現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不符合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繳納社會撫養費”，即通俗所指的“超生罰款”。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社會撫養費征收是否會取消，以往超生尤其是超生二孩的社會撫養費是否要返還？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實施全面二孩并不意味著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否定，生育權仍然會受到限制，而作為體現違規成本的社會撫養費征收將繼續執行。

不少基層計生干部表示，全面二孩放開后，符合政策二孩生育肯定無需征收社會撫養費。但只要是違反政策生育，比如違規生育二胎、三胎情況，仍將征收社會撫養費。此外，對于此前生育二孩被“罰款”的家庭，從現有政策來看返還社會撫養費的可能性不大。

7、生育二孩產假能休多久 一般二孩產假只有98天

生育二孩能休多久？不少地區將晚育范圍確定為已婚婦女23歲（或24歲）懷孕生育第一個子女的為晚育，因此生育二孩不屬于晚育范疇，相應晚育獎勵的產假將無法享受。加上二孩不屬于獨生子女，相應增加的產假也無法享受，一般二孩產假就只有國務院相關規定中明確的98天。

至于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及獨生子女不再獎勵對于二孩產假的影響，多地企事業單位普遍反映“還需等具體操作辦法出臺，在此之前都得按現有規定執行”。

第三篇：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經濟學思考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經濟學思考

【摘要】目前我國的人口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實施全面放開“二孩”政策，這意味著實行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布結束，再也不受“雙獨二孩” 或“單獨二孩”政策的限制。文章從經濟學的視點出發，分析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原理和意義，探討全面放開“二孩”應注意的問題，并對“二孩”政策給予相應建議。

【關鍵詞】“二孩”政策 經濟學 人口紅利 劉易斯拐點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從1979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算起，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實行了37年。與當時擔憂“人口爆炸”相比，目前我國的人口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生育率低下、人口老齡化嚴重、人口紅利消失、性別比失調等問題是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在這種形勢下，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實施全面放開“二孩”政策。

我國“二孩”政策的歷史回顧

對于經濟發展與人口增長的關系，學術界存在著廣泛的爭論，學者們結合自己的理論提出了不同的人口政策。1888年，英國經濟學家E.坎南根據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提出達到產業最大效益時的人口為適度人口。他從產業收益出發，指出人口過多過少都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只有人口適度才能促進經濟發展。與之相對應的是適度的人口控制論，當時我國政府為了控制人口規模，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

提到計劃生育這一國策，已經盡人皆知，家喻戶曉，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提倡一對夫妻只生育一個孩子，從此獨生子女政策成為我國計劃生育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獨生子女政策對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長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人口老齡化、未來勞動力不足、男女比例失調等一系列弊端。

因應現實，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先后進行了一些調整。1982年，中央在《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農村群眾確實有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經過批準可以有計劃地生育二胎。1984年，中央在“七號文件”中指出，對農村繼續有控制地開大口子，按照規定的條件，經過審批，可以生二胎。2002年，湖北、內蒙古、甘肅等省份開始實施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二孩的“雙獨二孩”政策。2013年，中央在《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宣布實施“單獨二孩”政策。然而，低生育率、勞動力短缺、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為了緩解這些問題，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二孩政策。時隔兩年，“單獨二孩”政策升級為全面放開“二孩”，這不僅是一次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也是基于我國人口結構變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應對措施。

那國家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全面放開“二孩”呢？國家衛計委認為，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具有以下社會價值：第一，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有益于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改善家庭人口結構，進一步促進家庭幸福與社會和諧發展；第二，有益于穩定適度低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和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第三，有益于保持合理的勞動力規模，放慢人口老齡化速度，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經濟學原理

從經濟學原理看，二孩的生育和撫養符合邊際成本遞減規律（見圖1）。在經濟學中，邊際成本是指每一單位新增生產的產品（或者購買的產品）帶來的總成本的增量。雖然生育和生產不能畫等號，但產生的效應是類似的。如果把孩子看成是產品，那么孩子的生育和撫養所產生的費用可以看作為生產成本。而同一對夫妻生下的第二個孩子可以穿第一個孩子穿過的衣服，玩第一個孩子玩過的玩具，用第一個孩子用過的學習用品。衣服、玩具、學習用品等可以視為固定成本，而孩子數量的增加承擔了這一固定成本，從而降低了邊際成本。與此同時，因為撫養第一個孩子有了經驗，撫養第二個孩子的“技術水平”就會顯著提升，從而使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提高，進而降低邊際成本。

另外，從“劉易斯拐點”理論看，全面放開“二孩”具有時代的必然性。“劉易斯拐點”是由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197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阿瑟?劉易斯提出。他在《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這篇論文中，提出了分為勞動力無限供給和勞動力短缺兩個階段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學中把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稱為“劉易斯拐點”。而進入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將會消失。我國從2004年開始就出現了“民工荒”、“招工難”現象，從那之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越來越慢，到了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數量大幅度下降，為93727萬人。這意味著，如果不調整人口生育政策，我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人口紅利時代將會終結。基于“劉易斯拐點”理論，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將有利于延長我國的人口紅利。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經濟學意義

有助于延緩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步伐。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我國的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人口老齡化問題也日益突出。由于特殊的國情，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具有老年人口規模龐大、老齡化發展迅速、老齡化快于現代化等主要特征。

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0年占總人口的13.26%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其規模已達1.77億。截止到2013年底，我國老年人口達到2.02億，占總人口的14.9%，今后十幾年我國的老年人口仍將以年均800萬的速度持續增長。這意味著我國老年人口總量快速增長、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持續上升、人口年齡結構不斷上移。可以預見，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現行的生育政策保持不變，幾十年后老年人口比重過大，勞動年齡人口銳減，必將影響我國經濟發展活力和國際競爭力。在目前人口老齡化和低生育率加劇的形勢下，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對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有益于延遲我國的人口紅利。從學術的角度來講，“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在某個時期內，人口撫養負擔較輕，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現儲蓄和投資高增長的局面。由此可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較大自然就會出現人口紅利，這將有利于經濟增長。反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則會出現人口紅利衰退或消失，這將不利于經濟發展。近年來我國人口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4%～1.5%的水平，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也在持續下降。一旦勞動力供給出現短缺，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會呈現下降趨勢，那么8%以上的高增長時代將一去不復返。據《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調查數據顯示，截止到2013年，67.6%的人口為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其規模為9.2億人，其絕對數量從2012年開始連續兩年下滑，分別減少了345萬和244萬。這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紅利已經面臨“劉易斯拐點”，因此有必要調整人口生育政策。而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有利于提高出生率和勞動人口總量，以及延長我國的人口紅利。

有助于緩解社保空賬危機。我國養老金制度運行時間比較短，目前正處在由現收現付制度轉向個人基金積累制的過程中。當前的養老金制度實行現收現付模式，即現在退休職工領取的養老金來自于在職員工的社會統籌基金。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所引起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社保賬戶中資金流出迅速加快，資金流入增速緩慢，社保賬戶支付能力迅速下滑，甚至出現空賬危機。在這種現收現支的模式下，養老基金必將會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

據《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3）》統計，目前全國有19個省份的養老資金出現了收不抵支情況，并且個人賬戶空賬規模在2012年已經超過2.6萬億。這表明在人口老齡化的沖擊下我國養老金的統籌賬戶面臨了巨大的財政危機。

《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指出，2013年我國老年撫養比達到21.58%，比2012年上升了0.92%，這代表著領取養老金的老年人口數量在穩步上升。綜上可以看出，我國政府背負著巨大的養老壓力，如果不做政策上的調整，最終會出現社保基金左支右絀的狀況。全面放開“二孩”能夠增加勞動年齡人口和社保繳費群體，從而提高社會養老的能力。

有利于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及擴大內需。隨著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公布，相關上市企業已在積極布局嬰幼兒產業。在此背景下，相關嬰幼兒產品的股票也出現上漲趨勢。可以說，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會給嬰幼兒行業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與此同時，對目前日益增長的教育產業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相關教育板塊在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出臺后股指有明顯漲幅，對此政策做出了積極回應。除此之外，全面放開“二孩”后，產婦和新生兒數量也會猛增，因此，放開“二孩”政策將擴大醫療需求，帶動醫療行業發展。另外，隨著我國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各種適合兒童觀看的動畫片、動漫市場也不斷壯大，很多投資者紛紛將目光轉移到此領域，未來這會成為我國重要的文化產業之一。這說明全面開放“二孩”政策在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應注意的問題

跟蹤實施效果，以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出臺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反響，不僅電視、網絡、報紙等媒體上熱議這個話題，就連街頭巷尾的人們都在談論是否再生二孩。隨著“二孩”政策的放開，普遍認為，未來幾年我國將迎來生育高潮，但事實卻事與愿違。中央電視臺的“新聞1+1”欄目，曾經選取上海和北京兩個具有代表意義的大都市，做了一期有關“單獨二孩”政策遇冷的調查節目。根據調查發現，上海市育齡婦女中，雖然90%符合“雙獨”或“單獨”政策，但事實上只有5%的婦女到衛計委申請生育二孩。據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截止到2014年12月末，上海市約有37萬對育齡夫婦符合“單獨二孩”政策條件，但只有6萬多對申請生育二孩。北京的情況與上海非常相似，2014年全年，北京市符合“單獨二孩”條件的夫婦中只有約3萬對申請生育二孩。在節目中，記者廣泛地對符合“單獨二孩”條件卻無生育意愿的夫婦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工作壓力、經濟條件、婦女權益保障體系的不完善等因素是引發無生育意愿的一個重要原因。這表明，我國正在走入低生育率時代，我們應緊密跟蹤“二孩”政策的實施效果，以避免真正掉入低生育率的陷阱。

有可能不利于家庭的和諧，造成家庭矛盾。首先是造成夫妻間的矛盾。假如一方堅持生育二孩，而另一方不想生，這必然引發夫妻間的矛盾，尤其是高學歷的職業女性生育二孩所付出的機會成本比較高，一般生育二孩意愿不太強烈，這更容易發生夫妻間矛盾。

其次是造成親子間的矛盾。當下獨生子女一代凡事都以自我為中心，并且占有欲較強，不允許他人分享父母的愛。二孩的降臨會分走父母對他們的愛，這種潛在的愛被分享的威脅很容易給他們造成壓力，因此，生育二孩有可能會引發親子間的矛盾。

最后是造成與父母之間的矛盾。大部分父母具有“多子多福”、“兒女雙全”的傳統觀念，所以渴望兒女生育二孩。但更追求事業發展和生活質量的80后和90后夫妻，如果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較大，就不愿生育二孩。這樣，父母希望兒女生育二孩的愿望與小夫妻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想法間產生一定的沖突，從而造成80后、90后夫妻與父母之間的矛盾。

有可能對女性就業產生不利影響。盡管我國的《勞動法》明確規定，在女職工“三期”（懷孕期、產期及哺乳期）期間不得降低基本工資和解除勞動合同，也不能對女職工有職業歧視。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少數用人單位往往以給“三期”女職工設置苛刻的工作條件的形式，迫使女職工自行辭職或惡意造成“三期”女職工違反單位規章制度的尷尬局面。

一份對多家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市場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可能會加重女性在就業中的歧視。因為用人單位一旦招聘未育女職工，有可能會面臨女職工懷孕、生育給企業帶來一段時間的工作開展不暢和人員短缺的風險，因此不少企業在同等條件下更愿意招收男職工，而不愿錄用女職工。政府雖然出臺全面“二孩”政策，但并未對用人單位提供任何經濟上的配套措施來彌補此政策給他們帶來的困境，所有義務都加重在用人單位方面，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自然不愿為女性提供就業機會。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幾點建議

首先，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會在未來幾年內引發新生兒出生的熱潮，而大量嬰兒的出生必將需要更多的醫院、幼兒園及學校等公共資源，因此，政府需要事先做好應對準備，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和質量。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實力的增強，人們對醫療和教育機構提供的公共服務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政府應完善公共服務保障體系，優化公共服務程序，使公共資源配置運行更加合理、科學、高效。

其次，雖然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的反響，然而由于撫養孩子的成本過高、二孩出生后對女性的就業影響較大以及社會競爭壓力大等原因，不少家庭選擇不生二孩。因此，建議政府有關部門在保障女性的工作機會和就業權利的同時，也要降低撫育孩子的成本，以此達到更好地落實全面“二孩”政策的目的。

最后，在實施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同時，還需要轉變政府管理部門職能。計劃生育管理部門應該從管理型轉變為服務型。“管理型計劃生育”是把育齡夫婦作為管理的對象，夫婦生孩子要經過計生部門的審批，而“服務型計劃生育”是把育齡夫婦作為服務的對象，為育齡夫婦提供生育健康服務。在當前新的人口形勢下，要依靠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前提出發，進行一系列改革，為生育政策的調整清除制度性障礙。

（作者單位：青島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本文系2015山東省高等學校人文社科計劃項目“山東省育齡婦女對‘二胎’政策的反響及生育意愿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J15WE07）

責編 /王坤娜 許國榮（實習）

第四篇：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分析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分析

放開二孩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住房需求增長、產品結構及熱點區域變化、配套要求提高，房企白銀十年迎來新機遇，提出新挑戰

2.1、需求總量：二孩政策助力白銀時代房地產需求總量增長

二孩政策全面實施推動房地產需求總量增長。二孩政策的全面實施在短期內推動人口生育高峰，根據預測，累計生育意愿的釋放將帶動短期內城鎮出生人口將增加約1500-2000萬人，按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32.9平方米計算，未來五年將增加城鎮住房面積約4.9-6.6億平方米。而此后人口生育率將有所減弱，出生人口數有所回落，仍將較政策實施之前增長，將帶來住房面積的增加。未來長期一段時間，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加快和戶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加之二孩放開影響，預計到2040年，我國城鎮人口將超過10億人，較2015年增加2.5億以上，這部分人口增長帶來的需求，將成為推進白銀時代房地產長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助力。

另外我們要看到，一般而言，由于當前多數城市已放開限購，短期內房屋需求或將以持有一套房再直接購買大戶型產品或先買后賣的置換形式出現，因而需求量增長或將超出上述預期。

2.2、需求結構：短期大戶型產品躍居主流，長期小戶型仍將增長

短期內人口增長影響戶型變化，三室將成為剛需，四室以上改善性需求將有明顯增長。隨著二孩政策的實施和短期出生育的提高，未來五到十年，二孩家庭戶數將有明顯增長。對于這些家庭而言，原本的剛需二室戶型將難以容納家庭人口數的增長，因而夫妻一間、孩子各一間的三室戶型將成為未來剛需主流。隨之更大戶型的改善性需求也將有所增加。若二孩家庭有老人同居，有雇用保姆，或選擇兒童房等，則首改將向四到五室發展。總體而言，隨著家庭人口數的增加，未來大戶型需求將同步增長。目前“70/90”政策已基本取消，未來開發商在戶型設計選擇時更為便宜。

而從統計局數據來看，對于90-144平方米的改善性需求，投資方面已有所增加，2014年90-144平方米的中等戶型住宅投資額為34374億元，較上年增加18.3%，遠超過住宅9.2%的增幅，占住宅總投資額比重為53.4%，較上年擴大4個百分點。但從銷售數據來看，2014年90-144平方米住宅銷售面積60334平方米，下降7.4%，雖降幅較其它兩種戶型最小，但從占比來看較上年變化不大。未來受二孩政策影響，中等戶型銷售和投資占比將繼續擴大，144平方米以上大戶型占比也將有所增加，而90平方米小戶型規模將有縮減。

長期來看，十五到二十年后，隨著適婚人口的增長，以二室戶型為主的剛需將有增加。從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戶均人口變化趨勢來看，隨著城鎮家庭戶規模的不斷擴大，戶均人口呈現下降趨勢。盡管20-30歲左右城鎮居民家庭首次置業，以二室為主、90平方米以下小戶型的住房仍將占據一定比重。至2035年，放開二孩政策增加的新生人口逐漸進入婚育階段，成為適齡首置需求群體，延緩20-34歲城鎮人口規模減小的步伐，甚至在城鎮化進程作用下，出現一定反彈。這也意味未來小戶型需求下降速度將被延緩甚至有反彈趨勢，但總體來看，隨著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明顯促進中等戶型住宅成交量增長以及中年群體需求的擴大，小戶型需求已逐漸退出市場主導地位。

2.3、需求分布：政策利好東部地區、熱點城市改善需求釋放

不同城市人口增長影響需求總量。此前分析中，我們得出結論，三四線中小城市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將高于一二線重點城市。不同城市人口增長速度也將影響相關房地產市場需求。從需求總量變化來看，未來三四線城市中二孩家庭對空間需求將更大，其需求總量也將更為突出。從這點來點，對于三四線部分城市高庫存去化而言將是一大利好。

不同城市銷售主力戶型影響需求增長。我們同時認為不同城市當前主力戶型也將對未來需求產生影響。此前我們已經分析，認為隨著二孩家庭數量增加，部分家庭將考慮大戶型產品，短期內三室將成為主力戶型，而四室及以上將成為改善性需求集中區域。未來部分二室戶型的家庭在生育二孩后或將考慮換房。當前各城市主力戶型有明顯區別，從2014-2015年成交數據來看，多數城市二室戶型占比主要在40%左右，其中北京、武漢、東莞及北京周邊香河占比已超過40%，未來這些城市生育二孩家庭換房量相對較高；而南昌、西安占比相對較低，特別是南昌，近年三室戶型占比近2/3，未來新增人口對其庫存去化幫助將相對弱化。

我們可以看出受不同區域不同城市主力戶型不同。一般而言，一二線重點城市主力戶型以二室、三室為主，三四線城市中三室、四室大戶型相對較多，對于當前庫存量較高的三四線城市而言，由于市場主流戶型較大，已能滿足二孩家庭需求，其對庫存去化影響較小；東部較發達地區吸納外來人口數較多，二室、三室占比較高，而中西部地區人口流出相對明顯，大戶型占比較高，因而在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影響下，東部地區、熱點城市向三室、四室轉變需求將更為明顯。我們認為，二孩政策將更為利好重點城市及東部城市群，未來這區域換房率將有所增加，大戶型更為主流。而受未來長江經濟帶、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發展帶動和就近城鎮化影響，這些地區城鎮吸納人口速度將加快，二孩政策也將同步帶動當地中等戶型的銷售。

2.4、需求配套：更為關注少兒服務及配套，學區房價位再上揚

以社區為主體，對商業、家政、親子配套要求更加提高。隨著家庭人口數的增加，購房者對于社區配套將更為關注。由于新生兒需求而置換或購買的大戶型產品，在考慮交通、商業等傳統因素同時，家政、親子、兒童醫療、婦幼保健等配套將成為重點考量因素，社區環境和服務對兒童的親和度將成為產品的重要賣點。對于企業而言，在地產白銀時代，由傳統的城市開發商向運營商、服務商轉變，也應更關注社區服務。未來隨著二孩全面放開和新增人口的增加，房地產企業在開發相關項目時，后期服務中應有意識地向少兒服務及配套傾斜。

學區房成為熱點，未來價格將在追捧中上漲。二孩政策放開帶來的生育小高峰也將帶動學齡兒童的增加，相關教育資源進一步緊張。特別是優質中小學校，作為相對稀缺的教育資源，其周邊學區房將受到新一輪的追捧，這將促使學區房新房和二手房同步活躍。從去年放開單獨二孩數據來看，根據衛計委數據顯示，到2015年9月底全國有176萬對單獨夫妻提出再生育申請，但申請數最高的為2014年七八月份，每月申請量達到15萬對左右。以北京海淀區為例，我們對新房和二手房成交做簡單分析，從數值上看，2014年6月以來北京二手房成交不斷增長，6-7月同比超過上年同期；而新房成交也自8月起呈現攀升趨勢。二孩生育或也是推高海淀區成交量的因素之一。學區房受追捧，在短期內房價將持續上漲，部分優質學校周邊價格上漲或更為迅猛。對于開發商而言，在小區內或周邊引進優質教育資源，將成為吸引消費者特別是二孩家庭購房的重要因素。

3、小結

人口尤其是城鎮人口的快速增長，為我國此前十數年房地產市場迅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隨著我國第三次出生高峰人群購房需求的逐漸釋放，城鎮人口增速亦有所放緩，人口對房地產業的直接推動作用將有所減弱。而此次五中全會提出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將對未來人口增量和人口結構產生重大影響，直接關系未來房地產業發展變化。

從人口總量來看，隨著二孩政策實施，伴隨人口總量的增長，住房需求也將持續增加。同時，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推動房地產市場戶型結構需求轉變，短期內，三室、四室為主的中等戶型、大戶型住宅將成為首置或首改的主力，五室及以上戶型占比也將增加，而長期來看，到2035年二室為主的小戶型也將占據一定份額。而區域也將影響人口增量和結構分布，二孩政策短期內將更為推動重點城市及東部城市群中大戶型的庫存去化，活躍當地市場。

與此前十年新增城鎮人口快速增長帶來的機遇不同，隨著人口規模增速的逐步放緩、年齡結構的不斷變化，房地產市場未來面臨需求將更多元化、更具特色，特別是以學區房為代表的優質配套住房將更受二孩家庭的青睞，成為短期內需求追逐焦點。而預測未來市場主體需求類型，把握主體需求相關配套及服務，也將是企業在下一個十年發展中的重要關鍵。

第五篇：二胎政策全面放開

養老難、娶妻難、招工難，即將爆發的大規模人口問題，已經被最高決策層所注意。

10月29日閉幕的五中全會公報確定，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對于昨天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宣布，本報記者第一時間連線了國內多名人口學、社會學、社會改革發展及經濟專家，詳解全面開放二孩政策背后的意義。

單獨兩孩實踐遇冷

全面二孩不會出現爆發性增長

中國人口學會副秘書長陸杰華認為，這應該是意料之內的一項政策，“也標志著獨生子女政策退出了歷史舞臺。把生育決策權回歸社會，回歸家庭，回歸到夫妻之間。”

至于為何選擇這個時間節點的問題，陸杰華分析說，生育政策調整，是基于我們國家的實際國情，畢竟我國人口比較多，之所以到現在放開，也是需要一步步來。從單獨二孩政策到現在全面放開，我們也是經歷了兩年多時間。

單獨二孩政策從2013年落地至今至少，從申請數據來看，并不是那么美好。

對于單獨二孩的實際情況與預期之間問題，陸杰華說，之前他們也在浙江進行過調研，發現實際情況明顯低于預期目標。并且申請單獨二孩的人比較少，“單獨二孩達不到一定要求，這就需要進行全面放開的這一步。”

事實上，中國“單獨二孩”政策實行近一年后，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數據就稱，當局原本預計新政策推行后，每年將增加超過200萬個新生兒，但截至今年8月，符合條件的1100萬對夫婦當中，只有70萬對提出申請，而目前獲批的僅62萬對，遠遠低于官方預期。

“我覺得這和單獨二孩的人群不一樣，畢竟是全部放開，我估計數量大概在一億人左右的家庭。”在談到全面放開會不會導致人口爆炸性增長時，陸杰華的態度是，政策實施后，2017年和2018年的生育規模可能會有明顯增長，至于增長的有多高，還需要看未來的數據。“肯定比不放開要高一些，有堆積也是正常的，沒堆積才是有問題。現在百姓在生育上也更加理性，畢竟受到的主客觀影響也比較多。”

中國勞動力人口3年連降

新政應對人口紅利的消失

另一方面，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當下中國的人口結構已出現嚴重扭曲。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人口已經進入老齡化與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態。

眾所周知，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快、程度高，新增勞動力人口逐年降低，由此帶來目前的養老難、招工難問題已日益嚴峻。

本報智庫專家、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說，國家統計局今年年初發布的數據顯示，全國16-59周歲的勞動適齡人口去年減少了371萬，降幅超過2013年的244萬。該年齡段人口首次出現下降是在2012年，當年15-59周歲年齡段人口減少了345萬。

我國已逐步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這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一些不利影響，最直接的當然是勞動力供給的問題，勞動力成本上升，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壓力驟增。這也造成很多“中國制造”產品的成本上升，出口競爭力下降。卓勇良說，正如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末經歷過的一樣，伴隨勞動力人口下降而來的同樣是經濟增長的減速。勞動人口減少雖說可以防止失業率上升，但同時也將推高勞動力成本，進而削弱制造業和出口競爭力。

陸杰華說，這也有利于對未來提供更多的養老資源，畢竟我們國家主要還是家庭養老，這樣也是為解決未來養老問題的一個方式，提供有利的人口環境。

面對“失獨”之殤

有助家庭結構合理化

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楊建華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稱，在這個節點全面放開二胎，從宏觀角度來說，對于促進整個中國人口結構的合理化有重大積極意義；從微觀角度來說，也有助于每個家庭人口結構的合理化，尤其是一定程度上緩解失獨家庭之痛。

近些年，獨生子女家庭結構不合理的負面效應集中凸顯，養老、子女教育甚至于獨生子女本人的個性發展都已成為問題。從社會保障角度來講，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風險性就在于唯一性。現在愈加引發社會關注的失獨家庭就是該風險下的犧牲品。據相關統計，目前全國失獨家庭已超百萬，失獨父母，老無所依，這種痛本是可以通過調整生育政策避免的。因此，全面放開二胎，對于優化家庭結構有正面、有效的作用。

二孩生下來

對經濟有拉動作用

錢報智庫專家、浙江省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徐劍鋒昨晚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從經濟層面來看，這個時候全面放開兩孩，也確實是時候了。

按照目前中國的人口出生率來看，在未來達到一個峰值之后，會進入一個加速遞減的過程。這對于整個經濟消費是不利的。即使在現在，很多二三線城市已經變成了人口凈流出城市，當地的房地產等行業都不景氣。如果再這樣下去，這個趨勢會越來越明顯。

徐劍鋒表示，全面放開兩孩之后，對于經濟肯定會有一個拉動作用，短期來看，一波新生兒的出生肯定會促進嬰幼兒市場的發展，而從長遠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作用會越來越明顯，對于拉動內需的作用是巨大的。

他注意到一個數據，放開“全面二孩”后，未來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規模預計將在250萬左右。每年將帶來新增的消費將超過700億，此外，隨著新生人口的增加，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的需求勢必將會增加。新一波的人口紅利將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