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聶耳的故事

聶耳是我國著名的音樂家，以下是小編為您整理的是關于聶耳的故事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名字由來

聶守信年輕的時候，對音樂特別敏感。大家都說，只要能從耳朵進去的，都能從他嘴里唱出來。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一次聯歡會上，聶守信不但能表演舞蹈，模仿各種人說話，而且還能讓兩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動，這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大伙兒都被逗得大笑起來。總經理給聶守信送禮物，并稱他為“聶耳博士”。聶守信笑著對大家說：“你們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聶”的繁體字“聶”）連成一串，不像一個炮彈嗎？”從此，聶守信改名為聶耳。

熱愛音樂

聶耳在北平時窮得買不起棉衣，卻在秋末深入到貧民區天橋等地，用有限的幾個錢來收集北方民間音樂素材，并在“充滿了工人們、車夫、流氓無產階級的汗臭”環境中聆聽賣嗓子、賣武功的吼聲，從中知道了他們“生命的掙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積攢，才買到一把夢寐以求的廉價小提琴。在上海，他經常踏著晨霜夜路體驗女工上班的辛苦，從而創作出《新的女性》。聶耳還與小報童交上了朋友，天天問寒問暖，那首著名的《賣報歌》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吟誦出來的。

聶耳沒有像樣的創作條件，到上海一年后經過苦苦積攢，才買到一把多年夢寐以求的廉價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熱，到北京一次連續登臺演出四天僅得6元錢報酬。這不僅使他從心底更憎恨資本家老板剝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斷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聲。

創作國歌

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東北后又把鐵蹄伸向華北，國內的反動腐朽勢力卻仍沉溺于紙醉金迷中。社會上充斥著“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愛你”一類萎靡喪志的淫歌艷曲。共產黨員作家田漢找到聶耳，認為如此“唱靡靡之音，長此下去，人們會成為亡國奴”。二人就此議定，要創作一首歌，來戰勝“桃花江是美人窩”。二人研究了《國際歌》、《馬賽曲》和《船夫曲》，認為很有氣勢，可以借鑒。1935年初，田漢改編了電影《風云兒女》，并寫了一首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

夏衍拿到田漢留下的劇本，在里面發現了那張寫著歌詞的香煙襯紙。不久，聶耳來找夏衍，聽說此事后，主動提出：“作曲交給我，我干！”聶耳根據同田漢一起提出的構想，帶著滿腔激憤，只用兩天時間便譜寫了初稿，隨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熱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軍國主義分子大肆鼓噪“擴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聶耳由此更激發了創作靈感，迅速將歌曲定稿寄回國，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壯。

作曲家的創作生涯

在上海，聶耳與小報童交上了朋友，天天噓寒問暖，那首著名的《賣報歌》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創作出來的；他經常踏著晨霜夜路體驗女工上班的辛苦，從而創作出《新的女性》。

聶耳1932年8月到北平，這是他戰斗生活史上又一次重要的轉折。正如他回到上海時寫給于伶同志的一封信上所說：“北平，是把我泛濫洋溢的熱情與興趣匯注入正流的界堤。”在北平熱烈多變的三個月時間，為他1933年以后光輝的新音樂活動和革命歌曲創作，在思想、政治上、藝術激情上進一步打下了更堅實的基礎。

1933年，聶耳由田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年，他創作了《開礦歌》《饑寒交迫之歌》《賣報歌》。

1935年聶耳為電影《風云兒女》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后來成了聶耳作為一個音樂家的標志性作品，但他豐富多樣的音樂實踐，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這也是聶耳最多產的一年。他創作了《走出攝影場》《一個女明星》《雪飛花》《翠湖春曉》《雪花飛》《金蛇狂舞》《昭君和番》《賣報之聲》《小野貓》《打磚歌》《碼頭工人》《苦力歌》《畢業歌》《大路歌》《開路先鋒》《飛花歌》。

1935年4月，傳來了g民黨當局要逮捕聶耳的消息。黨組織為了保護這個年輕有為的戰士，批準他先到日本暫避一段時期后，再去歐洲和蘇聯學習。不幸的是，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鵠沼海濱游泳時溺水身亡。他的生命在23歲就畫上了休止符。他沒有機會看到電影《風云兒女》，也沒有聽到合成后的《義勇軍進行曲》。

隨著電影的公映，《義勇軍進行曲》很快傳遍了全球。1936年，被迫流亡國外的劉良模把這首歌帶到了美國，著名黑人歌王保羅·羅伯遜最早在美國演唱了這首歌，并灌制了唱片，將它改名為《起來》。從此，《義勇軍進行曲》也在國外唱響了。

知音長存永不忘卻的紀念

一代天才音樂家如流星墜落，短暫的一生卻燃燒得無限耀眼。聶耳的生命已經融入《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中，國人皆是他的知音。《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民族解放的號角，響徹華夏大地，激勵著中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最后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他開辟了中國新音樂的道路，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音樂先驅。

新世紀的第一個新春，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在奧地利的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出。聶耳編創的《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曉》奏起時，那充滿民族個性色彩的優美旋律打動了異域的聽眾，每一曲終了總有熱烈的掌聲。《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曉》已被國際音樂界視為中國民樂的經典作品。

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決定重修聶耳墓地，請郭沫若題寫墓碑和墓志銘。郭沫若題“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碑和墓志銘：

聶耳同志，中國革命之號角，人民解放之聲鼙鼓也。其所譜《義勇軍進行曲》，已被選為代用國歌，聞其聲者，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莊嚴而宏志士之氣，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鵠的。聶耳乎，巍巍然，其與國族并壽，而永垂不朽乎！聶耳同志，中國共產黨黨員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風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鵠沼之海濱，享年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敵國，為憾無極。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猶未能明焉!

2009年，聶耳被中國政府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

聶耳的家鄉玉溪為了紀念他，不僅用他的名字命名道路和橋，還修建了聶耳公園、聶耳音樂廣場、聶耳演藝廳等。

第二篇：聶耳的故事

音樂家聶耳的故事

聶耳（原名聶守信）漢族，云南玉溪人，中國音樂家，1933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聶耳開辟了中國新音樂的道路，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音樂先驅。1935年所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激勵和鼓舞了幾代中國人。新中國成立后，《義勇軍進行曲》被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聶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者。

“文以載道，詩以言志，樂乃心聲”。聶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個特定的民族危亡時代所造就。那些鏗鏘有力的音符，也都是當時環境下人民的心聲。日本侵華和國內抗日群眾運動的風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樂與革命從此結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聲可聞、難民在街上到處流離奔走哭喊的環境中，聶耳在日記中首次提出“怎樣去做革命的音樂”。聶耳是一個天才的音樂家，又是一個革命者，而且恰恰因為后者，才能出現前者的輝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別是《義勇軍進行曲》，正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的產物。

《義勇軍進行曲》在銀幕上首次響起時，不幸正逢聶耳去世，但這支歌作為民族革命的號角響徹了中華大地，還享譽全球。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英、美、印等許多國家電臺經常播放此歌。戰爭結束前夕，美國國務院還批準將其列入《盟軍勝利凱旋之歌》中。新中國成立前夕征集國歌時，周恩來就提出用這首歌，并在新政協會上一致通過。在1949年的開國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國慶節，聶耳譜出的樂章都雄壯地奏響，這足以告慰早年英逝于異國的英靈。

音樂家貝多芬的故事

德國音樂家貝多芬，是歐洲音樂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家之一，他1770年出生在德國的波恩，在貝多芬小的時候，他的父親對他的期望非常高，希望自己的兒子成為莫扎特式的音樂神童。在貝多芬才4歲的時候，父親便把一堆的曲譜放在貝多芬面前讓他彈奏，有時候貝多芬把小手都練腫了還是不敢休息。

一天，教堂的鐘聲都已經敲了12下了，貝多芬還在練習，他必須等到父親回來檢查他的曲子才能睡覺，母親看著眼睛瞇成一條縫的貝多芬，垂憐的對他說：“孩子，都12點了，先去睡覺吧。”

“不行，爸爸等會回來看見我沒有練琴，會打我的。”

媽媽對這個酒徒的丈夫也沒有辦法，只好抱著貝多芬在琴邊流淚，很快，貝多芬在母親的懷抱睡著了，媽媽便把他抱上了床。

當鐘聲再次敲響的時候，貝多芬的酒徒父親回來了，“那個小兔崽子呢，怎么不練琴了？”

“你不看看都幾點了，還讓孩子練琴，你要把他弄死才肯罷休啊？”

“對，你說的對”貝多芬父親一邊說著，一邊來到貝多芬床邊，把貝多芬提了起來，母親怎么攔也攔不住。

貝多芬迷迷糊糊的在琴上一邊彈，一邊閉著眼睛，盡管如此，貝多芬的琴聲還是十分流暢自然。

“行，這還有點莫扎特的樣子。”父親在一邊高興的說。

一晃幾年過去了，貝多芬從4歲長到了8歲，經過4年的刻苦練習，他的鋼琴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的酒徒父親也感到滿意，于是便讓他在音樂院舉行了一次獨奏音樂會，這次演出非常成功，父親享受到了兒子成功的喜悅。

17歲的時候，貝多芬來到維也納，他以非常崇敬的心情拜見了莫扎特，莫扎特給了他一個很難的曲子讓他即興演奏，貝多芬的演奏得到了莫扎特的肯定，他說：“你們要注意這個孩子，他將來會驚動全世界的。”由于自己的刻苦努力，他終于在維也納藝術舞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經常以鋼琴家的身份登臺演出，而且演奏的都是自己的作品，得到了人們的肯定。

正當他飛黃騰達的時候，他的耳朵患上疾病，后來徹底聾了，這對于一個音樂家來說，是個殘酷的打擊，然而，這一切并沒有打垮貝多芬，他還是靠頑強的毅力創造了大量優秀作品，在他的《命運交響曲》里，我們都能聽到他和命運做斗爭的聲音。

1807年，貝多芬正住在維也納李希諾夫斯基公爵家中。一天，公爵家里來了一大批客人，他們都是當時拿破侖派駐占領維也納的法國軍官。公爵想請客人們聽音樂，就派人去請貝多芬，但未向貝多芬說明情況。貝多芬不明就里，帶著自己新寫完的《熱情奏鳴曲》興致勃勃地趕來。進客廳一看，竟是一幫占領軍，貝多芬當即就拒絕了公爵的要求。公爵惱羞成怒，竟然板起面孔對貝多芬下了演奏的命令。貝多芬為李希諾夫斯基的無恥賣國行徑憤怒到極點，他不顧夜中的滂沱大雨拿起樂譜忿然離去，并把公爵以前送他的一尊胸像摔了個粉碎。第二天，公爵接到了這樣一封信：“公爵！您之所以成為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為貝多芬，則全靠我自己。公爵現在有的是，將來還有的是，而我貝多芬卻永遠只有一個！”

第三篇：聶耳的故事

聶耳的故事

母親的歌讓他著迷

聶耳的父親聶鴻儀在昆明甬道街72號開了一家成春堂藥店。1912年2月15日，聶耳出生在藥店的樓上，原名紫藝。不久，父親死了，藥店由母親經營，殷實的聶家開始中落。在幼年聶耳的記憶里，母親經常坐在燈下，撥拉算盤，算完賬后，嘆氣，發愁。聶耳曾暗許心愿：今后一定要“讓母親過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寫給母親的信中，屢屢提到“匯錢”之類的字眼。

母親是聶耳最大的牽掛。從照片中看，母親彭寂寬是比較典型的傣族婦女的長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沒有上過一天學堂，但跟著丈夫，居然能夠讀醫書，丈夫死后還能坐堂把脈問診，養家活口。彭氏的聰慧，顯然也遺傳給了兒子。聶耳是家里最小的兒子，乖巧伶俐，一支簡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繽紛，甚得親友疼愛。

母親能唱各種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間廣泛流傳的洞經調、花燈調、洋琴調，等等。動聽的歌曲與歌曲里的故事讓小聶耳著迷。蔡鍔功成名就之時，聶耳還是黃口小兒，但他從母親的歌里認識了蔡鍔。蔡將軍云南首義討袁護國的壯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習武從軍曾是少年聶耳的一大志向。十六歲那年，聶耳終于憋不住了，背著家人偷偷參軍，被編入十六軍湖南新兵隊受訓，后投考黃埔軍校不果，又被軍隊遣散，習武之念才在無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轉而讀書、演戲、作曲，但成就偉業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觀》的中學作文中，聶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會從事宗教、哲學和科學的行當。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學，然后出外游歷，最好是出國，行路讀書，增長見識，學術上有所建樹。最后掙幾個錢，與幾個談得來的朋友，找一處山清水秀的地方，讀書，彈琴，度悠閑時光。他還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將是自己隱逸的首選。

待到年長幾歲也就是中學畢業考入云南省立師范學校后，聶耳又寫了篇《我之人生觀》，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學工科，研究點藝術，做一個“并不是魯濱遜那種個人主義的思想”的游歷家，然后“以實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設新的社會”。

演藝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聶耳來到上海，舉目無親，托人幫忙在“申莊”采購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員的工作。誰知“申莊”在昆明的總部云豐商行因為偷稅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關門。聶耳失業了。

還好，天無絕人之路，聯華影業公司音樂歌舞學校刊登在《申報》上的招生啟事引起聶耳的注意。每月能掙十元津貼，還管吃住，吸引力實在是太大了。聶耳忐忑不安地進了考場，因為緊張而發揮得一般，但卻被主考官黎錦暉錄取了。

明月歌舞劇社的前身，是黎錦暉創辦的中華歌舞劇團。這是我國最早的職業性歌舞團。陣容雖然不大，但是因為擁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麗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國名噪一時。聶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練習生。

七八個人一間的狹小宿舍，練琴時得站在墻角，但聶耳卻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幫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張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電影拷貝，得到一百元報酬。一百元啊，離開大家庭以來他還從未擁有過這么多的錢，聶耳的心狂跳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郵局給母親郵去一半。另一半，買了一把小提琴，還有兩本樂譜。這把普通的小提琴，從此為聶耳的生活增添了華麗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藝是聶耳的專職小提琴老師。于是，人們常常看到師徒二人認真地矯正指法，“錯了”，“又錯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時斷時續。“小老師”與聶耳同齡，平常為人很隨和，教琴卻毫不馬虎。十九歲的聶耳，剛剛摸琴，連樂譜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對位、和聲，“小老師”有點急了。但聶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師。“一定能學會，”他對自己說。吃罷晚飯，大家都結伴去逛“四馬路”，到“大世界”看雜耍，聶耳卻一聲不吭，躲進房間練琴。他要完成自己的業務指標：一天至少“惡補”七個小時的琴。

“拼命三郎”聶耳很快出名了。其時，電影和戲劇往往裹挾在一起。一套演員班底，一會兒在舞臺上演話劇，一會兒又聚集的水銀燈下。這樣做，雖出于制片商節省成本的策略，客觀上卻鍛煉了演職員。比如王人美在電影《風云兒女》中除飾演女主角之外，還要唱主題歌。拉小提琴的聶耳，也要時不時上場扮個什么賣油炸臭豆腐的小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礦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盡人皆知。1959年，趙丹在電影《聶耳》里出演聶耳時，還不止一次地談及當時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灘演藝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孫瑜、卜萬蒼、金焰、鄭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麗珠、趙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觀名人，聶耳才體會到什么是“風頭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為謀生的聶耳，眼界一下子開闊起來。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潑，天真，十九歲的聶耳是個孩子王，身邊總圍著歌劇社的小演員們。做游戲，輸了，孩子們起哄，聶耳樂顛顛地聳動著兩只耳朵。大家不滿足，“耳朵先生，再來一個嘛！”聶耳又“秀”了一下。

聶耳最愛看電影，而且每遇動情之處必哭，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這個習慣常被朋友們當做笑料，他自己卻覺得再自然不過。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時，聶耳與他的同鄉、上海泉漳中學的教員李生萱來往很頻繁，此人即后來的著名哲學家艾思奇，聶耳因此對哲學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嚴重，中共提出在文藝界發展黨員，壯大左翼力量。年輕活躍的聶耳被列為首批培養對象。培養和聯系人是上海左翼劇團聯盟負責人田漢，后來介紹聶耳入黨的也正是田漢。但在聶耳目前保留下來的十多萬字的日記、文章、書札里，關于田漢的描述卻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賬式的記錄，至多用“很好”這樣的字眼籠統地表示一下。勤寫日記和書信的聶耳，逢“田”何故謹慎規避？令人不得而知。當然，在田漢的眼里，聶耳最初只是一個有著不平凡經歷的追求革命的貧苦學生，兩人閱歷、資歷以及性格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但這并不妨礙田、聶二人在音樂創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兩年間，田漢作詞，聶耳作曲，一同創作了《開礦歌》、《大路歌》、《畢業歌》、《碼頭工人》、《苦力歌》、《打磚歌》、《打樁歌》、《告別南洋》、《春回來了》、《慰勞歌》、《梅娘曲》、《打長江》、《采菱歌》、《義勇軍進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幾乎占了聶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聶耳的處女作《開礦歌》是兩人合作的開端。后來被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則是兩人合作的巔峰。

電影《風云兒女》劇本剛剛完稿，編劇田漢被捕了。聶耳見到導演夏衍的第一句話是：“《風云兒女》誰來作曲？”第二句話就是：“我來寫吧，田漢也會同意的。”自信與篤定溢于言表。獄中的田漢果然同意了聶耳的請求。很快，聶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聶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東京附近的鵠沼海濱游泳時，不幸溺死，年僅23歲。當時，由詩人郭沫若在日本寫了一首詩，以志紀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聶耳墓，郭沫若又撰寫碑文；同年，日本藤澤市修建聶耳紀念碑，碑銘也由郭沫若題寫。聶耳生前與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們并不清楚，但作為田漢的密友，因為田漢的緣故，郭沫若關注聶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為什么不是田漢呢？由此推想，盡管聶耳和田漢有過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檔”之間，筆者更傾向于從后者的角度考量兩人的關系。聶耳提起田漢，總是恭恭敬敬地稱一聲“田老大”。

1934：“我的音樂年”

1934年4月1日，聶耳加盟由英國人經營的東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當時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進“百代”，聶耳只是音樂家任光的錄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為音樂部副主任，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氣地對聶耳說：不管你是誰，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響，有效益，你就盡管去做。

聶耳“拼命三郎”的勁頭又上來了，抄譜，作曲，演出，開研究會，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興奮而忙碌，以至連寫日記的時間都沒了，整整七個月的“百代時期”，臨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寫了一篇“總結”文字。在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記里，亢奮中的聶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贊許”、“批評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為電影《漁光曲》、《桃李劫》、《大路》創作的音樂作品。

忙碌中聶耳最用心力的是國樂隊，業余演出時這個樂隊也稱“音樂社”。樂隊很小，只有幾個基本席位，成員都是往來較密切的同行，每禮拜開兩次夜工，因為是同人性質，大家的興致很高。樂隊進行了一系列的民樂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實驗。聶耳根據云南等地民間樂曲改編完成《山國情侶》、《昭君和番》等四首民樂作品，都是交由音樂社首演的，現場與報章的反響讓他和他的朋友們興奮不已。

今天，辭典里有關“聶耳”這一詞條，在“《國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會加上一句“中國新音樂的創始人”。“百代”就是聶耳“新音樂”的實驗室。

人生的價值往往成就于一個瞬間，一個階段。1935年聶耳為電影《風云兒女》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后來成了聶耳作為一個音樂家的標志性作品，但他豐富多樣的音樂實踐，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說過：“1934年是我的音樂年。”

那一年，碰見熟稔的朋友，聶耳總會半真半假地發幾句牢騷：忙！真忙！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話剛說完，一轉身他又忙得像個陀螺，從樂隊轉到合唱隊，從合唱隊轉到攝影棚——因為他正在籌劃歌劇《揚子江暴風雨》。若干年后，夏衍回憶當年情景時，曾長嘆再沒有能像聶耳這樣“搶”著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聶耳真的特別快樂，他的生活和精神狀態完全變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藝圈，聶耳曾一度很沮喪；但這一年，他恢復了慣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紀的第一個新春，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在奧地利的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出。當地許多社會名流盛裝蒞臨。音樂廳的氣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終了總有熱烈的掌聲。聶耳在“百代時期”編創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廳里靜極了，豐沛的個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聲提前響起。一時間，作為聽眾的筆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聶耳。這次音樂會上還演奏了聶耳在“百代”期間主持改編的另一首新民樂《翠湖春曉》，同樣以那充滿民族個性色彩的優美打動了異域的聽眾。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曉》已被國際音樂界視為中國民樂的經典作品，靈魂早已升入天國的聶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母親的歌讓他著迷

聶耳是家里最小的兒子，乖巧伶俐，一支簡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繽紛，甚得親友疼愛。

他的母親能唱各種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間廣泛流傳的洞經調、花燈調、洋琴調，等等。從母親的歌里認識了蔡鍔，習武從軍曾是少年聶耳的一大志向。十六歲那年，聶耳背著家人偷偷參軍，被編入十六軍湖南新兵隊受訓，后投考黃埔軍校不果，又被軍隊遣散，習武之念才在無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轉而讀書、演戲、作曲，但成就偉業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觀》的中學作文中，聶耳的理想是先上大學，然后出外游歷，最好是出國，行路讀書，增長見識，學術上有所建樹。

待到年長幾歲也就是中學畢業考入云南省立師范學校后，聶耳又寫了篇《我之人生觀》，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學工科，研究點藝術，做一個“并不是魯濱遜那種個人主義的思想”的游歷家，然后“以實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設新的社會”。

第四篇：聶耳的故事

【聶耳的故事一】

聶耳的故事

聶耳原名聶守信，他的父親很早就去世了，家里境況困難。聶耳該上三年級了，學校立刻就要開學，但是哪有錢交學費買書呢？媽媽悄悄把聶耳爸爸在世時最喜愛的八音鐘賣了，學費有了著落。可書費呢？開學那天，小聶耳拉住媽媽的衣角說：媽媽，我有書了。他從書包里拿出兩個訂得整整齊齊的本子。媽媽翻開本子一看就呆住了，聶耳用香煙盒紙工工整整地抄了兩本，一本國語，一本算術。貧寒的生活絲毫沒有影響他對生活的熱愛。他家有一位鄰居姓邱，是位木匠，閑暇時喜愛拿一枝短笛坐在門口吹，那美妙的旋律時而像天上的云彩一樣悠揚舒緩，時而像森林里的小鳥一樣活潑跳躍。年幼的聶守信陶醉不已，忍不住跑到邱木匠家，跟他學習吹笛子。聶守信很聰明，學得很快，在他的影響下，兩個哥哥也跟著一齊學。之后，他們用壓歲錢買了一枝竹笛和一把二胡。從此他的家就樂聲不斷，常引得路人停下腳步聆聽。之后，聶守信又學會了拉二胡、彈三弦和月琴。在學校，他是學生音樂團出色的小指揮，在他家居住的胡同，他又是街坊兒童小樂團的熱心組織者。中學畢業后，聶守信被云南省立師范學校錄取。一天，他親眼看見***當局殺害了三位革命者，還割下他們的頭，挖出他們的心，暴尸示眾。聶守信對此感到無比憤怒，他開始思考民族

演許幸之被那激昂有力的旋律深深打動，但是他覺得結尾不夠有力，歌曲原來的結尾是前進！前進！前進！在他的推薦下，聶耳把它改成前進！前進！前進進！變得更有氣勢了這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名字由來

聶守信年輕的時候，對音樂個性敏感。大家都說，只要能從耳朵進去的，都能從他嘴里唱出來。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一次聯歡會上，聶守信不但能表演舞蹈，模仿各種人說話，而且還能讓兩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動，這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大伙兒都被逗得大笑起來。總經理給聶守信送禮物，并稱他為聶耳博士。聶守信笑著對大家說：你們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聶的繁體字聶）連成一串，不像一個炮彈嗎？從此，聶守信改名為聶耳。夢見龍卷風

熱愛音樂

聶耳在北平時窮得買不起棉衣，卻在秋末深入到貧民區天橋等地，用有限的幾個錢來收集北方民間音樂素材，并在充滿了工人們、車夫、流氓無產階級的汗臭環境中聆聽賣嗓子、賣武功的吼聲，從中知道了他們生命的掙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積攢，才買到一把夢寐以求的廉價小提琴。在上海，他經常踏著晨霜夜路體驗女工上班的辛苦，從而創作出《新的女性》。聶耳還與小報童交上了朋友，天天問寒問暖，那首著名的《賣報歌》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吟誦出來的。

聶耳沒有像樣的創作條件，到上海一年后經過苦苦積攢，才買到一把多年夢寐以求的廉價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熱，到北京一次連續登臺演出四天僅得6元錢報酬。這不僅僅使他從心底更憎恨資本家老板剝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斷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聲。

創作國歌

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東北后又把鐵蹄伸向華北，國內的反動腐朽勢力卻仍沉溺于紙醉金迷中。社會上充斥著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愛你一類萎靡喪志的淫歌艷曲。共產黨員作家田漢找到聶耳，認為如此唱靡靡之音，長此下去，人們會成為亡國奴。二人就此議定，要創作一首歌，來戰勝桃花江是美人窩。二人研究了《國際歌》、《馬賽曲》和《船夫曲》，認為很有氣勢，能夠借鑒。1935年初，田漢改編了電影《風云兒女》，并寫了一首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由于發現國民黨特務已來追捕，他倉促間在一張小小的香煙包裝紙上寫下歌詞，就被抓進監獄。

夏衍拿到田漢留下的劇本，在里面發現了那張寫著歌詞的香煙襯紙。不久，聶耳來找夏衍，聽說此事后，主動提出：作曲交給我，我干！聶耳根據同田漢一齊提出的構想，帶著滿腔激憤，只用兩天時刻便譜寫了初稿，隨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熱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軍國主義分子大肆鼓噪擴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聶耳由此更激發了創作靈感，迅速將歌曲定稿寄回國，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壯。

【聶耳的故事三】

聶耳的故事

聶耳的父親聶鴻儀在昆明甬道街72號開了一家成春堂藥店。1912年2月15日，聶耳出生在藥店的樓上，原名紫藝。不久，父親死了，藥店由母親經營，殷實的聶家開始中落。在幼年聶耳的記憶里，母親經常坐在燈下，撥拉算盤，算完賬后，嘆氣，發愁。聶耳曾暗許心愿：今后必須要讓母親過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寫給母親的信中，屢屢提到匯錢之類的字眼。

母親是聶耳最大的牽掛。從照片中看，母親彭寂寬是比較典型的傣族婦女的長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沒有上過一天學堂，但跟著丈夫，居然能夠讀醫書，丈夫死后還能坐堂把脈問診，養家活口。彭氏的聰慧，顯然也遺傳給了兒子。聶耳是家里最小的兒子，乖巧伶俐，一支簡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繽紛，甚得親友疼愛。

母親能唱各種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間廣泛流傳的洞經調、花燈調、洋琴調，等等。動聽的歌曲與歌曲里的故事讓小聶耳著迷。蔡鍔功成名就之時，聶耳還是黃口小兒，但他從母親的歌里認識了蔡鍔。蔡將軍云南首義討袁護國的壯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習武從軍曾是少年聶耳的一大志向。十六歲那年，聶耳最后憋不住了，背著家人偷偷參軍，被編入十六軍湖南新兵隊受訓，后投考黃埔軍校不果，又被軍隊遣散，習武之念才在無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轉而讀書、演戲、作曲，但成就偉業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觀》的中學作文中，聶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會從事宗教、哲學和科學的行當。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學，然后出外游歷，最好是出國，行路讀書，增長見識，學術上有所建樹。最后掙幾個錢，與幾個談得來的朋友，找一處山清水秀的地方，讀書，彈琴，度悠閑時光。他還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將是自己隱逸的首選。

待到年長幾歲也就是中學畢業考入云南省立師范學校后，聶耳又寫了篇《我之人生觀》，他的學生腔明顯少了，代之而起的是，期望學工科，研究點藝術，做一個并不是魯濱遜那種個人主義的思想的游歷家，然后以實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設新的社會。

演藝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聶耳來到上海，舉目無親，托人幫忙在申莊采購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員的工作。誰知申莊在昆明的總部云豐商行正因偷稅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關門。聶耳失業了。

還好，天無絕人之路，聯華影業公司音樂歌舞學校刊登在《申報》上的招生啟事引起聶耳的注意。每月能掙十元津貼，還管吃住，吸引力實在是太大了。聶耳忐忑不安地進了考場，正因緊張而發揮得一般，但卻被主考官黎錦暉錄取了。

明月歌舞劇社的前身，是黎錦暉創辦的中華歌舞劇團。這是我國最早的職業性歌舞團。陣容雖然不大，但是正因擁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麗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國名噪一時。聶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練習生。

七八個人一間的狹小宿舍，練琴時得站在墻角，但聶耳卻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幫忙昆明老家的朋友張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電影拷貝，得到一百元報酬。一百元啊，離開大家庭以來他還從未擁有過這么多的錢，聶耳的心狂跳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郵局給母親郵去一半。另一半，買了一把小提琴，還有兩本樂譜。這把普通的小提琴，從此為聶耳的生活增添了華麗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藝是聶耳的專職小提琴老師。于是，人們常常看到師徒二人認真地矯正指法，錯了，又錯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時斷時續。小老師與聶耳同齡，平常為人很隨和，教琴卻毫不馬虎。十九歲的聶耳，剛剛摸琴，連樂譜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對位、和聲，小老師有點急了。但聶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師。必須能學會，他對自己說。吃罷晚飯，大家都結伴去逛四馬路，到大世界看雜耍，聶耳卻一聲不吭，躲進房間練琴。他要完成自己的業務指標：一天至少惡補七個小時的琴。

拼命三郎聶耳很快出名了。其時，電影和戲劇往往裹挾在一齊。一套演員班底，一會兒在舞臺上演話劇，一會兒又聚集的水銀燈下。這樣做，雖出于制片商節省成本的策略，客觀上卻鍛煉了演職員。比如王人美在電影《風云兒女》中除飾演女主角之外，還要唱主題歌。拉小提琴的聶耳，也要時不時上場扮個什么賣油炸臭豆腐的小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礦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盡人皆知。1959年，趙丹在電影《聶耳》里出演聶耳時，還不止一次地談及當時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灘演藝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孫瑜、卜萬蒼、金焰、鄭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麗珠、趙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觀名人，聶耳才體會到什么是風頭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為謀生的聶耳，眼界一下子開闊起來。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潑，天真，十九歲的聶耳是個孩子王，身邊總圍著歌劇社的小演員們。做游戲，輸了，孩子們起哄，聶耳樂顛顛地聳動著兩只耳朵。大家不滿足，耳朵先生，再來一個嘛!聶耳又秀了一下。

聶耳最愛看電影，而且每遇動情之處必哭，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這個習慣常被朋友們當做笑料，他自己卻覺得再自然但是。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時，聶耳與他的同鄉、上海泉漳中學的教員李生萱來往很頻繁，此人即之后的著名哲學家艾思奇，聶耳因此對哲學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嚴重，中共提出在文藝界發展黨員，壯大左翼力量。年輕活躍的聶耳被列為首批培養對象。培養和聯系人是上海左翼劇團聯盟負責人田漢，之后說聶耳入黨的也正是田漢。但在聶耳目前保留下來的十多萬字的日記、文章、書札里，關于田漢的描述卻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賬式的記錄，至多用很好這樣的字眼籠統地表示一下。勤寫日記和書信的聶耳，逢田何故謹慎規避?令人不得而知。當然，在田漢的眼里，聶耳最初只是一個有著不平凡經歷的追求革命的貧苦學生，兩人閱歷、資歷以及性格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但這并不妨礙田、聶二人在音樂創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兩年間，田漢作詞，聶耳作曲，一同創作了《開礦歌》、《大路歌》、《畢業歌》、《碼頭工人》、《苦力歌》、《打磚歌》、《打樁歌》、《告別南洋》、《春回來了》、《慰勞歌》、《梅娘曲》、《打長江》、《采菱歌》、《義勇軍進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幾乎占了聶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聶耳的處女作《開礦歌》是兩人合作的開端。之后被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則是兩人合作的巔峰。

電影《風云兒女》劇本剛剛完稿，編劇田漢被捕了。聶耳見到導演夏衍的第一句話是：《風云兒女》誰來作曲?第二句話就是：我來寫吧，田漢也會同意的。自信與篤定溢于言表。獄中的田漢果然同意了聶耳的請求。很快，聶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聶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第五篇：關于聶耳故事

聶耳（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原名聶守信，字子義（亦作紫藝），中國音樂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者。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關于聶耳故事，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聶耳的故事一

聶耳原名聶守信，他的父親很早就去世了，家里境況困難。聶耳該上三年級了，學校立刻就要開學，但是哪有錢交學費買書呢？媽媽悄悄把聶耳爸爸在世時最喜愛的八音鐘賣了，學費有了著落。可書費呢？開學那天，小聶耳拉住媽媽的衣角說：“媽媽，我有書了。”他從書包里拿出兩個訂得整整齊齊的本子。媽媽翻開本子一看就呆住了，聶耳用香煙盒紙工工整整地抄了兩本，一本國語，一本算術。貧寒的生活絲毫沒有影響他對生活的熱愛。他家有一位鄰居姓邱，是位木匠，閑暇時喜愛拿一枝短笛坐在門口吹，那美妙的旋律時而像天上的云彩一樣悠揚舒緩，時而像森林里的小鳥一樣活潑跳躍。年幼的聶守信陶醉不已，忍不住跑到邱木匠家，跟他學習吹笛子。

聶守信很聰明，學得很快，在他的影響下，兩個哥哥也跟著一齊學。之后，他們用壓歲錢買了一枝竹笛和一把二胡。從此他的家就樂聲不斷，常引得路人停下腳步聆聽。之后，聶守信又學會了拉二胡、彈三弦和月琴。在學校，他是學生音樂團出色的小指揮，在他家居住的胡同，他又是街坊兒童小樂團的熱心組織者。中學畢業后，聶守信被云南省立師范學校錄取。一天，他親眼看見***當局殺害了三位革命者，還割下他們的頭，挖出他們的心，暴尸示眾。聶守信對此感到無比憤怒，他開始思考民族的命運，并加入了共青團。由于參加革命活動，他被當局列入黑名單，無奈離開家鄉去了上海。這一年，他剛18歲。初到上海，他在一家云南人開的商號里當伙計。一天，他在報上看到了“明月歌劇社“招收學員的廣告，想到自己從邱木匠那里受到啟蒙至今，一向沒有機會投身藝術，便立刻跑去報名。主考人是音樂家黎錦暉，他見這個年輕人身上洋溢著奮發向上的熱情，又有音樂基礎，立即錄取了他。

在歌劇社，聶守信很快就成了首席小提琴手，由于他的耳朵個性敏銳，大家就叫他“耳朵先生”，之后，他干脆改名叫聶耳。“九一八”事變后，國家危難，歌劇社的節目仍然是風花雪月，聶耳認為年輕人不應沉迷于靡靡之音，離開了歌劇社。不久，他結識了詩人田漢，參加了革命音樂組織。他開始為電影和戲劇創作主題曲和插曲，《大路歌》、《開路先鋒》、《碼頭工人之歌》、《畢業歌》，一首又一首明快有力的歌曲從他心中涌出，沖擊著中國人麻木怯懦的心靈。1935年，由田漢和夏衍等人創作的電影《風云兒女》需要一首主題歌，田漢寫好了歌詞，負責譜曲的聶耳看到歌詞后激動不已，他在自己的房間里忘我地投入了創作，時而在鋼琴上彈奏，時而用手在桌子上打拍子，時而在地板上走來走去，樓下的房東太太差點把他攆出去。譜好之后，導演許幸之被那激昂有力的旋律深深打動，但是他覺得結尾不夠有力，歌曲原來的結尾是“前進！前進！前進！”在他的推薦下，聶耳把它改成“前進！前進！前進進！”變得更有氣勢了——這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聶耳的故事二

名字由來

聶守信年輕的時候，對音樂個性敏感。大家都說，只要能從耳朵進去的，都能從他嘴里唱出來。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一次聯歡會上，聶守信不但能表演舞蹈，模仿各種人說話，而且還能讓兩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動，這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大伙兒都被逗得大笑起來。總經理給聶守信送禮物，并稱他為“聶耳博士”。聶守信笑著對大家說：“你們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聶”的繁體字“聶”）連成一串，不像一個炮彈嗎？”從此，聶守信改名為聶耳。夢見龍卷風

熱愛音樂

聶耳在北平時窮得買不起棉衣，卻在秋末深入到貧民區天橋等地，用有限的幾個錢來收集北方民間音樂素材，并在“充滿了工人們、車夫、流氓無產階級的汗臭”環境中聆聽賣嗓子、賣武功的吼聲，從中知道了他們“生命的掙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積攢，才買到一把夢寐以求的廉價小提琴。在上海，他經常踏著晨霜夜路體驗女工上班的辛苦，從而創作出《新的女性》。聶耳還與小報童交上了朋友，天天問寒問暖，那首著名的《賣報歌》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吟誦出來的。

聶耳沒有像樣的創作條件，到上海一年后經過苦苦積攢，才買到一把多年夢寐以求的廉價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熱，到北京一次連續登臺演出四天僅得6元錢報酬。這不僅僅使他從心底更憎恨資本家老板剝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斷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聲。

創作國歌

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東北后又把鐵蹄伸向華北，國內的反動腐朽勢力卻仍沉溺于紙醉金迷中。社會上充斥著“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愛你”一類萎靡喪志的淫歌艷曲。共產黨員作家田漢找到聶耳，認為如此“唱靡靡之音，長此下去，人們會成為亡國奴”。二人就此議定，要創作一首歌，來戰勝“桃花江是美人窩”。二人研究了《國際歌》、《馬賽曲》和《船夫曲》，認為很有氣勢，能夠借鑒。1935年初，田漢改編了電影《風云兒女》，并寫了一首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由于發現國民政府特務已來追捕，他倉促間在一張小小的香煙包裝紙上寫下歌詞，就被抓進監獄。

夏衍拿到田漢留下的劇本，在里面發現了那張寫著歌詞的香煙襯紙。不久，聶耳來找夏衍，聽說此事后，主動提出：“作曲交給我，我干！”聶耳根據同田漢一齊提出的構想，帶著滿腔激憤，只用兩天時刻便譜寫了初稿，隨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熱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軍國主義分子大肆鼓噪“擴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聶耳由此更激發了創作靈感，迅速將歌曲定稿寄回國，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壯。

聶耳的故事三

聶耳的父親聶鴻儀在昆明甬道街72號開了一家成春堂藥店。1912年2月15日，聶耳出生在藥店的樓上，原名紫藝。不久，父親死了，藥店由母親經營，殷實的聶家開始中落。在幼年聶耳的記憶里，母親經常坐在燈下，撥拉算盤，算完賬后，嘆氣，發愁。聶耳曾暗許心愿：今后必須要“讓母親過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寫給母親的信中，屢屢提到“匯錢”之類的字眼。

母親是聶耳最大的牽掛。從照片中看，母親彭寂寬是比較典型的傣族婦女的長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沒有上過一天學堂，但跟著丈夫，居然能夠讀醫書，丈夫死后還能坐堂把脈問診，養家活口。彭氏的聰慧，顯然也遺傳給了兒子。聶耳是家里最小的兒子，乖巧伶俐，一支簡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繽紛，甚得親友疼愛。

母親能唱各種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間廣泛流傳的洞經調、花燈調、洋琴調，等等。動聽的歌曲與歌曲里的故事讓小聶耳著迷。蔡鍔功成名就之時，聶耳還是黃口小兒，但他從母親的歌里認識了蔡鍔。蔡將軍云南首義討袁護國的壯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習武從軍曾是少年聶耳的一大志向。十六歲那年，聶耳最后憋不住了，背著家人偷偷參軍，被編入十六軍湖南新兵隊受訓，后投考黃埔軍校不果，又被軍隊遣散，習武之念才在無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轉而讀書、演戲、作曲，但成就偉業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觀》的中學作文中，聶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會從事宗教、哲學和科學的行當。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學，然后出外游歷，最好是出國，行路讀書，增長見識，學術上有所建樹。最后掙幾個錢，與幾個談得來的朋友，找一處山清水秀的地方，讀書，彈琴，度悠閑時光。他還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將是自己隱逸的首選。

待到年長幾歲也就是中學畢業考入云南省立師范學校后，聶耳又寫了篇《我之人生觀》，他的學生腔明顯少了，代之而起的是，期望學工科，研究點藝術，做一個“并不是魯濱遜那種個人主義的思想”的游歷家，然后“以實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設新的社會”。

演藝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聶耳來到上海，舉目無親，托人幫忙在“申莊”采購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員的工作。誰知“申莊”在昆明的總部云豐商行正因偷稅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關門。聶耳失業了。

還好，天無絕人之路，聯華影業公司音樂歌舞學校刊登在《申報》上的招生啟事引起聶耳的注意。每月能掙十元津貼，還管吃住，吸引力實在是太大了。聶耳忐忑不安地進了考場，正因緊張而發揮得一般，但卻被主考官黎錦暉錄取了。

明月歌舞劇社的前身，是黎錦暉創辦的中華歌舞劇團。這是我國最早的職業性歌舞團。陣容雖然不大，但是正因擁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麗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國名噪一時。聶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練習生。

七八個人一間的狹小宿舍，練琴時得站在墻角，但聶耳卻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幫忙昆明老家的朋友張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電影拷貝，得到一百元報酬。一百元啊，離開大家庭以來他還從未擁有過這么多的錢，聶耳的心狂跳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郵局給母親郵去一半。另一半，買了一把小提琴，還有兩本樂譜。這把普通的小提琴，從此為聶耳的生活增添了華麗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藝是聶耳的專職小提琴老師。于是，人們常常看到師徒二人認真地矯正指法，“錯了”，“又錯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時斷時續。“小老師”與聶耳同齡，平常為人很隨和，教琴卻毫不馬虎。十九歲的聶耳，剛剛摸琴，連樂譜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對位、和聲，“小老師”有點急了。但聶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師。“必須能學會，”他對自己說。吃罷晚飯，大家都結伴去逛“四馬路”，到“大世界”看雜耍，聶耳卻一聲不吭，躲進房間練琴。他要完成自己的業務指標：一天至少“惡補”七個小時的琴。

“拼命三郎”聶耳很快出名了。其時，電影和戲劇往往裹挾在一齊。一套演員班底，一會兒在舞臺上演話劇，一會兒又聚集的水銀燈下。這樣做，雖出于制片商節省成本的策略，客觀上卻鍛煉了演職員。比如王人美在電影《風云兒女》中除飾演女主角之外，還要唱主題歌。拉小提琴的聶耳，也要時不時上場扮個什么賣油炸臭豆腐的小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礦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盡人皆知。1959年，趙丹在電影《聶耳》里出演聶耳時，還不止一次地談及當時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灘演藝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孫x、卜萬蒼、金焰、鄭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麗珠、趙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觀名人，聶耳才體會到什么是“風頭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為謀生的聶耳，眼界一下子開闊起來。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潑，天真，十九歲的聶耳是個孩子王，身邊總圍著歌劇社的小演員們。做游戲，輸了，孩子們起哄，聶耳樂顛顛地聳動著兩只耳朵。大家不滿足，“耳朵先生，再來一個嘛!”聶耳又“秀”了一下。

聶耳最愛看電影，而且每遇動情之處必哭，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這個習慣常被朋友們當做笑料，他自己卻覺得再自然但是。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時，聶耳與他的同鄉、上海泉漳中學的教員李生萱來往很頻繁，此人即之后的著名哲學家艾思奇，聶耳因此對哲學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嚴重，中共提出在文藝界發展黨員，壯大左翼力量。年輕活躍的聶耳被列為首批培養對象。培養和聯系人是上海左翼劇團聯盟負責人田漢，之后說聶耳入黨的也正是田漢。但在聶耳目前保留下來的十多萬字的日記、文章、書札里，關于田漢的描述卻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賬式的記錄，至多用“很好”這樣的字眼籠統地表示一下。勤寫日記和書信的聶耳，逢“田”何故謹慎規避?令人不得而知。當然，在田漢的眼里，聶耳最初只是一個有著不平凡經歷的追求革命的貧苦學生，兩人閱歷、資歷以及性格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但這并不妨礙田、聶二人在音樂創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兩年間，田漢作詞，聶耳作曲，一同創作了《開礦歌》、《大路歌》、《畢業歌》、《碼頭工人》、《苦力歌》、《打磚歌》、《打樁歌》、《告別南洋》、《春回來了》、《慰勞歌》、《梅娘曲》、《打長江》、《采菱歌》、《義勇軍進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幾乎占了聶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聶耳的處女作《開礦歌》是兩人合作的開端。之后被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則是兩人合作的巔峰。

電影《風云兒女》劇本剛剛完稿，編劇田漢被捕了。聶耳見到導演夏衍的第一句話是：“《風云兒女》誰來作曲?”第二句話就是：“我來寫吧，田漢也會同意的。”自信與篤定溢于言表。獄中的田漢果然同意了聶耳的請求。很快，聶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聶耳到日本后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