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歷史研究法讀后感

內容簡介：

《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是依據梁啟超于1926年在南開大學講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而集成的，其中涉及了許多關于歷史的知識，包括史的定義、意義和范圍以及中國的舊史學及其改造和新史學的創建，史料的搜集與整理，是我們學史的一本入門書。

讀后感：

這段時間讀了梁啟超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有了一點體會，這本書中梁先生介紹了許多關于歷史的知識，譬如史的定義，范圍。同時他還特別注重歷史的發展，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史料的看法，現在我想談談我對他這部分內容的看法。

梁啟超先生曾經說過：“史料為史之細胞，史料之不卻或以硬，則無復試可言，又何談冶史?！?在文中，梁啟起先生認為搜集史料應對同類史料加以匯集與對比才能從中窺視一個時的現狀。我很認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點，我們必須要有廣博的知識。而最基礎的一點要求，則是我們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夠，并要在閱讀史料時注重尋覓自己所需的內容。如先生所言，搜集整理史料要求我們必須具備敏銳的感覺與耐煩的秉性。史料的數量多且系統性弱，對于某一問題的研究，往要我們要從不同的史料去驗證查閱，這就要求我們既要看得準，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啟超先生還強調了消極史料的作用。他認為前代普遍出現的某現象若忽然消失往往與某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有關。這對于我有很大的啟發，在我過去的學習中經常會忽視這種現象，現下卻有了許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問，先在對于已消失的現象又該如何進行聯想，而這言的與重大歷史有關又該如何證明呢？針對史料的搜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況，粱啟超先生提出以相關史料從旁進行補充的觀點。我認為這種方法與西方所說的：“條條大路通羅馬有異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紀》《左傳》等推測人口情況的例子紿了我很大的啟發。有時了到達“羅馬”我們需要改變方式，從另外的角度出發，觀察到別人所不能觀察到的地方。梁啟超先生還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為尚。”其將鑒別史料又細化為兩個方面，一為“鑒正誤”二為“論辨僑”兩個方面。文中曾多次強調第一等史料（當的，當地，當局上人所留下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時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為例指出對其不能盡信，要求我們要求真，并對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們應如何把握這個信與不信的度？如何對待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之間的異處，是否應該引入旁的史料？還有是否史學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實？在文中梁啟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種辨書的方法、七種偽事的種類及由來和七種辨偽事的態度及方法。三個偽書出現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個貫穿始終的思想，即為“求真”，我覺得先生所提出的通過對書的來歷、流傳區域和統傳年代，與事實的對應關系等辨偽的方法很認同，但我們卻要認識到這種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豐富的文史知識為前提的。

梁啟超先生處于社會轉型的階段，此時中國受到了西方列強的侵略，與之相應的，西方的一些先進的研究方法對先生的歷史研究也產生了影響，如西方的科學與求真的思想，可以說，在當時那個時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在本書內容中，有很多地方體現了求真二字，對于我們學習歷史專業的學生來說，一定要謹記這二字，在史料的搜集中要有敏銳的感覺與耐心?？梢哉f通過這次的閱讀我明白了一些關于歷史的相關知識，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后的學習中我們應該保持一個求真的心態，并不斷的探索，擴大自己的知識面。

第二篇：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讀后感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讀后感

梁啟超先生在講解搜集史料的方法時，注重提出了“歸納法”，即“匯集同類之若干事比而觀之”。他以在庭院中種植花草一事為例，“如治庭園者孤植花草一本，無足觀也，若集千萬本，蒔以成畦，則絢爛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們在搜集史料時，一條兩條或許不起眼，看不出來什么，但若是認真耐煩的搜集有關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余條，那么說不定有意外的發現。梁啟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狀況時，便使用這種歸納法進行整理。他從《左傳》、《國語》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國匯而錄之，得六十多條史料，又從《逸周書》搜集，得到三十多條，又從《漢書·地理志》、《水經注》搜集而得七十多條，還從其他散見各書者得到三四十條，將這些史料統一歸納對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國名可考見者猶有三百國，大河以南、江淮以北占三分之二，最稠密處如山東、河南、湖北這一結論。

從梁啟超先生的實例中，可以看出這種歸納法對于研究某一專門知識確實有極大地幫助。要使用這種方法，要注意兩點，一是“將腦筋操練純熟”，即有敏銳的感覺，特別的觀察，二是要耐煩，即“從事于徹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這種歸納法還可以幫助我們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極性質的史料”。一個朝代明確的有某種現象，即是積極的史料；而一個時代沒有某種現象，則是消極的史料。梁啟超先生在閱讀《戰國策》、《孟子》時，多次見到“黃金若干”這樣的文字，通過這，我們便可以知道在那個時代，金屬已經作為貨幣流通。但他又發現子書中關于財貨的字都是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詩經》中也是這樣，殷墟中所發現的古物中亦有貝幣而無金幣，再研究《左傳》、《國語》、《論語》時，同樣沒有使用金屬的痕跡，通過這樣的歸類對比整理，梁啟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屬貨幣未通用”的結論。

并且這種歸類法還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實上殆不復能得者”，當今所遺留下來的史料，雖沒有全絕，但也有多少之分，搜集起來也有難易之分。梁啟超先生指出：“此類史料若僅列舉其一條兩條，則可謂絕無意義，絕無價值，其價值之發生，全賴博搜而比之觀耳。”梁啟超先生研究某時代中國人口有多少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研究一切史跡的重要基礎，但是各史《食貨志》及《文獻通考》等書雖有記載，但所記斷斷續續，不甚可信。此問題很重要卻又難得答案，使用歸納法就有一條較好走的路子。梁啟超先生將各史《本紀》及《食貨志》所記數字作為假定，又查閱各《地理志》中所分記各地方戶口之數，還有方志專書之中所記，又將各正史、各雜史、筆記中無論文牘及談話，只要有涉及人口數目的，都一一抄錄下來，據此為基本，以與他時代，他地方求相當的比例。

此種歸納法，有可能獲得舊史中全然失載或缺略之事實，也有可能對于被舊史家故意湮滅或錯亂其證據的給予補或正。這種搜集方法對于我們學習歷史有非常大的幫助，應該在平時的學習中加以使用并熟練掌握。

第三篇：《中國歷史研究法》讀書筆記

《中國歷史研究法》讀書筆記

我國著名史學家梁啟超先生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是我國最早的具有史學概論性質的著作，也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具有很大影響的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論專著。拜讀完此書，為梁啟超先生淵博的知識所深深地折服，對史學的概念有了大體的了解。

第一章史的意義及其范圍

何為歷史，何為歷史學，這是我們不曾考慮過的問題，直到《史學概論》這門課程的出現。然后梁公告訴我們：“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笔紫?，歷史是人類全體或其大多數人創造的，而不是個人所為，所以它的性質是社會的而非單獨的；復次，人類社會的活動必須是連續不斷的，因為社會是螺旋形的向上發展的；再次“凡活動，以能活動者為體，以所活動者為相”，所以凡是能活動的事項，能使人類的情感、理智、意志產生的事項都是歷史的范圍；再次，社會活動成就的取得全社會人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動之間因果關系是特別不容忽視的。最后，現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經不再是為統治者服務，而是使國民知道現在的生活與過去的、未來的生活之間的休戚關系，從過去的生活中吸取經驗教訓為現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

通過這章，對中國史學的發展就會有整體的印象。

詩歌、《易》、《詩經》是史的最初體裁。中國的各種學問中，史學最發達，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與職責之崇是分不開。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他做《史記》開創紀傳體。“《史記》本紀以事系年，取則于《春秋》，八書詳記政制，蛻行于《尚書》，十表稽牒作譜，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傳，既宗雅記，亦采鎖語，則《國語》之遺規也?！睌啻鸀槭罚加诎喙痰摹稘h書》。與紀傳體并峙者為編年體，陸賈之《楚漢春秋》、荀悅《漢紀》（現存新編年體之第一部書）善鈔書者可以成創作。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開創了紀事本末體。政書有《通鑒》、《通典》。上述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政書四體千年以為目錄。梁公說：“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旬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后中國始有史?！?/p>

梁公認為史籍可分為兩類：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注釋有二：一曰注訓詁，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記》；二曰注事實，如裴松

之注《三國志》。近代著錄家多別立史評一門，史評有二：一批評史跡者，二評史書者?！白杂袆⒅獛?《史通》)、鄭樵(《通志·總序》)、章學誠(《文史通義》)，然后中國始有史學”。清代史學有數類創作：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黃宗羲之《明儒學案》為中國有學史之始、趙翼之《甘二史札記》。還有很多類書在清代極為發達：表志之補續；史文之考證；方志之重修；年譜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史之改造

梁公認為“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離不開貴族性”，所以現今的人該讀何史是歷史改造中的首要問題。他還認為改造后的歷史應該為生人而做，而非為死人古人而做；史學的范圍應以收縮為擴充；做客觀性質的歷史；人類活動相注重其情態；還應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單辭、不相聯屬。因此梁公認為今日之史當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

第四章說史料

史料，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者也。史料能保留下來真是一件不易的事。隋牛弘在《請開獻書之路表》中有“書有五厄”的論述：秦始皇焚書，一厄；王莽赤眉軍入關對典籍的焚毀，二厄；東漢末年董卓遷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毀，三厄；西晉末年的“劉石亂華”，書籍散亡殆盡，四厄；南朝梁時的侯景之亂，梁元帝自焚藏書于城外，五厄。明代胡應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礎上補上五厄，為“十厄”，在《論歷代書籍存亡》中提及：隋末廣陵焚書，一厄；唐開元盛世藏書毀于安史之亂，二厄；北宋靖康之災，圖書遭毀，四厄；紹興之禍，南宋圖書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徑不外有兩種：一是在文字記錄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記錄的史料。

在文字記錄以外的史料的性質可分為：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這其中包括(甲)現存之實跡，(乙)實跡之部分的存留者，(丙)已湮之史跡其全部意外發現者，如意大利龐貝古城、我國直隸巨鹿縣發現的古城，(丁)原物之寶存或再現者，如高昌一壁的發現，另外殷周間禮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鏡屬、貨幣、玉石、陶瓷、瓦磚、地層中之石器。(戊)實物之模型及圖像。

文字記錄的史料有：(甲)舊史，(乙)關系史跡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類書及古逸書輯本，(戊)古逸書及古文件之再現，(己)金石及其他鏤文，金石之學在晚清達到極盛，(庚)外國人著述。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與鑒別

對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舉了幾個他親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狀，研究中國與印度文化溝通之跡而考論中國留學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國人種變遷混合之跡，研究六朝唐造像，記錄每次讀到的“也可里溫”字樣。他每次都將腦筋練純熟，使之有銳敏的感覺，再加上耐心，這樣史料便能搜集到位。很多大家如洪邁、趙翼都是這樣做的，這種方法值得我們學習。其中還得特別注意一種消極性質的史料，它是指某時代無某種現象，反之則稱積極的史料。

正誤辨偽，是謂鑒別，對于鑒別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舉出一個極有力的反證，如中國佛教起源的問題，上海托始于戰國時楚之春申君黃歇的問題。其中當同一史跡而史料矛盾時，從原則上是以最先、最近的為最可信，有時也得根據實際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前清乾嘉諸老的嚴格的考證法，也就是近代科學家所倡用的歸納研究法最值得采用。辨別真偽得先辨書再辨偽事。十二條辨別偽書的公例，六條證明真書的條例，七條偽事的種類，七條辨別偽事的態度，對我們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對待史料的真偽時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史跡之論次

梁公認為史跡的論次首要是著眼于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系。先生在講解的同時告誡我們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實之間的關系。對于自然科學與歷史的區別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點見解：其一是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反復的、完成的，歷史事項常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是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普遍的，歷史常為個性的。其三是自然科學的事項是超時間空間的，歷史事項是恒以時間空間關系為主要基件。對于史界因果的劈頭一大問題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其中有“歷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眾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對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態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條意見，在第八條觀察所緣中，梁公對當時義和團運動的爆發的緣由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對當時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緣、間接緣分析到位，綜合類當時的社會形勢：日本的大陸政策，俄國的東侵政策，德國的遠東發展政策，清朝的宮廷問題等。還講出了義和團運動的三項業報。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這可分為總論、分論兩部分，總論注重理論的說明，分論注重專史的研究。在總論中梁公對史家的四長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劉知幾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長：史才、史學、史識，后來章學誠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對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先史德、次史學、次史識、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認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于忠實，正因為魏收心術不端，《魏書》才被大眾認為是穢史。在這方面應極力鏟除夸大、附會、武斷的毛病。

史學，有了道德之后便講史學了，凡做史學的人必先有一種覺悟，曰貴專精不貴雜博。要有豐富的史學，專門以內的東西，非知到透徹周備不可，有了專門學問，還要講點普通常識。關于專精下苦功的方法是：勤于抄錄，練習注意，逐類搜求。

史識，講的是歷史學家的觀察力，觀察要敏銳即所謂“讀書得間”。觀察的程序可分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兩種。要養成正確精密的觀察力，還要注意不要為因襲傳統的思想所蔽，不要為自己的成見所蔽。

史才，即文章構造的技術，這都體現在文章的組織與文采方面，組織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簡潔、是否文采飛動。如何養成史才，前人說：多讀、多作、多改，梁公提出：多讀、少作、多改。

分論中詳述了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斷代的專史的做法。

人的專史即舊史的傳記體、年譜體，專以一個人為主，偉大人物是人的專史的主要對象。大概可分為列傳、年譜、專傳、合傳、人表五種形式。其中專傳是以一部書記載一個人的事跡，列傳是以一部書記載許多人的事跡；專傳一篇即是全書，列傳一篇不過全書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專史即舊史的記事本末體，專以重大事情為主。

文物的專史即舊史的書志體，專以文物典章社會狀況為主。文物的專史主要按政治、經濟、文化三類來做。

地方的專史即舊史的方志體，因中國幅員太廣，不能再以帝都為中心，而應分為若干區域，以觀其各時代發展的痕跡。

斷代的專史即舊史的斷代史體，專以一個時代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興亡來劃分。

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讀書筆記，從梁公的論述中感受到了他豐富的史學，對中國的史籍都有所涉獵，這是令我們十分汗顏的，作為一位學歷史的同學，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讀，多讀，多讀，多思。

第四篇：讀書報告《中國歷史研究法》

讀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

機緣巧合之下我讀到了錢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原本是想要買老師推薦的梁啟超的同名書籍，卻因大意拿到了錢先生的作品，想到正要好好學習錢先生另一大作《國史大綱》，自然也認真的讀起來，以期能對其治史思想有進一步的了解。

作者簡介：

錢先生，江蘇無錫人，諱穆，字賓四，原諱恩嶸，民國元年更名。雖出生書香世家，但因父親早逝而被迫輟學，但天生聰穎好學，自學成才。從1912年起，先后歷小學、中學和大學任教，并從事歷史研究，在史學上獨樹一幟，成為一代史學名家。

書籍介紹與自我理解：

《中國歷史研究法》有錢先生在香港的八次演講匯集而成，全書分為通史、政治、社會、經濟、學術史、歷史人物、地理、中國文化八個部分的研究方法分別進行講述。并對歷史教育的流行誤解做了敘述。而在序言中也說道：“我此所講，語語有本源來處，亦語語有歸宿去處.”這也透露出研究歷史的最根本要求——所做論斷要講求證據，要有史料為證，做一個有責任的治史人。書中自是處處強調研究歷史應有的責任心。而當中所講的歷史研究的方法也令我受益匪淺。

在“如何研究中國通史”中指出“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我們要研究歷史首先就當知道歷史的三種特性?！弊x到此處，特殊性自然不用解釋也能明白，各國歷史正因為各具特點，各有特殊性才有了國別史之分，也突然意識到縱使春秋戰國、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局面呈分裂之勢卻依然算是中國的歷史，不就是因為各國本質上是相同的嗎！變異性則是歷史發展中的重要特點，書中也說道：“其實歷史本身即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而歷史時代之劃分即在其變上。”同樣的，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也重點提到的一點就是研究哲學要“明變”，即是知道古今四項沿革變遷的線索，這種統一嚴格的線索非有哲學史，不能明確寫出來?？梢?，觀其變才能看出歷史的發展變化之來始及去向。講到哲學，我忽而想到研究歷史可否講哲學思想與方法運用到其中呢？從

后文的講解和舉例中也能看見歷史研究中能用哲學方法的地方。比如書中說：研究史學要有史才，所謂史才就是貴能分析又能綜合；講文化要講一些共態與個性等。而對于傳統性，書中說道：“特殊性與變異性加在一起便成為歷史之傳統性”，從我的角度來看，確實很難理解，何以特殊性與傳統性加在一起便成為傳統性？最后在“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中略有了解，書中說道：“秦以后的政治，有許多精義仍沿襲周制而來，直至近代皆然?！睆那爻浇?，政權更迭，當中的人事也換了幾潮，而無論怎樣的動蕩、變化，其文化實質是一脈相承的，依然保持這它的特殊性。當然，作為初涉歷史的我們，其知識的廣度和思想的深度都是無法跟錢穆先生相提并論的，所以他所講的也不能完全理解透徹。但是當中講史學研究如何入手的方法我倒是覺得相當實用，主要有三種方法：自下溯上，自古到今；純因興趣而拓展開來；就某一問題而開始研究。

看到這一講的最后方能總結出方法大意：治史要能總攬全局，又要能深入機微；更要勤于動筆，精于思考。

在“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中，“明變”已然是基本方法，也說到研究中國制度史該注意：不該專從政治制度看，而該會通著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必須明白在此制度后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存在。這與研究社會史、地歷史、文化史一樣，都需要從多方面，多視角的去了解、去研究相關的內容。正如嚴耕望在《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中所寫到的:“先生常常強調（做研究）要向大處遠處看，切忌近視，或規模太小?！蓖瑯拥?，在社會史的在《治史三書》中也說到研究歷史“博通”的重要性。適才知道要研究歷史就先得先讀書。讀什么書呢？所以在“如何研究中國社會史”中也提到了出正史以外的有用點的史料來源，如姓氏、方志等。雖然現在不見得還能算新史料，但是至少告訴我史料來源可以有很多渠道，需要自己時刻留意。

錢穆先生曾說過：歷史學有兩只腳，一只腳是歷史地理，一只腳就是制度。開始時，我不懂歷史地理到底是什么，以為不過是地形疆域罷了。直到看到“如何研究歷史地理”方才明白歷史地理要研究的不只是疆域的變化，而更重要的是研究引起這一變化的原因，以及變化產生的影響等。在這一講中也提到了中國地理與歐洲地理條件和歷史發展的關系，闡明歐洲與中國的本質區別，中國開疆拓土的內在文化的融合與歐洲武力征服擴張的本質區別。而真正研究中國歷史地理

就得有整體觀，不僅單靠書本知識，還要多游歷，從錢穆先生的生平便可窺游歷也是研究歷史的方法之一。

在最后一講“如何研究中國文化史”中，作者主要說道：“文化乃歷史之真實表現，亦是歷史之真實成果；舍卻歷史，即無文化?！彼栽谖铱磥恚瑥哪持谐潭壬蟻碚f，研究文化的方法可以說即是研究歷史的方法，之前講到的研究通史、政治史、社會史等方法皆可用以研究文化史。至于具體的研究方法，書中也概括性的指出需要注意的五點，其中：根據歷史真情；自大處看，不專從小處看；自會通處看，不專從個別處看。要看得遠，不專從一橫切面只眼看。就是有很普遍的借鑒意義，可以說這是對研究歷史的方法的一個總的原則性的概括，不獨是文化的研究。在第五點“不可多尋短處應多尋長處”，我雖然能理解要我們的確應該懷著一種對文化的崇敬之情去研究歷史文化，但是我認為，既然首要的是要“根據歷史真情”，自然不應因為主觀意見去影響研究的方向與角度，既是有短處，自然也是要誠然面對的，不應偏激的忽略長處或短處。

除卻書中所列出來的方法外，讀完全書，在錢先生列舉論據的時候還能學到很多方法。比如說將歷史問題進行比較性的研究，古今相比，東西相比，便能找到新的突破點。像研究政治制度史的時候，中西比較之下，就對歷史的特殊性有更清楚的認識。而做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便是不斷的提出問題，思考為什么，而這些為什么則是來源于對社會現象或歷史象限的思考。再者，做歷史研究不僅僅是只拘泥于歷史，還是得多了解其他的學科，這樣才可以發現更新的視角。

拋開書中主要講的方法，我想看過這本書的人一定會被書中所彌漫的濃濃的愛國熱情與民族自豪感以及無處不透露出的歷史責任感所感染。在談到中國人的政治天賦的時候，在談到中國文化博大的包容性的時候，在談到中國人的人本位主義的時候??讓人感到本國歷史原來如此令人驕傲。也恰如開篇所道的：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而研究歷史的意義也就是如此吧。

毫不夸張的說，對于我這樣一個只接受過馬克思思想指導的歷史觀點學生來說，書中所陳列出的觀點將我對歷史的看法無疑是革命性的影響。比如說在“如何研究中國通史”中說中國的近代史自宋代就開始了。這自然讓我很不解，只可惜他沒做進一步論述，不過到是我今后的一個不錯的學習方面。比如書中談到中國古代社會的定義的時候就說到中國的古代社會是不能塞進馬克思所定義的概

念中去的，中國古代若要定義的話可名為“四民社會”，即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的“士、農、工、商”所構成的社會，社會階段的劃分則依據“士”這一階層的地位變動為標志，而非生產工具發展為標志。再談到經濟的時候，他就證明抑商是不存在的，這自然與我所學的“重農抑商”是相沖突的。在談人物史的時候就特意提到了中國文化中對“無表現”人物的重視及原因等等。從這些觀點中，我所了解到的并非只是看法而已，而是由此可以見得“我”應該如何定位，不應該僅僅是“學習”歷史，而是要對歷史有自己的看法，不是被動的接受別人的觀點，自己應多思考才是自己的想法。

前面也介紹過，本書是由八篇演講稿匯編而成，所以語言上通俗易懂，不似學術論文一般深奧。也正式因為是演講稿，所以雖然全書的感染力實足，但是缺乏一定的嚴謹，如“如何研究政治史”中說以秦為界線，前二千年為封建政治，后二千年為郡縣政治。但事實上在秦以后的漢初與明初還是有較長一段時間是有封建制的。雖然書名為“中國歷史研究法”，但是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并不詳盡，大都很空泛,所以對理解能力有限的我來說，有些方法不能完全理解、掌握。對歷史研究的很多反面都未涉及，如史料的來源，如何選擇史料等，不像《治史三書》中對與研究有關的各方面都有詳細講解，并詳細的針對容易出現的問題進行闡述，所以理解起來自然更透徹。

但是總的說來，這還是一本很值得一讀的書。在我看來，與其說這是一本講治史方法的書，更不如說它是一本闡述治史原則的書，是一本激起后起青年研究史學志愿的書。從很大程度上了解到了錢先生的治史思想，受其感染，也有了對歷史研究的熱情與向往，錢先生也不愧為余英時先生所說的：為國之招魂者！

參考書籍：嚴耕望《治史三書》之《治史經驗談》與《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錢穆《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第五篇：讀《中國歷史研究法》有感

讀《中國歷史研究法》有感

梁啟超是近代新史學的創始人，這一時代是學術古今變遷，中西文化開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時代，新史學在此時代應運而生，而每一個學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論體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學轉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關于歷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層出不窮，可見梁氏此書對于近代新史學的深遠影響。

我國傳統史學有重視“考信”的傳統。至清代樸學盛行，學者對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訂歧誤、辨別真偽這套學問尤其致力，積累了許多經驗和資料。《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開辟了專章論述史料的盾集和鑒別，就是以傳統史學所積累的方法為基礎，運用近代學術眼光加以總結和發展。因此他申明：論述搜集和考證史料，目的是達到“求真”，而“求真”乃是傳統學術“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發展輻來。求得史實的準確是史學發展的前提，否則，“其思想將為枉用，其批評將為虛發”，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與鑒別的意義所在。

梁啟超認為過去人類思想行為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者均可視為史料。可見，他對史料的理解比傳統史家更為寬泛。

梁啟超關于舊史的看法，對后人學舊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在《史之改造》一節里，他指出“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不離貴族性，其讀客皆限于少數特別階級，或官閥階級，或智識階級。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國民性之畸形的發達。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語道出了我國舊制度下的舊史的弊病，給后人學史一種重要啟示：對于舊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對于雜史

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同時，他還給后人改造舊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歷史代替死人本位的歷史”、“重新規定史學范圍，以收縮為擴充”等。

梁先生還指出：“史料有為舊史家故意湮滅或錯亂其證據者”，“遇此等事，治史者亦別搜索證據以補之或正之。”在此梁先生舉明陳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馬踐”、“宋太宗之崩以箭創發”，二事史冊皆秘之不言。又以《宋神宗實錄》為例，其“有日錄及朱墨本之兩種，因廷臣爭黨見，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記一事，兩本或至相反。”至清代尤甚，“清廷諱其開國時之穢德，數次自改《實錄》”。梁先生由此而嘆曰：“夫史料之偶爾散失者，其搜補也尚較易，故意湮亂者，其治理也亦極難，此視學者偵察之能力何如耳。”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責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諸項特別史料。”

總的來說，從《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我們能夠真切感受到梁啟超忠實于歷史，認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夠學習到治史的各種實用方法。除了本書之外，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極出色的論著，他確實是做到了“史之意義與及其范圍”里所講的，站在民族發展、民族文化發展、民族在人類中的發展的高度來治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