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探究圖書營銷模式轉型之構思管理論文

一、旅游類圖書功能的簡析

1.激發旅游興趣

旅游類圖書的出版,正如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對旅游信息的傳播一樣,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為了激發人們的旅游興趣。這是采取一種藝術表達的方式使旅游的真實信息展現在人們的頭腦中,以此使人們的旅游興趣得到增加。

2.為游客提供信息

充斥旅游類圖書市場上的絕大部分圖書是關于旅游指南類的,人們購買這些指南類圖書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從書中獲得一些重要的旅游信息。然而,旅游景點的信息不是一成不變的,它伴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由于傳統的圖書出版模式不能做到及時更新,這就導致旅游類指南圖書不能提供最新的實效性信息。而現在互聯網的發展正好與傳統圖書相反,可以使人們及時獲取更新后的旅游信息,這就對傳統旅游類圖書的出版造成了一定的壓力。

3.實現了人們精神上的旅游體驗

雖然每個人都有旅游的想法,但是由于資金、時間等種種原因,不是人人都能使想法變成現實。而旅游類圖書的出版正好可以實現人們精神上的享受,使他們暢游在自己夢想的景點。出版社抓住了部分游客的這種想法,于是有了諸如《中國最美的100度假勝地》等圖書的暢銷。

二、加快我國旅游類圖書出版營銷模式轉型的探析

1.單一的傳播途徑向多元化整合轉變

這種轉變,將使旅游信息得到完全的整合,以此實現對信息多個終端的傳播。傳統圖書的出版模式是將紙質內容裝訂成冊,而在新時期下,為了轉變旅游類圖書的營銷模式,必須克服傳統出版思維模式。新環境下的圖書出版是把文字以及圖片等信息進行系統化,最終裝訂成冊還是進行數字閱讀,取決于不同的讀者,雖然信息傳播終端載體不同,但是目的都是實現信息的傳播。單就傳播形式來說,紙質裝訂成冊的傳統圖書出版只是信息傳播的一種,同理有電視廣播等。而由于互聯網對文字、圖片以及聲音等的強大處理功能,使信息傳播方式更為廣泛迅速,因此在數字化時代,數字出版的前景非常可觀。根據這樣的發展趨勢,我們就要對旅游類圖書出版進行一定的信息整合,我們這里所說的整合不是生硬的把電視、廣播等形式的信息添加在圖書中,而是實現圖書與網絡、電視、廣播等信息的互動。比如我們可以在旅游景點的開放時間、天氣情況等數據庫中,實現網絡與客戶的雙向信息獲取,再配合旅游類圖書中旅游經驗及注意事項的介紹,就可以實現一次完美的旅行。通過網絡對旅游信息進行整合、再傳播就可以解決傳統旅游圖書出版信息不能及時更新的問題。我們在對旅游信息進行整合時要注意采取多元化的信息終端傳播,比如上述所提到的通過網絡實現旅游景點的開放時間、天氣等信息的數據庫建立,為了方便人們多渠道獲取信息,這些信息應既可以在互聯網上直接瀏覽,也能通過諸如手機等快捷方式獲取。

2.圖書出版者向旅游信息整合傳播者的轉變

我們可以把旅游的整個過程分為5個環節:(1)旅游渴望的激發;(2)選擇旅游目的地;(3)旅游出發前的準備;(4)在旅游過程中對信息的獲取;(5)旅游過后的一些體驗和分享。游客可以從傳統出版書中尋找旅游的信息、計劃等,但是在旅游過程中關于購買車票、預定飯餐等一些即時服務是傳統圖書不能實現的。此外,對于旅游的分享體驗方面,極少數游客會編寫圖書供人們分享,現實中多數還是通過互聯網等方式實現對旅游的體驗分享。在數字化發展的大背景下,旅游信息的整合就是為游客提供服務的。因此,旅游圖書的出版者也應該向旅游信息整合傳播者的角色轉變,要用多元化的方式實現游客的互動并為其提供服務信息。在這些信息整合中,旅游者既是旅游信息的提供者也是獲得者。

3.借助旅游信息優勢平臺實現后續服務

有消費者的地方就有商機存在。因此,在為旅游者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同樣存在潛在的商機,旅游的每個環節都可能產生新的增值。譬如說,在游客制定好了旅游線路以及日程后,下一步會對車票、住宿、餐飲等服務項目進行比較,在這一系列環節中暗藏商機,我們可以充分利用網絡等渠道對旅游服務信息進行整合,使與旅游有關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實現利益鏈的銜接。

4.通過資源整合實現旅游目的地的營銷整合利用資源整合,實現旅游目的地的營銷整合,再向指定的游客提供公關服務以此來產生效益。旅游類圖書一個最大的功能是實現對游客興趣的激發,同樣我們可以利用圖書示范作用來實現游客對去旅游目的地的沖動。在實現了旅游信息整合后,整合傳播者就可以對某一個特定的旅游目的地進行公關活動,譬如說在旅游目的地進行宣傳,以此提升當地旅游的影響力,這也是旅游營銷模式的轉變。通過上述對旅游圖書出版者營銷模式轉型進行四個方面的梳理,要實現旅游營銷轉變必須先實現自身定位的轉變。假如不能打破傳統的圖書出版思維模式,那么就不能實現圖書營銷模式的轉型。只有真正意義上理解圖書出版數字化模式轉變是基于人們對于信息消費的轉變,旅游圖書出版才能發展得更好,前景更廣。總之,要實現旅游類圖書的營銷模式轉型,就必須緊緊圍繞一個主題即社會需求;要實現對旅游信息整合傳播者這個重要角色的轉變,就要對旅游信息進行整合,為游客提供不同需求的信息服務。作為旅游信息整合的傳播者,我們既可以通過為游客提供所需的信息服務以及搭建服務平臺和延伸服務等,為指定的游客提供整合后的旅游信息來實現我國旅游類圖書出版營銷模式的轉型,也可以在為游客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尋找適應社會需求的旅游營銷新模式。

第二篇：“三亞旅游模式”之營銷管理篇

三亞旅游的城市營銷正在跳出傳統旅游理念，通過不斷創新開發新的旅游項目產品來吸引客源。自今年以來，三亞旅游委大力推動三亞旅游入境市場營銷，秉承“航線開到哪里，宣傳營銷就做到哪里”的原則，主動走出去營銷，其品牌越叫越響。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旅游業推介會一直活躍在旅游營銷舞臺，一度成為“企業搞促銷、政府推品牌”的重要載體和窗口。三亞，作為國內海島游的排頭兵和領頭羊，因為有好的“家底”，一直以來是國內外旅游業同行不斷效仿和參照的城市旅游發展樣本。作為一個成熟和專業化的旅游城市，“敢吆喝、會吆喝”的城市營銷，使得三亞在國內外旅游市場中“圈粉”無數。

營銷：“互聯網+旅游”

即便已經坐擁亞龍灣國家旅游度假區、天涯海角風景區、南山觀音等優質旅游資源，三亞旅游對于國內旅游產品的營銷推廣也從未放松，尤其是近年來通過互聯網技術的深度推廣。三亞市旅游委主任樊木接受《小康》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城市品牌推介方面，三亞一直秉承“航線開到哪里，宣傳營銷就做到哪里”的原則，豐富三亞旅游產品的同時，也在適應全球化旅游時代的要求。

“三亞旅游業涉及到的相關行業有100多種，產業規模是在不斷壯大，通過向全世界推介三亞的旅游資源，三亞的入境游客在不斷上漲，最明顯的是在境外剛剛做完推介，三亞本土旅行社的訂單率立馬上漲，這說明在與東南亞海島游競爭中，三亞還是有自身優勢的。”

從三亞市旅游委提供的一組數據可以看出，今年前5個月，三亞市接待的過夜游客已經突破了681.31萬大關，同比增長了8.22%。其中國內游客依舊是三亞旅游的主力客戶群，人數達到了664.93人次，而各大景區紛紛搶奪的境外游客在三亞的入境人數也保持在了16.38萬人次，旅游總收入實現了126.99億元。

樊木談到，目前借助“互聯網+”的推廣，三亞的“會展經濟”、“婚慶度假”、高爾夫揮桿”、“親子游”等個性化旅游產品在國內外旅游市場中已經占據一席之地。“例如針對俄羅斯市場我們推出濱海度假、中醫養生等旅游產品，針對韓國重點推介家庭游、婚慶蜜月游等旅游產品。”樊木認為，今年三亞旅游市場的搶眼表現，除了歸功于近年來品牌的精準推廣外，同時與增加國際航線等交通體系的完善息息相關。“截至去年年底，三亞實際運營的國際航線已達到14條，基本構建出以三亞為中心的4小時、8小時國際旅游圈，輻射俄羅斯、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香港、臺灣等地，三亞的新媒體營銷基本已經做到了覆蓋境外的絕大多數主要客源國。”樊木表示，三亞旅游的營銷重點在近些年已經從吸引國內游客，轉向吸引國外入境游客為主，在營銷策略上新媒體作為主要抓手，配合城市旅游推介會的形式起到的實質作用是不斷加深了游客對三亞的城市印象，化三亞旅游資源為經濟動力，使得三亞的城市品牌能在全球的濱海旅游中扎穩腳跟。

產品：主題+旅游

如何讓三亞這個旅游目的地更具有吸引力？三亞旅游委副主任王菲菲表示，目前三亞已形成的會獎、親子、婚慶三大主題品牌，是日后三亞旅游產品推介的重要方向。她以婚慶旅游為例向《小康》記者做了進一步說明。

“現在我們根據客戶結構和產品結構，做了很多如婚慶+酒店、婚慶+景區、婚紗+旅行、婚紗+蜜月等70多個不同形式的婚慶產品，再依托互聯網+婚慶旅游的概念，將標準化的婚慶產品，投放到專業的婚慶類平臺和旅游網站，最終實現了類似于巴厘島一樣的婚慶標準化產品的鋪設。”王菲菲的介紹中還提到了婚慶旅游中較為重要的一環――后續消費。

“三亞婚慶旅游已然成為海南旅游業發展中的‘潛力股’。據不完全統計，僅2015年，三亞市累計婚慶相關消費就接近50億元，并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發展態勢。這樣的增速預計到2016年，三亞市婚慶旅游市場可實現達60億元的經濟規模。”王菲菲說，三亞擁有得天獨厚的熱帶濱海度假旅游資源和良好的接待條件，是成功吸引島外游客來三亞拍照、辦婚禮、度蜜月的先決條件，加之國內著名婚禮策劃團隊的紛紛進駐，三亞婚慶旅游在各類旅游產品中走俏也在意料之中。

而會展旅游方面，簡單的國際會展已經不再能夠滿足城市營銷的需求，旅游城市需要更有針對性更具實效性的做一些新轉變，王菲菲對此回應，認為三亞會展業只是三亞各類旅游品牌的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產品營銷上，休閑旅游產品依舊是主推項目。

“三亞這兩年來大力推廣低空飛行，游艇，海上巴士觀光游等，這些新興游三亞項目在推出后深得游客喜愛。拿直升機低空飛行來講，接待游客量穩步上升，從直升機的數量從去年的4架增加到今年的16架上就可以看出供不應求。”

在調動三亞旅游資源、會展資源、服務接待資源和國際合作潛在資源方面的融合方面，三亞旅游委表示一直以來都是以政企合作模式，領導境內各旅游行業積極努力開展合作。為了在國際上形成一個鮮明、有特色、多聲音的三亞，今年開始，三亞旅游委也正在積極開展品牌定位方面的工作，與知名公關公司合作，整體打造全方位官方形象。“很快，你將在三亞的各種宣傳渠道中看到統一但形象鮮明的全新三亞。這些資源整合起來、調動起來，在國際上形成的將是一個有三亞特色，聽得懂和能行動的聲音。”王菲菲如是說。

景區：真人秀節目效應+直播營銷 政府營銷策略借助互聯網發生了轉變，三亞本土旅游企業和景區也在通過多種方式做好產品和品牌營銷。在距三亞市中心30公里處的蜈支洲島，每天上島的游客持續保持在3000―7000人左右，網上的訂房量更是在暑期全線爆滿。蜈支洲島銷售副總監周曉雪告訴《小康》記者，作為三亞旅游的城市名片，蜈支洲島的品牌營銷策略也開始打破傳統營銷方式，加強了與各大景區、酒店、城市的跨界互動。

“旅游要發展跨界融合是趨勢。現在蜈支洲島在互動營銷方面加大了與賽事接軌，與酒店聯合的多領域合作，特別是結合當下流行的個性化訂制出游，游客在蜈支洲島暢游的同時也兼容預定其他景區、酒店、自駕車等功能服務。”周曉雪覺得，競爭和合作是旅游發展不可回避的兩個基調，絕對的競爭往往是低端的惡性競爭，并不利于旅游區的良性發展，競合才是旅游區揚長避短求得共贏發展之道。

與此同時，《小康》記者也注意到，三亞除了是新人們喜愛的浪漫之都，同時也是各類影視作品、綜藝節目的熱門拍攝地。《淘婚記》、《爸爸回來了》、《奔跑吧兄弟》等影視綜藝作品先后來到三亞取景。周曉雪告訴《小康》記者，目前國內各大景區都在力爭與真人秀節目尋求合作，借節目效應和明星粉絲關注度，大部分真人秀拜訪過的拍攝地總能成為熱門的旅游目的地。

7月14日，在蜈支洲島旅游區取景拍攝的《星廚駕到》第三季首期外景賽開播，佘詩曼、秦海璐、郭麒麟、賈玲、王琳、田亮、何潔等一眾明星一出現就受到極大的關注。周曉雪認為真人秀節目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部分人群的出游熱情，原因在于觀眾可以通過真人秀節目身臨其境般地體驗到人與自然的互動。“真人秀節目給我們旅游業人士帶來一些啟發，旅游體驗式營銷方案營運而生，體驗式旅游的過程通過真人秀節目來完成，這樣的旅游宣傳很獨特，更容易打動觀眾的心。”除此之外，周曉雪還透露，景區的品牌營銷也趁著時下直播熱的順風車，快刀斬亂麻地玩起了直播營銷。

“我們現在運用景區實時視頻業務平臺，實現身在其境營銷效果。游客通過電腦、手機等終端以ie瀏覽方式訪問景區自有門戶網站或app，就可以實時便捷觀看，從而實現讓游客身在其境營銷效果。”周曉雪告訴《小康》記者，直播營銷剛剛推出就受到極大歡迎，在360水滴直播的互動版面，不少網友都參與了實時討論并且通過直播平臺，蜈支洲島的景區風貌游客可以24小時實時觀看，由此迎合了當下年輕人出游的喜好。

據悉，三亞今年前7月已完成曼谷、柏林、美國asta、馬來西亞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等7場境外旅游推介會，并計劃在9月-11月期間，赴俄羅斯莫斯科、韓國首爾、日本青森、新加坡、德國、英國等舉行三亞推介會。未來的四個月內，三亞旅游委還將邀請日本、歐美、德國等國家的旅行商到三亞實地感受大三亞圈旅游項目。

第三篇：論檢察監督模式之轉型

論檢察監督模式之轉型

萬 毅

? 2012-03-22 14:55:10

來源：《法學論壇》2010年第1期

作者簡介：萬毅，法學博士，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內容提要: 憲法賦予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之所以難于落到實處，其根本原因在于《刑事訴訟法》違背檢察權配置的規律和原理，將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模式定位為一種以“消極中立”為理論支撐的“外在式”監督。這種監督模式直接導致實踐中偵查監督難、審判監督難、執行監督難等困境。為確保檢察監督的實效性，強化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借鑒大陸法系國家刑事訴訟法中的有關規定，轉變法律監督的模式，即由“外在式”監督轉變為“參與式”監督，將檢察機關定位為偵查權以及刑罰執行指揮權的法定主體，并通過積極介入偵查、審判、執行等程序，具體行使偵查權、公訴權和執行權的方式來履行其法律監督職能，乃當務之急。

關鍵詞: 刑事司法權力配置 “外在式”監督 “參與式”監督

在我國刑事司法權力體系中，檢察機關可謂是公、檢、法三機關中最為尷尬的角色，這是因為，在應然層面上，我國檢察機關的法律地位獨立而神圣，《憲法》第12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身為法律監督者，檢察機關不僅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而且依法對公安機關和審判機關擁有實施法律監督的權力，但在實然層面上，《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卻自始即陷入多重困境，而從未真正落到實處。正是“應然”與“實然”之間的巨大落差，造就了檢察機關異常尷尬的訴訟地位。對此，我國法學界和實務界一直在不遺余力地進行研究，試圖破解這一難題；作為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檢察機關自身，近年來也一直將“提高法律監督能力”作為自己工作的中心和主題，不斷探索、拓展和提升發揮法律監督職能的方式和途徑。但是，筆者認為，現有的研究均并未能觸及問題的核心。因為在筆者看來，當前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面臨的諸多困境，并非法律執行不力的問題，而是直接根源于《刑事訴訟法》違背檢察權配置的規律和原理，將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模式定型為一種“外在式”、“事后型”監督，從而導致檢察監督模式的錯位，進而影響到法律監督職能的發揮。據此，強化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當務之急是轉變法律監督的模式：由“外在式”監督轉變為“參與式”監督、由“事后型”監督轉變為“同步監督”。

一、“外在式”、“事后型”監督：錯位的檢察監督模式

理論界一直有學者主張我國檢察機關的地位和權力過大，因而應當予以適當壓縮和削減。但筆者認為，檢察機關的職權配置和行使現狀，存在著明顯的“理論與實踐兩張皮”現象，理論上檢察機關的地位極高，有權對刑事訴訟全過程實施法律監督（包括偵查監督、審判監督、執行監督），但實踐中檢察機關在履行上述法律監督職能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某種困境，以致“縮手縮腳”甚至“碌碌無為”。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并非由于檢察機關執行法律不力，而是根源于我國《刑事訴訟法》未能貫徹《憲法》對檢察機關的賦權和定位，在立法設計時將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模式塑造為了一種“外在式”、“事后型”監督模式，即檢察機關不具體負責或支配某項程序權力，而僅僅是以一個程序“旁觀者”或曰“第三者”的立場和身份來對刑事訴訟流程實施監督，這一立法設計“弱化”甚或“虛化”了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法律監督角色，直接導致實踐中偵查監督難、審判監督難和執行監督難。

（一）“外在式”監督導致偵查監督難

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偵查監督難已是共識和常態。現行《刑事訴訟法》雖然賦予檢察機關立案監督權和違法偵查行為監督權等職權，但在面對公安機關“有案不立（即應當立案而不立案）”以及“違法立案”（即不應當立案而予以立案）、“違法撤案”（不應當撤案而撤銷案件）以及“撤而不結”（即雖然撤銷案件但遲遲不結案）等違法行為時，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往往難以實現。造成偵查監督難的根本原因在于，現行《刑事訴訟法》將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設計成了一種“事后型”、“外在式”的權力監督模式，這一監督模式難以真正發揮對公安機關偵查權的制約作用，因為，按照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是法定的偵查權主體，其不僅自主決定偵查程序的開啟（立案）、而且有權自行決定偵查行為的實施（包括強制偵查措施的采用），甚至自行決定偵查程序的終結（結案），而在這一從偵查程序開啟到終結的整個訴訟流程中，檢察機關都無從實質性介入，而只能以一個純粹的“外人”、程序“第三者”的立場和身份“冷眼旁觀”，所謂檢察監督，也僅限于在違法偵查行為發生后接到舉報才能派人介入案件及實施糾察。從實踐效果來看，這種“事后型”監督、“外在式”監督的檢察監督模式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機理性障礙：第一，因為檢察機關自始即外在于偵查程序之外，屬于偵查體制的“外人”，因此，除非有被害人或知情人舉報，否則檢察機關基本上無從獲得是否發生違法偵查行為的信息和線索；第二，即便發現了問題并進行了監督，但由于偵查程序的啟動權和終結權仍然掌控在公安機關手中，偵查監督能否發揮效果，還得看公安機關的“臉色”，例如，檢察機關針對公安機關的不立案決定進行立案監督、通知公安機關立案，但公安機關立案后案件偵查的進展，包括是否提請逮捕、提請審查起訴等，最終仍然需要得到公安機關的配合，一旦公安機關“拒不立案”或者“立而又撤”（在立案后又撤案），又或者雖然立案但“立而不偵”、消極怠職，檢察機關往往也沒有更好的監督、控制辦法，以致此前進行的偵查監督實際上并沒有真正產生效果而歸零。[1]

（二）“事后型”監督導致審判監督難

檢察機關法定的審判監督權，歷來是學界抨擊的焦點，部分學者認為檢察機關對審判活動實施法律監督，一方面容易造成檢察官的“角色沖突”；另一方面，也違背控辯平等原則，容易造成對審判獨立的干預。基于此，部分學者提出了廢除檢察機關審判監督權的主張。司法實踐的發展表明，學界的反對很快收到了效果，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權如果說不是被實際上廢除了，也是被極大地壓縮了。因為，1997年修訂《刑事訴訟法》時曾在第169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從文義解釋看，這是賦予了檢察機關庭審監督的權力。但是，由于來自學界的反對，六部委在1998年頒布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將檢察機關的當庭監督權限縮解釋為庭后監督權，其第43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違反法定程序的庭審活動提出糾正意見，應當由人民檢察院在庭審后提出”。秉持這一精神，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其后制定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31條、第360條和第394條中也明確規定，出席法庭的檢察人員對法庭審理中有無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情況，只是記明筆錄，發現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應在休庭后及時向本院檢察長報告，由檢察院在庭審后提出。據此，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機關的庭審監督權由“同步監督”轉換為了“事后監督”。但是，這一轉換的弊端在實踐中很快便凸現出來，庭后監督的事后性決定了這一監督必定是被動的、彌補性的法律監督，而無法及時和有效地制止、糾正法院的違法審判活動，這極大地制約了審判監督的效果。[2]“事后型”監督作為一種事后的評價和糾正，對已經發生的違法行為基本上起不到應有的制止作用，對已經產生或可能產生的后果，諸如對被告人權利的侵犯或可能影響對案件的公正審判等，也得不到有效的消除和遏制。這種事后監督，至多起到一種“下不為例”的警示而已，與法律監督本該起到的“糾錯”作用相去甚遠；而審判機關則完全可以對這種庭審后的書面糾正意見或“采”而不“納”，或“納”而不“改”，理由倒也充足合理：庭審已結束。久而久之，這種事后的監督將很有可能流于形式[3]。

（三）“外在式”監督導致執行監督難

近年來的研究表明，我國刑罰執行程序在人權保障和罪犯改造功能上存在著一些問題。深入地分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本應發揮法律監督作用的檢察機關由于體制上的障礙，無法及時、有效地對刑罰執行過程實施檢察監督。針對此，學界展開了一些對策性研究，主要是從程序完善的角度提出了若干改革建議。但在筆者看來，單純從程序完善的角度展開研究，難以克服因立法上的權力配置不當而帶來的體制性障礙；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著眼于技術層面的研究可能遮蔽了一個更有學術價值的命題：即刑罰執行權的主體究竟應當是誰？檢察機關在刑罰執行程序中究竟只是作為一個“外人”來監督刑罰執行，還是應當通過直接行使刑罰執行指揮權并以此來發揮對刑罰執行的監督功能？我國現行刑罰執行體制采行的是“外在式”、“事后型”檢察監督模式，即檢察機關并非刑罰執行權的法定主體和程序指揮者（監獄等才是執行權主體），而僅僅是作為一個純粹的監督者，即執行體制的“外人”、“第三者”，來對執行程序進行監督。這種“外在式”、“事后型”檢察監督模式的“命門”在于：檢察機關僅僅作為監督者而非指揮者，無法真正對刑罰執行程序實施權力制約和程序控制，因為，“外人”（“外在式”監督者）的立場和身份決定了，檢察機關只能在具體執法環節中就其所“看”、所“聞”，提出糾正意見或檢察建議，至于執行機關是否糾正以及如何糾正完全取決于執行機關的意愿，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要求刑罰執行機關必須對檢察機關的糾正意見或檢察建議做出回應以及刑罰執行機關不作為時應當承擔怎樣的責任，這些都使得檢察監督對刑罰執行的司法控制極大削弱，刑罰執行機關在執行程序中占據主導地位，有著絕對控制權。例如，執行機關在收到監督部門的《糾正違法通知書》等檢察意見后，往往采取拖延辦理和答復，甚至不了了之的不配合態度，對此檢察機關也受制于監督者的地位而無計可施。

二、偵查權主體、司法監督者、執行指揮者：“法律守護人”與“參與式”監督

“外在式”、“事后型”監督模式的倡導者有一個重要的理論支撐，即認為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地位決定了其只能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保持一種“超然”、“客觀”、“中立”的立場，檢察機關只有自始保持這種“超然”、“客觀”、“中立”的立場，才符合其身為法律監督者的地位，也才能更好地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法律監督職能，并誤認為檢察機關進行事前監督會導致檢察權對其他國家權力的不當干預，并因此而喪失法律監督者的客觀中立性。然而，這一觀點對檢察官中立地位的認識和解讀確有誤導之嫌。

確實，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應當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和地位，但檢察官的這種“客觀中立”與法官在審判中的“審判中立”完全不同。檢察官的客觀中立，并非指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應當像法官一樣保持消極被動、居中裁斷的角色和地位，而是指檢察官承擔著“客觀公正義務”，即檢察官在履行職能、行使職權時應當避免單純從控方立場考慮問題，不僅不得單方面謀求給被告人定罪，而且應當兼顧被告方利益、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換言之，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的“中立”，是一種“積極中立”，而非類似于法官的“消極中立”；檢察官在刑事程序中的中立，主要體現在它是以客觀公正的立場積極介入偵查、審判和執行程序，而非指其超然于程序之外、演變為一個純粹的程序“第三者”。持“外在式”、“事后型”檢察監督論的學者，則是將檢察官的這種客觀中立地位錯誤地理解為是要求檢察官不應當介入其他權力的運行過程，這就將檢察機關演變為一個程序的“外人”或者說“第三者”，弱化甚至是虛化了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法律監督地位和職能，并從根本上違背了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的基本角色和功能定位。

從比較法的角度分析，在德、法等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歷來被認為是“法律的守護人”、發揮著“國家權力之雙重控制”（doppelteKontrolle derStaatsgewalt）功能（注：所謂“國家權力之雙重控制”，是指“作為法律之守護人，檢察官既要保護被告免于法官之擅斷，亦要保護其免于警察之恣意”。另見林麗瑩對此的論解：“檢察官作為法律的守護人，既要追訴犯罪，更須保護被告免于法官恣意及警察濫權，擔當國家權力雙重控制的任務；檢察官不是法官，但要監督法官裁判，共同追求客觀正確之裁判結果；檢察官也不是警察，但要以司法之屬性控制警察的偵查活動，確保偵查追訴活動之合法性。”參見林麗瑩.檢察一體與檢察官獨立性之分際[J].月旦法學雜志，2005，（9）），這與我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地位基本一致。但與我國的外在式、事后型檢察監督模式有所不同的是，從整體上而言，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的法律監督模式，呈現出一種“參與式”監督的特征，即檢察官通過積極介入偵查、審判、執行等程序，并具體行使偵查權、公訴權和執行權的方式來履行其法律監督職能。

第一，偵查權主體。即檢察官才是偵查權的主體，警察機關不過是輔助檢察機關行使偵查權的機構，由此，塑成了一種“檢主警輔”的權力格局。在大陸法系國家，創設檢察官制度的一個基本目的就是，通過檢察官這一經受法律嚴格訓練的司法官來控制和監督警察，防止警察濫用偵查權。因此，偵查程序的發動（立案）和偵查程序的終結，決定權均掌握在檢察官手中：一個刑事案件是否立案以及是否展開正式偵查，完全由檢察官決定，警察在發現案件線索后，必須立即報請檢察官，由檢察官決定是否立案并展開正式偵查；偵查完畢后，警察應當將案卷及證據移交檢察官，檢察官審查后以作出起訴或不起訴處分的方式終結偵查程序；即便是強制偵查措施的采用，也要先經檢察官審查、過濾，方能向法院遞交申請“令狀”。同時，對于具體的個案偵查，檢察官對警察還擁有偵查指揮權。這樣，檢察官通過對偵查活動的實質性參與，進而達到了對偵查程序的實質性控制，而警察則因為喪失了偵查權，變成了“無牙的老虎”，因而也就沒有濫用偵查權、侵害人權的可能。正是由于采行了這種“參與式”法律監督，在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主導著偵查程序的運作，并牢牢控制著警察的偵查活動，根本不存在所謂偵查監督難的問題。

第二，司法監督者。即檢察官通過行使公訴權來實現對法官的審判監督。歷史上，之所以將公訴權交由檢察官行使，主要就是著眼于監督和制衡法官的審判權。公訴權對審判權的法律監督，主要通過三種途徑來進行：其一，起訴裁量權。是否將一個案件提交法官審判，由檢察官決定，檢察官不起訴的，法官不能審理，即“不告不理”；同時，檢察官起訴指控的對象和范圍，構成了法官審判的界限，法官只能在檢察官起訴指控的對象和范圍之內進行審判。檢察官的這一權力，使得檢察官牢牢控制著法官裁判的入口，起到了“把關”的監督、制約作用；其二，出庭支持公訴權。法官在審判過程中也可能發生違法審判行為，如違反公開審判的規定或應當回避而未回避等。因此，檢察官出庭支持公訴，不僅是為了參與審判，更是為了監督審判，對于法官在審判中的程序違法行為，檢察官有權當庭予以監督、糾正。對于檢察官的這一司法監督者角色，德國學者羅科信教授曾有清楚的描述：檢察官“在審判程序中，其需朗讀起訴書。此外，檢察官亦需注意，訴訟過程是否合法舉行，其對于有違反刑訴法之情形時，異于辯護人，需立即對之加以更正。”[4]（P63）其三，上訴（抗訴）權。對于法官在審判中的實體違法行為，檢察官可以通過提起上訴（抗訴）的方式來予以監督，“監督法官裁判，本來是創設檢察官制并采行控訴原則的重要目的，對于法官之裁判提起法律救濟途徑，則是監督的主要手段”[5]。

第三，執行指揮者。即檢察官是刑罰執行權的法定主體和程序指揮者，并以此確保了對刑罰執行程序的法律監督。大陸法系國家普遍采用“檢察官指揮執行”的刑罰執行體制，即檢察官在刑罰執行程序中居于主導地位，負有執行指揮權，司法警察、監獄等機構則處于從屬地位，是檢察官的輔助機構。之所以賦予檢察官刑罰執行指揮權，來源于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角色的基本定位：一方面，刑罰執行權屬于行政權的范疇，按照法治國家的理念，刑事司法程序中的行政權都需要加以防范和監控，以免因其濫用而危害人權，因此，如同刑事訴訟中的警察權一樣，執行權需要受到法律的控制，而在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是國家的“法律守護人”，由其指揮刑罰執行，可以確保執行權的公正行使（其內在原理與檢察官控制偵查權相似）；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按照職權主義訴訟的理念，刑事訴訟系由檢察機關所提起，實現國家刑罰權是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因此，作為實現國家刑罰權的執行權，往往也同時被視為檢察機關的專屬職權，在動態上構成了公訴權的向后延伸。從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立法和理論來看，均趨向于將檢察機關定位為執行權的真正主體，而將監獄等司法行政機關視為檢察機關行使執行權的輔助機關，“刑罰之執行官署為檢察機關。而在檢察機關的刑罰之執行事項，原則上均由司法輔助人員處理之。”[4]（P552）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451條（執行機關）規定：“刑罰的執行，由作為執行機關的檢察院依據書記處書記員發放的、附有可執行性證書和經過核實的判決主文副本付諸實施。”《日本刑事訴訟法》第472條（指揮執行）規定：“裁判的執行，由與作出該項裁判的法院相對應的檢察廳的檢察官指揮。”較之我國的檢察監督執行體制，這種檢察官指揮執行的體制其功能優勢在于，檢察官直接“指揮”而不僅僅是“監督”執行，增強了檢察官對刑罰執行程序的控制力，而“執行官署”與“輔助機構”的關系定位，也有利于厘清檢察機關與監獄等機構的法律關系，避免“指揮不動”、“調動不力”的操作問題。

分析上述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的“法律守護人”角色，無論是身為“偵查權主體”、“司法監督者”，還是“執行指揮官”，檢察官在發揮法律監督或者說“國家權力之雙重控制”功能時，都是通過行使具體的訴訟職權（偵查權、公訴權和執行權）來實現的，而并不存在一個所謂的抽象的、獨立的“訴訟監督權”，（注：正因為此，筆者反對將訴訟監督權列為檢察權的構成之一，筆者認為，在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體制下，并沒有脫離偵查權、公訴權和執行權之外的所謂獨立的訴訟監督權。）例如，檢察官之所以可以實施偵查監督，是因為它本身即為偵查權主體，而警察不過是其輔助機構，兩者的法律關系為“將”與“兵”的關系，作為“兵”的警察機構當然的聽從檢察官（“將”）的監督、指揮，不存在所謂偵查監督難的問題。

筆者認為，那種將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理解為一種“外在式”、“事后型”監督，并竭力將檢察機關塑造成一個純粹中立的程序“第三者”的觀點，不符合刑事訴訟中檢察權配置和運行的基本規律和要求，將會極大地削弱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地位，虛化檢察機關對刑事訴訟程序的法律監督功能，并導致理論上的自相矛盾，因為，按照“外在式”監督理論，檢察機關要成為一個“超然”、“外在”的程序監督者，那么就不應當行使自偵權，因為，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卻又行使自偵權，無異于“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會導致檢察機關的角色混淆；（注：學界部分學者正是循此邏輯對檢察機關行使自偵權的合理性進行批判的，不想檢察機關卻自陷泥淖。）同理，檢察官也不宜行使刑罰執行權，因為這也會導致角色混淆；更為嚴重的是，照這一邏輯推演下去，檢察機關最好連公訴權也不要行使（因為既當公訴人、又當監督者，也存在角色混淆的問題，也會使檢察機關喪失監督的超然性），而只保留所謂的“訴訟監督權”，因為，惟有“無官一身輕”的檢察官，才可能成為一個“純粹”的、“超然”的訴訟監督機關，但筆者想問的是，這樣的檢察機關還是檢察機關嗎？還是那個啟蒙先賢曾寄予厚望的法治國的“法律守護人”嗎？!這樣的觀點及其論證邏輯顯然是非常荒謬的。（注：可笑的是，這一觀點在我國還很有市場，例如，一直以來都有不少學者撰文聲稱，要實現公訴權與訴訟監督權的分離，按其設想，以后法院開庭時，檢察機關應當派出兩組檢察官出庭，一組為公訴人，另一組為訴訟監督人，后者專門監督法官是否違法審判。對于這一觀點，筆者要問的是，那對于訴訟監督人，要不要再設監督人予以監督？!）

三、結語：法治國視野與我國檢察監督模式轉型

我國的執政黨中共中央早已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依法治國”的方略，從政治結構形態來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仍然屬于人類文明中“法治國”的范疇，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要有自己的特色，但同樣應當遵循建設法治國家的普遍規律。在建設法治國家的視野下，我們應當結合刑事訴訟法修改反思以下幾個根本性問題：

第一，在法治國視野下，偵查權的法定主體究竟應當是誰？現行《刑事訴訟法》將公安機關定位為主要的偵查機關，當然也是偵查權的法定主體之一，但這一法律定位如若放置于法治國視野下來審視，究竟是否妥當？畢竟法治國的主要使命就是控制警察權，防止警察國家的夢魘重現，因而，一個享有完整偵查權、可自行決定偵查程序開啟和終結，甚至可以自行決定采用拘留、搜查、扣押等強制偵查行為的警察機關（公安機關），是否符合法治國的基本理念？是否符合法治國家刑事訴訟程序人權保障的目的？是否符合法治國家刑事司法權力相互監督、制衡的基本要求？

第二，在法治國視野下，檢察機關的任務和使命究竟是什么？基于這一任務和使命，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究竟應當享有哪些權力？以及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審判機關之間究竟應當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現行《刑事訴訟法》傾向于將檢察機關塑造為一個超然的程序第三者，這一制度安排是否符合法治國家對檢察官作為“法律守護人”的角色期待？而一個無法完全掌控偵查、也無法有效監督審判和執行的檢察機關，又如何實現我國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任務和使命？

法、德等國建設法治國家的歷史經驗已經表明，檢察官作為法治國的“忠實仆人”，是實現警察國家向法治國家轉型的關鍵角色。因此，對于正在構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我國而言，如何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落實《憲法》的規定、確保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充分發揮，應當成為我國刑事訴訟立法的基本目標之一。要完成這一立法任務，我們首先應當破除傳統的檢察監督只能是“外在式”、“事后型”監督的觀念，轉而形成這樣一種共識：檢察機關對刑事訴訟程序的法律監督，應當是一種“參與式”監督，而非“外在式”、“事后型”監督，因為，唯有“參與式”監督，方能確保檢察監督的實效性。基于此，我們應當借鑒大陸法系國家刑事訴訟法中的有關規定，將檢察機關定位為偵查權（包括立案決定權、偵查終結權等）以及刑罰執行指揮權的法定主體，使得檢察機關得以通過這些職權的行使來積極履行其法律監督職能。

注釋: [1]萬毅.論偵查程序處分權與偵查監督模式轉型[J].法學，2008，（2）.[2]成秀芹，唐鹽平.刑事審判監督不力的原因剖析[J].檢察實踐，2005，（3）.[3]譚芳，伍金雄.論刑事審判的法律監督[J].律師世界，1999，（2）.[4][德]克勞斯〃羅科信.德國刑事訴訟法[M].吳麗琪，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M].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120.

第四篇：轉型提質 創新營銷體系模式

轉型提質

創新營銷體系模式

郵政營銷體系建設，應是郵政企業經營服務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抓營銷體系建設就是抓企業生產經營。

現代企業或組織的市場營銷中心原本是相對于制造中心、研發中心而存在的，即營銷中心與研發中心、制造中心構成一個企業或組織的鐵三角，他們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研發是因、生產是果，營銷貫穿于整個過程，既是因又是果。

郵政企業屬多元化經營，就會存在上級多頭管理，當前郵政市場營銷職能管理感覺有點混亂。這種現狀區別在上級機構的多頭管理是職能管理還是業務經營。其實這種職能管理是企業分權導致的，是任何企業都將面對的正常情況，簡單說，對內講就是上級機構業務層面的多頭管理目前矛盾較多，而對外講經營主體的不同，對外多頭營銷就會影響郵政客戶體檢。

一、其短板主要存在于資源方面的爭奪

（一）容易形成內部對客戶資源的爭奪。比如單位實行全員營銷，就有金融、郵品、思鄉月、圖書、郵政賀卡等存在這種現象。

（二）各專業間的經營網點層面存在對企業資源的爭奪，這部分包括對客戶、人力、財物資源等的爭奪；比如：隨著營業員的輪崗，原有地的資源就會隨著人員轉移變化而造成很多重復的營銷成本增加等。其次是各支局網點會圍繞自身的利益，對上級多頭管理的機構要求進行取舍、篩選、過濾，以及對內部資源的自行調配，導致上下目標不一致，變成資源性消費。第三是高收入業務和低收入業務間的相互矛盾。

二、其短板存在于信息支撐方面不對稱

當前是以客戶為中心的營銷體系，自組織機構改革后，一般只會關注經營動態和經營結果，卻疏忽了信息流流向也會發生了改變，一直沿用老套信息流向，讓人有新瓶裝舊水的觀念，這容易導致改革失敗。隨著互聯網時代到來，企業信息化水平提高，金融業務已初步建立了大數據庫，但郵務類、速遞包裹類、分銷類業務一直沒有實現數據信息整合，沒有建成有效的營銷管理支撐系統（簡稱為后臺管理），就談不上商業數據的挖掘、專業間的整合、專業與職能部門的信息對稱。

三、其短板存在于分配方面的內耗：

縣級郵政營銷體系，需要全方面的資源整合，包括客戶、信息、產品和自身營銷隊伍資源。還需要財務、人力資源、后勤等資源的支撐。當前縣級營銷體系是“綜合+渠道”營銷管理架構。而板塊間大多糾結于專業營銷隊伍問題，是集中搞綜合營銷好，還是建立專業營銷隊伍？綜合營銷開發的客戶資源報專業部門，專業部門逐漸將資源轉向于專業自有資源，而挫傷營銷人員的積極性。

四、完善機制留住人才

曾經有領導提出對營銷人員要高看一眼，厚愛十分。好的政策吸引人，好的制度留住人，相應的政策傾斜，改變營銷人員的思想。這些政策體現在營銷人員的晉升通道、轉崗提拔重用、津貼補貼、業務獎勵、維護支撐、業績折算等方面。而且良好的團隊文化也是吸引人，留住人的方面。

所以我們必須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作一套切實可行的營銷考核辦法，來吸引有能力的人才進入我們的營銷隊伍，從而做大做強郵政的各項業務。

五、加強培訓增強市場競爭力

現在的市場瞬息萬變，我們必須通過不斷的學習來適應市場的發展。所以加強培訓是增強營銷能力的有力保證。專職營銷人員在學習的同時，要不斷地總結自己在營銷活動中積累的經驗，相互溝通，因地制宜的做出適合自己營銷的一條發展之路。每個營銷團隊應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營銷會議或工作總結會來分享各自的心得體會。

第五篇：托管“OTO營銷模式轉型”,靠譜？

托管“OTO營銷模式轉型”，靠譜？

導讀：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兩張網織就了容線上與線下為一體的OTO商業模式，2014年各行各業的OTO營銷模式轉型成為一大趨勢。通路快建在建構中國最大OTO營銷服務平臺的進程中，通過多年渠道建設經驗和大量的線下企業客戶，加之線上產品，打造了線下：招商外包、商機孵化等服務，線上：微調研、微營銷、微廣告、微會員等產品，構造了完整的OTO營銷服務體系。

朋友聚會，大家圍桌一圈，菜都上齊了，卻沒人動筷子，噼里啪啦的手機拍照聲代替了夾菜聲。一頓狂拍后，大家開始傳微信、微博、QQ，在朋友圈分享。移動互聯網滲透到了人們吃喝拉撒的生活中，還有什么能拽住互聯網顛覆傳統商業模式的步伐。

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兩張網織就了容線上與線下為一體的OTO商業模式，2014年各行各業的OTO轉型成為一大趨勢。從大的互聯網公司大手筆收購、注資線下實體企業，到傳統企業紛紛試水OTO轉型，雖然成果未能突顯，但是這股轉變的潮流卻是不可逆轉的。

一家實體店的OTO轉型之殤

OTO模式作為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它依托于互聯網online,實現于實體店offline，融合了單一的傳統店和單一的電子商務模式。OTO模式，實現了把線上的消費者帶到現實的商店中，在線支付購買線下的商品和服務，再到線下去享受服務。作為一種從思維到技術完全顛覆的新模式，一般企業運作起來難度有多大呢？有一家從事進口產品專賣的浙江企業，產品主要是通過專賣店等顧客主動上門和促銷的方式進行銷售，面對新的OTO商業模式轉型困難重重。

1、傳統思維慣性禁錮新思維。該企業是實體店的運營操作方式，從產品的研發到營銷，都是從傳統的集客方式出發。組織人型方面也多是有豐富的傳統思維經驗，互聯網思維相對缺乏。

2、資金投入大，風險大。該企業有一套運作成熟的營運流程，如果貿然大幅度進行商業模式的轉型，需要資金去開發資源，招募人才，推廣運作，但是結果卻不能預測。面臨投入高，回報不確定的風險。對于企業來講，這種風險直接帶來的后果可能是將自己玩死。

3、缺乏雄厚的技術支撐。而作為進口產品專賣這樣的一家企業，技術支持這一塊顯然是缺位的。OTO，線上到線下，需要線上運營和維護，需要搜集大量數據做依據，需要在線監控和支付等。只有有一支雄厚的技術團隊做保障，才能更加順暢的實現“OTO”。

4、缺乏豐富推廣資源的支持。OTO模式，在線運作需要大量的引流，這就需要在推廣時有大量的媒體資源。如果企業自行操作，局限于資金的控制，會限制媒體資源選擇的數量和質量，因此推廣效果也會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