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現代領導干部戰略思維讀后感

創新性思維是現代領導戰略思維的靈魂。領導工作的創造性，不但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工作方法，也是新時期對領導工作的本質需求。作為鄉鎮基層領導工作，“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工作千頭萬緒，這就需要基層領導干部運用戰略思維，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對待上級要求，通常有三種不同傳達貫徹方式：一是當“傳聲筒”。原原本本傳達，但具體辦法一個不拿。二是“變聲筒”，曲解上級要求，斷章取義，不能領會精神實質。三是“散文式”。即形散神不散，結合“上情”和“下情”，敢于做好結合文章。以上三種方式，是領導者運用“創造性思維”和“封閉式思維”，是“治本”還是“治標”，是“創新”還是“守舊”問題。基層干部在落實上級要求時，切忌當“傳聲筒”，更不能當“變聲筒”，而應當做到形散神聚，創造性地加以落實。

落實上級要求不當“傳聲筒”、“變聲筒”，必須克服三種不良傾向：一是只顧本地利益，不顧全局利益與長遠利益的本位主義傾向；二是不顧客觀實際，生搬硬套上級指示的教條主義傾向；三是既不顧本地利益，又不顧全局利益，“四面出擊”、“左右開弓”的盲目傾向。

要進行創造性工作，要敢于堅持對人民負責與對上級負責相統一的原則。上級指示不可能包羅萬象，面面俱到，而且有些政策本身又處于發展變化之中。這就要求領會上級精神實質，創造性地解決具體問題。有時還要在不違背國家政策的前提下做出靈活決策。如農業結構調整，兄弟鄉鎮開挖低湖田，發展精養魚塘和網箱養鱔力度很大，__鎮土性沙質，水面很少，根據實際，我們大力推進蔬菜生產專業化、規模化種植，同樣取得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效果。

調查研究是基層領導開展工作、推進工作的重要法寶。新時期調研工作有新的要求：一是調研質量要求更高；二是時效性更強；三是責任更大。調研工作力戒浮光掠影，當“攝影師”，必須具備“三性”：一是要有科學性，要有“求是”的精神、能動的意識、揚棄的態度。二是有針對性。貼近黨的政策，貼近政府中心工作，貼近各個時期的重點、熱點、難點。三是強化創造性。善于研究新問題，敢于提出新思路，長于推廣新經驗，勇于推出新舉措。這是一種艱苦的探索性勞動。它要求基層領導大膽走上去、走下去、走出去。“走上去”，加強同上級部門聯系，掌握政策和動向。“走下去”，深入一線和基層。要根除官氣，在思想上尊重群眾；打掉傲氣，在感情上貼近群眾。“走出去”，到鎮外、市外、省外開闊視野，博采眾長。只有這樣，調查工作才會有創造性，才能為正確、科學的決策服好務。如__鎮新建農貿大市場調研，前些年因群眾異議和搬遷老市場難度大，而一直難以實施。我們經過向上、向下、向外調研，找準了癥結，找到了方法，結果，新市場啟動改善城鎮功能，增加了地方財力，爭取了國家項目，一舉幾得。我鎮將此項工程辦成城鄉一體化的試點，辦成20xx年度最大的民生工程、增收工程和集鎮形象工程。

基層工作紛繁復雜，很容易陷于具體事務，難以超脫，難以解脫。如何做好忙而不亂、忙而有序、忙而高效呢？作為基層領導，就應該在根本性的問題上取得突破，審時度勢，敏感預見，取得工作主動權。

一是創造性地處理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根本性、全局性、整體性、方向性和前瞻性的問題，起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鄉鎮工作主要問題，就是抓項目、抓發展、抓民生。只有始終不渝抓住這個根本問題，才能為解決好其它問題打好基礎、創造條件。

二是創造性地解決關鍵問題。關鍵問題可能是主要問題，也可能是次要問題，但它在事物發展的某個階段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這個問題解決了，事物就能順利發展；反之，就會受到阻礙，甚至夭折。如農業結構調整，土地流轉就是一個關鍵問題，通過加快土地流轉，可以引進能人和大戶，帶來資金和技術、市場，發揮出示范帶動作用，近年來，__蔬菜面積擴大到近萬畝，規模化、標準化養殖小區陸續涌現，與我們流轉4000多畝土地密不可分。

三是創造性地處理“熱點問題”。領導者應時時把握事物發展脈搏，發現產生熱點問題的原因，果斷予以解決，平息輿論，取信于民。如征地補償問題、移民問題等，都要迅速及時解決，以免熱點影響全局。

總之，基層領導只有創造性地工作，才能更好地推進工作，開創局面。

第二篇：泰康人壽戰略思維讀后感

戰略思維讀后感

近期研讀了陳東升董事長的《戰略思維》一書，收益匪淺。首先作者的人生經歷就是一個勵志的事例：作者陳東升，他是董輔初先生得意弟子，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士，他早期在對外經濟貿易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首開“中國500家最大企業”評價先河：他是泰康人壽、嘉德拍賣、宅急送三家企業創始人，橫跨金融保險、藝術拍賣、物流領域，且均已成為行業翹楚，他是“92派”一詞的發明人和領軍人物，新儒商的代表，自謙“經濟學票友”：他是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理事長，發起設立經濟理論創新獎、丘成桐中學數學獎；獲“中國最受尊敬企業家”“最具思想力企業家”“未來15年可能影響中國商業進程的5位人士”“改革動力企業家-92派企業家領軍人物”，連續3年獲評“中國最具影響力的50位商界領袖”，連續5年獲評“25位最具影響力的企業領袖”等稱號。如此優秀的作者本身就是我們這一代人學習的楷模，他所著的《戰略思維》這本書更是全面呈現陳東升宏觀思維和泰康戰略演進脈絡。

整個閱讀過程中，我是隨著陳董的思維一起探索未來，這本《戰略思維》是陳董作為一名改革的見證者、商業的實踐者和經濟的思考者原汁原味、真實坦誠的講述。從東京街頭的一個夢想，到5000億資產的金融航母，要歷經多少篳路藍縷、拼搏堅守？從一家小小的營業部，到4000余家機構遍布全國31個省市，要直面多少困境與挑戰、奮起？從單一的壽險公司，到涵蓋全壽險產業鏈的大型綜合保險金融服務集團，要體會多少痛苦蛻變、輝煌崛起？時代如潮，企業浮沉，企業家就是造夢者、是布道者、是精神領袖。

我覺得這個書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創新。創新就是率先模仿，大事要敢想，小事要一點點做，理想和現實間隔著一道萬里長城，一個企業，三年決定生死，五年打下基礎，八年站穩腳跟，十年，小有品牌，二十年才能成長為參天大樹。在市場中學習，在市場中成長，“做市場的好學生”。面對企業管理、軍事管理、國家管理等實際問題，對于運用抽象思維所形成的若干個相關因素，連續地、動態地、全面地度量這些相關因素的數量變化程度，并找出這些相關因素在數量變化程度上相互影響、共同變化的規律性。以發現的這些規律性為基礎，以已形成的目標格局為導向，促使現實問題從當前狀態向目標狀態演化。

這是一本過程的書，記錄泰康人壽1 7年三個發展階段真實的市場布局：這是一本探索的書，凝結一個青年經濟學者創辦管理企業的心智謀劃：這是一本面向未來的書，描摹中國壽險行業“從搖籃到天堂”的遠景藍圖。

在這里，我讀到了一家企業與時代的共生共榮。在這里，我讀到了一位企業家運籌帷幄、布局千里的宏觀視野。在這里，我讀到了一個行業從理論到實踐的風云跌宕、變革壯大。

閱讀到最后我覺得自己也得學著改變。其實改變就是要顛覆原有的一些概念，也正如陳董所言，養老社區產品的逐步推廣也必將逐漸改變中國人既有的觀念，其實，作為13億人口的中國，僅僅是既有觀念的松動就已經是一個更大的市場，一項產品或者事業是從改變人們觀念或者習慣開始也便必有建樹，21世紀新三大件——買車買房買保險。買保險首推買泰康，泰康保險以終身養老、高端醫療、卓越理財以及終極關懷“四位一體”的模式作為公司產品的核心競爭力，解決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

買保險就是尊重生命，讓保險更便捷、更實惠，讓泰康人壽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目標純正、心無旁騖，做正確的事，時間就是答案中國夢就是讓農村人過上城里人的生活，讓城里人過上中產生活節能、環保、人文關懷是21世紀人類發展三大潮流要站到一萬米的高空看這個世界，身處到一百年的時空觀察這個世界，這樣才能有遠見與堅持

第三篇：《文化融通——中國企業的跨文化戰略思維》讀后感

讀書筆記

——《文化融通——中國企業的跨文化戰略思維》讀后感

思想政治教育郭亞琦

作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成果之一，這本書主要立足于中國文化，同時以美國文化作為參照系，恰當的融通了中美文化，為中國企業人的戰略思維構建跨文化的框架基礎。全書分三篇，前兩篇分別對中國企業的生存現實，中國企業人的生存狀態做了狀況描述，本人現主要以第三章為主，簡要概括著作思想并闡述本人的一些思考。

全球著名跨文化管理專家G.霍夫斯坦得認為，文化是一個人群的成員賴以區別于另一人群成員的共同思維方式。而且，這種思維方式往往是長久歷練與逐步沉淀的結果。企業領導者要對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及其思維方式建立認知，據此形成溝通能力。

作為全球最重要的代表東西方文化戰略思維的中堅力量——中國企業和美國企業，構建這二者之間的思維框架，進而“知己知彼”，發展強大自我，中國企業完全有能力利用“全球思維，本土經營”，奠定企業的戰略基礎，從而在全球化市場中贏得勝利。

本書其實著重于強調一種“文化”——即“圓形文化”和“方形文化”之間的對照，深層次的將中美（歐）管理文化之間做本土化釋解。書中用一些淺顯的事例和恰當的比喻做了深入淺出的分析，可以讓讀者閱讀變為輕松的享受。現將著作中一些獨具代表性的思想見解做一件要列舉：

一、中國企業實情而言，主要是指如何管理和開發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著儒家外表、道家思想、佛家信仰而且儲量豐富的中國本土人力資源，尤其是如何內外兼顧這些任人的思想問題。從認知心理學角度，就是如何提升人的思維能力以及問題解決能力。這兩種能力是企業核心能力之基。

二、??中國企業人開眼看世界的歷史并不長，所“知”所“行”注定支離破碎，而且在目前乃至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都將如此??

三、??中國企業人需要“放血”，需要否定我們文化思想中的一些糟粕，但一直放血肯定也行不通。為此，這種嚴峻形勢必須得到某種程度的堅決扭轉，必須“造血”！

四、??中國企業人唯有首先認同中華民族自己的優秀文化，才能真正走向國際。有句話，越民族，越世界。

作者還站在管理心理學的角度，利用首印效應原理分析了中美國家（企業）之間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反思相互借鑒的必要性，例如，生活中的一個例子：中國人在信封上寫地址時總是把地址按照從大到小的順序書寫，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則習慣于從小到大的順序書寫。“從大到小”代表著中國自古以來的確是一個“自上而下”的一貫性國家，而美國剛好相反，這樣的文化差異其實是不同文化心理的反映，就導致了彼此的行為差異：美國人往往先關注自身，然后才后把自己關注和影響的范圍逐步擴大，具體落實到工作中就是他們辦事不會推委、相互扯皮，而中國不是！的確，不論從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抑或日常的諸多行為處事，在一定程度上會揭示國人一種潛在的弊病：“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大風一起塵飛揚”“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三個是條蟲”??細想國人確實有點“散而不聚”，這可以在當今中國的企業中略見一二：一個人的工作效率往往出乎意料的高于幾個人的團隊工作；許多企業中充斥著小集體主義等等。

書中的精華部分要算作者提供了基于跨文化框架的戰略分析，主要表現在：以“外圓內方”運籌中的東方——以大中華為代表，和以“外方內圓”運籌中的西方——以美國為代表。“方”可以定義為“規律、原則、規則、制度、規范、規矩”為代表的制度范疇；“圓”可以定義為“平衡、變化、變通、人情、關系、特例”為代表的人為范疇。無論對于國人還是美國人，制度范疇和人為范疇都會在他們身上交互體現，所不同之處就在兩種范疇在不同人身上的比重的差異，而我們知道，人的心理統領人的行為，人的行為反應人的心理。

與美國人打交道，更多的會體會到制度范疇的影響力，公務交往尤其明顯，可他們的內心卻非常善于“變化”：求新、對等；與中國人打交道，更多的會體會到人為范疇的影響力，無論公務，都要追求“左右逢源”。而中國人的內心是很看重“規范”，講究“原則”，注重“倫理”的，這就是所謂的“外圓”和“外方”，與美國人截然不同，其實就是行事方式、實踐手段。

兩種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維相互矛盾、相互統一，如果我們將兩種文化兼而融之，做到“外方內圓，方中有圓，圓中有方”八面玲瓏于行，外方內圓于心。中國企業人用這種思考范疇來指導自己的國際商務實踐應該就可以排解文化差異，對取得商戰勝利有益。

其實我想，中美之間的文化價值與戰略思維之間雖然有差異，但是之間的溝通卻是必要和亟需的，讓這種溝通去釋放中國文化的大氣，顯露中國文化的底氣。中國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認清自己的實際，找到與國外優秀企業（文化）的差異，辯證的用兩種不同思維方式思考問題、處理商務；其次要有一種緊迫意識，企業人，尤其企業領導人，應該有種危機意識，積極主動的用“逼上梁山”的氣概和緊迫感應對國際競爭態勢和預見全球競爭走向；再次，中國企業人不能盲目相信所謂的管理科學，要知道實踐永遠是戰略的根本出發點，需要在經營實踐中磨礪自己。

當前的中國國運處在上行時期，但中國卻離昌盛狀態還有距離，這段距離正是包括中國企業人在內的當代人需要努力的歷程。而其中會有許多中國企業人卻在努力過程中搞錯了方向，他們會簡單的認為按美國人管理的方式就可以勝券在握，殊不知中國文化母體時刻都在對植根于中的中國企業人施加著潛移默化的文化影響力，企業人如果沒有認真去學習、去解讀博大的中國文化，只是機械的照搬美國文化，試圖復制其成功，這是不可能的。

總的來說，著作主要是關于企業管理和中美文化有關的零碎思想，因為作者葛存根自離開高校后就在跨國高企任職，他本人研究管理心理學知識，所以對中國企業的跨文化戰略思維融通有著自己深刻而獨到的見解。作者的寫作意圖是希望可以對部分的中國企業領導人的戰略思維底色產生一些積極的影響，讓大家都可以感覺到中國本土文化的重要與好處，有必要先去解讀中國文化，再去感受西方文化，最后合理的融通中西文化。

對于中國企業，企業倫理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最初發源地和最本質要素，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以“工具理性”為特征的企業倫理還不足以適合企業的良性發展，盡管這種理性在一定的發展階段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但是它的缺陷是很明顯的。要使得企業有更好的發展，在推進社會進步與發展中起到真正經濟組織的作用，現階段企業倫理應該實現轉型，即從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的轉型。

一、企業倫理——“工具理性”的生成及其缺陷

傳統管理學從“經濟人”的前提出發，認為利益是經濟組織形成的唯一原因，要將追逐私利的個體組織起來，必須誘之以利。企業作為經濟人，如果沒有利益，也就失去其生存的價值了。正是從“經濟人”假說出發，企業倫理的“工具理性”成為許多企業的普遍倫理特征。

所謂“工具理性”是指企業之所以講倫理是由于講倫理可以給企業帶來好處。企業把講倫理作為一種工具和手段，以此來增進企業的經濟效用，企業看到了倫理的“工具效用”功能是一個更高級的階段。縱觀我國企業發展的歷程，原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由于企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經濟主體，帶有明顯的行政化特征，此時的企業倫理實際上不是其自身所擁有的，政府在其間打上了深深的印記。后來在我國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企業的效率問題逐步凸顯出來，企業從后臺走上了前臺，效益成為企業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尤其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與完善，企業的倫理立足于其工具性，即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認識到企業的良性運作不能不從自身與其他企業的關系、自身與

員工的關系、自身與社會的關系等不同層面上考慮其發展問題。

但是，如果從企業“經濟人”假說的邏輯起點出發，我們來分析企業的“工具理性”不難發現：對企業和企業來說，把企業倫理視為一種“工具效用”，可以看做是一種理性選擇，是基于一種“工具理性”的思路去看待企業倫理。即認為企業倫理的營建意味著對外能為企業塑造一種好的企業形象，而這正是企業發展所不可缺失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這樣，企業倫理能輔助企業更好地契合市場。而對內，企業倫理的營建能節約企業的組織成本，提高企業的效率，能意識到企業倫理之于企業發展的經濟意義并進行主動地遵循和營建。“工具理性”也暗含著只有企業倫理，才能幫助企業更好地適應環境，給企業帶來更多的收益，以及能提高企業的運行功效，企業倫理才會提上日程。而一旦在某一時刻，企業講倫理不能給企業帶來好處時，企業就不會再講倫理了。也就是說，企業與倫理之間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利用關系注定了二者關系的不穩定。

更進一步分析，把倫理道德作為一種工具，本身就是反道德的。它無助于培養企業自覺的道德義務感和真正的道德意識。因為企業講不講倫理道德是同是否會給企業帶來好處相連的，在這里起作用的原則實際上不過是商業中的等價交換。崇高的道德在這里受到了歪曲，異化為一種赤裸裸的利己主義。“工具理性”的反道德性在此昭然若揭，用康德的話說叫做“對道德源頭性的玷污”。康德在論述個人與道德的關系時曾說：“人們是為了另外更高的理想而生存，理性所固有的使命就是實現這一理想，而不是幸福。”[1]這樣，他就把道德的純潔性和嚴肅性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康德反對那種把個人幸福作為最高原則的倫理學說，人之所以擁有尊嚴和崇高并不是因為他獲得了所追求的目的，滿足了自己的愛好，而是由于他的德性，德性是有限的實踐理性所能得到的最高的東西。因為要使一件事情成為善的，只是合乎道德規律還不夠，而必須同時也是為了道德而做出的。所以康德總結道：“道德學根本就不是關于我們如何謀得幸福的學說，而是關于我們應當如何配當幸福的學說。”[2]同理，由于企業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實體，同時也是一個倫理實體，也同人一樣具有倫理本性。所以，企業也應該把倫理道德作為目的，而不應把倫理道德當成達到某種利益好處的手段和工具。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倫理的“工具理性”僅僅只能成為企業在一定時期的特定理性，如果立足于企業發展乃至社會發展的高度看的話，它必須期待轉型。

二、現階段我國企業倫理轉型的必然性

1．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決定著企業倫理的轉型

企業倫理的時代性在隨著企業活動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地位。“如果人們選擇了某種經濟制度，對于如此制度下的經濟道德也就相應有了基本規定性。”[3]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市場經濟必須是冠以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由此而開展的市場經濟就不是簡單的以資源最佳配置為唯一目標，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它所肩負的責任也絕不是以純粹的經濟效益為唯一指標。企業還須承擔社會責任，比如安全責任、環境責任和誠信責任等。任何企業均具有雙重身份——作為經濟人的企業，勢必以追求利潤為標準衡量自己的經營成果及決定自身的價值取向。同時，企業又是社會經濟細胞，是社會財富最基本的創造者，企業的這種社會性決定了它是社會人，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所需的各種資源（包括人、財、物等）及企業實現生產的條件都有賴于社會提供，因而企業應當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其經營行為應當受到社會的約束和限制。

另一方面，政府制度的理念、獎勵與懲罰政策等引導著企業的倫理選擇。同時，企業經營管理者是在對政府政策感知和理解的基礎上進行企業各種決策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階段企業倫理的轉型是一種理性的被迫轉型，如果說“工具理性”帶有企業自發意識的話，那么“價值理性”則是企業的自覺意識，因為政府作為制度的設計者理應站在社會整體發展的高度上進行，以社會的發展與人的發展作為價值指歸，企業遵循著這個理念才能有發展的足

夠空間。這種轉型實在是必需的，以總體企業的轉型為特征而不是個別企業的獨立自覺性行為。

2．以人為本為核心內容的科學發展觀導引著企業倫理的轉型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以人為本為核心內容的科學發展觀，已經成為我們實踐的科學指南，以人為本就是要以滿足人、服務人、發展人為價值目標，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無論是物質利益，還是道德等精神價值都是人的本質需要，所以，二者都要服從人的需要這一目的。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育和企業的不斷成熟，一些優秀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初便提出了“以人為本”，并且在企業的制度設計系統中，更多強調激發人的內在潛力，通過尊重人、關懷人、培養人，使人的創造性、主動性和進取心得到更大的發揮，通過實現員工的個人價值，來達到實現企業整體價值的目的，許多優秀企業家明確提出了原本只存在于哲學家和倫理學家思索當中的“終極關懷”。

3．環境的嚴峻現實促使著企業倫理的轉型

毋庸置疑，我們今天已經飽嘗了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帶來的環境問題的惡果。環境的惡化趨勢仍然在持續著，已經到了應該喚醒全體民眾的時候了。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組織，它的前途與命運維系著自然資源的狀況。從這個角度來說，愛護資源、保護環境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核心內容。在與自然界的關系中，企業扮演著攝取者、影響者和改造者的角色，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企業與自然的關系，本質是人與自然的關系。

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反復告誡人們，人與自然必須達成某種協調，才最終有利于人類自身，否則人類將會走向毀滅。我國正處于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環境問題特別突出，現代社會企業生產經營的理念雖然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有害環境的行為仍然很多，其中最常見的是利己主義行為和短期行為。如企業只考慮自己的利潤而不考慮環境代價，只要能產生一點點利潤，即便消耗大量的資源也在所不惜。利己主義的根源在于：對企業來講，利潤歸自己享有，環境代價卻由社會承受。但是，對社會來講，環境代價是無形的，是無法計算的。

環境的嚴峻現實要求企業改變傳統的倫理“工具理性”，樹立新的倫理“價值理性”，即企業在經營過程中，不應只重視自己的利益，還應考慮相關利害關系人及整個社會的綜合利益。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場尊重自然、保護環境、關注人類共同未來的生態經濟革命。企業必須在尋求可持續增長的基礎上，為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企業的生態倫理責任就是要求企業尊重自然，保護環境，降低消耗，減少浪費，開發綠色產品，實施綠色營銷，實現自身的可持續增長，以推動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企業倫理“價值理性”的實現

企業倫理“價值理性”的實現聽起來似乎是遙不可及的，而且仿佛陷入了無力的“為道德而道德”、“為倫理而倫理”的勸善之中。不言而喻，企業單純的“價值理性”倫理道德觀是軟弱無力的，畢竟企業還具有經濟實體的特征，不言利、不計利是難以生存和發展的。我國現階段企業時常會陷入這種“利”與“義”的兩難之中，那么如何來解決這一矛盾？

1．政府運用其權威作為主持公道的轉化器

就企業“價值理性”倫理道德觀僅僅限定在也必須限定在企業自身的信念層面而言，即企業在自身的信念層面應該“為道德而道德”。那么，如何使企業的這種“應然”的信念得以在現實層面變為“實然”？這是使企業倫理在企業內部真正扎根并被普遍推廣的關鍵。而實現這一轉化的關鍵，就是在現實社會中找到一個主持公道的轉化器。它能夠使守德行善者得福，失德作惡者得禍。用一個術語表示就是保障“善惡因果律”的有效實施。所謂“善惡因果律”，最直接的解釋就是品行的善惡和人的際遇之間的因果關系，具體內涵就是中國古典哲學中所揭示的“性善者得福，性惡者得禍”，亦即常言所說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也就是說，只有當人們行善能得到報答，行善的人能有更多機會得到幸福時，道德才有被普遍

推行的機制，也才真正體現出道德的善的目的。雖然倫理道德具有善的結果并不等于以善的結果來評價人們的行為是否道德，因為這樣一來就是功利主義的“工具理性”的倫理觀了。而能夠在社會總體結構運行之中只有國家的具體運作者政府才能以其權威充當主持公道的轉化器，政府之于企業的關系是一種評價的關系，它必須綜合地掌握社會各方面的信息，無偏見地平等對待所有企業。

2．企業實現其倫理“價值理性”的轉型是通過“價值理性”為取向的制度來實現的政府的綜合評價需要一系列制度作保障，否則又可能陷入隨心所欲的境地。但是，制度不是萬能的，我們已經看到，巨大變化的制度和體制所提供的社會生態在促進道德進步的同時，也存在著某種道德風險。“改革開放以來在摸索前進過程中所采取的諸如價格雙軌制、政府行政事務部門的普遍創收制、一把手負責制、調動兩個積極性制、客觀上的效率至上評價體系及其事實上的一切向錢看價值指向，等等，雖然對解決一些具體問題起到了某種暫時的效用，但對人們心靈沖擊、精神崩塌之無形影響，卻是無論怎樣估價都不會過分。”[4]但是，“在社會公共生活的管理中，寄希望于某些人的道德操守而不是制度體制本身，則是極不可靠的，具有極大的道德風險性。這種道德風險應當通過制度體制本身的建設而加以規避。”[5]企業倫理向“價值理性”的轉型本身需要有“價值理性”為導向的制度為支撐，沒有這個導向的制度安排，企業作為經濟組織的個體實際上是無能為力的，它縱然有轉型的要求，可是沒有轉型的客觀環境，它實現“價值理性”的目的也不能達到。為此，制度的“價值理性”是極其重要的，政府與企業都應該以此為取向才能達成一致，既然政府制定的法律規章要做到“以人為本”，企業制定的制度也要“以人為本”，只有自覺的制度安排才能有利于企業自然的倫理轉型。

3．著力塑造企業家的倫理人格

作為企業的決策者和領導者、尤其作為企業倫理責任建設的組織實施者，企業家的倫理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企業精神和企業形象，對企業員工個人倫理素質的提升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企業倫理建設所能達到的境界，從某種意義上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家倫理人格的魅力。因此，要優化社會倫理環境，加大對企業領導人的倫理認同和道德自律的宣傳教育力度，在企業經營模式和管理模式中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奉行經濟目標與倫理目標、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企業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協調統一的指導思想，使我們的企業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實體和倫理實體。

部分內容摘自《文化融通——中國企業的跨文化戰略思維》、《制度公平論》。

第四篇：企業戰略思維(銀行)

淺論農村信用社戰略思維

農村信用社是我國金融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發揮金融支持三農產業和地方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起到了顯著的作用。與此同時，農村信用社也在伴隨自己所支持的實體經濟的發展得到較快成長。面對全國近8萬個農村信用社營業網點這樣一支龐大的隊伍，我們會發現他們中間的差距是十分明顯的，既有像北京、上海這樣能與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并駕齊驅的個體，也有不少僅局限于地級城市范圍的真正意義上的小銀行。為此，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需要深入討論的話題，即各個農村信用社在自己的發展戰略中如何明晰出一條有別與其他銀行的成長路徑，以改變在戰略層面上相互照搬與完全模仿帶來的“趨同困境”。

一、農村信用社戰略發展模式。

金融發展的目標是促進經濟發展，一個城市和地區的金融發展戰略因此要適應當地一定時期內的經濟發展戰略，以滿足經濟發展戰略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農村信用社作為服務三農和地方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戰略應該與所在地的經濟戰略重點相吻合，這樣才能不斷夯實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基礎。

我國農村信用社經過60多年的發展，在化解風險中生存，在風險控制中壯大，在改革創新中發展。創新推出了一大批適應我國農業農村經濟需要、地方經濟需求，特點突出、深受百姓歡迎的金融產品。截至今年9月末，全國農村信用社資產和負債分別

為12.3萬億和11.6萬億，居銀行業金融機構第二位；存貸款分別為9.7萬億和6.6萬億，分別居第四位和第二位。分析其中的原因可以發現農村信用社具有的特點有：

（一）市場反應相對較快。無論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還是外資銀行，都面臨著決策鏈較長、分支機構決策權日漸上收的問題。相比之下，農村信用社對于客戶需求可以給出最為快速的反應。對于資金需求頻繁而急迫的中小企業來說，這樣一種快速的反應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二）資源集中優勢。大型銀行面對全國的市場，在政策制定、產品開發、資源配臵上很難完全照顧到不同地域市場的需求差別，在金融產品與服務上也表現出標準化、批發式的特點。而農村信用社對所在區域的市場需求信息把握得更為細致準確，也更容易集中優勢資源提供有針對性的產品與服務。

（三）地方政府的關系優勢。農村信用社一直秉持定位于“服務地方經濟、服務中小企業、服務三農、服務城市居民”的理念，在經營發展中也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與扶植，獲得一定的優惠政策和便利條件。

二、鄭州市農村信用社的發展現狀。

鄭州市農村信用社作為服務于地方經濟的金融機構，在自身的發展戰略中注重了抓好幾個方面的“契合”，以發揮好地方銀行已有的一些特色和優勢。其一是地處省會城市發展的定位和機遇；其二是鄭州產業結構調整變化的重大趨勢；其三是鄭州城市

框架拉大帶動的巨大經濟效益。鄭州市農村信用社制定的自身發展規劃實施以來，在理事會的正確決策領導下，上下共同努力實現了以下可喜的變化：第一，公司治理結構更加完善，進一步保證了決策的規范化和科學化。第二，經營業績顯著提升，業績增長處于銀行性金融機構隊伍中的先進水平。第三，按照銀監會的指引，成功解決了農村信用社發展普遍面臨的“包袱”，即貸款不良率高，資產質量差。第四，精細化管理手段進一步增強。隨著基礎管理年、合規管理年舉措的開展實施，鄭州市農村信用社風險管理能力及水平進一步提高。第五，業務流程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完成信貸業務流程更新。第六，產品與業務創新的探索不斷加強。針對全市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推出了適應這類企業的系列產品，對傳統的信貸審批模式進行了有效的改革。

三、鄭州市農村信用社發展的戰略思維。

本來就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村信用社，面臨的競爭顯得尤為突出。因此要擺脫采用與國有銀行發展趨同的老路，需要在以下方面進行戰略部署，力求形成自身的競爭力：

（一）銀行管理體系的不斷再造。制度是效率的源泉，沒有制度的變遷和轉型，任何其他改革的努力，雖然也能帶來一時效率的提高，但不會從根本上提升銀行的競爭力。農村信用社應該不斷改革自身的管理體系，使自身既有資源和優勢被最大限度的動員起來，才能夠實現向現代銀行的實質性轉變。要以價值鏈管理的科學觀念推進銀行管理體系的再造，推行完善的價值創造觀

念，形成自身特色的管理文化。

（二）不斷培育具備特色的商業營運模式。一是要堅持特色化戰略定位。要通過對農村信用社地方一級法人、地緣優勢突出、運行機制靈活、決策效率高等優勢，突出地依托地方經濟，以服務涉農、中小企業、服務社區、推進零售業務發展為基礎，努力發揮自身核心競爭資源。二是要在業務經營的制度設計和流程規范中維護特色。如切實落實中小企業客戶設立專門的客戶授信、信貸審批機制，形成區別于傳統授信管理的制度方法，強化競爭能力。三是實行差異化發展戰略。要尋求既能發揮自身優勢，又能避開與市場強者的直接競爭，尋找自己的“利基市場”，即要在某一領域集中優勢資源，并用金融產品創新、特色的金融文化等基礎來尋求某一特定市場的絕對優勢。四是要不斷創新已有的特色產品，保持生命力，尋求不同于別人的金融服務之道。

（三）制定特定區域的業務發展戰略。要更深入地支持地方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縣域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形成區域性金融平臺，與地方經濟形成良性循環。

（四）堅持不懈的品牌戰略。要通過金融品牌的推廣和宣傳，在產品品牌與企業品牌之間建立積極和諧的關系，促進企業形象的清晰表達和不斷強化。

（五）不斷創新的科技戰略。將信息技術與業務拓展、經營管理、風險控制等系統的建設有機結合起來，為業務的可持續發展和精細化管理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總之，建立在科學和可持續發展理念上的戰略決策是指導農村信用社健康發展重要基礎，只有立足于地方經濟實際才能夠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發展之路，從而走出趨同困境。

第五篇：世界眼光、戰略思維

培養人是世界眼光、戰略思維的第一要義

2007年7月，習近平對領導干部提出培養“世界眼光、戰略思維”的要求：我們提倡解放思想，絕不是鼓勵闖紅燈、打擦邊球，而是要求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以新的思路、新的理念和世界眼光、戰略思維來審視、謀劃和推動工作。

2009年5月，習近平在春季學期第二批進修班暨專題研討班開學典禮上再次要求：面對危機和挑戰，各級領導干部更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培養世界眼光、戰略思維，以的新眼光、新的戰略來戰勝危機，推動發展。

此后，人民日報、人民網多次刊發關于培養世界眼光、戰略思維的訪談及評論，表達出中央對于提高干部能力的新要求。

物質是客觀的，在規律中皆動、皆變，皆于一定的條件下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在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加深的國際背景中，矛盾的動、變、轉化速度之快，影響之廣之深，誰也不能置身事外。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至今仍未見底的美國次貸危機告誡我們，世界發展多變難測，各級領導干部作為決策者，應當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從國際國內形勢的相互聯系中把握發展方向，從國際國內條件的相互轉化中化解風險、利用機遇，從國際國內資源的優勢互補中創造發展條件。而要做到高瞻遠矚，要加強世界眼光、戰略思維，先決性條件是對人的培養，培養人是世界眼光、戰略思維的第一要義。

第一，人的本質屬性決定了加強世界眼光、戰略思維必要性。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了關于人的本質的著名命題：“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

會關系的總和。”這一理論的貢獻在于：第一，揭示了人的能動性、創造性、主體性的來源在于人的社會性。人們的勞動、實踐活動只能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以社會交往的形式進行的。第二，顯示了人的自由特質方面的屬性，即人的活動不僅受自然環境的制約，更受社會環境的影響，社會環境是人形成、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分析社會環境發展的形勢、趨勢關鍵在于認識到人的本質屬性在于社會性，人處于社會關系的事實決定了必須具有世界眼光、戰略思維，以聯系的、客觀的、高層次的觀點認知世界，采取決策。

第二，人的實踐特性架構了加強世界眼光、戰略思維的主體。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是實踐的主體，以自主性、能動性提出實踐目標，操作實踐工具，改造實踐客體。在這過程中，人的智慧、情感和意志具有先決作用。必須提高實踐主體科學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并激發其實踐情感和克難攻關的意志，全面強化實踐的實效性、傾向性和主動性。世界眼光、戰略思維的主體是人，是實踐特性中智慧、情感和意志的集中體現。只有加強對人的培養，才能夠加強世界眼光、戰略思維。

第三，人的利益導向闡明了加強世界眼光、戰略思維的歸因。

馬克思主義認為，利益是人們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增強世界眼光、戰略思維的最終目的正是通過整合、創新思想體系，提升認知空間，以釋放正確的改造力量，滿足主體的利益訴求。因此，其歸因在于人生存的利益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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