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外教育的比較

中外教育的比較

中國教育是一個雷區。傻子也知道，中國的孩子真苦，中國的教師真累，中國的教育真危險。與國際潮流相比，中國教育呈現出三個陰錯陽差，讓人心灰意冷，無力掙扎。

一、時光顛倒：童年為升學戰斗，升學后回到童年

中國的孩子，從媽媽肚子里就開始胎教。孩子出世以后，更是層層加碼。我們有一句千古名句——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句話太造孽了。）于是乎，從起跑線開始，從孩子剛剛睜開眼睛開始，這一場戰斗已經打響。

金色的童年，變成了灰色的童年，灰色的童年又變成了黑色的童年！這些可憐的孩子，哪里有什么童年？我們的孩子簡直就是童工！他們每天背著沉重的書包，上課、下課、補課、作業、訂正、輔導，小小年紀就被升學壓彎了腰，就算是興趣小組的興趣，幾乎也都是家長們的興趣。

這是一場比抗日戰爭還要悲壯的一段歷程，從幼兒園到高中，整整十五年，孩子們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說那些被淘汰的倒霉蛋，就算是競爭中的佼佼者，也對這段經歷不堪回首。這才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對于這個世界，他們有耳朵，卻不能諦聽；有眼睛，卻不能觀看；有嘴巴，卻不會說話，他們是一群木偶人，麻木、自私、狹隘、偏激，就是缺少自由、勇氣、愛、光明、勇敢、真誠、善良……這是一群被我們集體謀殺的“死魂靈”。而且找不到兇手，所有的人都在愛他們，都在犧牲自己幫助他們。等到這樣一群孩子終于離開中學，翻身農奴得解放，這些孩子們撕書、毀書、燒書，就差把天掀起來。

這些年來虧大了，一旦踏入大學之門，第一件事，當然要把失去的找回來。把睡覺時間補回來，高校里不乏嗜睡大王；把打牌時間撈回來，高校里從來不缺“賭王”；把初戀的時間挽回來，把失戀的滋味也要補起來，高校里有的是鴛鴦，晚上，在任何一所高校任何一個旮旯里扔一磚頭，至少要砸到三對情侶。這還是保守數字。高校的“女生宿舍，男生莫入”，普遍被詮釋成“女生宿舍，男生摸入”。還有，更要把游戲的時間搶回來，高校里也絕對不缺《傳奇》人物。

高校里真正缺少的是讀書人，文化人。

由于中國大學的寬進寬出，因此，在中國大學很少有讀書的學生。大學就是實質的養老院，很多學生知道畢業即失業，不如早一天享受，醉生夢死，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酒明日憂。少部分讀書的人，是要被另類化的，甚至是要被孤立的。他們是校園里的孤獨的一群，形單影只，邊緣化得驚人。

反觀西方教育，孩子們的童年是完整的，彩色的，任性的。讓國人驕傲不已的是，歐美的基礎教育不如我們扎實，他們的孩子考不過我們，只是，人家根本不在乎什么考試，他們只在乎孩子會不會玩，會不會交朋友，是否懂得禮儀，是否合群，是否陽光康健。至于成績，鬼才管他呢！他們的孩子們就這樣與自然接觸，與社會相連，與整個世界在一起，無憂無慮，無法無天，一天天健康快樂長大。他們磨練了成功學中占80%的情商，他們知道自己喜歡什么，需要什么，在乎什么，將來要做什么，這一切都是他們自己的選擇，自己的追求。他們都能獨立給自己的人生賦予意義。為了這樣的理想，他們自然要精心選擇心儀的學校。美國的大學是寬進嚴出的，孩子們進了學校以后，他們身體健康，心態陽光，他們是在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更何況一不小心就不能畢業，這是最重要的。因此，美國的孩子到了大學之后，才開始勤奮學習，而且這種勤奮完全是他們的自主選擇，很多學生為了將來，甚至修了好多學分，給自己增加砝碼。他們全都是積極心理學，都是良性動機，都是心智成熟之后的有自主方向的學習。這才是真的教育，而我們的教育顛倒黑白，簡直就是一個怪胎。

本應該是天真快樂，充滿朝氣的少年，卻被作業、補課、升學，壓得抬不起頭來，喘不過氣來，活不過神來。本應該是努力鉆研科學，滿懷理想人文的大學生活，卻早已經厭倦了學習，根本不和我們玩了，一味地吃喝玩樂，等畢業之后做啃老族。

就象上帝看不到中國足球的希望一樣,我也看不到中國教育的希望，中國教育落后世界發達國家教育，至少20年。

二、腦體倒掛：百般呵護身體，漠視精神成長

中國人的傳統，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所以充滿著身體崇拜，但對決定著我們生活質量和心靈品位的精神，卻很少去關注。這一點正好和西方形成巨大反差。

在美國有一個常識，那就是小孩子跌倒了，一定不要去扶他，讓孩子自己爬起來。痛不痛都不去管它，這是身體上的受傷，沒關系。這種傷，多經歷一些不是什么壞事。但是，一旦孩子精神上受傷，家長一定要多方安慰，和孩子站在一起，支持他們，給他們精神力量，幫助他們治療創傷，給他們勇氣和愛。

中國人常常不明白，反而指責美國人，美國人說：“你看錯了，你只看了一半，人倒地分肉體和精神，肉體倒地上了可以自己站起來，精神倒地了就需要扶一下，你們不但不扶，還刀口撒鹽。”這句話可謂振聾發聵，可以讓90%的中國父母臉紅。當我們讓孩子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同時，當我們把孩子的有形的身體照顧得妥妥貼貼的時候，有誰關注給孩子的心靈？在社會、家庭、學校三座大山重壓之下的孩子，他們的精神創傷，他們的焦灼和恐懼。誰在意過？尤其是在孩子考砸的時候，有多少家長不是火上澆油，傷口撒鹽，急火攻心，甚至竹筍炒肉絲，棍棒相加的。

要知道，小孩已經嚇壞膽了，這個時候叫天不靈，叫地不應，孤立無援，我們就別再刀口撒鹽了。他要是不知道害怕得讓他害怕，他一旦害怕，就別讓他再害怕。他爬不起來了，我們還得鼓勵他。

袁偉民當年執教女排有一條做得真好，“勝利了要低著頭走路，失敗了要昂著頭走路。”成功了，勝利了，需要冷靜，需要戒浮躁，所以這個時候，一定要低著頭走路。如果輸掉了，本來就已經很低沉了，這個時候再低著頭走路，灰溜溜的，那就更加抬不起頭了。

一個沒有精神支撐的人，是無法自立的。一個抬不起頭的隊伍，更是沒有戰斗力的。因此，在殘奧會上，有那么多的健兒奮力拼搏，春晚上盲人楊光演唱了比陽光還要燦爛的歌曲。設想一下，生活中精神垮塌的人，還能這樣笑對世界和面對人生嗎？

三、學習錯位：忽視解決問題能力，培養解答試題能力

據我所知，當前我國制造博士的速度，已經趕超美國了。資料顯示，“我國具有博士授予權的高校已超過310所，而美國只有253所。”

中國有資格培養博士的大學和年度授予博士的人數，從2008年起，將至少在以后的100個世紀內，永遠位居世界第一。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創造這個奇跡的選手們，有一半人是中國的官員們。《東方早報》指出：“大家正在損失尊重博士的理由。” 一個用腳也能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的博士趕不上人家的碩士，甚至連人家的學士也比不上，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們的教學是“去問題化”教學，人家是“生問題化”教學。

課堂的中心，應該是一個問題的提出、理解及解決并產生新問題的過程，是一個知識——作為問題解決的工具被探索、被發現的過程。優秀的課堂教學，要重現這一神奇的創造過程。問題枯竭了,課堂也就死去了。

正如干國祥所說：“課堂，是真理呈現之處；教學，是知識散發出魅力之時。在靜態的教材下面，蘊藏著人類最偉大的奧秘：發現宇宙與人類，書寫宇宙與人類的整個過程。課堂教學，是這一發現與書寫的重溫，是這一發現與書寫的延續。而如果沒有將“問題－知識－真理”作為課堂教學的核心，那么，一切的熱鬧都將是淺薄而不值一提的。”

以語文來說，閱讀不僅在于作者寫出了多少，更在于讀者悟出了多少；教育也不在于教師講出多少，更在于學生悟出多少。教師講得再多，也還是教師的，學生就算是理解了，但這種被動的理解，真的就那么重要嗎？而學生哪怕“悟”得再少，但也是自己的，是自己成功的體驗和收獲。

這里的“悟”，應該是情景中的內化和建構，任何高明的教師也不可能代替學生這個生成過程。唯有這樣的生成過程，才是教育的本意所在，也是人的成長所在，拔節所在，升華所在。

袁振國在《反思科學教育》中，曾經這樣說過，“中國教育注重解決問題，教育是要把學生教得沒有問題了，以沒有問題為旨歸。而西方教育注重提出問題，教育是看學生能夠提出多少問題，以產生問題為高效。因此，中國教育越往后去，問題越大。” 知道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大膽的說，如果諾貝爾獎不是評選出來的，而是考出來的。中國說不定要囊括的。因為我們沒有創新，我們提不出問題，但是我們會解決問題。對不起，我說錯了，我們也不是會解決問題，而是我們會解答試題！而且只會解答試題！

第二篇：中外大學教育比較論文

中 韓 高 校 考 試 評 價 制 度

姓名：王成杰

學號：0916301117

院系：萬方科技學院電氣與自動化工程系 專業：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課程：中外大學教育比較

中韓高校考試評價制度

【摘要】：通過對中韓兩國考試評價制度的分析及比較研究——主要是對中韓兩國高等學校學生成績評定制度的部分介紹與比較，展示兩國所構建的量化與非量化相結合的高校考試評價體系及人才綜合評價模型，其意義在于希望能為當今社會培養、選拔人才而提供新的衡量標準。

【關鍵詞】：評價，比較，學分制，素質教育

教育制度是一個國家各級各類教育機構與組織體系有機構成的總體及其正常運行所需的種種規范、規則或規定的總和。它包含有學前教育機構、學校教育機構、業余教育機構、社會教育機構等，還包括各機構間的組織關系、各機構的任務、組織管理等，它的設立主體是國家，是國家教育方針制度化的體現。教育制度是一個社會賴以傳授知識和文化遺產以及影響個人社會活動和智力增長的正式機構和組織的總格局。是社會制度中的一種，與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家庭制度并存于社會結構之中。教育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具有重要的決定作用，韓國人崇尚文化，歷來十分重視教育。十九世紀80年代，韓國首次引進了現代的學校體系，到了1945年，大韓民國成立以后，韓國政府致力于建立現代式教育體系。1953年，政府制定義務教育制度，韓國公民能夠免費受到為期六年的初等教育。眾所周知，過去30年來的經濟增長主要基于韓國人的很高的文化素質。如今，在世界上韓國的文盲率是最低的。

一、中韓考試評價制度之歷史淵源

從唐朝起，中國的儒家教育和科舉考試制度就已確立并延續至今，而且對韓國古代的考試制度 有著直接的影響。科舉制度的創立，極大地影響著我國歷代封建王朝政治、教育、文化，對于韓國古代取士制度 的演變也產生了重大影響。韓國在高麗時代，即根據寓居于高麗的中國后周官員雙冀的建議，在958年開始實行科舉，比中國晚了371年。到了朝鮮時期，科舉制度進一步完備。朝鮮科舉制度亦借鑒中國科舉制度，但并非全部照搬，而是根據本國的實情，而有所獨創。高麗科舉制度最初是借鑒中國唐朝，其后全面借鑒中國宋朝，而其末期又借鑒中國元朝。但也不失結合高麗的社會現實，而與中國唐、宋、元之科舉制度既有相同亦有相異。

例如，在考試內容方面，中國的科舉制度歷經自隋至清十幾個朝代，雖然各代、各科考試內容和方法不盡相同。但大體來說，不外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帖經和墨義；其二，詩賦和雜文；其三，經義；其四，策論。策論有經史策和時務策兩種，以歷史典章，重大的理論問題或現實社會問題為題，讓考生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主張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高麗科舉考試則表現了它的多變性。公元958年（高麗光宗九年）高麗始創科舉時，制述科（亦 稱進士科）僅考詩、賦、頌及時務策。但兩年后，只考詩、賦、頌，而不考時務策。公元964年（高 麗光宗十五年）復考詩、賦、頌及時務策。公元987年（高麗成宗六年）僅考詩、賦和時務策，而不考頌。公元1004年（高麗穆宗七年），高麗改革科舉法，考試效仿唐、宋分為三場；初場考經義，中場考詩、賦，終場考時務策。公元1019年（高麗顯宗十年），則以論代對策。公元1110年（高 麗睿宗五年），僅試詩、賦、時務策。公元1127年（高麗仁宗五年）復僅試詩、賦、論。公元1136年（高麗仁宗十四年）規定“凡制

述業，經義、詩賦連卷試取”。公元1139年（高麗仁宗十七年），高麗又借鑒宋范仲淹慶歷新政之改革措施，定為三場考試程序：“禮部貢院奏：范仲淹云，‘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斯擇才之本，致理之基也。’我朝制述業（科）于第三場迭試策論無著韻偶對者，因此詩賦學漸為衰廢，今后初場試經義，二場詩賦，永為格式。且國學未立前，初場試以帖經，立學以后，兼試大小經義，舉子難之。今后除兼經義，只試本經義。公元1154年（高麗毅宗八年）”，高麗又改為初場迭試論策，中場試經義，終場試詩賦。公元1344年（高麗忠穆王元年），高麗又更改科舉法，初場試六經義、《四書》，中場 試詩賦，終場試策論。綜上所述，高麗制述科之考試內容有諸多變化，但其總體趨勢是重視經義和策論。

總之，中國科舉考試中使用的一系列方法，是試題形式的重大發展，是今日考試的填空、簡答、論述、作文等題型的源流，中國古代科舉考試中創造和應用的這些考法，至今仍有很強的生命力，在客觀測驗遍及全球的今天，仍是各國考試中普遍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韓國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中國的影響。中國的科舉考試，在考試方法與考試組織方面，集古代考試之大成，極大地影響著人類考試評價活動的發展，其中的經驗教訓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它首次使考試成為獨立于學校教育的社會活動，對我們研究考試的社會性質及其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現行中韓兩國高等學校學生成績評定制度的相同點

系統的正式教育評價活動起源于中國隋代開始的科舉制度，這點已經為世界所公認。考試作為 檢查學生的學習質量的手段由來已久。科舉制本質上是用一套完整的考試方法來挑選人才的活動。當前我國考試仍是學校教育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高等學校，還是以考試為手段，檢查學生的學習質量和教育效果。目前中國和韓國的大學仍以傳統考試方法為主，如以筆試為主，有的時候還采用口試、操作等方式。但這些方法仍存在試題量小、試題的隨意性、缺乏對真正能力的評價等缺陷。

中國和韓國對學生的學業成績評定都采用了評語和評分兩種方法。評語是評定學生的學業成績的，也評定學生的學習態度、努力程度、進步狀況及學習上的優缺點和努力方向等；評分一般采用 百分制。評定學業成績的主要方式是通過考試（或測驗）來取得學生學業成績的質量指標，即信度、效度、難度、區分度等數據；了解學生掌握知識的深度、廣度和熟練程度及運用知識的實際能力，回答問題的完整性、創造性以及口頭或書面表達能力和思維能力。大學期間具體用何種考試，由要評定的教育目標和要求來定。如考查學生的成績和教學效果，一般通過日常性、階段性和總結性三個階段來進行。日常性是通過平時檢查、觀察、課堂提問、書面測驗和作業、實習等；學年、學期的階段測驗以及期末、畢業等總結性測驗。

另外在學校教育中為了保證完成學習的數量和質量，兩國跟隨世界的潮流采用了學分制來管理 教學計劃的實施以及考核是否完成了規定的教學目標，并用它來表明學生的學習數量和質量。學分制的計算方法，中國的大學和韓國的大學有所不同。學分制在中國，是1919年由蔡元培先生首先提倡并在北京大學實行。1922年11月《大學系統改革案》規定，政法大學可以實行選課制。1931年實行學年學分制，即規定大學4年修滿132學分方準畢業。這項制度既保證了各門課程的學習時間，又有利于給學生提供比較系統完整的知識，特別是保證了基本課

程的必修比例和幫助學生打好基礎。這一制度在高等學校中一直延續到解放初，在高校的教學管理上還采用學時制與學分制相結合的做法。1950年學習蘇聯和教學改革中廢止。1978年武漢大學等少數學校開始試行學分制。1980年12月，原教育部在天津召開的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逐步推廣學分制的意見。1980年北京大學法 律系法學等三個專業實行學分制，要求在4年學習期間必須修滿158個學分。目前中國大部分高等院校不同程度地實行學分制，并把最低畢業學分定為158學分。以寧波大學為例，四年制本科學生的最長年限為6年，畢業最低分數為160學分；5年制本科學生的最長年限為 7 年，畢業最低分數為200學分（醫學類為215分）。學分的計算則包括以下內容：（1）課堂講授課程、學生自主學習（2）大學體育、實驗、實訓、上機課程（3）綜合設計、實習等實踐教學環節（4）學年論文（5）畢業設計（論文）（6）創新學分、技能學分。韓國的大學學分的計算大體上則包括以下幾個內容：（1）純粹理論課程（2）理論和實習并行課程（3）純粹實驗課程（4）現場實習（5）畢業課題研究。

從上述的學分計算的內容上看，兩國高校基本上擺脫了以課程成績作為衡量學生學習質量的重 要指標的古老評價模式，把更多的實用主義與進取精神引入到高校的學分制度。作為教學改革的主體，兩國的各個大學都在不停探索培養高質量創新人才的有效的方法。從學分制的運作模式來看，學分制在教育過程中，力求充分發揮學生的聰明才智，給他們創造自由發展的空間。

三、現行中韓兩國高等學校學生成績評定制度的區別

韓國的學分計算的內容大體跟中國差不多，但現在韓國的大多數大學實行社會奉侍（以下稱社會福祉活動）的學分認定，這與中國的大學學分的認定相比多了一個項目，中國的大學則越來越注重創新學分。以韓國的同德女子大學為例，關于社會福祉活動的學分認定有著詳細的運作模式。同德女子大學是從1994年新生的第二學年開始把社會福祉活動作為一門必修課并給出了學分認定。之所以作為必修課，是因為學校并沒有把這種福祉活動當作對社會的簡單服務，而是當作一種對大學生的教 育方式來進行操作；并沒有把社會福祉活動當作是一種隨意的付出，而是當作一種認定學分的學習過程。社會福祉活動可分為兩種：即“努力福祉”與“教育福祉” ：

1.努力福祉活動：做飯做菜、其他廚房活動，外賣配送、打掃衛生、洗衣服、搞環境衛生、整理屋子、做泡菜、代讀、代筆、朗讀、修改衣服、沐浴、制作學習用具、擦玻璃、看嬰幼兒等。做業務助手、幫助盲人等殘疾人也屬于努力福祉的范疇。

2.教育福祉活動：文學討論、戲劇指導、中學生學習指導、小學生學習指導、幼兒學習指導、兒童游戲指導、朗讀童話、畫畫指導、科學實驗、韓國文字指導等等。

除此之外，還有藝術指導，比如關于美術、鋼琴、電腦、書法、合唱、民歌、乒乓球、插花藝術、健美操、陶瓷藝術、吉他、算盤、假面舞、四物藝術、舞蹈等方面的指導。

韓國把社會福祉活動作為一門必修課無疑是想培養學生優秀的道德品行，通過社會實踐而培養 學生的耐力與助人為樂的精神。中國的一些大學也有德育學分，目的在于提高學生德育教育的效果，在德育教育過程中，大多數大學開設德育課程，但單純依靠教育則收效甚微，于是，一些大學為了 把德育教育形成成果，而把學生的思想品德修養作為一門必修課，如江西財經大學就實行“品行

修養學分制”，規定學生的品行修養課每學期一學分，每學分細化為100分，得75分以上者就可得到1學分，不足75分不得學分。如果有一個學期低于60分，則減去1學分，有兩學期低于60分，則不予畢業。他們還建立了“德育信息管理系統”，對學生的日常表現、品行修養進行記錄、管理。他們的做法促進了學生遵守校紀校規和加強品德修養的自覺性。

中國的學分制使學生可以自主選擇課程，也可自主決定自己的畢業時間，即大學生被允許提前畢業、推遲畢業或停學創業。那么，大學生也被允許在校學習期間可以投身于現實社會，深入各行各業第一線去參加社會實踐活動，這似乎與韓國的大學生社會福祉活動類似。但中國與韓國的社會實踐相比之下，尤其重視創新，在學分制平臺上，學校是將以學生的發明、設計、論文等創新成果用學分的形式進行獎勵和考核，根據學生的創新成果給予一定的學分獎勵，并將它作為考核學生綜合素質和能力的重要指標，在評獎、推優、保研等工作中作為關鍵的衡量標準之一。中國的高校設立創新獎勵學分，可直接調動學生創新的欲望和熱情，從而促進學生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發展和 形成。

中韓兩國傳統的學業成績評價制度過于強調評價的甄別與選拔功能，重結果輕過程，重智力因素輕非智力因素，但目前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重視學生的素質教育，并重視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只是中韓兩國重視學生的素質教育的側重點有些不同。從同德女子大學的關于社會福祉活動的學分認定中可以看出韓國大學生的社會實踐看起來繁瑣而簡單，像一些生活當中瑣碎的家務，但是韓國的一些高校還是把這些作為一個必修的課程。

韓國大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屬于必修課，但大部分中國大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并不屬于必修課的范疇。只有個別的中國高校因為對創新學分的過分重視，而把社會實踐活動列入到必修課當中。2005年《中國培訓》第二期登過這樣一則新聞：江西理工大學 2004 年從入學的本科生起，開始推行“創新學分”，完成這種“創新學分”可以有多種形式，比如在學習研究和社會實踐中有自己獨特的創見，被相關部門認可后即可得分。該校本科生畢業前必須修完190至200個學分，“創新學分”只占一分，但如果沒有這個“創新學分”將不能獲得大學畢業證書。學校設這樣一個學分，是為了促進學生在思考問題或進行科研學習時主動往創新方面靠攏。也許中國高校推行“創新學分”是一個有益的探索，是因為它是針對中國高校培養的學生普遍存在創新能力弱這樣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但用“創新學分”對學生畢業實行“一票否決”，似乎有些過于極端。

四、結論

在過去，受中國的影響，古代的韓國幾乎是照搬中國的科舉制度，但到了現在，受國外考試制度的影響，中國和韓國的考試制度都有了自身不同的變化。兩國的考試制度讓學生有了較大的選課自由度，學生根據相關的制度可以實行跨系、跨專業甚至跨學院、跨學校選修相關課程，不僅有利于教學計劃的實施，也有利于學生的綜合素質的培養。當然，若要實行健全的考試制度，需要建立完善的教學計劃，即對基礎課程、專業課程和選修課程要有適當合理的比例。但是一些硬件設施也不容忽視，如查詢論文所需的豐富的圖書館藏以及國內各大院校和國外論文數據庫、視聽教育工具、發明設計所需的工具及實驗室等等。中國和韓國的高校都在力求實行社會實踐的學分，雖然稱法不一樣，但引導學生社會實踐的最終目的是一樣的，但這首先需要學校有關方面做大量的工作，不能只靠學

生自己走出社會聯系社會實踐的部門，而是學校建立一個專門的行政部門，幫助學生剛接觸社會時少走彎路或避免在身心上受到不必要的傷害，而且在社會實踐學分的獲得上應該不是學校部門出面打分，而是接收單位給予公正而客觀的評價，然后學校根據接收單位的評價給出合理而正確的學分。除了取得實踐學分之外，在校期間對學生的成績評定尤為重要，也許在第四學年學分的評定上可以借助英國的大學考試制度。英國有一個考試制度叫校外考官（external examiner）制度，校外考官提出學位試題，并擔任參加口試學生的考官，最后與校內考官一起組成成績評定委員會，通過具體而詳細的商討，給予學生公正的成績評價。這種校外考官制度促使各高校保持一定的學問 水準，并隨時可以交換各高校的教育內容和關于學生的有價值的情報，而受到了廣大的好評。對于學生文化知識掌握狀況的評價，并檢查學生的學習情況和教學效果，考試也許是最好的方法，但如何豐富考試的方法，兩國還需要更多的探索。

參考文獻

[1] [韓國］鄭麟趾.《選舉一［M］// 高麗史：卷七十四》 文史哲出版社，1972.[2] [中國］楊昭全.《中國——朝鮮·韓國文化交流史》 昆侖出版社，2004.[3] [中國］索豐.《韓國基礎教育》 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4] [中國］張幼斌.《國外高等學校考試研究》 重慶大學學報，2005.[5] [中國］鄧再輝.《借鑒國外經驗，改革高校考試》 當代教育論壇，2005.

第三篇：中外司法制度比較

中外司法制度比較

一、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論基礎比較

司法制度是指國家體系中司法機關及其他的司法性組織的性質、任務、組織體系、組織與活動的原則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規范的總稱。

西方國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權分立”理論基礎之上的，“三權分立”理論以權力分立和制衡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將司法權與立法權、行政權分開、并立，分別由不同的國家機關行使，由此形成了獨立的司法制度。盡管西方各國的法律規范不盡相同，但其司法制度的獨立性共同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司法機關的地位獨立。司法機關的設置、權限、活動方式和程序等，都由法律明確規定，任何機關和個人都無權改變或撤銷。而且，司法機關的經費包括人員工資和活動經費按照法律規定實行預算單列，由國庫直接撥付。第二，司法活動獨立。司法機關按照法律規定，依照法定程序獨立行使司法權，自主進行司法活動，其他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或個人均不得行使司法權或干預司法審判活動。而且，一個法院的審判活動不受另一個法院的干涉。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不當判決，也只能依據上述程序進行變更。第三，法官獨立。西方各國一般都以法律規定法官職務終身制。法官一經法定程序任命，非經彈劾，不得被免職、撤職或令其提前退休。而且，法官在審判活動中的言行不受法律追究。[1]

而我國的司法制度建立的理論基礎是“議行合一”，即決定和執行國家重大事務的權力由國家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國家的行政機關、司法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并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受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我國的司法機關雖然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行政機關的干涉，但是這種獨立不是絕對的，它最終要受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人民代表大會主要是對審判、檢察機關和司法人員公正司法的情況進行監督，受理人民群眾對司法機關的申訴和對司法人員的控告，督促他們依法辦理。

二、組織體系比較

中西方司法機關組織體系的構成存在明顯差異。西方國家的司法機關組織體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組織構成，而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嚴格地說，不是司法機關。就中國而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以及律師組織、公證組織、仲裁機構等組織統一構成我國的司法組織體系。

就法院組織體系而言，西方國家大多實行三級制，只有少數國家是四級制(如英國)；西方國家在普通法院之外，還設有憲法法院、行政法院、稅務法院、專利權法院等等專門法院(如美國)；在一些聯邦制國家，州法院與聯邦法院并立，均有各自的組織體系，互不隸屬。而在中國，法院體制實行單一制，上下級法院之間存在嚴格的控制關系，并設有軍事法院、海事法院、鐵路運輸法院等專門法院，全國還普遍設立了人民法庭，作為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

此外，在檢察機關的組織構成上，中國與西方國家也存在較大差異。西方國家的檢察機關不是獨立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它通常附設于法院中(如法國)；在英美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則隸屬于行政機構系統(如美國)。而在中國，檢察機關與法院、行政機關并立，從中央到地方分四級設置，并可根據工作需要設置派出機構。

三、審判制度比較

審判制度也稱法院制度，是審判機關適用法律過程中的一系列有關組織和活動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的設置、審判組織、法官、審判原則、審判方式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一）法官。作為國家審判權的行使者，法官如何運用法律，如何正確地實施法律，直接影響審判工作的質量，影響司法的公正。因此基本上各國都對法官的資格、任免、保障等一系列要求做出了嚴格而明確的規定。

1．法官的任職資格。即對法官在業務、政治和道德素質上的要求。英美法系國家對法官的任職資格要求較高。在業務素質上，一般要求首先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并且從事律師工作若干年，具備一定的實踐經驗。如英國的上訴法院法官從執業15年以上的辯護律師中選擇，郡法院的法官也要有7年以上的辯護律師經歷。在政治素質上，西方國家一般要求法官中立，名義上禁止參加政治活動，在道德素質上，一般需要有良好的社會評價，有良好的職業道德。

依據我國05年制定的法官法，擔任法官同樣必須具有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良好的品行。在業務素質上，一般要求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獲得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或者非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一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在政治素質上，要求有政治上的堅定性，即忠于憲法，擁護憲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道德素質上，必須有良好的職業道德，秉公執法，公正廉潔，作風正派。

2．法官的任免與任期。西方各國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產生，主要有任命、選舉兩種方式。大多數國家的法官由國家元首或議會或政府首腦任命產生，如美國聯邦法院的所有法官都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后任命；在州法院系統中，加利福尼亞、弗吉尼亞等洲的法官由州長或州議會任命。而美國絕大數州法院的是通過選舉產生的，有28個州的法官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4個州的法官由本州立法機關選舉產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數國家實行法官終身任期制。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國的法官都是終身任職。有的國家雖有一定的任期，如瑞士為六年，但可以連任，沒有任期限制，實際上有名望的法官幾乎是終身任職。[1]

中國法官的任免權由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掌握。除了法院院長由選舉產生，其他法官均以任命方式產生；除了法院院長有任期限制(每屆任期五年，可連選連任但不超過二屆)，其他法官均可終身任職，“非法定事由，非因法院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處分”。

3．法官保障制度。即從職業、身份、工資、人身等方面對法官履行職責予以法律保障。西方國家強調司法獨立，而司法獨立的表現就是“法官獨立”。為保證法官獨立行使職權，各國都規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內容有：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他人的指示及不適當的影響，只服從法律；專職法官任期終身制，即使實行任期制，其任期往往也較長。法官非經彈動，不得被免職、撤職或提前退休；實行高薪制。除工資外，還有崗位津貼等，并有退休金、撫恤金、殘疾金；此外，還不同程度地規定了免責特權，即法官在法律規定的特定條件下，對于其履行法官職務中的有關事務，享有不受訴訟及不出庭作證的權利。只有在構成法律規定的罪行時(如德國，故意枉法罪)才負法律責任。實踐證明，西方對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中國法官法同樣對法官履行職責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法審理案件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因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執行國家公職人員統一的福利保險等政策和定期增資制度；法官的人身權受法律保護。在為法官提供保障機制的同時，不少國家也提供了制約機制。西方國家主要對構成主觀故意的較大的犯罪追究法律責任，而我國法官法也對法官的懲戒作了具體規定。這種法官在享有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同時，對自己的錯誤裁判承擔責任，體現了權利與責任的統一。盡管我國法官法規定，法官依法履行職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并且從人身身份、工資等方面規定了保障制度。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仍然受到諸多內外因素的影響，很難做到獨立行使職權。例如，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同，法官不是唯一行使審判權的主體，還包括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在處理與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的關系時，法官的獨立不可能是絕對的，獨立的程度多少取決于司法工作是否真正的保證了司法公正，是否體現了法的正義，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2]

（二）審判方式

在審判方式上，西方國家實行兩種不同的原則。英美法系國家一般實行四級三審終審制度。多采用當事人主義的審判模式。在庭審中，強調起訴方與被起訴方力量的均衡，法官居中公斷，是消極的“仲裁者”，舉證責任由起訴方承擔，特別重視證據法。在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地位平等，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庭審的作用極大。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實行三審終審制度。多采用職權主義的審判模式。庭審過程中，法官處于主導地位、起訴方與被起訴方地位相對弱化，在刑事訴訟中。雖然規定控辯雙方地位平等，但控方為國家檢察機關，控辯雙方自然不持衡。

中國實行四級兩審終審制，采取類似于職權主義的審判模式。而且具有自身特色：公、檢、法機關在刑訴中分工負責、相互配臺、相互制約，檢察機關不僅是公訴機關，更是法律監督機關。在庭審過程中，法官居于審判主導地位，控訴雙方職能相對弱化。法官在法庭調查中成了主要舉證人，可主動調查取證，不受起訴方證據的限制；而且在開庭前，受理案件后即進八實質審判階段。

中外司法制度改革

當今的司法改革有三個發展趨勢：第一，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開始淡化；第二，民族意識、宗教沖突和本土文化興起；第三，貿易自由化使各國在法律方面的交往日益方便，國外的法學知識對中國的影響也日益廣泛。中國的司法改革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中國司法改革的特點是社會主義因素占主導地位；第二，職業主義的興起是過去10年最令人矚目的現象；第三，外來知識持續引入，但不斷受到本土文化的阻卻，表現在：訴諸人心的觀念、官方權力的過分依賴及后現代法學思潮的影響。

國外司法改革

一、公正與效率兼顧

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動追求的兩個基本目標

在刑事司法領域,世界各國解決訴訟遲延問題的舉措是簡化訴訟程序,擴大簡易程序適用范圍,規定舉證期限和審判期限。首先是簡易程序的采用。如美國的辯訴交易,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國實行的處刑命令,各國刑事程序中的簡易裁判程序。其次是減少訴訟環節,如英美等國的罪狀認否程序,常常導致法官直接定罪和處刑,從而簡略了組織陪審團進行聽證和辯論程序。最后是對特殊程序的采用,如交通案件速決程序、少年案件程序。當然這些都是在堅持公正的前提下進行的。在民事司法領域,作為訴訟超級大國的美國主要面臨訴訟案件數量大幅度增加和訴訟費用高昂。1990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民事司法改革法》對法院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1998年10月通過了世界第一部專門的ADR立法《替代性糾紛解決法》,規定聯邦地區法院應當允許在所有案件中使用ADR。在美國,民事訴訟證據開示程序、審前會議、公共政策性案件等使美國的法官已從超然裁判者,轉變為類似于行政人員的“案件管理者”。而在德國,目前民事司法改革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以有限的資源投入在較合理的時間內處理好不斷增加的訴訟案件。德國《民事訴訟法》自1877年頒行以來,已經進行了近百次修改。晚近幾次大的修改,其核心內容主要是簡化程序,加快訴訟的進程,加大審理的集中程度。例如, 1976年12月3日的《簡化與加快訴訟程序的法律》、1990年12月17日的《簡化司法程序法》以及最近一次(2001年)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英國, 20世紀90年代的民事訴訟改革以“接近正義”為目標,在負責這項改革的沃爾夫勛爵發表的《接近正義》中期報告(1995)和最終報告(1996)的基礎上,英國于1998年公布了新《民事訴訟規則》,并于1999年4月26日正式施行。截至2008年6月30日,該規則共進行了46次修改。針對程序復雜、耗費較大、訴訟拖延等方面弊端,沃爾夫勛爵提出的司法改革原則以及新的分配正義訴訟哲學主張,都體現在英國新《民事訴訟規則》中。

二、司法民主化與專業化并進

司法的民主化改革是世界各國的一個共通的特點。例如,在日本,作為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于2004年5月正式通過了《裁判員參加刑事裁判的法律》;之后,又于2007年7月通過了《裁判員參加刑事裁判的規則》。根據日本司法改革的進程,上述立法確立的裁判員制度將于2009年5月正式生效并付諸實踐。日本裁判員制度是一種頗具特色的國民參與司法的制度。在裁判員選任方面,它吸收了英美等國陪審團制度的經驗;在裁判員職權方面,它借鑒了德、法等國參審制度的做法。日本的檢察審查會制度是國民參與司法的又一重要制度,由公民審查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決定是否妥當,以便對檢察官的起訴裁量權進行監督和限制。為了提高監督實效,修改后的《檢察審查會法》則規定:檢察審查會作出起訴決定后檢察官仍不起訴的,檢察審查會可以再次決定起訴,并由裁判所指定的律師代替檢察官提起公訴。此外,韓國國民參與刑事裁判制度也富有特色。為了提高司法的民主性和正當性,韓國于2007年6月1日制定頒布并2008年1月1日實施的《關國民參與刑事訴訟的法律》(法律第8495號)在刑事訴訟中正式引入陪審團審判制度。在俄羅斯,廣大民眾把陪審制的重建看作是刑訴制度改革乃至全部司法改革的“核心”和“中心環節”。“立法者力圖通過由普通民眾組成的陪審團取代職業法官來裁斷公民是否有罪,以確保法庭審判不再僅僅淪為對偵查結果的草率審查,而成為完全意義上控辯兩造的理性對抗的新格局。

專業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在民事司法中,從私力救濟到公力救濟的糾紛解決發展過程也是糾紛解決的專業化程度提高的過程。公力救濟的權威源于其專業而不僅僅是強制。在刑事司法中,近代以來,世界各國開始出現專門負責犯罪偵查/刑事公訴/刑事審判的刑事司法官員,以及專門負責刑事辯護的律師等,這也是刑事司法職能的獨立化,刑事司法人員的職業化,刑事司法工作的正規化;而且,隨著刑事司法工作越來越專業化,刑事司法人員在不同層面上出現專業化分工。一方面,專業化是推廣法治原則的要求,要求司法行為“中規中矩”;另一方面,專業化也是回應糾紛新類型和犯罪智能化、技術性的要求,要求司法技能“與時俱進”。

三、限制權力與保障權利結合

尊重人權和保護人權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以權利為本位是現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則。根據現代法治的精神,權利是權力的本源,權利應該優于或高于權力;而權力應該是權利的后盾和保障。而且,在社會生活中,權力很容易膨脹和濫用,并成為權利的侵害者,因此,為了保障權利,必須制約權力。法治的基本目標是要以法的精神為基礎,建立一種穩定且良性運轉的社會秩序。法治的基本內涵包括兩個重心和一個基本點。所謂“兩個重心”,包括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實施。所謂“一個基本點”,就是治官限權,即“為官者不得違法”。這首先“有良法可依”,還要堅持“依法辦案”的原則。“依法辦案”之要旨就在于依照法定的程序辦案。各國的刑事司法改革總體上體現出從傳統的注重打擊犯罪到現代的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權的目標轉向。例如,《俄羅斯刑事訴訟法》最主要的特點是在司法價值取向上由同犯罪作斗爭轉向保護公民的自由與權利,擴大了追訴對象和辯護人的權利。改革后的刑事辯護制度實現了根本性的轉變,辯護人的地位也獲得了大大的提高。其一,擴大辯護人參與訴訟的范圍:辯護人不僅可以在公民被提起訴訟之時起,就可以獲得辯護人的幫助,而且對于經濟困難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免除其法律幫助的全部或部分費用。其二,增加辯護人的訴訟權利:介入訴訟后的會見權不受時間和次數的限制;辯護人有權在提起控訴時在場,參加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調查活動;同時,辯護人有權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指控的案件的材料和證據材料。

此外,被害人的權利保護也不應被置于“被遺忘的角落”。在有些情況下,被害人的利益與打擊犯罪的社會整體利益并不一致,因為在具體案件中某個被害人所強烈追求的未必都是社會全體成員對打擊犯罪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講,刑事司法系統所面對的是一種三角形利益關系,即社會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利益。刑事司法的發展方向就要在這種三角形利益關系中尋求平衡,全面合理地保護人權。

不過,在某些國家也存在著相反的趨勢,例如, 9·11事件后,美國政府為了有效地打擊和遏制本土的恐怖犯罪活動,在刑事訴訟領域展開了一系列的變革。變革的基本方向是擴大聯邦政府的刑事偵查權力,這使得公民的憲法權利遭到侵蝕,進而改變了社會安全與人權保護兩大價值目標之間既有的平衡關系,同時也影響了司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基本憲政結構。尤其是2001年9月國會通過的“愛國者法”,對恐怖主義犯罪和恐怖分子做了模糊界定,擴大了打擊和追訴對象的范圍;賦予行政執法部門羈押外國人幾乎是無限的權力;擴展了聯邦執法部門在刑事偵查活動中的權力范圍,使刑偵手段更加靈活多樣,更加富有效率。又如,英國2002年7月《司法改革白皮書》強調對犯罪的控制和案件事實的查明,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將是以犧牲被告人的利益為代價的。

四、訴訟主體合作與程序多元互補

現代社會多元的價值需求決定了司法程序的多樣化。為了應對犯罪高峰和訴訟爆炸,司法效率某種程度被擺在了“優先”的地位。作為美國法律制度核心的對抗制訴訟的社會價值是將訴訟主導權賦予當事人(通過其代理律師)行使,但是也有其零和博弈的底蘊。因此,出現了通過“合作”訴訟緩和對抗制模式的實踐范式,在摒棄零和博弈之不利后果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放大對抗制所獨具的社會效用,或者以當事人在依然保留對訴訟結果的主導權的前提下提高替代訴訟的協作型糾紛解決機制的應用;或者在對抗制模式常見的競爭框架范圍內強化合作。辯訴交易是美國刑事司法制度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美國每年大約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辯訴交易的方式結案解決的。這種方式盡管備受質疑,但是它有利于實現更高層次的社會效益,大大提高了辦案的效率,節約司法資源,這使得辯訴交易在美國由地下轉向合法(直至20世紀70年代,聯邦最高法院才在判例中予以認可),并且由一國推廣至英國、加拿大、俄羅斯、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等國家。

司法和諧的價值也促進了司法模式的多樣化。例如,近年來,一些國家嘗試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引入調解的機制,而且從系統的角度采取各種措施來實現“恢復性司法”,即促使那些因一念之差或其他偶然因素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回歸健康正常的社會生活。一些特殊程序的設立也體現了程序多元的特點。例如,在日本,少年訴訟程序、強制醫療程序以及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都是對常規程序的補充。

在民事司法方面,英國以公正審理權(或正當程序權)為國民的程序基本權,在憲法和普通法中皆有表現,不僅包含公正審判的權利,而且包含訴諸法院的權利, 1999年實施的新《民事訴訟規則》的首要目標就是確保法院公正地審理案件,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訴訟成本、實施法律援助政策、加強法官對案件的管理、設置多元訴訟程序等。加拿大、美國等國也都采取了多種形式加強法院對案件的管理。可見,在某種程度上,程序的規范化從公正審判轉移到保障訴權,從對抗制轉化為管理制,強調當事人對抗與法官管理、普通程序與多元程序相輔相成。

法國1975年頒布的新《民事訴訟法》,突破1806年拿破侖時期《民事訴訟法》的觀念,強調訴訟中的“合作”精神,即:一是實施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保護保險制度,保證平等行使訴權;二是減輕上告的負擔。后者包括:(1)強制實行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律師制度;(2)在1967年設置調查法官制度協助主審法官基礎上于1984年又新設調查官減緩上告法官審判任務過重的問題;(3)1978年在最高法院設置選擇系屬制度對上告理由進行判斷而直接作出受理、駁回或者撤銷的簡易處理。這三項措施以既存上告制度為前提,還推出意見照會制度(如同我國的請示答復制度)對上告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三是簡化訴訟程序和手續,防止訴訟遲延;四是以豐富多元的ADR制度對仲裁和訴訟進行有益補充,等等。通過這些措施尋求法官權力和當事人權利之間的平衡。

德國百余年來經過百余次修改的民事司法的發展方向從當事人進行主義到當事人自由逐漸被限制、法官干預逐漸加強,這分別體現了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法律的特點。2002年1月1日新《民事訴訟法》正式生效。新一輪改革的主要內容,一是通過增加法官的闡明義務、擴大獨任審理來實現一審程序的強化;二是重新構建了上訴條件和方式,由此重構審級功能,增強初審法院裁判對當事人的影響力,限制上訴數量;三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推廣應用。該法第278條規定強制性的“和解辯論”程序,即所有的民事訴訟在口頭辯論之前必須有一個善意和解的協商程序。

在民事司法中,現代西方各國“簡易程序”名目各異,大致包括:(1)小額訴訟程序,適用范圍是以支付金錢為訴訟標的的案件;親自訴訟、口頭進行、非專業化;職權主義介入較多,注重調解;較低的訴訟費用標準;賦予當事人選擇權;法官的司法權和當事人程序保障權兩方面都受到一定限制,當事人一般不允許反訴,原則上實行一審終審制。簡言之,小額訴訟與普通訴訟程序完全分離,小額訴訟程序與其說是一種訴訟程序,毋寧說是一種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2)大陸法系國家的“簡易普通程序”,即普通程序的簡化形態。(3)大陸法系用于分流金錢訴訟的督促程序。(4)普通法系國家用于分流形式性問題和程序性事項的即決判決程序和與之類似的“根據訴答狀作出的判決”及“作為法律事項的判決”。當然,各種簡易程序也是在一定理念基礎上根據或單一或多樣的不同價值取向進行設計的。20世紀,各法治國家圍繞著怎樣更好地保障社會成員利用司法的權利,掀起了接近正義運動的“三次浪潮”,從創立和完善訴訟周邊制度到現代型訴訟(擴散性利益司法保護)再到構建訴訟外爭端解決機制(ADR),糾紛解決的功能逐漸從法院向社會化的ADR轉移,形成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與訴訟之間一定意義上的“競爭”關系。指導ADR運動的兩大方向,一是接近司法或正義指向ADR,從量上對訴訟進行分流;二是自治或自律指向的ADR,從質的角度改善和緩和司法和訴訟的固有弊端。總體而言,ADR除了具有緩解訴訟壓力還有社會合作和自治的意義,并且對司法起著量的分流和質的改善的作用,不過正式的訴訟和非正式的ADR之間面臨著正式的程序正義和自由裁量的個別正義之間的適度平衡,ADR的運作及其對司法及法治的積極作用,從根本上只能是一個相對合理和不斷調整的過程。ADR的發展與司法改革的互動發展,促生新型非正式司法程序的發展如簡易程序、小額程序、社區法院等,使法院承擔促進、協調和制約監督ADR職能,促進傳統訴訟文化向合作和解性轉化,促進當事人在糾紛解決程序中的參與程度,以及改變法律教育和法律職業傳統思維方式等。無論是美國迅速發展的司法ADR制度、英國的民事司法以“盡可能避免訴訟”為基本目標的改革方案和ADR具體措施的逐步應用、德國的自治取向的起訴前調解前置,還是日本的以行政主導建構而形成的司法與行政合一體制的管理型糾紛解決模式,都表現了ADR機制與訴訟制度的相互補充。

中國司法改革

一、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一)司法機關受地方行政影響

由于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法官、檢察官通常是由本級黨委組織部門或政府人事部門考察推薦，由本級人大選舉或者本級人大常委會任命的，上級司法機關雖然也可以參與一定意見，但是最終還是由地方黨政說了算。這就使得地方黨政機關及其領導干部能夠通過掌握用人權，對司法機關的工作形成實際控制，使司法官員在行使職權時不能不有所顧忌，從而受地方保護主義和當地行政機關的左右，影響司法公正；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準。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制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2] 司法權地方化。我國憲法設定的是人民代表大會領導下的“一府兩院”模式。事實上司法機關不具有和政府相并列的地位。司法機關的財政權和人事權受制于其他國家機關和組織。特別是由于地方司法機關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權力機關和地方黨政委,由此導致了司法權的地方化。

從財政上看,我國自1980年以來,基本上實行的是以“分灶吃飯”為主要內容的財政體制。這種財政體制雖然調動并刺激了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的積極性,在某些領域或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但與此同時,在“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下,一方面我國的行政機關掌握著整個國家的財權,各級司法機關的經費必須由同級政府決定;另一方面司法機關在裝備、辦公條件、辦案經費等方面會因各地經濟發展及財政收入狀況不同而大相徑庭。而且在職工住房、工資、福利待遇方面也會因地區經濟發展及財政狀況不一而出現大的差異。這樣一來,司法部門的經濟利益,司法人員的個人物質利益同地區經濟利益融為一體,息息相關。因此在這樣的經濟利益結構中,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在審理案件(尤其是經濟案件)執行判決時,都有一種基于部門和個人利益考慮的主觀愿望,希望本地當事人勝訴, 本地的企業正常經營、盈利、不虧損,本地銀行里的錢不被劃走。于是司法活動中違背法律規定,搶管轄、濫用職權、枉法裁判、偏袒本地當事人、不作司法協助等司法地方保護主義行為就順理成章地出現了。

地方司法機關除了在財政上依賴于地方政府外,在人事制度方面,還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地方黨委。在實踐中,地方黨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門擁有地方司法機關主要領導干部的推薦權或指派權。實際上是由同級黨委組織部門內定,通過同級人大履行一下選舉或任免手續。這種權力機構和權力隸屬、權力依賴關系,使得地方司法機關無力抗衡地方政權的權力干預,當然不可能擺脫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這就決定法院及法官在審判活動中只有與地方政權合作,才能正常開展工作。一些案件的處理明知不合法、不公正,但如果堅持原則、秉公執法,頂撞了地方政權及其有關領導人,法院的經費來源就可能被切斷、砍掉,工作就無法開展。法官的司法行政職務及審判職位晉升就面臨威脅,甚至可能會被無端免職、調離、遭到政治上的打擊報復。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法院及法官違法濫用司法權,搞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確實有些迫不得已。可以這樣說,司法機關與地方政權機關只是在職能上分開了,但是在體制上依然是難舍難分的。這是司法機關無法充分實現憲法賦予的獨立行使司法權的重要原因。

（二）司法權行政化

司法模式行政化。現代司法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政治、文化傳統和司法傳統的影響,我國的司法體制、法院機構設置、法官制度、司法運行過程都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審判權與行政權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行政機關可以對行政事務進行積極而主動的干預,而法院則不應該采取主動的方式。法院是一個是非的判決者,法官只能坐在法庭上行使權利,不能到處出擊主動提供服務。但在現實中,我們的法院所承擔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司法職能。這是由于我們對法官和法院的職能定位以及權力運行特點并不十分清楚。這樣的局面主要是體制問題造成的,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法院就永遠擺脫不了“受制于人”的尷尬境地。

從法院的設置來看,基本上是走行政區劃的路子,這種體系無法擺脫司法和行政的各種關聯,產生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因素。從法院內部結構來看,法院從院長、副院長、庭長到普通法官形成了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體系是按行政官員的階次加以套用的,行政性官員甚至已經成為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衡量器。從法院內部上下級關系來看,不同層級的法院之間不是單純的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而是具有行政意義上的上下級領導關系。上一級法院有權對下一級法院的工作進行指導,甚至對個案進行所謂“提前介入”的干預,而下一級法院主動就案件的判決向上一級法院請示匯報,這種關系為司法不公提供了溫床。這種司法體制本身的行政化,是導致當前我國審判不能真正獨立、公正以及司法腐敗的重要原因。

（三）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并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后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后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于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于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5]

3．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由于裁決文書過去簡單機械，說理性不強，論述不深入，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導致了另一層面上的審判透明度不高，也導致個案判決可借鑒性較差。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6]

（四））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五）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準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準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于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六）“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制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干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雇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二、針對我國司法制度的不足所采取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并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后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愿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三）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五)改革法官管理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公正司法裁判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的價值判斷。為此,建議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法官隊伍的素質:

第一,嚴格規范法官的輸送渠道與選拔條件,提高法官隊伍的資質水平。一方面,要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員進入法院;另一方面,要嚴把法院進入關。今后應明確規定,以高等教育政法院校和法律專業的畢業生為法官的主要來源,無法律專業大專畢業以上學歷者不能作為法官的選拔對象。目前存在的復轉軍人和黨政機關分流人員進入司法機關的作法應當嚴加控制,盡快消除這種現象。對現有法官進行專業知識考試,合格者統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授予法官資格,頒發法官資格證。對考試不合格者,堅決淘汰出法官隊伍。這樣才能使得提高法官待遇,確保法官身份獨立的各種保障既成為必要又成為可能。這樣既有助于防止司法腐敗,又能提高司法效率。

第二,健全法官考核與淘汰制度。健全對法官的考核制度,既要考核業務知識和辦案質量,也要考核政治品質和職業道德。要以考核結果作為法官提職、晉級和加薪以及淘汰的依據,真正實現能者上、庸者下,以激發法官隊伍的進取精神和自我約束意識,從而形成以制度塑造法官的道德人格,以法官的道德人格支持制度的管理機制。

第三,改善法官的工資、福利待遇,提高法官職業的社會地位。法官職業極具創造性,是一種專業化和道德人格要求很高的特殊職業,法官的職業活動是一種復雜勞動,社會應給予法官相應優厚的工資與福利待遇。這樣不僅有助于增強法官的職業責任和使命感,也有利于培育尊重法官、崇尚法律權威的社會風尚,這是一個法治社會應當具備的。

總之,司法改革是制度的改革,更是人的改革,司法改革要樹立正確的司法理念,積極探尋現代司法模式,以適應我國4 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干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四)改革合議制和審委會制,建立法官獨立審判制。法院嚴格、公正執法依賴于法官嚴格執法和公正裁判,而法官公正執法的基本要求是法官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即法官享有獨立審理和裁決案件的權利,同時對自己的錯誤裁決承擔全部責任。但“兩制”的實行情況往往是審判與裁決相分離,這種以取消法官獨立審判為特點的體制,消弱、虛化了司法責任制度,直接導致法官隊伍進取精神萎縮,政治、業務素質下降,從而與嚴格、公正執法的法治要求相距甚遠。因此,必須改革完善這種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建立起符合審判規律和法律規定的管理模式。一是要充分發揮審判長和獨任審判員的作用;二是強化合議庭的作用;三是審委會應把絕大部分案件的審判權下放給審判長和合議庭;四是認真落實審判責任制,真正做到權責的統一

(三)改革監督機制,強化司法監督。對司法權進行有效的監督,是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目前主要應當強化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強化此監督的首要任務是在制度上真正落實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力,賦予國家權力機關對一定范圍內的案件具有準司法權。在國外,議會賦予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最高司法行政長官準司法權。當然,賦予國家權力機關準司法權,并不意味著國家權力機關替代司法機關,國家權力機關也沒有必要介入所有的司法案件。

因此,國家權力機關行使司法權時,應當把握一個“度”的問題。從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進行監督的角度上看,國家權力機關可以對下列案件行使準司法權:一是涉及司法機關及其司法人員濫用權力的案件,包括司法機關以及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和司法訴訟錯案的賠償案件;二是對法律適用產生異議而需要作出立法解釋的案件。這對于強化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制約監督,確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

除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制約外,還要健全司法機關的內部監督機制。在法院內部實行立、審、執“三分離”制度,即立案權、審判權、執行權分別由三個職能部門行使,三者之間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的機制,避免由于權力的過分集中而失去制約。同時,要制訂、實行一系列監督制度:實行法官與當事人隔離制;改革現行陪審制,建立專家陪審制;建立違法審判責任追究制;制定法官道德法等等。總之,對司法權的監督制約,不僅要建立一套監督機制,而且這套監督機制必須具備科學性、權威性和有效性。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

第四篇：中外詩歌比較

從悼亡詩看中外詩人不同的柔腸俠骨

我愛詩，愛李白“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壯闊，也愛雪萊“如果冬天已經到了，春天還會遠嗎？”的堅定信念。我愛陸游心中承載愛情的沈園，也愛普希金畢生追求的那片自由的大海。我為舒婷《致橡樹》中獨立的愛情觀所折服，也因裴多菲《我愿意是激流》中的奉獻精神而感動。

我相信，詩歌是人類共同的語言。縱使我們處在不同的時代，我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人類的情感是相通的。蘇軾《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和彌爾頓的《On his deceased wife》可謂中西方悼亡詩的璀璨之作。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江城子》是高中學的，當時只覺得旋律很優美。再度聽見這首詞是大學看《甄嬛傳》時，果郡王從邊關回來，見到甄嬛時，甄嬛內心百味雜陳，見到相愛的人，不能擁抱，甚至連眼淚也不能掉。千絲萬縷的感情最終化作“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娓娓道來。那種感情，自此，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每每讀來，總是落淚。

也許讀慣了蘇軾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的豪邁壯闊，大家都把蘇軾評定為豪放派。在我看來，這個豪放的男子溫柔起來，實在可以和容若媲美。

昔日伉儷情深的夫妻，如今已然陰陽相隔數十載。縱使我難以忘記你的溫柔體貼，縱使我是那么的想和你“共剪西窗燭,話語夜雨時”，可是又有什么辦法呢？連你的墳墓都那么的遙遠。可是，就算見了又能怎樣呢，十年的風雨滄桑，你還能否認出我就是當年那個子瞻。

日夜的思念，你是不是感覺到了呢？夢中，你坐在窗前，正在細細地梳著秀發。一切只如當年。相見的場面我想過千遍萬遍，想說的話我有千言萬語。然而，真正見了還是“相顧無言”，兩行清淚。只是夢罷了，對你的思念無處寄托，只能期盼每年在你的墳墓前訴說衷腸。

我們再來看彌爾頓的“夢亡妻”： On his deceased wife（夢亡妻）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我仿佛見到了愛妻的圣靈來歸

Brought to me like Alcestis,2 from the grave，好象從墳墓回來的阿爾雪斯蒂，Whom Jove's great son3 to her glad husband4 gave，由約夫的偉大兒子送還她丈夫，Rescued from death by force, though pale and faint.從死亡中被搶救出來，蒼白而無力。

Mine, as whom wash'd from spot of child-bed taint 我的阿爾雪斯蒂已經洗凈了產褥的污點

Purification in the old Law did save，按照古法規凈化，保持無暇的白璧；

And such, as yet once more I trust to have 因此，我也好象重新得到一度的光明，Full sight of her in Heaven without restraint，毫無阻礙地、清楚地看見她在天堂里，Came vested all in white, pure as her mind:

全身雪白的衣裳，跟她的心地一樣純潔，Her face was veil'd;5 yet to my fancied sight 她臉上罩著薄紗，但在我幻想的眼里，Love, sweetness, goodness, in her person shin'd

她身上清晰地放射出愛、善和嬌媚，So clear, as in no face with more delight.再也沒有別的臉，比這叫人更加喜悅。

But O, as to embrace me she inclin'd 可是，啊！當她正要俯身抱我的時候，I wak'd;she fled;and day brought back my night.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晝又帶回我的黑夜。第一次讀這首詩，只覺得晦澀難懂，后來看翻譯，查了一些資料后，才發現這首詩的用情之深可以和《江城子》相比。

詩第一段阿爾雪斯蒂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她為救丈夫埃德米特斯免于死，自愿去死。剛死，就被大力士赫丘利斯從冥王那里搶救回來，送還給了他的丈夫。這里引用這則希臘神話，主要是寫妻子進入自己的夢中，夢境之真實，好像這個神話故事在自己身上重現了。

第二段中，詩人闡述了愛妻的死因，即死于產褥。他相信如此善良的妻子死后應該獲得了寧靜，不管是身體還是心靈。詩中，“洗凈了產褥的污穢”和“重見到天堂里他的清輝”從兩方面闡述妻子得到了救贖，在天堂里身心皈依。

第三段尤其令人感動。早年，彌爾頓就因為操勞過度導致了眼睛失明，因此，他從未見過愛妻凱瑟琳的真實面貌。在第三段中，詩人真真切切的在描述：她一身素裝，純潔美好。含有宗教主義的色彩，也可以看出，雖然，他從未見過妻子，但是，在他心中，妻子的形象如同圣徒一樣，是純潔、潔凈的。“面罩薄紗”也可以看出詩人從未目睹過夫人的真面目。

第四段中，當這一切都這么真實的存在夢境中時，作者從夢中醒來，妻子已然離去，只留下自己慢慢回味。

要說起彌爾頓，很多人可能對他存有和蘇軾一樣的誤解。大多數人知道他大概因他的失樂園。要說成就最高的也當屬失樂園。但當你把蘇軾和彌爾頓的兩首詩放在一起讀，并且聯系他們所處的時代和他們一生的遭遇時，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理解。一、背景

蘇軾一生從歷史上看應該說是非常坎坷的。早年因受其父蘇洵熏陶，發奮讀書，博聞強識，為日后文學成就奠定了基礎。年方20就參加了禮部的考試，并且獲得了第二名。五年后，參加科舉考試，一舉中的，從此開始了他的仕途道路。

詩人往往都是感性的，因此在政事上，他們少了些許干練純粹。詩人又是有氣節的，從來不會屈從，不會勉強自己違背自己的價值取向。

蘇軾因在王安石變法這件事上與新黨格格不入，因而被調到杭州，隨即又到密州、黃州等地做官。經歷了宦海沉浮，幾升幾降，而能與自己分擔的人卻早已陰陽相隔。或許是因相思過度吧，正月二十晚上，他的思念幻化成夢境一點一點蔓延開來。

彌爾頓是清教徒文學的代表。他出生在英國一個富裕的家庭中，同樣，受其父影響，他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旅行的途中，他找到了自己應該堅持的道路。回到倫敦后，他開始了宗教論戰，主張取消國教的主教制度，并且一生都在為此努力。

國王查理一世被斬首后，他繼續寫詩歌鼓勵人們提高對革命的信心，鞏固革命的政權。也在此時，他因為身兼數職，而勞累過度，雙目失明。

隨后，王朝復辟后，他被捕入獄，但卻幸免于難。出獄后，他仍然站在清教徒的角度，為革命戰斗著。他的失樂園中，通過對夏娃、亞當和撒旦墮落的描寫，反映出了英國資本主義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的失敗。

彌爾頓的這首詩是寫給他的第二任妻子凱瑟琳的，凱瑟琳嫁給彌爾頓才剛剛一年三個月就因產褥去世了，詩人悲痛之余，寫下了這首詩。

同樣是政途上失意的兩個人，同樣是具有偉大抱負的兩個才子，當面對自己政途的不如意和妻子離去的悲痛時，他們的語言瞬間融化了，在讀者的心中澎湃，九轉回腸。

二、寫作手法

蘇軾的詩總體是寫實為主，而彌爾頓的詩則寫虛為主。這或許也是中外詩人最大的不同。西方詩人因為受宗教影響，再加之其受希臘神話和浪漫主義的作用，他們經常極富想象力，而中國的古詩詞作家，大多以質樸自然，感情自然流露取勝。

在這兩首詩中，蘇軾第一段先是寫情，寫不能相見，陰陽相隔的悲慟之情。而后，退一步，寫縱使相見也難以相識的悲咽，講感情加深一層。第二段寫景，寫夢中見妻子時的場景，家鄉，軒窗，梳妝臺以及明月，短松岡這些意象反映出了詩人見到亡妻時的情形。兩段，情景分明卻有景中有情，情中含景。

彌爾頓在詩中，先是用希臘神話為自己夢見妻子鋪陳。第二三段雖描述了夢中妻子的模樣，當卻因包含有宗教主義色彩而使得凱瑟琳朦朦朧朧，難以觸摸。也是因為受到宗教主義的影響，彌爾頓雖未見過亡妻，但在他的想象中，善良的人在死后都會得到救贖，都會得等到身心的寧靜。因此，凱瑟琳是一襲白衣，純潔無雜的。

三、不同的收尾

人生有很多悲痛之事，而最讓人無奈的也莫過于陰陽相隔了吧。人死不能復生是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的。然而，西方詩人因為受到宗教影響，常常會認為自己所愛之人死后身心得到了皈依，因此，他們的悼亡詩，悲傷色彩便會減淡不少。在這點上，中國詩則截然不同。在這兩首詩中，結尾都以夢醒為基礎，寫現實妻子早已去世的傷感之情。然而，蘇軾的更讓人心生悲咽。妻子已然離去，那樣對窗梳妝的場景再也不會有了，那個懂自己的人就這樣不存在了，獨留我們在兩地飲盡思念與孤獨的愁緒。彌爾頓的則以宗教為依托，認為妻子在另一個世界得到了寧靜，找到了歸宿的地方，因此，縱然，妻子離自己而去了，悲傷也沖淡了些許。

透過不同的結尾，聯系是人物的生平，我們也可以看出其更深的意思。蘇軾的是對仕途的灰心意冷，對前途的迷茫。而彌爾頓的雖有悲傷之情，卻展現出了他對反國教革命仍然存在著信心。

四、相同的愛情觀

無論是王弗還是凱瑟琳，我覺得她們都是幸福的，因為有這樣俠骨柔腸的愛人。

以前，我一直以為愛情就該從一而終，一輩子只愛一個人才是值得稱許的。因此，我無法理解梁思成在林徽因去世后再娶林洙的事實。現在，我逐漸明白隨著時間的流逝，人與人會漸行漸遠。

我想蘇軾和彌爾頓寫這首悼亡詩時，他們的續弦是知道的。她們應該也沒有嫉妒的心。畢竟，一個人為一個人守候，心里存在她們的位置，這位置任誰也取代不了。后來人與前人各有位置，各有一片天地才好。

這種愛如此豁達，明朗。縱使時間流逝，歲月滄桑也難以抹殺曾經的相思相守。生前恩愛非常，死后這樣并不華麗的詩詞才能感人肺腑。這樣的愛，深沉，濃重，與娶了幾任妻子是無關的。他們永遠都可以光明正大的說：你是我的摯愛。

相同的角度，不同的思路，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兩位詩人的俠骨柔腸，更是人間真愛的純凈美好。不同的文化碰撞，相同的人類情感，這或許就是詩歌為什么受歡迎的原因吧。

第五篇：中外音樂劇比較

《中外音樂劇比較》

音樂劇作為現代的一種獨具藝術內涵的戲劇形式，它的音樂、舞蹈、表演、舞臺美術以及所承載的藝術品質和表現出來的魅力對人們產生了很強的吸引力，得到了人們的喜愛和青睞。音樂劇并不只是由音樂伴奏的表演，它不是歌劇、喜歌劇或是輕音樂劇，也不是歌舞雜耍、音樂荒誕劇或是夜總會的歌舞表演，這其中音樂在音樂劇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音樂劇的發聲是一種完全不同于流行唱法與美聲唱法的聲音，中國演員處在唱法與表演的誤區中，這正是中國音樂劇與百老匯音樂劇的主要差異。什么因素構成了音樂劇?奧斯卡.哈姆斯坦曾回答:“它是你所能想到的任何元素，其中，只有一個因素是音樂劇絕對包括的—音樂。”的確，音樂是音樂劇的靈魂，沒有了音樂，也就沒有音樂劇的存在了。在音樂劇這一戲劇形式中實行的是作曲中心制，一部音樂劇的成功往往最先捧紅的是作曲家，而一部音樂劇是否成功也往往取決于作曲家對其中音樂的創作。由此可見，音樂不僅僅只是幫助完成或完善音樂劇，而是構成音樂劇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初，美國人在音樂劇的探索上顯得十分稚嫩，音樂劇還沒有脫離話劇藝術范疇，其中音樂經常作為話劇結構內的穿插性段落而存在.可以說，在這個時期，在美國的文化中，大部分是歐洲化的，無論是戲劇舞臺上的文學作品還是音樂，幾乎完全受歐洲傳統支配，這也導致許多美國人到英國去學習音樂。經過眾多藝術家們的努力，美國音樂劇逐步擺脫了英國音樂喜劇的影響，完成了向美國式音樂喜劇的轉變，其代表作有福羅倫斯.齊格菲爾德的《齊格菲爾德活報劇》。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歐洲列強喪失了霸主地位，美國成為了新的世界強國。在經濟上，美國無疑處于領先地位。1920年以后的十年間，樂觀的情緒幾乎無所不在。美國式的“自信”文化，已取代了過去歐洲文化的主導地位而在各種行業中出現。美國歷史上將這段時期稱為“爵士年代”。爵士樂這種獨一無二的美國音樂形式，也成為音樂喜劇的“音樂俗語”。

1929年，爵士樂歲月里無拘無束的歡樂，在股市暴跌和經濟大卻下來。經濟危機的后遺癥使娛樂業的狀況極為嚴峻。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音樂喜劇中爵士樂無憂無慮的歡樂情緒是合乎20年代的樂觀精神的，卻不適于大蕭條時期社會的需要。于是，音樂劇通過對當前時事更辛辣的諷刺以回應來自電影(有聲電影，特別是歌舞片)和廣播媒體的競爭，在滿足觀眾的欣賞需要的同時，顯示出了音樂劇對社會現狀深刻的認識。喬治。格什溫就開創了一秘交響味兒”的爵士風，將小歌劇與時事諷刺劇結合，將商業娛樂與嚴肅主題結合。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政府致力于重振國民情緒和經濟資源，使得音樂劇嘲弄時事的風格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減弱。這時的音樂劇從富有爭議的時事主題轉移到一些永恒且普通的話題，并追求優美的旋律，許多作曲家都用古典音樂來創作，用音樂戲劇取代音樂喜劇。與此同時，鄉村

音樂以其優美的旋律、清新的風格也進入了音樂劇的殿堂.20世紀60年代以后，以巴特為首的音樂人開娜進軍”百老匯，20世紀70年代以后，韋伯更是力挽狂瀾，書寫了音樂劇的新歷史，給音樂劇帶來了一股狂熱腳搖滾，佩和清新的“輕歌劇”風，帶動音樂劇的歌劇色彩復蘇。盡管音樂劇中音樂的創作是緊跟流行樂壇的，然而，音樂的運用不僅僅是因為它流行，還因為它與劇情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隨著音樂劇的發展、成熟，音樂已成為這種戲劇的一種強有力的敘事方式，音樂交待歷史背景，烘托氣氛，音樂亦可展開故事情節。將音樂與故事串聯起來，開始于吉羅姆。《科恩的袱藝船》。《演藝船》打破了以往音樂喜劇的庸俗和歌劇的凝重感，使音樂劇達到了一個嶄新的藝術高度，其獨特和成功之處在于智慧地溶入

了傳統的元素，而又不落俗套。它不像通常的音樂喜劇，不合邏輯的故事圍繞著歌曲、舞蹈、表演展開，而是用音樂來表達故事，展開情節。科恩在該劇的音樂創作中，一方面使歌曲顯得纏綿徘側，凄楚哀怨，表達了不幸的婚姻和黑人的不平等地位在人們心靈深處所留下的傷痛:另一方面，科恩追求優美的旋律，表現了密西西比河美麗的自然風光以及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劇中著名的歌曲“老人河”就描寫了源遠流長的密西西比河以及兩岸的黑人生活，在表現自然風光的同時，表現了黑人的勞動、生活、受欺壓和不滿，這首歌在全球至今仍傳唱不衰.在成熟的音樂劇中，音樂不像在影視作品中一樣處于陪襯、配角地位，而是上升到主角的地位直接表達人物的情感，診釋人物的性格。在順藝姍中，腳?老人河，?.“遐想呼g??情不自禁愛上他”到“我為什么愛上了你”，每首歌曲都是主人公在一定情景下的情感表露，使人物形象更為豐滿;在撤克拉荷馬》中，歌曲“人們會說我們在戀愛”表現了兩位戀人互相傳遞、表達他們的愛情;“走出夢境，?m吐表達了勞蕾對愛情的向往與渴望。有的作曲家還巧妙運用歌劇中的宣敘調〔朗誦調)來表現人物間的對話、較量、和沖突，取得

了用音樂敘事的很好效果。例如墩吉與貝絲》、《西區故事》中都有這種念唱風格。在著名的《窈窕淑女》中，作曲家甚至采用了介乎說白與宜敘調之間的“朗誦風格”作為男主角的音樂表達方式。這種用音樂直接表達人物的語言、情感、性格，雖不如說白清晰明了，卻能給觀眾留下更大的想像空間。需要一個質的轉變。鮮明的中國風格與特色是國產音樂劇定位 的重要命題之一。按照這一命題的要求，在進行原創劇制作時，不僅要把握住這一外來藝術的共性特征，而且必須充分調動中華民族豐富的藝術資源，通過在一、二度創作方面的努力，讓作品在編、導、音樂、表演、舞美等方面全方位凸現鮮明的個性即中國風格與特色來。

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廖向紅在導《赤道雨》時，評價宋祖英的演唱時曾說:“身為歌手，宋祖英在《赤道雨》中嘗試了很多突破，比如為了滿足音樂劇的娛樂性、大眾化需要，她嘗試把自己的民族化唱腔拓展開，融入通俗唱法:另外，她還盡力克服作為歌手習慣性的鼻音發聲，在劇中對白上，有非常強烈的愿望學習以話劇演員的方式在舞臺上講話;總之，身為一個成名歌手，宋祖英盡管舞臺經驗己經相當豐富了，但她依舊盡心盡責，對音樂劇的創作充滿了熱情，以她的能力是完全可以駕馭好這一角色，從而給《赤道雨》增色的。”

曾經對百老匯音樂劇有過研究并有過親身實踐的美籍指揮家劉鍵說:“美國百老匯音樂劇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最初是由一種啤酒館歌舞發展而來的，迄今為止己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成為美國一個很大的文化產業，同時是美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劉鍵認為，中國的音樂劇現在處于誤區中，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音樂，二是表演。音樂劇最重要的應該是音樂，但是，在我們這里，音樂劇的主體不是音樂和演員的演唱，而是重在舞臺設計和劇本。一部音樂劇是靠音樂貫穿始終的，音樂不應是輔助的，不應是劇情的陪襯。百老匯音樂劇的主要特點是:必須有醒目的主題音樂和主題歌曲，劇本只要內容平民化，政治上積極進步就可以;在表演上，演員的表演語匯要明朗易懂不做作。最為重要的是演員定是百里挑一，能歌善舞，是最適合音樂劇演出的。劉鍵說:“我曾問過許多演過音樂劇的中國演員這樣一個問題，我的左手代表流行唱法，右手代表美聲唱法，音樂劇的發聲部位應該在哪兒?他們的回答是在中間。這是不對的，音樂劇的發聲應該在我的背面，是另一種完全不同于兩者的聲音。中國的演員處在唱法的誤區中，這也正是中國音樂劇同百老匯音樂劇的最大差距。國內演員看得太少，他們一直處于自我摸索的階段。音樂上過于圓潤，舞蹈和發聲都過于民族化。現今世界音樂表演棱角分明，個性突出。發揚民族風格是必然的號但必須要讓世界認同，民族藝術只有走向世界，才可以真正體現和展示它的民族特征。”

綜上所述，音樂劇在實現藝術“時尚化”的同時努力實現著時尚“藝術化”。音樂劇不僅在舞臺上塑造了20世紀的一種開放、樂觀、幽默的人格類型，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對現實人生、尤其對當代青年的性格陶冶、生活時尚和人格魅力的培養發生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音樂劇藝術在百余年的發展途程中，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舉世聞名的劇作大師、作曲大師、舞蹈創作大師、表演藝術大師、舞美設計大師和制作大師，作為有著悠久、豐厚舞臺表演藝術傳統的國度，我們不能固定“程式化”的表演傳統，我們傳統的舞臺表演藝術在對現實生活的藝術把握中若柑與時俱進”，我們就不僅能融入時尚而且能創造時尚。我認為，許多具有綜合表演手段的地方戲，特別是歌舞性較強的“曲牌體”地方戲，在其“與時俱進”的歷程中，會促成音樂劇藝術的中國風格。

《中外音樂劇“主打曲”特色之比較》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20世紀20年代至1997年以來，33部歐、美音樂劇100首“主打曲”與中國1983年至2005年以來，28部中國音樂劇60首“主打曲”的分析、對比，得出各自的特色，供從事音樂劇的朋友們參考。

關鍵詞：歌劇、音樂劇；主打曲、歌曲、詠嘆調、宣敘調、詠敘調。

一個多世紀以來，音樂劇的發展，雖然樣式眾多，多姿多彩，各具特色，但已定型為：源于歐、美的音樂劇。我們通過對20世紀20年代至1997年以來的33部100首歐、美音樂劇的“主打曲”（注1）與中國1983年至2005年以來，28部中國音樂劇60首“主打曲”（注2）的分析、對比，找出中外音樂劇“主打曲”的特色。

本文所說的“主打曲”是指這些音樂劇中的唱段是全劇中經常出現并貫穿全劇的主要唱段，它僅次于“主題歌”的地位，當然，也應包括主題歌。

在幾部音樂劇的著作中都提到音樂劇是從歌劇、喜歌劇、輕歌劇發展而來，并指出其“聲樂主要演唱形式有：獨唱、對唱、重唱、合唱。聲樂曲調的類型主要有：詠嘆調、宣敘調、詠敘調。”（注3）當我們對上述33部100首外國音樂劇與28部60首中國音樂劇分析、對比后，發現外國音樂劇的這些“主打曲”都是歌曲，不是歌劇中的詠嘆調、宣敘調或詠敘調，而中國音樂劇中的60首“主打曲”卻是另外一回事了。筆者無意對詠嘆調、宣敘調或詠敘調各有什么特色進行論述，而只對這些“主打曲”是歌曲并有何特色進行分析對比，然后就中國音樂劇中“主打曲”與之對比，得出中外音樂劇“主打曲”之異同。

外國音樂劇“主打曲”有以下幾種特色：

（一）這些“主打曲”90%幾都是歌曲，只有個別的介于歌曲與歌劇詠敘調之間。說其是歌曲，有以下歌曲寫法特色：

（1）

曲式結構簡單、嚴謹、清晰，多為AB材料的單二部曲式或變奏式的寫法。也有ABA單三部曲式，或變化寫法，像20世紀20年代音樂劇里程碑式的音樂劇《演出船》中的《老人河》，可以說是從歌劇到音樂劇過渡時期的作品，其結構是復三部曲式，A：a+b+a+B+A1+b+尾聲（B的材料）。后來音樂劇的“主打曲”，在結構上越來越簡單清晰。

（2）

這100首“主打曲”大部分都采用的是動機一再重復，與樂句重復或變化重復的，這正是民間歌曲的寫法。請看《演出船》中的《老人河》：

再看1935年喬治。格什溫作曲的音樂劇《波吉和貝絲》中的《夏天搖籃曲》：

這是一首黑人民歌風的一再重復音調的變奏曲性質的歌曲，是一首小調式的搖籃曲，劇中年輕的妻子克拉拉輕搖著孩子唱起了這首歌。

中國觀眾十分熟悉的《音樂之聲》中的多首唱段，都是這類一再重復動機的寫法，這正是歌曲的寫法，而詠嘆調、宣敘調決不是這種寫法。請看《我心愛的一切》：

這是一首重復句首，變化句尾的典型歌曲寫法，用重復加強人的記憶，變化取得發展。再看《音樂之聲》中的《孤獨的牧羊人》：

這更是一首重復句首，變化句尾的歌曲，所不同的是歌中使用了“雷依哦得”襯詞發出的聲響，使歌曲風趣無窮，大跳的音程成為歌曲的一大特色。

我們再看寇特.爾《懵懂女士》中的《我的船》；《貓》中的《回憶》；《劇院魅影》中的《夜的音樂》等眾多的“主打曲”都是重復的歌曲。

（二）音樂劇“主打曲”另一特色是其旋律“好聽、易唱、易記、易流傳”。音樂劇的作曲家追求其“旋律單純樸素、優美流暢、上口好唱”；追求歌曲“有聽覺沖擊力，有心靈震憾力，和旋律美”。這些主打曲共同的特點是，無論是聽演員演唱或是觀眾自己哼唱，都感覺像有一種無形的手在撩撥自己的心弦，使人產生“心動”、“心悅”或是“心痛”、“心醉”。總之，就是產生“一種共鳴”。這樣才能達到流傳，幾呼每部成功的音樂劇都有流傳開了的歌曲，例如《貓》中的《回憶》；《歌劇院的幽靈》中的《夜之曲》等等。這里我們舉《夜之曲》為例：

像這樣有震憾力的“主打曲”還有很多，讀者可從《外國音樂劇教程》中找到。

（三）音樂劇是以現代流行音樂為其基調，其“主打曲”基本上就是流行音樂的寫法，流行音樂是當代最具有通俗化、娛樂化、大眾化品格的現代藝術。音樂劇在歐美久演不衰，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基本品格是考慮到受眾的喜愛。我在日本學習時看了一些歐美音樂劇和日本音樂家創作的音樂劇，說有觀眾為音樂劇發狂，一點不假。一部音樂劇演下來，就有不少 會唱其中的主題歌。考慮受眾的另一特點是演唱技巧上較簡單，不像歌劇，要求演唱者有高難度的技巧，會表演的流行歌手就能唱這些音樂劇中的歌。當然，考慮受眾還表現在音樂劇的內容上的平民化、與生活相關的劇情。

（四）音樂劇“主打曲”的動作性、表演性強，使其滿臺充滿活力，“載歌載舞”成為其特色。這與歌劇中程式化的舞蹈不一樣，比如格什溫的《波吉和貝絲》，音樂用黑人爵士樂的風格與節奏，演唱起來動作性很強。大家都熟悉的《音樂之聲》，其音樂的可動性很強，每首歌就像一首表演唱。臺上一個人演唱，其他人有動作伴隨，就產生了臺上的互動，互動往往影響臺下共鳴，也能產生互動，這就使演員與觀眾溝通，劇場效果就會很生動。這與音樂劇創作使用豐富多彩、音樂風格新穎獨特的音樂語言有關。專家們分析音樂劇創作的三種主要語言有：古典音樂、爵士樂、搖滾樂。后兩種音樂的動作性是很強的，這里就不一一舉例說明。

（五）音樂劇“主打曲”的劇情多為歡樂、詼諧、喜劇性的。因此，歡樂、詼諧情緒是這42部音樂劇的基調，并且多數為愛情題材。像《耶穌基督萬世巨星》與《悲慘世界》這樣嚴肅性的題材是極少的。當我們研究了這100首音樂劇唱段后，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說：歡樂、詼諧情緒的音樂劇唱段，其旋律朗朗上口，有青春活力；其節奏明快，有搖滾、迪斯科、爵士樂等所謂的現代節奏；給人以強烈的“時代感”。

（六）音樂劇“主打曲”的伴奏樂隊是不具一格的多樣化的編制，特別是現代電聲樂隊的加入，使音樂劇成為“時代”的產物。電聲MIDI的音響有無窮盡的音色，這使音樂劇的音樂，無比豐富，音響神秘莫測，這一點我在日本親臨劇場的感受深刻。

當然，外國音樂劇決不只有以上六大特色，讓我們再從60首中國音樂劇唱段中來分析其特色。

因為音樂劇是源自歐美，我們還是以外國音樂劇為準尺，對比中國音樂劇的特色。

在目前研究音樂劇的著作中，一般把1982年創作演出的《我們現在的年輕人》作為中國的第一部原創音樂劇劇目。而改革開放20多年里，明確打出音樂劇大旗的據說只有《山野里的游戲》、《鷹》、《四毛英雄傳》等為數不多的少數劇目。這說明作者們對自己的作品還是持謙虛謹慎的態度，因為音樂劇畢竟是外來品種，中國音樂劇在草創階段，抱著學習的態度較好。因此，多數劇目都以“輕歌劇”、“喜歌劇”的名目演出。本文是根據《中國音樂劇作品選集》進行研究、分析的，因此，凡選進書中的歌曲，均作為“主打曲”對待。筆者發現的情況如下：

（1）60首中國音樂劇“主打曲”中，我們驚人的發現，真正屬于歌曲的不多，多數唱段介于歌劇中的宣敘調或詠嘆性質的唱段。例如《日出》中的《你是誰？美麗的女人！》。當然，是歌曲或詠嘆調并無好壞之說。而像《芳草心》中的《小草》是一首絕妙的好歌。外國音樂劇大多數唱段是歌曲不是歌劇唱段，這一特點直接影響了后面的幾個特點。對于這一點，我發現問題出在中國音樂劇的唱詞寫法，過于散文化，過于強調抒發性情緒，缺少規整的詞格，作曲家譜曲時就只好寫成散文式的唱段，說是歌曲，又過于散，說是宣敘調又不像，說是詠嘆調又不成。

（2）60首中國音樂劇“主打曲”中，像《小草》那樣一再重復樂句的不多，有重復后面的樂句，由于唱詞的散文化，使音樂主題不能更集中些，松散的唱段就達不到《小草》那樣句法清楚，結構嚴謹。60首中國音樂劇中，很少有一再重復。

（3）說到音樂劇旋律的“好聽、易唱、易記、易流傳”這一特點，60首中國音樂劇中只有《小草》算得上這一特點。筆者分析了這60首唱段，不屬于可流傳而未宣傳出去之列。原因除不具備上面兩點之外，還有下面幾個原因。

（4）中國音樂劇作家們似乎注意到了通俗性與向流行音樂靠近這一特點。但是我閱讀了這些鋼琴譜后，發現不少旋律是散文式的通俗歌曲，而伴奏卻是嚴肅音樂的織體，或嚴肅歌劇的寫法，不少唱段的難度也超出通俗這一范疇。（5）就音樂的動作性、表演性來說，在內容上是注意到了，例如《特區回旋曲》、《快樂的推銷員》等。但是從音樂的動力性看，也是欠缺的。當然，有許多劇的劇情并沒有為音樂提供可動的因素。

（6）劇情多為歡樂、詼諧、喜劇性的，這一點中國音樂劇是做到了，不單是愛情題材，而且多寫的是現代生活題材。我不得不在這里提出，中國音樂劇中的唱腔不講中國語音規律，不講四聲，倒詞現象嚴重這一事實，有的唱段像翻釋過來的歌曲。威爾弟、普契尼的歌劇是按意大利語行腔的，用意大利語演唱非常順暢舒服，歐美音樂劇以流行歌曲為基調，也是講究語言規律的，中國音樂劇倒詞的唱腔，讓人聽來總是別扭的。

（7）中國音樂劇的發展時間很短，趕上電聲樂器時代，靠高科技手段制作的伴奏音響，是過去時代所無法可比的，可以說是五光十色，聲響艷麗。但是再好的聲響，沒有精彩的旋律唱段，依然無濟于事。

中國音樂劇出現的問題，我以為在劇本作者身上，因為歌詞是劇作家寫的，劇作家不是作曲家，如果劇作家懂曲式學，會彈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學習過威爾弟、普契尼等大師的歌劇，又對歐美音樂劇進行過筆頭分析，我想，上述問就可解決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