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學精神在大學課堂教學中的貫徹論文

論文摘要：大學課堂是進行大學教育的重要場所，以何種大學精神指導大學課堂決定了大學能培養出何種人才。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下，我們的大學課堂應該承擔怎樣的任務，大學教師又將承擔何種職責，這是本文將要解決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大學精神 大學教學 貫徹

大學課堂是進行大學教育的重要場所，也是大學師生思想交流、灌溉出智慧之花的神圣殿堂。在不同的大學精神指導下的大學課堂會培養出不同的人才。而大學精神為何？又如何在教學中貫徹這種精神？這是本文需要解決的兩大問題。

一、大學精神的內涵

《禮記·大學篇》中提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于至善。”這句話道出了大學精神的精髓：大學教人的道理，在于彰顯人人本有的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去除污染而自新，且精益求精，做到最完善的地步并且保持不變。

這簡單的一句話中蘊含了深刻的內涵。大學的首要任務，是要激發學生內在的潛力，使學生成為兼具德行與智慧的人才。在此基礎之上，還要使學生擁有促使他人和社會向著更加崇高而美好的未來奮進的能力。最后，不論在提升自己還是在促進社會進步方面都要精益求精，并以此為人生目標。

因此，在這種大學精神的指引下，大學首要的任務就是培養人。大學不是為了某一個單位培養特定的人才而存在的，而是要培養在今后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時間里能帶動社會走向美好未來的人。西安交通大學校長鄭南寧說過：“大學生的價值觀，實際上決定了我們未來社會十年、二十年的價值取向。大學不應該為一個企業來培養一個畢業以后馬上能夠使用的專門性的人才，而是要思考怎么能夠培養學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基于此，筆者認為，大學精神的精髓可以這樣歸納：大學要培養的不是社會現在想要的人，而是社會今后需要的人才。

二、大學精神在大學課堂上的反映

那么，社會今后需要什么樣的人才？需要具備何種品質的人才能將社會帶向更加美好的未來？為培育出這樣的人才，作為傳授知識、教導學生的直接場所，大學課堂應當承擔怎樣的責任呢？

本文認為，除了道德因素之外，創造力是一切能力的基礎，也是推動社會發展最直接的動力。因此，大學培養的人才，除了應當具備高尚的情操、堅定的信念以及崇高的理想之外，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應當是大學的首要任務。同時，適應能力是學生融入社會、融入集體、影響并改變他人的先決條件，因此，培養學生的適應能力也是大學的重要任務。

要培育出具備適應能力與創新精神的人才，需要大學這個小社會從方方面面進行努力。但是作為“教與學”最直接的場所，作為大學教師與學生交流思想的重要場所，大學課堂所承擔的任務最為直接。因此，大學課堂也就自然而然的承擔起培養學生適應力與創造力的大部分責任。

適應力與創造力體現在課堂中的是什么呢？本文認為，在大學課堂中達到鍛煉學生適應力的目標主要是通過讓學生“接受”知識實現的；而鍛煉學生的創造力則體現在“批判”知識上。因此，大學課堂上學生“接受”知識與“批判”知識就成為大學精神最直接的反映。

三、大學精神在大學教學中的貫徹

要將“接受”知識與“批判”知識融匯在課堂之中，就必須在課堂上做好“傳授知識”與“啟發式教學”兩個部分。

本文認為“傳授知識”應該分兩個部分，一是讓學生接受知識本身，二是讓學生接受老師在傳授知識時的思維方法。基礎知識與思維方法兩者都是支撐大學教育的兩大基石，缺一不可。要做到在課堂上既傳授知識本身，又傳授思維方法，這需要教師從各個方面進行努力。

首先，“教師課前備課必須充分、系統化，做到脫稿授課”。教師就是為了讓學生比較輕松容易的學到知識而存在的，因此，教師備課的目的就是要將深奧的知識點簡單化，這必須經過教師深刻的理解、反復的思考，再通過設計合理的授課思路，才能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學生通過教師對知識點的剖析、解讀，順著教師的思維進行下去，就可以在學到知識本身的同時，學到如何學習知識點的能力。其次，選擇合適的授課方式很重要，是決定學生課堂學習量的關鍵因素。“教師在大學課堂上的行為可以分為以下幾種：講授、板書、提問、指導學生看書或做練習、指導學生活動或實驗、聲像、教師形體或實物演示、教師贊許學生或批評學生、教師回答學生提問、與學生討論、布置作業等。”好的教師應該根據不同的授課內容、不同的授課對象、學生不同時期的表現等因素變換課堂行為、選擇不同的授課方式。一成不變的授課方式必然會使學生昏昏欲睡，達不到有效的教學效果。

再次，帶著激情授課。教師授課的情緒會直接影響學生聽課的積極性，如果課堂上教師不能傾注感情，必然無法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而這種情緒是教師對生活、對事業、對學生所持態度的直接反映，也是學生從教師身上學習到對工作、對生活、對人生應持何種態度最直接的體現。激情授課除了要求教師端正教學態度之外，也需要配合一定的方法才能將這種情緒外化。例如，多利用身體語言、多與學生進行眼神交流、運用不同的表情以及用音調的變化體現出情緒的變化等等。

“啟發式教學”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根據教學任務和學習的客觀規律，從學生的實際出發，采用多種方式，以啟發學生的思維為核心，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促使他們生動活潑地學習的一種教學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啟發學生的思維，但是這種思維并不是隨意性的，教師在這種教學中起到的是引導的作用，引導學生從多種方面考慮問題、引導學生完善自己的思維。要做好啟發式教學，需要教師從以下兩方面進行努力。

一方面，教師必須明確自身在課堂教學中的地位。“教師和學生要建立一種新的關系，從‘獨奏者’的角色過渡到‘伴奏者’的角色，從此，不再主要是傳授知識，而是幫助學生去發現、組織和管理知識，引導他們而非塑造他們”教師必須改變過去在課堂上“我講你聽”的單一形式，更多的充當領路人的角色，引領學生自己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另一方面，善于“問問題”。一個好的引導者，最拿手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提出問題。用問問題的方式引導學生接近答案，用問問題的方式引導學生發現另一個問題，同樣也用問問題的方式引導學生反思自己的答案。在不斷的思維碰撞中，鍛煉學生的思維能力，啟迪他們的智慧。

總之，大學課堂是大學教育的重要場所，學生在課堂上學到的不應該僅僅是知識，更多的應該是學習的方法以及思考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培育出真正意義上具有“適應力”與“創造力”的人才，才能從本質上彰顯大學精神。

參考文獻：

【1】李克，《陳嘉庚教育思想對培育我國現代大學精神的啟示》，《經濟與社會發展》2007年9月

【2】孫繼兵，楊薇，武建軍，閆殿然，《提高大學課堂教學效果的教學策略》，《河北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第二卷，第三期，2010年9月。

【3】李杰，《日本大學課堂教學模式的特點和啟示》，《長春大學學報》，第17卷，第2期，2007年4月。

【4】李文山，《中國大學精神的內涵及其演變》，《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11期。

【5】黨亭軍，《大學課堂教學中,教師應當做些什么———對現行大學課堂教學模式改革的思考與建議》，《當代教育科學》，2008年15期。

【6】ELLMEJM，〔J〕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教育叢書《教育———財富蘊藏其中》〔K〕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7】陳海容，《論大學精神的思想內涵》，《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12月。

【8】黎利云，羅之仁，《教育任務新論：培養智慧人———兼論大學課堂教學改革目的及途徑》，《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8年11月。

第二篇：現代大學精神論文

淺談現代大學精神

【摘要】大學精神是大學的靈魂，在大學的發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大學精神不僅是一所大學的歷史積淀和力量源泉，更是國家愿景、民族傳承、社會意識和校園文化的融合體，是時代精神的表征和先進文化的集中體現，它不僅關乎大學自身的前途和命運，更關乎社會的進步與國家的興盛。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大學精神的培育，在治校理念中凝煉大學精神，在教學科研中提升大學精神，在校園文化中彰顯大學精神。

【關鍵詞】現代大學精神人文關懷開放包容科學理性

一、現代大學精神的特征

（一）現代大學精神應凸顯人文關懷

人文關懷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內涵，其關注的是人對人的價值、人對社會的價值、人對自然的價值，體現的是對人類社會的終極關懷，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確保大學的獨立人格以及盡可能避免各種社會不良習氣對大學的侵襲，保持大學寬松的學術環境，是大學產生人類精神文化的必要條件。

（二）現代大學精神應凸顯科學理性。

21世紀的大學必須堅定科學理性這一偉大的精神氣質，弘揚探索精神、實證精神、獨立精神、創新精神和犧牲精神。

（三）現代大學精神應凸顯引領意識。

大學作為一種生產傳播知識和真理的精英群集的學術共同體，還負有引領社會文明和進步的職責。大學必須保持引領意識，進行優秀教育、卓越教育、完善教育。

（四）現代大學精神應凸顯獨立自治。

大學的獨立自治主要體現在學術的自由中立、辦學的獨立自治。這種獨立自治的精神是大學的特質和大學人的精神品格。

（五）現代大學精神應凸顯開放包容。

開放包容精神要求打破封閉保守的藩蘺，21世紀中國大學必須通過對社會的開放，吸收來自大學外部的信息和資源，以取得與社會發展的動態平衡，并通過服務社會來滿足社會對自己的需要并保持自已的生機和活力。

大學精神不是一蹴而就、穩定不變的，而是在歷史傳統和當代環境中經由歷屆師生世代累積、共同建構、不斷創新而形成的動態精神資源。大學精神不是千人一面、僵化統一的標準

答案，而是建立在教育本質和辦學規律等普遍共性基礎上又自成風格、獨樹一幟的個性表達。大學精神不是異域學說、西方模式的簡單翻版，而是在黨的教育方針和普遍價值指導下貼近本土、面向社會、具體可行的自覺自愿的選擇，只有這樣，既有精神共同性，又具精神個性的當代中國大學才能更有效地履行自己立心明志、凝聚感召和輻射引導的使命，堅定大學的自我意識，推動自身和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

二、現代大學精神的價值

現代大學精神的價值，就是大學人作為大學主體存在的本身所擁有的內在價值，體現在人對自身價值的追問以及社會對大學、大學人對大學自身的價值追問。對人自身的幸福與無限發展可能性的追求，是大學精神的發展價值所在，追求真理是大學精神的科學價值所在，對人的生命意義的追索是大學精神的文化價值所在，涵養生命、激發生命的創造是大學精神的美學價值所在。

（一）發展價值。大學精神的發展價值最直接地體現為大學及大學人對“人的發展”的無限可能性的追問與訴求。大學為大學人的發展創造了一種精神空間，讓每個人能夠在這種精神空間里爭取獨立生存。大學精神是大學發展的內部驅力。

（二）科學價值。大學精神的價值在于她是一種學術精神、一種科學。大學在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是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的生力軍。大學教學要以研究成果為內容，研究與教學并重是大學的首要原則。大學研究是現代社會運行的新型資本。

（三）人文價值。對價值理想和價值目標的不懈追求是人與大學的固有本性。大學精神對于校園文化、人文精神具有導引和規約作用。離開了人文精神，摒棄了人文精神的科學精神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精神。

（四）美學價值。大學精神的美學價值體現在大學的每一個角落，體現在思想、制度、環境諸方面。建筑是有形的歷史，學者有無聲的思想，優美、肅穆的校園所發揮的陶冶功能是無與倫比的，是一所大學另于其他大學的獨有魅力。

三、現代大學精神的重建

大學精神是大學的靈魂，然而，在大學從社會經濟發展舞臺的邊緣走向舞臺的中心時，大學精神卻走向了失落。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人們漸漸發現，大學好像生了病，變得不那么精神，不那么可愛，不那么迷人了。當下大學之校園，官癮十足，官風盛行。授學問的人灰頭土臉，仰人鼻息，拿個課題都得看人家臉色，而鉆營官路的人卻左右逢源，高奏凱歌，學術上魚目混珠。失去了理想的光輝，大學還能夠有什么精神？高貴和尊嚴是大學萬萬不可缺少的氣質，光榮與夢想是大學須臾不可離開的靈魂。

第一，大學的骨氣。大學的骨氣，就是大學的精神尊嚴，也就是大學必須以自己意愿采取的姿勢面向社會，不能為外在因素所左右。大學有骨氣，培養的學生也會在乎自己的尊嚴、人格。在乎尊嚴的人多了，社會風氣會變得純凈。骨氣有種種，一個優秀的大學首先要做到權勢面前不折腰。大學需要政府各種支持，但大學爭取支持，應該依法依規，不應該以損傷尊嚴的方式去搞什么“公關”。大學的競爭是物質條件的競爭，人才的競爭，更是以骨氣為代表的內在精神的競爭。

第二，不為學術而學術。辦學的目的，不是為學術而學術，是為了社會的進步、社會的繁榮和人類的幸福。現在的大學關鍵是培養學生怎么做好份內的事情，學生怎樣讀好書，怎么在自己的崗位上為社會做貢獻。這同樣是對社會負責任。

第三，追蹤北大精神。在許多人心中，北京大學是一所偶像式的學校，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其獨立的精神，引領時代風潮的思想，為生民立命的責任感，使這里成為年輕人求學的圣地。北大精神不只在歷史和文獻中，也活生生體現在現實里。

1916年，蔡元培作為北大人的精神領袖，曾經提到他主持北大的宗旨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之義”，后被人稱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2005年，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表示，北大精神包含了三部分內容：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光榮傳統；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優良學風；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培養人才、繁榮學術、服務人民、造福社會的辦學理念。而北大學生的特點是胸懷天下，具有社會責任感。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說：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概括為八個字，即“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精神。

第四，一流大學要有一流精神。高校發展既不能盲目膨脹，也不能千篇一律，關鍵在于內涵的優化，辦出精神特色。這種特色不僅指規模和模式上的因地制宜和差異化發展，還包括在大學精神上的開發、挖掘。

大學不僅要向學生傳播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如何做人，做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在當代，社會責任感應該包括對資源、環境、生態的關心和保護。在大學教育中我們特別注重培養學生樹立新的資源、環境和生態的觀念。從可持續發展和從人和資源和諧的角度來看待生產、生活、消費之間的內在聯系，在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大學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能夠做出獨特的貢獻：“弘揚傳統文化，振奮民族精神，改良社會風氣”。

【參考文獻】

[1]娟貍.現代大學精神的傳統和重建.道客巴巴.2012

[2]李久生.環境教育論綱[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17.

第三篇：大學課堂教學

大學課堂教學

1.大學課堂教學主要涉及教學觀念，課程內容和教學組織等問題

2、班級授課制是課堂教學的基本組織形式

3、課程與教學問題主要包括目標理念，知識內容，教學組織和質量評價，課堂教學則幾乎涉及所有這四個方面。大學課堂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前三項，可表述為教學觀念問題，課程內容問題和教學組織問題

4、教學觀念問題

（1）師生觀。大學教學過程中的教師與學生，是平等意義上共同探索知識的合作者

（2）教學觀。大學課堂教學，除知識和技能的培養外，最重要的是培養大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讓他們掌握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體味知識發展的過程。還要讓他們理解知識的價值與意義，樹立求索知識的正確態度，充滿探索精神的陽光心態，從而對人類知識與智能有一個敞亮的心胸。

有的教師機械依照教學大綱規定，近乎本能……不注意培養學生發現問題的意識，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其原因就在于陳舊的教學觀在作怪

（3）知識觀。活動和體驗，經歷和反思，經驗與理解，交流與建構都具有知識意義，甚至具有更重要的意義。知識不一定要代表真理，而且也沒有普適性真理。

5、教學方法就是圍繞一定的教學目標，依據教學內容和學生身心發展的特點以及手段條件因素，設計教學要采用的教學策略與方法及其組合。在課程內容確定之后，恰當的教學方法設計是影響教學質量的關鍵因素。

6、教學方法設計觀：（1）教法設計的整體觀（2）教法設計的科學觀。一位真正出色的大學教師，要同時關注兩個方面的研究，兩者缺一不可。一是關于本學科的專業研究，此即通常意義上的科研；二是關于怎樣將本專業的知識有效的傳授給學生的研究，此即教學方法設計的研究，屬于教育研究（3）教法設計的學習觀。陶行知：先生的責任不在教，而在于教學，是在教學生如何學

7、教學方法設計的依據（1）依據教學目標（2）依據教學內容（3）依據學生的特點（4）依據教師的自身素質和經驗（5）依據教學資源和裝備條件

8、常用的教學方法（1）講授法（2）課堂討論法（3）問題教學法（4）練習法（5）讀書指導法。

講授法是教師通過簡明，生動的口頭語言向學生傳授知識，發展學生智力的方法。踏實通過敘述、描繪、解釋、推論來傳遞信息、傳授知識、闡明概念、論證定律和公式，引導學生分析和認識問題的一種教學方式。講授法是最為基本的教學方法，具有很強的普適性。

講授法的優勢：可控性強，成本低、效率高，信息量大。講授法的缺陷：不利于因材施教，容易異化為注入式，難以實現教——學互動

恰當應用好講授法要注意以下幾點：（1）要符合大學生的心理特點（2）要爭取處理好講授內容（3）教學環節完整，思路清晰有序（4）理論聯系實際，滲透直觀方法（5）講究語言藝術

課堂討論法是在教師的指導下，就教學內容的重點，熱點和難點問題，組織學生以全班或小組的形式，圍繞教材中的中心問題各抒己見，通過討論或辯論活動，獲得知識或鞏固知識的一種教學方法

課堂討論法的類型：（1）大學課堂教學的討論根據討論的目的可以分為知識型討論和學術型討論（2）根據討論的性質可以分為互補性，辯論，比賽性討論（3）根據組織形式，可以分為全班討論，小組討論，經過小組討論后在全班討論。討論的環節主要包括討論前準備，討論的組織與指導，討論的總結與評價

問題教學法是指教師根據以往教學中所掌握的學生學習本課程時所遇到的普遍性問題，或者在講授過程中所遇到的新問題來組織課堂教學的教學方法。

運用問題教學法的基本要求是：問題準備，引導學生分析問題并嘗試解決，教師要適度總結學生的各種解答

練習法是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鞏固知識，運用知識，形成技能技巧的方法。根據練習的手段，可以分為口頭練習，書面練習，實際操作練習；根據技能的練習的程度，可以分為模仿性練習，獨立性練習，創造性練習；根據技能的類型，可分為心智技能練習和動作技能練習。這是技能類、語言類和操作類課堂所經常采用的一種教學方法。

運用練習法的一般要求是：提高練習的自覺性；精選練習材料；讓學生掌握正確的練習方法，適當分配練習的分量，次數和時間；了解練習的結果。

大學生的閱讀可分為專業性閱讀和非專業性閱讀，專業性閱讀包括消化性閱讀、獨立性閱讀和研究性閱讀三種類型。非專業性閱讀包括修養性閱讀和娛樂性閱讀

讀書指導法的應用要責大致體現在五個方面：讀導問思研

9、教學方法設計的整體轉型

（一）由單一方法到靈活組合（張若虛《春江花雪夜》）

（二）由權威灌輸到質疑理解

（三）由結果傳授到過程經歷

（四）有獨白布道到對話教學。對話教學作為一種知識獲得的方式，體現了學生獲取知識的主動性、建構性，學生學習的過程并不是一個機械的被灌輸的過程，而是一個主動的過程；不是一個接受現成結論的過程，而是一個通過對話交流和反思實踐主動建構的過程。由此，實現大學課堂教學由獨白布道向對話教學轉變，就必須充分重視大學生學習的主動建構的特質

10、教學組織形式，就是根據一定的教學思想，教學目的和教學內容以及教學主客觀條件，組織安排教學活動的方式

班級授課制最早是由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提出，意在普及教育，實現把一切知識交給一切人的教育思想，后經德國教育家赫爾巴特發展而基本定性。我國采用班級授課制最早始于1862年開辦的京師同文館，20世紀初以來，隨著現代學制的逐步建立，班級授課制隨即在全國推廣

11班級授課制的基本特點是：（1）以班為單位由教師同時對整個班級進行教學（2）以課為單位安排各科教學（3）各種教學均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和要求以及學校制定的教學大綱進行教學

班級授課制的優點（1）一位教師可以同時教許多學生……（2）以課為教學活動單元，可以使學生循序漸進，系統完整（3）由教師設計組織并上課，以教師的系統講授為主，兼用其他方法，有利于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4）固定的班級人數和統一的時間單位，有利于學校合理安排各學科教學的……（5）在班集體中學習，學生可與教師，同學多向交流，互相影響互相啟發和互相促進…

班級授課制的局限（1）（2）（3）（4）（5）

12、班級授課制的改革（1）專題研討（2）選科制（3）凱勒制教學（4）小隊教學

專題研討最早見于16世紀初德國虔敬派教育家弗蘭克創辦的師范學校中。1737年，德國大學教授格斯納在其任教的哥根廷大學創辦哲學專題研討班，旨在培養從事教學的神學家，他是將專題研討班引入大學教學的第一人

Seminar可譯成研討班，討論班，一般來說，是一名研究專家向他的學生提出問題或鼓勵學生自己發現問題，然后在他的指導下開始進行解決問題的活動。其后，這種教學形式在哥根廷大學，哈雷大學擴展開來，在當時歐洲的高等教育中影響極大

20世紀20年代前后，受美國大學教育模式的影響，我國大學就曾嘗試實行以主輔修制為形式的選科制和學分制

20世紀70~80年代，由美國心理學家，教育學家凱勒提出的個別教學制主要是運用于大學和中學的教學

小隊教學又稱協作教學，協同教學，最早出現于20世紀初，50年代以后逐漸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流行。其基本做法是：有若干名教師組成教學小隊，共同負責一個班或幾個平行班的教學工作，共同制定培養工作計劃，并根據個人所長，分工合作，完成教學任務并評價教學成果。教學小隊的教師集體定期開會研究，評價和計劃教學工作

小隊教學的特點（1）能發揮教師的集體力量和教師個人的特長……（2）根據學生向教師學習，互相學習和自我學習的不同途徑，采用大班上課，分組討論和獨立學習相結合的形式……（3）能夠比較有效的使用人員，圖書，儀器和其他設備（4）有助于教學小隊的教師開展某些教學研究活動……

第四篇：大學精神

大學精神 = 大師 + 大愛

大學精神是大學自身存在和發展中形成的具有獨特氣質的精神形式和文明成果，它是科學精神的時代標志和具體凝聚，是整個人類社會文明的高級形式。大學精神維系著大學未來的命運；教育的理念決定著學生綜合素質的高低。被載入史冊、流芳百世的大學應歸功于她的精神，聲震寰宇，名噪一時的大學也是緣于她的精神。大學精神既深藏于大學之中，又游離大學之外。它，給大學注入了生命活力，使大學不僅僅是教學樓、圖書館、林蔭道等冷冰冰的建筑群落，也不僅僅是人才的集散地，而是人、思想、價值觀念、理性思考、創新、智慧與博大胸懷的代表。

一、大學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說：“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正是因為梅老校長這句話的指引，再加上清華人的努力奮斗，清華最終有一個名不見傳的留美預科學堂變成了世界著名高校，這就是大學精神的最好例證。隨著中國大學的擴招，國家對高校的投入力度也不斷加大，各大高校紛紛進行校區擴建，硬件設施得到明顯改善。當我們置身于大學校園時，會發現處處高樓林立，佳木繁陰，幽雅的環境正是大多高中生理想中的“天堂”。這也成為很多高中生考大學的學習動力。誠然，高校的校園建設和硬件設施的確很重要，校園建設和硬件設施是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們會發現，樓是變高、變漂亮了，可依然喧鬧、擁擠；校園是變美麗了，可隨地吐痰的現象隨處可見......這一切難道僅憑建高樓、美校園就能完成嗎？答案是：NO.高校在埋頭改善硬件設施，卻無暇顧忌軟件的更新換代。說白了就是缺真正的大師。因為人才是大學的主體。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學，沒有高樓，沒有幽雅的校園風光，甚至連一些基礎的實驗器材都沒有，然而當時的北大名冠中西，成就斐然，能夠掀起思想界之風，出現百家爭鳴之勝景，因為當時的北大有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在炮火中誕生的西南聯大，條件之苦可想而知，但這里走出了楊振寧、李政道等諾貝爾獎獲得者，因為這里云集了陳寅恪、周培源等一批學術大家；占地面積僅1000畝的麻省理工學院（清華5340畝，北大4080畝）被推為理工大學之首，它之所以如此優秀，因為這里先后共7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此執教。

大學，不只是鉆研高深學術的研究院，也不知是傳統深厚的人文學科，在清華大學原校長梅貽琦看來，大學精神之所寄，在于教師樹立楷模與學子自諜修養。時人樂于傳誦梅校長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卻不大追究這句話的內涵。對于大學來說，“大師”之所以至關重要，不只是因其學識淵博，智慧超群，更因其可以為學生提供追摹的目標。我們的知識，固有賴于教授的教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指點。

二、大學需要大師，更需要大愛

名列美國榜首的世界頂尖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不僅有恬靜的校園和優美的大樓，更充滿著大師和“大愛”：她只有6500名學生，不算大，又沒有醫學院，也不是綜合大學，但是她卻培養了2位美國總統，又在諾貝爾獎100年的歷史中培養了24位獲獎者。正是因為她的寬容和“大愛”，安德魯 ·懷爾斯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1篇論文，埋頭苦干、靜心研究，解決了困擾世界數學界長達了60余年的一大難題── 費馬大定理，最終獲得歷史上惟一的菲爾茲特別成就獎；她也允許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數學家約翰·納什靜心地生活在校園內，并給予極大的關愛，終于使他在與疾病搏斗30年后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充分體現了人

類應該具有的美麗心靈。我想，這恐怕就是普林斯頓大學成為美國乃至世界第一大的真諦！

對于不少正向世界一流大學目標前進的國內大學而言，普林斯頓大學的經驗不是很值得我們借鑒嗎？

大學精神是某種大學理念的支配下，經過所在大學人的努力，長時期積淀而成的穩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它是大學生命力的源泉，是大學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之所在，是對大學的生存起決定性作用的思想導向。大學精神之于大學正如土壤、空氣、水、陽光之于植物生命一樣重要。

教育學院

12應用心理學

王興剛

聯系方式：***

第五篇：論文：中國大學精神的塑造

大一統“文化中國”觀念與中國大學精神的塑造

程世和

[摘 要]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不惟指一個疆域遼闊、政治統一的地理中國，而且指一個重詩書禮樂、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國。重統一大局、重人文教化這兩方面內涵的結合，構成了大一統“文化中國”的觀念。賴有這種大一統“文化中國”觀念，中國的傳統教育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納詩文英華又足以護持大一統政治中國、大一統文化中國之運命的士人群體。對比中國當代大學生，之所以在文化素質上存在著問題，一個根本的原因在于對中國的人文文化傳統缺乏一種敬重與認同。因此，實施文化素質教育，不能夠只是為學生多增加一些校園文化生活而已，必須以弘揚中國人文價值觀念為要務，必須以著重培養中華民族氣骨與中國文化情懷為核心內容。倘若不對中國傳統教育的優良傳統予以一種歷史性的確認，中國當代高等教育就難以造就出千百萬足以肩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重任的時代精英，難以構建出一個具有中國氣派并能以這種中國氣派與西方對話的教學體系。

[關鍵詞] 大一統“文化中國”觀念；中國高等教育；文化素質教育 [作者簡介] 程世和，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博士（陜西西安 710062）

針對我國高校文化素質教育不足的突出問題，一批著名學者如楊叔子先生、張豈之先生等在中國高教界發起了重視文化素質教育的倡議。從1995年9月國家教育部在華中理工大學召開加強高校文化素質教育試點工作研討會以來，我國高校文化素質教育已走過了近11年的風雨歷程，取得了不少的成績。然而我們也應看到，就總體而言，我國高校的文化素質教育還浮于表層，其中的一大表現為在許多高校，對“文化素質”的理解往往與“思想素質”、“綜合素質”相混淆，致使“文化素質教育”因缺少核心內容而表現出泛化或空心化的傾向。在我們看來，我國高校文化素質教育之所以缺少核心內容，關鍵在于未能從中國大學精神的塑造這一戰略高度賦予文化素質教育的應有之義，未能充分意識到從中國大學精神的塑造這一戰略高度賦予文化素質教育的應有之義，一、“高校文化素質教育”應從泛化的表層理解中走出來，以著重培養中華民族氣骨與中國文化情懷為核心內容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我國高等教育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良好態勢，實現了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歷史性跨越。但無庸諱言，我國高等教育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大學生文化素質水平的不高就是其中的一個突出問題。

在一般意義上，我們都會認可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大學所培養的人材，不惟能在專業領域勝任職責，而是也應有著較高的精神境界。對此，張豈之先生曾作出這樣精辟的論述：“只有當大學培養出優秀綜合素質的人才，特別是他們具有比較深厚的人文素質和健全人格，能夠成為社會的中堅，從而引領社會前進；只 有當大學具有高文化品位，在社會塑造了使人信得過的美好形象，能夠持續地產生文化科學方面的輻射作用，這樣才可以體現大學的先導性。” ①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我們的高等教育中，多有一種重專業、重技能的功利化傾向，而對于大學引領社會文明的神圣天職缺乏一種必要的關懷。與這樣一種功利化的教學模式相對應，我們的大學生在精神層面上普遍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對此，中國科學院院士、前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先生憂心忡忡，對我們的高等教育發出了一聲聲赤誠的呼告：“1982年，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有幾位外籍華人教授跟我說，大陸的教育有缺陷，來到國外的學生，懂得ABC，懂得XYZ，懂得美元、英鎊，就是不了解長城、黃河，不懂《四書》、《史記》，他們怎么可能為中華民族獻身？”“我們高等教育中，急功近利的‘功利化’傾向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德與智，輕德重智；對智，‘專業’與‘基礎’。工作中似乎要什么我們就教什么，對工科學生，忽視數理基礎與技術基礎，對理工科學生，更加忽視如何做人的文化教育，忽視文化這一更加重要的做人的基礎；表面看來，似乎這些基礎在業務工作中并不直接有用，并不立竿見影。似乎我們的教育只是為了物質文明建設，只是為了經濟建設，乃至只是為了市場經濟而服務的。”②正是出于對我國高校忽視文化素質教育這一不足的深切憂慮，楊叔子先生、張豈之先生等在中國高教界發起了重視文化素質教育的倡議。“紀念全國高校文化素質教育十周年”研討會在清華大學的隆重召開，印證了這些先生十多年來為我國高校文化素質教育傾盡心力的熱忱與苦辛。

回顧我國高校十余年來文化素質教育的歷程，我們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一些高校，尤其是華中理工大學、清華大學在楊叔子先生、張豈之先生的直接組織下，業已成為我國高校實施文化素質教育的典范。然而我們也應看到，就總體而言，我國高校的文化素質教育還浮于表層，其中的一大表現為在許多高校，對“文化素質”的理解往往與“思想素質”、“綜合素質”相混淆，致使“文化素質教育”因缺少核心內容而表現出泛化或空心化的傾向。以本次清華大學會議為例，所提交的論文多以“全面提高學生素質，努力增強學生社會競爭力”、“充分發揮綜合性大學的優勢，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開展”、“以大學文化為依托深化人文素質教育”之類泛化而流于形式的語詞為論題，明顯表現出一種習慣于以日常思維理解“文化素質教育”的精神弊端。即令有些論文雖則口不離“文化素質”或“人文素質”，但從字里行間看，仍不過是一種缺少核心內容的大眾化的理解。在我們看來，以這樣一種缺少核心內容的大眾化的理解，難以有效地將青年學生鍛造為足以肩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使命的社會精英。

在我們看來，我國大學生之所以文化素質水平的不高，一個根本的原因在于對中國悠久的人文文化傳統缺乏一種起碼的敬重與認同。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以一種妄自尊大的無知對文化傳統進行“革命”性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二十世紀中國以“革命”名義批判我們文化傳統的最為極端最為全面的表現。殊不知，“文化大革命”“革”的正是人格尊嚴與文化尊嚴之“命”，導致了一種反文明、反秩序的社會惡習。只要看看我們周圍各種欺詐現象的廣泛存在以及電視頻道對武打片、陰謀片的大量播放，就會深感到中國大眾社會確實存在著與五千年文明古國極不相稱的不文明習氣。在這種“革”中國文化之“命”的流毒影響下，我們大學生因缺乏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滋養與有力支撐，內心世界變得枯萎無華。尤為可怕的是，沒有了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敬重與認同，我們的學生也 2 很容易以身為中國人而感到不幸與困苦。中國的大學培養出一些沒有中國情懷而有著歐美情懷的青年學生，這無疑是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大失誤。

西方的大學不惟以培養西方的專業精英為目標，而且也以負載、傳播西方的人文價值觀念為己任。中國的大學置身于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更是需要培養出千萬計能夠負載、傳播中國人文價值觀念的民族精英。不從這樣一個戰略高度實施我國大學的文化素質教育計劃，我們的所謂文化素質教育只不過給學生多增加一些校園文化生活而已，只不過讓學生多學會一些看似優雅的舉動而已；而這樣的文化素質教育，并不能確保我們的學生能夠成為既有世界眼光又深具中國氣骨與中國情懷的精神傳人。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周作人的所謂文化素質不可謂不高，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優雅”或可超過了“吾以吾血薦軒轅”的魯迅，但就是這個“優雅”的周作人附庸到了日本人的生活中，成為一條斷了脊梁的文化漢奸。由此看來，實施文化素質教育計劃，必須以弘揚中國人文價值觀念為要務，必須以著重培養中華民族氣骨與中國文化情懷為核心內容。

“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這是眾多諾貝爾獎得主在1988年巴黎宣言上發出的世界性呼吁。當西方大學日益注重以虔誠的心情對經典文本進行理解、詮釋、研究的時候，我們的大學理應讓漸趨弱小的中國文化的聲音變得恢宏起來，以“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③而不是以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去教導我們的學生。只有這樣，我們的學生才有可能培養出中華民族的氣骨與中國文化的情懷。在我們看來，這才是我國高校“文化素質教育”的正途之所在。

二、從周之小一統中國到漢之大一統中國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重統一大局、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國”觀念，由此奠定了大一統中國歷經數千年艱難歷程而綿延至今的精神根基

面對世界地圖，我們不難有這樣的發現：以國土面積而論，在數以百計的國家中，堪稱大國的只有中國、美國、俄羅斯、加拿大這四個國家；而在這四個大國中，只有中國為文明古國。以地理位勢而論，四大國中，只有中國、美國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俄羅斯、加拿大位于冰土地帶而給人周天寒徹之感，而中國、美國則幸運地位于不熱不寒的溫帶，內外又有江河湖海的縈繞，最適合于人類詩意的棲居。不過，美國是人類發現美洲新大陸后所建立的后起國家。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人類發現美洲新大陸之前，中國堪為世界上地理位勢最為優越的泱泱大國。

以一種感恩之情觀照我們的國土，就自會感受到大一統中國的遼闊壯麗：泱泱中華，既有南中國的富足優美，又有北中國的俶儻瑰瑋；既有東部海濱的平闊遼遠，又有西部大漠的蒼涼雄壯。泱泱中華，東西南北懸隔萬里，風土人情迥然有別，但都在統一的疆域內遙相映照，一同烘托出大一統中國江海策應、山川表里的宏大格局，足使生息于這一中國疆域中的萬千人民能夠行走萬里而游于無窮。身處于這樣一個“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④的美麗之大中國，我們怎不生發出一種“樂生中國”之感？又何以能“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⑤而不對創建并傳送大一統中國于后世的古人們表示一種深深的敬意？

誠如錢穆先生所言：“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澹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⑥大一統中國之所以能歷經數千年的艱難歷程而一直綿 延至今，其中的一大根由就在于中華民族有一種大一統“文化中國”之大義，就在于歷代志士仁人竭誠護衛大一統“文化中國”的文化信念。在中國歷史上，“中國”不惟指一個疆域遼闊、政治統一的地理中國，而且指一個重詩書禮樂、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國、禮義中國。重統一大局、重人文教化這兩方面內涵的結合，構成了大一統“文化中國”的觀念。在我們看來，對中華民族大一統“文化中國”觀念的由來進行一種歷時態的回顧，我們當能更自覺地熱愛吾美麗之大中華，更自覺地肩負起傳承中國文化的歷史重任。

中華，古稱華夏。華者，光華也；夏者，大也。故此，唐孔穎達《尚書正義》曰：“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早在西周立朝開始，中華民族就致力于禮樂文化的建設。《禮記·王制》云：“樂工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士”由“詩書禮樂”而造就，不惟傳達出了周以詩書禮樂立教的人文氣息，而且開啟了后世中國重視以人文主義教育造就賢士大夫的歷史先河。周人之所以立詩書禮樂為教，根源于“以文化成天下”的政治理念、文化理念。《周易·賁卦·象傳》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賴以這樣一種“以文化成天下”的政治理念、文化理念，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誕育出了一個以詩書禮樂化治天下的文明之世，誕育出了一個“濟濟多士”（《詩經·文王》）、“藹藹王多吉士”（《詩經·卷阿》）的“赫赫宗周”（《詩經·正月》）時代。

值得注意的是，周以詩書禮樂化治天下，一方面促成了一個“赫赫宗周”的文化中國、禮義中國的出現，一方面又造就了一批竭誠護衛周之文化中國、禮義中國的士之群體。“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詩經·清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經·文王》），說明了周以詩書禮樂造士而士又反過來護衛周之天下的歷史消息。而當周之天下日漸破敗之時，周之士人又復表現出一種不忍離別的悲念之情。《黍離》等“變風變雅”之作，盡現出周之士人“閔宗周之顛覆”而痛楚難抑的內心真實。從周之士人對周之天下毀滅的悲悼中可以看出，只要現實中還有挽救周之天下于不倒的一線希望，周之士人就會拼以自己的全部努力。究其原因，就在于周之天下曾是一個足以讓人感念的具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的文化中國、禮義中國。文化對于維系天下的久長意義，正由此可見。

相對于后世的中國大一統而言，“赫赫宗周”因其地域的不甚遼闊而只能稱之為小一統的文化中國、禮義中國。但中華民族正賴以對周之禮義文化的追思與闡釋，大一統的文化中國、禮義中國才得以形成于后世。需要強調的是，在中國的歷史上，孔子對周之禮義文化的傳承與闡發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繼之以“變風變雅的“閔宗周”，孔子發出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的喟嘆。正因如此，孔子在一個“禮壞樂崩”的時代成為周之禮樂文化最為自覺的傳承者。他以《五經》、“六藝”作為孔門教育的核心內容，由此創立了自有其禮樂詩書文化淵源的儒家學派。自此而后，由儒家導引的中國教育也就形成了一種以人文主義為其特色的優良傳統。倘若不對中國教育的這一優良傳統予以一種歷史性的確認，中國的當代高等教育就難以構建出一個具有中國氣派并能以這種中國氣派與西方文化相對話的教學體系。

繼之以周之小一統之后，秦始皇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中央帝國。然而，秦帝國因受法家重權勢、輕文化思想所限，缺乏宏闊深邃的政治遠識與文化胸懷，造成了與天下士眾為敵的嚴峻對局以至于不及二世而亡。秦之所以短命而亡，固然有種種政治軍事上的原因，但最為主要的原因在于否棄了文化化成天下的深遠作用，不能以仁義治天下。繼起于暴秦之后，漢代中國則因推重儒 學，以儒學為國統，以儒之禮義教化造成了一個“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史記·太史公自序》）、“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班固《兩都賦序》）的盛世之局的形成。由此，中華民族得以結束了自戰國亂世、贏秦暴政以至楚漢相爭的數百年之久的天下大亂，而終由周之小一統禮義中國、文化中國進至于長達四百年之運命的大一統禮義中國、文化中國。

漢之所以造成了一個大一統禮義中國、文化中國的長期存在，不能不歸功于漢代士人對暴秦因“無文”不及二世而亡的歷史反思，不能不歸功于漢代士人對“以文化成天下”儒學大義的極力推闡。早在漢興之初，陸賈就向漢高祖劉邦進言詩書禮義對于安邦定國的重要性：“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漢書·陸賈傳》）繼之于陸賈，賈誼在《陳政事疏》中又進一步地對儒之禮義教化作出推闡。值得注意的是，賈誼《陳政事疏》中的“禮義”之論始于對秦政、秦俗的歷史檢視與批判：“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并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賈誼在這一段相當于對秦代的“民俗文化調查報告”中，以其深微透辟的文化眼力指出：秦自商鞅變法后，遺棄了禮義仁恩這一維系世道人心的文化傳統，只求一味地政治推進與軍事推進，一味地以法令為治，對世風民俗缺乏起碼的文化關懷，結果導致了家庭人倫親情的喪失與社會互愛精神的淪亡。從家庭內部父母子女、公媳婦姑間幾同禽獸般的“立而誶語”、“反唇而相稽”到公眾社會踐踏人性的“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所顯露出的正是秦因信威任力而帶來的普遍暴力化的社會亂相。秦在統一中國后，本應“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以造就一個充滿人性光輝的具有內在凝聚力的統一整體；然而秦之統治者仍不改廢禮崇法之故轍，以為政法嚴密就能控馭天下，結果人情民心因缺乏精神關懷一敗再敗而一發不可收拾，終于導致了秦大一統天下的土崩瓦解。正基于以上對從秦俗破敗的社會層面上分析秦滅亡的內在原因，賈誼發出了以儒之禮治精神“移風易俗”并進而建立一個“厲廉恥行禮誼”的社會秩序的時代呼喚。

由陸賈開啟并由賈誼、董仲舒等人接續的對于文化中國、禮義中國的精神呼喚與現實努力，終究促成了一個“炳焉與三代同風”的大漢盛世之局的出現。大漢為我中華造千古不滅大一統中國之華夏，為我中華立代代相承之儒學國統，可謂功在當世而澤被萬代。對于兩漢開大一統文化中國盛世之局的時代意義，兩漢士人大體上都予以了一致認同：“四海之內，靡不受獲。于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于三王，而功羨于五帝”（司馬相如《上林賦》），“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圣風云靡。英華沉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揚雄《長楊賦》），“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因相與嗟嘆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班固《兩都賦》），“方今圣上同天，號于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張衡《二京賦》）。所言種種，印證了我們民族經過上古以至漢初三千年的艱難歷程而終于迎來了她傲視世界 的第一個強盛時代，終于顯示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大一統中國泱泱氣象。

對于這樣一個既有無限山川風物之美又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的大一統漢代中國，兩漢士人不惟給予了的一致認同，而且表現出竭誠護衛的“金誠之心”。從漢初賈誼的憂世而泣、晁錯的為國殞身到漢末以李固、陳蕃為首的士林群體為挽救漢末危局拚盡死力的壯烈之舉，歷時態地顯示了兩漢士人的精神氣骨。大一統漢代中國之所以能延續四百年的歷史，一大根由在于有一個砥礪志節、合力維護大一統政局的士林群體的廣泛存在。而兩漢士人之所以形成一種“依仁蹈義，舍命不渝”的浩然士風，又與漢代中國竭力推重儒學、推重人文教化有著直接的關聯。因兩漢士人注重儒學修養，承繼有禮樂詩書的文化傳統，兩漢士人以經訓為法，以仁義修身，注重政治志節與精神操守，從而成為兩漢重統一大局的主體力量。人文教化對于維系天下的久長意義，在此又一次得到了充足的證明。

接續于兩漢士人之后，中國士人之無數個體飽讀經史詩文，集政治理性與文化胸襟于一體，識通古今之變，胸懷天地人心，既能以詩書發抒情性又能以仁義修身行事，成為護持大一統政治中國、大一統文化中國之運命的精神脊梁。綿延二千年之久的中國士人群體不惟是一種政治存在，也復為一種既沉博又飄逸、既有風骨又具才情的文化存在。面對這樣一種重統一大局、重人文教化、重宇宙大觀、重宏博氣象的中國士人的歷史性存在，當代中國的高等教育不能不作出認真的反思。

三、中國之所以自秦漢經唐宋明清以至于近現代始終具有一種大國體式與大國風范，根源于中國文化足以化育出萬千與之共命同盡的民族精血，根源于中國有一種一家一姓之天下可亡而大一統文化中國之天下不可亡的文化信念

以“文化中國”這一視角觀照中國歷史，我們大體上可以將周至清代的中國歷史劃分為以下六個時期：（1）周，小一統文化中國形成與崩裂時期；（2）秦漢，創設并努力護持大一統文化中國時期；（3）魏晉南北朝，大一統文化中國暫時分裂與渴望恢復時期；（4）唐代，大一統詩性中國時期；（5）北宋、南宋，文化中國內憂外患與士大夫感奮時期；（6）元明清，中國屢敗而大一統文化中國之天下不亡時期。

從現象上看，中國的歷史呈現出分裂與統一兩相交替的過程。而觀察中國一時之分裂，一則根源于中國內部政體之紛亂，一則根源于外部強敵之侵擾。由于中國“居天下之膏腴”，而其四周又布滿了崇尚武力的強悍民族，故而歷史上不斷滋生出所謂“蠻夷”民族對中華文明毀滅性的掠擊。在中國的四周威脅中，來自于東北關外、正北大漠與西北高原的異族因占據著高懸于中國之上的不知其幾千萬里的北方大塊，能夠居高臨下地對中國的華北平原、中部平原與關中平原予以一馬平川似的千里奔襲。而在中國的南端，雖也有一些邊患，但因有南方大山大水的阻隔，又因南方異族較為弱小而缺乏一種狂飆突進般的進擊之勢，故而中國南方的邊患遠不如北方的邊患。

對于中國的北方邊患之大，兩漢時期的士人早有論述并一再申明攘擊匈奴之大義。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曰：“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凡此種種，莫不顯示出一種護衛中國文明、抗擊“北狄”這一“真中國之堅敵”的精神要旨。然而，盡管中國歷代都有志士仁人一再申明攘擊“北狄”之大義并以英雄壯氣自 覺擔承起守衛中國之責，但“北狄”的巨大威脅始終難以解除。究其原因，其中的一大根由就在于有一個不知其幾千萬里的北方大塊高懸于中國之上。較之與同緯度的西方世界，西方民族則“幸運”地位居于一個由東向西逐漸縮小的歐洲半島，在地理上不存在類似中國的巨大北方威脅，故而基本上能不受外部“蠻夷”強敵的侵擾而中斷其內在的文明進程。中國沒有西方世界的這一先天性的歷史幸運，因此往往陷于一種慘遭異族鐵蹄蹂躪的民族險境中。不明于此，我們就容易對中國的歷史作出不切實際的貶損。

在世界歷史上，幾乎沒有哪個民族象中國這樣身處于“北狄”“常為中國患害”的歷史性境遇，更無一個民族象中華民族這樣雖屢遭江山破碎之苦卻至今仍不失其大一統之泱泱氣象。泱泱中華之所以能獨創出這一絕無僅有的人間奇跡，一方面根源于中國總有一些民族的精血風起云涌，爭赴死地；一方面又復根源于中華文明以其“禮義文章光華之大”化成一切南下“北狄”以入中華的強大生力。就后一個方面而言，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有諸多的論述：“漢代之覆亡，特一時王室與上層政府之腐敗；而所由締構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個民族與文化，則仍自有其生命與力量。故漢末變亂，特如江上風起，水面波興，而此滔滔江流，不為廢絕。且當時五胡諸蠻族，中國延之以入內地者，自始即與以中國傳統文化之熏陶，故彼輩雖乘機騷動，而彼輩固已同飲此文化之洪流，以澆灌其生機，而浸潤其生命。”⑦因有這樣一種融化一切南下“北狄”以入中華的強大生力，中華民族不但屢屢擺脫了文化滅絕的危險，而且每在民族厄難之后又日漸顯露出活潑浩大之聲勢。以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南渡為例，晉室南渡后整個北中國大地已淪陷于異族之手長達近三百年之久，如此時間跨度之長足令一種文化銷聲匿跡，但隨后又有隋唐統一盛運特別是唐代大一統詩性中國的誕生。此后，不論是攻覆南宋江山的蒙古鐵騎還是乘虛入關的滿清貴族，都無一例外地被中國文化所同化，而中華文明之疆域也一直綿延至今。反觀埃及、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等古代文明都難逃覆亡之厄運，我們就尤能凸現出中華文明綿綿不絕的生命活力。

大一統中華文明之不滅的另外一種根由，在于中國文化能不斷化育出一大批竭誠護衛中國的志節之士。以兩宋士大夫為例，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辛棄疾、陳亮、張孝祥、陸游、文天祥諸賢前后相續，無不具有一種恢廓充實的國士氣象。正賴以這樣一種士大夫群體的存在，兩宋中國在遼、西夏、金、元四大“真中國之堅敵”不斷進擊的危難之局中而得以延續了三百余年的歷史。兩宋之局危如累卵，但兩宋士大夫群體卻能一再盡現其高昂之士氣。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國文化具有一種恢廓充實的化育之力。

中國文化對兩宋士大夫的化育之力，僅以宋初范仲淹、歐陽修、蘇軾三人為例即可獲得證明。據《宋史·范仲淹傳》載，范仲淹二歲喪父，家境寒苦，但少有志操，好讀圣賢之書，故能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因有這樣一種感奮于圣賢胸懷的精神砥礪，范仲淹入仕后表現出精于論析政治實務、深諳邊防武備的經國才略。當他受命經略陜西并兼知延州時，負抵御西夏之任達四年之久，被稱為“胸中有數萬甲兵”，“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書生英雄的膽略由此可見。縱觀兩宋士大夫的精神歷史，從范仲淹以《岳陽樓記》發唱于宋初到文天祥以《正氣歌》結響于宋末，說明了兩宋士大夫 “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的恢廓胸襟。《宋史·范仲淹傳》稱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凸現出范仲淹以其精神高義為兩宋賢士大夫之英雄豪杰導夫先路的精神作用。而范仲淹精神高義之所從由來，根抵在于中國有一種生生不息的文化傳統。與范仲淹同為兩宋賢士大夫的精神先導，歐陽修也同樣幼年喪父，家境寒苦。據《宋史·歐陽修傳》載，母親鄭氏為了教子成人，“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并一再諄諄告誡兒子砥礪風節，安貧樂道：“吾兒不能茍合于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正是在母親的精神導引下，歐陽修不惟在政治上守正不阿，而且自覺肩負起護衛中國文化道統的歷史責任，“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由此成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首倡者。在中國的歷史上，象鄭氏這樣以儒之精神大義教子成人的普通而偉大的母親何止千萬？也正賴有這樣一種文化精神，中**親在平凡中成就了她們感人至深的偉大。

中**親的偉大也同樣體現在蘇軾母親程氏的身上。《宋史·蘇軾傳》稱蘇軾：“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母滂邪！’”范滂為東漢反宦官黑暗政治的志節之士，在臨刑就義前勸慰母親“勿增感戚”，而范母則反過來勸慰兒子道：“汝今得以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蘇軾母子二人以這一“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的節義故事相互激蕩，成為蘇軾至死都難以忘懷的童年記憶。縱觀蘇軾一生，雖半世貶謫以至天涯海角卻能夠坦然自若，自與蘇軾內心保有一種挺立為人的精神志節有關。傳論稱蘇軾“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道出了節義為立身之本的重要性。

以上三位宋初賢士大夫的人生事例，說明了中國文化足以化育無數賢士大夫英雄豪杰的歷史作用。我們完全可以作這樣的推斷：假令范仲淹、歐陽修、蘇軾三人身處南宋之末，他們也一定會成為文天祥一樣的志節之士。由此以觀，中國之所以不斷涌現出賈誼、李固、陳膺、范滂、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辛棄疾、陳亮、張孝祥、陸游、文天祥、王夫之、顧炎武、辛棄疾、陳亮、張孝祥、陸游、文天祥、譚嗣同、梁啟超、秋瑾這樣具有“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賢士大夫英雄豪杰，中國之所以自秦漢經唐宋明清以至于近現代始終具有一種大國體式與大國風范，根源于中國文化足以造就萬千與之共命同盡的民族精血，根源于中國有一種一家一姓之天下可亡而大一統文化中國之天下不可亡的文化信念。

人是一種具有精神廣延性的存在。作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我們不但是一種現實的存在，也應是一種與自己的文化傳統緊密聯系的歷史性的存在。如果我們遺忘了自己的文化傳統，遺忘了中國文化中重統一大局、重人文教化、重宇宙大觀、重宏博氣象的優秀品質，我們就缺少了一個厚德載物、生生不息的精神本源。文化的絕滅，是一個民族最為可悲的生命的自殺行為。近年來所發生的不顧嬰幼兒死活的阜陽假奶粉事件，致多人于死地的山西假酒事件，說明了我們“革”文化之命后所造成的“大義之不明于天下”的直接惡果。因缺乏一種禮義精神的維系，國人與國人間的關系日趨詐偽。同樣，在我們大學生中所存在的“有知識，無文化”，“高學歷，低素養”的種種現象，也正是一種優秀人文精神傳統嚴重缺失的必然表現。正因如此，“一切有遠見的人都在呼吁：要加強人格教育，特別是加強兒童與青少年的人格教育!以優秀的人文文化去教育未冠者!”⑧

結語 加強中國人文傳統的教育與大一統“文化中國”觀念的申發，我國的高等教育才有可能造就出千百萬肩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重任的時代精英，才有可能構建出一個具有中國氣派的教學體系 中華民族以其卓絕于世的文化創造力，造就了一個大一統“文化中國”的誕生并使其長期存在。在這一重詩書、重經史的大一統“文化中國”中，累積有浩如煙海的經史子集，出現了無數識通古今之變、胸懷天地人心、以詩書發抒情性、以仁義修身行事的才俊之士。泱泱中華，真可謂名士云集,佳篇萬千,才思泉涌,逸興云飛，連續而富有詩情，有多少激揚文字，有多少生命的飄逸與宏放。盡管大一統“文化中國”也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盡管大一統“文化中國”屢屢遭受外敵的強暴而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但由于大一統“文化中國”能夠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竭誠護衛“文化中國”的志節之士，一個美麗之大中華得以完整地傳承至今而成為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大奇跡。美麗之大中華歷經數千年艱難偉大的歷史運命而不滅，無疑是中華民族的光榮，是中國文化的光榮。

在中國的歷史上，中國的傳統教育建構了古代士人以道自任、熱心擔負社會使命的深層文化心理，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納詩文英華又足以維系民族群體價值尊嚴、愛國保種、社稷永存的士人群體。當代的中國大學既以培養、造就千百萬足以肩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重任的學子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就不能不在業已開展的“文化素質教育”中加強中國人文傳統的教育，加強大一統“文化中國”精義的申發。只有當我們與古代的人文傳統取得廣泛的精神聯系，我們大學的“文化素質教育”才有可能使我們的受教育者能夠大其人于天下，成為熱愛中國之過去、中國之現在、中國之將來的民族精英。也唯其如此，我們的大學在上承古代中國以“詩書禮樂造士”這一優良傳統中，才有可能構建出一個具有中國氣派并能以這種中國氣派與西方對話的教學體系。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到來，有賴于對大一統文化中國傳統的歷史性確認，有賴于千千萬萬能夠面向世界又深蘊民族氣骨與中國情懷的時代精英的群體存在。

——————————

注釋

①張豈之.《大學文化素質教育與教育先導性》[A].周遠清，閻志堅.《論文化素質教育》[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5.②楊叔子.《雙翼健勁,長空競勝》[A].周遠清，閻志堅.《論文化素質教育》[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9.③⑤錢穆.《國史大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7.扉頁寄言.④陸賈語.《漢書·陸賈傳》[M].北京：中華書局, 1962.2112.⑥⑦錢穆.《國史大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7.“引論”

14、19.⑧楊叔子.《是“育人”，非“制器”——再談人文教育的基礎地位》[A].周遠清，閻志堅.《論文化素質教育》[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56.此文發于《社會科學戰線》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