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論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對我國現代化建設有相當的積極意義，如其理想人格對現代人格建構的啟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愛主義對生態保護的積極作用等。深入挖掘、詮釋儒家思想中蘊藏的適應和促進現代化建設的精神資源，使其在現代政治社會秩序的建立中發揮作用，不僅關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發展，更關系到我國社會轉型的順利進行。我國傳統文化體系是以儒家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論從個人層面的修身開始，層層擴 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整體。它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系統，通過幾千年來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制度的建 立，滲透進國人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形成一種“制度化”的生活方式。

進入 20 世紀以來，在民族危亡、內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現代化艱難舉步，儒家思想作為傳統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質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僅國內如此，西方部分學者如韋伯在其《儒 教與道教》中，也斷言儒家倫理是阻礙現代化的主要因素。但是，現代化發展到今天，尤其是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的迅速發展引起世界矚目，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和意義也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和重視。正如世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巴黎集會的宣言中所預言：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要從兩千五百年前孔夫子 那里去尋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點是無須爭辯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經完全失敗了，無法再為中國社會提供一個較為穩定、影響全面的政治社會秩序，似乎也再無可能恢復那種主宰地位，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現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個共識與基礎。但是即便是這個成為 “游魂”的儒家，憑其博大精深與兩千年的底蘊，取精用宏，在現代化建設中所發揮的作用 還是不容小覷的。現代化歸根結底是人的現代化，因此社會中個體現代人格的建構則處于重要的地位。

長期以來，儒家關于圣賢理想人格的論述與強調，雖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過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適用于宗法專制的等級社會，往往被當做現代人格建構的對立面而屢遭批評。在這一方面，儒家思想誠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義。儒家將理想人格定義在道德層面上，雖然失之偏頗，但它對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強調，卻使其在現代社會轉型中具有不朽的價值。作為社會的細胞，個體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屬性——社會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為重要，是人之為人的標準 與標志。儒家以圣賢作為個人自我實現的最高目標，這種圣賢理想人格終點高不可觸、遙不 可及，不具有現實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義。這種對理想人格的設定，是作為個人以及整個人類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標而存在的，以其與現實的結合，使個體在對自身素質不斷提高的追求中日漸接近，能超越有限狹小的軀殼而進入無限的精神領域，因此也成為個體畢生努力的目標，成為人不斷積極進取、不斷自我改造的動力。

當前社會急劇的轉型中，隨著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樂主義來填充生命意義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夠超越這種粗淺的享樂主義泥潭的助力。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強調的對道德義務的絕對持守、以差等之愛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樂的精神等等，是現代人格構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政治民主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視為與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詬病。誠然，儒家的政治思想雖有“民本”、“民貴”之說，但都是居于統治者地位來為被統治者想辦法，與現代民主由下而上爭取權利形成鮮明對照，但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國實現民 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礙。民主之可貴，正在于以“爭”而成“不爭”，以個體之私而成群體之公，但形成的這種 “不爭”與“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勢逼迫出來的，而非來自“道德上的自覺，所以時 時感到安放不牢”，而儒家德與禮的思想，恰好可以將其上升至道德自覺，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個“領導階層”的(問題僅在于這一階層產生和發生作用的方式)，則領導階層的品質和素養，在現代民主社會中也是一個重要問題，而儒家宣揚的理想人格 “君子” 以及相關的“修 1 身”思想，可以通過私人領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領域秩序的建立和運作，正如美國人文主義思想家白璧德所認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領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 這是民主社會的重要保障。

明清以來 “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與朝廷之間的異化，其思想基調多有從民間角度出發的趨勢，個體的價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國宣傳“民主”、“民權”等西方價值的先覺，也正是那些走得更遠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對儒家思想去蕪存菁，揚棄得當，它還可以成為民主價值觀的思想資源之一。

現代化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要注意將政治的主體從統治者的錯覺中移歸人民，并 補入“個體自覺”的階段，則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復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據，而儒家思想 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觀的構造。儒家的人本、“仁愛”精神和群體觀念對現代化建設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工業化以來科技、經濟的迅猛發展無疑極大增強了人的力量，但科技與人性的對立同時成為社會的根本問題，人被“物化”，他的價值被以物的價值形式表現出來。如哈貝馬斯認為，工具性的科技成為目的本身，人類的次要的“工具行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為”不合理化，使得主體之間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時，個人主義的片面發展，固然有弘揚個人的主體性、創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個個人以自我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價值觀為行為的依據和標 準，視社會和他人為手段，也造成社會生活難以和諧協調。面對現代化的此類困境，提倡、弘揚儒家倫理精神中以人為本位的思想，把“愛人”、“惠人”放在首位，通過肯定他人來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對于在現代化進程中減少異化現象的危害將會是有 益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與泛愛主義等對現代化過程中的生態保護有其積極作用。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不斷增強，由此衍生的“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造成的破壞甚至已經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而對天與人關系的討論，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開，儒家倫理精神認為人具有最高的價值，“天地之性人貴”，但是，這并不是從狹隘的自我中心或人類中心來定義人，而是強調人的自我實現是要在一定的關系網絡中才能完成，對天、對自然要保持一種敬畏和親切感，《易傳》中就提出天不違人、人不違天的天人諧調思想，強調萬物一體、人和自然統一，而張載更是直接提出 “天人合一”的說法，把人與自然擺在同等地位，處于休戚相關的關系。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體與對象的界限，一直被斥為現代 科技產生的障礙，但是面對人類對于自然的過分侵掠，重提這一思想，對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觀、天人觀，擺正人與自然的關系有相當的借鑒意義。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為先”、仁愛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則，對于社會的穩定、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等，都有其規范與促進作用。總之，儒家作為幾千年來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猛烈批駁喪失統治地位甚至一定意義上喪失生存權利的情況下，其適應、促進現代化的部分思想內涵價值日益得到關注。所以，在實事求是的原則指導下，積極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內容，大力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是我國社會現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

儒家與中國傳統文化

【摘 要】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載體，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歷代統治者和知識分子所推崇。儒家的價值理念、倫理道德觀、仁愛觀等影響著中國和世界，我們要繼承和弘揚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迎接未來的競爭與挑戰。

一、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或曰中華主流文化，是凝成中華民族精神的主流，是東亞文明的精神內核。“察業識某如佛，觀事變莫若道，而知性盡性，開價值之源，樹價值之主體莫若儒。”

儒學的這種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創立儒家學說，不是憑空創造的，而是在社會的大**中通過對三代流傳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進行反思，認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詮釋而形成的思想學說體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學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成為中國原典的保 存者和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實地考察，堅持“察知征信”與“因革損益”的原則，使儒學又具備審慎的因時制變的品格，在中國處在第一次社會形態大變革的時代，儒學應運而生，突出了中華傳統文化需要保存、延續和發展的歷史必然。

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單一民族觀念和思想體系時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勵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同時又以“近者悅，遠者來”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大胸懷，倡導民族和睦，友好相處，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鞏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學長期以來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學不是宗教卻能取代宗教”，堅持的是一種對儒學的信仰和依賴。儒學提倡德化社會、德化人生的思想對中國人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成為華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礎。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種積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認同的凝聚力，起著中華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學避免了狹隘民族性的特點，為它走向世界，形成東亞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礎。

在先秦，處于私學地位的原典儒學，為它的長遠發展奠了基。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學始成為官學，兩漢時基本完成了對先秦以來道、墨、名、法、陰陽之學的綜合吸收，擴大了學術包容的范圍而成為文化的宗主。雖兩千余年其形成屢經變換，但總的方向是強化封建統治意識。

“凡是存在的即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期存在和廣泛的影響，使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與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國人不得不樹立一種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愛的行為地位，把它作為一種絕對標準，以仁為標準，一切有缺點的人或行為，就能被發現其所不足。”這或許便是儒學所要達到的高度，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要傳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張純如所闡釋的“文化影響力” “這種力量既可以剝削去使人成為人的那一單薄的社會約束—這樣我們所有人都會變成魔鬼，也可以增加這一約束。”總之，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體地位，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趨勢，并且時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與道德取向，成為中國人的信仰。

二、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儒學中的體現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古代社會形成并發展起來的比較穩定的文化形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在現實生活中的展現，這個思想體系蘊涵著豐富的文化科學精神，這種科學精神又是通過儒學之要義體現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中國傳統文化是凝聚之學。中國傳統文化是內部凝結力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諧，把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群體、人與自然有機的聯系起來，形成一種文化關系。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以和諧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響和傳承的，而現代社會綜合國力的構成中，民族凝聚力作為國家的軟實力，為社會發展、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我們中華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動力是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國全體國民都有他“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崇高倫理觀念，與博大的仁愛精神，共同構建和諧之社會。儒學對中國社會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諧社會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文化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化中這種凝聚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文化中的和諧意識包涵天人關系的和諧與人際關系的和諧。關于人際關系的和諧，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過猶不及”，實質是強調矛盾的統一與均衡，強調通過事物之變的把握以獲得人際關系的和諧，避免和克服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和沖突。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凝聚之學的科學精神。

2.中國傳統文化是兼容之學。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盡管中國古代對外交往受到限制，它還是以開放的姿態，實現對外兼容，這正是依靠儒學“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實現的。儒學在保持其學統傳承的同時，總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為主地匯通、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儒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強大吸收能力和它強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輔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國傳統文化是經世致用之學。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促進自然、社會的人文之化，中國傳統文化突出儒家經世致用的學風，它以究天人之際為出發點，落腳點是修身、治國、平天下，力求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其價值，經世致用是文化科學的基本精神，儒家學說則更是這種精神的體現者和傳播者。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的這種特殊的社會功用。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識形態領域占據著正統地位，對中國官學文化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社會充滿了亞普羅式的精神，是個按生態循環及繼續下去的社會，繼承的是老祖宗的傳統，還要代代傳下去”。傳統就是權威，滿足于守，追求靜，害怕變。

《書經·大禹謨》：“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帥土之濱，莫非王臣”。“最便于專制”的儒術，或者當作一種專制官僚統治手段來看的儒家學說，可供統治者利用的內容有：（1）天道觀念；（2）大一統思想；（3）綱常倫理。《書經》“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篅”，《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這一來，天道觀念，大一統主張，綱常倫理就成為“三位一體”了。所謂“兩千年無思想，非無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為思想；兩千年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歸根結底，不是中國人對于孔子學說特別有好感，而是中國的社會統治，特別需要孔子學說。

自儒學被漢武帝君臣定為正統正宗以后，以地主經濟為基礎，土地得相當自由買賣，農民得相當自由轉動，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樣的貴族身份的社會，卻藉著知識的統制和長期獨占，而無形中幫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貴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國傳統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發揮。“文化是物質設備和各種知識的結合體，人使用設備和知識以便生存，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變文化”，師儒和政權的關系，在中國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極其充分的體現，而“以儒治世”是歷代統治者及傳統士大夫所選擇的，“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他們的言行能被社會所接受，主要是因為他們反映了社會上的一般觀點，他們不過是把已經客觀的社會事實所造成的觀點，用比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達出來。”從孔孟到西漢董仲舒“君權神授”到魏晉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玄學到唐韓愈的天命論到宋朱熹的理學到王陽明的心學到明清各種儒學思想見解，都體現了把儒學進行合理改造，從而為統治階級所利用，以達到“治世”，維護統治的目的。

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文化屬于上層建筑，其核心是社會意識形態，它是為其政權及其經濟服務的，儒家文化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國歷代的“國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國情?，文化就是?國民性?，中國文化就是?中國人?”，“從一定的視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主要為國家培養官僚的文化”，歷代統治者都公開標榜以儒家理念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指導思想，儒家觀念成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賢使能”“民為邦本”“仁政理想”“隆禮重法”“節用裕民”“修身為本”等方面，都對中國官僚體制及王政統治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同時是中國傳統文化“以儒治世”的體現。

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夠經歷五千年的發展而沒有中斷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價值具有先進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價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將會在未來閃耀出更加燦爛的希望之光、和諧之光、精神之光。

四、總結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題，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兩者是血與水、源與流的關系。“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得說來，就是究天人之際，明修身之道，述治國方略，求天下為公，最終實現天人和諧的境界。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通過儒學體現，在悠久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優秀的儒家文化價值理念，“以儒治世“被歷代統治者所推崇，現實的需要，促使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出價值選擇，用歷史的眼光和時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揚和傳承優秀的中國文化遺產，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中國之未來而奮斗。

中國傳統思想的源頭大致起于先秦。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化高峰。儒家思想經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的創造和總結，較早進入了比較成熟的階段。從漢武帝開始，經過董仲舒改造與發展了的儒家思想被確立為國家的統治思想而居于正宗地位，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流。魏晉南北朝及唐宋時期，佛教和道教思想廣泛傳播，為中華傳統文化以及儒家學說注入了新 4 的活力，出現了“以儒學為主，三教合流”的趨勢。宋明時期儒學對佛、道思想加以吸收和揚棄，形成宋明理學。當理學被官方利用、逐漸喪失自身活力之際，明清時期一些有文化個性的學者向程朱理學及君主專制發出挑戰，倡導“經世致用”，再一次開創了思想活躍的局面

對儒家思想的評價

積極作用(1)“仁”“德政”的主張對鞏固和延續封建統治、保持國家的統一和穩定，起了重要作用。(2)儒學強調人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注重氣節、品德，凸現人性的莊嚴，對塑造中華民族性格起到了積極作用。(3)其仁政愛民和任用賢才，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規范、合理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等，在現代企業管理和教育中仍有很大價值。(4)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最主要的部分，是中華文明寶貴遺產的重要部分。(5)今天我們倡導的“以德治國”“公民道德教育”，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都與儒家思想有一定關系，但也需要注入新時代的要素與內容，與時俱進，批判繼承，理性揚棄。

消極作用 儒學用三綱五常維系專制統治與等級社會，壓抑、扼殺人性，并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鉗制著人們的思想意識，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

總之，儒學是中國數千年一脈相承的正統文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產生了重要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積極方面:(1)重視教育,并且創造“因材施教”等教學方法,在教學上注意個性差異,善于啟發教學.可以說教學經驗很豐富.(2)注重道德,禮教,仁義,要求自覺遵從真和善,這一方面比上歐洲西方國家的宗教和神論思想不知道進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義,以人為本,而不是追求虛無縹緲的偶像和神.(3)思想上善于辨證思維,重視自然的農業,重視經驗,認為自然秩序是人類理性的根源,而 人類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權利的依據.提倡“以農為本”,是符合中國古代的實際資源情況的重農思想.(4)提倡以“禮”治國,“倫理政治”思想.如果說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們中國文化就是“德”型文化,這一德型表現在政治上,也有積極的一面:忠于國家,抵御外來侵略,刺殺暴君,直諫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5)儒家思想早熟,統治有力,貫穿了中華民族的大部分時期,給社會歷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參考約束.儒家思想的消極方面:(!)不重視農業生產知識的傳授,不重視科學知識的學習,強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傾向于參政的.(2)不重視邏輯,一味重視經驗,叫做“經驗理性”,使邏輯推理和深刻解釋事物的規律的理論沒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問底,以至產生理論和學說.(3)強調個人服從群體,壓抑了人的個性.漠視性格,思想大統一.造成國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責任標準壓制了人的創造性,這也和歷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4)倫理關系凝固化,絕對化,三綱五常,家長專制,成為人身壓迫,精神虐殺,制約著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為歷史前進的阻力.(5)倫理觀念,等級制度置高無上,達到排他性的程度,從而限制了自然科學和科技的發展.歷代帝王也不重視科學技術,把一些科學成就說成“淫計小巧”.總之,儒家思想的兩部分-----圣人的主觀思想和客觀政治論,即“內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統治的意思),都對我們民族的思想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即使是當下,我們也無法走出它的圈子多遠.它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我們應如實客觀的正視這個問題.5 比如,在我們現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還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誨人不倦”“溫故知新”等等.再有在官員的貪污腐敗問題上,道德,仁義,儒家的思想會是對貪官們的譴責依據吧?再者,我們所講的責任感,正義感和勤奮精神,那個不是我們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傳統的精華呢？

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中國自進入封建社會以后,儒家學說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思想，其間，雖在秦時，經秦始皇焚書坑儒，使儒學受到一次嚴重的打擊，但秦朝“二世而亡”。到漢武帝時，聽從儒生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于是儒學正式居于統治地位。

儒家學說作為一種意識文化形態，雖流行于封建時代，但其關于自然和人生的理解、理論思維的闡發以及治學的方法和經驗等，卻培育了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傳統，在人類文明史上獨樹一幟，并對人類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在國際上評出的文化名人中，孔子位于前列。世界許多國家都展開對中國儒學的研究。可見其在國際上的影響。

歷史和傳統是不容也不能割斷的。一個民族只有善于對待自己的文化傳統，拋棄其中陳腐的東西，發揚其中有價值的東西，不是依傍別人，而是在汲取其它民族優秀文化的同時，創造和更新自己的民族文化，方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受到人類的尊重。因此，研究和了解儒學，對于弘揚民族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以下就談一談儒學中的一些有益的思想

一、強調“入世”，重視現實。

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活動一般說有兩個方面：“超然”和“參與”。借中國古人之語大致可區分為“出世”與“入世”。談到“出世”，人們隨即會想到道家與隱士，他們遠遁鄉野山林，不問世事，與世無爭。而儒家提倡“入世”，以天下為己任，具有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主張“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認”，以“平治天下”為“舍我其誰”之重責。儒家講究“濟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不象道家思想消極避世。這種積極參與的思想在當今也應予以提倡。試想：如果大家都不問世事，貪圖享樂，只顧自己，胸無大志，得過且過，那么，中國還會有希望嗎？儒學不以彼岸世界為歸宿，而以治理好人的現實生活為目標。因此我們應滿腔熱忱地積極投身于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去。

二、追求理想，奮發向上。

中華民族是個富有理想的民族，中國的歷史是整個中華民族不斷為理想而奮斗的歷史。理想主義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個特點。統觀中國歷史，“大同世界”、“天下太平”，便是我們民族一直追求的理想目標。早在儒家經典《禮記．禮運》中就已描繪了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同理想便是對社會和諧太平的追求，它一直影響著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歷史上多有皇帝以“太平”為年號；農民起義亦常以追求太平為號召。洪秀全的農民政權還頒布了一個大同社會的實施綱領———《天朝田畝制度》；康有為著《大同書》；孫中山先生本著“天下為公”的精神，提出了民主共和國的理想。這種理想主義傳統說明了中華民族對合理社會的孜孜不懈的追求。一次次的農民起義和變法改良都是追求理想的行動。這些都表現了中華民族奮發向上的精神風貌。當然，歷史上的理想主義具有空想性質，但無論如何，這種大同理想一直激勵著整個民族奮發向上，不斷進取，對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作用。

新時期我黨制定了經濟發展分三步走的目標。第一步、第二步已經實現，現在已在為實現第三步目標而努力奮斗。這是一個經過科學預測的現實的目標。我們應該為實現這一理想目標而努力工作。

三、自強不息，百折不撓。

一個人胸有大志，自信正確，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努力追求，始終不渝，藐視困難。受挫益堅，這種令人贊美的性格，正是一種陽剛之美。歷史上多少不畏艱險、向邪惡勢力作斗爭的人，多少為探求真理而英 6 勇獻身的人，多少為了民族利益而英勇捐軀的人，在他們身上都體現出一種堅守信念，自強不息，一往無前的陽剛之美。作為儒家學派創始人的孔子就具有這種陽剛之美。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孔子在花甲之年毅然攜徒到各國去推行自己的主張，出訪求仕。他不但風塵仆仆，長途奔波，餐風飲露，曠野為家。有時還受人譏諷，被人圍困，險遭戕害。尤其陳蔡被圍，又絕糧，很多人都病了，孔子仍“弦歌不衰”。孔子的這些表現，正如他自己所說：“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的一生，都在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奮斗。為了達到自己的理想，他首先是費盡心力，在國內積極爭得權利，推行自己的主張。當自己受到排擠，在魯國抱負不得施展時，又辭官外出，周游列國，推行自己的主張。待這一做法碰壁后，又著書立說，培養弟子，讓自己的后繼者完成自己的未竟事業。真正是為達目的，百折不撓。這正是儒學所強調的自強不息的精神。

當今社會，頻率快，人的壓力大。許多人心理脆弱，禁不起壓力與挫折。我們應該向孔子 學習，擁有象天空一樣廣闊的胸懷，為實現理想，自強不息，百折不撓。

四、提倡修養，培植盛德。

儒家強調奮發有為，主張積極入世，更主張一個人要時時準備好入世的條件。這就要加強道德修養，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并以圣人為人格的最高標準。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是指道德境界最高尚的人。在儒家看來，道德是人和動物的最根本區別。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儒家所贊美的“仁人”、“圣人”，就是指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又稱為“君子”。一個人要達到“君子”的水平，就要加強自身的修養。“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主動培植自己的道德水平，檢查自己的不足，向道德高的賢者學習。君子要心胸坦蕩，要正直不佞，反對“巧言令色”，知錯就改，反對文過飾非。為人應自知、自省，對己嚴，對人寬。君子不可須臾離開仁德，哪怕是倉促匆忙之際、顛沛流連之時。儒家提倡自我修養的目的是使人成為君子，從政治國，實現理想，以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張。

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今天，我們更應提倡加強道德修養，這是建設社會主義 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

五、堅持正義，熱愛祖國。

儒家文化強調“義以為上”、“殺身成仁”，這種為堅持正義，敢于犧牲個人一切的精神，時時激勵著人們。孟子認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大丈夫當立志以仁，處事以禮，踐行以義，百折不撓。身家性命固然可貴，為了正義盡可拋。這就是孔子“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真諦，也是孟子”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的演繹結果。

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這種“浩然之氣”偉大無比，剛強無尚，是由正義的經常積蓄而產生的。歷史上的正直之士，正都是憑著一股“浩然之氣”來伸張正義、抨擊邪惡，充分表現出他們的道德力量。許許多多仁人志士，同時是愛國主義的典范。他們為社會進步、為維護民族獨立作出了貢獻。

堅持正義、剛直不惡的傳統美德在今天還值得大力提倡。當今社會，還存在種種邪惡勢力。面對這種勢力，我們決不能麻木不仁，不管不問，更不能同流合污。我們應該發揚剛直不阿的精神，拿出勇氣，堅定立場，不屈服、不妥協，以浩然正氣來壓滅一切邪惡東西，純潔我們的社會，愛我們的民族，愛我們的國家。

六、敬老愛幼，尊師重教。

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儒家倫理十分強調敬老愛幼。自孔子始，孝德便被當作是“仁之本”。認為“百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論語》中就已表明：“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宣揚儒家倫理思想的《二十四孝》中有這樣一些典型的事例。如：年已七十的老萊子為使其父母歡欣，身著五彩衣，做小兒游戲舞蹈，還裝作幼兒行路不穩而跌到在地，以博取雙親一笑。這個事例意在說明，在父母面前永遠要做孝子。扇枕溫衾則是幼而盡孝的例子，九歲的黃香就能在夏日暑熱時為父親扇涼床枕，在冬天寒冷之日用身體為父親暖被，實非一般幼童所能為。

儒家敬老慈幼的道德規范，深深扎根在中國古代宗法社會中，成為中國人的一種美德。我們不能丟失這一美德。

儒家學說的中心主張是“禮”和“仁”。當然，他們所講的尊卑秩序、三綱五常，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所講的“仁”也是講統治者實行仁政，有利統治。中華民族號稱禮儀之邦，這與正統儒學提倡“禮”和“仁”有極大關系，尊師重教就是這種禮儀制度的一個方面。儒家所稱“天地君親師”。把師的地位提得很高，并宣稱“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孔子就被譽為“萬世師表”、“至圣先師”。他就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提倡尊師重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當今社會，我們雖反對上下尊卑，三綱五常，但人人相親相愛、文明禮貌、尊師重教、永遠是值得傳頌和弘揚的傳統美德。

七、節儉不奢，清心寡欲。

節儉之德是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過程中一直表現出的美德。儒家大力提倡節儉。依傳統觀念來看，生活節儉既能使人克服經濟困難，還能使人成就事業，更能使人志于道德追求，助于人格完善。諸葛亮有句名言：“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大學問家司馬光說：“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明末清初的名儒朱柏廬說：“一粥一飲，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唯艱”。這些說法都體現出“成由勤儉破由奢”的觀念。提倡節儉，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古語云：“欲如水，不遏則滔天”。

一個人、一個社會，如果要想生存發展，就必須有所積累，如果“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便是不顧個人和社會的未來，必有悲慘的結局。我們應當發揚節儉之德。當然，諸如“會賺不如會省”之類的觀念應當摒棄，既當講“節流”，也當強調“掘源”。

儒家思想所反映的傳統美德遺產中，還有許多優秀方面，在此不一一列舉，當然，儒家思想中也含有大量封建性的糟粕，還存在嚴重的缺點：它沒有肯定“思想自由”的必要，沒有強調對于自然界的研究，重義輕利。因此，儒學內部缺少走向近代文明的充足契機。因此，我們應矯正儒學的偏失，發揚其優秀的方面，為現實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

如何正確對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 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應該是古為今用，批判繼承。但是如何進行“古為今用，批判繼承”呢?我們認為：（1）對哪些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論語》中所提倡的舍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統一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2）對有些內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3）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

我看中國的傳統文化——儒家思想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中國是個泱泱大國，他有高山、有大川、有平湖、有翰海，山川之壯麗、文物之瑰奇，非筆墨所能形容，謂之為一幅錦繡河山，實可當之而無愧！

我國不僅有著遼闊的土地以及眾多的人口，更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而且被列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也是人類早期的發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兩千多年前的奴隸社會，中華文化就有著光輝燦爛并為世人所矚目的偉大成就。從我國原始社會時期，黃帝和堯、舜、禹引人入勝的古老傳說到我國奴隸社會時期，夏、商和西周三個朝代的不斷更替，再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和帝制，就是在這數千年的漫長歲月里，中國的傳統文化才得以在時間的歷練中形成、發展并至今延續。

從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的秦漢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首次出現大一統的時期。秦始皇是我國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的歷史人物。從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以前，我國處在封建社會時期，從當時的社會歷史發展角度來看，封建制度顯示出其巨大的優越性，社會經濟空前繁榮的同時，我國的傳統文化也逐漸形成并發展成熟。春秋戰國是我國古代歷史上一個有著巨大變革的社會歷史時期，這種變革促進了當時科學文化的同步繁榮。

人們一提起中國的歷史文明，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映就是盛贊漢唐文明和明清文化，因為這是我國歷史上兩段最為昌盛繁榮的歷史時期。殊不知，正是有了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傳承，才有了后來值得自豪和稱頌的秦漢文化以及歷朝歷代的歷史文明。

從春秋時代道家學派的創始人，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老子說起，不難發現其實道家學派所具有的對立統一思想，就是我國傳統文化最早的發展雛形。它與后來孔子所持有的儒家思想相比較，具有更加樸素的辨證思想，它認為世界上的各種事物都有其對立面，如有和無、生和死、貴和賤、男和女、天和地、陰和陽等等，并且對立雙方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相互轉化。所以在老子的名言中就說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現已發現的老子的所有可考學說，都記錄在只有短短五千字、思想卻博大精深無所不包的《道德經》一書里。

老子的學識淵博在當時的歷史時期是有史可考的，正因為如此，孔子師徒一行人等就曾特意趕到周朝的京城洛邑，向老子請教學問。當時老子對孔子的啟發中僅說到一句：“我聽說，道德高尚的人，往往都很樸實。驕傲、貪婪、狂妄，對你都沒有好處。”孔子后來就從此番談話中總結到：“老子道德高深，真是能上天入海的龍一般的人物。”

從道家思想消極遁世的“無為而治”到儒家學說中積極入世的“學而優則仕”，不僅是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古代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跨越，更是在當時戰亂紛繁、思想混雜的年代中一次傳統文化的質的飛躍。從此以后，孔子的儒家學說被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者幾經利用和改造，成為我國兩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統思想，不僅對后世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甚至是現代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不僅是我國古代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對待自己的工作，無論大小，都一絲不茍地努力做好：當管理牛羊的小官時，他說：“叫我管牛羊，我就得把牛羊養得肥胖強壯。”后來管理倉庫，他又說：“我要把倉庫的帳目計算得一清二楚。”這與我們現代人平時常說的“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的立志名言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智理名言也仿佛是永恒的真理一般，至今都是人們常常掛在嘴邊的座右銘。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就曾提出“仁”的學說，堅決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要求統治者能夠體察民情，愛惜民力。孔子主張讓人民有安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征派徭役不應妨礙農民的正常勞動，反對用嚴刑酷法統治人民。有一次，孔子從泰山旁邊經過，見一個婦人在墓邊痛哭。他叫學生子路去詢問，才得知原來是苛政逼得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來到這兒又遭虎難，卻不愿回去。孔子不禁感嘆道：“苛政猛于虎也！”從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分析，我們也不難發現，孔子的儒家思想對我國后世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是極其深遠的。“以人為本”人本思想不僅是兩千年前的驚世之說，更是我國現代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與治世精髓。

作為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孔子興辦私學，廣收門徒。他注意“因材施教”，對不同的學生給予不同的教育。他要求學生對學過的知識要經常復習，“溫故而知新”。他還教育學生要養成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在孔子以前，文化被奴隸主貴族壟斷，只有他們的子弟才能接受正規的傳統教育。然而孔子辦學，從不過問出身何門，他一生先后培養的學生超過3000多人，據可考史料記載其中最有出息的有72人。孔子因材施教：學生冉求膽小，遇事退縮，孔子就有意識地教育他，凡事都要抓緊時機，馬上行動、大膽去做；學生仲由敢作敢為，但不夠穩重，孔子怕他冒失，就叮囑他凡事要等請教父兄以后，三思過后再去做。這與我們現代教育界所提出的“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為了一切學生”的口號不謀而合，這在當時看來也是聯系實際極富創意的一種教育方式。儒家學派的教育思想為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在教育方法和教學手段上提供了良好的歷史依據和成功的教育范例。孔子晚年編訂了古代文化典籍《詩經》、《尚書》等，還根據魯國歷史材料編成《春秋》。

孔子的言行，由他的弟子整理成《論語》一書。然而孔子所堅持的“學而優則仕”的封建傳統文化理念，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他鄙視生產勞動的觀點。有學生問到如何耕田種菜，他認為問這些事是很沒有出息的。這一思想不僅影響到當時人們的“擇途”標準，使得持有“萬般皆下品，為有讀書高”這一觀點的無數青春少年從青絲最終熬到白發，終其一生“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一事無成；而且也深深的影響到現如今的億萬家庭、無數父母，他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傳統觀念一代又一代的強加在子女的學業方向和事業選擇上，甚至是擇偶標準。

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與孔子一樣，孟子長期從事私人講學的教育工作，帶著眾多學生周游列國，宣揚“仁政”，后世把孔子和孟子合稱為“孔孟”。孟子認為人民潛藏的巨大力量是不可輕視的，他在當時提出“民貴君輕”的治國思想，主張減輕賦稅，實行“仁政”，反對戰國時期統治階級之間的不義戰爭，說“殺人盈城”是殘忍的行為。這種思想在當時也許并不為各國諸侯所接受和認可，然而它的現實意義在今天看來，則極具“和平主義”的強烈色彩，他對后世的深遠影響也在于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注重“以和為貴，以福為高”的“平和修為”。孟子死后，他的學生將他的言論編成《孟子》一書。

但孟子所宣揚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對后世的影響可以說是更加的深遠。從教育學的角度來分析，他的教育思想是極其片面的，因為無論是腦力勞動者還是體力勞動者，他們在社會發展與進步中的作用都是同樣重要的，缺一不可。“勞動本無高低貴賤之分”，卻人為的劃分等級，強行分出三六九等，形成一種全民“輕體力、重腦力”的不平衡現象，這本身就是幾千年來封建傳統文化的畸形發展在作祟。這與當前最為火暴的“高考熱”、“考研熱”、“考公務員熱”可以說是不無關系。

綜觀我國上下五千年歷史文明的變遷與發展，我們不難發現“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就是貫穿中國傳統文化始終的思想核心與理論基石。當然，任何一種歷史文明的傳承都不可能是一成不變、一帆風順的，中國的傳統文化亦是如此。在幾千年的發展變遷中，我國的傳統文化經過時間的歷練，早已飽經風雨從一棵幼苗成長為參天大樹，并經過四季的更替而日益強壯。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我堅信中國的傳統文化一定會繼往開來，發揚光大！

第二篇：論儒家思想對中國的影響

論儒家思想對中國的影響

(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

吉林長春)摘要：中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是通過道德修養達到自身的和諧,進而推至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其中仁學體系、中庸思想和禮樂文化等觀念對當下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儒家思想從春秋孔子開創至今,兩千多年的歷史使得她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中國人民的國民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譽為中國的國學。然而在今天大力倡導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中國,如何正確認識儒家思想對我國的影響,不僅必要,而且對我國社會健康的發展也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關鍵字：儒家思想；社會主義；現代化；仁學體系；中庸思想；和諧社會

一、儒家思想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影響 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發展進程中所逐漸培養出來的中華民族精神,其內涵是深邃而豐富的。通過學者們不懈的思索與追問,人們對其具體內涵的認識已是愈益全面。十六大概括的愛國主義、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和自強不息等,是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民族精神,而像厚德載物、創新求變、理想人格、民族憂患、歷史借鑒等等,也都是中華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養育出來的重要的民族精神。中國精神的形成是中國數千年文明史的發展過程,在中國的歷史演進過程中, 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因此, 中國精神, 不可避免地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可以認為儒家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較大程度地涵括了中國精神的主要方面。

（一）中國精神之仁愛傳統

孔子強調“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孝梯也者, 其為仁之木與”。（《論

語·學而》〕孟子也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幾千年來,中國人始終與人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諧友愛的人際關系；推崇仁愛原則、崇尚和諧、愛好和平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高尚品德。“仁愛”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影響并制約著當代中國人際關系的發展,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發展可以起到積極的促進推動作用,這是當代德育應該吸取和借鑒的。

（二）中華民族精神之愛國主義傳統

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是由儒家思想里“忠”的倫理范疇演化而來的。“忠也

者,?——其心之謂也”，《忠經·天地神

明章第一》里作如是說。朱熹在《四書集注》

解釋忠的涵義“盡己之謂忠。”都是對“忠”

字的正確理解。孔子認為：君子行事以忠信為主（《論語·學而》）；“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份》）。到了西漢經文經學大師范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謂的“王道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之后“忠” 由

原來的儒家〔孔子〕的倫理范疇而一躍成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疇,其含義主要是指對君主忠誠。可見，儒家思想陶鑄已久的中國人早已把“重視整體精神、強調對民族對國家的責任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重要的價值取向之一。注重國家、注重整體的整體趨勢同觀念是中華民族獨特的道德傳統,注重個人服從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是傳統道德的重要特點。整體觀激勵人們自覺維護整體利益，堅持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而整體觀則孕育了最寶貴的愛國情結, 形成了對國家民族命運的自覺

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關心天下興亡，具憂國優民的博大情懷；形成了同仇敵愾、不屈不撓的反壓迫、反侵略精神。我國歷史上涌現出了許多憂國憂民、以身殉國、忠貞報國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增強了我們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造就萬眾一心,激勵同舟共濟, 成為團結、維系和支撐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偉大精神力量。

（三）中華民族精神之誠信觀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 為政》）。說明孔圣把“信”看重到何等程度。《論語》中“信”字共出現過38次,其含義用作“誠實不欺”者24次,用作“相信”或“值得相信”者11次，用作“使相信”或“使信任”者1次，其他用法僅2次。其實,《論語》“信”字的諸多含義中，與“詐”相對的“誠實不欺”應是最基本的規定, 其他如“相信”、“信任”, 乃至通常所說的“信用”等,都不過是“誠實不欺”的引申和拓展、像《論語》說的“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 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以及“恭、寬、信、敏、惠”，“信則人任焉”（《論語·陽貨》）等,都表明“信”的基本要義在于“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后漢書馬援傳》。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來具有誠信的優良傳統, 許多杰出分子在貧弱危難之際之所以仍堅持講誠守信,就是山于不斷進行誠信的自我修持所熔鑄成的。因此,一個人如果真誠地注重誠信的內在修養,他必定可以成為一個有德性、有同情心的人,也必定在己與人、己與社會的交往中懷著誠實不欺、真實無妄的理念去行動,從而堵住諸如坑蒙誘騙、背信棄義、制假銷假等不道德事件的發生。不僅如此,由于儒家誠信觀念的修養總是與理想人格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其誠信的運用不在于取得工具性價值,而在于給人以心理的需要和自由的擴展 即對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和精神世界的理解予以提升和拓展。這種誠信道德的修養思想,盡管在歷史流變中往往被當作引申制度原則的依據然其梢神卻可以游離于實際的制度而存活于人的心靈世界,從而在中華文化的演進中傳承不墜。正是由于這種精神具有相當高的超越性,所以它完全有助于消解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道德精神價值被貶低,而物質財

富價值越來越受尊崇的“金錢拜物教”的異化現象，以便建立起一個以誠換誠、以信任換信任的良性的社會生活環境。故而,儒家以加強心性修養而確立誠信的致思取向并沒有過時,它對促進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仍有重要意義,我們不能以市場價值的效用性或實用性去全盤否定它。

（四）中國精神之“和”為貴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的著名命題,肯定差異性事物間的和諧關系。荀子則進而把“和”的觀念引申到萬物生成的高度“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天論》“和而不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樣性的統一,主張以博大的胸襟去容納萬物。中國傳統文化十分重視宇宙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儒家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使人們注重和諧維護整體,謙讓寬容中華民族精神的凝聚,人際關系的和睦,社會的和平穩定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孟子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的思想。孔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幾千年來,中國人始終奉行這一倫理原則,與人為善,推己及人 建立了和諧友愛的人際關系中華各民族始終互相交融,和衷共濟,形成了團結和睦的大家庭中華民族始終親仁善鄰,協和萬邦,與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發展友好合作關系。推崇仁愛原則、崇尚和諧、愛好和平是中華民族的最具民族特色的優良傳統和高尚品德。

二、儒家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影響

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建設不僅是一個歷史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文化傳遞的過程。只有從文化的角度,才能站在一種新的高度看待歷史和現實的發展。

（一）治國方略

孟子從孔子的“仁”學觀念中得出了實施“仁政”的治國理念。“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貴君輕”都強調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仁,人心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以人為本才能促進國家的興旺發展。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對該思想的現代詮釋。“以力服人為之霸,以德服人為之王”；“大學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在加強法制建設的同時,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這二者辯證的統一有利于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的建設。

（二）經濟建設

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學說、“三步走”的發展戰略體現了“無過無不及”的方法論原則,既不冒進、也不保守,既勇于開拓創新、又有所不為,以改革促進開放、以開放帶動發展,先富帶動后富,不急不躁、穩步前進,邁向小康社會的理想目標。不能以環境的犧牲促進經濟的發展,不能走西方工業化的老路。“天人合一”可持續發展,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

（三）文化教育

儒家思想最注重的就是人的思想的改造,“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有知識、有文化的人才被稱為君子,又有君子才能對國家的建設作出貢獻。而知識是常學常新的,要學以致用、學思結合、知行統一,才能最大化的發揮知識的效用。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無疑是對儒家教育觀念的新嘗試。

（四）思想道德建設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要心懷祖國,把社會的進步當作個人前進的動力,只有社會進步了,個人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社會主義社會是將社會目標和個人目標有機結合起來的現實主義道路。“五倫”中的“朋友有信”強調了誠信的重要性。要做到“愛人”,就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個人獨立于世,不僅要胸懷遠大理想,而且要有獨立的人格意志。“知天命而用之”、“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行不言之政,處不為之事”,要有積極進取的開拓。只有做到了以上幾點,才能達到“仁”的最高境界,成為一個思想道德涵養高的人,成為有益于社會的人。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間的關系

全球化背景下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因為意識形態的差別而有所敵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西方資本主義落后的方面我們要引以為鑒,不能在發展社會主義的事業中重復他們的老路;他們進步的方面我們要積極借鑒,促進社會主義的建設發展。正如孟子所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和平促發展”應該是各國都遵循的有效原則。

（六）儒家思想與創新

怎樣才能在以知識經濟為特征的現代化世界競爭中取勝? 無疑得靠知識和技術的創新。儒家思想由于在世界觀上不像資本主義國家受特定宗教的限制,能夠比較自由的思考和探討問題,對新事物的接受速度快,容易吸收新理念形成獨具自己特色的創新體系。這無疑是現代化背景下,儒家思想最具時代意義的特征。

三、儒家思想對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意義

（一）仁義之德為和諧之基

“和”是儒家哲學中重要的思想范疇之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這充分說明了人與人之間,思想觀點具有差異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諧的前提下, 攜手并進, 團結起來一起做事。“和”的思想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都能起著積極作用,要達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講“仁、義、禮、智、信”,其中“仁”與“義”的思想觀念在創建和諧社會中要起到基礎性作用。

1.“仁”者“愛人”

1.1“仁者,愛人也。”《論語·顏淵》儒家仁學思想中的“愛人”把握了一個最基本的價值要素,這就是直接關系和影響到和諧社會構建的實質性基礎,其實質就是“修己”與“克己”。在儒者看來,無“愛人”無所謂“和諧”;愛人,就要處處為他人著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處事做人的準則。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論語·里仁》)1.2“仁則榮,不仁則辱”是儒家哲學中世人的榮辱觀,不僅是社會對人的評價標準,而也是社會對個人的基本要求。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意為,一個力求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人最引以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自己的名子還不能被世人所傳頌。這關鍵就在于一個人應去追尋什么樣的榮譽。儒家思想要求人們應該有榮譽心、恥辱感,所謂:“士皆知有恥,則國家無恥矣;士不知有恥,為國家大恥。士榮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龔自珍《明良論二》)“仁則榮,不仁則辱”充分概括了儒家榮辱思想的精神實質。這種觀念在今天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對平衡人生價值,調劑生命意義同樣具有積極的啟發和引導作用。

2.“非義不居”

“非義不居”是儒家思想中實踐精神的代表,它對構建和諧社會,對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際關系、人物關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儒家哲學思想認為,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矛盾和爭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認識的基礎之上,儒者們提出了重義輕利、崇義貶利、以義代利的“非義不居”思想。義與利是對立的兩個概念,二者的輕重取舍在人的生命過程中對人生的發展具有不同的影響力。儒學更強調義的獲取,強調義所賦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義。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孔子把義與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來,一個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應該是“義”,而一個無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是“利”。正如孟子所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這就是儒學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觀和道德境界。從積極的意義上來說,儒學倡導“舍生取義”,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們完全放棄利而只顧義。只是說明,當義利發生矛盾激化時,人的行為要去追逐義而放棄自己的私利。正所謂:“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防義耳。”

(《二程論·河南程氏外書》)有高尚德性的人,不是不計較利害得失的,只是盡力不做違背道德規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謂:君子求財取之有道。構建和諧社會不只是一種理論的行為,而且是一種具體的實踐操作。儒家“非義不居”的思想,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有益的道德標準和方法論依據。

（二）禮樂文化的輔助作用

仁學中的“愛人”思想也表述一種最基本的實踐主義精神,它直接關系到構建和諧社會的成功與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棄“禮”而只講“仁”,肯定無法建構和諧社會。所謂“禮”,是社會的道德規范、條規和人類生活準則。也就是說,禮的社會功能在于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使之和諧。正如孔子所說:“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有了以禮節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說得上“和為貴”《論語·學而》。儒家文化是一種禮樂文化,它以“禮”與“樂”的相互支撐來追求和諧的統一,并以作為社會發展的理想狀態。儒家思想認為,“禮”的本質是“序”,“樂”的本質是“和”。“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記·樂記》)。“和”,意味著和合、和諧;“序”,意味著等級、秩序。和諧與秩序是對立統一的。世間沒有無序而又和諧的狀態,也沒有不和諧而有序的事物。“禮”規定了家庭、社會、國家中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以及應該履行的義務和責任,具有社會法律和倫理道德規范兩方面的內涵,可以用來治理國家,提供給社會生活穩定的發展秩序。“樂”是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在內的綜合藝術的總括,是聲音、情感、動作的和諧統一,可以抒發情感,調節性情,感化人的心靈。“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禮記·樂記》)。所以儒家提出“和為貴”的思想,是以一個和諧社會狀態為根本指導原則的。而社會和諧的核心問題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儒家十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人與組織之間以及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和諧。“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愛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際和諧的基礎。但人際和諧還需要經濟基礎來支撐,如果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嚴重,就必然會產生組織或社會內部的相互對抗,人際之間的和諧就會受到破壞。因此,“大樂與天地同和,大官與天地同節”(《禮記·樂記》)人與社會的關系實質就是“公”與“私”的關系。儒家認為,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為一體,通過人人“兼善天下”來實現“天下為公”,保障社會的協調發展

（三）、中庸思想為和諧之準則

中庸思想儒家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范疇,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的行為準則。“庸”即“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按“中”的標準去做,中庸不是折中,也不是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這個事物運動的準則。根據這個準則處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處,是一種“中正”的象征,而“過”與“不及”都是不好的。“中庸之道”是一種追求內在的、實質性的平衡行為準則,一種勿過勿不及的狀態。“中”與“和”有著密切關系,東漢鄭玄對“中庸”解釋為: “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中和”一詞的含義為按“中”的標準去做事就會達到一種“和”(和諧)的狀態,和諧狀態是一種完美的表現,也可以說,“中和”是一種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狀態。《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說,達到“中和”,不僅能夠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而且也實現了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這正是眾多儒者夢寐以求的為政之最高境界。《禮記·禮運》中“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這是對“大同”社會狀態的描述,也是一個高度和諧的社會。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明鮮久矣。”《論語·雍也》中庸準則可以運用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個人思想言行等各個方面,在為君治國方面“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為端正,為人處事必求合乎“義”。在經濟上,必須“因民之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堅決反對“放于利而行”《論語·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須要做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學而》。中庸準則要求個人在履行道德職責時“無過無不及”,一旦過了應有的度,就會使原有的道德要求變質,所謂物極必反。掌握中庸準則,個人必須崇德徒義,但也必須兼德。所謂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義、禮、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們都有著內在的緊密聯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補。所以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中庸準則在樹立個人 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標準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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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

專業：地理科學 姓名：葛禹彤 學號：1256408031 指導老師：李娟老師

第三篇：淺談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淺談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作為獨立學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孔子是其創立者。在孔子奠定的儒學理論的基本構架,經由孟、荀等后來人的內外擴充,形成了一個成熟的、開放的、兼容性極強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如果劃分時期的話，可以說，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師，基本上屬于原始儒家，即最早的儒家。孔子是當然的儒學創始人，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仁學體系。這個“仁”就是“仁義”的“仁”。孟子把孔子的仁學思想，發展成一種仁政的學說，由仁愛之心，發展為統治者、最高的領導要關愛自己的百姓，要施仁政，儒家的思想又向前邁進一步，孟軻發展了孔子的“禮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張“仁政”。荀子的思想，更多吸收了齊文化里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使儒學達到王道和霸道并重有高度，但是從本質上他又沒有離開孔子思想。但是，直到戰國時期，儒家思想還只是眾多思想流派中的一支，或者說是九流中的一派。到了秦朝，秦始皇采取“焚書坑儒”的政策，很多儒家的著作也被秦始皇焚燒了。

儒家學說在漢代以后開始真正地走上社會舞臺，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與充實。在漢武帝當政時期，儒家大師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后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對立起來，認為人欲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隨著社會的發展、文化的發展，儒學逐漸走上成熟與理性、人性。明后期“異端”進步思想家李贄他指責儒家經典并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明末思想家黃宗羲在明亡后，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夫之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對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根深蒂固。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它對我們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影響，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我們應如實客觀的正視這個問題。儒家思想的積極方面：(1)重視教育,并且創造“因材施教”等教學方法。(2)注重道德、禮教、仁義,要求自覺遵從真和善。(3)思想上善于辨證思維,重視自然的農業,重視經驗，提倡“以農為本”。(4)提倡以“禮”治國,“倫理政治”思想。(5)儒家思想早熟,統治有力,貫穿了中華民族的大部分時期,給社會歷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參考約束。儒家思想的消極方面：(1)不重視農業生產知識的傳授,不重視科學知識的學習,強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傾向于參政的。(2)不重視邏輯,一味重視經驗,叫做“經驗理性”,以至產生理論和學說。(3)強調個人服從群體，壓抑了人的個性，漠視性格，思想大統一，造成國民愚忠愚孝,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4)倫理關系凝固化、絕對化，制約著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為歷史前進的阻力。(5)倫理觀念,等級制度至高無上,達到排他性的程度,從而限制了自然科學和科技的發展。

總之,儒家思想既有其合理的一部分，也有其負面影響。作為當代教育工作者，應當棄其糟粕，取其精華。比如,在我們現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還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 “溫故知新”“誨人不倦”等等，仍是我們需要遵循的教育原則和應有的工作態度。道德,仁義, 責任感,正義感和勤奮精神，這些儒家文化傳統的精華，將永遠是我們的追求價值所在！

第四篇：論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生態的影響

論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生態的影響

——從對中國官僚政治的影響角度解析

冀寶光

(中共遼寧省委黨校 研究生部，沈陽 110004)

摘要：官僚政治作為一個國家政治統治得以運行的主要支撐，其本身的產生與發展同樣需要某種思想的論證加以支撐。中國官僚政治自秦代產生之日起，其一步步發展壯大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的包裝，儒家思想中的“重農”、“選賢舉能”、“大一統論”、“綱常教義”等思想不僅為官僚政治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某種思想上的便利條件，而且“民本思想”、“人治思想”等在官僚政治的實際運行中為防止官僚政治自身惡性毒素的擴散起到了某種矯正作用，雖然官僚政治在現在的中國已經失去其存在的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但官僚主義作風依然盛行，由官僚政治引發的“官”與“民”的對立、“官本位觀念”、“權力崇拜”等問題依然存在，這一些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政治生態建設中的流毒，而這一點也正是我們今天討論儒家思想對政治生態影響的主要意義所在。關鍵詞：儒家思想；官僚政治；政治生態；官僚主義作風

習近平指出：“自然生態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態也要山清水秀。”結合我國的世情、國情和黨情來看，擺在“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態面前的攔路虎就是官僚主義問題。官僚主義一般指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領導作風，是我國官吏作風建設中的首要問題，官僚主義解決好了，那“四風”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四風”問題解決好了，政治生態的山清水秀就不遠了。

一、官僚政治的含義及其在中國的產生

政治學家拉斯基把官僚政治定義為：“官僚政治一語，通常是應用在政府權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種政治制度上。”[1]而中國學者王亞南認為官僚政治有狹義和廣義之分，這里我們重點論及狹義的官僚政治，他認為：“應該從技術層面和社會層面來看待官僚政治，一方面，技術性的官僚政治指講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動的刻板的應付，一味把責任向上或向下推諉。”[2]另一方面，社會性的官僚政治是指真正把官僚政治當作一種社會體制來看待，這種社會體制只允許存在于社會的某一歷史階段。

官僚政治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產生于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期的某種封建專制政體的配合物或補充物。而中國的官僚政治之所以自秦代就產生了，主要基于兩個條件，一為其產生的經濟條件，商鞅變法破壞了世祿、世官、世業秩序，凡有軍功和努力耕作者皆可獲得私有土地，使得秦朝的經濟生產方式由領主經濟向地主經濟轉變，由此產生了官僚政治的經濟基礎——地主經濟；二為政治條件，既然官僚政治是當作專制政體的配合物或補充物而產生的，那么我們就要找到專制政體是從何時開始的。譚嗣同語：“中國兩千年之政，秦政也；兩千年之學，荀學也。”史學界已經公認專制政體始于秦代，其后歷朝的政治形態皆無重大變化。而儒家思想為官僚政治在中國的產生、運行、發展和延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儒家思想對中國官僚政治的影響

儒家思想作為傳統社會政治統治的意識形態和主流思想，其對作為傳統政治主要表征的官僚政治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而這些影響，一直貫穿于官僚政治的產生與發展的各個階段。

（一）儒家思想為中國官僚政治的產生營造了有利環境

第一，“重農主義”強化了官僚政治產生的經濟基礎。官僚政治產生的經濟基礎是地主經濟，小農經濟又是地主經濟下的一種生產方式。而“重農主義”政策的實行則為小農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環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生活為以成例辦事、缺少機動的官僚政治的產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政策上的鼓勵不僅在實際中強化了作為官僚政治產生土壤的小農經濟，而且在人們的意識中無形地為接受官僚政治掃除了其他障礙。

第二，“選賢舉能”在某種程度上為官僚政治的產生掃除了貴族政治的陰影。官僚政治產生以前，統治階層的官吏一般是由貴族階層擔任的，而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則是選自下層有文化的優秀人才。自孔子之后，“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學在民間”在下層民眾之間培養了大批的知識分子，這勢必會導致國家選任用人才觀念的轉變，《論語·先進》中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3]大致意思是說：“如果要我選用人才，我主張選用先學習禮樂的人。”（用楊伯峻《論語》譯文）表明孔子反對以出身、門第和血統來選用人才，而應以賢能、真實才干為標準。經孟子、荀子等人的發展，儒家的“選賢舉能”思想打破了選拔人才中的等級限制，把選拔的范圍由貴族階層擴大到了庶民階層。這些為官僚政治中的官吏的選拔和任用提供了一個新的依據，官僚下的為官制度就是要選拔出優秀的人才，為自己所用，為維護這個官僚體系而用。

（二）儒家思想為維護官僚政治的存在及運行進行了思想論證

第一，“大一統”思想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運行提供了思想資源。《書經·大禹謨》中說：“皇天眷名，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意為天下萬事萬物，皆為天子所有。由天人感應得出天人合一，再推到天一統、國一統，統于中央、統于一人，孔子認為天命最高主權不可分割，主張“尊王”，主張恢復西周那種“禮樂征伐出自天子”形式上的大一統，而反對各霸一方各自為政的亂臣賊子。這種理論正是專制的官僚政治所需要的，用來維護其中央集權的獨占局勢。《劍橋中國秦漢史》中有這樣一段描述：“中國政治理想是要求實現由一位公認的皇帝在中央統治著一個統一的大國，他的皇權的合法性不容許受到另一個敵對政權的挑戰。為了實現這個政治理想并在實踐中維護它，中國的歷代政府都認為必須求助于宗教的和文化的權威力量。”[4]而“大一統觀念”正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最佳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大一統觀念”被視為一種擁有政治價值和道德價值的理想統治觀念，盡管它在政治上不太現實，但是“大一統觀念”對穩定專制政體和官僚政治有著巨大的作用。

第二，“綱常教義”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運行奠定了現實基礎。儒家綱常教義主要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它們維系了傳統社會的基本倫理原則，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掃清了思想障礙。任何一個專制君主都不會希望他的臣下效仿他奪天下時的名義來竊國，為解決在大一統的專制政治局面下因版圖而產生的治化矛盾，自漢武帝起，開始推行綱常教義。綱常教義的重心在三綱，表面上看，只有君為臣綱具有政治之間的關系，而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只關乎家族。但正如《大學》所講：“物格而后知至，······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5]它們之間存在一定政治上的邏輯關系，通過三綱，國家可以把治理民眾的重任通過家族、家庭分給為人父、為人夫、為人族長和家長的去分別承擔。這樣國家就可以把自己的統治權威施加到每一個人身上，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官僚政治下為防止臣民竊國的問題就可自行解決。

（三）儒家思想對官僚政治偏失的矯正作用

第一，“民本思想”對官僚政治中官吏心態偏差的矯正。所謂“民本思想”指的是以百姓為根本的統治思想。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中統治階級明確地將“以民為本”作為統治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的“以民為本”的思想一方面保證了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和社會上的特權，并使君主在實行統治時可以公開宣稱自己代表民眾的利益以獲得廣泛的民眾支持；另一方面又為廣大官吏和民眾提供了一定限度的利益和權利上的思想保障。只有這樣，統治階級才能鞏固其統治。另外，儒家學說包含著一切權力來自于人民的思想，這為規范君權和維護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并使官僚政治在一定的軌道里合理運行。

第二，“人治思想”對官僚政治中政策執行偏差的矯正。儒家思想中的“德治”、“禮治”“仁政”等思想歸根結底是“人治”，即以人來實行治理。“人治思想”首先對官僚政治下的官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使他們在執行政策時想到的是“德”“禮”“仁”，不至于超出儒家的倫理框架。在論及“人治”和“法治”的關系方面，儒家的“人治思想”雖然把“人治”作為統治的核心方式，但同時用“法治”以配合和制約“人治”。梁啟超說：“英雄圣賢固大有造于國家，然其所以能大有造于國家，非僅持英雄圣賢之力，更賴有法以盾其后也。”[6]他認為，儒家在側重“人治”的同時，也講刑罰，而刑罰即“法治”，以“法治”作為“人治”的后盾。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在行使自己的權力時，一方面受到自己心中那個“仁”、“德”的制約，另一方面，也會受到同時期所頒布的“法”的制約，從而使官僚政治的運行更合乎制度、更合乎民意。

三、儒家思想與官僚政治對我國政治生態的啟示 官僚政治能在中國歷史上延續兩千多年,與儒家思想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國家穩定、政局穩健、社會和人心安定離不開社會教育、思想和文化的保障作用，良好的政治生態需要依靠意識形態的整合作用。

（一）打造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

第一，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儒家思想就適應了官僚政治的運行及發展，與其緊密結合，共同塑造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官僚體制。中國要保持國家的持續穩定、政局的持續穩健和人心的持續安定，就應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批判中繼承和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同時不斷的汲取外來先進文化，在中西文化沖突中、傳統與現代文化對抗中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營造出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與國情相符的社會主義文化環境。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在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相繼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一系列指導思想，今后還要不斷摸索、與時俱進，不斷地與國情、世情、黨情相結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指導思想。

第二，驅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位流毒。俞可平說：“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尤其是官吏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與社會主義文明是背道而馳的。”[7]為解決官本主義，一方面，加強對廣大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用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破除對權力的崇拜，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武裝頭腦。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政治社會，留給我們最大的思想弊端之一就是官本位觀念，而官本位造成衡量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標準是看其是否為官、官職大小，形成社會范圍內的“唯官是求”，僅從每年的公務員“國考熱”現象，就可看出官本位觀念帶給人們的痛處。所以，解決官本位問題，要從源頭治理、從思想著手，驅除人們的官本位觀念，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另一方面，加強制度建設，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在我國政治體制內存在著“唯官是從”的現象，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在單位中，所有事務要圍繞著領導走，領導的事再小也是大，其他事再大也是小。要杜絕這類事情，就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建立健全國家法制法規，用“法治”代替“人治”，使官吏按照程序辦事，從而用制度來構筑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

（二）建設良好的政治生態

劉云山強調：“建設良好政治生態,人人是環境,個個是生態。”建設良好的政治生態要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官”與“民”的關系，其次，要解決好官僚主義問題，官僚主義解決不好，良好的政治生態就不可能實現，更不可能達到“山清水秀”。

第一，調節“官”與“民”矛盾，營造和諧社會。官僚政治的一個最大的弊端就是直接造成了“官”與“民”的對立。等級分明是中國專制政體中的一個典型特征，官吏間的權力等級之分、民與民之間的財富等級之分、官與民之間的等級尊卑之分成為阻礙官民和諧的重要因素。李治安說：“在以官為本位的等級制度下,它顛倒了“官”與“民”的正常關系，使官僚由社會上的公仆，異化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老爺和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庶民百姓，卻被長期置于受管制、受壓迫的地位。”[8]所以，一方面，要堅定理想信念，加強樹立各級官吏，特別是基層官吏的馬克思主義群眾觀。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人民群眾的利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所以，領導干部在實際工作當中，一定要擺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思想，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追求。另一方面，要加強行政體制改革，簡政放權，切切實實為百姓謀利益。目前，我國存在“辦事難”的問題，是因為我們的行政體制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要積極推動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同時加強宣傳教育，打造出官民和諧的社會主義大環境。

第二，始終堅持群眾路線不動搖，堅決杜絕官僚主義作風。習近平指出：“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黨內脫離群眾的現象大量存在，一些問題還相當嚴重，集中表現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上。”[9]而官僚主義高高在上，脫離基層，“官僚主義”問題解決好了，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就可迎刃而解。反對官僚主義，首先，在思想上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意識，把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群眾觀念。其次，要建立健全關于官僚主義作風問題的制度規章，用制度來嚴格防范官僚主義作風。最后，要加強對官僚主義作風問題的監督，從黨內監督到政府自身監督，再到社會監督，形成一套合理有序的監督體系。

四、結論

儒家思想能在兩千多年的專制政體中成為主流思想，與它獨有的兼容、整合國家意識的能力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態需要一種思想來整合，新形勢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人民群眾的信仰追求，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教育人民，盡快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系，從而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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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論外來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論外來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千年一日，不斷重復，如果不是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影響，現在我們或許還依舊過著男耕女織的生活，搞不好我們的女同學現在還要纏著小腳呢。中國傳統文化本以仁愛、孝悌、忠信、和平、謙恭、中庸、因循、團聚、勤儉、自強等等為美,并以此標準評判社會、領導人生，這種儒家的傳統思想統治了華夏民族2000年，咋看一眼，似乎沒什么不妥，列強要是不來，我們也就這么過日子了。這和我們的現代生活根本就是大相徑庭，很明顯是外國文化的沖擊改變了這一切，即是說“現代”的概念和外來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延續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歷史，曾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外來文化的沖擊，一次發生在三世紀漢代末期，來自西域近鄰諸國的印度佛教文化，跨山越水，綿延不斷地傳入中土，前后長達數百年，其對華夏文化的影響，涉及到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文學、建筑等多個方面，在唐朝更是達到了頂峰（這第一次只是對中國的宗教信仰影響很大，對社會經濟基本沒有什么影響）；另一次發生在19、20世紀之交的清末民初，以英、法、美、德為代表的幾乎所有當時已進入資本主義擴張階段的西方列強，挾持武力上的絕對優勢，強行撞開了中國的國門，一種具有現代形態的全新的“西洋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國，僅二、三十年的功夫，便席卷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統江山，這里主要包括對文學的影響、社會經濟的影響以及生活

方式的影響。

當然在這里我們先澄清一個概念，什么是中國傳統文化？我們90年代的孩子們心目中的傳統文化是什么？我想不會是女子十二樂坊穿著性感的高叉旗袍在舞臺上鬧哄哄的演奏那所謂的傳統民樂吧？還是認為魯迅先生筆下那個滿嘴“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就是代表中國的古代文人？如果90年代的孩子們是從周杰倫的《東風破》或是SHE的《長相思》里才開始接觸體會到中國古典詩詞之美是不是太遲了？其實中國傳統文化是歷經千年，在漫長歷史過程中逐步創造發展起來的。她幾經建構－解構－再建構，綿延不絕，生生不息，慢慢沉淀而成。前面說到，佛教是印度傳入的，但是在后來的幾百年發展中產生了中國自己的特色，產生了自己的朝拜方式，這就算是中國的文化了。英國的威廉斯曾給出文化定義的三個方法：

（1）用來“描述知識、精神與美學發展的一般進程”。（2）用來指涉“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來象征“知識,尤其是藝術活動的實踐及其成品”

我本人比較傾向第二種定義方式，文化本身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比如打火機在傳入中國幾十年后，中國工匠按自己的設計在上面雕上龍鳳的圖騰，就算是中國式的打火機了，可以算是中國文化的范疇。有句玩笑話這么說的：“一個人夢游是神經，一百個人夢游是集體神經，一個鎮上的人夢游就是一種文化了”也有一定的道理，符合“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的規范，當然這是笑話。

如果我們稍微注意一下，就會發現外來的文化影響著我們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現在的中學生為例，至少他們現在的生活，從家用的電視、冰箱、洗衣機，到出門吃的快餐、坐的汽車，所有的生活工具都是外國傳入的，和中國的傳統文化有關的東西除了貼在家門口的對聯之外似乎并不多。連打火機這種生活必備的小玩意都是外國發明的。

通過調查發現，現在的中學生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知之甚少并且興趣不大，而對外來的文化卻表現出很大的熱情，這可能與他們所處的生活方式有關，現代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使中國的傳統文化跟不上腳步，大家的選擇有自己的合理之處也有些無奈之處。比如說京劇，近年來在珠海似乎都沒有較大規模的正式演出（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很明顯是因為喜歡京劇的人群少得可憐，另外京劇的演出樣式也與現代生活格格不入，看來如果京劇不尋求自己本身變革的話，難保不會被社會所淘汰。現在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外來文化沖擊所表現出來的情況，包括對文學、社會經濟、生活方式三個主要方面。

一、外來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影響。一是留學生運動及其相應的翻譯小說的興起；二是由翻譯小說引發的白話文的突破；三是現實主義文學（在中國的歷史中，現實主義少得可憐，我印象中就看了一部《紅樓夢》算是有瓜葛的）在中國的長盛不衰。

本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首先受打擊的是中國軍隊，面對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攻擊，它己經老朽得不堪一擊了。奇怪的是一直到近半個世紀之后，這個打擊才落到中國傳統文學的頭上，不同的是，這一次，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掄起大錘，砸向了自己的傳統文化，而這把大錘，不是別的，恰恰是被我們罵為“洋鬼子”們的“西洋小說”，所以引發了以上三方面的變革。我現在教的學生，之所以能寫白話文而并不是傳統的文言文，見了老師的面說“Good morning”而不是“小生晨妙遇先生，敬尊矣”也是拜外來文化沖擊所賜。中國的白話文興起的確有利于人民之間的交流，所以現在有人認為文言文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堅持認為在21世紀的今天，文言文比白話文先進。外文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總體來講是利大于弊。

當然，現在的感覺是外來文學的影響也有些過了頭，中學生看古詩詞的基本沒有了，用英文寫情詩的倒是不乏少數；自己動筆的情況少了（都是用電腦打字），所以寫錯別字的人越來越多了（包括我）。不可否認電腦時代的大趨勢就是打字寫文章，因為論文在電腦上總比書面上好改的多，但是沒有筆跡的區別體現不出來學生自己的風格，所以在大學之前還是提倡學生們寫作用筆來完成。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發現，現在的學生寫字水平已經無法和上一輩的人相比，普遍潦草無比，字跡難辨，倒是練簽名的興趣盎然。另外受到香港文化的影響，在作文中夾雜的半英文和不規范的語法現象也很多，這令許多老教授大為感慨。

在這種情況下要引導學生多讀些古詩，讓他們發現中國文化的精髓，畢竟那種押韻的詩詞有著自己的意境，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詩詞是一個國家文化的體現，只有精通

本國語言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的奧妙，所以我并不提倡學生看外國的翻譯詩篇，因為翻譯過來的東西往往離了神，要看就看原版的東西，包括電影也一樣，不要看配音版的。

二、外來文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列強的入侵為中國帶來了新的文化、新的技術革命，隨之而來的便是中國社會經濟的迅速但畸形的發展，雖然畸形，但好歹發展了，從洋務運動到民國初年的民營資本，再到現在的中外合資，外國的技術文化始終影響著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可以說，現在的社會經濟騰飛90％是因為外國的文化影響所致。那為何中國的社會沒有自己進行經濟生產的變革呢？美國的瓊斯有一種觀點，認為經濟一旦上了軌道，就會持續自我再生產。除非是被某些沒有道理的干預使之越出軌道，否則經濟成長仍是自然而然的現象。對于當時的中國，他認為政府是一種負面力量，既未為經濟的持續成長提供必要的構架，又阻礙了原有的積極發展。他代表了一種自相矛盾的觀點：一方面認為國家太過軟弱，以致不能積極有為；另一方面則又認為國家十分強大，足以對進步起否決作用。而中國的學者則比較統一一個觀點：中國以農業為主導的社會經濟形態不具備資本到技術變革的條件。

現在的生產能力提高了，人們不像500前一年只能換4到5套衣服，而是可以隨心所欲地按自己的愛好買靚衫，所以現在的學生經常上午和下午穿的衣服都不同，并且有的一身的衣服超過7種顏色，在這種情況下，互相攀比的風氣就會越來越猛，為了消除這種影響，統一的校服是一種不錯的方法。當然校服產生最初的目的并不在此，而是統一外表形式和表現內在的學校精神。

三、外來文化對中國生活方式的影響。思想的解禁令中國人的思維一下子活躍了不少，現在的教師不難發現如今的學生不再像以前我們那樣的“填鴨式”思維了，而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在美國60年代流行的叛逆潮流現在在中國可謂是如日中天，你告戒學生：“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結果他回答：“可惜往往是最不重要的一半”足把你氣死。

學生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了，現在的教學不僅同以前的私塾大為不同，沒了體罰（當然在內地的學校中體罰還比較嚴重），而且學生有許多都不在家里吃飯（午餐），而節省時間做別的事情。社會在變革，以珠海為例，現在的家庭自己做飯下廚的已經很少（在內地還是比較多），原因是沒有時間，相應的快餐店因此長盛不衰。當然快餐店最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出現的，它的出現壓縮了人們花在進食方面的時間成本，大大提高了社會的生產效率。通過調查發現中學生并不是有些人現象中的特別青睞肯德雞或麥當勞，中餐店也是不錯的選擇，畢竟中國人還是更喜歡中國菜，但是這種快餐的經營形式仍是由外國傳入的。這說明還是外來文化比較適應現代生活的腳步。

最后我們再比較一下日本，這個彈丸小國的文化基本都是源自中國的，在明治以前，幾乎所有的文字都是漢字，除了語言，這個大和民族幾乎和中華民族一模一樣。十九世紀的世界列強同樣沖擊著日本的傳統，在“明治維新”之后，短短三十年，迅速崛起的日本已經有實力和強大的沙俄叫板了。在文化的改革方面，日本在受外來文化沖擊“陣痛” 的同時，卻不斷將自己的文化溶入其中，比如在文字方面根據自己的發音習慣發明了如同英文字母的平片假名，大大降低了閱讀和書寫的麻煩，歷史上稱為日本字的拼音化。日本的繪畫傳統原來也是中國式的山水畫，只講境意不求精準，而隨著不斷地創新，已經有了一套完整的寫實風格。

不得不提得是現代漫畫的起源也在日本，它突破了四格漫畫的框架，試著用“電影”的模式來解讀漫畫，較出名的有鳥山明、北條司、井上雄彥、車田正美等等，75－85年這一代的孩子（包括我）就是看這些漫畫長大的，那些算是漫畫的精品了，反觀現在的孩子就沒有這么幸運了，因為現在的漫畫泛濫成災，質量普遍很差。日本的漫畫自成一統，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并且引導國際的潮流趨勢，你看，這就形成了一種文化。所以說自創的東西是最容易形成文化的一種產物。中國也有自己的漫畫風格，只可惜數量太少，沒有發揚光大。

現在的初中生大多是90年以后出世的，在他們的童年時期沒有好的兒童漫畫來引導他們的世界觀，所以在教育階段上面會出現一個真空，好的動漫作品可以在孩子最需要性格完善的關鍵時候給予正確的引導。最近網絡上不是一直在批評央視的動畫片《虹貓藍兔七俠傳》充滿血腥暴力么？甚至還有兒童欲效仿劇情割破動脈，這也是教育工作者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再說說日本的服裝，老的和服不說了，說說現在流行的日本學生校服，特別是女生穿裙子、打領結、加長襯襪子的風格，讓全世界的人都能一眼將其從各國的人群中分離出來，這就是日本自己的服裝風格了，應該說效果還是不錯。中國其實也可以借鑒一下這種創意的方式，前段時間在網上看見有人提倡將中國的大學畢業學士服改成符合亞洲人身形的漢服款式，我覺得就挺不錯，要是設計成功，不就是中國的文化了？

日本的傳統文化在受到外來文化沖擊的時候同樣面臨消亡的危機，但是它們比較好地將兩者進行了結合，從而派生出來了屬于自己的新的文化，并且將其向外界推行。中國在這方面做的就不太夠。看著滿大街的“哈日”、“哈韓”的中學生，我們難道不覺得有些慚愧？說實在的本人從內心深處并不喜歡日本，但是仍然覺得它們的有些做法的卻值得借鑒。

宗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現在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對中學生的影響很大，中學生現在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很注重“自我”方式，簡單一點說，思想上幼稚，行為上成熟。由于沒有童年生活的艱苦磨難，現在的珠海中學生普遍嬌生慣養，自理和自制能力都非常差，并且不太有禮貌，這也不能全怪他們，家長的溺愛和老師縱容是要擔很大責任的。另外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缺乏革新所致，在人們需要信仰和規范的年代，中國的傳統文化卻不能提供相關的思想服務或者說是流行因子，而中學生最容易感興趣的就是新奇的事物，這直接導致他們更加容易喜歡上肯德雞、街舞、韓流服裝等外來的文化，因為相比之下，傳統慢節奏的中國菜、太極拳、中山裝等的卻不太符合生活的需求。

現在有的老一輩人比較悲觀，認為傳統文化一旦消亡了，中國就不是中國了，其實不然，我說過了文化是一個動態的東西，因時而變，因勢不同，現在的中國文化和20年前相比都已經大為不同，中學生節假日去滾軸、照貼紙、卡拉OK等活動也不能視為和傳統的文化趨勢向孛，這是一種結合的關系。中國的傳統文化必須根據社會的需求而做出變革，當然原來的也可以保留，比如說文言文，我們可以視白話文是文言文的進化版本，它是流行的趨勢，但是文言文本身還是要保留，可以專門開設一個科目去派專人學習，使之得以延續，但是這種不適應現代生活的文書形式不能強求每一個人學習。日本的落語文化和相撲文化歷經了一千多年仍可以延續，中國難道做不到么？只要能變革，中國的傳統文化定能引發中學生的興趣，從而引導新的潮流。

關于文化，有廣義、狹義兩種解釋。其廣義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切精神和物質文明的總和。其狹義解釋是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我們所論的文化,主要是指狹義的解釋。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類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類文化凝結而成的我國傳統文化具有如此的強力結構性，以致子兩千多年來，我國雖經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革，我國傳統文化經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沖擊，盡管今天所見到的現代文化與兩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區別，但是與我國傳統文化形成與興盛時期相比，其質與核卻未發生根本性變化。這是為什么呢？ 認識這一問題，首先應該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沿革與流變。這種沿革與流變曾五次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戰爭頻仍，隨著各諸侯國政治、經濟、軍事、風俗的發展，加之我國地理環境的特殊性，而各種哲學文化也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勢，自從孔丘編詩經、理春秋、興教肓，創立儒學以來，中國文化開始定位。同時老莊哲學以及法、墨、名、陰陽等也熠熠生輝。后經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諸學，開始獨家顯榮。

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社會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與發展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這兩個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如此凝結力，也正因為此，地域環境和人的智力結構，為中華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誕生準備了主客觀條件，各個階層根據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獨立的類文化，但是人類以及個人對文化的需要不是單一的、純粹的；而是多層次、多角度、立體的。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與同一，而這一整合與同一的中國傳統文化恰恰適應了人們的需要，同時也有了整合與同一的可能，堡壘式的我國傳統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如果我國傳統文化具備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從根本上講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為階級統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選擇適合維護自己統治的思想文化，該儒則儒、應佛則佛，應該黃老之學就黃老之學。漢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認識到，秦統一天下，急功近利，嚴刑峻法，以保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迅速滅亡的歷史教訓，使他們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務勝不休”，造成“無所不為而無所為”的嚴重后果，迫使無賴英主劉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順守之，文武并用的“無為而無所不為”的長久之術。黃老之學應運而生了，這是秦漢之交歷史的必然．也是漢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現。然而，這里黃老之學的“無為而無所不為”已不是純粹的“老莊哲學”，它融鑄了儒家積極入世思想和法家陰賊險狠的手段。陸賈本來就是一個大儒，他提出的“無為而無不為”思想，是融儒家“仁義”于道家“無為”之中，以積極的“仁義”來改造道家消極的“無為”。實

質上，所謂黃老之學是以老莊哲學為基礎。吸收儒、法學說而形成的漢初統治思想。說得再明白些是：表黃老之學而里為儒法并道。即該儒則儒，該法則法，應黃老之學則黃老之學。

然而，經過七十年與民休養，漢朝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雄厚而不可一世，顯然曾有積極意義而很消極的黃老之學已不適應漢武帝擴張皇權的多欲政治。為王霸天下，漢武帝統治集團迫切需要一個適應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學與文化。漢武帝意氣昂揚，對繁文隆禮，講求事功的儒學大感興趣，任用儒者，尊儒興學。制度教化，去開辟自己的鴻業。武帝令三公、侯王薦賢良、舉孝能，網絡人才，重定國策，儒學大師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思想，立即得到漢武帝的賞識和推行。漢武帝罷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專立儒學之五經。把秦的博士之業的《詩》《書》和“百家之言”分開，使得儒學赫然卓立。本質講孔孟儒學的產生就是出于維護統治階級的需要，只不過經過漫長的認識過程，才發現它金光閃閃的價值。儒學作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基礎，也確實對維護兩千年來的封建統治發揮著無與倫比的作用。儒家學說不斷發展壯大，與歷代統治階級所需和它的強力推行有著必然的聯系。

歷朝歷代明智的統治階級未有不根據自己的統治的需要來選擇適合自己的哲學文化，這就極有力地促使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度凝結。

作為一個階級、一個集團是這樣，而作為人的個體也是這樣。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類文化是作為個體心理調節劑深入到一個人的潛意識中，被不時地選擇著而凝聚于個體身上。作為個體，儒、釋、道各種類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條件下，其一種文化側面為主要矛盾方面，來決定事物的性質。陶淵明一開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積極入世的儒家精神到處碰壁，不容于時下的門閥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頭向佛、向道，返璞歸真，來尋求自己的心理解脫和生理調節，縱觀陶淵明的三仕三隱無不如此。現實生活中，陶淵明以行之在心，外無形狀的超然態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與表象。努力追求一種恬然自適的情趣，實質上是一種老莊哲學的體現，莊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的超世之境，這是一種物我一體，天道合一，達到忘我的境界。顯然陶淵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態度深受莊子的“順天從性”的影響。然而，他卻以平常心體味非常心，把淡泊樸素的鄉居生活引入心與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莊子任性逍遙的真諦。假如陶淵明在積極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羈，不達目的仍然去撞南墻勢必會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機體的病變，導致他的悲劇命運。然而“陶淵明道家曠達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蕩固窮的‘善’合而為‘美’，統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時俗求得個體生命的自由發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歷程。達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這正是陶淵明淡泊而充實、深厚且光輝的人格價值所在。”⑦

陶淵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覺不自覺的文化選擇有著很強的代表性。許多名鴻大儒當他積極入世的人生理想破滅，往往返樸歸真，回歸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脫。象王維、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陸游，以及許多政治家都是這樣。就是孔子這樣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處碰壁而破滅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嗎？（《論語?先進》）蘇軾在春風得意之時，積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極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則結識了不少佛家道友。作為個體心理調節因素的各種類文化，對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強的積極意義。從而在選擇中，儒、釋、道等各種類文化才能夠整合統一，并且有強大凝結力。

不僅如此，我國傳統文化的抉擇、整

一、凝結，還有著濃郁的自然因素，這是西方文化難以具備或具備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內的任何動物都有的，只不過人是理智的而已。與此，另一個不容忽視的自然因素：人類文化的抉擇、整

一、凝結，與人的身體、年齡、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強弱有關。身強力壯，年輕氣盛、性欲強烈，一般說來常常顯示著他們英勇搏擊、積極奮進，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體贏弱，年老氣衰，性欲枯竭，一般說來，往往又顯示著他們趨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歸自然的

文化傾向，從而使各種類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顯示出一個人不同的文化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較典型的了。李白年輕的時候，積極仕進，擁抱“輔弼天下”的宏愿，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孟少府移文書》）開始了他“仗劍去國、辭親遠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歷程。“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這是李白應唐玄宗之詔無比興奮之情的顯露，更是他積極仕進的政治抱負的形象展現，這是他42歲時的心態。然而，由于他剛直不阿、傲岸不羈的性格，他并沒有青云直上，在權臣們的饞毀下，不得不上書請還，開始了他訪道求仙的又一個歷程。此時他暮氣漸沉，年輕時他非常艷羨范蠡、魯仲連、張良諸人平交諸候，長揖萬乘。之后他尚老莊，甚至把莊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淚笑古人。臨濠得天知”。龔自珍說：“莊、屈實

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為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為氣，又自白始也。”⑧其實，李白的老莊文化意識和儒俠哲學觀念雖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個不同環境和年齡段所顯示出來的文化側面是不同的。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擇、整一與凝結。非獨李白，難道孔子、蘇軾等許多明哲賢達不都有這樣的文化現象嗎？

文化選擇的這一因素，實質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須過程。人生之于自然，回歸于自然。對自然有著天生的親和力，在生存與回歸的全程中，有一個超越階段。這個階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壯年時期。這個時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發，細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環茁壯，因而產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釋放，怎么辦？就要依靠“動”來宣泄。相對來講，儒、墨、法是“動”的哲學。所以，一個人的青年及壯年時期，往往選擇儒、墨、法的哲學作為自己奮斗的信條。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為體，更具合理。所以此時的個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了一個人的文化性質。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體孱弱時期，其精力、性、細胞活力、血液循環等漸衰，能量疲軟。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顧往事，如此就自然會重新喚醒個體生之于自然，回歸于自然的本性。他們要求平靜、安然、恬適。相對來講老莊思想和佛學意識是“靜”的哲學。它們“天人合一”，“人與天調”、“梵我合一”的自然觀念，封閉蒼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樸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適應了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說來，人的文化抉擇、整

一、凝結有著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觀實在的。

綜上所述，中國傳統文化的沿革與流變，曾經有過五次大的西學東漸過程。雖然使我國傳統文化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它的質與核還是很本色的。這是由于我國民族文化構成的特殊性所致。這其中是有了儒、釋、道、法、名、陰陽等類文化構成我國傳統文化的可能，而由這些類文化構成的我國傳統文化，又極其充分地適應了中國人的攻守進退等各個方面的生存與繁衍的需要。這之中既有它的社會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體性，也有它的個體性；就個體講，有心理調節的需要，也有一個人年齡、體質、細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國傳統文化比起其他諸如西方文化來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強得多。它不僅在種種沖擊下，保持了自己本體性，而且還兼容和同化了許多我國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滿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國文化。我國有這一特征的傳統文化對我國社會歷史發展，曾起過巨大的積極作用，但也有過無與倫比的負效應。今天我們重新辯證地審視我國這樣特征的傳統文化，以促進中華民族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會有些價值的，也是許多哲人賢達無可回避的，因此為文以做拋磚之舉。

改革開放的偉大創舉，毫無疑問給中國的經濟，文化，政治等事業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有的中國人都在享受著他帶來的一切好處，物質資料的豐富使中國人擺脫了百年來的貧窮生活，我們欣喜，我們慶幸，我們在為中國的不斷發展感到無比自豪和光榮，也在為著GDP總量持續增長，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提高而不斷努力奮斗。

二十多年前一位老人的著名論斷——市場與計劃不是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準，使中國人的思想不再禁錮，不再受到約束和壓抑。一批又一批的改革先鋒在不斷的探索者中國的發展之路，他們頂著風險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在改革的浪尖上奮勇前進，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中國的前進，使我們認識了什么是肯德基，什么是麥當勞，什么是好萊塢大片，什么是真正時尚與潮流，我們吸收著世界各種先進的文化，享受著世界各種令人向往的文明，而這一切，也讓中國在風云變化的世界環境中，可以穩步前進，并越走越走也自信。

先進的中國人，喜歡上溫馨的感恩節，愛上圣誕，更是鐘情于浪漫的情人節，“五一，十一”黃金周不再是刺激中國經濟增長的唯一方式，“平安夜”，“情人夜”更是成為“黃金夜”，各大商家在這樣的節日里簡直是歡天喜地，因為這一天的銷售收入或許是一般商家至少一個星期的銷售收入。

然而，繁華的背后是令人深感憂慮的各種隱患。無可厚非，西方的一些節日，是西方文明歷經歲月洗禮的結晶，節日的盛典，是西方優秀文明和和諧社會環境的最真實寫照。對于外來文明，我們黨一向的宗旨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我們喜歡著這些精華的外來文化，是豐富和繁榮中國傳統文化的極佳方式。這是我們應該采取的策略。

可是，漸漸地我們發現，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追尋似乎越來越淡，甚至產生了厭倦和無賴的感覺。我們一直引以自豪的“七夕，端午節，中秋節”，還有曾經最令人向往的“春節”似乎越來越淡離于我們視野，難以想象“除夕，七夕“之夜會有百萬計的人同時走上街頭瘋狂購物，游玩。所以，如此看來，中國人是不是在漸漸遠離我們的傳統文化？然而，更令人心痛的事我們是不是在犯著雙重錯誤，就是在“取其糟粕，棄其精華”。如果僅僅是拋棄了傳統文化，能夠吸引外來文化的精華，或許有一天我們還能將傳統文化再一次發揚光大，但是，我們拋棄的同時，還在扭曲和誤解了外來先進文化的精髓。

甚者，外來文化全方位的沖擊，足以顛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正如楊叔子院士所說“沒有科學技術，一打就垮，但是沒有民族精神，將會不打自跨”，這也更是某些野心國家用來達到統治世界的另一種全新手段。我們構建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只是需要用市場經濟的規律來指導中國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最終保證經濟的良好發展，但我們不需要“市場社會”，這個社會需要人文，自然的和諧。

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說過：“熱愛傳統從未削弱一個民族，實際上傳統在危難之際增強了民族力量，但是新的思想必須降臨，世界必須滾滾前進。”如是這句話引發了我對中國漸漸在淡離傳統的思考。既然時代是在不斷發展和進步的，對于文化的理解，我們需要轉變。一方面，對于傳統文化的保持和尊重是我們每位國民的義務和責任，然而，叢另一方面講，如果傳統文化不能與時俱進，它也必將停滯不前，變得毫無生命力，也就會變為死去的文化。這更令人痛心疾首。因此，我們是不是可以在傳統文化上，結合現代的元素，把西方文化的精髓融入我們的傳統，是我們的文化的實質變得不再抽象和空洞，而是可感，可知，以致觸手可摸？我想，當我們真正能將優秀文化進行合理的交融和革新時，人類歷史文明必將永遠煥發閃耀的光彩。對于外來文化的沖擊，我們不必驚慌，與其排斥，不如加以引導，使其朝我們需要的方向發展，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