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在21世紀的今天，再談儒家，似乎有點“過時”。然而，千百年來，植根于中國人心中的價值標準和道德觀念，無不在“儒”的基礎上引申和闡發。尤其是西漢以后的儒家，早已脫離原有的學術派系而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安身立命之根本，追名逐利之敲門磚，政治傳統之工具。經過多少篡改，多少曲解，多少加固，多少闡釋，儒家已建立起穩定的思想架構和完整的體系。現在，立足于較為理性和客觀立場上的現代人，回望儒家，又是怎樣評說呢？儒家在當代價值幾何？對中華文化影響最為深刻的莫過于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而今提倡的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也出自于儒家思想。那么，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又表現在哪些發面呢？

一、儒家的思想體系

作為獨立學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孔子是其創立者。在周室衰微、禮樂崩壞的春秋大局中，孔子適應形勢，創立了以“仁學”為核心的龐大思想體系，它的根本出發點是“仁者愛人”的人道主義，理論取向是現世的人文關懷；它主張仁政，強調“德治”；重視人生的價值，強調人格的獨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會理想。這些理論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孔子死后，儒分為八，其弟子后學又各自宏揚、發展了孔子的思想，但作為原始儒學的定型則主要經歷了孟、荀、易三個環節。孟子從內在心性方面發揮了孔子的學說。孟子道性善，認為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以“民貴君輕”、“正經界”、“制民恒產”為基本內容的“仁政”學說。這套理論體系，因其對心性學說的發揮，而被視為道之正統，其“內圣”說更為后世所推崇。韓愈稱其為“醇乎醇者”。宋儒黃戟認為“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有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黃戟：《宋史“道學”朱熹傳》）。所謂“道統說”難免不是一種以偏概全的主張，孟子不過是對孔子學說的一個方面的發揮，與“內圣”相對的“外王”學說，則由荀子加以充實擴大。荀子言性惡，倡言化性起偽，主張治理天下應以禮為本，禮法結合，他講“群”論“分”，說“禮”談“法”，形成“隆禮尚法”的政治學說和“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行之得節，禮之序也”的“仁親、義行、禮節”說。荀子派內立宗，自標新意，繼承和發揚孔子的外王學說。盡管韓愈稱荀子為“大醇而小疵”，意指荀子思想有逸出儒家框架的痕跡，其實這還是站在心性學說一路所作的指責。就孔子思想的內涵而言，荀子這學仍是孔子思想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并成為其后儒重禮制、講事功一路的發展源頭。難怪荀子在《儒效》中以“大儒”和“俗儒”來劃清與孟子的界線。自認是孔學真精神的傳授者。無論孔、孟，都未詳說“性與天道”，即使是荀子，雖有專門的《天論》，其用意亦不過論述天行有常、天道自然，“圣人”必須明于天人之分，“不與天爭職”，除此而外，則“圣人為不求知天”。而《易傳》提出的天道、地道、人道系統，恰恰填補了這一空白，使得原始的儒學的建構具有某種形而上的哲學基礎。從而使原始儒家思想體系的建構最終得以完成。不僅如此，由于《易傳》言天道、談陰陽、明禮法、重思辯的特點，還為爾后同諸如道、陰陽、法、釋等其他學派的融合提供了共同的因子。朱熹論《易》時說“《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那形而下者。《春秋》以形而下者，說到那形而上者去。”（《朱子語類》卷六七）總之，有孔子奠定的儒學理論的基本構架，經由孟、荀的內外擴充，及《易傳》形而上基礎的確立，形成了一個成熟的、開放的、兼容性極強的思想體系，成為后世儒學發展的總的源頭。而這些都構成儒學原義的最基本的內容。

二、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我國實現現代化，是走的社會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現代化既需要有物質文明建設，也需要有精神文明建設。我國目前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存在的嚴峻問題之一是精神文明建設趕不上物質文明建設，在近幾年的四化建設中，由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泛濫，國內出現了貪污賄賂、倒賣詐騙、一切向錢、假公濟私、見利忘義等十分嚴重的腐敗現象。這就不能不使人回想到儒家思想中的公私之分、義利之辯那些精華的東西，對我們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還是有益的，應該把它們繼承發揚下來。由此可知儒家思想在我們今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還能做出貢獻，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一個具有完整主權的國家，既要有她的獨立的經濟、獨立的政治，也要有她的獨立的文化。所謂獨立的文化，就是要由她自己國家民族的人民所創造出來的，或吸取別人而加以消化的，以維護其生存和發展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思想信仰等文化因素，其中以思想最為活躍，成為這些因素的核心。如果一個國家民族擁有悠久的歷史，廣闊的領土，眾多的人民，那么維護這個國家民族的人民得以生存和發展下去的傳統文化，必有她的強大的凝聚力量。像這樣的傳統文化，要一旦完全拋棄她，和她發生徹底的決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更是不應該的。像這種歷時數千年，雖累經劇變而未絕滅的傳統文化，糟粕固然很多，精華亦復不少。在今天對待她的應有態度，就是要如何正確地引導她到現代化的道路上來。去掉她的已經僵化了的、腐爛了的部分，保存和發展其還有生命力的、還有健康的部分，使她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繼續作出貢獻。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屬于這類的文化，中國的儒家思想就是屬于這類的思想。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積極方面：

（１）重視教育，并且創造“因材施教”等教學方法，在教學上注意個性差異，善于啟發教學。可以說教學經驗很豐富。

（２）注重道德、禮教、仁義，要求自覺遵從真和善，這一方面比西方國家的宗教和神論思想不知道進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義，以人為本，而不是追求虛無縹緲的偶像和神。

（３）思想上善于辨證思維，重視自然的農業，重視經驗，認為自然秩序是人類理性的根源，而人類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權利的依據。提倡“以農為本”，是符合中國古代的實際資源情況的重農思想。

（４）提倡以“禮”治國，“倫理政治”思想。如果說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們中國文化就是“德”型文化，這一德型表現在政治上，也有積極的一面：忠于國家，抵御外來侵略，刺殺暴君，直諫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５）儒家思想早熟，統治有力，貫穿了中華民族的大部分時期，給社會歷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參考約束。

儒家思想的消極方面：

（１）不重視農業生產知識的傳授，不重視科學知識的學習，強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傾向于參政的。

（２）不重視邏輯，一味重視經驗，叫做“經驗理性”，使邏輯推理和深刻解釋事物的規律的理論沒有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問底，以至產生理論和學說。

（３）強調個人服從群體，壓抑了人的個性。漠視性格，思想大一統。造成國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責任標準壓制了人的創造性，這也和歷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

（４）倫理關系凝固化，絕對化，三綱五常，家長專制，成為人身壓迫、精神虐殺、制約著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為歷史前進的阻力。

（５）倫理觀念，等級制度置高無上，達到排他性的程度，從而限制了自然科學和科技的發展。歷代帝王也不重視科學技術，把一些科學成就說成“淫計小巧”。

總之，儒家思想的兩部分——圣人的主觀思想和客觀政治論，即“內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統治的意思），都對我們民族的思想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即使是當下，我們也無法走出它的圈子多遠．它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我們應如實客觀的正視這個問題。

比如，在我們現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還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誨人不倦”“溫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員的貪污腐敗問題上，道德，仁義，儒家的思想會是對貪官們的譴責依據吧？再者，我們所講的責任感，正義感和勤奮精神，哪個不是我們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傳統的精華呢？

三、如何揚長避短，發揚傳統文化

首先，對于文化藝術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特別是在當今全球化越演越重，經濟一體化浪潮越發洶涌之際，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利用、傳承與變遷、創新與調適成為民族研究與工作中的重大課題。對傳統文化的重視程度，也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能夠體現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演進的自覺水平。文化作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對國家經濟、政治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有著巨大的作用力和影響力。

文化資源、人文環境和民族素質，又是一個社會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保護、弘揚和利用，將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豐富的經濟生長資源，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沒有包括傳統文化在內的文化作為支撐，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就沒有后勁，我們就無法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對于傳統文化實施科學有效的保護，也是實現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的協調發展，全面富強民主現代國家的現實需要。

其次，要正確處理好保護與發展、開發與利用、中央與地方、全局與局部、當前與今后的關系。確保中華民族民間傳統文化在首先得到及時搶救和有效保護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規律得到深刻的繼承和持續的發展。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保護工作，看似屬于純然的公益事業性文化建設投入，實則蘊涵著非常巨大的潛在效益和長遠利益。不僅對實施保護的工作方針和工作原則在具體的運用中要嚴格掌握，避免急功近利走樣變味的所謂“保護”，成為違反規律的草率操作與竭澤而漁的過度開發，以免動機良好措施不當的“保護”反倒成為毀壞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罪魁禍首；而且要從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深刻認識正確處理好中央與地方、全局與局部、當前與今后幾種關系的極端重要性，凡是涉及上述關系的，都要堅持國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則，牢固樹立全局意識和大局意識。

最后，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必須上升到一個全民族的高度，因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身份標志，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歷史創造的集體記憶與精神寄托。國學大師文懷沙說，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氣”，畢竟“樹的影子拉得再長，也離不開樹根；我走得再遠，也走不出媽媽的心。”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關于“儒”，對于現在的我們——大學生而言，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東西。講什么中國文化，不能不面對儒教。儒家是中華文化的命脈與根本。講什么中國文化，不能不面對儒教。實際上，儒家在各個歷史階段的內涵和意義是不一樣的，就其發展歷程而言，儒家思想分為先秦儒學、兩漢儒學、宋明理學以及新當代的新儒學。此四個階段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后世所謂“孔孟之道”既是先秦儒學，所倡導的是孔子與孟子的儒學思想，出現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師級人物，其思想特點是：都以政治倫理為核心。倡導禮樂制度。

兩漢儒學，上承經過荀子法家化之后的儒學，經董仲舒的“天人思想”所改造，實行“陽儒陰法’,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化君權神授，把大量儒家倫理道德法律化，使之與“禮”并行，作為約束。

這種改變，使儒家思想迎合了統治階層的要求，從而最終讓儒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意思形態”，影響歷史長達兩千年之久。

隨后，由于佛教的傳入，特別是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時期，玄學和佛教對儒教產生了強烈的沖擊。為了戰勝佛教，儒教開始大量吸收佛教的精神，“援佛入儒”，于是宋明理學應運而生，程朱理學繼承了先秦孔孟的精神，構筑了封建社會后期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以及心理素質。

繼之近代，儒學在國人之中失去信任度，發展也達到歷史的低谷。

毋庸諱言，儒家在現今的確早已過時，但也不能一味全盤否定，看看儒家文化圈中的各國，日本、韓國（自詡為儒家的真正傳承者）、臺灣香港澳門以及新加坡等，儒家的有些基本精神和現代社會其實并不矛盾。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教，都以本國最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信仰作為國家的精神軸心、宗教信仰。可見國家的傳統文化與信仰是非常重要的，而先前我們一概的否定式不足取的，龔自珍說過：“如要亡其國必先去其史。”而我們已經把先前的歷史丟的所剩無幾。儒家在肯定精神生活和道德修養的同時，也有他的信仰，無論我們如何去爭論，在過去的幾千年里，孔老夫子的思想史維系社會、國家和家庭的重要力量。他也慰藉著中國人的生活，是人的精神源泉。反觀現在的國家行政人員，有幾人是有信仰的去做事、去為人，有這樣一幫人在當政，無怪乎我們身邊的離奇事件一件勝過一件，就算我們在網上看到任何的有關當政者如何實行怪政，也不會感到奇怪。

我相信中華文化現在并未能體現其優秀的特性，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我們的物質要求都有很大提高之后，我們在回頭回味儒家文化，就會重新的發現她的優勢。

淺析儒家思想對中國歷史的負面影響 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以宗法關系為紐帶的中國傳統社會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還沒有一種學說能動搖儒學在中國思想界的地位，其深遠影響輻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在歷史上，儒家思想幾乎成為政治的玩偶，時而被全盤肯定，時而被全盤否定。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主張批判的繼承，但在儒家思想領域，繼承的較多，批判的卻很少，也只有在專家學者的著作中可以見到只言片語，而且或在書店中束之高閣，或在圖書館中被深埋角落，無法雅俗共賞。其實，在一種思想的繼承過程中，對它消極因素的批判也極為重要，它可以使我們得到更多的反面經驗，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誤區。當然，很多消極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經過歷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遺余力的“義務教育”，但歷史已經成為事實，儒家思想曾對中國造成了極壞的負面影響，下面就其中的幾個方面作一下簡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級元素，它以“愛人”為基礎，儒家的倫理思想即由其發展而來，但它與封建宗法等級制是相互制約的，這就顯示儒家倫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學最初便明確了君臣、父子、夫婦等倫理關系，經漢代董仲舒“三綱”、“五常”的加強和宋明理學的進一步鞏固，更上一層樓，完全迎合封建統治階級的心意了。在以家長為首的家族組織里，家長和家族一般成員之間，實際上處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對立之中，而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封建政權，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長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視為格言警語，至今尚在民間廣為流傳，真是令人詫愕，而對于上層階級的制約在不斷減少，長期皇權、父權、夫權思想的侵蝕，使中國始終也沒有建立完整的體制去規范人的行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場。文化大革命，這場中國現代史上的悲劇，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僅僅是領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對領袖的盲目崇拜嗎？當然，文革爆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們今天回頭去看那段歷史，為什么會出現“領袖一呼群氓響應”的局面？應當說有什么樣的民眾，才會產生什么樣的領袖，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處。對于婦女，更是為其戴上“緊箍咒”，要她們犧牲自己來換取名節的虛名。人們總是把潘金蓮說成“蕩婦”，如用現在思想 解放的觀點來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嗎？民國初年，某報上刊載了一篇報道，大意是某婦人在其夫死后亦跳崖尋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貞烈人生。該報非但沒有對此種行為提出異議，而是對此列婦的行為大加褒揚，稱贊她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魯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專制表面上沒有了，單家族制還活著，封建禮教還活著。由這篇報道，也可以管中窺豹，略見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國古代多數政治家的習慣。一位外國學者曾經把中國封建社會朝代的更迭比做一個立方體的翻轉，只是換個面而已，其外表與內涵還是一如既往。一個封建王朝建立后，極少有革命性的創新舉動，而是效仿前人，依樣畫葫蘆。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習慣還是沒有改，上演了“復辟”、“稱帝”的鬧劇。而歷代改革者也很難越過“托古改制”這條思想鴻溝。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場面：一批白發蒼蒼的元老級大臣跪在金鑾殿上，聲淚俱下，甚至以頭搶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變！”于是，改革者或被貶官，或被罷職，或被殺頭，而且以最后一種結局居多。我們說人民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在中國歷史上，動力不足的問題顯得非常嚴重。這與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無關系，其主張“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歷屆朝代的改革運動，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搖旗吶喊，而很少得下層民眾的支持，這會令人想起一幅圖景：“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打個比方，改革者在臺上演戲，民眾在臺下看戲，成功了，聽不到掌聲；失敗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去取些銀兩，還可以私下買幾個蘸了鮮血的饅頭。到了近代，我們被列強用槍炮打開了國門，資產階級曾試圖改變中國的命運。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戊戌六君子被處以極刑，京城里的人對此事大多持觀望態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當做茶余飯后的談資罷了。這與法國大革命時巴黎市警鐘長鳴，巴黎市民武裝起義保衛革命果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人說，任何革命有其轟轟烈烈，也有其蓄積的過程。不錯，歷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進，可是中國歷史的封建專制為何長達兩千年而且其影響至今余波未盡？我們在分析歷次改革或革命失敗的原因時，總是歸納出來條條框框。當然，失敗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結果。哲學上講，內因是事物發展的動力，根本原因就在我們民族思想的內部。

“復古”思想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朧詩初登中國詩壇令文學界驚駭萬狀，它與四人幫的“批林批孔”兒歌不同，也與某一時期流行的“頭上，焊火噴光；腳下，風鉚鏗鏘”的鼓動詩不同，是一些習慣傳統的人大為惱火，非議紛紛。有人說它是四人幫毒氣在詩壇上的一種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個倒轉的旋渦，是新生嬰兒身上一個可惡的膿包。這些在今天看來另人發笑的評論深深折射出我們對待新生事物的態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視之為異端，而古代的東西都是好的。有時，一個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會感慨：在李世民時代，“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于是就有一種普遍的說法：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獻備受推崇，很多人兒時就了解“四書五經”，遇到了新問題，總喜歡到古書中去尋找答案，這種模式嚴重抑制了中國人創新思想的發揮。

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有一段精彩的討論，認為培養理想的公民必須高度重視音樂與體育，音樂可以使人文雅，體育可以使人強悍。而儒家思想則提倡“文”，貶低“野”，對人才要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使人才創造力的發揮受到嚴重的思想束縛，輕視生產勞動本身的社會價值和意義的這一怪思想影響了往后長達兩千年的中國社會生產勞動，忽視了自然科學和技術開發，從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腦體分離，經濟和科技落后的。東西方兩種思想孰優孰劣，只要看一下鴉片戰爭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國人是大刀長矛，英國人是長槍火炮。有人也許會列舉“四大發明”，某某項成果領先歐洲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來否定上述觀點。誠然，誰也不能對中國古代的豐碩成果視而不見，但我們只要放眼全球，就會發現，中國在某些領域領先歐洲時，歐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領先中國。最好的證明就是打開初中的物理、化學課本，你會發現上面中國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歐洲人的名字倒會躍入我們的眼簾：牛頓、伽利略，帕斯卡、道爾頓``````````` 實際上，一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關鍵在于推動“學問”的精神思想而不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后，文明幾近斷絕，漢繼秦火之余，遍地書灰，終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輝的一頁。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細收藏，而漢民族的境況卻是每況愈下。有人以唐為強，可是唐代京師三陷，天子四遷，何以謂之強呢？無數史實證明：我們過于重視“音樂”而忽略了“體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學中“崇本抑末”的觀點，限制商業和手工業發展，堵塞了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的道路；把知識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讀儒家經典，阻礙了中國科技的發展；近代保守勢力利用孔子“明華夷之辯”的思想處理中學與西學之爭，堅持閉關鎖國，使中國人失去了趕上西方的重要機會。

有人說儒家思想像糧店，不能批，否則我們就沒有飯吃。為什么不能？中華民族的心弦難道如此脆弱嗎？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積極因素塑造了中華民族某些優良傳統和品質，陶冶了一帶又一帶中華兒女，這些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帶著情緒化色彩來看待這一問題。過去的歷史，留給中國人的決不僅僅是那些厚厚的史書，可怕的是留在中國社會中的不良習氣，留在中國人心中的毒瘤思想。過去塑造了我們，我們有續寫著未來。以前，我們對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車翻了千千萬，后車來了也亦然”。一位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說過：“現代化的關鍵在于思維模式的轉換。”歷史已經跨入二十一世紀，我們是不是本著對歷史，對民族負責的態度，讓人民去真正的認識儒家思想呢？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文化流派。儒家學說為春秋時期孔丘所創，倡導血親人倫、現世事功、修身存養、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其核心是“仁”。儒家學說經歷代統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學的發展和傳承，使其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中國文化的深層觀念中，無不打著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家經典

儒家經典主要有儒學十三經。儒家本有六經，《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

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 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共十二經； 宋時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經注疏》傳世。《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于《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后來的《四書》指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

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陸九淵、王陽明、周敦頤、程頤、張載、顧炎武、戴震等。

文化地位

今天儒家所擁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產生以后，在從古到今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尤其是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所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獨占大一統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張禮治，強調傳統的倫常關系，尤注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漢初，遭統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學、佛學的挑戰，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歷空前之厄，但還是綿延至今，其原因是因為儒學植根于中國固有的價值系統而又能隨時自我調整，適應了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且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系統，以至于今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國學（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儒家是國學的核心與主體。

內圣外王之學

“內圣外王”是儒學全部學說的總的概括。《大學》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屬內圣范疇，內圣即通過修養成為圣賢的一門學問。“齊家”“治國”“平天下”屬外王范疇，外王即是在內心修養的基礎上通過社會活動推行王道，創造和諧社會大同社會的一門學問。“內圣外王”皆以“仁義禮智”為根本指針，其中“仁”“禮”在“內圣外王”兩個層面中的根本意義相同，但在兩個層面上有不同的具體解釋和具體效用。

外王學說

劉周“大眾儒學倡議書”中關于儒學“外王”學說的表述：

（一）大眾儒學是儒學的原教旨。

（二）儒學的核心是仁和禮。

1．仁，就是愛人，就是以“愛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會各階層的人們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禮，就是社會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會各階層的人們對自身社會地位有穩定的道德認可和道德定位。

仁的作用是使民無造反之必要，禮的作用是使民無造反之意識。——人們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就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人們普遍認可社會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會地位的道德規范，造反作亂就沒有道德依據（即沒有意識形態基礎）。

人民既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又沒有造反作亂的意識，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古今中外，凡是能夠使國家達到太平的統治，事實上都沒有違背儒學的仁和禮兩大原則。

2．儒學的真諦是仁禮一體。不講究仁，只講究禮，人民就會反抗其統治。不講究禮，只講究仁，人民就會輕慢其統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約束，就會由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引發現實中的無政府狀態。所以，仁和禮是一刻也不可以分開的，這就叫作仁禮一體。

人類社會是不斷地發展和進步的，古代人類受到自然界的威脅特別嚴重，每個人都必須依賴群體的力量才能生存。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每個人都習慣于遵守群體共同的道德規范，而認為群體共性對個性的約束非常合理。但是越到后世，人類受到自然界的威脅不斷減弱。因此，反對共性約束追求個性自由的思潮便逐步發展起來。所以，人們的道德觀念也就跟著發生相應的變化。

所以，禮必須根據不同的時代而有不同的內容。拿著古代的“禮”來統治現代的社會，就會違背仁的原則。違背了仁的禮，一定會受到人民的反對和反抗。所以，禮貴在不違背仁的原則。不違背仁的原則，就必須根據不同的時代而改變禮的一些具體內容。只有根據時代變化而改變和調整禮的一些具體內容，才可以達到不違背仁的原則。這就是仁禮協調，一體不二的要點。

3．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兩千年來的舊的禮制，這是因為這個禮制中的許多內容，有違于時代發展的要求，已經違背了仁的原則。所以，辛亥革命推翻舊的禮制，本身正是體現了儒學的仁的原則。但是，新的社會形態也只有在推行仁政的基礎上，建立健全新的社會道德秩序，才能得到最后穩定并實現長治久安。

現代意義

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稱為“萬世師表”，某些地區更將“孔圣誕”定為“教師節”。

自從中國人開始追求現代化以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自明清時代，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參考儒家傳統提供的資源。尤其是華人和東亞人應該有這個機會。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傳統，儒家傳統屬于全人類，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獻應該盡量翻譯成各種語言，提供給大家。

從一開始儒家思想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用今天的話語來講，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就被理解為人類文明的核心。結果，至少在中國，儒家思想被視為文明或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儒家思想給現代人提供了很豐富的資源。面對這些資源，現代人具有一個選擇的自由，可以吸收資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拋棄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君主專政制度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兩大主體內容。

依據《結構論》的系統綜合理論，曾邦哲提出公元前約幾百年幾乎同期發展的希臘（自然）文化、猶太（律法、波斯時期）文化、印度（佛教、精神）文化、華夏（儒家、倫理）文化奠基了人類至今以來的核心文化模式。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選擇，儒家思想屬于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寶庫。保存和解釋儒家思想文獻，增進人們對它的理解是我們作為對儒家感興趣的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不管你對儒家思想的評價如何，了解這個極其豐富多彩的傳統一定會使得你的生活更加豐富。

傳播與應用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增強，文化和軟實力建設逐漸上升為中國的國家戰略。十七屆六中全會專門就我國的文化建設作出部署，明確提出要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建立強大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儒家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主流和底色，在整個傳承體系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自2006年以來，我國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幾百所孔子學院，孔子作為中國文化的符號，已經為世界各國人民所認可。目前，國內權威的儒家文化研究和傳播平臺有國際儒聯、中國孔子基金會和各高校國學院等，其中中國孔子基金會作為國家設立的儒家文化當代傳播與應用的平臺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在電影、電視劇、動畫片、記錄片、電視節目（如《新杏壇》）、出版物（如《孔子研究》、《儒風大家》等）的策劃、投資方面，還有產業探索方面，設立了山東儒學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對儒家文化的當代應用進行了有效探索，與金融機構合作發行孔子卡、建立國學社區、公交《論語》、國學大講堂、與茶酒等文化的提升與融合等，通過不同形式的儒家文化滲透與普及，使大家對儒家文化有了一個全面、直觀的認識。

由于長期以來社會大眾對儒家文化的誤解，使儒家文化被插上了腐朽、保守、專制的標簽，現在是通過普及，讓大家認識真實的儒家、人性的儒家、當代的儒家、國際化的儒家的時候了。

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或曰中華主流文化，是凝成中華民族精神的主流，是東亞文明的精神內核。“察業識某如佛，觀事變莫若道，而知性盡性，開價值之源，樹價值之主體莫若儒。”

儒學的這種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創立儒家學說，不是憑空創造的，而是在社會的大**中通過對三代流傳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進行反思，認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詮釋而形成的思想學說體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學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成為中國原典的保存者和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實地考察，堅持“察知征信”與“因革損益”的原則，使儒學又具備審慎的因時制變的品格，在中國處在第一次社會形態大變革的時代，儒學應運而生，突出了中華傳統文化需要保存、延續和發展的歷史必然。

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單一民族觀念和思想體系時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勵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同時又以“近者悅，遠者來”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大胸懷，倡導民族和睦，友好相處，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鞏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學長期以來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學不是宗教卻能取代宗教”，堅持的是一種對儒學的信仰和依賴。儒學提倡德化社會、德化人生的思想對中國人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成為華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礎。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種積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認同的凝聚力，起著中華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學避免了狹隘民族性的特點，為它走向世界，形成東亞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礎。

在先秦，處于私學地位的原典儒學，為它的長遠發展奠了基。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學始成為官學，兩漢時基本完成了對先秦以來道、墨、名、法、陰陽之學的綜合吸收，擴大了學術包容的范圍而成為文化的宗主。雖兩千余年其形成屢經變換，但總的方向是強化封建統治意識。

總之，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體地位，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趨勢，并且時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與道德取向，成為中國人的信仰。

二、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儒學中的體現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古代社會形成并發展起來的比較穩定的文化形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在現實生活中的展現，這個思想體系蘊涵著豐富的文化科學精神，這種科學精神又是通過儒學之要義體現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中國傳統文化是凝聚之學。中國傳統文化是內部凝結力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諧，把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群體、人與自然有機的聯系起來，形成一種文化關系。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以和諧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響和傳承的，而現代社會綜合國力的構成中，民族凝聚力作為國家的軟實力，為社會發展、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我們中華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動力是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國全體國民都有他“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崇高倫理觀念，與博大的仁愛精神，共同構建和諧之社會。儒學對中國社會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諧社會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文化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化中這種凝聚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文化中的和諧意識包涵天人關系的和諧與人際關系的和諧。關于人際關系的和諧，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過猶不及”，實質是強調矛盾的統一與均衡，強調通過事物之變的把握以獲得人際關系的和諧，避免和克服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和沖突。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凝聚之學的科學精神。

2.中國傳統文化是兼容之學。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盡管中國古代對外交往受到限制，它還是以開放的姿態，實現對外兼容，這正是依靠儒學“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實現的。儒學在保持其學統傳承的同時，總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為主地匯通、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儒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強大吸收能力和它強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輔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國傳統文化是經世致用之學。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促進自然、社會的人文之化，中國傳統文化突出儒家經世致用的學風，它以究天人之際為出發點，落腳點是修身、治國、平天下，力求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其價值，經世致用是文化科學的基本精神，儒家學說則更是這種精神的體現者和傳播者。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的這種特殊的社會功用。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識形態領域占據著正統地位，對中國官學文化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社會充滿了亞普羅式的精神，是個按生態循環及繼續下去的社會，繼承的是老祖宗的傳統，還要代代傳下去”。傳統就是權威，滿足于守，追求靜，害怕變。

自儒學被漢武帝君臣定為正統正宗以后，以地主經濟為基礎，土地得相當自由買賣，農民得相當自由轉動，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樣的貴族身份的社會，卻藉著知識的統制和長期獨占，而無形中幫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貴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國傳統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發揮。“文化是物質設備和各種知識的結合體，人使用設備和知識以便生存，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變文化”，師儒和政權的關系，在中國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極其充分的體現，而“以儒治世”是歷代統治者及傳統士大夫所選擇的，“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他們的言行能被社會所接受，主要是因為他們反映了社會上的一般觀點，他們不過是把已經客觀的社會事實所造成的觀點，用比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達出來。”從孔孟到西漢董仲舒“君權神授”到魏晉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玄學到唐韓愈的天命論到宋朱熹的理學到王陽明的心學到明清各種儒學思想見解，都體現了把儒學進行合理改造，從而為統治階級所利用，以達到“治世”，維護統治的目的。

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夠經歷五千年的發展而沒有中斷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價值具有先進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價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將會在未來閃耀出更加燦爛的希望之光、和諧之光、精神之光。

四、總結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題，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兩者是血與水、源與流的關系。“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得說來，就是究天人之際，明修身之道，述治國方略，求天下為公，最終實現天人和諧的境界。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通過儒學體現，在悠久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優秀的儒家文化價值理念，“以儒治世“被歷代統治者所推崇，現實的需要，促使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出價值選擇，用歷史的眼光和時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揚和傳承優秀的中國文化遺產，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中國之未來而奮斗。

儒學的特點和歷史地位

在社會與政治制度方面，儒家與道家、墨家、法家、農家不同，既不維護無階級、無國家的理想，也不支持純粹地域國家的主張，而是堅持家族組織與政權組織的統一，維護宗法等級的政治體制和倫理道德。秦漢以后，中國出現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儒學思想又發展出為專制君權服務的功能。由于它的政治理念與中國社會現實完全合拍，所以它能定為一尊，成為傳統文化的主流。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種社會政治學說能夠與它爭鋒，也沒有哪一種宗教能夠把它擠垮。東漢以后道、佛都曾盛極一時，但是它們只管人的精神解脫一件事，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仍是由儒家管著。等到宋明理學吸收佛道思想，將這件事也管起來之后，儒家學說又全面地恢復了自己的統治權，佛道則因自己的功能被替代，所以歸于式微。儒家思想符合中國傳統社會的需要，因此起了穩定社會秩序，鞏固封建制度，促進封建經濟和文化的高度發展的作用；但由于同樣原因，在封建社會的末期，它又阻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和科學民主意識的成長。

儒家處理各階級、等級之間關系的原則不僅有禮(等級秩序)；而且有和(和諧)，這就是樂的精神與仁的精神。儒家強調統治者有責任給民眾以關心與愛護，向他們施行仁政德治。這樣做首先符合外王的精神，因為正如儒家代表人物所說，“民為邦本”，“民貴君輕”，君為民而設，讓人民豐衣足食，才是善政，如果民不聊生，君主怎么能鞏固自己的政權？其次這也符合內圣的精神，因為仁是至善，是天道，與仁為一便可以優入圣域，與堯舜一樣成為偉大的圣哲。儒家向來有一種道高于政的意識，認為現實的政必須符合儒家的道，而不是相反。所以儒家的優秀代表人物總是堅持用自己的道去要求乃至批評君主，敢于以德抗位。他們以仁為武器，抨擊時君世主的苛政，在一定程度上保衛了民眾的利益。

儒家提倡的仁愛精神，不僅是用于緩和階級矛盾，君臣、君民矛盾的政治原則，而且也是協調家人、族人、國人以及天下人際關系的倫理原則。歷史上，“愛人”，“博施濟眾”以及“忠”、“恕”思想，不僅造成家庭與家族內部的相互關心、相互愛護的人際關系，而且在社會上培養出救死扶傷、尊老愛幼的良好風尚，形成“四海之內皆兄弟”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普遍意識，培養了人們之間相互關心與和睦相處的有益氣氛。從這方面說，仁的意義遠遠超出為封建社會服務的范圍，具有普遍和永久的價值，成為人類世世代代共同贊美的思想與德行。

儒學也被稱為儒教，但是與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不同，它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它不追求彼岸的幸福，或外在的超越，專注于此岸的即現實的政治、倫理生活。在近代以前，儒家的這種態度是最具理性精神的。當然儒家思想中并不是沒有超越的精神。正如當代新儒家所說，儒家的超越是內在的超越。在孟子那里，心性與天就聯系在一起了；到了宋明時代，理學家們吸收佛道智慧，提出天理就是人性或人心的說法。這樣，對于人來說，天理既是超越的又是內在的，人們可以在現世的道德生活中達到與天(理)為一這樣一種精神境界，從而得到超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儒家思想也具有某種宗教性質。儒家思想的世俗的性質，影響了中國的佛道二教，它們也很注意維護世俗的君臣父子關系，使中國不致產生宗教迷狂，避免了歐洲那種教會與政治權力的對立，對于社會的安定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有利也就有弊，沒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做后盾，世俗的理想、道德律令對于許多人來說不具有強烈的鼓舞或整飭人心的作用；同時，從社會進步來說，沒有宗教組織與政權的對立，社會上就缺少了一種縫隙，能讓新的思想與新的生產方式產生，從中較為自由地發展起來。

在人性問題上，儒家一般持性善論觀點。與性惡論特別是基督教的性惡論相比，性善論的確有不容忽視的缺點，但從總體上看它也有明顯的優點。在禁人為惡方面，儒家威懾力不足，但是在勸人為善成圣方面卻能發揮相當大的作用。由于承認性善，所以儒家重視人的生命價值與人格尊嚴。人是一個生命體，人的生命是天賦的，所以人命關天，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權，這個權利應該得到所有人的承認，任何草菅人命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和抵制。人也是一個道德主體，由于人本來具有善性，“人皆可以為堯舜”，或者說人本性就是圣人。因此，儒家雖未強調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但強調自天子以至庶人在道德上不存在高低上下。正因如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尊嚴。所以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儒有??可殺而不可辱也”。(《禮記·儒行》)這種人格尊嚴的思想有利于培養人們的主人翁意識，也有利于轉化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

儒家特別重視群體意識。儒家的學者們很早以前就認識到家族與社會對于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意義。荀子以為人之所以能戰勝禽獸，就是因為人能群，亦即人能組成群體——家族與社會。儒家重視并且積極維護群體的秩序與和諧，以為這是群體生存的根本保證。為此提倡“崇禮”與“盡倫盡制”的概念，“和為貴”與“保合太和”的概念。儒家強調個人服從整體，認為每個人對于社會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于否認社會責任的佛老持否定態度，認為人如果不對社會盡職盡責，就是一個自私自利之徒。為此提出“天下為公”，“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一系列光輝的道德原則，是我們的巨大思想財富。儒家教導人們熱愛群體，特別是要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志士仁人熱愛祖國的人民、山河、歷史、文化，一貫為祖國的興旺繁榮而勤奮工作。在國家危難之際，民族生死存亡關頭，他們挺身而出，艱苦卓絕，舍生忘死地參加戰斗，面對敵人的屠刀，又能大義凜然，慷慨就義。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有一串串閃光的名字：文天祥、陸秀夫、史可法、鄧世昌、吉鴻昌??他們對于祖國堅貞不渝的忠誠，可歌可泣的業績，是人們心中的永久豐碑，是愛國主義的生動教材。

儒家有強烈的人文觀念與道德理想主義觀念。認為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人的歷史文化，在于人的道德觀念與行為。人之所以為人，是由于人接受自古以來文化傳統的教育與熏陶，在自己身上培養了人性和人的文化品格。沒有人文的化成，就沒有文明的人類。

與法家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主張不同，儒家一向重視道德和文化教育。在這種精神指導下，漢以后歷朝都大力推行儒學教育，從中央到地方設有各級各類學校，講授五經、四書和歷史知識。漢代設立五經博士的制度，隋唐以后科舉取士的制度，大大激發了士人學習儒家經典的熱情，使得識字率、文化知識的普及程度極大地提高了。與此同時，政府和私人都重視解說經典，編纂史籍，著書立說，收藏圖書，交流學術等等，這些成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人的文化中，道德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荀子指出，人之所以高出礦物、植物、動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是因為人不但有質量，有生命，有知覺，尤其在于人有“義”——道德觀念。所以，崇德尚義是儒家倫理的核心內容。它要求人們嚴格劃清公私、義利的界限，天理與人欲的界限。認為人只為滿足個人私利而生活，無視道德律令的約束，就是把自己降低為動物。在道德修養方面，儒家學者總結了體認真理與修養心性的豐富實踐經驗，津逮后學。由于過分注意人文學科特別是道德修養，儒家學者中多數人對于自然界的現象、規律，缺乏求知的熱情與興趣，不是把自然知識當作士大夫無須過問的賤業棄置一旁，就是拿自然知識來附會自己的政治倫理觀念。雖然儒家并非注定要排斥科學技術，不少儒家學者同時也是數學家、天文學家、醫學家等等，但在儒家主流派眼中，科技是所謂技藝，不能與“大道”相提并論。這點是儒家思想與古希臘自然哲學特別是近現代西方自然科學傳統頗為不同之處。人既有精神的需要，也有物質的需要，分別由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來滿足，這兩者是不可偏廢的，培養只講道德修養而不能解決人的物質生活問題的人，不會給社會帶來幸福；同樣培養只懂科學技術而沒有倫理觀念的人，也絕非人類之福。

儒家觀念中有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易傳》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學》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教導和鼓勵人們刻苦自勵，在道德與事業上不斷攀登高峰。自強就要戰勝自我，要有不怕艱難險阻，克服任何困難的勇氣，同時還要有遠大目標，決不因小有成就而止步不前。孔子本人就是一位自強不息的典型，在個人的學習與修養方面，不以“不惑”、“知天命”為滿足，一直要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這種最高境界。在政治理想的追求方面，也同樣如此。在周游列國時，他看出時君世主不愿意實行儒家之道，但他從不向命運低頭，硬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他堅持行道，相信終有一天人們能認識到他的道是正確的。自孔子以來中國的志士仁人，都用這種精神鼓舞自己，精進不已。近代以來，個人的自強又發展為民族的自強，這種精神支撐我們戰勝日本強盜，取得百年來反侵略斗爭的第一次完全勝利。

在思維方式上，儒家也有自己的特點與突出貢獻。特點之一是對于世界做整體的、綜合性的思考。儒家像道家和其他中國古代思想一樣，他們關注的是整個世界的運動變化，是各個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而不是每一個事物的具體構成。在他們所繪制的世界圖景之中，宇宙是一個系統，天地萬物以及人類，都在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關系之網中，沒有一件事物是孤立的；同時也沒有一件事物是靜止的，它們都在陰陽兩種對立的勢力推動之下，永無休止地、循環往復地運動變化。這是一種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有自己的優越之處，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點，這就是不擅長對具體事物做分析性的研究，它的認識在質與量兩方面都缺乏必要的明晰性。這種缺點決定了儒家對自然現象的說明，本質上不同于近代自然科學。第一，它所依據的經驗是從日常生活獲得的經驗，而不是科學觀察與實驗中得到的經驗；其次，它不會對經驗進行邏輯分析與量化的研究，所以它所熱衷的是尋求自然現象的“原因”，而不是像近現代自然科學那樣，從現象的科學數據中找出規律，一般是由公式來表達的現象間的數量關系。當今各門科學的發展都將從分析走向綜合，這個綜合與古代樸素的綜合是不同的，但是古代綜合思想畢竟可以給現代人一個有益的啟發。有不少西方科學家在向東方尋找智慧，就是一個證明。

特點之二是觀察與處事的中庸原則。中庸是執兩而用中，是和而不同，儒家依據這個原則觀察與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避免各種各樣的片面性。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人們也否定了它的斗爭哲學，因為片面強調斗爭給我們的事業造成嚴重危害。那么是否可以從此強調和合，將和合看作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這也是不正確的，這是另一種片面性，起碼不符合儒家思想實際。在和與斗的關系中，儒家既不一味主張斗爭，也不一味主張和合。因為這兩種傾向都違反了中庸精神。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既然是講“仁者愛人”，為什么又要有好有惡呢？愛人是總原則，是對人類來說的，但在一個具體的人群之中，情況就復雜了，總是有好壞善惡之分，對惡人是否也要好之愛之，只講和合而不講斗爭呢？孔子主張有好有惡，不對惡人實行惡亦即斗爭原則，也就不能對于人類實行愛，這是再明顯不過的道理。再從人類對于自然的關系來說，儒家誠然是主張和諧的，但這里面也同樣包含斗爭，因為天上不會掉餡餅，人要生存必須向大自然索取，所謂和諧只是索取要有一個限度，要保證自然資源能夠再生和維持自然環境繼續適合人類生存，總之是達到索取與維護的平衡。所以，兼綜和合與斗爭，斗爭不廢和合，和合不廢斗爭，這才符合儒家的中庸原則。

最后，我們還要指出，儒家思想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從荀子開始便吸收了道家、法家的思想，“外儒內法”成為歷代統治者的信條。漢代儒家與陰陽五行等思想結合，產生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學思想。魏晉時代它與道家思想結合，產生了玄學思想。宋元以后儒家吸納佛、道觀念，成為新儒家——理學。明清時期，徐光啟融合儒教與基督教，劉智會通儒教與伊斯蘭教，都得到成功。近現代以來，現代新儒家的代表們試圖把它和西方近代思想結合起來，這個工作正在繼續。

正因為儒學是開放的，所以它有很強的適應性。在古代，它不僅適應于中國的漢族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而且適應于朝鮮、越南和日本，推動了這些地區和國家的文明與文化的發展進步。

但是其開放性似乎也有一定限度，對差距較大的思想，譬如近現代思想，儒家思想體系很難將其融入。現代新儒家想從中開出民主政統與科學學統所遭遇的困境，就是有力的證明。

儒家思想從孔子特別是漢武帝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燦爛的古代文化的形成與民族文化一心理素質的培養，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但與此同時，它也產生過許多負面的效應。尤其近代以來，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已經不能指導我們走出傳統社會，實現近代化和現代化，相反卻總是讓我們被動挨打。正如不能把古代的繁榮完全歸功于它一樣，也不能把近代的落伍完全歸罪于它，但在總體上它無疑是過時了。那么儒家思想對于我們，除了它歷史上的輝煌，是否還有什么現實意義？

儒家思想包括許多方面，例如關于社會政治制度方面的禮制、儀法與三綱思想；倫理方面的君臣倫理、家族倫理、個人倫理，修養論，境界論，以及教育學、哲學思想等等。由于社會生活的變化，它的基本體系已經被打破，禮制與三綱思想已經被廢除，但是儒家思想中的許多內容，如它倡導的思維方式與倫理思想，往往包括具有普遍意義的超越它的時代性的東西，尤其是它所揭示的世代相傳的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公德，在今天和將來還具有生命力，這是應該當作祖輩留給我們的傳家寶，精心加以繼承與弘揚的。

但是，另一方面，這些思維方式與道德思想都與當時的具體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生活聯系在一起，其具體發揮總是受當時社會條件的限制，普遍意義在現實中是大大打了折扣的。因此儒家思想的積極的方面，對于今天的人來說，并不是現成的，拿來就可以用的，而是要經過一個提煉的過程亦即批判繼承的過程。比如說儒家思想中有愛國主義精神，這自然是優秀的傳統，但是現實中的儒家愛國主義思想，都是與忠君聯系在一起的，許多人所愛的國是具體的某姓的王朝。這就要求我們對于儒家思想有所選擇，既不因其具體表現形式而予以拋棄，也不因其抽象的普遍意義而將它看得過高，以為現成可用。

我們相信，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今天，批判繼承儒家思想，能夠在新世界觀、新道德體系的建設方面做出積極貢獻；對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抵制腐敗和一切丑惡現象，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將發揮積極作用。

第二篇：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在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中涌現出來的儒家學說，因為與中國古代封閉的封建社會制度相適應而得到封建統治者的青睞，自從西漢“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學作為封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占據了歷史主導地位，與封建專制思想并行綿延流長。不可否認，儒學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時，它對中國社會各方面的負面影響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儒學思想在后世的文化發展中一直是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受它影響下的中國社會在追求統一的形式化過程中逐步僵化，經濟上的自洽滿足淪為了貧窮愚昧，文化上的皓首窮經變成了思想桎梏。雖然對儒學思想的反思自“五四運動”以來從未中斷，然而，由于極力維護舊傳統的保守勢力阻擾，儒學從來沒有受到全面解構，以至于它仍有頑強的生命力，甚至現今還有人設想用儒學的保守意識形態對民主和科學的價值進行評判。孔子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對他的思想進行研究，吸取其中合理的成分，當在情理之中。只是“影響了中國2000多年的歷史進程”，似乎不能籠統而論。“影響”有正面負面之分，此處認定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卻只字不提負面影響。比如，孔子以及儒家的思想作為中國兩千余年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對于那些要維護正統的人(例如皇帝)來說，確實就像命根子。至于平民百姓，卻如李贄所言，只是“儒先億度而言之，父師沿襲而育之，小子朦聾而聽之”，“萬口一詞”，“千年一律”，方才“從眾而圣之，亦從眾而事之”。“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大概就有一掃這種專制與愚昧的考慮。如今把孔子思想當作“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去繼承弘揚，卻是意欲何為？新儒學思想對當時中國有何影響:“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

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對我國現代化建設有相當的積極意義，如其理想人格對現代人格建構的啟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愛主義對生態保護的積極作用等。深入挖掘、詮釋儒家思想中蘊藏的適應和促進現代化建設的精神資源，使其在現代政治社會秩序的建立中發揮作用，不僅關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發展，更關系到我國社會轉型的順利進行。

我國傳統文化體系是以儒家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論從個人層面的修身開始，層層擴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整體。它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系統，通過幾千年來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滲透進國人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形成一種“制度化”的生活方式。進入20世紀以來，在民族危亡、內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現代化艱難舉步，儒家思想作為傳統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質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僅國內如此，西方部分學者如韋伯在其《儒教與道教》中，也斷言儒家倫理是阻礙現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現代化發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的迅速發展引起世界矚目，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和意義也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和重視。正如世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巴黎集會的宣言中所預言：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要從兩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尋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點是無須爭辯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經完全失敗了，無法再為中國社會提供一個較為穩定、影響全面的政治社會秩序，似乎也再無可能恢復那種主宰地位，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現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個共識與基礎。但是即便是這個成為“游魂”的儒家，憑其博大精深與兩千年的底蘊，取精用宏，在現代化建設中所發揮的作用還是不容小覷的。

現代化歸根結底是人的現代化，因此社會中個體現代人格的建構則處于重要的地位。長期以來，儒家關于圣賢理想人格的論述與強調，雖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過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適用于宗法專制的等級社會，往往被當做現代人格建構的對立面而屢遭批評。在這一方面，儒家思想誠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義。

儒家將理想人格定義在道德層面上，雖然失之偏頗，但它對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強調，卻使其在現代社會轉型中具有不朽的價值。作為社會的細胞，個體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屬性——社會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為重要，是人之為人的標準與標志。儒家以圣賢作為個人自我實現的最高目標，這種圣賢理想人格終點高不可觸、遙不可及，不具有現實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義。這種對理想人格的設定，是作為個人以及整個人類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標而存在的，以其與現實的結合，使個體在對自身素質不斷提高的追求中日漸接近，能超越有限狹小的軀殼而進入無限的精神領域，因此也成為個體畢生努力的目標，成為人不斷積極進取、不斷自我改造的動力。在當前社會急劇的轉型中，隨著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樂主義來填充生命意義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夠超越這種粗淺的享樂主義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強調的對道德義務的絕對持守、以差等之愛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樂的精神等等，是現代人格構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視為與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詬病。誠然，儒家的政治思想雖有“民本”、“民貴”之說，但都是居于統治者地位來為被統治者想辦法，與現代民主由下而上爭取權利形成鮮明對照，但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國實現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礙。

民主之可貴，正在于以“爭”而成“不爭”，以個體之私而成群體之公，但形成的這種“不爭”與“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勢逼迫出來的，而非來自“道德上的自覺，所以時時感到安放不牢”(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而儒家德與禮的思想，恰好可以將其上升至道德自覺，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個“領導階層”的(問題僅在于這一階層產生和發生作用的方式)，則領導階層的品質和素養，在現代民主社會中也是一個重要問題，而儒家宣揚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關的“修身”思想，可以通過私人領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領域秩序的建立和運作，正如美國人文主義思想家白璧德所認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領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這是民主社會的重要保障(《民主與領袖》)。此外還應該注意到的是，明清以來“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與朝廷之間的異化，其思想基調多有從民間角度出發的趨勢，個體的價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維楨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國宣傳“民主”、“民權”等西方價值的先覺，也正是那些走得更遠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對儒家思想去蕪存菁，揚棄得當，它還可以成為民主價值觀的思想資源之一。在現代化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要注意將政治的主體從統治者的錯覺中移歸人民，并補入“個體自覺”的階段，則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復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據，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觀的構造。

儒家的人本、“仁愛”精神和群體觀念對現代化建設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工業化以來科技、經濟的迅猛發展無疑極大增強了人的力量，但科技與人性的對立同時成為社會的根本問題，人被“物化”，他的價值被以物的價值形式表現出來。如哈貝馬斯認為，工具性的科技成為目的本身，人類的次要的“工具行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為”不合理化，使得主體之間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時，個人主義的片面發展，固然有弘揚個人的主體性、創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個個人以自我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價值觀為行為的依據和標準，視社會和他人為手段，也造成社會生活難以和諧協調。面對現代化的此類困境，提倡、弘揚儒家倫理精神中以人為本位的思想，把“愛人”、“惠人”放在首位，通過肯定他人來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對于在現代化進程中減少異化現象的危害將會是有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與泛愛主義等對現代化過程中的生態保護有其積極作用。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不斷增強，由此衍生的“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造成的破壞甚至已經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而對天與人關系的討論，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開，儒家倫理精神認為人具有最高的價值，“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但是，這并不是從狹隘的自我中心或人類中心來定義人，而是強調人的自我實現是要在一定的關系網絡中才能完成，對天、對自然要保持一種敬畏和親切感，《易傳》中就提出天不違人、人不違天的天人諧調思想，強調萬物一體、人和自然統一，而張載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說法，把人與自然擺在同等地位，處于休戚相關的關系。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體與對象的界限，一直被斥為現代科技產生的障礙，但是面對人類對于自然的過分侵掠，重提這一思想，對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觀、天人觀，擺正人與自然的關系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為先”、仁愛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則，對于社會的穩定、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等，都有其規范與促進作用。

總之，儒家作為幾千年來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猛烈批駁喪失統治地位甚至一定意義上喪失生存權利的情況下，其適應、促進現代化的部分思想內涵價值日益得到關注。所以，在實事求是的原則指導下，積極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內容，大力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是我國社會現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

第三篇：淺談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淺談儒家思想對現代社會的影響

摘要：作為獨立學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年末，孔子是其創立者。在孔子奠定的儒學理論的基本構架，經由孟、荀的內外擴充，形成一個成熟的、開放的、兼容性極強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

關鍵詞：儒家思想思想體系中國文化影響

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以宗法關系問紐帶的中國傳統社會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還沒有一種學說能動搖儒學在中國思想界的地位，其深遠影響輻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在歷史上，儒家思想幾乎成為政治的玩偶，時而被全盤肯定，時而被全盤否定。其實，在一種思想的繼承過程中，對它消極因素的批判也極為重要，它可以使我們得到更多的反面經驗，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誤區。

我國傳統文化體系是以儒家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論從個人層面的修身開始，層層擴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整體。它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系統，通過幾千年來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滲透進國人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形成一種“制度化”的生活方式。進入20世紀以來，在民族危亡、內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現代化艱難舉步，儒家思想作為傳統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質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僅國內如此，西方部分學者如韋伯在其《儒教與道教》中也斷言儒家倫理是阻礙現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現代化發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的迅速發展引起世界矚目，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和意義也越來越為人們所認知和重視。正如世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巴黎集會的宣言中所預言：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要從兩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尋找智慧。

現代社會已不是昔日可比，科技水平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社會生產力也在不斷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在不斷的提高，物質條件在不斷的擴充與完善，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斷的提高。物質的豐富，生活條件的改善。但是在我們為物質生活能更好而努力奮斗的同時，卻在不知不覺中遺失了我們最傳統的東西：我們的公德心、為人處世的和諧、禮讓、真誠、互助等等，這些本是我們最應該堅持與發揚的。這是我們的文化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但是在現代社會的現實生活中這些似乎已經是上世紀的遺跡，已經鮮為人知。

近年來，西方的許多社會病，如犯罪、吸毒、家庭破裂等也在東亞滋生和蔓延。許多有識之士提出重建精神價值。韓國的新民運動，新加坡的禮貌運動，敬老運動，推廣華語運動和臺灣的讀經教育等相繼出現。這些運動的中心內容就是把儒家倫理重新找回到現實生活中來。

一個國家要達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國家強力外，還得依托精神力量。而道德確實是一種有利于治國的重要的精神力量。而社會主義國家要能良好的治理，更必須把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江澤民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不僅要依法治國，而且要以德治國，正是表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認識了“為政以德”這一治國的客觀規律，自覺地把它運用于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治理上。作為治國主體的人民，在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制度中，用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方式管理國家，管理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戰略規劃，正是儒家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有機結合。

一直以來，在如何調節社會關系，特別是企業內部的各層關系之間的問題上，在如何培養人們服從權威，遵守紀律的自覺性等問題上，東亞與北美、西歐等資本主義國家有明顯不同。后者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手段，依靠物質的獎勵懲罰，而在有儒學文化背景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就強調了儒家倫理的作用。

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弗蘭克·布吉尼認為，儒家倫理與美國現代經濟民主主義的巧妙結合，是日本經濟成功的秘密所在。這種經濟形式叫做“儒學資本主義”。日本著名企業家澀澤榮一說：“《論語》加算盤，是企業成功的法寶。”確實，在日本，職工一進入企業就要接受忠于企業及其領導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企業領導人則以長輩身份給下屬以慈愛和禮遇，實行各種形式的感情投資，使職工感到企業像家庭，感戴“家長”，從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企業如此，日本經濟怎能不繁榮？

此外，將儒學研究與現代文明困境結合起來討論，也是當今世界一個突出的新主題，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十分重視儒家人文精神，并提出了從儒家人文精神出發來反思近代啟蒙以來的文化問題。他認為，從人的尊嚴來看，西方的人權理論僅僅提出了一個“最低要求”，然而“在儒家的傳統里有關倫理學的課題，確有很豐富的資源。”他說：“儒家人文主義將會成為21世紀人類繁榮的靈感之根源。”

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認為：西方的現代化實際上面臨嚴重的危機，解救西方現代化危機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重提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夏威夷大學的安哲樂也在《儒家學說與社會進步》一文中指出：“求助于正確理解的儒家資源，可以為一種更加切實可行的新型的美國民主指出一個可能的方向。”由此可見，儒家與現代化并不沖突，儒家也不只是消極地去“適應”“湊合”現代化，它更在此中積極地盡它的責任，促進社會的進步。

二十一世紀將是智慧的世紀。無論是人工智慧的科技產品，還是人腦智慧的開發，都將極為興盛。但是對人類來講，是福是禍還難以斷言，因為人性若不能向善，即使

擁有尖端科技和人腦智慧，也只會將犯罪升級。

儒家不是宗教，但在中國影響比宗教還深，中國人常將儒、釋、道并稱為三教。儒教至少從西漢起就統治了中國思想界兩千多年，其影響之廣大深遠是世所少有的。儒家思想雖常被稱為孔孟之道，但它自有其創立、形成、發展和鞏固的歷史，并不就等同于孔孟的當時思想。歷代統治者為了利用儒教鞏固其統治，對其中于己有利的部分加以肯定、強調乃至動用政權力量強迫人民信奉，對不利部分則加以摒棄和壓制。而且歷史是發展的，孔孟某些教義即使在以后被證明是不正確或有害的，在當時卻合乎人民認識水平或具有進步意義。正如亞里斯多德的宇宙觀雖不符實際，卻不能否認他是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一樣，如果說儒家思想對后世的科技發展起有負面影響的話，責任也不能由孔孟兩人承擔，而應由統治者負責，這是需要說明的。

當然，幾千年來，中國有很多有識之士，不滿于圣賢之道、祖宗之法，在政治、哲學、科技各領域進行過多方面的斗爭，出現了一批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數學家、天文學家、航海家、工業和農業專家，取得可喜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進步，他們才是民族精英和歷史的創造者。可惜在黑暗統治下，在滿天陰云籠罩下，他們的人數不多、影響有限，如同在死水池塘中扔下幾塊石子，激起一些漣漪而已。在他們身后，這些影響也就消失，不能積累起來，形成推動大變革的潮流與力量。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點是無需爭辯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經完全失敗了，也再無可能恢復那種主宰地位，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現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個共識與基礎。但是即便是這個成為“游魂”的儒家，憑其博大精深與兩千年的底蘊，取精用宏，在現代化建設中所發揮的作用還是不容小覷的。

儒家的思想是一個寶庫，能在社會建設中取其精華地加以利用，對儒學研究與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結合起來，發揮它應有的價值，這才是我們研究儒學的意義所在。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中最值得珍惜的傳統。它并非僅存在于吾人心靈之外的典籍，更存在于每個中國人內心的觀念和價值。這珍貴的傳統從未與時代脫節，且處處預示了每個時代的時代性。因此，我們應當將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生活緊密相連，開創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儒學社會主義道路，使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脈絡中，獲得張舉，進而成為現代文化中的活力，永續它的光輝傳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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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廖名春：《荀子“法后王”說考辨》，《管子學刊》（淄博），1995年第4期.

第四篇：儒家思想對當今社會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當今社會的影響

摘要：儒學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學派，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學派。思想是一個社會的行為準則，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學說中的精華內容是教導人們道德行為規范的準則，對維護社會穩定，增強民族凝聚力具有積極的意義和重大作用。儒家思想對對當今社會的影響是探討和傳承發揚傳統文化和現代思想的一個重要紐帶。儒家在倫理道德、思想文化上對現代社會的發展和道德建設具有深刻的啟發作用。

關鍵詞：儒學；仁；道德行為；民族精神；傳承發揚；影響；

作為中國傳統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發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是完美無瑕的，儒學的一些思想是阻礙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的。隨著社會的進步，我呢吧對儒家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不斷地繼承和發揚（因此，在這里我們只談積極方面的意義）。但在當今社會，時代在變，思想也在不斷變化，面對多元的文化交融與沖突，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傳統的儒家文化思想，它對當今社會又有什么樣的影響作用呢？

一、孔孟的思想以“仁”為核心，是今天“以人為本”的重大體現。

“從思考人的存在為出發點，強調“仁愛”和“貴和持中”的中庸思想。孔子明確而堅定地主張人的人格獨立和人格尊嚴是不可、也不能侵犯和予奪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1]從孟子“民為貴，君為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理念的提出，發展到當今的黨的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等思想路線密不可分，是儒家思想“仁”的體現。

二、孔孟思想主張忠孝，有助于維護中華民族的團結，增強向心力與凝聚力。

精神和凝聚力是一個民族的賴以生存的直接必要條件，是一個民族最直接的反映。一個民族要想立于不敗之地，必須有著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奮斗目標。“儒學作為“大一統”的封建文化,既有在意識形態方面對于封建制度的支撐作用,又有對中華大家庭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心理維系和文化延傳作用。”【2】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儒學在形成中華民族這個穩定的共同體過程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發揮了任何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凝聚作用

三、孔孟思想主張修德，是社會道德建設的基礎

儒家倫理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主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對人們品質塑造、道德水平等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儒家的仁愛思想對當代社會道德體系建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家庭美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三個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在社會生活中，儒家提倡的倫理中心價值原則，倫理道德規范被看做是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最高標準。”【3】儒家思想看到了道德建設在社會發展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加以利用，是今天以德治國思想的來源。

四、孔孟禮樂思想有助于提高民族的人文素質、精神素質

我們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但是這種禮儀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通過后天的學習而得到的。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自身素質和精神面貌是及其重要的。儒家禮樂教化是以“禮樂”為手段的“仁義”教育,包括禮教、樂教、詩教,其表現形式是審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4】 那么又應該如何處世，怎樣才能被他人所尊重呢？也就是說，人只有不斷提升自己的境界，才能成為受他人尊重的人，所以，作為一個政府來講，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提升人民的道德水準，而不僅僅是要把經濟搞好。如果經濟上去了，而人的精神面貌非常之差，那這社會是不能進步的，因此。禮樂思想教導人們要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和文化水平對提高人文素質，精神面貌具有重大意義。

五、儒家的誠信思想，對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范具有重大意義。“誠信”是儒家所一貫提倡并力求踐履的道德原則和行為規范。其思想內涵主要有三層意義：其一，“誠”作為哲學范疇，是為真實，亦即真實無妄的本然之道，系指宇宙萬物之實有而言，不誠不能有萬物，即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其二，“誠”作為道德范疇，是為誠實，這是為人的基本素質。

它無論對于處理國際關系、社團“誠信”是建立和平友好、平等互利、良性合作的國際關系新格局的道德杠桿：對于一個國家、社會而言，“誠信”是國家取信于民、使社會保持和諧安定的基本道德準則；對于一個單位、一項事業而言，“誠信”則可以說是立業之本，是現代企業和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奉行的生存信條；而對于每個社會成員而言，“誠信”則是立身之本，處世之道。因此，我們應當大力提倡“誠信”精神，并在各行各業的實踐中努力奉行“誠信”原則，建立起高標準的信用體系

形成以道德為支撐，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治本之策。【5】要切實加強社會信用建設，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尤其要加快建立信用監督和失信懲戒制度。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法律，道德的規范和引導。市場經濟不僅是法制經濟，也是信用經濟。而市場經濟信用原則的核心則是誠 信守諾，完整履約。信用是經濟生活中對交易者合法權益的尊重與維護。對經濟學 中最難回答的“公平”問題，其最合理的認定來自社會認同，而認同感的培育是建 立在互信的基礎上的。效率最大化作為經濟行為的終極目標，其超常實現的基礎在 于道德，其核心正是誠信。如果說信用是一種“承諾的交換”，那么，誠信就是對 承諾的信守。誠信是一種需要長期精心呵護的稀缺資源，可以創造持久的價值。綜 觀世界經濟的發展史，成熟的、有持久生命力的企業或商業、中介機構，它們的發 展壯大與其具有誠信的品質密不可分。

六、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

儒家傳統思想發展至今，之所以影響深遠，關鍵在于它能根據統治者和社會的需要而不斷得到改造，體現出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漢朝以后，歷朝歷代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絕大部分來自宋朝的文獻。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束縛。直到五四運動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國理論學說，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外殼，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會倫理思想，正是封建社會倫理觀從國家統治階級的高度期望出發將人們生活現實中的行為規范用通俗的語言。【6】道德意識規范起來，讓農民成為社會道德思想的奴隸，而這種封建倫理觀作為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建筑社會意識中的最廣泛影響治理社會群眾基礎的核心，從而完成對國家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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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趙守正．管子通解[M]．北京：北京學院出版社，1989：344.【2】 賴美琴;;文化認同與中華民族凝聚力[J];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03期【3】吳立新;儒家德治思想與社會主義公民道德建設[J];理論學習;2001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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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論儒家思想對中國的影響

論儒家思想對中國的影響

(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

吉林長春)摘要：中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是通過道德修養達到自身的和諧,進而推至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其中仁學體系、中庸思想和禮樂文化等觀念對當下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儒家思想從春秋孔子開創至今,兩千多年的歷史使得她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中國人民的國民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譽為中國的國學。然而在今天大力倡導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中國,如何正確認識儒家思想對我國的影響,不僅必要,而且對我國社會健康的發展也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關鍵字：儒家思想；社會主義；現代化；仁學體系；中庸思想；和諧社會

一、儒家思想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影響 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發展進程中所逐漸培養出來的中華民族精神,其內涵是深邃而豐富的。通過學者們不懈的思索與追問,人們對其具體內涵的認識已是愈益全面。十六大概括的愛國主義、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和自強不息等,是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民族精神,而像厚德載物、創新求變、理想人格、民族憂患、歷史借鑒等等,也都是中華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養育出來的重要的民族精神。中國精神的形成是中國數千年文明史的發展過程,在中國的歷史演進過程中, 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因此, 中國精神, 不可避免地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可以認為儒家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較大程度地涵括了中國精神的主要方面。

（一）中國精神之仁愛傳統

孔子強調“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孝梯也者, 其為仁之木與”。（《論

語·學而》〕孟子也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幾千年來,中國人始終與人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諧友愛的人際關系；推崇仁愛原則、崇尚和諧、愛好和平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高尚品德。“仁愛”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影響并制約著當代中國人際關系的發展,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發展可以起到積極的促進推動作用,這是當代德育應該吸取和借鑒的。

（二）中華民族精神之愛國主義傳統

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是由儒家思想里“忠”的倫理范疇演化而來的。“忠也

者,?——其心之謂也”，《忠經·天地神

明章第一》里作如是說。朱熹在《四書集注》

解釋忠的涵義“盡己之謂忠。”都是對“忠”

字的正確理解。孔子認為：君子行事以忠信為主（《論語·學而》）；“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份》）。到了西漢經文經學大師范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謂的“王道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之后“忠” 由

原來的儒家〔孔子〕的倫理范疇而一躍成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疇,其含義主要是指對君主忠誠。可見，儒家思想陶鑄已久的中國人早已把“重視整體精神、強調對民族對國家的責任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重要的價值取向之一。注重國家、注重整體的整體趨勢同觀念是中華民族獨特的道德傳統,注重個人服從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是傳統道德的重要特點。整體觀激勵人們自覺維護整體利益，堅持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而整體觀則孕育了最寶貴的愛國情結, 形成了對國家民族命運的自覺

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關心天下興亡，具憂國優民的博大情懷；形成了同仇敵愾、不屈不撓的反壓迫、反侵略精神。我國歷史上涌現出了許多憂國憂民、以身殉國、忠貞報國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增強了我們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造就萬眾一心,激勵同舟共濟, 成為團結、維系和支撐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偉大精神力量。

（三）中華民族精神之誠信觀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 為政》）。說明孔圣把“信”看重到何等程度。《論語》中“信”字共出現過38次,其含義用作“誠實不欺”者24次,用作“相信”或“值得相信”者11次，用作“使相信”或“使信任”者1次，其他用法僅2次。其實,《論語》“信”字的諸多含義中，與“詐”相對的“誠實不欺”應是最基本的規定, 其他如“相信”、“信任”, 乃至通常所說的“信用”等,都不過是“誠實不欺”的引申和拓展、像《論語》說的“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 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以及“恭、寬、信、敏、惠”，“信則人任焉”（《論語·陽貨》）等,都表明“信”的基本要義在于“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后漢書馬援傳》。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來具有誠信的優良傳統, 許多杰出分子在貧弱危難之際之所以仍堅持講誠守信,就是山于不斷進行誠信的自我修持所熔鑄成的。因此,一個人如果真誠地注重誠信的內在修養,他必定可以成為一個有德性、有同情心的人,也必定在己與人、己與社會的交往中懷著誠實不欺、真實無妄的理念去行動,從而堵住諸如坑蒙誘騙、背信棄義、制假銷假等不道德事件的發生。不僅如此,由于儒家誠信觀念的修養總是與理想人格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其誠信的運用不在于取得工具性價值,而在于給人以心理的需要和自由的擴展 即對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和精神世界的理解予以提升和拓展。這種誠信道德的修養思想,盡管在歷史流變中往往被當作引申制度原則的依據然其梢神卻可以游離于實際的制度而存活于人的心靈世界,從而在中華文化的演進中傳承不墜。正是由于這種精神具有相當高的超越性,所以它完全有助于消解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道德精神價值被貶低,而物質財

富價值越來越受尊崇的“金錢拜物教”的異化現象，以便建立起一個以誠換誠、以信任換信任的良性的社會生活環境。故而,儒家以加強心性修養而確立誠信的致思取向并沒有過時,它對促進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仍有重要意義,我們不能以市場價值的效用性或實用性去全盤否定它。

（四）中國精神之“和”為貴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的著名命題,肯定差異性事物間的和諧關系。荀子則進而把“和”的觀念引申到萬物生成的高度“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天論》“和而不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樣性的統一,主張以博大的胸襟去容納萬物。中國傳統文化十分重視宇宙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儒家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使人們注重和諧維護整體,謙讓寬容中華民族精神的凝聚,人際關系的和睦,社會的和平穩定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孟子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的思想。孔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幾千年來,中國人始終奉行這一倫理原則,與人為善,推己及人 建立了和諧友愛的人際關系中華各民族始終互相交融,和衷共濟,形成了團結和睦的大家庭中華民族始終親仁善鄰,協和萬邦,與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發展友好合作關系。推崇仁愛原則、崇尚和諧、愛好和平是中華民族的最具民族特色的優良傳統和高尚品德。

二、儒家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影響

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建設不僅是一個歷史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文化傳遞的過程。只有從文化的角度,才能站在一種新的高度看待歷史和現實的發展。

（一）治國方略

孟子從孔子的“仁”學觀念中得出了實施“仁政”的治國理念。“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貴君輕”都強調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仁,人心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以人為本才能促進國家的興旺發展。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對該思想的現代詮釋。“以力服人為之霸,以德服人為之王”；“大學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在加強法制建設的同時,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這二者辯證的統一有利于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的建設。

（二）經濟建設

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學說、“三步走”的發展戰略體現了“無過無不及”的方法論原則,既不冒進、也不保守,既勇于開拓創新、又有所不為,以改革促進開放、以開放帶動發展,先富帶動后富,不急不躁、穩步前進,邁向小康社會的理想目標。不能以環境的犧牲促進經濟的發展,不能走西方工業化的老路。“天人合一”可持續發展,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

（三）文化教育

儒家思想最注重的就是人的思想的改造,“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有知識、有文化的人才被稱為君子,又有君子才能對國家的建設作出貢獻。而知識是常學常新的,要學以致用、學思結合、知行統一,才能最大化的發揮知識的效用。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無疑是對儒家教育觀念的新嘗試。

（四）思想道德建設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要心懷祖國,把社會的進步當作個人前進的動力,只有社會進步了,個人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社會主義社會是將社會目標和個人目標有機結合起來的現實主義道路。“五倫”中的“朋友有信”強調了誠信的重要性。要做到“愛人”,就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個人獨立于世,不僅要胸懷遠大理想,而且要有獨立的人格意志。“知天命而用之”、“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行不言之政,處不為之事”,要有積極進取的開拓。只有做到了以上幾點,才能達到“仁”的最高境界,成為一個思想道德涵養高的人,成為有益于社會的人。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間的關系

全球化背景下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因為意識形態的差別而有所敵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西方資本主義落后的方面我們要引以為鑒,不能在發展社會主義的事業中重復他們的老路;他們進步的方面我們要積極借鑒,促進社會主義的建設發展。正如孟子所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和平促發展”應該是各國都遵循的有效原則。

（六）儒家思想與創新

怎樣才能在以知識經濟為特征的現代化世界競爭中取勝? 無疑得靠知識和技術的創新。儒家思想由于在世界觀上不像資本主義國家受特定宗教的限制,能夠比較自由的思考和探討問題,對新事物的接受速度快,容易吸收新理念形成獨具自己特色的創新體系。這無疑是現代化背景下,儒家思想最具時代意義的特征。

三、儒家思想對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意義

（一）仁義之德為和諧之基

“和”是儒家哲學中重要的思想范疇之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這充分說明了人與人之間,思想觀點具有差異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諧的前提下, 攜手并進, 團結起來一起做事。“和”的思想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都能起著積極作用,要達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講“仁、義、禮、智、信”,其中“仁”與“義”的思想觀念在創建和諧社會中要起到基礎性作用。

1.“仁”者“愛人”

1.1“仁者,愛人也。”《論語·顏淵》儒家仁學思想中的“愛人”把握了一個最基本的價值要素,這就是直接關系和影響到和諧社會構建的實質性基礎,其實質就是“修己”與“克己”。在儒者看來,無“愛人”無所謂“和諧”;愛人,就要處處為他人著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處事做人的準則。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論語·里仁》)1.2“仁則榮,不仁則辱”是儒家哲學中世人的榮辱觀,不僅是社會對人的評價標準,而也是社會對個人的基本要求。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意為,一個力求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人最引以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自己的名子還不能被世人所傳頌。這關鍵就在于一個人應去追尋什么樣的榮譽。儒家思想要求人們應該有榮譽心、恥辱感,所謂:“士皆知有恥,則國家無恥矣;士不知有恥,為國家大恥。士榮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龔自珍《明良論二》)“仁則榮,不仁則辱”充分概括了儒家榮辱思想的精神實質。這種觀念在今天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對平衡人生價值,調劑生命意義同樣具有積極的啟發和引導作用。

2.“非義不居”

“非義不居”是儒家思想中實踐精神的代表,它對構建和諧社會,對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際關系、人物關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儒家哲學思想認為,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矛盾和爭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認識的基礎之上,儒者們提出了重義輕利、崇義貶利、以義代利的“非義不居”思想。義與利是對立的兩個概念,二者的輕重取舍在人的生命過程中對人生的發展具有不同的影響力。儒學更強調義的獲取,強調義所賦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義。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孔子把義與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來,一個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應該是“義”,而一個無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是“利”。正如孟子所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這就是儒學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觀和道德境界。從積極的意義上來說,儒學倡導“舍生取義”,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們完全放棄利而只顧義。只是說明,當義利發生矛盾激化時,人的行為要去追逐義而放棄自己的私利。正所謂:“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防義耳。”

(《二程論·河南程氏外書》)有高尚德性的人,不是不計較利害得失的,只是盡力不做違背道德規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謂:君子求財取之有道。構建和諧社會不只是一種理論的行為,而且是一種具體的實踐操作。儒家“非義不居”的思想,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有益的道德標準和方法論依據。

（二）禮樂文化的輔助作用

仁學中的“愛人”思想也表述一種最基本的實踐主義精神,它直接關系到構建和諧社會的成功與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棄“禮”而只講“仁”,肯定無法建構和諧社會。所謂“禮”,是社會的道德規范、條規和人類生活準則。也就是說,禮的社會功能在于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使之和諧。正如孔子所說:“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有了以禮節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說得上“和為貴”《論語·學而》。儒家文化是一種禮樂文化,它以“禮”與“樂”的相互支撐來追求和諧的統一,并以作為社會發展的理想狀態。儒家思想認為,“禮”的本質是“序”,“樂”的本質是“和”。“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記·樂記》)。“和”,意味著和合、和諧;“序”,意味著等級、秩序。和諧與秩序是對立統一的。世間沒有無序而又和諧的狀態,也沒有不和諧而有序的事物。“禮”規定了家庭、社會、國家中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以及應該履行的義務和責任,具有社會法律和倫理道德規范兩方面的內涵,可以用來治理國家,提供給社會生活穩定的發展秩序。“樂”是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在內的綜合藝術的總括,是聲音、情感、動作的和諧統一,可以抒發情感,調節性情,感化人的心靈。“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禮記·樂記》)。所以儒家提出“和為貴”的思想,是以一個和諧社會狀態為根本指導原則的。而社會和諧的核心問題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儒家十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人與組織之間以及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和諧。“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愛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際和諧的基礎。但人際和諧還需要經濟基礎來支撐,如果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嚴重,就必然會產生組織或社會內部的相互對抗,人際之間的和諧就會受到破壞。因此,“大樂與天地同和,大官與天地同節”(《禮記·樂記》)人與社會的關系實質就是“公”與“私”的關系。儒家認為,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為一體,通過人人“兼善天下”來實現“天下為公”,保障社會的協調發展

（三）、中庸思想為和諧之準則

中庸思想儒家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范疇,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的行為準則。“庸”即“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按“中”的標準去做,中庸不是折中,也不是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這個事物運動的準則。根據這個準則處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處,是一種“中正”的象征,而“過”與“不及”都是不好的。“中庸之道”是一種追求內在的、實質性的平衡行為準則,一種勿過勿不及的狀態。“中”與“和”有著密切關系,東漢鄭玄對“中庸”解釋為: “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中和”一詞的含義為按“中”的標準去做事就會達到一種“和”(和諧)的狀態,和諧狀態是一種完美的表現,也可以說,“中和”是一種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狀態。《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說,達到“中和”,不僅能夠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而且也實現了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這正是眾多儒者夢寐以求的為政之最高境界。《禮記·禮運》中“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這是對“大同”社會狀態的描述,也是一個高度和諧的社會。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明鮮久矣。”《論語·雍也》中庸準則可以運用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個人思想言行等各個方面,在為君治國方面“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為端正,為人處事必求合乎“義”。在經濟上,必須“因民之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堅決反對“放于利而行”《論語·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須要做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學而》。中庸準則要求個人在履行道德職責時“無過無不及”,一旦過了應有的度,就會使原有的道德要求變質,所謂物極必反。掌握中庸準則,個人必須崇德徒義,但也必須兼德。所謂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義、禮、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們都有著內在的緊密聯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補。所以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中庸準則在樹立個人 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標準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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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

專業：地理科學 姓名：葛禹彤 學號：1256408031 指導老師：李娟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