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平與公正——引領和諧社會構建

公平與公正——引領和諧社會構建

建設和諧社會寄托了世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也是幾千年來炎黃子孫的夢想所系。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丁元竹認為，建設和諧社會要從各個方面入手。從社會學角度理解，和諧首先是公平與公正，包括文化公平、經濟公平、政治平等和社會公正。

循著XX年9月19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的清晰脈絡，我們不難看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思想，指明了中國社會發展和建設的方向。

XX年12月1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組織研究的《XX年社會藍皮書》認為，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應該是：擴大社會中間層，減少低收入和貧困群體，理順收入分配秩序，嚴厲打擊腐敗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把擴大就業作為發展的重要目標，努力改善社會關系和勞動關系，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各種社會矛盾，建立一個更加幸福、公正、和諧、節約和充滿活力的全面小康社會。

《社會藍皮書》預測，XX年經濟將繼續高速增長；入世保護過渡到限期，壟斷行業改革到關鍵點；農民市民化的城市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老齡化問題逐步顯化；勞動關系的 緊張會造成普通勞動力供給虛假短缺；子女教育費用將對家庭消費傾向產生重大影響；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念將顯示出更大的差異；同時，人均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也不容忽視。

建設和諧社會還需邁幾道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培林認為，從社會結構的層面來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針對我國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貧富差距較大，農業人口比重較大，“未富先老”等特殊國情，構建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社會階層結構、就業結構和代際結構的和諧。

對于當代中國來說，和諧社會就是經濟和社會、城市和鄉村、東中西部不同區域、人和自然、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關系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合理調整社會結構，有針對性地構建社會結構各個層面的和諧。

城鄉和諧路漫漫

“農民有多苦，農村有多窮，你知道嗎？”在貧瘠的田野、蕭瑟的冬日，面對年過半百的老人問這個問題，你該怎么回答？曾經有一年，遇到一位鄉村里的老人這樣問，而我竟然無言以對。這個家族祖祖輩輩在一畝三分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20多歲的孩子考學沒考上，出去打工幾年，沒有掙多少錢，娶媳婦還欠了一身債，現在家繼承父業。

施賓格勒說過：“石頭是城市的本質，就像土地是農村 的本質一樣?！彼坪躅A見性地將城鄉差別一語道出。

一個致力農村問題研究的朋友告訴記者，他不敢回家過春節。問他為什么，他說，不忍面對家鄉的現實，每年從繁華喧囂的城市回到老家，總是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落寞，農村的沉寂和蕭條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體會的?！拔业拇汗澮淮伪纫淮纬林兀遗乱姷轿业母咐相l親，他們的任何一種不如意都是對我心靈的一種煎熬?！贝司以谶b遠的云南，父母均在當地務農。

“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無法規避的大問題。農民問題如何解決，直接關涉著社會結構的合理與否和社會生態的平衡程度。

多少年來，中國人多地少，注定了中國農民的大多數，要將耕地用于比較利益很低的糧食種植，并且還要求畝產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0％以上，這才能保證中國的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世界平均水平。

現代化的生活節拍和極度膨脹的物質生活，讓城市里的富人們很難想像，在同一個國度，還有人住的是四面透風的房子，點著煤油燈，在冬天下冷雨的屋子里蜷縮成一團，床上只有一大團爛棉絮，鍋里煮的是野菜和玉米面糊糊，全部家當不值50塊錢的人家。而且據說這還不是最窮的家庭。不可否認的城鄉差距，就這樣呈現在面前

三農問題的論述已經是汗牛充棟，實無必要再列舉已經 盡人皆知、而且無人否認的中國農民收入幾許、人均負擔幾許、自殺比例幾許、基尼系數幾許、鄉村負債幾許、流動人口幾許等數據，也實無必要再列舉上訪農民如何受難、離鄉農民如何受欺的實例。多少發生在基層社會的真實故事，足以讓有良知的國人感動到淚流滿面、憂慮得夜不能寐。專家接受媒體采訪時警言：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斷裂的社會，掙扎在社會最低層的農民等弱勢階層正在被甩出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列車。

在XX年11月20日召開的全國農民工公共政策改革與服務創新研討會上，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萬向東教授認為，以戶口為核心的隔離鴻溝，把農民當成事實上的二等公民造成了制度上的合法性，進而這種制度合法性被農民無奈接受，又轉化為他們心理承受力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了農民工的心理預期。二元體制一方面既使得農民工進入城市成為“二等市民”具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使得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平等權利的獲得喪失了事實上的合法性，而從整體上淪為邊緣群體。

二元制結構在農民的物質和心靈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依然沒有改變的苗頭，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穩定的潛在隱患。而新的剪刀差又接踵而至。前不久有消息稱，民工荒在擴散、勞動糾紛數量在上升，是各地不爭的事實，外來工群體的生活水平和城鎮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新“剪刀差”越 拉越大。

和諧社會要求我們必須要從城鄉分割走向城鄉整合，逐步改變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的格局。城鄉協調發展則是必由之路。中央提出“五個統籌”，其中最具挑戰性的就是“統籌城鄉發展”。因為當前我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地緣”分割、“人緣”分化、經濟分裂、社會分治的問題相當嚴重，城鄉矛盾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21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轉型期內，農民、城市流動人口無疑是一個亟待關注的弱勢群體。

城市里的人們在思考是去KTV還是泡酒吧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該意識到某種暗含的危機呢？只有當中國農民不再是一種身份群體，而真正成為一種職業群體，并且在社會中的規模變小時，中國才算真正實現了現代化。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如何有效破解農民的生存困境，這是建設和諧社會要面對的首要問題。

區域差別：“楚河漢界”？

地區經濟差別是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也是經濟面向21世紀的重大問題。

讓我們先看看東西部的差距：目前，東部11省市人均GDP達1600美元，而西部12省區市僅為650美元。我國區域之間的發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種特殊國情。但問題是目前這種差距的擴大還在繼續，較發達地區的收入增長水平 仍快于欠發達地區。

22歲的華中農業大學XX屆本科畢業生徐本禹被提名為XX年央視“感動中國”人物20名候選人之一。他用自己的獎學金和靠勤工儉學掙的錢資助貴州兒童并遠赴貴州山區大方縣支教。大二那年，徐本禹帶著5人支教隊，走進了貴州山區大方縣一個名叫狗吊巖的落后地方。一個又一個的志愿者先后離去。但徐留了下來，每天六節課堅持教著這些閉塞、接受力差的孩子們。

XX年6月26日，該校領導去了徐支教的地方，讓他們深受震動的不是那里的貧窮，而是孩子們強烈的求知渴望。“屋頂大面積破漏，用塑料布和硬紙板遮雨。地板四處開裂，走在上面提心吊膽；課桌殘缺不全??在這樣的教室里，孩子們上課還是那樣地認真、專注??”

去年7月11日，100幅在大方縣拍的照片配上簡要文字，以《兩所鄉村小學和一個支教者》為題發到了“天涯”網上。僅僅幾個小時，存放照片的服務器就因為訪問量過大而發生堵塞。接著，跟帖的數量急劇增加。幾天時間，這篇帖子被100多家網站轉發，點擊總數超過百萬次。

在廣袤的中西部農村，我們觸目可及的貧瘠與落后，讓我們揪心。經濟不發展，西部不富足，構建區域結構的和諧從何談起？專家認為，應當通過對欠發達地區在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上的傾斜，逐步扭轉這種區域差距繼續擴大的趨 勢。

壟斷：和諧的殺手

有句順口溜是這樣說的：“銀行加證保，兩電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掃地的拿得也不少”，說這些行業收入高。錢多主要是因為壟斷。

近年來，與普通行業相比，壟斷行業不僅工資水平偏高，而且工資增長過快。二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仍在繼續呈日益擴大之勢。幾年間，一些壟斷行業造成了萬億元社會福利損失。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顯示：XX年，全國職工的平均年工資為14040元。其中，非壟斷行業的農林牧漁業職工工資為6969元，電力、煤氣、水等壟斷行業是18752元，而金融業，職工年工資高達22457元，為農林牧漁業的3倍。如果再進一步細分，在電力、煤氣、水行業中，電力工資又高于煤氣、水這兩個行業。

《微型小說選型》XX年第6期刊載的《電信局長洗澡記》最近在網上廣為流傳，寫的就是對行業壟斷的絕妙諷刺，電信局長去澡堂洗澡，澡堂要收取的“初裝費”、“選號費”、“特別號碼附加費”、“改號費”、“月租費”、“銷戶費”、“漫游費”，都是電信局對固定電話用戶收取的費用條目。收費項目之多，可謂琳瑯滿目！

確實，在關系民生的這些行業里，電信、民航、鐵路等壟斷行業定價的做法一直為人所詬?。弘娦刨Y費居高不下，違背了普遍消費的原則；而民航利用政令禁止打折，也是不可取的；鐵路利用中國人重視春節的民族習慣，在服務不良的情況下漲價，更是令人難以接受。電力和供水部門在不能降低企業成本的同時，卻加重社會成本。除了傳統的壟斷之外，類似會計師協會等中介組織和非政府機構的壟斷，政府部門立法的壟斷，政府對產品需求的壟斷等新的壟斷也露出苗頭。

XX年10月，商務部成立了反壟斷調查辦公室，開展反壟斷立法及其相關工作，主要職責是承擔有關反壟斷的國際交流、反壟斷立法以及調查等相關工作。但愿這對于反壟斷，是個良好的開始。

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只有引入競爭，才能正確抑制壟斷行業的利潤，讓他們不至于占用并耗費國家大量財富，真正實現資源和資金的優化合理配置。不患不均患不公。壟斷一日不除，市場一日無公正可言，社會的和諧也無從談起。

社會階層分化嬗變

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社會經濟的急劇變遷，使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已不再是簡單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中間階層、企業家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正在興起和壯大。以職業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機制逐漸取代過去的以政治、戶口和行政身份為依據的分化機制。這些跡象表明，社會經濟變遷已 導致了一種新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出現，并且，這種結構正在趨于穩定。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與現代化建設進程還不相適應，包括國家社會政策缺位，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貧困階層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證。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指出，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中國社會各貧富階層之間的邊界已經形成，具體表現在社會各階層的居住區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以及統領各階層的文化也不盡相同。由于生活方式上相差甚遠，社會各階層都開始相對獨立地從事社會活動，彼此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

孫立平教授舉例稱：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各式各樣的老同學聚會搞得風風火火，盡管當時貧富差距已經存在，但貧窮的同學和富裕的同學之間情感上的隔閡卻并未顯現；然而現在的情況是，老同學之間已經很難相聚，因為貧窮的同學和富裕的同學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并且兩者都感覺無法融入對方的圈子，彼此之間無話可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表明，目前我國處于社會優勢地位的階層，其子女繼承性明顯增強，調查數據表明“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而另一方面，社會較低階層的子女進入較高階層的門檻明顯提高，兩者間的社會流動障礙在強化。戶籍、就業、人事這三個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會流動不暢，阻礙著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成。

因此，迫在眉睫的是，利用財政、稅收、福利等杠桿，對收入再分配進行科學調控，理順工資和收入分配的秩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減少貧困和低收入群體，建設一個更加公正、和諧、節約和充滿活力的社會。

就業結構和諧任重道遠中國有十三億多人口，處于勞動年齡、具有勞動能力的有七億多人。讓七億人有活干，絕非易事，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就業問題的艱巨性、長期性。

在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增加值的比重已經降到14％。按照正常的情況，這時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比重應當相應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國這一比重仍高達49％。這給我國實現向現代社會結構的轉型帶來了困難。另外，我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后，沒有出現勞動力短缺，而是呈現出勞動力在一個較長時期供大于求的趨勢，就業問題一時難以根本緩解。解決好就業問題，通過大力發展教育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源大國，是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一環。

另外，追求就業結構的和諧，同時體現在平等就業上。平等的就業權是一項最基本的人權，國家應為所有的公民創造公平的競爭機會。但事實并非如此。相對于城市市民，城市流動人口不平等的就業權的一個重要表現在于，目前城市 流動人口就業問題并沒被大多數中國城市政府納入到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之內。

不平等就業權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許多中國城市在勞動就業方面仍存在“職業保留”現象——將相對較好的職業留給本地人，外來務工人員被明確地排除在這部分職業的范圍之外。如一些城市對招用外來勞動力的行業、工種實行分類控制，分成可以使用、限制使用和禁止使用外來勞動力三大類。其中10多種工種被列為屬于禁止使用外來勞動力的行列。這實際上是一種就業歧視制度，使得無城市戶口的城市流動人口處于一種不公平的地位，被剝奪了許多就業機會。諸如此類的還有身高、疾患等方面的顯性或隱形的就業歧視，讓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懷疑招錄工作的公正性而刺殺公務員被判死刑的周一超、在“中國乙肝歧視第一案”勝訴、當選XX年度中國十大法治人物的張先著就是其中的典型。這些事件雖然推進了法治的進程，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當事人的命運。

建設和諧社會，還應構建代際結構的和諧，建立和完善重節約、廣覆蓋、有積累、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制也不可或缺。

合理調整社會結構，建設和諧社會，知易行難。正如俄國作家柯羅連科膾炙人口的名篇《火光》所描述：火光沖破朦朧的夜色，明明在那兒閃爍。不過船夫是對的：事實上，火光的確還遠著呢??然而，火光啊??畢竟??畢竟就在前頭！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也許就是加勁劃槳，直至到達和諧社會的理想彼岸。

第二篇：公平與公正——引領和諧社會構建

文章標題：公平與公正——引領和諧社會構建

建設和諧社會寄托了世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也是幾千年來炎黃子孫的夢想所系。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丁元竹認為，建設和諧社會要從各個方面入手。從社會學角度理解，和諧首先是公平與公正，包括文化公平、經濟公平、政治平等和社會公正。

循著2004年

9月19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的清晰脈絡，我們不難看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思想，指明了中國社會發展和建設的方向。

2004年12月1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組織研究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認為，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應該是：擴大社會中間層，減少低收入和貧困群體，理順收入分配秩序，嚴厲打擊腐敗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把擴大就業作為發展的重要目標，努力改善社會關系和勞動關系，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各種社會矛盾，建立一個更加幸福、公正、和諧、節約和充滿活力的全面小康社會。

《社會藍皮書》預測，2005年經濟將繼續高速增長；入世保護過渡到限期，壟斷行業改革到關鍵點；農民市民化的城市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老齡化問題逐步顯化；勞動關系的緊張會造成普通勞動力供給虛假短缺；子女教育費用將對家庭消費傾向產生重大影響；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念將顯示出更大的差異；同時，人均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也不容忽視。

建設和諧社會還需邁幾道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培林認為，從社會結構的層面來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針對我國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貧富差距較大，農業人口比重較大，“未富先老”等特殊國情，構建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社會階層結構、就業結構和代際結構的和諧。

對于當代中國來說，和諧社會就是經濟和社會、城市和鄉村、東中西部不同區域、人和自然、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關系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合理調整社會結構，有針對性地構建社會結構各個層面的和諧。

城鄉和諧路漫漫

“農民有多苦，農村有多窮，你知道嗎？”在貧瘠的田野、蕭瑟的冬日，面對年過半百的老人問這個問題，你該怎么回答？曾經有一年，遇到一位鄉村里的老人這樣問，而我竟然無言以對。這個家族祖祖輩輩在一畝三分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20多歲的孩子考學沒考上，出去打工幾年，沒有掙多少錢，娶媳婦還欠了一身債，現在家繼承父業。

施賓格勒說過：“石頭是城市的本質，就像土地是農村的本質一樣?！彼坪躅A見性地將城鄉差別一語道出。

一個致力農村問題研究的朋友告訴記者，他不敢回家過春節。問他為什么，他說，不忍面對家鄉的現實，每年從繁華喧囂的城市回到老家，總是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落寞，農村的沉寂和蕭條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體會的。“我的春節一次比一次沉重，我怕見到我的父老鄉親，他們的任何一種不如意都是對我心靈的一種煎熬?！贝司以谶b遠的云南，父母均在當地務農。

“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無法規避的大問題。農民問題如何解決，直接關涉著社會結構的合理與否和社會生態的平衡程度。

多少年來，中國人多地少，注定了中國農民的大多數，要將耕地用于比較利益很低的糧食種植，并且還要求畝產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0％以上，這才能保證中國的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世界平均水平。

現代化的生活節拍和極度膨脹的物質生活，讓城市里的富人們很難想像，在同一個國度，還有人住的是四面透風的房子，點著煤油燈，在冬天下冷雨的屋子里蜷縮成一團，床上只有一大團爛棉絮，鍋里煮的是野菜和玉米面糊糊，全部家當不值50塊錢的人家。而且據說這還不是最窮的家庭。不可否認的城鄉差距，就這樣呈現在面前

三農問題的論述已經是汗牛充棟，實無必要再列舉已經盡人皆知、而且無人否認的中國農民收入幾許、人均負擔幾許、自殺比例幾許、基尼系數幾許、鄉村負債幾許、流動人口幾許等數據，也實無必要再列舉上訪農民如何受難、離鄉農民如何受欺的實例。多少發生在基層社會的真實故事，足以讓有良知的國人感動到淚流滿面、憂慮得夜不能寐。專家接受媒體采訪時警言：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斷裂的社會，掙扎在社會最低層的農民等弱勢階層正在被甩出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列車。

在2004年11月20日召開的全國農民工公共政策改革與服務創新研討會上，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萬向東教授認為，以戶口為核心的隔離鴻溝，把農民當成事實上的二等公民造成了制度上的合法性，進而這種制度合法性被農民無奈接受，又轉化為他們心理承受力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了農民工的心理預期。二元體制一方面既使得農民工進入城市成為“二等市民”具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使得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平等權利的獲得喪失了事實上的合法性，而從整體上淪為邊緣群體。

二元制結構在農民的物質和心靈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依然沒有改變的苗頭，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穩定的潛在隱患。而新的剪刀差又接踵而至。前不久有消息稱，民工荒在擴散、勞動糾紛數量在上升，是各地不爭的事實，外來工群體的生活水平和

城鎮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新“剪刀差”越拉越大。

和諧社會要求我們必須要從城鄉分割走向城鄉整合，逐步改變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的格局。城鄉協調發展則是必由之路。中央提出“五個統籌”，其中最具挑戰性的就是“統籌城鄉發展”。因為當前我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地緣”分割、“人緣”分化、經濟分裂、社會分治的問題相當嚴重，城鄉矛盾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21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轉型期內，農民、城市流動人口無疑是一個亟待關注的弱勢群體。

城市里的人們在思考是去KTV還是泡酒吧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該意識到某種暗含的危機呢？只有當中國農民不再是一種身份群體，而真正成為一種職業群體，并且在社會中的規模變小時，中國才算真正實現了現代化。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如何有效破解農民的生存困境，這是建設和諧社會要面對的首要問題。

區域差別：“楚河漢界”？

地區經濟差別是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也是經濟面向21世紀的重大問題。

讓我們先看看東西部的差距：目前，東部11省市人均GDP達1600美元，而西部12省區市僅為650美元。我國區域之間的發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種特殊國情。但問題是目前這種差距的擴大還在繼續，較發達地區的收入增長水平仍快于欠發達地區。

22歲的華中農業大學2003屆本科畢業生徐本禹被提名為2004年央視“感動中國”人物20名候選人之一。他用自己的獎學金和靠勤工儉學掙的錢資助貴州兒童并遠赴貴州山區大方縣支教。大二那年，徐本禹帶著5人支教隊，走進了貴州山區大方縣一個名叫狗吊巖的落后地方。一個又一個的志愿者先后離去。但徐留了下來，每天六節課堅持教著這些閉塞、接受力差的孩子們。

2004年6月26日，該校領導去了徐支教的地方，讓他們深受震動的不是那里的貧窮，而是孩子們強烈的求知渴望?！拔蓓敶竺娣e破漏，用塑料布和硬紙板遮雨。地板四處開裂，走在上面提心吊膽；課桌殘缺不全……在這樣的教室里，孩子們上課還是那樣地認真、專注……”

去年7月11日，100幅在大方縣拍的照片配上簡要文字，以《兩所鄉村小學和一個支教者》為題發到了“天涯”網上。僅僅幾個小時，存放照片的服務器就因為訪問量過大而發生堵塞。接著，跟帖的數量急劇增加。幾天時間，這篇帖子被100多家網站轉發，點擊總數超過百萬次。

在廣袤的中西部農村，我們觸目可及的貧瘠與落后，讓我們揪心。經濟不發展，西部不富足，構建區域結構的和諧從何談起？專家認為，應當通過對欠發達地區在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上的傾斜，逐步扭轉這種區域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

壟斷：和諧的殺手

有句順口溜是這樣說的：“銀行加證保，兩電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掃地的拿得也不少”，說這些行業收入高。錢多主要是因為壟斷。

近年來，與普通行業相比，壟斷行業不僅工資水平偏高，而且工資增長過快。二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仍在繼續呈日益擴大之勢。幾年間，一些壟斷行業造成了萬億元社會福利損失。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顯示：2003年，全國職工的平均年工資為14040元。其中，非壟斷行業的農林牧漁業職工工資為6969元，電力、煤氣、水等壟斷行業是18752元，而金融業，職工年工資高達22457元，為農林牧漁業的3倍。如果再進一步細分，在電力、煤氣、水行業中，電力工資又高于煤氣、水這兩個行業。

《微型小說選型》2004年第6期刊載的《電信局長洗澡記》最近在網上廣為流傳，寫的就是對行業壟斷的絕妙諷刺，電信局長去澡堂洗澡，澡堂要收取的“初裝費”、“選號費”、“特別號碼附加費”、“改號費”、“月租費”、“銷戶費”、“漫游費”，都是電信局對固定電話用戶收取的費用條目。收費項目之多，可謂琳瑯滿目！

確實，在關系民生的這些行業里，電信、民航、鐵路等壟斷行業定價的做法一直為人所詬病：電信資費居高不下，違背了普遍消費的原則；而民航利用政令禁止打折，也是不可取的；鐵路利用中國人重視春節的民族習慣，在服務不良的情況下漲價，更是令人難以接受。電力和供水部門在不能降低企業成本的同時，卻加重社會成本。除了傳統的壟斷之外，類似會計師協會等中介組織和非政府機構的壟斷，政府部門立法的壟斷，政府對產品需求的壟斷等新的壟斷也露出苗頭。

2004年10月，商務部成立了反壟斷調查辦公室，開展反壟斷立法及其相關工作，主要職責是承擔有關反壟斷的國際交流、反壟斷立法以及調查等相關工作。但愿這對于反壟斷，是個良好的開始。

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只有引入競爭，才能正確抑制壟斷行業的利潤，讓他們不至于占用并耗費國家大量財富，真正實現資源和資金的優化合理配置。不患不均患不公。壟斷一日不除，市場一日無公正可言，社會的和諧也無從談起。

社會階層分化嬗變

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社會經濟的急劇變遷，使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已不再是簡單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中間階層、企業家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正在興起和壯大。以職業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機制逐漸取代過去的以政治、戶口和行政身份為依據的分化機制。這些跡象表明，社會經濟變遷已導致了一種新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出現，并且，這種結構正在趨于穩定。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與現代化建設進程還不相適應，包括國家社會政策缺位，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貧困階層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證。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指出，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中國社會各貧富階層之間的邊界已經形成，具體表現在社會各階層的居住區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以及統領各階層的文化也不盡相同。由于生活方式上相差甚遠，社會各階層都開始相對獨立地從事社會活動，彼此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

孫立平教授舉例稱：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各式各樣的老同學聚會搞得風風火火，盡管當時貧富差距已經存在，但貧窮的同學和富裕的同學之間情感上的隔閡卻并未顯現；然而現在的情況是，老同學之間已經很難相聚，因為貧窮的同學和富裕的同學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并且兩者都感覺無法融入對方的圈子，彼此之間無話可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表明，目前我國處于社會優勢地位的階層，其子女繼承性明顯增強，調查數據表明“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而另一方面，社會較低階層的子女進入較高階層的門檻明顯提高，兩者間的社會流動障礙在強化。戶籍、就業、人事這三個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會流動不暢，阻礙著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成。

因此，迫在眉睫的是，利用財政、稅收、福利等杠桿，對收入再分配進行科學調控，理順工資和收入分配的秩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減少貧困和低收入群體，建設一個更加公正、和諧、節約和充滿活力的社會。

就業結構和諧任重道遠中國有十三億多人口，處于勞動年齡、具有勞動能力的有七億多人。讓七億人有活干，絕非易事，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就業問題的艱巨性、長期性。

在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增加值的比重已經降到14％。按照正常的情況，這時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比重應當相應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國這一比重仍高達49％。這給我國實現向現代社會結構的轉型帶來了困難。另外，我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后，沒有出現勞動力短缺，而是呈現出勞動力在一個較長時期供大于求的趨勢，就業問題一時難以根本緩解。解決好就業問題，通過大力發展教育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源大國，是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一環。

另外，追求就業結構的和諧，同時體現在平等就業上。平等的就業權是一項最基本的人權，國家應為所有的公民創造公平的競爭機會。但事實并非如此。相對于城市市民，城市流動人口不平等的就業權的一個重要表現在于，目前城市流動人口就業問題并沒被大多數中國城市政府納入到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之內。

不平等就業權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許多中國城市在勞動就業方面仍存在“職業保留”現象——將相對較好的職業留給本地人，外來務工人員被明確地排除在這部分職業的范圍之外。如一些城市對招用外來勞動力的行業、工種實行分類控制，分成可以使用、限制使用和禁止使用外來勞動力三大類。其中10多種工種被列為屬于禁止使用外來勞動力的行列。這實際上是一種就業歧視制度，使得無城市戶口的城市流動人口處于一種不公平的地位，被剝奪了許多就業機會。諸如此類的還有身高、疾患等方面的顯性或隱形的就業歧視，讓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懷疑招錄工作的公正性而刺殺公務員被判死刑的周一超、在“中國乙肝歧視第一案”勝訴、當選2004中國十大法治人物的張先著就是其中的典型。這些事件雖然推進了法治的進程，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當事人的命運。

建設和諧社會，還應構建代際結構的和諧，建立和完善重節約、廣覆蓋、有積累、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制也不可或缺。

合理調整社會結構，建設和諧社會，知易行難。正如俄國作家柯羅連科膾炙人口的名篇《火光》所描述：火光沖破朦朧的夜色，明明在那兒閃爍。不過船夫是對的：事實上，火光的確還遠著呢……然而，火光啊……畢竟……畢竟就在前頭！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也許就是加勁劃槳，直至到達和諧社會的理想彼岸。

《公平與公正——引領和諧社會構建》來源于xiexiebang.com，歡迎閱讀公平與公正——引領和諧社會構建。

第三篇：公平與公正——引領和諧社會構建

建設和諧社會寄托了世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也是幾千年來炎黃子孫的夢想所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竹認為，建設和諧社會要從各個方面入手。從社會學角度理解，和諧首先是公平與公正，包括文化公平、經濟公平、政治平等和社會公正。循著～年9月19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的清晰脈絡，我們不難看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思想，指明了中國社會發展和建設的方向?！?2月1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組織研究的《～年社會藍皮書》認為，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應該是：擴大社會中間層，減少低收入和貧困群體，理順收入分配秩序，嚴厲打擊～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把擴大就業作為發展的重要目標，努力改善社會關系和勞動關系，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各種社會矛盾，建立一個更加幸福、公正、和諧、節約和充滿活力的全面小康社會。《社會藍皮書》預測，～年經濟將繼續高速增長；入世保護過渡到限期，壟斷行業改革到關鍵點；農民市民化的城市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老齡化問題逐步顯化；勞動關系的緊張會造成普通勞動力供給虛假短缺；子女教育費用將對家庭消費傾向產生重大影響；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念將顯示出更大的差異；同時，人均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也不容忽視。建設和諧社會還需邁幾道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培林認為，從社會結構的層面來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針對我國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貧富差距較大，農業人口比重較大，“未富先老”等特殊國情，構建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社會階層結構、就業結構和代際結構的和諧。對于當代中國來說，和諧社會就是經濟和社會、城市和鄉村、東中西部不同區域、人和自然、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關系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合理調整社會結構，有針對性地構建社會結構各個層面的和諧。城鄉和諧路漫漫“農民有多苦，農村有多窮，你知道嗎？”在貧瘠的田野、蕭瑟的冬日，面對年過半百的老人問這個問題，你該怎么回答？曾經有一年，遇到一位鄉村里的老人這樣問，而我竟然無言以對。這個家族祖祖輩輩在一畝三分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20多歲的孩子考學沒考上，出去打工幾年，沒有掙多少錢，娶媳婦還欠了一身債，現在家繼承父業。施賓格勒說過：“石頭是城市的本質，就像土地是農村的本質一樣?！彼坪躅A見性地將城鄉差別一語道出。一個致力農村問題研究的朋友告訴記者，他不敢回家過春節。問他為什么，他說，不忍面對家鄉的現實，每年從繁華喧囂的城市回到老家，總是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落寞，農村的沉寂和蕭條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體會的?！拔业拇汗澮淮伪纫淮纬林?，我怕見到我的父老鄉親，他們的任何一種不如意都是對我心靈的一種煎熬?！贝司以谶b遠的云南，父母均在當地務農?！叭r”問題，一直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無法規避的大問題。農民問題如何解決，直接關涉著社會結構的合理與否和社會生態的平衡程度。多少年來，中國人多地少，注定了中國農民的大多數，要將耕地用于比較利益很低的糧食種植，并且還要求畝產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0％以上，這才能保證中國的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世界平均水平?，F代化的生活節拍和極度膨脹的物質生活，讓城市里的富人們很難想像，在同一個國度，還有人住的是四面透風的房子，點著煤油燈，在冬天下冷雨的屋子里蜷縮成一團，床上只有一大團爛棉絮，鍋里煮的是野菜和玉米面糊糊，全部家當不值50塊錢的人家。而且據說這還不是最窮的家庭。不可否認的城鄉差距，就這樣呈現在面前三農問題的論述已經是汗牛充棟，實無必要再列舉已經盡人皆知、而且無人否認的中國農民收入幾許、人均負擔幾許、自殺比例幾許、基尼系數幾許、鄉村負債幾許、流動人口幾許等數據，也實無必要再列舉上訪農民如何受難、離鄉農民如何受欺的實例。多少發生在基層社會的真實故事，足以讓有良知的國人感動到淚流滿面、憂慮得夜不能寐。專家接受媒體采訪時警言：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斷裂的社會，掙扎在社會最低層的農民等弱勢階層正在被甩出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列車。在～年11月20日召開的全國農民工公共政策改革與服務創新研討會上，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萬向東教授認為，以戶口為核心的隔離鴻溝，把農民當成事實上的二等公民造成了制度上的合法性，進而這種制度合法性被農民無奈接受，又轉化為他們心理承受力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了農民工的心理預期。二元體制一方面既使得農民工進入城市成為“二等市民”具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使得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平等權利的獲得喪失了事實上的合法性，而從整體上淪為邊緣群體。二元制結構在農民的物質和心靈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依然沒有改變的苗頭，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穩定的潛在隱患。而新的剪刀差又接踵而至。前不久有消息稱，民工荒在擴散、勞動糾紛數量在上升，是各地不爭的事實，外來工群體的生活水平和城鎮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新“剪刀差”越拉越大。和諧社會要求我們必須要從城鄉分割走向城鄉整合，逐步改變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的格局。城鄉協調發展則是必由之路。中央提出“五個統籌”，其中最具挑戰性的就是“統籌城鄉發展”。因為當前我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地緣”分割、“人緣”分化、經濟～、社會分治的問題相當嚴重，城鄉矛盾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21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轉型期內，農民、城市流動人口無疑是一個亟待關注的弱勢群體。城市里的人們在思考是去KTV還是泡酒吧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該意識到某種暗含的危機呢？只有當中國農民不再是一種身份群體，而真正成為一種職業群體，并且在社會中的規模變小時，中國才算真正實現了現代化。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如何有效破解農民的生存困境，這是建設和諧社會要面對的首要問題。區域差別：“楚河漢界”？地區經濟差別是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也是經濟面向21世紀的重大問題。讓我們先看看東西部的差距：目前，東部11省市人均GDp達1600美元，而西部12省區市僅為650美元。我國區域之間的發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種特殊國情。但問題是目前這種差距的擴大還在

第四篇：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公平與公正

文章標題：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公平與公正

如何維護公平與公正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和現實問題。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關系到社會的繁榮、穩定和發展。

社會公平與公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要求，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基本價值觀之一。公平與公正是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聯系的，不同的國家、民族

和社會制度對社會公平與公正的理解和認識不盡相同。在當代西方，關于公平問題的看法也有多種觀點，有的是關注結果是否平等，有的是關注權利是否平等，有的是關注機會是否平等，還有的是關注程序是否平等。不同國家和社會的公平與公正觀雖有差別，也有共性，那就是，它要求社會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包括社會成員享有平等的權利、合理的分配、均等的機會和公平的司法，社會成員之間的社會地位、經濟收入、消費水平基本接近，人們行使的權利與收獲和他們履行的義務與貢獻基本一致，每個人都能擁有平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按照馬克思主義公平公正觀的要求，公平公正具有以下特征：

公平與公正的概念具有明顯的歷史內涵，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它是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具體的價值標準和判斷，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緊密相聯。因此，必須把公平與公正放到一個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去考察它的內涵和要求，不能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去抽象地談論公平與公正問題。在我國，研究并確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需要的公平公正觀，必須從我國初級階段國情、從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從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多元化的社會分配結構出發，這一特殊的發展階段，決定了當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公平與公正目標要求的實現是一個漸進的艱巨過程，是階段性目標和最終目標的統一。相對性是指公平與公正是一個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概念。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并不存在絕對的公平與公正。不同的國家，由于國情不同，公平公正的標準就不同；同一國家，由于社會發展階段不同，公平與公正的標準也不同；即使同一社會發展階段，由于社會制度、區域發展水平等不同，不同領域不同群體的公平與公正也是相對的。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類千百年來所追求的真正公平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才能實現。在人類尚未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之前，在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包括在它的低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階段，公平與公正都是相對的。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所要確立的公平公正觀念，仍是一個相對的公平公正觀，而公平公正要求的實現，也要允許不同區域、不同階層、不同群體間存在一定的差異。當然，這個差異必須控制在一個合理的、人民群眾可以接受和容忍的范圍內。

可控性是指公平與公正是可以在統治者的統治過程中確立、調節和變革的。公平與公正作為一種社會確立和倡導的價值目標，本質上屬于上層建筑范疇。盡管它歸根結底決定于經濟基礎，執政者仍然可以利用其對基礎的反作用進行適時的調節和變革。例如，在生產力不發達的階段，為了加快發展，在較短的時期內改變落后面貌，然后解決社會的全面發展問題，許多國家曾制定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如果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已經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執政者就必須也可以把公平與效率兼顧作為執政策略。這一點已被西方各國的實踐所證實實。從公平與公正價值體系的內容和尺度看，執政者也存在調節、變革的空間。例如，在社會實現公平與公正的歷史進程看，可以從部分公平公正逐漸過度到整體的公平公正。在體制上，可以從經濟體制的改革實現相應的公平公正，然后才通過上層建筑的改革，如民主法制建設實現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等各方面的公平。公平與公正的上述可控制，說明無論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動態發展過程，還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發展進程中的某一個時點上，執政者都可以從實際出發，確立或調節甚至變革某種公平公正價值觀及其體系。而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則是從現實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基礎和發展要求出發，通過確立并塑造好一種正確的公平公正觀念，促進社會的發展、穩定、和諧。

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規律使然，是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重要任務，是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共產黨執政活動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政黨的執政規律，是執政黨在控制和行使公共權力過程中遵循的、反映政黨政治本質和必然性的法則和客觀要求。任何政黨的執政活動都必須遵循執政規律，按規律辦事。一個執政黨，在自身的執政過程中必須通過盡可能實現民意，夯實自身執政的合法性，從而鞏固執政地位是其執政共同的規律使然。社會公平與公正是人類社會維系社會秩序的行為準則，亦是執政黨執政是否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執政活動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重要前提和基礎。世界政黨執政的實踐表明，社會一旦失去公平與公正，就會導致社會成員、社會群體和社會階層

之間產生諸種矛盾，甚至沖突，最終危及執政黨的執政權力和執政地位。反觀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大多數社會成員都受益、人民安居樂業和充滿創造力的社會，人民群眾就會對執政黨執政充滿希望，并自覺自愿地為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作出貢獻，最終形成“公平與公正――社會繁榮發展――執政黨鞏固執政地位――通過執政進一步促進社會穩定與繁榮”的良性循環

?？傊瑢崿F和維護社會公平與公正關系到執政黨的民心所向和執政基礎的夯實與鞏固，是任何政黨執政都必須關注和追求的執政目標和價值取向。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也是長期執政的黨，維護和實現社會公正，不僅是我們黨遵循執政的普遍規律的要求，也是我們黨自身的性質和奮斗目標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除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外沒有自己的私利，它受人民群眾的委托并代表人民群眾來執政，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把實現人類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奮斗目標。黨的性質和地位充分說明，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是中國共產黨理應承擔的社會和歷史責任，也是黨實踐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要求，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自建立至今，一直把追求社會公平與公正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而努力實踐，并把公平與公正確立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核心價值之一。今天，我們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就是我們黨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維護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基本權利的又一個重要決策和具體體現。

新世紀新階段，新的歷史方位和歷史責任對中國共產黨執政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斷提高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的能力，協調好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關系，構建好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成為當前我們黨提高執政能力、保持社會主義事業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因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變動，利益關系的多元化，社會不公平不公正問題日益凸現，其主要表現是：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社會利益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個人之間出現分化，不同利益群體開始形成，由于社會上存在的權利、機會、規則和分配等不公平已導致一些群眾對政府的不滿甚至抵觸心理，導致少數群眾對黨的執政產生不信任甚至不合作的態度，加劇了社會矛盾。這些矛盾的產生，固然有許多原因，解決這些矛盾也有許多途徑，但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公正，則是一把十分關鍵的鑰匙。我們必須從維護和實現公平公正出發，完善政策，理順體制，健全機制，不斷化解矛盾，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歷史責任。只有真正維護和實現好社會的公平與公正，中國共產黨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推向前進，才能進一步鞏固執政地位。

當前，我國社會出現公平公正方面的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及改革開放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導致的社會轉型，則是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現階段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必須堅持從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必須科學分析和判斷社會的轉型，在此基礎上探索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的要求。

盡管改革開放促進了中國的發展，但發展仍是當代中國第一位的任務。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決社會公平公正問題的根本途徑離不開發展經濟，提高效率，為公平公正提供有力的物質條件和經濟支撐。只有生產力發展了，綜合國力增強了，國家才有更大的能力和實力通過政府職能來解決貧困問題，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公平與公正。為此，必須強調指出，在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中，必須正確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決不能只強調公平公正而否定社會效率的要求。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下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盡管是暫時的，但仍是不可避免的，必須從我國當前特殊的國情出發，正確把握好效率與公平的均衡點，在社會可以承受的公平范圍內，緊緊抓住發展這一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堅持用發展和改革的辦法來解決前進中的問題。

努力解決區域發展不協調問題。當前，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差距仍在繼續擴大的趨勢，地區差距不僅表現在東部和中西部之間，表現在省、自治區之間，還表現在省、自治區內部，以及城鄉居民之間，成為當前我國社會不公的又一突出表現。協調區域發展，我們要按照十六屆五中全會的要求，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的思路，充分發揮黨和政府的“統籌”功能，解決好區域發展不協調問題。

體制和制度不完善是影響社會不公的重要原因。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必須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治體制、政府管理體制和社會保障體制。一要不斷完善和改革現行的政治體制。我國目前的政治架構的利益表達機制和權力制衡機制等諸多方面已越來越顯示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相適應之處，尤其是必須把目前存在的權力過份集中這一突出問題加以解決，建立起以權力制衡為中心的政治框架，以適應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的需要。二要不斷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府向有限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務政府的轉變，切實解決好當前政府職能的錯位、缺位和越位現象，提高政府的公共政府決策能力，減少決策失誤。三要進一步做好政府在公共教育、公共安全和公共衛生等領域的工作，加大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四要完善社會保障體制，為低收入、無收入和失去社會勞動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和保障。

好的體制機制還要有好的制度作保障，制度公正是社會公正的核心，也是社會法治程度的一個重要體現。當前，用制度來保障社會公平公正必須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入手，一是要樹立法律制度權威意識，既要做到用法律制度來保障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又要做到用法律制度來保障公民的權利和機會均等，實現制度管事、制度管人。二是要不斷完善法律制度，真正做到制度本身公平公正。比如，我國現有的一些法律法規，特別是一些行政部門和地方法規，在制定之初就存在不公現象，體現了維護本部門和地方的利益，這種規則本身的不公是社會不公的最大礙障，必須切實解決；還有必須努力改變一些不公正乃至歧視性的制度，諸如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城鄉分配的戶籍制度、農民還難以享受到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公平的教育制度、醫療制度、就業制度，等等。

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僅有體制和制度做保障還不夠，還必須努力營造社會公平公正的環境。營造維護和實現公平公正環境，執政黨不但要注重營造全社會實現和追求公平公正的制度環境、體制環境、法治環境，還要營造全社會追求和維護社會公平公正的人文環境。當前，要以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為指導，引導和教育人民群眾樹立正確的社會公平公正觀，正確看待社會發展與公平的關系，正確看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的關系，以積極、健康的心態來認識和對待社會上存在的不公現象，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既不仇富，也不嫌貧，更不能喪失追求公平公正的信心，形成逐步成熟的社會心理，并在全社會營造關心和幫助弱勢群體的環境和氛圍。

《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公平與公正》來源于xiexiebang.com，歡迎閱讀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公平與公正。

第五篇：構建和諧社會體現社會公平

文章標題：構建和諧社會體現社會公平

構建和諧社會，滿足公民對社會公平的要求，增加公民的幸福感和滿意度成為人大代表談論最多的一個話題，許多人大代表都從不同角度把體現社會公平精神的內容寫進了自己的議案。

來自天津的人大代表侯自新認為，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價值在教育領域的延伸和體現。他經過調研發現，占全國人口70以

上的農村現在得到的公共教育資源卻遠遠低于這一比例，隨著以前支撐農村教育的兩大經費來源——農村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被停止征收，相當一部分縣級特別是貧困地區的縣級政府缺乏足夠的財力，而轉移支付所能提供的支持力度有限，難以填補農村義務教育資金缺口，造成農民子女輟學。

人大代表侯自新：教育公平一個很重要的結果就是使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那么人們在未來的發展中獲得發展的機會也能更加平等這才有可能消除城鄉，體力勞動、腦力勞動各種差別。

因此，他在今年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等議案中建議，國家建立以財政撥款為主、其他多種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為輔的體制，保證學校教育經費的穩定來源；另外，國家和貧困地區的上一級政府能夠在再次分配中逐步增加對教育的投入。

來自河南的人大代表靳綏東認為構筑社會公平還體現在營造一個消除歧視的就業環境。

人大代表靳綏東：某些企業在招工過程中在沒有必要限制的前提下，限制了性別、限制了學歷、限制了年齡、限制了戶口包括限制了人自身的包括容貌，包括不影響就業的疾病，減少了(他們)就業的機會，這些事情在我國的《勞動法》中現在還沒有明確的規定。

靳綏東代表建議應盡快起草操作性更強的《反就業歧視法》。安徽的程聚生代表認為構建和諧社會，尋求社會公平，應該更多地關注城市下崗失業人員、失地農民、農民工等困難群體。

人大代表程聚生：使他們在社會生活中得到機會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使他們也能夠充分感受到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

程聚生代表建議除了政府從財政預算中撥出?？钔猓€可以建立具備一定經濟實力的企業捐助和個人自愿捐助相結合的民間援助長效機制。

《構建和諧社會體現社會公平》來源于xiexiebang.com，歡迎閱讀構建和諧社會體現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