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家傳統思想對我國現代化的負面影響（本站推薦）

儒家傳統思想對我國現代化的負面影響

一、儒家傳統思想對我國歷史的負面影響

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以宗法關系為紐帶的中國傳統社會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還沒有一種學說能動搖儒學在中國思想界的地位，其深遠影響輻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在歷史上，儒家思想幾乎成為政治的玩偶，時而被全盤肯定，時而被全盤否定。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主張批判的繼承，但在儒家思想領域，繼承的較多，批判的卻很少。其實，在一種思想的繼承過程中，對它消極因素的批判也極為重要，它可以使我們得到更多的反面經驗，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誤區。當然，很多消極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經過歷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遺余力的“義務教育”，儒家思想對中國造成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下面幾個方面：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級元素，它以“愛人”為基礎，儒家的倫理思想即由其發展而來，但它與封建宗法等級制是相互制約的，這就顯示儒家倫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學最初便明確了君臣、父子、夫婦等倫理關系，經漢代董仲舒“三綱”、“五常”的加強和宋明理學的進一步鞏固，更上一層樓，完全迎合封建統治階級的心意了。在以家長為首的家族組織里，家長和家族一般成員之間，實際上處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對立之中，而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封建政權，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長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視為格言警語，至今尚在民間廣為流傳，真是令人詫愕，而對于上層階級的制約在不斷減少，長期皇權、父權、夫權思想的侵蝕，使中國始終也沒有建立完整的體制去規范人的行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場。文化大革命，這場中國現代史上的悲劇，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僅僅是領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對領袖的盲目崇拜嗎？當然，文革爆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們今天回頭去看那段歷史，為什么會出現“領袖一呼群氓響應”的局面？應當說有什么樣的民眾，才會產生什么樣的領袖，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處。對于婦女，更是為其戴上“緊箍咒”，要她們犧牲自己來換取名節的虛名。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國古代多數政治家的習慣。一位外國學者曾經把中國封建社會朝代的更迭比做一個立方體的翻轉，只是換個面而已，其外表與內涵還是一如既往。一個封建王朝建立后，極少有革命性的創新舉動，而是效仿前人，依樣畫葫蘆。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習慣還是沒有改，上演了“復辟”、“稱帝”的鬧劇。而歷代改革者也很難越過“托古改制”這條思想鴻溝。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場面：一批白發蒼蒼的元老級大臣跪在金鑾殿上，聲淚俱下，甚至以頭搶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變！”于是，改革者或被貶官，或被罷職，或被殺頭，而且以最后一種結局居多。我們說人民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在中國歷史上，動力不足的問題顯得非常嚴重。這與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無關系，其主張“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歷屆朝代的改革運動，仿佛只有改革者在搖旗吶喊，而很少得到下層民眾的支持。到了近代，我們被列強用槍炮打開了國門，資產階級曾試圖改變中國的命運。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戊戌六君子被處以極刑，京城里的人對此事大多持觀望態度：京城以外的百姓也只是把此事當做茶余飯后 的談資罷了。這與法國大革命時巴黎市警鐘長鳴，巴黎市民武裝起義保衛革命果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人說，任何革命有其轟轟烈烈，也有其蓄積的過程。不錯，歷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進，可是中國歷史的封建專制為何長達兩千年而且其影響至今余波未盡？我們在分析歷次改革或革命失敗的原因時，總是歸納出來條條框框。當然，失敗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結果。哲學上講，內因是事物發展的動力，根本原因就在我們民族思想的內部。

“復古”思想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朧詩初登中國詩壇令文學界驚駭萬狀，它與四人幫的“批林批孔”兒歌不同，也與某一時期流行的“頭上，焊火噴光；腳下，風鉚鏗鏘”的鼓動詩不同，使一些習慣傳統的人大為惱火，非議紛紛。有人說它是四人幫毒氣在詩壇上的一種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個倒轉的旋渦，是新生嬰兒身上一個可惡的膿包。這些在今天看來令人發笑的評論深深折射出我們對待新生事物的態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視之為異端，而古代的東西都是好的。有時，一個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會感慨：在唐朝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于是就有一種普遍的說法：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獻備受推崇，很多人兒時就了解“四書五經”，遇到了新問題，總喜歡到古書中去尋找答案，這種模式嚴重抑制了中國人創新思想的發揮。

西方文化認為培養理想的公民必須高度重視音樂與體育，音樂可以使人文雅，體育可以使人強悍。而儒家思想則提倡“文”，貶低“野”，對人才要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使人才創造力的發揮受到嚴重的思想束縛，輕視生產勞動本身的社會價值和意義的這一怪思想影響了往后長達兩千年的中國社會生產勞動，忽視了自然科學和技術開發，從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腦體分離，經濟和科技的落后。東西方兩種思想孰優孰劣，只要看一下鴉片戰爭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國人是大刀長矛，英國人是長槍火炮。有人也許會列舉“四大發明”中某某項成果領先歐洲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來否定上述觀點。誠然，誰也不能對中國古代的豐碩成果視而不見，但我們只要放眼全球，就會發現，中國在某些領域領先歐洲時，歐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領先中國。最好的證明就是打開初中的物理、化學課本，你會發現上面中國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歐洲人的名字倒會躍入我們的眼簾：牛頓、伽利略，道爾頓??實際上，一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關鍵在于推動“學問”的精神思想而不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后，文明幾近斷絕，漢繼秦火之余，遍地書灰，終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輝的一頁。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細收藏，而漢民族的境況卻是每況愈下。無數史實證明：我們過于重視“音樂”而忽略了“體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學中“崇本抑末”的觀點，限制商業和手工業發展，堵塞了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的道路；把知識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讀儒家經典，阻礙了中國科技的發展；近代保守勢力利用孔子“明華夷之辯”的思想處理中學與西學之爭，堅持閉關鎖國，使中國人失去了趕上西方的重要機會。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積極因素塑造了中華民族某些優良傳統和品質，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這些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帶著情緒化色彩來看待這一問題。過去的歷史，留給中國人的決不僅僅是那些厚厚的史書，可怕的是留在中國社會中的不良習氣，留在中國人心中的毒瘤思想。以前，我們對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車翻了千千萬，后車來了也亦然”。“現代化的關鍵在于思維模式的轉換。”歷史已經跨入二十一世紀，我們是不是本著對歷史，對民族負責的態度，讓人民去真正的認識儒家思想呢？

二、儒家傳統思想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起負面影響的幾支主流思想

1.大一統思想的負面影響 2.中庸思想的負面影響

中庸思想于2500年前提出，并長期為大多數國人的為人處事的指導思想。《中庸》指出：“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封建官僚及御用文人認為“只有遵循千古不變的原理，走不偏不倚的道路，才能治理好國家和管理好社會。”

什么是中？朱熹解釋為：“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意思是，“中庸之道”就是反對過與不及。簡單地說就是“去兩端、取中間”。當今現代化社會的某些國人便把中庸之道轉譯或美化為“要在過與不及之間轉折或把握一個度，”“中庸之道就是要獲得‘恰到好處’的效果。”

有的國人通常可以信奉好幾種思想，當他有權有勢時，是法家；有家有業時，是儒家；有家無業時，是道家；權勢家業全無時，就出家了。他也可以持好幾種言論，有權時，主張集權；無權時，主張民主；有錢時，主張財產私有；沒錢時，主張平均分配。但不變的是“中庸”思想為主導的，喜歡平穩、不求創新、“好常惡變”，圓滑世故，明哲保身。這些落后的東西，形成了國人的性格缺陷，即所謂劣根性。中庸之道對國人有著很強的腐蝕性，國人劣根性的產生，是跟幾千年中庸之道的腐蝕分不開的。

一是持有中庸觀點的人不可能敬業盡責。中庸之道思想深重的人，只可能有選擇性地負責，而不是對所服務的機構全身心的敬業盡責。

二是中庸扼殺人才、危害人員評估。人才往往是不拘一格的，尤其有創造力的人才，他們的想法在最初往往顯得離經叛道、不合常例。如果抱有“中庸之道”去衡量人才，那么他們便永遠沒有被承認的可能。另一方面，多數中國人向以不得罪人為處世之本，中庸哲學的文化積淀很厚，一些主管不愿扮“黑臉”做反面評量。因此只要有“頭痛人物”，便設法延緩評估工作，幻想問題會自行消失。三是中庸扼殺創新。創新十分重要。尤其中層者適合創新。但反過來看，創新是有風險的，畢竟創新就是變革，總與一些人得到利益，一些人失去利益。于是一些人便開始運用“中庸”之道，持其兩端而得其中。創新也便成為一句動人的口號。

四是中庸導致管理死角。管理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管理職責的空白，也就是管理缺位，好多事情該管卻沒有人管，在部門管理和層次管理的體制下，總有一些管理的死角和空白，產生一些管理上的漏洞，從而容易被鉆空子，給企業國家帶來不必要的損失。管理當中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管理中的的“灰色區域”。這又分兩種情況，一是有些事情既有人管又沒人管，平時不當回事，不放在眼里，往往是出現問題了，才臨時抱佛腳。平時誰也“顧不上”，一到上級來檢查，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況，便立刻“突擊清理”，這樣的情況在現實中是比較普遍的。另一種情況是許多管理人員恪守“中庸”之道，政績平平，抱著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處事心態，“大錯不犯、小錯不斷”。這樣的管理人員就屬于“灰色人員”，可想而知他們的管理工作效果會如何。

3.小農平均思想的負面影響 4.封閉思想的負面影響 5.官本位思想的負面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很優秀，這是肯定的。但是對科技創新來說，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是有負面影響的。

首先，各行各業的排序歷來是“士農工商”。如果是一般的排序，那是無所謂的。總有老大、老

二、老

三、老四。如爹媽一個看法，就無所謂。問題是排序以后，明確講要“重本抑末”。“本”這里指的是農，“末”指的是工商，尤其是商。士不在本末之列，而在一切之上，是當官的。農是士的本，整個社會的本。工商是末，是要抑制它的。而工商恰恰是要靠先進的科學技術，沒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哪兒來的工呢？中國歷來把創造發明看成雕蟲小技，只有讀書做官才是主流。知識分子都是奔的仕途經濟。把真正的創造發明，看成是末流。不僅在思想觀念上看不起，還有很多政策限制。儒家思想還倡導“安土重遷”，安于守在自己的本土，而對遷移看得很重，最好不要動。“父母在，不遠游”、“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就是這種思想。儒家思想也不倡導競爭。主張“和為貴”、“中庸之道”。中國雖然不尚競爭，但卻熱衷于勾心斗角。我們都是看四大名著長大的。四大名著講的都是勾心斗角：《三國演義》是國與國之間的勾心斗角；《水滸傳》講的是老百姓和官府衙門之間的勾心斗角；《紅樓夢》是大家庭中的勾心斗角；《西游記》是人和神與妖魔鬼怪之間的勾心斗角。從小就在學勾心斗角。但是在正常競爭面前，中國人卻又講禮儀、謙讓之類的話了。

孔夫子的學說中還有“天不變道亦不變”。自然規律是不變的，因此認識自然規律的原則也不變。“天”和“道”都是不變的，因此反對變革。孔夫子總宣揚復古倒退，總是嘆息“今不如昔”，我們也一代一代地嘆息過來。小時候聽老人講“今不如昔”，“世風日下”。長大了對年輕人嘆息“今不如昔”，“世風日下”。現在的年輕人將來大概還要對下一代說“今不如昔”，“世風日下”。中國幾千年來，就是老子批評兒子，總覺得過去好。事實上社會在進步。但總覺得一代不如一代。這些思想和激烈競爭、面向海洋、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西方人思想是不一樣的。

近古以來，中國社會科學的落后也是影響科技創新的。中國社會科學落后中國人不大愿意承認。科技落后大家愿意承認，承認了科學技術落后，國家強調科學技術，能夠給大家帶來好處。但要我們承認社會科學落后就比較難。如果要我們承認中國文化落后，那是打死也不肯承認的，好像承認這點就挖了祖墳似的。其實近古以來，中國的社會科學是落后了的。首先，發展現代科學，不管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兩大方法論都沒有誕生在中國，一個是實證方法，一個是形式邏輯。另外，中國的社會科學缺乏理性。理性，就是指超越自我中心，追求客觀真理的品性。分析社會現象，分析問題要超越自我，不能以對我怎么樣來分析事情是怎樣的。如果這樣的話就會有偏差，應該追求客觀真理。事實是什么樣，千方百計地追求。中國倫理、教育、法律、政治都有，但是都沒有上升到理性的專 門學問，這些在中國，都是作為上下、尊卑、君臣秩序來談的。中國的倫理就是要“天地君親師”，臣子聽皇帝的，兒子聽老子的，學生聽老師的。中國的教育是以教師為中心，我怎么傳授給你。傳導、授業、解惑，都是我怎么對你，而不是考慮你該怎么成長，沒有成為教育學。中國很早就有法律，秦始皇就有法律，漢朝繼續，法律越來越嚴密。中國的法律很早就有，但是始終沒有形成中國的法學，法學是以人為核心，是以廣大人民群眾為基準的。而中國的法律都是統治者要求下面應該怎樣。中國的法學就是要老百姓聽從管理。中國的政治歷來是講上層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解決老百姓的實際問題。中國的制度都是為統治者設計怎樣更好統治，而不是統治者怎么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服務，或者為社會的發展等等來考慮。西方為什么會發展那么快，有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作基礎，有宗教革命、政治革命作基礎，有一系列哲學理論作先導。而中國沒有。這差別有多大？我們拿西方和中國的封建社會、后封建社會的時間過程來比較一下。西方封建社會是1500年，中國封建社會是2700年。封建后就是后封建社會，西方如果拿法國大革命成功算后封建社會的開始，法國大革命成功是1795年，標志著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完成。就拿這個時間算起是210年。而中國，從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算起，也只有90年。如果以30年為一代人，那么西方的封建時代比后封建時代是50∶7，也就7代人在積極解決50代人留下的封建積淀。而中國是90：3，只有3代人開始解決90代人留下的封建積淀，可見中國反封建任務的艱巨。不是誰想要快就快得了的。這是第一根捆綁的繩索。

三、充分發掘和利用儒家思想之精華，積極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古代“儒”字的含義。儒字源于儒家、儒學，意味著有學問、有知識。春秋時期，儒墨即成為“顯學”，至漢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自此成為國學，成為歷史封建王朝的文化工具。儒泛指所有學問、知識、文化。稱得上儒的人肯定要飽讀詩書，有廣博的學問。

儒雖然泛指一切知識文化，但它仍有一個獨特的文化內核，即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簡言之可用仁、義、禮三字歸納。所謂“仁”是友愛、同情之意，“義”為信任、忠貞之意，“禮”，則是舉止適宜之意。雖然儒家文化涉及很多知識層面，但它最根本的是談做人的道理，是一種很典型的道德文化，尤其講究個人的道德修養，西方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成儒家的基本精神，因此稱得上儒的人，必定是品德高尚的賢者。

現代市場經濟正充分顯示、也正充分考驗人的知識和智慧。現代經濟的思維、手段和方式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互聯網絡、電子商務等。隨著貿易的迅速發展，全球統一市場的出現，競爭會變得異常復雜，它不僅需要市場主體有豐富而靈通的市場信息，最現代的生產流程、有效的營銷手段、科學的經營管理、性能優異的產品，而且要求產品有更多的科技、文化附加值，體現出市場主體的創造精神和創造才華。而要做到這些，若非滿腹經綸的儒商，又豈可勝任？而面對硝煙四起的商業戰場，唯有這種商界的博學鴻儒，方能稱雄于變幻莫測的國內外市場。就是以儒家學說作為自己的經營之道，嚴格按照精神要素規范自己的言行。具體而言，可以大致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

1．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結合的經營宗旨

“博施濟眾、依群利己”，是中國儒家哲學的價值觀，也是我國實現現代化 所必須的市場經營宗旨。子貢問：“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圣乎？”孔子贊嘆說：“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在儒家看來，廣泛地給人民好處，普遍救濟群眾，是最大的“仁”。因此，我們不僅強調企業經濟效益，同時還要強調注重社會效益。

所謂“博施濟眾、依群利己”，具體地說，作為現代企業，要想在社會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和知名度，應樹立為民、為國、服務社會的企業宗旨，把仁愛之德博施于人民大眾，真誠友好地對待競爭對手和客戶。

為了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我們還提倡“愛物”，崇尚節儉也是現代企業文化的一個方面。企業財富再多，也要節約每一分錢，因為每一分資金都起著推動和促進企業發展的重要作用。

2．以人為本、尊重人才的管理理念

“仁”是儒家倫理精神的中心范疇中最高道德準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在其悠久的歷史中，從理論上體現了一個以“仁為核心的道德體系，并強調”仁者愛人”，把人作為一切文化的核心。我們根據“天地之中，人為貴”思想，推行“以人為本，仁民愛物”的經營原則，要求全方位地關懷與愛護每一個人，與人為善，成人之美，同時，投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企業管理的對象是人而不是物，因此，在管理手段上，注重以德服人，以情感人，實施各種情感管理和情感策略。

在復雜多變甚至爾虞我詐的商海中，要靠人才、靠超群的智慧和謀略方能制勝。當今世界競爭的焦點已從市場競爭、產品競爭發展到人才競爭。凡是發達國家歷來都重視人力資源的投資，實際上是智力投資。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現代化的先決條件。當今，我們正處于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中，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加強人才資源的管理和科學合理地使用人才資源，已是當務之急。

3．以義取利 誠信為本的道德觀念

“信”“義”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規范，也是現代化的市場經營價值觀。在“信義”二字中，“信”，是泛指誠實不欺，講信用的品德；“義”是指人的思想和行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要尊重別人的人格，尊重別人的財產和愛護公共財產。儒家提倡誠實信用，提倡道義經商，反對投機取巧，見利思義，背信棄義。

“以義取利、誠信為本”的價值觀，首先包含行為準則上的“見利思義”，“義然后取”。根據這一原則，在市場經營中注意正確處理好“義”與“利”的關系，確立“義利合一”的辦企業方針，注意正確處理好企業與職工、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社會之間的義利關系，現代企業家選擇創立與發展有利于國家、民族利益，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企業，恥于“見利忘義”和靠假冒偽劣產品和不正當競爭手段牟取暴利。

其次，“以義取利，誠信為本”還包括行為準則上的“誠信”。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取信于民，企業就穩定發展；失信于民，企業就難有立足之地。實踐這一原則，在市場經營中強調“用戶至一，信譽第一”的意識，向用戶提供滿意的服務。當今世界經濟迅猛發展，商品日益豐富，同類產品競爭日益激烈，廣大消費者也日益挑剔，消費者地位日趨顯赫，“顧客是上帝”，稍有不慎，得罪了“上帝”，那等于在砸自己的飯碗。

4．以和為貴、協調關系的經營方法

“和”是儒家追求的一大境界，在儒家看來，“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和。”在管理方式上，儒家倡導“禮之用，和為貴”，“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的協調管理思想。一些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企業家，提倡把市場經濟中以金錢為代表的價值法則與儒家文化中所蘊含的“人和”思想有機結合起來，構建一種“溫和的金錢關系。”

現代企業管理中，“和”主要涉及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企業內部人與人間關系的和諧以及企業各部門分工協作的和諧；另一是企業與外部環境的和諧。一般說來，企業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人際關系，人們之間難免存在矛盾和沖突，而這些矛盾和沖突對企業凝聚力無疑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實現人際關系和諧，就可能緩和，甚至化解企業內部緊張局面，給企業帶來光明。另外，企業是外部環境這一大系統中的一個單元。企業的生存發展，受外部環境的制約。企業為求得生存發展，就必須適應外部環境。主要表現在：如何滿足顧客的需求，開發對路的產品，贏得市場；如何保障企業所需資金、原材料等與企業經營的有機銜接；如何通過有效的外部公關活動，協調企業與政府、新聞媒介、社團等的關系，以期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等等。

5．開拓創新、自強不息的敬業精神

儒家還有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觀點，即主張開拓創新，贊揚自強不息。《禮記·大學》說：“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對于事業和人生，儒家強調積極有為的自強不息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宣傳積極前進，永不退縮，努力克服困難，勇于進取的人生態度。

要開拓創新，自強不息，現代化要求我們必須樹立開放意識、創新意識和市場意識。

開放意識即要求我們不僅要以中國古代優秀的傳統思想文化為淵源，也要認真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即“本儒”和“洋儒”的結合，中西方先進文化的結合。

創新意識即要求我們不斷學習，不斷挑戰自我，不斷革新和創造。形成人人探索、個個創新的機制，把研究開發作為發展的重要任務并用一定的制度保證，不斷推出新的產品和服務。

市場意識即要求我們時刻關注瞬息萬變的市場，注意社會的需求。一定要讓我們像滔滔的流水，永不枯竭；要日日思變，永不掉隊；要時刻警惕，勇于進取，自強不息。

參考文獻

匡亞明：《孔子評傳》 蔡尚思：《孔子思想體系》

（一）重政治而輕效益的偏向

千百年來，中國奴隸主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為了建立和維護自己的政治統治，總把本階級的政治利益置于首位，不惜阻礙破壞經濟的正常發展。久而久之，政治中心成為了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新中國成立后，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由于我們黨沒有及時地把注意力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深深滲透到社會各地區、各部門中，使得我國企業管理工作上也披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首先，企業行為政府化。企業成為了國家的行政組織或政府部門的附屬物，缺乏獨立的人格。企業的行為方式、價值取向、目標選擇、經營觀念等主要受上級主管部門的控制和影響，為此，企業常常主動迎合上級行政部門的意愿，甚至不惜犧牲經濟利益。

其次，企業內部結構行政化。政企不分、政經不分，組織機構和編制同國家行政機構對口，管理規章制度參照國家行政機構標準制定，企業行為中政治任務壓倒一切的傾向較為嚴重，經濟色彩大大淡化。

第三，企業管理方法和手段行政化。在生產經營中，領導者往往注重行政命令，愛算政治帳，不善于算經濟帳。過多地運用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工作，領導者常常憑主觀理想辦事，企業不遵循效益第一的原則。

（二）重專制而輕民主的偏向

過去兩千多年，中國歷史上很長時間是封建專制管理的國家，民主管理的空氣非常稀薄。戰國時期，孟子曾主張民貴君輕。但這種愛民、為民之說并沒有真正得到封建帝王的認同。相反，在封建社會嚴重的宗法等級觀念影響下，長期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專制型管理方式。受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在現代的個別企業中常常表現為領導者的個人決策，家長制、一言堂。在這種絕對權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華的管理者被拒之門外，任人唯親的現象比較嚴重。廣大職工的智慧和潛能受到壓抑，權力的監督和約束機制難以形成。官僚主義、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難以杜絕。

（三）重人情而輕法制的偏向

中國儒家管理思想表現在企業管理機制上，常以非理性的倫理道德觀念為原動力。它過分重視人情管理，忽視企業規章制度的作用。結果導致一些企業無章可循，有章不循，違章不究的現象司空見慣。規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紙上，而不能見之于行動。這種人情雖在一定程度上給企業帶來和諧，但企業畢竟不是一個家庭。作為社會的經濟組織，需要一種客觀公正的標準對其成員的思想和行為加以約束和規范。

（四）重情意而輕利益的偏向

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里的義被一些傳統觀念理解為合乎管理階層的禮制的行為規范，利主要是指物質利益。孔子的管理學說顯示出貴義賤利的明確意向。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主張，進一步把義利對立，認為利是引發個人作惡和社會**的總根源。提倡利，必然會危及義，從而導致亂天下的惡果。而宋明禮學，更直接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把封建統治階級的管理思想行為規范和物質欲望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兩極。

建國以來一個時期，我們在左傾管理思想的影響下，脫離群眾對實際生活的物質需求，幻想不去發展生產力和商品經濟就能達到共產主義，這是十分可笑的。8 我們曾大力批判企業中利潤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質獎勵的管理方式，這就從根本上壓制了個人和企業對物質利益的追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在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同時，從根本上承認了利的合法性。當然，當代企業重利，也提倡義。這個義，廣義講是精神文明建設問題，狹義說是社會主義企業管理主體倫理意識的建設問題。當前我們講義，不再是脫離實際歷史條件的管理思想，也不再是與利的對立，企業只有提倡合理的義和利，才能正確地解決好國家、集體和個人的三者關系。

（五）重均同而輕個性的偏向

中國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為核心的，但與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對個體地位的認同。它雖然處處講人，但真正重視的是人所屬的團體。在均同思想影響下，總體是神圣的，至高無尚的，個體則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這種總體對個體的排斥，構成了中國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質。在企業管理上具體表現在：

首先，在企業管理思想上，我們曾經偏重于那些重總體，輕個體的學說。比如：建國后，重視對原蘇聯管理思想的引進、吸收和探討，而這種管理思想的一個特點是維護了一種總體至上的觀念。反之，對西方國家比較強調個性和個人積極性的管理思想，棄之不顧或否定批判。

其次，企業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趨于共同，缺少特點。從前，由于企業是政府的附屬物，不是獨立自主經營的法人實體，沒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因此，國家的方針目標就是企業的方針目標；國家的價值觀念就是企業的價值觀念；國家的管理文化就是企業的管理文化??所有企業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業內部管理機制上，鐵飯碗、大鍋飯至今仍是個別企業改革發展的阻礙。具體表現就是講攀比，不講競爭；講均同，不講貢獻；講公平，不講效率等等。長期以來這種求和去異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們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頑固地保護著人們的心理長城。

第四，以往在企業職工個性上，共同性勝于特殊性，群體性高于個性性。使職工個性長期處于抑制和閉鎖狀態，個人需要絕對服從集體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個人主義。其結果，使一些企業失去了生機和活力。

（六）重生產而輕流通的偏向

在中國歷史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影響下，中國的儒家管理思想長期以來重農輕商，在管理上明確提出了農本工商末、“工商眾則國貧”的口號，這種管理思想對中國社會發展和經濟繁榮障礙極大，影響極深。它使中國歷史上的流通領域長期處于閉塞和萎縮狀態，無法對生產產生促進作用。

（七）重倫理而輕科學的偏向

中國儒家管理思想是以政治倫理為本的。因而歷來不重視科學技術的研究。它們認為人是最根本的東西，精神世界的仁義修養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忽視科學技術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巨大作用。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有一個基本概念，即主體人格的確立比知識的獲得更為重要。管理倫理為質，管理知識為量，這種重道輕藝的傾向，使科學技術多高明也只是粗跡，不懂不為恥。而“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才最有價值。這種儒家管理思想和行為的畸形狀態，阻礙了尋求科學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銳氣。

（八）重傳統而輕變革的偏向

千百年來，中國農村的自然經濟管理一直占主導地位。一面是家長專制式的管理關系和綱常禮教，另一面則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守舊思想。盡管中國歷史上，不乏一些反傳統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們的管理思想也產生過廣泛影響，但最終多被儒家管理思想吞沒。其根本原因是：首先，當維新者在管理意識上起來反傳統時，卻又常無意識地停留在傳統之內，傳統意識潛移默化地決定著他們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為從反孔到尊孔，章太炎從反儒到護儒。其次，歷史上多次革新實踐，革新者承擔的風險遠遠大于繼承傳統者。商鞅、王安石、譚嗣同等許多著名改革家的結局告訴人們，寧求穩健而不務革新，可能是較明智的選擇。這種因循守舊，知足長樂，處事退縮，不思進取的傾向至今仍深深影響著當代企業的管理思想和行為。從反到護，反則必險護則相安的歷史教訓和結局仍在一些企業的改革實踐中重演。

第二篇：以儒家傳統思想構建銀行職業道德

以儒家傳統思想構建銀行職業道德

各位領導、各位同仁：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以儒家傳統思想構建銀行職業道德》。儒家倫理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幾千年來，在我國一直占有主導地位，已經積淀成為一種“遺傳基因”。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批判繼承儒家倫理思想的精華及合理成分，對于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建設銀行職業道德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和借鑒意義。

“徒法不足以自行”。自古以來，醫有醫德，官有官德，百業均有其道，謂之德。從事金融工作的人員，則應當有自己的銀德。銀德者，是金融工作者在職業活動中應該遵循的、依靠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和內心信念來維持的行為規范的總和。立銀行道德，正銀風，對構建和諧的金融關系非常重要。

一、以人為本。孟子曾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人為本“是銀行道德建設的前提。作為金融工作者，要深知自己的一切資本來自人民。要樹立”以人為本“的銀行道德，關鍵在于兩條：其一是確立”客戶是上帝“的理念。每個金融工作者要設身處地為客戶著想，推行金融管理與服務新舉措，要滿足客戶的需要，與客戶的承受度相適應，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二是增強對客戶的回應能力。金融部門不能拒客戶于千里之外，要通過各種途徑，建立應對客戶需求的快速反應機制，解決客戶的實際困難。

二、自強自律。”自強自律“是銀行道德建設的關鍵。儒家認為人應該剛健有為，自強不息。“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人應該效法天地，剛健不息，積極有為。儒家主張積極人世、用世、有為，奮發圖強，積極有為，苦干實干。這種積極的人世哲學和參與精神與現代企業強調全員的開拓精神和參與意識是一致的。儒家思想文化素來倡導吃苦耐勞、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精神，這正是現代企業發展的源動力。同時金融工作者要時刻清廉自重，常思貪欲之禍，常畏律令之威。要建立”守清知畏“的銀行道德，關鍵有三點。第一是自律。第二是要有制度意識。第三是管好近人。一些金融工作者走上毀滅之路，往往與近人之擾有關。

三、敬業樂群。”敬業樂群"是銀行道德建設的根本，是儒家倫理道德的理性積淀。它告誡金融工作者要時刻勤于政務，來不得絲毫懈怠。要建立勤勉敬業的銀行道德，最要緊的，是要勇于負責，鉆研業務，并立足發展，增強創新力。儒家傳統的“敬業重道”，無疑也是新時期銀行職業道德建設的重要內容。它要求員工敬業愛崗，干金融行愛金融。要求員工愛崗敬業、勤業精業，勤業是精業的基礎，精業是勤業的的升華，是更高層次的價值追求。

誠然，我們對待儒家思想文化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弘揚儒家思想的同時，也必須擯棄儒家思想中消極因素和道德弱點。如散漫、因循、事故，平均主義，封閉保守。尤其是宗法等級觀念，官本位特權意識等。競爭觀念、效率觀念、創新意識、民主意識等，則是儒家傳統思想中欠缺的。汲取儒家思想之精華，兼容現代文明道德意識，就能不斷豐富和完善銀行職業道德體系。

各位領導、各位同仁！道德沒有重量，卻可以讓人有泰山之重； 道德沒有標價，卻可以讓人的心靈高貴；道德沒有體積，卻可以讓人的情緒高昂。讓我們工行的每一位員工追隨儒家思想的道德之光，讓道德在我們職業生涯中綻放最絢麗的色彩吧！

第三篇：儒家傳統教學思想的三大特點

儒家傳統教學思想的三大特點

鐘楊

（四川教育學院教育系，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傳統的教學思想并非過時陳舊的思想，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教和學相統一，強調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都是其特點。需要的是我們在現代條件下如何繼承和發展這些有價值的教學思想。關鍵詞：儒家；傳統；教學；特點

中圖分類號：Ｉ３０５文獻標識碼：Ａ文章編號：１０００－５７５７（２００３）０９－０００７－０４

提到傳統教學思想，教育界許多人通常會聯想到過時、陳舊和古板等詞匯，并把現實教學活動中一切不合時宜的東西歸結為受傳統教學思想的影響，諸如理論脫離實際、只重教不重學、學生智力發展緩慢等等。其實，這種理解是片面和不科學的。實際上，傳統教學思想也有褒貶好壞之分，也有適應不適應當前情況之分，它并不等于保守落后，并不都是過時和陳舊的。作為中國傳統教學思想主流的儒家教學思想，如果我們辯證地加以看待，認真考察其思想脈絡，至少可以概括出對我們不無裨益的三大特點。

一、儒家教學思想主張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教學活動中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問題，并非現代教學思想中才有的新鮮提法，而是古已有之。它作為傳統教學的一個重要原則一直沿用至今并經久不衰。儒家的教育目的是培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治術人才，因而歷來都強調教學必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可以這樣說，儒家從孔子開始至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顏元、戴震等，從來就沒有過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主張。下面以各歷史時期的幾位著名代表人物的教學思想為證，說明傳統教學思想并不具備或“享有”理論脫離實踐的特點。

孔子，儒家的開山鼻祖，古代最偉大的教育家。他的教學思想，可以說是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教學實踐，其精深、優秀可想而知。孔子在教學中特別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問題，即便是在討論如何處理學與思的矛盾問題時，他也沒有忘記聯系實際。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這里的“思”，并非脫離實踐的思，而是說的“切問而近思”（《論語?子張》），即要聯系自己的實際來思考。顯然，孔子是主張理論聯系實際的。又如他在討論學與用的矛盾問題時，即要求學生學以致用，學習所得，必須見諸行動，即把知識運用到政治生活和道德實踐中去。他以學＜詩）為例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也就是說，熟讀了＜詩）三百篇，管理政事卻管不了，出使外國卻又不能獨立應對，像這樣的人，讀＜詩）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得顯然，孔子認為這是理論與實踐脫節，是知而不能行。因此，他不僅要求學生經過學、思獲得和鞏固知識，而且還要求把實踐也納入到教學過程中去。孔子不僅在思想上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而且在行動上也體現得極為充分。他帶領學生周游列國本身就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典范。

茍子也是我國古代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從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出發，認為教學過是一個特殊的認識過程。他說：“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荀子?勸學））按他的意思，學生接受教師傳授知識，首先通過耳、目等感官，得到感性認識，再通過“心”的積極思考，逐步上升為理性認識，然后由人體直接的實踐活動表達出來。如果認為正確，便可視為法則而成具有普遍意義的規律。在他看來，教學過合起來。他又說：“不闖不若闖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荀子?效儒》）教學的認識過程，從感性到理性，最終在于實踐——“行”。“行”在這一過程中最為重要，也是終極目標。只有學而能行，才算完整的認識，也才能最后把握真理。由此可見，茍子是不主張只知不行的，而是強調教學應知行結合，即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只有這樣，才能獲得真知。

宋代的朱熹可以說是儒學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國古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在他的教學實踐活動中，從來都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宋史＞本傳講朱熹“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他教育弟子：讀書則窮究其理，行己則踐其跡。可見他主張教學中的讀書窮理與躬行實踐并重。在朱熹看來，讀書窮理只是手段，而目的則是躬行實踐。他特別強調“讀書需要切己體驗”，指出：“讀書窮理，當體之于身”，“讀書不可只專求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就身上推究，始得。”（《朱子語類》卷十一）按他的意思，讀書必須把書中的知識聯系到自身的實踐，只有親身實踐了，才算真正獲得了知識。如果僅僅知道了而不去實踐，那與不學沒有什么兩樣；反之，想去實踐但又沒有弄清道理，那么這種實踐將是盲目而不可靠的。總之，知而不行，等于不知；不知而行，實為蠻干。可見，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上，朱熹是主張兩者結合的，難怪他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同上，卷九）

清初教育家張履祥也同以上教育家一樣，主張教學中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他所處的時代，由于科舉制度的病入膏肓，導致了士人學風的敗壞和不務正業。學校教育中的一切教學活動都是圍繞著科舉考試，學生為追求功名利祿，百般鉆營，不惜弄虛作假，置學習的真正目的于腦后。對于學習的內容只知死記硬背，而不去深入鉆研。結果得到的全是一些空疏無用的東西。針對這種情形，張履祥在教學中告誡弟子應避免走這條路，并要求他們在學習上從事于實學或是有用之學，做到學以致用或是理論聯系實際。他說：“讀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適用。”（《張楊園先生全集答顏孝嘉））即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弄清道理，而弄清道理的目的則是為了運用。可見，他把教學中的理論聯系實際看得是多么的重要。在教學中他也常常教育學生：“須讀有用之書，毋習制義，當務經濟之學。”（張履祥＜年譜））

以上僅舉了四位古代教育家關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思想。如要詳細論及，董仲舒、王充、王守仁，王夫之、顏元，戴震等著名教育家也都在教學活動中強調這一點。從這一點上，我們很難看出傳統教學思想“書本至上”、“學習脫離實際”的影子。可以這樣說，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我國傳統教學思想中的精華，沿用至今仍然適應現代教學的需要。

二、儒家教學思想注重教和學的相互統一

中國的傳統教學思想，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主張教和學的統一。既重教的原則方法，也重學的啟發指引。幾乎沒有“教師中心”或是“學生中心”的嫌疑。

先從學法上講。孔子在教學中就很注重學生的主體作用。強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態度問題。比如他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論語?學而》）意思是講在學習的時候，言語，行動、容貌、愛好等等方面，都必須表現出端正莊重、注意集中、嚴肅認真、堅定不移的態度，否則學到的東西也不會牢固。顯然，孔子在這里不僅是教學生學會，更是在教學生會學。

孟子在教學活動中也注重對學生學法的指導。比如他要求學生的學習必須循序漸進即是如此。他認為學習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應該按順序前進。他說：“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孟子?盡心上》）。按他的意思，學習象流水一樣，不把洼地流滿，不再向前流。求學應有一定步驟，不能急于求成，“其進銳者其退速”（同上）。在這里，孟子解決的是學生的學習速度問題。

宋代大教育家張載的教學，也很善于讓學生會學。比如他在指導學生學習的方法時，特意強調了“博學精思”。張載認為，博而不精是有害無益。他說：“汗漫無所執導，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張子語錄中＞）“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經學理窟?學大原上））這是說，讀書學習時漫無邊際的博覽沒有理解其中精義，到頭來什么也不精通，也容易忘記。這是因為沒有弄清書中精義的緣故。因此，“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為學“當識其要，總其大體”（《義理》）。也就是說，學習時既要注重廣博，同時也要注重精思。

南宋陸九淵更是把廣求師友作為一種學習方法來要求學生。在他看來，學習的開始階段，師友的啟發是有益的。在消極方面，師友可以幫助學生發現和清除其浮偽物欲和習氣；在積極方面，師友可以幫助自己反省覺悟，以掌握真實的道理。所以他說：“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攻之。”（＜陸九淵全集＞卷三十五）關于師友對學習者的幫助，陸九淵首先談到的是學習要“遇明師”。按他的意思，學習如果缺乏老師，尤其是缺乏明師的指導，那么在樹立學習的正確目標和選擇適宜的學習內容和方法上都難免會惶惑而不知所從。他認為，人并非生而知之的，對知識總有迷惑不解的時候，因而應該有惑必求師。其次談到的是學習須慎擇友。他認為，在和多數人共同學習時，朋友之間浸灌熏陶的影響之深遠，以及彼此規切磨礪的利益之巨大，遠非獨學無友的孤陋寡聞所能比擬。因此，學習時必須在“慎擇”的前提下廣交朋友。

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傳統教學思想沒有絲毫地忽視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作用。而是既肯定了學生的主體作用，也強調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的引導作用。再從教法上看。儒家最為注重的就是啟發教學。比如孔子教學就特別提倡這一點。孔子有一句教學名言是這樣講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按照宋代教育家朱熹的解釋：“憤者，心求通而未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貌；言，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朱熹：＜四書集注?論語?述而））在這里，孔子首先講到的是讓學生形成“憤”、“悱”的心理狀態，然后再言及的是啟發的目的，即培養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和思維能力，并以此檢驗啟發是否得當。這是孔子對啟發式教學的高度概括，體現了教學以學生為主體的思想。再如《學記）在總結先秦儒家啟發教學方法時說：“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用現代的話來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優秀教師的教學是善于引導。引導學生而不牽著走；勉勵學生而不壓抑屈從；開導學生而不把所有道理和盤托出。引導而不牽著走，就使教與學之間的矛盾關系變得和諧；勉勵而不壓抑屈從，就使學生對學習感到快易；開導而不和盤托出所有道理，就可使學生獨立思考并求得其余道理。如果教學真正做到了讓教學和諧，學生快易，而且又能獨立思考，那就可以說是善于誘導了。由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學記》是把教學中的教師主導作用和學生主體作用結合在一起的。啟發式教學是我國優秀的教學傳統，相因相襲兩千多年，至今仍在教學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按儒家的說法，只有那種善于多方啟發誘導的人才能當教師。也難怪朱熹會這樣感嘆：“指引者，師之功也。”（《朱子語類》謄八）

儒家在教法上還非常重視教學相長。《學記》中有這樣一段精到的論述：“雖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日：教學相長也。”在這段話里，我們不難看出教學過程中包含著兩對不同性質的矛盾。首先教師從事教學的職業意識和主觀能動性，以及自身的智能結構，構成教的內因；在其認真施教時，學生追求學成的自主意識和表現的自覺性、積極性，必然會促進教師要不斷加強自身的建設，去認真鉆研，改進教學，提高教學質量，這就構成了教的外因。二者辯證的統一形成教師“知困”而“能自強”的根本動力。其次，學生學習的自主意識，強烈的求知欲和學習的自覺性，構成學的內因；在教師的認真教誨、啟發誘導和嚴格要求下，使學生感到一定的壓力，理解學習的重要和欲罷不能，這又構成了學的外因。二者辯證的統一形成學生“知不足”而“能自反”的根本動力。這樣，教師和學生能各自認識到這兩對矛盾的話，那么教師就能自強不息，加強自我修養、自身建設，不斷提高，努力改進教學，進而加強對學生的教育，促進學生的學習；學生也能全面反思，檢查不足，然后加倍努力，爭取多學，去促進教師認真施教，提高教學質量。

綜上所述，不論是從學的角度，還是從教的角度看，我國古代的教育家們都注重教學過程中的教與學的統一，都注重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的有機結合，決非只重教而不重學。

三、儒家教學思想強調發展學生思維能力

傳統教學思想并不像一些學者理解的那樣，只重視書本知識的傳授，只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而忽略學生智力或是思維的發展。實際上，傳統教學思想是相當重視學生思維能力的發展的，諸如在教學過程中注重激發學習興趣、注重廣于見聞、提倡啟發思維、主張有疑有問、重視邏輯推理、強調創新精神等等都是如此。

教學活動中激發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是發展學生智力，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的前提條件。關于這一點，早在孔子那里就已受到重視。孔子在其教學活動中，很善于引人人勝，使學生對學習極感興趣，處于一種欲罷不能的，態。孔子認為，學生的學習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好學樂學。他指出：“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學而＞）好學的心理表現就是“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泰伯＞）同時他也強調樂學，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一個人只有通過在教學過程中感受到學習的樂趣，才會自覺主動地學習，使思維處于積極的狀態之中，才能“聞一以知二”，“聞一以知十”（＜論語?公冶長＞）。宋代教育家張載也主張要在教學過程中激發學生對學習的“向慕之心”，他說：“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到，畫則自棄也。”（《學大原下＞）興趣濃厚了，學習自然會有進步。他認為：“樂則生矣，學至于樂，則自不已，故進也。”（＜學大原上＞）只要把學習看作是極快樂的事情，就會思維活躍，學而不厭，不斷進步。

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必須要廣于見聞。按認識論的說法就是沒有廣博的間接經驗和豐富的感性知識，人的認識不可能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思維水平也不可能由感性階段上升到理性階段。因此，使學生獲得廣博的間接知識和豐富的感性知識，是發展學生思維能力的基礎。儒家教育家很早即認識到了這一點，因而在教學過程中特別要求學生廣于見聞。孔子提倡學生要善于。多聞多見”，他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論語?述而＞）“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論語?為政＞）按孔子的意思，只有多聽，才能選擇其中合理的部分加以接受；只有多看，才能都記在心里，加深認識，只有多聽多看，謹慎思考，才不致于使思維步人歧途，才可能減少怨尤和遺憾。可見，孔子的。多聞多見”，實則是發展學生思維能力的一種極好的教學方法。南宋朱熹也很強調感性知識對發展學生思維能力的基礎作用。他以蓋房子為例，說明只有“闊開基，廣開址”（＜朱子語類輯略》），才能使建筑物堅實牢靠。人的思維能力的發展同樣需要堅實的基礎，那就是必須要求廣博的感性知識。他在解釋《論語＞中“多聞多見”時指出：。多聞多見兩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當用功處。圣人所以‘好古敏以求’，又日‘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也”。（同上）

在教學過程中鼓勵學生有疑有問，一直是儒家教育家們采用的一種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的方法。孟子在教學活動中極力主張要存疑，他認為有疑問的學習才能促進思維能力的發展，真正獲得知識。他要求學生在學習時要有存疑的精神，反對那種沒有疑問的學習，所以他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漢代王充強調。問”的作用，認為只有大膽懷疑，通過詢問，才能弄清楚不理解的問題，才能活躍思維。他說：“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久乃知，不問不識。”（＜論衡?實知篇》）又說：“茍有不曉解之問，造難孔子，何傷于義？誠有傳圣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于理？”（《論衡?問孔》）隋代王通更是直截了當地肯定了“問”在培養學生思維能力方面的作用。他認為要推廣仁的精神，增強人的智力，最好的辦法就是多問，即他所說的：“廣仁益智，莫善于問。”（《中說?問易》）明末清初的教育家王夫之認為，尋求問題徹底解決的辦法以及提高思維能力的辦法，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就是能夠提出疑問。他說：“由不疑至于疑，為學Ｂ長，由疑至于不疑，為道Ｂ固”（《詩廣傳）卷四）。他把疑、問、思三者的關系理解為：有疑者必問，問而自反則必思，思而有得則疑消惑解。他認為“問”有兩種，一是問人，一是問己，相比之下，后者更能促進思維的發展。

古代儒家教育家大多比較重視學生學習過程中邏輯推理能力的培養。漢代教育家董仲舒認為，學生在思考問題時應盡量多從各種事物中找出區別和聯系，這樣才有助于問題的解決，有助于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為此，他提出了“博貫多連”的思維方法，即：“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春秋繁露?精華》）南宋朱熹在教學過程中則強調用“類推”的方法來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他教導學生說：“人固有理會得處，知孝于親、友于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謂不知，但須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得的推之于理會不得的，自淺以至于深，自近以致于遠”（＜朱子語類＞卷十四）。這是由已知到未知，由淺入深，由近及遠的推理方法。他還認為，研究事物的道理應從多方面去探索，只要有一方面研究透徹了，其他方面也可以類推。按他的說法就是：“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細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同上，卷一百二十一）

創造思維是思維發展的最高階段。因此，在教學中鼓勵學生創新，是發展學生思維能力的重要一環（也是當今素質教育的核心）。在這一點上，儒家教育家更是特別傾注心血，從孔子到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均是如此。比如唐代韓愈即非常強調思想方法上的創新精神，他要求學生“師古圣賢人”要“師其意而不師其辭”，要“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韓昌黎全集?答劉正夫書》），并把具有創新精神的人定義為：“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同上）。宋代張載則一貫反對那種在學習和思想方法上食古不化的態度。他認為在學習和思想方法上只有摒棄守舊態度，才能創造出新意來，也即他所說的：“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學大原下》）。因此，他告誡學生：“學貴心悟，守舊元功”（《義理》）。南宋朱熹則繼承了孔子“溫古知新”的思想，他說：“須是溫故方能知新，若不溫故便要求知新。則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朱子語類）卷一）。在這里他是把溫故與知新相結合的，溫故是知新的基礎，通過不斷地復習１日有知識，就能加深理解，創造出新意來。因此他說：“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心得”（＜同上，卷二十四》）。另外，朱熹在教學過程中還強調要在尊重前人學術見解的基礎上，敢于議前輩，立新說。正如他說：“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圃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則不容不立論。”（＜學規類嫡＞）為此，他教導學生：“學者不可只管守以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朱子語類》卷十一）明代王守仁也比較重視在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創造思維。首先，他肯定了每個人都有獨立思考和提創見的權利和能力，即他所說：“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中》）。其次，他主張在學習過程中，對古圣賢人的見解，不能盲從，要敢于發表自己的新見解，按他的說法就是：“夫學，貫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乎！’＇（同上）

以上是儒家強調發展學生思維能力的教學思想。無論我們從何種角度看，在這種教學思想的指導下，學生也不會是“往往處于被動地位”、“智力發展緩慢”和“學習效果不佳”的。難道說古代那些改革家，諸如董仲舒、范仲淹、王安石；那些思想家，諸如韓愈、朱熹、王守仁、王夫之、顏元等等都不是在這種教學思想指導下學有所成而最終成就大業的？他們勇于開拓、改革和創新的精神，難道不是在這種教學思想指導下培養出來的？

綜合上述三方面的論述，筆者認為，傳統教學思想中不乏精粹的、且沿用至今仍在教學活動中起指導作用的思想。這些思想是經過千百年教學實踐檢驗并繼承下來的，是優良的傳統。對于此，我們的責任不是貶低或者否定它，而是如何在現代條件下繼承和發展它。誠然，我們應當承認傳統教學思想有其糟粕的東西，但我們不能因此就一概而論。對照上述分析，那種以為傳統教學思想“過分強調書本知識的學習，側重教師如何教的方面，而對學生如何學的問題，則很少論及。在這種教學思想的指導下，形成了‘教師中心’，書本至上；而學生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學習脫離實．際，智力發展緩慢，學習效果不佳”（謝辟．小學教育學

［Ｍ］．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２８．）的說法，顯然是缺乏依據和站不住腳的。

（責任編輯：郝丹立責任校對：郝丹立）

第四篇：儒家文化傳統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傳統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

陳國志

(福州大學，福建福州350002)

摘要)儒家文化傳統自占至今經歷了多個朝代的變蘋和洗禮，其所受到的禮遇和評價也小盡相同。在我國當今的現代化進程中，特別是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我們要認真審視一卜它的現代社會價值。木文就儒家文化傳統的價值系統中的幾個核心思想對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作用做一番探討。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發展中國家。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傳統文化曾經造就了中華民族占老而又輝煌的文明。今人，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國沿著現代化的方向步上了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轉型之路。儒家文化傳統必定會以其內在的文化機制對當代中國社會現代化產生重要影響，同時又會在中國社會轉型的沖擊和挑戰中通過變異和創新獲得新的認同和繼承。因此，有關儒家傳統文化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價值問題就成為一個發人深思的熱點問題。

儒家文化從春秋戰國孔孟時代發源至今，己經歷了多個朝代的變革和洗禮，其價值體系和核心理念幾經變異和轉化，所受到的禮遇和評價也不盡相同。進入現代以來，我們對儒家傳統的態度和做法也幾經波折。“五四”運動以來，反傳統思潮忽視了儒學的多重意蘊，過多強調儒家文化傳統的消極影響，使社會歷史走上拒斥傳統之路。當代新儒學則過多強調儒家文化的正而意義，片而夸大文化對經濟的積極作用，山認同儒學走上儒學木位論。這兩種對待儒家文化傳統的態度都是片而的、不可取的。今人，我們應該史理性地、全而地看待儒家文化對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作用。卜而結合儒家文化傳統價值系統中的幾個核心思想作一些具體分析。

第一，儒家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對現代化進程的作用。

當代中國現代化是一個以科技力量、科學精神帶動社會體制、社會結構變革的理性化過程。“理性化”意指解決現代化問題的某種科學精神或科學的工具和手段，同時它又滲透著價值標準，體現現代化過程主體對自身行為史高標準的關懷和價值實現。儒家自先秦開始便形成了理性主義傳統，孔子反對怪、力、亂、神，要求人們破除迷信，憑理性生活。這種尊重理智、反對迷信的文化傳統使中華民族在歷史上避免了西方那種狂熱的全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及綿綿不斷的宗教戰爭。中國沒有“上帝之城”，中國人追求Jl=滿足于人世間的現實生活，而不致于在科學和宗教之間搖擺不定。可見在外在形式《如理智的生活態度等》上，儒家的理性主義與現代的理性要求無疑具有相通之處。但是，在內在意蘊上，儒家理性主義卻史多地展示為對價值的關懷，這種理性主要體現為一種倫理道德而不是科學的效率原則，這種價值取向與重利輕義的原則相結合，濘致了對工具理性的相對抑制，一定程度上也會抑制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從而與現代化的理性要求相悖逆，這對構建現代物質文明產生了文化阻力。因此，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無疑應當繼承儒家重理性、反對迷信的光輝思想，揚棄儒家以“仁”消融“知”的傳統，使儒家的理性主義山狹義的道德自覺、中一向價值關懷延伸至兼容科學的效率原則，從而與現代理性要求相會通。

社會現代化作為一個歷史過程無疑具有一重性。一方而它體現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歷史趨勢，另一方而又往往因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而隱含著負而的社會效應，如在工業化中產生的生態失衡、環境污染、能源危機、核戰陰影、技術專制、人情淡漠、道德淪喪等。儒家文化雖然對工具理性的重視不夠，但它注重人的存在意義，富含人文精神，如憂患精神、樂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木精神和篤行精神等。儒家文化傳統的這種仁道德信原則和人文精神無疑是限制和避免社會現代化進程中負而效應的有效途徑之一。

首先，儒家的“仁者愛人”思想，倡濘關切人生、關切人際倫常、關切人的自身發展與社會、他人及社會全體的合德合理發展等豐富思想，作為一個文化理想和一套社會價值體

系，對于全球化經濟時代人類整體倫理系統的建構}I!完善，具有密切的相關性和重要性。同時，儒家還認為君為舟，民為水，水能載舟又能覆舟，這種重民輕君、憂國憂民的思想，對當前我們黨加強黨的建設，切實推行群眾路線，關注民生，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木利益，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意義。

其次，儒家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子人”的思想弓}伸到人要愛人，推行愛力一物，引濘我們要善待力一物，保持生態平衡，保護環境，這對我國當前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再次，儒家文化中求是務實精神，無疑可以教育和影響今人的民眾破除迷信、反對“玄學”，發揚馬克思主義“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態度，努力推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前進。

第一，儒家義利之辯對現代化進程的作用。

在義利關系上，儒家形成了重義輕利、見利思義、以義馭利的傳統，在總體上傾向于“義”，反對功利主義價值觀。這些思想與資木主義世界所流行的功利主義思想截然不同。但這種反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Jl=不意味著儒家把義和利完全對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雖然倡濘重義輕利，但Jl=不否認義利可以統一、平衡。儒家這種義利觀一方而有利于引濘人們遵循社會現有經濟政治制度和道德規范，另一方而也有力地抑制了人與人的自發競爭和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當代中國社會現代化離不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效運作，但是需要利益馭動，就要求給利益原則以適當定位。于是，儒家傳統義利觀與現代市場經濟之間存在某種內在的沖突，其輕視甚至鄙視功利的價值觀取向不利于形成市場經濟的內在馭動力。在處理發展市場經濟和儒家傳統義利觀的關系時，我們應該注意，一方而，要努力克服儒家傳統義利觀中的片而性，鼓勵和承認正當的利益追求，以此為經濟生活的商業化和現代企業精神的形成提供價值觀念上的支持;另一方而，對于市場經濟中功利原則的不適當擴張而引發的拜金主義、唯利是圖、人格商品化等異化和丑惡現象，我們可以借助儒家的義利觀中的積極、合理的文化因素達到補偏救弊的目的。借助儒家傳統義利觀中的積極因素，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倫理型市場經濟的理論資源，推動市場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

第二，群體原則和整體精神對現代化進程的作用。

儒家文化傳統在個體原則和群體原則的關系中，個體原則主要表現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個體權利和競爭意識，個體的創造性和多樣性往往被忽視，而II‘個體對群體的貢任與義務相應地被突出，山此實質性地濘致了群體原則的出現。儒家傳統中的個體在木質上是從屬于群體，消融于群體之中的，個體對于群體，義務重于權利，群體利益重于個體利益。可是在我國文化傳統中便逐步形成了“國而忘公、公而忘私”、“先人卜之憂而憂，后人卜之樂而樂”、“國家興亡，匹夫有貢”、“舍生取義”等整體精神，強調一種為國家和民族、為整體盡忠現獻身的精神。

我國的現代化從史深層次的意義上說，就是要實現人的現代化，當前的首要任務是要解放個人，增值充滿活力的個體主體。儒家對個體原則片而理解以及對群體原則的實質強化，與我卜}現代化社會轉型的迫切任務顯然有不相協調的一而，與市場經濟的基木精神以及人的現代化要求也有一定距離，我們必須適當化解儒家文化傳統中那種群體至上，以及個體對群體單方而的貢任義務意識，使個體原則具有廣闊的文化內涵和史合理的價值定位，努力為現代化進程消除價值觀的阻力。但另一方而我們也應看到，現代化進程中個人的解放、個性的張揚和個人主體的提升，容易濘致個人主義泛濫、人際關系緊張、人欲橫流的不良傾向，這時，需要汲取儒家文化傳統中強調個體貢任義務和群體原則，對因個體原則突出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弊端也可以得到有效的化解，儒家的群體原則和整體精神對克服損公利己、以權謀私等破壞社會整體秩序和利益的行為，有著重要的作用。

第四，儒家以德為木、以道制欲思想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傳統異常注重“德”的作用，甚至將“德”提升到了木體的高度。“德”一方而是指個體的自我的品質、品德，另一方而是指個體對別人和群體的美德，這就從狹隘的自我發展擴展到了整個人群和社會，即個人的德和國家是一致的。在強調“德”的重要性的同時，荀況還主張隆禮重法，德與法對于治卜}來說同等重要，但法要建立在仁義道德的根基之上。儒家這種重德又重法的思想具有較高的現代價值。我國實行市場經濟改革之后，客觀上存在法制不夠健全、道德倫喪的局而，加強法制建設和道德教育無疑可以推進我國市場經濟改革和現代化進程。江澤民同志明確指出，在依法治國的同時，要以德治國，法治與德治一者不可偏廢，這無疑是對以德為木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最佳險釋。

儒家的忠孝仁義禮智信，是要求人人應具備的是非之心，“至善”、“內對外工”是道德上的最高境界。在追求人人合一理想的同時，儒家特別強調道的作用，Jl=認為道是制止淫邪'唯一準則，這一點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于性，止乎禮儀”、“巧言令色，鮮鮮矣仁”等主張中可以看出。當然，儒家Jl二非絕對的禁欲主義者，只要求“適可而止”而己，這也許與現代市場經濟的物欲馭動有所悖異。但宣揚儒家以道制欲的觀點，對于糾正市場經濟中產生和蔓延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扭曲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抵制經濟全球化和網絡時代外來不良文化的沖擊則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儒家文化傳統中的“中庸”思想和“禮儀誠信”思想對現代化進程有著重要的作用。儒家“中庸”思想雖有折衷、保守之嫌，但其尚“中”(即強調執中、適度)和尚“和”(即強調事物的和諧統一)都飽含深刻的、辯證思想。“中庸”作為一種處世原則和方法，對于今人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而都有著不可忽視的訓誡和調節功能。“君子一言，`-i}9馬難追”無疑是對儒家重誠信的高度概括。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當前我國現代進程中出現的社會誠信危機，其危害之巨大是勿庸置疑的。我們重新倡濘傳統誠信美德，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信用體系，推動社會經濟健康運行，增強國家綜合競爭力，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我們擔負著雙重的使命，既要實現現代化的客觀要求，追趕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又要抑制現代化的負而效應，超越和克服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機和社會弊病。而對這種雙重使命，我們必須活化儒家文化傳統的合理、積極的思想資源，又要對不合時代節拍、不利于現代化進程的消極因素加以變異和創新。我們相信，儒家文化傳統在推動我國現代化進程將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

第五篇：金融資產的膨脹對我國的負面影響

金融資產的膨脹對我國的負面影響

資產泡沫的破滅、通貨緊縮的到來。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到來，我國同樣未能幸免的受到緊急危機的沖擊。隨著國家在金融危機中所出臺的一系列金融刺激政策，經過不到兩年的時間我國已從金融危機的影響中迅速走出。今年年初的全國房地產市場的上漲，再到股票金融市場的全面開花，以及人民幣的快速升值都標志這這場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的已經遠去。但隨之而來的是又一輪的金融資產膨脹已經悄然的在我國形成。

可以說今年年初房地產市場的上漲是報復性的，短短兩個月的漲幅就已讓大多數預期購房者望而卻步。同時股票市場也出現一波不俗的反彈。同時從全球看大宗商品、稀缺資源、資源類產品，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漲幅。這些都反映了實物投資機會的相對缺乏和現代社會財富增長的欲望超過消費。金融資產膨脹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雙向的，既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經濟的動態無效性，化解流動性過剩而致的通貨膨脹壓力，并可能通過信貸渠道促進經濟增長。同時金融資產投資可能傾軋實體投資及技術創新，資產價格過快上升容易造成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由于金融資產膨脹對企業的影響顯而易見，原材料價格大幅上升，導致企業利潤率大幅下降。對于以美元結款的出口型企業更是面臨雙重壓力，生產成本的增加與人民幣的升值，使得大多數企業面臨生存壓力。同樣資產膨脹也同時傳導到居民消費，日常生活消耗品，衣食住行消費品無一例外都在不斷漲價，讓人們的日常支出開始加大。同樣金融機構的投資成本也會進一步加大。

隨著金融資產的膨脹我國加強對企業資金的監督和合理使用，對前期以刺激經濟為主的政策重新審核是否需要予以取消。合適有效的對房地產行業做出政策調控。金融機構加大對自身的安全性評估，提高防范金融意識。銀行業應審視金融資產膨脹的重要性，降低不良資產貸款率，提高對貸款人審核程度。重視匯市與股市的聯動性，防止虛擬資本的過度投機和形成金融大泡沫，以確保我國經濟金融的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