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演變與當代啟示研究背景與意義

淺談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演變與當代啟示研究背景與意義

我們不難發現，持續了1300年之久的科舉制，曾經閃耀過璀璨的光芒。在科舉制消逝了近百年 的今天，我們仍能感受到科舉時代所積淀的傳統文化之無處不在。在經歷了盲目而激烈的批判之后，科舉制又 漸漸為世人所慎思、所吸納。作為中國古代一種大規模的國家考試，科舉以選拔優秀人才擔任政府官職為鵠的，對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產生過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從教育的角 度看，由于深受“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影響，封建時代辦學的目的是“儲才以應科目”，足見科舉對教育的影 響之大。科舉廢除已近百年，其對教育的影響卻彌漫并積淀為現實基因的一部分。探討科舉制下考試與教育的 關系，有利于我們今天的教育考試改革鑒古知今、趨利避害。

科舉制度是指朝廷允許普通人士和官員自愿向官府報名，然后經過分科考試，依照成績從中選取人才和授給官職的一種制度。

科舉在中國古代總的來說是弊大于利的。

從制度的角度來說，科舉制度確實是中國古代的偉大發明。

一、科舉的積極作用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體現在文化方面。

首先，科舉制度使得中國的文化精華得到傳承。作為考試內容，讀書人最重要的就是學習知識，而在當時最重要的就是學習古代文化知識。一個書生沒有飽讀文化思想的精華所在何談治國之道。這樣一來，中國文化就延綿不絕的傳承下去。

其次，科舉也不斷發展和豐富著中國文化，如果沒有科舉制度也就沒有，中國古代的燦爛的文化。如詩、詞、歌、賦的發展與繁榮；唐小說的興起與發展。如此說來，科舉制度對于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確實有著不可輕視的作用

二、從科舉制度對社會以及封建統治的作用來看。

科舉制度是為了選拔官員而設立的。這樣的一種選官模式，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任用官員的主觀作用，體現出了任人唯才、唯賢，淡化了世族、門第的影響。形式上給幾乎每一個人提供了可以進入仕途的均等機會，而且確實使大批中小地主及知識分子進入到封建國家統治機構中來，為封建統治階級拓寬了政治基礎，提高社會的行政效率。

三、從個人角度來看

科舉作為社會上入仕為官的唯一重要途徑，很大程度上激發了人們的求知欲望。想要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擁有淵博的知識是必須的。一個出身普通家庭的人想要進入朝廷，高榜題名，然后升官晉爵，光宗耀祖，飛黃騰達，全家富貴，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舉考試。

由此看，科舉制度的實行在古代是積極的作用是主要的。但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特別是在封建社會下,科舉制度的弊端也日益突現。

一、由于統治者改變考試內容使科舉成為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八股取士，原來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寫，便于考官評分，以示“公平”。后來卻成了統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壓抑了那些本來不擅長科舉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識分子，無法在學術上思想上進行創新。從而導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停滯不前。甚至產生像孔乙己那樣的科舉犧牲者。

二、科舉制度也產生了家庭悲劇。由于科舉制度及第者享有豐富的優待的榮譽，而且科舉也是普通人出頭的重要途徑，因此經常會有貧士高中之后拋妻棄子的悲劇發生。

三、科舉制度導致官場腐敗。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出現了科舉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親師的教育又造成了師門關系的盛行。這樣造成了嚴重的師門裙帶關系現象。這些師門關系在官場中互相拉幫結派，并且官官相護。這就不利于國家建設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社會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場的黑暗和社會的混亂。

四、科舉制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文化心理，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科舉成為最吸引人的事業，讀書成了最有意義和價值的活動，科舉及第與否成為人生極喜極悲的重大因素。相信陳世美的丑名是無人不知曉了，雖然這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當事人的思想價值觀，和責任感，但是科舉畢竟給了它這樣一塊生存的土壤。

由此，就科舉制度的消極作用來說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錯誤，應該承認科舉是一項好的選官，選才制度。就制度本身而言，科舉不愧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杰作，在中國歷史上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如同傳統文化的其他精華一樣，科舉制度的積極部分值得我們繼承和發展。淺談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利弊，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才是我們的目的。

第二篇：科舉制度的演變與利弊分析

科舉制度的演變與利弊分析

【摘 要】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選官的一種考試制度，其產生及發展到最后被廢除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時間。科舉制度具有相對公正性，對保持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以及文化繼承方面有積極作用，同時科舉制度也有考試內容僵化、重倫理輕技藝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社會發展等消極影響。

【關鍵詞】科舉；演變；利弊

一、引言

中世紀的歐洲，貴族實行世襲制，社會底層的民眾永遠都沒有進入貴族階層的機會。人生下來所處的環境就決定了自己的未來，貴族永遠是貴族，平民永遠是平民。在這種社會制度下面，人們沒有任何進步的動力，這也造成了中世紀的歐洲極度緩慢的發展。相比之下，封建制度下的中國，由于“科舉”制度的存在，底層的民眾可以通過考試的方式進入貴族階層，這對于促進社會的進步以及維護統治者的統治是很有益處的。

科舉制度憑其悠久的歷史和深遠的影響可以稱為我國古代文明的一大優秀政治遺產。科舉制度以其合理的選官制度給封建王朝平民百姓進入仕途和提高政治地位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相對于之前歷朝歷代的選官制度要公正、合理得多。經過一千三百多年的運行，科舉制度為龐大的封建帝國選拔了大量優秀人才，廣泛的傳播了儒家思想，對保證社會安定、促進社會流動、鞏固國家統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科舉制度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對世界文明的進程也有重要的影響。

二、科舉制度的興衰始末

科舉制度是我國封建社會中持續時間最長、影響范圍最廣的選官制度。從科舉制度的形成、發展到衰落直至被廢除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其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一）興起及完善階段

科舉制度起始于隋朝。公元583年，隋文帝打破了以往根據門閥等級而選拔人才為統治階級所用的舉士方法，采取一些較為簡單且無嚴格程序的考試，按照國家統一需要的人才科目，不分身份階層地位直接從社會中考評人才。隋煬帝于大業二年（公元606年）開始設立進士科，完善了通過平等考試從社會中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且較之以前更加嚴格。

唐承隋制。唐代初年即開科取士。貞觀年間，增加考試科目，以進士、明經為主。武則天即位后，大量增加科舉取士的人數，創立武舉。唐玄宗任用高官主持考試，提高了科舉考試的地位，以后成為定制。

（二）發展變化階段

宋初在科舉內容、形式、場次及相關的科第習俗上基本沿襲唐制。宋太祖趙匡胤于開寶六年正式確立了“殿試制度”，進而形成鄉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制度。宋太宗將進士及第分為“三甲”。宋英宗時起，鄉試、省試定為三年一試，開創了后世“三年大比”的定制。宋代考試程序嚴格，科目減少，進士科成為主要科目。王安石變法時，進一步改革科舉制度，廢除死記硬背的明經諸科，設明法科，專考律令、斷案。

（三）鼎盛階段

明朝科舉專取《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以及《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命題，即成八股文體。明朝將科舉增為四級，即童試、鄉試、會試、殿試。殿試免黜落，成績分為三甲。一甲三名（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多為17名，賜進士出身；其余為三甲，賜同進士出身[4]。

清代基本沿襲明朝科舉舊制，但其重視程度大大超過明朝。清朝頒布了《欽定四書文》等作為八股文的寫作規范，并規定八股文不能超出儒家經典和程朱理學的范圍，特別不能涉及清代的時事和政治。

（四）衰亡階段

由于科舉考試只在“四書五經”內命題，不許發揮個人見解，答卷文體為完全脫離了實際、形式僵化的“八股文”，使科舉制度嚴重阻礙了社會發展和進步。鴉片戰爭失敗刺激清政府開始關注科舉改革，但是一直議而不決，決而滯行。光緒二十四年，在維新派推動下，光緒皇帝于當年五月五日諭令廢除八股。雖然戊戌變法失敗后慈禧太后下詔重開科舉，但從此科舉開始沒落。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發表上諭：自丙午（1906）年起，所有歲科考試、鄉試、會試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國封建社會實行了1300多年的科舉考試制度正式廢除，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壽終正寢。

三、科舉制度的積極作用

（一）相對的公平性

科舉制度比之歷史上曾經采用過的世襲制、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等來說，有著明顯的優越性，其顯著特點便是強調應試者的文化素養以及對現實問題的洞察力，抵制血緣、門第、身份、名望、特權、錢財等因素對選官的干擾。自科舉產生以來，盡管有些人對以考試取舍人才有不同的看法，但科舉作為甄別賢才手段的相對公正性是毋庸置疑的。

據史書記載，除少數幾種人以外，民眾不論門第身份名望貧富均可參加科舉考試。可以說科舉制度是打破了階級桎梏的，即便是社會最底層的人，同樣有通過這一競爭選拔途徑獲得個人社會地位以及進入貴族階層的機會。

為了維護科舉的相對公正性，歷代統治者不斷完善防范措施，在考試制度上采取多種手段以力爭將選官中的人為影響因素降至最低點。例如，實行“鎖院”制度，使主考官與外界隔絕，以避免發生行賄受賄、請托舞弊等事件；別頭試，即為了防止各級考官徇私舞弊，規定與相關官員有親屬關系的應試者必須回避，另設考場；糊名，即密封試卷卷頭，將考生的姓名、籍貫糊住，以使主考官以統一的標準公平地判卷；謄錄，即將考生的試卷統一重新謄寫一遍，以防主考官依靠應試者的筆跡舞弊。此外，還有一系列其他的嚴厲的懲罰制度用以維護科舉考試的公平性。

（二）保持社會階層的流動性

科舉制度使官場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文化精英的循環。“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舉時代文化精英流向官場的真實寫照。王德昭先生認為：“科舉制度確為社會提供了有效的階層流動的途徑。”社會階層流動性使傳統社會統治機構的成分可以不斷的更新，對維持社會和政治的穩定有積極的作用。

科舉制度將選士大權從地方官吏手中收歸至中央政府，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不斷強化中央集權的大趨勢。同時，通過科舉維持社會精英的有序流動，打破了世族地主壟斷統治權力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統治階層權力再分配的問題。統治階級可以在最廣泛的基礎上遴選人才，可以不斷在社會各個階層補充新鮮血液，不僅確保了高素質的穩定的官僚隊伍，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官僚階層的門閥化和貴族化。

（三）對經典文化的發展與傳承作用

科舉制度始終將儒學作為主要考查內容，并以其強大的制度支持與誘導作用，使得儒家經學為普通讀書人所熟知，強化了儒家經典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為儒家經典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條件、文化氛圍和社會背景，使其得以不斷的傳承與繁衍。

科舉考試造就了豐富多彩的科舉文學。科舉文學包括科舉答卷文章即“科文”，又囊括以科舉為題材或與科舉相關的文藝作品。科文如試帖詩、策、論、科場律賦、八股文等類型，科舉為題材或與科舉相關的文藝作品如一些在內容上涉及科舉的唐詩宋詞、傳奇小說、宋元戲曲、明清小說，以及現代的傳統戲劇和電視連續劇等。科舉制度不僅造就了一大批文學創造者，而且也在全社會起到了良好的引導作用，給文學經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圍，提高了民族文學的創作、鑒賞審美能力。這都使得我國文學經典奇彩紛呈，魅力無窮。

四、科舉制度的消極影響

（一）考試內容單一，知識結構僵化

明朝開始，統治者為鞏固其統治，采取了禁錮人們思想的政策，規定科舉考試只能以《四書》、《五經》內容命題，考生答卷只準代言，不許表達自己的觀點，必須用朱熹注的經書的相關內容說明問題。對答卷的形式也做了嚴格的統一，形成了人們熟知的八股文。士子為求功名，把學習的精力都集中在了儒家經典上，對于其他的自然科學知識毫不關心，人們的知識結構逐漸狹窄僵化，思維被禁錮，導致完全喪失了自己的思想。科舉從此成了為統治者打造思想單一人才的工具，在這一制度引導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徹底地死掉了。

（二）科舉考試重倫理輕技藝，阻礙了中國近代科技的發展

科舉考試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加強皇權，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因此，科舉考試必然以統治階級推崇的儒家思想和對儒家經典的熟悉程度為考試的內容和選拔標準。而自然科學技術等科技內容被歷代統治者視為雕蟲小技，為士大夫知識分子所不齒。十三、四世紀始，隨著工商業發展的需要，西歐一些大學相繼問世，其教學內容十分豐富，有文法、修辭、算術、幾何、天文等，這些大學培養了大量的有知識的工商業者、醫生、技師等。這些人成為近代科學技術興起的主角。而中國的科舉只重倫理、文學，在其引導下的封建教育培養出來的是一批批封建社會的“衛道士”和滿腹詩詞文章的“學者”，無論如何也培養不出懂自然科學知識的人才。因此，科舉制阻礙了中國近代科技文化的發展。

（三）科舉制不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科舉制度以其強大的吸引力使統治者有效地控制了士人。由于功名利祿主要通過科舉來實現，加上科舉制度與重農抑商的小農經濟天然地融為一體，科舉制度客觀上阻礙了中國工商階層的崛起，阻止了中國多種經濟成分的良性發展。科舉制度導致的這種現象既浪費了大量人才，又阻礙了中國社會的良性發展。錢穆先生有言：“中國又是一個絕大范型的社會，而時時處處用心在裁抑特殊勢力上。封建貴族社會崩潰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始終未產生。門第社會消失了，軍權社會也難得勢。終于走到科舉制的社會上，而停滯不前。這是中國社會在其已往演變中的一個客觀歷史的真相。”

隨著歷史腳步的前進，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清政府封閉的大門，中國被動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社會面臨著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從經濟角度上，新興的工業經濟對科學技術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而科舉制度的考核內容將自然科學完全摒除在絕大多數人的認知之外。晚晴將領琦繕看到英國人的火輪船時曾“疑似牛拉”，可知當時科舉制度下的士人對科學技術的了解到了多么無知的程度。在這樣的選拔制度下，國家根本無法培養出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人才，更無從推動經濟的發展。從政治角度上，科舉制度造成官員普遍的思想教條僵化、目光短淺等情況，無法應對政治制度的革新與變化，更無法推動社會的進步。

五、啟示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這項遴選政治精英的機制，限于其自身的弊端及其歷史局限性，終將被歷史所淘汰。然而科舉制度在中國古代總的來說應該是積極作用大于消極作用。科舉制度作為一種政治錄用方式，不僅在我國古代的政治歷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對當今世界各國政體的人才選拔制度產生著不可忽視的深遠影響。當今我國的“高考”以及“國家公務員考試”等一系列考試仍有一些不完備之處，我們需要通過不斷的探索和借鑒科舉制度的經驗，以促進當今人才選拔制度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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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唐代科舉制度的歷史功用與現代意義研究

唐代科舉制度的歷史功用與現實意義研究

摘要：科舉制度是封建社會官員選任制度的典范，隋唐時期產生并發展，它不僅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對近、現代各國的官員選任制度的形成與發展也有著直接深刻的影響。作為一種社會權力精英遴選機制，科舉制度具有恒久的價值和意義。唐代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定型發展時期，本身具有很大的優越性和積極作用。通過對唐代科舉制度的全面分析，探討其歷史功用和現實意義，辯證看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中得出經驗和教訓，健全完善我國當代公務員制度。

關鍵詞：科舉制度 歷史功用 現實意義 公務員制度

一、唐代科舉制度的產生和發展

（一）唐代科舉制度的產生

科舉制度作為隋唐以后歷朝歷代沿用的一種官員選任制度，是從兩漢至南北朝時期的察舉制度發展而來的。它的產生有一個發展過程，大抵萌于南北朝，始于隋而成于唐。[1] 科舉制度之前我國封建時期的官員選任制度各有千秋。春秋時期大都采用世卿世祿制度，官員完全由世族壟斷。戰國時期各國進行變法，其目的之一就是廢除世卿世祿制度，雖然朝廷要職仍由宗室貴族等擔任，但是官員改成了領取實物俸祿，與此同時，隨著“士”的壯大和活躍，薦舉制度也逐漸成為普遍的官員選任制度。西漢時期正式建立察舉制度，另外也建立了太學，也因此，一般的平民子弟可通過察舉和學校獲得官職，這一制度的建立是封建時期官員選任制度的一個新的突破。魏晉時期產生了九品中正制，雖然還是沿用了漢代的察舉、征辟等入仕途徑，但是將門第作為做官的首要條件。南北朝以來，察舉制度仍作為官員選任的基本制度，但是通過考試按照才能選官的制度被提了出來，學校的開放和自舉制度的興起，都為朝廷從一般平民中選賢任能開辟了新的道路。

隋朝建立后，廢除了九品中正制，官吏選任不再受到門第限制，各級官員統一由中央選任。在保留秀才、明經科的同時還新設立了進士科，并繼續察舉孝廉。進士科的設立，使得朝廷形成了通過考試純粹按照才學選任官員的制度，也正由此，科舉制度產生，并逐步成長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選任官員的一種重要制度。唐代科舉制度正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雖然之后進行了完善，但其雛形還是源于隋朝的科舉制度。

綜合來看，科舉制度的產生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朝廷的統治需要。雖然士族的勢力已經漸漸衰落，但仍在政治經濟上占有特權地位，很大程度地影響了隋唐統治者的統治。為了進一步削弱士族勢力，擺脫門閥世族等的壟斷地位，收回旁落于地方長官之手的選任權力，采取科舉制自下而上的選拔人才供朝廷使用以加強中央集權。

二是庶族地主的政治訴求。封建王朝的更替，影響了各個勢力間地位的變遷和利益的分

配。隋朝的創建過程中，士族勢力衰落，大批庶族地主得到了發展，經濟實力增強，社會地位上升，他們要求參與政治，分享政治權力，改變宗室貴族獨占政治大權的局面。

三是社會發展的趨勢。隋唐時期隨著士族和庶族力量之間的對比變化，原先采用的九品中正制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社會格局。而且，學校等教育條件的完備，使得許多平民子弟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社會上入仕風氣高漲。

（二）唐代科舉制度的發展趨勢和特點

唐代科舉制度的發展進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唐初、唐代中期和唐代后期。唐初的科舉制保留沿用隋朝的科舉制度，以明經、進士兩項科目為主，但是在科舉方面也提出了許多新舉措：應試者可不受門第條件限制，不必由他人薦舉，皆可“投牒自舉”；考試科目和規定有所增加，考試科目不止包括明經、秀才、進士，還加入了明法、明書、明算等，對于考試的日期、內容、錄取等方面也做了具體地規定[2]。另外，對貢舉的內容、流程等做了明確的界定，對貢士人數也做了限制。基本上在貞觀年間，就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科舉制度。

唐代中期，隨著庶族地主的壯大和經濟的發展，整個社會文化水平相對提高，功臣貴族等勢力的衰落，廣泛地從一般庶族地主和平民中選拔賢才擔任官職的條件才趨于成熟。唐初年采用的常舉制不能滿足統治者和庶族地主等的需求，制舉便被提升為選拔人才的主要手段。其中文學之科有所增加，儒素科和經邦科出現，各項詔令逐漸完善，使得制舉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制度體系。

唐代后期，詩詞歌賦成為進士科的主要內容，文學取士發展到極端。文學取士的標準和現實要求之間的嚴重矛盾漸漸地暴露，詩賦為主要內容的錄取標準沒能最終延續下去，一種以策文好壞為錄取標準的制度被確定了下來。

總的來說，唐代科舉制度呈現出的發展趨勢表現為：科舉制度的各個科目逐步衰落，并且慢慢演變為主要以進士科為主；與之相應的選拔錄取標準也慢慢發展為以文章的辭藻華麗為主，一度達到了以歌賦作為選才的主要標準；考生來源和錄取范圍越來越廣泛，錄取名額也逐漸擴大，科舉制度越來越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

唐代科舉制度雖然在一直發展變化中，但其基本框架一直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動。唐代科舉制度的特點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唐代科舉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還保留了許多舊的察舉制度的痕跡，薦舉制度的一直采用就恰恰說明了這點；二是雖然規定應試者不受門第條件限制，但是唐代的門蔭和雜色入流中的品子，仍顯示出身份性因素依舊起著強大的作用；三是唐代統治者在官吏選用上重用吏干人才，但進士科的主要內容以文學為主，通過進士科選任的賢能之才不能委以重任，選拔人才的標準和所需人才的類型不太相符；四是唐代科舉制度

過于重視文學取士，唐朝統治期間雖然針對錄取標準發生了許多改變，但基本思想仍沒有發生過大的變化，其制度弊病較多，容易造成政治**和社會風氣的敗壞。

二、唐代科舉制度的概況(一)唐代科舉制度的主要內容

科舉制度是朝庭開設科目，士人可自由報考，主要以考試成績決定取舍的選拔官員的制度【3】。唐代科舉制度從科目性質區分，可分為文科和武科，且以文科為主；從開科時間區分，可分為常舉和制舉。本文主要是對常舉和制舉進行概括分析。

常舉大體每年舉行一次，是按照制度進行的，是統治者慣常采用的一種選任人才的手段。常舉包括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和明算等六項科目。常舉的科目中以秀才科為首，明經科次之，進士科再次之，明法、明書和明算一般是作為選拔法令、文字和數學計算等專門人才的項目。一般來說明經和進士兩科最為常用。

明經顧名思義就是考儒家經典的科目。通常情況下，是指明二經，包括《論語》和《孝經》，另外，明五經、童子科、道舉以及三禮、三傳、三吏部史等科目，也都屬于明經。進士科是常科中最主要的項目。此科目主要考策論，以辭藻華美為勝，后期也漸漸重視文章的好壞。后來增加了帖經和雜文，帖經是增加了儒家經典的內容，雜文則是帶有諷喻性質的帶韻美文。中唐以后雜文改為律詩，考試難度加大。進士科考試相比明經科，要難得多，錄取比例也低得多。

常舉考生來源于兩個途徑，一是學館的“生徒”，二是州縣的“貢生”【4】。生徒只要在學校考試合格，就可以直接報名參加中央的省試；貢生要想考試就必須先在所在州縣報名，通過初試合格后才能參加省試。

常舉各個科目所采用的考試方法為口試和筆試兩種，其考試內容主要有帖經(文)、墨(經)義、(答)策問、(試)雜文等項。帖經類似于現代的填充，墨義指按照試題要求敘述典籍中的有關事實與大義，策問指回答提出的各種方略、時務問題，雜文指寫作詩和賦各一篇【5】。

常舉考試和授官的基本流程為：首先成績優秀的生徒和鄉貢通過薦舉或投牒自舉進入到省試；之后，由禮部主持考試，考試一般在春天舉行，也稱春闈。及第后，考生就獲得了進士資格；想要做官還得去吏部選調復試，合格者方能授予官職。

制舉是封建王朝臨時設置的考試科目，用來搜羅特殊統治人才，考選時間、科目和錄取員數都無常格，完全由皇帝的詔令決定，由天子親自策試【6】。制舉的科目及其繁多，主要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文辭清麗科、博學通藝科、武足安邊科和軍謀越眾科等。制舉允許士人和官吏都可以參加考試。考中以后，原是官吏的立即升遷；原來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由吏部給予官職。由于制舉的根本目的是要選拔更高層次的經世之國之才，要求應舉者有廣博 的經史知識、高明的政治見解，并且要求有一定政治實踐。就唐朝的情況來看，平民中還很少這樣的才識之士。因此在整個唐代，制舉始終處于一種陪襯的地位。

(二)唐代科舉制度的優缺分析

唐代科舉制度與之前的世襲制、九品中正制和察舉制等選官制度相比，有其特有的優越性。首先，從其考試所設置的眾多科目和詳細的流程可以看出，它的選拔是較為科學地，要做官必須要通過層層考驗，不僅需要具備很高的才學，還要具有經世能力，另外外表也要端正，可以說，科舉制度下的官員一般都是有一定能力和才干，能夠很好為統治者服務的知識群體，很大程度的保證了統治者優秀人才的需要。

其次，它還具有極大的公平性，唐代科舉制度通過各種措施來體現選拔的公平，比如對主考官實行鎖院制度、別頭試、糊名、謄錄以及一系列嚴厲的懲罰制度，如“廢舉者”法令【7】，這些制度的實施為統治者獲得優秀人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唐代科舉制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人才選拔的廣泛性。古代選賢都在宗室貴族中挑選，門第因素影響較大，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選賢范圍不斷擴大，不只達官貴族，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可通過考試及第來入仕。這一制度不僅滿足了庶族地主希望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的需要，也促使了天下人為功名而讀書，在為統治者儲備大量人才的同時，統治者也利用科舉有效地控制了知識群體。

唐代科舉制度的缺點主要體現為：

第一，考試的知識結構僵化、內容較為單一。唐代科舉制度要求必須學習儒學經典，考試內容多為策問雜文之類，讀書人所學多為考取科舉服務。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讀書人為了考取功名把學習的精力都放在儒學經典上，對于其他知識不太關心，極大地限制了自身的發展，也阻礙了學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第二，學校教育與科舉關系緊密。在科舉制度的大風潮下，唐代無論是國學還是私學，都是以科舉考試內容為主教授學生。科舉考試局限于儒學經典，考試方法注重死記硬背，相應地學校教育也就重視文辭忽視實學，重視背誦不求義理，既不利于培育有實際能力的人才，又形成了空疏的學風，也不利于自然科學的發展。

第三，選拔不公現象仍然存在。雖然唐朝統治者頒布了一系列法令來維護科舉考試的公平公正，但是由于一些人為的原因使得選拔不公現象仍舊存在。而且唐代其他選官制度的并行，以及唐代科舉制度固有的不足，也都影響了唐代科舉制度的完善和發展。

三、唐代科舉制度的歷史功用分析

（一）唐代科舉制度的時代功能

1、政治功能

科舉制度作為一項選官制度，對唐代的官僚政治起到了一定的政治功能。科舉制度的實施，選拔出了源源不斷的優秀人才，及時的補充了封建官僚隊伍，并且形成了制度化和程式化的選拔方法。科舉制度是唐代基本的選官制度，由此選拔出的優秀人才成為官員的數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在唐代中后期，越來越成為高級官員的主要來源；唐代科舉制度對于考生的資格沒有過多的限制，社會各個階層的讀書人都可以去考科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對抗性矛盾由此松弛下來，而且許許多多的人都把命運壓在考取科舉上，通過的人成為官員，變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有不少甚至步入上層官僚機構中，這些人來源于社會各個階層，自然而然地國家機器也就扎根于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角落之中，封建政治基礎進一步擴大和鞏固；唐代科舉制度將選士大權從地方收回到中央，尤其是皇上手中，有效地避免了地方官員操縱選官的局面，強化了中央的統治。

2、教育功能

唐代科舉制度對于教育的影響是很大的。科舉制度以考試成績作為選拔人才的標準，極大地激發了學子發奮讀書的熱情，中下層子弟希望通過科舉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上層宗室貴族子弟也希望科場揚名，維護家族的榮耀和地位。在科舉制度的影響下，舉國上下，朝野內外的求學風氣都很濃；唐代的學校幾近于科舉考試的預備機構，兩者相輔相成，科舉制度的發展推動著學校教育的興盛，學校教育培養出的知識分子參加科舉考試，可以說，科舉制度的實施，不僅促進了學校教育的發展，也造就了極大一批知識分子階層。

3、文化功能

唐代的文化繁榮與科舉制度有著緊密的聯系，尤其是唐詩的興盛。唐代科舉制度包括常舉和制舉兩種，對文學產生影響的主要是常舉，尤其是進士科。進士科中包括雜文，雜文泛指詩、賦、箴、銘、頌、表、論、議，且以詩賦為主【8】。進士科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科目，使得詩賦成為學子學習的主要內容，尤其是唐代中后期，曾一度以詩賦作為選拔人才的主要標準，也因此涌現出一批諸如李白、杜甫等著名詩人，極大的促進了唐詩的興起和繁榮。科舉制度除了詩賦同時也促進了文學多種體裁的共同發展，對唐代文化的發展有著很大的作用。而且隨著唐代科舉制度的發展，從原先對門第的看重，過渡到對文化的看重，客觀上改變了社會文化風貌。

4、社會功能

在科舉制度之前，各種選官基本上都是從統治階層，尤其是宗室貴族子弟中選拔，選擇范圍小，致使社會呈現出一種二元格局，社會相對封閉，上層與下層之間是分割的，缺乏流動性。科舉制度打破了宗室貴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能夠將中下層知識分子階層通過考試使其向上層流轉，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流動，同時也緩解了中下層的不滿情緒，減少了社

會不安定因素，有利于社會的穩定；科舉制度也影響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在科舉制度的大潮下，文人社會地位越來越高，普通百姓對于文人的崇敬心理也越來越增強。

（二）唐代科舉制度的歷史作用

從選任官員本身來說，科舉制度確實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一項重大變革。科舉制度的實施對社會上各個階層、各個層面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一項制度的實施，必然會帶來積極的作用，也會存在消極的影響。

1、唐代科舉制度的積極作用

（1）從封建統治的角度來看，推行科舉制最大的好處就是削平了入仕的門檻，有效地鞏固了封建統治的基礎，強化了中央集權。通過推行科舉制度，唐代打破了自東漢以來的門閥世族勢力對選拔官員的壟斷，選官范圍從之前的宗室貴族擴大到地主階級的各個階層，社會各個階層的不斷進入，擴大了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科舉制度又將分散的官員選拔權收回到中央，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以科舉為主要選官途徑，又以儒家經典作為科舉考試的學習內容，增強了封建社會大一統的觀念，更有利于封建統治者的集權統治。（2）選任制度的角度來看，唐代科舉有一套嚴格的科舉考試程序，選拔官員不以門第作為標準，注重真才實學，既避免了世卿世祿的特權和買官買官、徇私舞弊等腐敗現象的出現，也有利于為行政機構注入新的活力，提高官員自身的素質，有利于官僚機構的管理。科舉制度還很大程度彌補了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等傳統官員選拔制度的不足，客觀上促進了官員選任制度的完善。

（3）從傳統文化的角度看，唐代科舉制度與學校教育緊密聯系，民眾積極求學，社會興教成風，不僅有利于學校教育的發展，也造就出一大批優秀的文化人才。科舉制度還將儒家思想全面推進到社會各個層面，使得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傳統文化得到了長足的發展。（4）從封建社會穩定的角度看，科舉制度作為一種政治制度，考試以儒家經典為標準，將儒家思想這一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通過科舉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與封建統治制度相結合，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科舉制度還滿足了中下層地主階級的需要，緩解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有利于封建社會的穩定發展。

2、唐代科舉制度的消極影響

（1）科舉制度體現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將讀書和做官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其目的是培養和選拔優秀人才服務于封建王權和中央集權統治。科舉制度下的官僚們依靠的不是世襲的地位、名望等家族背景，而是科舉考試，他們的地位和權利是皇帝給與的也是皇帝可以隨時剝奪的，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對專制皇權有著天然的依附和敬畏。可以說，科舉制度極大地促成了封建社會的專制性。

（2）科舉考試以儒家經典為主，從內容到形式有嚴格的規定，考生沒有自由發揮的空間，也就更多的追求了行文的華麗，而且唐代科舉考試常常以文章華美為主要錄取標準，科舉考試結果成為了一種文學修辭技巧考試。科舉考試的嚴格和競爭的激烈，使得知識分子更容易被馴服，對皇帝和上層官僚越卑躬屈膝，這一切都導致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階層作為政治權力的依附者，缺乏獨立的意識和社會地位，他們的思想被禁錮，壓抑了其的創造性。科舉制度拘泥于對儒家經典的考察，也限制了其他文化的發展，都不利于中國文化的豐富發展。

（3）科舉制度使得學校體系從此以后與選官制度牢牢捆綁在了一起，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科舉考什么，學校就教什么，這不僅不利于全面人才的培養，也不利于從已經開始的學科分化和技術學習專門化、系統化地趨向的發展。科舉制度使得應考者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文學上，造成了對自然科學技術的漠視，不利于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4）唐代舉子在參加科舉考試前要進行“行卷”，投“行卷”是為了之后的“公薦”，“行卷”和“公薦”可以使得考官在閱卷時能夠對考生有著正確的評價，保證了成績的客觀性，但在實際運行中反而造成了徇私舞弊等官員腐敗現象的發生。一些沒有真才實學但是靠著結交甚至賄賂官員的手段考中。這些人容易結成朋黨關系，在官場中拉幫結派，官官相護。這些既不利于人才選拔的公平公正，也使得官員腐敗滋生，朝廷穩定受到影響。唐代后期，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朋黨之爭、朝臣與宦官之爭越演越烈。各方勢力為了爭權奪利，都極力通過科舉考試以圖培養親信，擴大自身勢力，科舉制度儼然已經淪落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失去了選賢任能的職能。

四、唐代科舉制度的現實意義分析

（一）唐代科舉制度與我國當代公務員制度的比較

1、二者產生的時代背景比較

隋唐時期門閥世族的勢力逐漸衰落，中下層地主階級興起，社會階層得以重新組合，統治階級為了鞏固自身的統治，就需要改善統治階層的結構。隋唐以前的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已然不能滿足統治者的統治需求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隋煬帝時期，開始以“試策”取士，開創了科舉制度，唐代以來，科舉制度逐步完善，發展成為一套較為完備的官員選任制度。科舉制度的產生為統治階級提供了大量的優秀人才，也成為社會中下層階級子弟入仕做官的重要途徑。

科舉制度由于本身具有相對公平、注重科學文化知識等的合理內核，后為西方國家所借鑒，并最終建立起現代文官制度，現代中國又借鑒西方文官制度，探索建立了中國的公務員制度【9】，可以說中國公務員制度是科舉制度的繼承。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各項制度改革的發展，原有的干部人事制度已經不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和

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推行公務員制度迫在眉睫，黨的十三大中明確提出要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在逐步的完善和發展中。

2、招考對象來源比較

唐代科舉制度的招考對象較為廣泛，社會各個階層除了特殊規定的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中常舉考生的來源主要是“生徒”和“鄉貢”，制舉無論是官員還是平民百姓都可參加，只要符合皇帝所需人才的要求即可。

我國現行的公務員制度對考生的年齡、專業、地域、學歷等方面有著褚多的規定，在實際的招考中，關于不同職位的招錄還有著具體的規定，例如戶籍所在地、最低文化程度、性別以及政治面貌等都有規范的要求，報考人員報考單位時也要遵循親屬回避等的特殊規定，對于不能報考公務員的人員也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當然我國當代公務員制度也有專門面向優秀農民和工人的考試，招考對象也算是比較廣泛的。

3、考錄形式比較

唐朝時期，參考人員可通過薦舉或自舉獲得考試資格，到中央參加由禮部主持的考試，俗稱春闈，及第者可參加吏部考試，通過者即可獲取官職。科舉制度所設的科目較多，受到重視的主要是進士科。科舉考試的形式分為為口試和筆試兩種，考試內容主要是帖經、墨義、策問、雜文等項。吏部考試對形象、文采、能力方面也有很多要求。

我國當代公務員招考需要國家或各個省的招錄機關先行發布招考公告，公告上詳細說明招考的名額、職位、報考資格條件以及其他報考須知事項。應考人員通過網絡或其他報名方式進行報名，資格審查通過才可參加考試。公務員考試采取筆試和面試相結合的形式，考試內容一般是行政能力測驗和申論兩大部分，個別職位有具體要求的需要進行專業考試。招考人員根據考試成績確定面試人員，并對其進行資格復審、考察和體檢，依據筆試和面試成績確定最終進入到相應機關的人員。

4、任用、考核獎懲機制比較

唐朝時期有著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等級森嚴的權責隸屬機制，對不同的等級采用不同的委任方式。在唐朝，三品以上臨軒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上敕授，六品以下旨授，九品及流外官判補[10]。唐朝還把文官分為流內官和流外官兩類，分別對其考課。負責考課的部門主要是是尚書省的考功司，三品以上的官員則由皇帝親自考課。考課后視其功勞大小給予升職、加級、禮儀、賜給錢財或物質等方面的獎賞。

我國公務員的職務分為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錄用非領導職務公務員，采取公開考試、嚴格考察、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的辦法，各個層級公務員的錄用由各個層級的主管部門負責。公務員的考核按照管理權限，全面考核公務員的德、能、勤、績、廉，重點考核工作實績。

公務員的考核分為平時考核和定期考核，定期考核以平時考核為基礎。對非領導公務員的定期考核采取考核的方式，先由個人按照職位職責和有關要求進行總結，主管領導在聽取群眾意見后，提出考核等次建議，由本機關負責人或者授權的考核委員會確定考核等次；對領導成員的定期考核，由主管機關按照有關規定辦理。定期考核的結果分為優秀、稱職、基本稱職和不稱職四個等次。定期考核的結果作為調整公務員職務、級別、工資以及公務員獎勵、培訓、辭退的依據。公務員職務實行選任制和委任制，領導成員職務按照國家規定實行任期制。[11] 通過對科舉制度和公務員制度的比較，可以看出我國當代公務員制度對于唐代科舉制度既有繼承的一面也有超越的一面。當代公務員制度與唐代科舉制度相同的方面主要表現為：一是應考者目的相同，都是為了考官而不是求學；二是選拔手段相同，都是通過嚴格的文化考試，考試通過者才能進入國家機構管理層；三是部分原則相同，都遵循平等競爭原則，主張優勝劣汰等；四是發揮的作用相同，都能夠廣納賢才，為國家機構獲取新鮮活力，提高國家行政效率，有利于國家機制正常運轉。

當然，當代公務員制度更是對唐代科舉制度的超越。當代公務員制度與唐代科舉制度相比，考試內容更加全面完善，更加注重對考生各方面的考察，也更有利于選拔出才干俱佳的復合型人才；考試題型摒棄了主觀性強這一弊端，采用主觀題型和客觀題型相結合，考試分數也得以量化，科學性和公正性大大增強；科舉制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為封建皇權服務，皇帝的圣旨、口諭就是法令，隨意性較強，而公務員制度依靠于公務員法，有明確的法律保障，考試的法制性有很大的提高。

（二）唐代科舉制度對我國當代公務員制度的借鑒意義

1、我國當代公務員制度存在的問題

（1）按照以往慣例，每年在國家公務員考試結束后，各省市級政府往往都要自行組織地方公務員考試，不僅考試時間不統一，所考的內容有著很強的地方性特色，考試成績也不能相互認可。使得許多應考人員為了更大幾率地通過公務員考試，不得不在全國各地來回奔波，參加當地的公務員考試，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且地方公務員考試是由當地政府自行組織，錄用法律法規尚不完備，許多考評環節存在不確定性，尤其還存在著人為干擾或地方政策的不合理，影響了公務員錄用的公平公正，或多或少損害了考生的合法權益。（2）公務員考試的內容雖然一直在變革，但仍然存在不足之處。比如考試涉及內容太過寬泛，知識點過廣，不能很好反映職位特征，而且脫離了實際工作需要； 另外地方命題者水平存在差異，試題質量參差不齊，不能很好體現考生的真實水平。

（3）筆試結束后，一般來說負責之后公務員選拔錄用工作的是各級組織部門和人事部門，在選拔錄用時更容易受到各級機關的干擾，尤其是在資格復審、面試、體檢等主觀性較強的環節，很難避免受到地方各種人為因素的干擾，錯綜復雜的人脈關系會影響到考務工作，考試的公平性受到影響。

2、對當代公務員制度的借鑒意義

科舉制度能夠在唐代的大環境中發展、興盛，并且被延續下來成為封建社會歷朝歷代選任官員的主要方式，說明科舉制度是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和實用價值的。雖然已經被廢除了幾百年，但它對當今社會的各個方面仍具有深刻的影響，尤其對當代公務員制度更是有值得借鑒的地方。

（1）與唐代中后期知識分子對科舉的熱忱相同，自從1994年國家公務員錄用考試制度實施以來，我國報考公務員的人數逐年遞增。據國家公務員考試網數據顯示，2014年國家公務員招錄1.9萬人，比20年前增加約40倍，報名人數也創下了歷史新高，達到152萬人，比1994年足足增加了344倍，競爭比例達到77∶1。這意味著絕大部分的考生都會名落孫山，只有極少部分才能被錄用，既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也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公考熱”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傳統官本位思想的影響，同時和科舉制及第后能取得優厚的經濟回報相同，公務員職業的穩定性和良好的福利待遇使許多人趨之若鶩。

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建立起科學、嚴格的績效考評機制，打破公務員的“鐵飯碗”。同時政府也應該提供良好的就業和創業環境，促進他們通過不同途徑和渠道就業或創業，使公考人員得以有效分流。

（2）唐代科舉制度考試內容主要以儒家經典為基本內容，雖然使儒家文化得到了傳承，但也使教育內容及形式走向了僵化，使科舉考試除了能為知識分子提供做官的機會外，對社會發展沒有多大的積極影響。我國當代公務員考試內容也不夠科學，所考科目注重考查應考者的通識，忽略了某一領域的專才能力，而且由于公考人數眾多，為了拉開分數，常常會出一些偏題、怪題，使考試背離了選才的初衷。

我國公務員考試應吸取唐代科舉制中分科取士的優點，在卷面設計上，考慮到職位的職能和要求，采用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相結合的辦法，雖然我國也有對特殊職位進行專業考試，但是范圍太小，并不利于選拔復合型人才進入到政府各級層各職能部門中。在命題時，要結合基礎知識和實用知識，多考察應變能力和解決實際工作問題的能力，更加注重綜合素質。

（3）公務員考試與科舉考試一樣，都力求公開考試、公平競爭，但事實上也都存在考試作弊、徇私舞弊、暗箱操作等腐敗現象。公考中有些地方甚至會出現為了某人量身定制招考條件，人脈關系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為了杜絕這些現象的發生，除了和唐代相仿在監考人員、杜絕作弊手段等硬件設備、確定相關法律約束與懲治上下工夫，還應建立健全考試機構內部

監督機制和民主監督機制，最大程度確保公務員考錄公開化和透明化，保證公務員考錄的公平和公正，有效避免官員腐敗現象的發生，一定層面上也能存進應考者自身權益的實現。除此之外，還應該建立起一支科學的面試考官隊伍，加強面試考官培訓，既能夠盡量避免面試流于形式，招考腐敗現象的出現，也能提高面試考官的面試能力，保證面試的科學性，避免有失公允。

（三）唐代科舉制度對當代官員選任制度的啟示

唐代科舉制度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官員選任制度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僅對我國當代公務員制度有著借鑒意義，也影響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通過對唐代科舉制度的研究，可以看出科舉制度對當代官員選任制度有著許多的啟示。

第一，唐初統治者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認識到選賢任能的重要性，在開國之初就在繼承隋朝科舉制度的基礎上發展并逐步完善，也正是由于其對選拔人才的重視，得以籠絡到大批賢能之士進入到國家管理階層，對社會經濟發展、國家政治基礎穩固、思想文化繁榮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唐后期開始忽視對人才的重視，也沒有繼續完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的弊病很大程度地暴露出來并產生了消極影響，后期統治者任用奸佞之臣，最終導致國家頹敗。所以，要充分認識到人才選拔、選賢任能的重要性，積極完善當前官員選任制度。

第二，隋唐以前，選官多受門閥世族和地方官員左右，中央沒有實質的選官權，明顯不利于國家人才的選拔和封建統治的中央集權。科舉制度自隋朝創立唐代發展完善以來，為國家吸引優秀人才，維護中央集權統治開辟了新的途徑。科舉制度也確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不僅為統治者選拔到很多優秀人才投身于國家管理之中，也促使官員和皇帝之間形成了一種依附與被依附的關系，官員對皇帝有著無比的敬畏與順從，極大地鞏固了中央集權，當然這些優秀官員也有效地提高了朝廷內部的行政效率和國家機器的良好運轉。因此說，中央組織和負責官員選任，對于提高國家行政效率和維護國家穩定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第三，唐代科舉制度保證了絕大多數官員是通過考試優勝入仕，科舉制度作為選任官員的主要方式在官員中具有很大的威信，而且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官員才能相較于其他途徑的較強。科舉制度的實施也打破了依靠門第的習慣，形成了較為公平的人才選拔環境，國家官員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這對于當代官員形象和地位的提升有著很大的意義。

綜上所述，唐代科舉制度雖然產生于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有其固有的落后和弊病，退出統治者選任官員的舞臺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并不意味著這一制度一無是處，沒有借鑒價值。唐代科舉制度不僅對之后歷朝歷代科舉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還有效促進了唐朝時期政治穩固、社會穩定、教育和文化的繁榮。而且對我國當代公務員制度以及其他官員

選任制度都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總的來說，唐代科舉制度是極具歷史功用和現代意義的。我國的公務員制度正處于逐步發展完善的階段，我們要以辯證的思維看待科舉制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中尋找對當代公務員制度有益的借鑒和教訓，健全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科學完備的公務員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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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Z].2006-1-1．

第四篇：調查背景與意義

一、調查背景與意義

非主流，就是別具一格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是一種可以引領社會進步的因素。

非主流作為新生代的流行，其中的某種文化影響著中學生的言行品德，以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這對我們中學生能否健康成長為一個合格的接班人有著重要的意義。為了使中學生認清非主流的價值取向，明晰中學生對文化的取舍，做到不盲目、有主見，有自己的性格，我們進行了這次調查。

二、調查的主要內容

1、非主流的正確定義

2、中學生對“非主流”現象的看法

3、家長、教師“非主流”現象的看法

4、非主流對中學生的利與弊

三、調查的方法

1、查找資料

2、問卷調查

3、采訪等

第五篇：中國古代誠信觀念的演變及對當代大學生誠信教育的啟示

古代誠信觀念的演變及對當代大學生誠信教育的啟示

（西南大學國防生選拔培養辦公室：郭亮）①

摘 要：中國古代誠信觀在先秦時期萌芽確立，鞏固發展于秦漢時期，宋明兩代被延伸拓展，明末至清得以經世致用。挖掘傳統誠信觀中有價值的道德因素和內在的倫理精神，為提高當代大學生道德修養，加強誠信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關鍵詞：古代誠信觀 演變 誠信教育 啟示

誠信是中國道德的基本規范和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中國的倫理體系中歷來都倍受推崇，甚至被奉為圭皋。中國的誠信觀源遠流長，作為一種價值理念伴隨著歷史進程的推移不斷得到豐富發展。認真梳理中國傳統誠信觀的演變，可以充分挖掘古代誠信教育中有價值的道德因素，為我們今天克服誠信危機，重塑大學生誠信美德提供寶貴的思想文化資源。

一、的演變古代誠信觀念

（一）、萌芽確立：先秦時期

上古時代和夏商周時期，就已經萌芽了樸素的誠信觀，到了春秋戰國，中國古代的誠信觀念基本得以確立。在當時除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提倡重視誠信外，其它諸子百家也都意識到誠信的重要性，并對誠信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和系統的闡釋，此時的誠信觀也由以前的感性意識上升為理性的思考。在各家思想互相碰撞與交流中，古代誠信觀的框架得以搭建。

中國古代最早的歷史文獻《尚書》中已有“誠”的出現，《尚書·太甲下》中記載：“神無常享，享于克誠”，這里的誠主要是指對鬼神的虔誠，具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而到了《周易》中，“誠”被看做是個體安身立命的根基，已具有道德本體論的含義。《周易·乾》中提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就是說真正的君子應該在誠的基礎上把提高道德修養和建功立業結合起來。春秋以前對誠信的文字記載不是非常豐富，但卻是古代誠信觀念產生的起源，并為中國傳統誠信觀的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誠信”問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儒、道、法、默諸家都有論述，而闡釋最豐的當數儒家。在孔子的思想中，誠信被看作是立國之基、為人之本、交友之道。《論語·顏淵》記載，其大弟子子貢曾向孔子求教為政之法。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把信放在治國的首位，體現了孔子提倡的誠信政治價值。孔子還反復告誡弟子“言必信，行必果”（《論語·子路》），“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孟子在孔子誠信觀的 ① 作者信息：郭亮，男，2007年7月參加工作，講師，國防生選拔培養辦公室工作，手機：*** 基礎上，將誠信列為人倫道德的重要規范，提出了五倫說，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騰文公上》）。其五倫說概括出了古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確立了“信”為處理人際交往中的一條基本原則。此外，孟子還給出了思誠的命題，《孟子·離婁上》記載：“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他把誠看成是天的本性和自然界的規律，“思誠”則是做人的方法和訣竅，對“誠”做出了本體意義和道德意義上的規定。荀子順著孔孟誠信思想的客觀方向，作了大跨度的邁進，對誠信道德做了較為全面的闡述。他認為，誠信是個體必須具備的基本品質，也是統治者的治世之道，強調社會各行業都必須以誠信為本。《荀子·不茍》中說：“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荀子把誠看成是人生最高境界和個人道德修養的主要原則，并且還強調：“誠者，君子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修身》）。相對于儒家的誠信觀，道家追求的誠信更側重于“真”、“信”兩方面，認為人類最根本道德就是真樸之德。老子要求人們“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老子·六十三章》）。強調即使對不守信的人，也要信任他，這樣才可以使人守信。這反映了老子對真實、誠信的追求。莊子則提倡順乎自然，真實不欺的誠信品德。所謂“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莊子·漁夫》。莊子把“本真”看做是精誠的最高境界，不精不誠，就不能感動人，對誠信有了新的理解。墨家則始終把誠信作為評價人的一條重要道德標準，推崇忠信之士。墨子說：“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法家雖然主張以法治國，但卻非常看重道德規范中“誠信”的功能。商鞅把“信”與“法”、“權”并列，共同認為是治理國家的三條綱領：“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商君書·修權》）。法家學說集大成者韓非提出“巧詐不如拙誠”《韓非子·說林上》，認為誠是處事之方法，并進一步指出：“小信則大信立，故明主積于信”（《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以此告誡君主治國要取信于人。

通過先秦諸圣賢的論述，“誠”與“信”逐漸在中國的傳統倫理體系中成為核心內容之一，古代誠信思想也在這個時期基本得以確立。

（二）鞏固發展：秦漢時期

隨著漢代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綱領，儒家的誠信思想更加得以繼承和發揚。“信德”被統治者欽定為“五常”之一，納入治理國家的重要內容，使得“信”逐漸成為滲透于社會生活各領域的重要道德準則，對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漢武帝時期，出于政治需要，董仲舒建立了一整套周密的“三綱五常”封建倫理思想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信”與“仁、義、禮、智”一起一同概括為“五常之道”。“夫仁、誼（義）、禮、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修飭也，王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春秋繁露·舉賢良對策之一》）。嚴格地講，董仲舒所提倡的信，與先秦諸子所講之信是有區別的。他的信是單向的，重在強調臣對君的信，以便于君對臣的管理，從而鞏固封建中 央集權統治，作為臣民必須：“至忠厚言，以事其君”，而且這種信必須以“禮”對其進行規范，所謂“好為大夫者，宜厚期忠信，敦其禮儀”。盡管董仲舒的倫理思想帶有單向性，但他將信作為五常之一，加強了誠信道德在中國傳統道德規范中的地位。從此以后，信作為五常之一，既體現了封建社會中人們的社會關系，如臣對君誠；又規范了人們的道德行為，如朋友之間守信等。在這方面，董仲舒對當時社會誠信道德的建設是有很大貢獻的。

秦漢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確立和鞏固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正式成為統治思想。由于儒家思想最適宜維護封建統治，所以自此以后它就成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主流。特別是董仲舒倡導的“三綱五常”，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接受和推崇，作為五常之一的“信”，也由此而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心理之中，對后世產生著無可估量的影響。

（三）延伸拓展：宋明兩代 自漢代以后，各朝對誠信的論述都因襲不斷，到了宋明時期隨著理學的復興，誠信再次被大家所重視。理學家們把對“誠”的理解進了延伸拓展，上升到一種哲理化的層面。他們認為誠是天理的本然，是天人合一的基礎，是人身心內外合一的根源。

宋明理學的開創者周敦頤建立了以誠為中心的思想體系，《通書》第一章記載：“天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在這里，誠被認為是萬物的開始，同時他將宇宙觀中的誠同道德觀中的誠統一結合了起來。周敦頤還特別強調以誠為本的道德本體論，認為：“誠者，圣人之本”（《通書·誠上》）；“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書·誠下》）。在他看來，仁義禮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皆以誠為基礎。而另一著名的理學家朱熹則認為“誠”是宇宙天理的本然，人們的所作所為必須合乎天理。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說：“誠者，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誠”是“天理”的組成部分，客觀世界是本然存在的，“誠”也是本然存在的。他還說：“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之心，能不違于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有違于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朱子語類·第二十一》）這里朱子特別強調了忠信在做人之道中的作用，把忠信看做是為人處世的木之本、水之源。

宋明理學對“誠”的闡釋，體現了一種天地一體的思想，誠的意義超越了生命個體的約束，獲得一種合乎天道的境界，是一種形而上的誠的存在。

（四）經世致用：明末至清

由于經濟的發展，商業繁榮，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出現，明末至清時期的誠信觀明顯帶有經世致用的思想痕跡。

王夫之指出：“夫誠者，實有者也”，“誠，以言其實有者爾”（《四書訓義·中庸三》）。“誠”在王夫之那里首先是作為實有的概念，指人們尊重客觀規律的態 度。在他看來，誠是主體人對客體事物的認知和把握，他在《四書訓義·大學》中指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目，既是修身的前提亦是修身的次序。實際上，在商業經濟發達的清代，受誠信道德的影響，商人經商過程中也非常注重標榜誠信。清初商人孫緒燮“廢學而奮于賈，嘗病市道詐偽，曰：信義人所棄，自我得之，則富貴也”。于是，“人爭恭之交易者，不重千金，而重翁一言”。明清最強大的晉商和徽商在總結自己的經營之道時，也都把誠信放在首位。徽商吳南坡表示，“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飾價為欺。”主張誠信為本，堅守以義取利，是徽商一以貫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獲得了良好的市場信譽。從根本意義上說，將誠信作為經商從賈的道德規范，正是徽商獲得成功的要訣所在。隨著時代的變遷，中國傳統誠信觀到清代普遍的得到實用化。

千百年來，中華民族視誠信為自身的行為規范和道德修養，使誠信成為安身立業、社會交往、治國安邦之根本。在傳統道德體系中，誠信之德成為中國傳統倫理的結合點，與封建道德的其他規范相互貫通并居于核心地位。作為一種“善德”誠信始終為社會各階層所推崇，歷代思想家都不斷挖掘和提升它；統治者出于穩定江山社稷的迫切政治需要，也不斷強化它，使之以封建綱常的形式居于社會道德的主導地位；在社會大眾層面，崇尚明禮誠信逐步成為一種文化傳統，內化為我們民族的一種精神特質。這就使誠信之德在中國封建社會實際上成為維系社會秩序必不可少的道德之網的“網上扭結”，其教化功能、調節功能和導向功能綿延千年而不衰。

二、古代誠信觀對當代大學生誠信教育的價值 在當今的大學生中，相當程度上存在誠信缺失的現象。求職作假、考試舞弊、貸款不還、論文抄襲等行為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嚴重阻礙了大學生的全面發展，誠信危機成為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在探究解決方法時，我應當不能忽略從傳統道德資源中尋求先哲智慧，著力挖掘傳統誠信觀中有價值的道德因素和內在的倫理精神，為提高大學生道德修養，加強誠信建設提供寶貴的借鑒。

（一）追求“內誠于心”的誠信理念。

古人把講誠信作為自己為人處事的內心向往和追求，把誠信道德規范內化為 自我良心的自覺，視之為終身為奮斗的目標，因此，具有很強的自律性和穩定性。先哲重視修身立業，并把修身放在首位。《易經》云：“君子進德修業”，告誡人們做人要有德有為，而有德是有為的前提。《禮記·大學》記載：“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里把“意誠”放在了提綱挈領的位置，是心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講誠信是內心的自律覺悟，不是什么外在動機的需要。而在現今很多大學生的眼里，誠信思想中的功利化因素嚴重，他們將講誠信作為一種工具，使講誠信成為一種有條件的接受，而不是一種自覺自為的行為。價值取向的功利化目標使部分大學生在道德行為上的自我意識比較明顯，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日益突出，在涉及到自身利益時，常常以犧牲道德原則為代價，其直接結果便是使失信行為的發生變 得理所當然。從這個意義上講，古代的誠信觀是具有可借鑒的現代價值的。當代大學生只有把講誠信作為自己自覺的行為，才可能達到“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思想境界，才能經得住外在事務的誘惑，才能真正成為講誠信的人，有道德的人。

（二）借鑒傳統誠信觀中的踐行方法。

中國古代誠信教育中特別注重實踐的作用。《禮記·淄衣》中說：“聽其言 觀其行”，“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孔子強調的是必須踐行誠信，誠實守信不能僅停留在口頭上，而要體現在行動中。在《論語》一書中更是隨處可見孔子對身體力行的要求。例如“敏于事而慎于言”，“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等等。古代的誠信教育告訴我們一定要引導大學生從點滴小事開始就得樹立誠信理念。在實踐中讓大學生體會誠信、理解誠信、自覺的遵守誠信。如此，誠信也才可能內化為廣大學子的自覺行為。

（三）加強傳統文化教育，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質

我們在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用來約束大學生失信行為的同時，應當同時注重對他們進行人文素質教育，培養大學生的高尚人格。人格是做人的根本，也是誠信穩固的保障。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誠信的內容極其豐富，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著作中對誠信就有非常深刻的論述，其它一些歷史書籍，家訓家規中也隨處可見誠信內容。培養大學生的誠信意識主要來源于個體內心的道德理念，以及社會良好的人文生態環境。只要每一個人的人文素養提高了，誠信的重塑將不再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因此，我們應當注重用中國傳統文化來提高大家的誠信素質，從而幫助學子們樹立誠信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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