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任建宇案透視我國勞動教養制度

安 琪

（華東政法大學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摘 要：我國勞教制度作為特定時代背景下政策定位的產物，在當下中國已備受責難，任建宇勞教案作為典型案件反映著我國勞動教養制度背后的權力與權利的劍拔弩張的緊張關系。勞教制度需要由輕罪處罰機制加以替代，以限制國家公權力并保證個人權利和自由不受任意侵犯。

關鍵詞：勞動教養；權力制約；輕罪處罰制度

中圖分類號：D92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9-0099-03

一、勞教制度的發展演變

起源于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勞動教養制度（下簡稱勞教制度）是一項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制度，1957年8月1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同年8月3日由國務院公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標志著勞教制度在法律上的真正確立。1961年，公安部發布《關于當前公安工作十個具體政策問題的補充規定》，對勞動期限作出進一步說明。

1979年11月29日，經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批準，國務院于12月5日公布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規定》，并將1957年頒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重新發布實施。1982年1月21日，經國務院批準轉發公安部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辦法》對適用勞動教養的對象從《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規定的四類對象擴大到六類。① 勞教制度的產生之初，適逢我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階段，社會與法治環境尚不成熟，對人權的漠視往往使得公權力肆無忌憚的剝奪公民人身權。但隨著人民物質生活提高，特別是網絡傳播技術打破了言論的壟斷后，勞教制度逐漸作為政府的維穩工具被大肆使用，使其成為法制建設中的“荒地”，飽受爭議。

二、大時代里的小人物——任建宇一案始末

（一）匪夷所思的“罪證” 2011年8月18日，時年25歲的大學生村官任建宇被警察帶走，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警方所認定的罪證是他在網上發表和轉載的“一百多條負面信息”。同一案情，卻有兩種結論。9月23日，重慶市檢察院向市公安局下發了《不批準逮捕決定書》；恰在當天，重慶勞教委認定，任建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一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實”，決定對他處以兩年勞教。現有的公開的重慶市警方認定的“罪證”共有十條，其中包括五張轉發的圖片，一句轉載自電影《建黨偉業》臺詞“結束***，民主自由萬歲”句子，三條涉及對體制及“唱紅歌”看法的微博，一篇嘲諷所謂專家的日志以及“不自由、勿（毋）寧死”文化衫。② 根據重慶市勞教委辦公室副主任傅強的說法，任建宇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等法律，認為他“利用互聯網造謠、誹謗或者發表、傳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簡單分析下警方所列出的證據，不禁讓人產生疑惑，借鑒刑法中“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構成要件可知，該罪名客觀要求有著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僅僅在網絡上發表及轉發評論就成為“組織、策劃”者了呢？更令人不解的是任建宇在網絡上發表的大部分的內容并非他本人的原創，原創者沒有受到處罰，轉發者反而身陷囹圄。這似乎是公權力在用個案向中國億萬網民的權利宣戰，意圖以個案產生以儆效尤的效力。

（二）為什么是任建宇

任建宇一案被媒體曝光后引發了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這與他“大學生村官”的標簽密不可分，但令人倍感諷刺的是這位“反革命分子”能以選調生的身份考入重慶彭水縣，成為體制內的一名村官。這種體制內的身份，并沒有給任建宇帶來“免死金牌”，或許，正是由于他的這一身份，使得他的言論受到不同尋常的關注，至于是否是他今天牢獄之災的主要原因如今也未可知。

（三）并非首位因言獲罪之人

2012年8月15日，任父任世六向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重慶市勞教委作出的《勞動教養決定書》。2012年9月19日，重慶市勞教委以“處理不當”的理由撤銷對任建宇勞教的決定，隨后，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以“起訴超過法定起訴期限”駁回了任建宇的申訴。2012年11月，任建宇起訴重慶市勞教委，要求恢復公務員身份。12月28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對“任建宇勞教訴訟案”做終審裁決，駁回他的上訴，維持原判。任建宇勞教一案在起訴與申訴中漸漸落下序幕，然而，他并非首位因言獲罪之人，僅在重慶，就發生過“彭水詩案”、“一坨屎案”等諸多備受關注的勞教案。幾個典型案件都具有類似的案情：互聯網上的一篇嘲諷性評論意外收到公權力機關的“垂青”，美其名曰“勞動教養”，實則是采用強制的手段剝奪公民人身自由，以達到“噤聲”的效果，公權力何以對私權利任意踐踏？把權力關進“籠子”里真的如此困難重重嗎？

三、勞教制度背后的權力與權利

權力自古就被貼上“易被濫用”的標簽，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在《權力與自由》一書中表達了他對權力極為負面的看法：“權力，不管它是宗教還是世俗的，都是一種墮落的、無恥的和腐敗的力量。”他還總結出了著名的“阿克頓定律”：“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③

在勞教制度背后，顯示了權力極度擴張的趨勢。其最大特點亦是最遭詬病處，是不經正當法律程序長期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這項限制和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決定不經檢察院審查起訴和法院審判，而由行政機關實際全權掌握。如今，權力濫用的惡果愈發的凸顯，如何制約權力保障權利便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權力制約模式及其局限性 1.以權力制約權力

“以權力制約權力”一直是倍受推崇和并在國內外得到大力推行的權力制約模式。該模式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權力對等，然而在勞教制度中，我們看到的卻是立法權的濫用、行政權的過度擴張及司法權被侵占。根據《行政處罰法》、《立法法》的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而我國勞教制度的法律根據是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和公安部的規章，在實踐中勞動教養的具體實施更被許多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所突破。這種現象導致我國規范勞動教養的法律法規多而雜亂，且相互之間沖突甚多。況且目前我國的勞動教養權是行政權的一個重要部分，實踐中公安機關集偵查權、裁判權、復查權于一身，而且這樣一種可以長時間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在決定、執行的過程中，司法機關沒有任何插手的空間，這是典型的行政權對司法權的侵占，導致了司法權的獨占性和權威性大打折扣。

2.以法律制約權力

“以法律制約權力”即由法律規定權力行使方式和法律程序、權力的主體、權力的內容和邊界、權力行使者的職責和濫用權力的法律責任等。然而在勞教制度中，立法權被過度下放，使得勞教制度授予了公安機關、勞教委和地方政府在法律之外限制人身自由的權力，成為控制思想、維護社會秩序的意識形態工具。同時，法律作為專政的意識形態工具是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作為利己行為的立法往往體現的是社會統治層的政治意志，或曰立法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權力而不是制約統治階級權力。從權力與法律的這種本質聯系中可以看到，“以法律制約權力”也不能完全達到有效制約國家權力的目的。3.以權利制約權力

“以權利制約權力”具體而言可以通過公民的監督權促使國家權力的規范行使，通過行政訴訟使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國家行政權，通過公民的違憲審查請求權對立法權實行制約，通過上訴權和再審申訴權等措施來制約司法權。反觀我國勞教制度，雖然對決定不服可以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但復議、訴訟期間不停止原決定的執行使得救濟的結果大打折扣。而且由于勞教法律規定的不完善，行政訴訟中判決行政機關敗訴的很少，被勞教人員出于經濟考慮一般不起訴。從大背景下看，我國目前市民社會本身不夠健全，社會很難以形成相對一致的合力對強大的國家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使這種制約模式顯得勢單力薄。

四、廢除抑或改革——如何預防下一個任建宇的出現

綜合上述對勞教制度的法理分析可知，隨著法治進程的加快，勞教制度實際上就逐漸轉化為對違法和輕微犯罪等不法行為的制裁和處罰。但是，其始終沒有被納入民主與法制建設進程的范圍，仍然在新的“政治”框架下，沿用著過去的行政機制。學界對于勞動教養的出路，大致有三類主張：一是主張保留并強化，認為勞教制度創建以來，不僅為穩定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把大量被收容人員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這一制度只能加強不能削弱。二是廢除，主要理由為勞教性質含混，操作過程缺乏監督，易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權，是法制不健全時代的產物，應予以取消。三是主張改革，認為當前我國正處在劇烈的社會轉型期，在這種形勢下，完全取消勞動教養制度不切實際。但因其存在重大缺陷，需要進行徹底的改革。而對如何改，則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④

筆者認為，勞動教養制度的存在與我國目前的社會現狀密不可分，在搖旗吶喊著廢除勞教制度的同時，更應當關注于勞教制度的替換制度。筆者傾向于在我國建立輕罪處罰制度來替代勞教制度。勞教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司法程序外的社會控制手段，被行政權用來單方面、高效率地剝奪公民人身自由，是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輕罪化并不意味著嚴格的刑事犯罪化和刑罰化，可以通過制度設計使其成為程度很低的“準犯罪”。目前，我國將事實上同質的社會危害行為分為犯罪、勞教和治安處罰三種方式處理，立法的成本高且難以達到法治的統一。通過勞動教養立法使其輕罪化，可以實現其法律化、司法化和程序化。并且勞動教養立法中的“犯罪化”和“輕罪化”的建構不得背離勞教立法的基本目標：改善受處分人的生存狀態。最后，需要反思的是，在任建宇的悲劇當中勞教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可以說，對任建宇而言，勞教制度只是道具而已，罪魁禍首是當時地方執政者對法治的蔑視、對言論自由的壓迫與摧殘。其實勞教問題只是一個符號或表象，它折射的核心問題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的需要，國家權力的行使可否忽視公民個人權利？若權力機關對待公民私權一直采取漠視的態度，那么勞教制度存廢與否的爭議性亦不存在任何實質意義。

第二篇：從唐慧任建宇案件淺談我國勞動教養制度

畢業論文

題目：從唐慧、任建宇案件淺談我國勞動教養制度 姓名：郝帥

學號： 1015043248

系別專業：應用法律系罪犯矯治 指導教師：魯玉蘭

完成日期： 2013-5-10

從唐慧、任建宇案件淺談我國勞動教養制度 【內容摘要】：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是根據1957年8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8次會議批準頒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及有關法律、法規建立的，依照法律規定，勞動教養不是刑事處罰，而是為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減少犯罪，對輕微違法犯罪人員實行的一種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現行的勞動教養制度的缺陷日益顯露，無論從立法上還是從司法上，都沒有給其一個“名正言順”的地位。相反，它的存在和功能卻越來越多的受到人們的不斷質疑，因此它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就顯得非常尷尬，改革并完善這一制度勢在必行。

關鍵詞：勞動教養缺陷沖突與國際精神公約不符改革 目錄 引言 3 一案情回放 3 二案情評析：從唐慧，任建宇案件中當映出我國現在勞教制度存在的問題 3

（一）我國勞動教養制度概述 3（1）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緣起 3（2）勞動教養的對象 4(二）從唐慧，任建宇的判決中體現出勞教制度的不合法性 4（1）違背基本人權 4（2）違背法治原則 5（3）與我國參加的國際人權公約相沖突。5（4）缺乏救濟內容的詳細規定 5 三通過唐慧，任建宇案件對我國教養制度的改革建議 6

（一）明確我國勞動教養的性質 6

（二）改革我國勞動教養的決定機關 6

（三）統一和規范我國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 7 結論 7 參考文獻 8 引言：現行的勞教制度,為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一些相關規定和認定程序存在不少問題,此前已廣受爭議。縱觀近年引發熱議的勞教案,一個尤其值得擔憂的趨勢是,有些地方政府將勞教當作了打擊上訪者的工具。我國勞教制度是去還是留。一案情回放

二案情評析：從唐慧，任建宇案件中當映出我國現在勞教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勞動教養制度概述（1）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緣起 勞動教養制度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中央發動的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運動中的內部肅反運動，為了讓解決一批因為歷史問題而被羈押難判刑，逐步建立起來的。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這個指示首次提出“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于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去又會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從法律上講勞動教養制度始于1957年。1957年8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了經過1957年8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十八次會議批準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該決定的初衷是為了管理“游手好閑、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主要針對的對象是“不夠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合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又會增加失業的人員”。直到1979年11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明確勞動教養制度可限制和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長達13年，必要時可延長一年。但以后在實踐中常出現重復勞教問題。1982年1月21日頒布《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針對的對象包括“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線和大型廠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人。1986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通過了《治安管理處罰條例》，1990年12月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通過了《關于禁毒的決定》。1991年9月，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又通過了《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等。（2）勞動教養的對象

(1)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2)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團伙中，不夠刑事處分的(3)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4)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分的(5)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

從這六項規定的范圍內看，筆者認為唐慧任建宇的行為不能夠占其一項，并且從規定的來看，他們都更像陳述的受害者，是應該被保護的對象，而不是勞教的對象。(二）從唐慧，任建宇的判決中體現出勞教制度的不合法性（1）違背基本人權

人權之為人應該享有的權利。人身自由權是人權的重要內容也是作為人的一項基礎性權利。憲法第3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 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 或者人民法院決定, 并由公安機關執行, 不受逮捕。”勞動教養制度規定的是屬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 無法在《憲法》中找到有力依據。在唐慧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唐慧為了女兒幾經周折未女兒伸冤，但是最后唐慧被押送到位于湖南株洲的湖南省白馬隴勞教所，理由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判處勞動教養1年6個月。刑法中的幾大主刑，有期徒刑可判處緩刑，拘役最長不超過1年，管制更比拘役要輕得多。然而，僅僅是行政處罰的勞教，執行的時限是1-3年，一定條件下還可延長1年。而任建宇的判決是2011年9月23日，重慶市勞教委下達了勞教決定書，決定將任建宇送往涪陵勞教戒毒所，勞教期為兩年。并且，對當事人執行勞教，不需要經過法院判決。并且勞教制度還規定而被勞動教養的人，則要收容于專門的戒備森嚴的勞教場所，節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可見，被勞動教養人的違法程度與對被勞動教養人處罰的嚴厲程度不相適應，侵犯了被勞動教養人的基本人權。所以，勞動教養制度無疑是對公民人身自由權——這一基礎性的基本人權——的嚴重侵犯。（2）違背法治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前行使勞動教養審批權的法定機構是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由公安、民政、勞動等部門負責人兼職組成，未設專職負責人。其權限主要有兩項：一是審查批準作出勞動教養的決定，二是批準提前解除勞動教養、延長或減少勞動教養期限。而實際這兩項職權分別是由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部門行使的，上述兩機關是在沒有明確法律授權的情況下代行勞教委職權的。我國于1998年簽署加入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按照一般理解，這里的法律應是指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程序是指司法程序。《立法法》明確規定：對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來規定。而勞動教養作為剝奪人身自由可以長達三、四年之久的強制措施，由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確立，并且不經過司法審查程序便可由行政機關徑行作出決定，顯然與現代法治原則相悖。（3）與我國參加的國際人權公約相沖突。

《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一項規定：“人人有權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剝奪自由的人，有資格向法庭提起訴訟，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決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時命令予以糾正”。而從唐慧，任建宇案件來看，并不是國家的法律來確定的，而是根據一些行政機關制定的法規來決定的。但是他們這些行政部門的規章是不能直接用來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的。（4）缺乏救濟內容的詳細規定

唐慧被勞動教養的消息被公布后，卻引來輿論的一片嘩然。2012年8月8日,湖南省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受理唐慧對勞動教養案的復議。唐慧的勞動教養決定經復議被依法撤銷。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當事人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有異議的，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有關規定執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被處罰人可以提出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但是對于勞動教養制度，如果說它是行政處罰，無明文規定；如果說它不是行政處罰，又由公安機關審批而限制了人身自由。《行政訴訟法》規定，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不服可以提起訴訟，但沒有一部法律明確規定“勞動教養是行政強制措施”，據筆者所知，即便是勞動教養復議這一法定救濟手段也面臨一些突出問題，如：同級復議或以復查代替復議，變相剝奪被勞教人員的復議申請權，不遵守復議期限，等等。這里唐慧的復議被撤銷的原因應該很清楚了。

三通過唐慧，任建宇案件對我國教養制度的改革建議 我國勞動教養的目的就是預防犯罪、改造行為人。所以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對我國勞教制度進行改革。

（一）明確我國勞動教養的性質

性質不明是制約勞動教養向前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對勞動教養進行定性是完善勞教法律制度的關鍵。勞動教養制度自從創建以來,迄今還沒有一個正式的“說法”。與創建時相比,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已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不再是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而成為打擊處理違法行為的一項重要手段。因此,筆者建議在修改和完善勞動教養法律制度時,首先要明確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為了防止勞動教養法律成為“準刑法”,應明確堅持勞動教養作為一種行政處罰的性質,將其歸入行政法范疇。

（二）改革我國勞動教養的決定機關 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必須保障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作為限制或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勞動教養制度是以實現社會防衛為目的的，所以勞動教養立法應遵循國家優位理念，維護國家利益。未來的勞動教養立法在實體和程序上都要充分體出公平與正義。筆者認為, 由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負責勞動教養的決定權,并不能解決勞動教養中存在的問題,而相反,這種做法極易因治安形勢變化而實際上變成一個機關說了算的局面。對公安機關名正言順地實施審批權這樣的做法, 是對現實中由公安機關一家包辦勞動教養做法的認可, 直接違背了行政法上自己不可以當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則。同樣不能解決勞動教養實踐所出現的種種問題。因此,從法治原則及公正適用勞動教養的保護社會,維護人權的角度考慮,筆者建議, 建議將勞動教養作為一種限制人身自由的非刑罰方法納入刑事制裁, 在法院內部新設立專門的治安法庭或治安法官來審查裁決。理由是:《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而現行的勞動教養制度, 將有罪還是無罪的認定權賦予公安機關行使,違反了定罪權由法院統一行使的無罪推定原則；在實踐中大量存在的證據不足被勞動教養現象,又違背了疑罪從無的原則。為此,對勞動教養的審查決定權,應當由人民法院行使。鑒于當前法院的刑事審判任務本來就比較重, 其審判的主要對象應當定位于確實有罪并應受刑事處罰的人員,對應當處以勞動教養的對象(這些人不夠刑事處罰但又必須給予適當處理)可以借鑒一些國家治安法院的體制。建立治安法院的體制, 使勞動教養決定程序司法化,可以避免勞動教養實踐中存在的種種弊端與不足,準確運用法律,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還可以在國際人權斗爭與合作中爭取主動。勞動教養司法化, 其實質就是由法院行使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制約權。

（三）統一和規范我國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

筆者認為, 在確定勞動教養適用對象時, 應依勞動教養的性質、作用, 根據相關法律的規定和實際需要而確定。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應是主權范圍所及的每一個符合適用勞動教養的人, 不宜存在適用對象的城鄉差別、地域限制。勞動教養是以強制適用對象進行勞動為內容, 不滿16周歲和超過60 周歲的人被強制勞動,與有關法律規定相抵觸。對未成年人,應嚴格把關，從寬處理。如有破壞勞動紀律行為的人、反社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以及破壞分子等, 有的已與當今的法治觀念不符, 有的是政治產物, 在確定勞動教養對象時應予以剔除。對復吸毒人員, 建議以強制戒毒代替勞動教養。勞動教養所的醫療條件與強制戒毒所的條件有一定差距,將復吸毒人員送強制戒毒所, 對其實現康復有益。在立法技術上,要改進現行勞動教養法規定存在的一些用語不夠規范的現象。例如犯罪團伙就不是法律用語。犯罪團伙可能屬于一般共同犯罪的情況, 也可能屬于犯罪集團的情況,在吸納勞動教養對象時, 在立法上要注意避免類似問題。結論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只有確保制度供給跟得上時代腳步，確保法律規章不斷與時俱進，才能將一切權力運行納入法治軌道。改革勞動教養制度已成社會共識，而唐慧們和任建宇們的遭遇則掀起勞教制度存廢的思索。為了杜絕更多的類似唐慧，任建宇的案件發生，勞動教養制度一定要緊緊適應法制建設的形式發展進一步修改，健全完善，做到執法有據、號令統一、獎罰分明，才能更加切實有效地落實好勞動教養的執法活動，才能使勞動教養機關順利地完成其應有的職能作用，更好地為國家，為黨和人民服務。參考文獻：

1《中國勞動教育簡介》

2《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處罰條例》 3《河北法學》2010年第8期

4《法制與經濟》2010年第259期

5《制定有中國特色的收容教養法探索》 6《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7《論勞動教養適用對象規定的完善》

第三篇：淺論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憲法學思考

淺論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憲法學思考

論文關鍵詞：勞動教養制度 憲法原則 憲法規范

論文摘要：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創設至今，其在預防和減少犯罪、維護社會治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從憲法學角度分析，我國現行的勞動教養制度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其不但與我國憲法所體現出的一些憲法原則背道而馳，而且直接違反了我國憲法規范的具體規定本文將以憲法學的視角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分析，論證該制度與我國憲法原則及規范的相悖，從而引發人們對改革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思考。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創立于2O世紀50年代。1957年8月1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于8月3日公布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規定對四類人實行勞動教養。這是中國第一部勞動教養法規。1979年l1月29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l2月5日公布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規定》。1982年1月21日，經國務院批準，公安部發布了《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對勞動教養的具體實施作了詳細規定。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創設至今，其在預防和減少犯罪、維護社會治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從憲法學角度分析，我國現行的勞動教養制度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其不但與我國憲法所體現出的一些憲法原則背道而馳，而且直接違反了我國憲法規范的具體規定。

一、我國勞動教養制度與憲法原則相違背

(一)我國勞動教養制度與基本人權原則相違背

基本人權原則是近代各國憲法所普遍確立的原則。“人權在本質上是指人之為人應該享有的權利。”我國憲法亦確立了基本人權原則，特別是在2004年憲法修正案中明確提出“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彰顯了我國憲法對于人權的重視和保護。而人身自由權是人權的重要內容也是作為人的一項基礎性權利。

首先，勞動教養制度是一種限制人身自由、強制進行勞動的懲罰性措施。這種對人身自由的限制無論是從法律依據方面還是從決定程序方面都不符合憲法和法律對限制人身自由法定情形的規定。其次，勞動教養作為一種行政處罰，其適用的對象主要是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不夠刑事處分的人。但從勞動教養的期限以及剝奪被勞動教養人員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卻比適用于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這兩種刑罰還要嚴厲。從期限上看，管制是3個月～2年，拘役是1個月～6個月；而勞動教養則是1年～3年，必要時可以延長至4年。從限制自由的程度上看，被判處管制的罪犯，在原居住地執行屬于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開放性刑罰，被判處拘役的罪犯，就近執行，每月可以回家l天～2天；而被勞動教養的人，則要收容于專門的戒備森嚴的勞教場所，節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僅如此，刑法對于被判處拘役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定的條件下，還可以適用緩刑；而勞 動教養則無此類規定。這樣，一個受到定罪免刑判決的罪犯，可以不需要被剝奪一天的人身自由；而一個犯有同樣罪行而受到勞動教養處理的人，卻可能被剝奪人身自由長達3年甚至4年。可見，被勞動教養人的違法程度與對被勞動教養人處罰的嚴厲程度不相適應，侵犯了被勞動教養人的基本人權。所以，勞動教養制度無疑是對公民人身自由權——這一基礎性的基本人權——的嚴重侵犯，同時也間接侵犯了公民的精神自由和經濟自由。勞動教養制度與我國乃至世界各國憲法的確立的基本人權原則相違背。

(二)我國勞動教養制度與法治原則相違背

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的概念，二者是兩種截然相反的治國方略。法治是憲政的實現途徑，現代民主國家都以法治作為基本的治國方略。我國憲法也確立了法治原則，在1999年憲法修正案中明確宣布了法治原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并且憲法還通過對憲法最高效力、法律平等原則以及司法程序等內容的規定，進一步確立了法治原則。

勞動教養制度作為一種限制人身自由的懲罰性措施，其創立和實施應該符合法治原則的精神。但是，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在合憲性與合法性方面都存在嚴重缺陷。首先，我國勞動教養制度與我國憲法對人身自由保護的條款相沖突。對此下文將在論述我國勞動教養制度與我國憲法規范相違背時作具體分析。其次，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在法律依據方面與我國已生效的立法相沖突，不具備合法性。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是根據中央的兩次《指示》創辦的，是～項政策性措施，《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在1957年8月的公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勞動教養法律制度的創立，此后在1979年全國人大又批準頒布了《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國務院的《決定》和《補充規定》也就成了勞動教養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但從法理上講，《決定》和《補充規定》只是具有“準法律”性質的行政法規。1982年國務院批準了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作為現行勞動教養制度運行的主要法律依據，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試行辦法》是對《決定》和《補充規定》的完善和補充，其只能算是“準行政法規”性質的部門規章。而《立法法》第8條第5款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規定。”《行政處罰法》第9條第二款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第l0條第l款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勞動教養作為一種嚴重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其法律依據僅是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顯然缺乏充足的效力。并且，《行政處罰法》第64條第2款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于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而《行政處罰法》頒布以后，國務院的《決定》和 2 《補充規定》卻未作任何修改，這也不符合《行政處罰法》的要求，與該法相違背。可見，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既存在違憲性也存在違法性，破壞了法制的統一，有損法律的尊嚴，與我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相違背。

(三)我國實施勞動教養的決定程序和救濟程序與權力制約原則相違背

權力制約原則也是近代各國憲法所普遍確立的基本原則之一。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經驗表明，權力如果集中于一個人或某一個部門，必然會形成強迫與專制。我國現行憲法也通過確立人民對人大代表的監督權、人大對國家機關的監督權、以及對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在本系統內實行監督和制約的規定體現了權力制約原則。

根據勞動教養的法規規定，勞動教養在名義上是由“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作出決定的。但由于這一“委員會”普遍設置在公安機關內部，或者其辦公室就設在公安機關法制部門之下，有關的公章也由公安機關控制。作為這一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民政部門和勞動部門的負責人無從參與到勞動教養的審查活動中來，使得這一委員會在全國各地普遍成為一個虛設機構，真正行使勞動教養審批權的是公安機關本身。因此，《試行辦法》中所說的承辦機關與復查機構基本上就統一到公安機關身上了可以說，在中國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勞動教養的審查批準權實際是由公安機關代為行使的，公安機關所作的勞動教養決定也就是當地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的決定。這樣，在勞動教養的審批程序中，負責辦理治安行政案件或刑事案件的公安機關屬于申請者和調查者，而負責審查批準勞動教養的公安機關則屬于決定者。從表面上看，這里存在著調查者與“裁決者”之間的職能分工，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控審分離”的基本正當程序要求。但是，由于申請者和裁決者分別屬于上下級公安機關，它們在職業利益上有著干絲萬縷的密切聯系，并有著共同的懲治違法犯罪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等方面的職業目標因此，作為勞動教養的審批機構，公安機關的法制部門要服務于公安機關的基本職業利益，在作出勞動教養決定時不可能在申請者與被勞動教養者之間保持最起碼的中立性、利益無涉性，不可能做到超然和不偏不倚。這樣，對于公安機關實施勞動教養的決定權就不能實現有效的制約，其所作出的勞動教養決定的正當性受到懷疑。這種“自我申請、自我裁決”的決定程序違背了憲法所確立的權力制約原則。

此外，針對勞動教養的救濟程序也不符合權力制約原則。《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規定：“被決定勞動教養的人，對主要事實不服的。由審批機關復查。經復查后，不夠勞動教養條件，應撤消勞動教養；經復查事實確鑿，本人還不服的，則應該堅持勞動教養。”被決定勞動教養人員可以向作出決定的機關或上級機關提出申請復議，此時，公安機關既是勞動教養的審判機關又是其申訴的復查機關，3 在對勞動教養的救濟程序中缺乏其他機關對公安機關的制約和監督，違背了權力制約原則，不能使這個救濟程序發揮實效。

二、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違反了我國現行憲法規范的規定

我國現行憲法對公民人身自由的保護作出了明確規定，《憲法》第3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此條規定限定了國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條件，即國家對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必須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否則不得實施。上文已經提到，勞動教養制度是一種限制人身自由、強制進行勞動的懲罰性措施。而實施勞動教養的決定機關是公安機關，實施勞動教養的決定程序實際上是“自我申請、自我裁決”的自我審批程序。在勞動教養制度中，公安機關在沒有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的條件下就可以對被勞動教養人實施勞動教養，限制其人身自由。顯然，這并不符合憲法對國家限制人身自由的限定條件。所以，筆者認為，勞動教養制度直接違反了憲法規范的規定，是一項違憲制度。

三、結語

勞動教養制度作為特殊時期所產生的一項懲戒性制度，曾經在歷史上發揮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該制度所存在的侵犯基本人權、破壞法制統一等違憲性、違法性缺陷日益凸現。在依法治國方略的指引下，根據憲政的要求，我們必須對勞動教養制度——這一違憲制度進行徹底的廢除，并建立符合法治要求的新制度予以取代，從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加強法制的統一、促進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建設。

第四篇：淺談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

淺談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

【摘要】勞動教養制度作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制度在我國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創立之初，它對維護社會治安，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隨著法治觀念和人權保障意識在我國的不斷增強，現行的勞動教養制度的缺陷日益顯露，無論從立法上還是從司法上，都沒有給其一個“名正言順”的地位，相反，它的存在和功能卻越來越多的受到人們的不斷質疑，因此它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就顯得非常尷尬，改革并完善這一制度勢在必行。

【關鍵詞】 勞動教養 ；行政處罰；違法行為矯治

一、有關勞動教養的性質探討

首先說一下什么是勞動教養制度，勞動教養是指對那些具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但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人員所實行的一種強制性教育挽救措施，是我國特有的一種法律制度。從產生到現在，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規對其進行規范，從1957年國務院的《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到1979年的《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規定》，再到后來國務院的部門規章《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等，都對其進行了具體的規定，但關鍵問題在于，這些規定的內容混亂和交叉現象嚴重，甚至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以司法機關關于勞動教養的司法解釋代替了上述法規的現象，大大破壞了法治的建設，更使我國的法律制裁體系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無論從立法上還是從學理上，現在都沒有一個權威的對勞動教養性質的定位。在學理上主要有以下的幾種理解，“行政處罰說”，“行政強制措施說”，“刑事處罰說”，還有一種是“保安處分說”。下面我將對上面的學說作一定分析，然后再闡述一下筆者的觀點。

1．“刑事處罰說”，贊同者認為從我國現行勞動教養的剝奪人身自由的性質和期限方面來看，其執行甚至重于刑罰中的輕刑，將其屬性定位為刑事處罰符合我國的現實國情。反對者認為在我國刑法典或其它的單行刑事法規中并未明文規定將勞動教養作為刑罰處罰方法之一。雖然勞動教養是剝奪人身自由的一種法律制裁措施，在現實中的實施也確實達到了甚至超過了刑罰的效果，如《補充規定》第三條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為一年至三年，必要時可延長一年”這一條規定使得勞動教養的制裁程度超過了輕的徒刑，但是缺乏法律上的依據，因此這一觀點是有缺陷的。

2．“行政強制措施說”，持這一學說學者認為勞動教養是一種行政強制措施，首先從我國現行對勞動教養的規范性文件來看，勞動教養是對被勞動教養人員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種行政措施；而且勞動教養工作方針是“教育、感化、挽救”，可見教育的目的要高于處罰。反對者認為，對比我國的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和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就可以看出，強制措施一般是在當事人的法律行為性質尚未確定的條件下實施的，主要目的還是在于保證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而如果是對當事人處以勞動教養，那么他的行為的性質就已經被確定，而勞動教養就是確定當事人法律行為性質后進行的制裁方法。這是這一學說的最大的弊端所在。因此這一學說也欠妥當。

3．“保安處分說”，首先我來介紹一下保安處分制度，它是一種起源于西方的法律制度，在我國雖然沒有明文的規定，但是我國刑法中的非刑罰的處罰方法被學界認為是中國語境下的保安處分。有學者將保安處分定義以單純的保衛社 1

會、預防犯罪為目的，對實施了危害社會行為的無責任能力人、限制責任能力人以及具有特殊危險性的人所采取的代替刑罰或補充刑罰的治療、矯正或隔離措施。①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保安處分的兩個特征：一是其目的在于預防犯罪；二是對危害社會行為的一種處分措施。克萊因、李斯特、菲利等人是保安處分理論的創始人和倡導者，保安處分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保安處分不以有無犯罪行為為處分的條件，對于非犯罪人；亦可施以保安處分，且保安處分不一定由法院宣告，亦可以由行政機關宣告。狹義的保安處分只限于以犯罪行為為原因、以防止特定人的危險性為目的，由法院宣告，以剝奪特定人自由為內容的處分。以上所說的中國語境下的保安處分是指狹義上的保安處分。贊成者認為，從勞動教養的宗旨、任務、對象、結果來看，基本上符合保安處分的性質。反對者則認為，雖然可以認為勞動教養有一定的預防犯罪的目的，但它更多的帶有教育改造的性質，對一些具有人格缺陷的人，如經常酗酒者，吸毒者等屢教不改的人，勞動教養不施為一個好方法。但在現實中勞動教養卻被濫用。即使是初次違法，亦可適用，現實中它的性質變成了懲罰性高于教育性，教育性又高于預防性。因此從保安處分的終極目標——預防犯罪角度來說，勞動教養屬于保安處分的說法難自圓其說，且有生搬硬套和盲目繼受西方法律制度之嫌。

4．“行政處罰說”，所謂行政處罰，是指行政機關依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對當事人違反行政管理秩序，尚不夠刑罰的行為，依法定程序而給予的行政制裁。贊成者認為勞動教養的實施主體是行政機關，即具有勞動教養決定權和執行權的機關是行政機關，符合行政處罰的基本構成要件。因此將其性質定位為行政處罰是比較妥當。反對者則認為，將其定位為行政處罰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和《中華人民共國行政處罰法》的有關規定，從形式破壞了法治的要求。

5．筆者觀點，我贊同“行政處罰說”，雖然這一制度與基本法律某些條文相沖突而廣為法學界質疑，但并不影響它的定性。看一下這些基本法律，如我國行政處罰法第9條和第10條明確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這是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則”的集中體現；其次，我國于1998年10月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第9條也明確規定了“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顯然，其中所指的“法律”同樣應該是指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最后從2000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8條和第9條也可以看出，“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盡管現階段勞動教養作為剝奪人身自由的一種行政處罰不是由法律直接規定的，嚴重破壞了我國法制的統一和對人權的保障，但這只能說明這是統治階級立法上的過失，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勞動教養作為行政處罰的性質。我想反對者是混淆了“應然”和“實然”的關系了。單就從實然的角度分析，考查法律法規和我國司法實踐，勞動教養應為一種行政處罰。至于應然問題，那就涉及了勞動教養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它的終極價值問題了。

二、關于勞動教養的出路

終于解決了勞動教養的性質后，面對它今后的命運這一問題上，筆者卻陷入了困境，因為要解決這一問題實在是很復雜的，從功利主義角度講，任何一種制度在價值取向的選擇上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勞動教養立法完善同樣面臨在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維護秩序與保障公正的法制目標之間進行平衡。既要考慮成本問題，既要考慮人權保障的問題，還要考慮法律體系的統一和諧調問題，實在是一① 黃河著.《行政刑法比較研究》.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第45頁

個很棘手的問題，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失衡的處罰可以重新設定，缺失的程序可以完善，但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僅僅立法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還要綜合各方面的因素，如現實國情等。無論如何，存在問題總是要解決的，逃避是沒有用途的。概括來說，對勞動教養的態度有持廢除觀點的，有持改革觀點的，無論怎樣，勞動教養制度的完善，重點還在立法模式，勞動教養對象，勞教期限和嚴厲程度等幾個方面。保障人權應該成為它們的共同目標。通過總結，主要有四種主張：一是對勞動教養由全國人大制定單獨的法律，保留其作為行政處罰的性質，從名稱、適用對象、勞教期限、執行、監督等重要方面進行全面規定。二是將勞動教養納入《治安管理處罰法》，單獨列章，三是將勞動教養寫入刑法典，建立適合中國的輕罪制度。四是將勞動教養制度徹底廢除。

筆者比較贊同第一種立法模式，況且這也正是立法者的意圖。從全國人大目前制定的五年立法規劃上來看，《違法行為矯治法》法律草案早在2003年就被列入規劃，以期徹底變革現行勞動教養制度。違法行為矯治是對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繼承和發展。對于那些不符合時代精神和法制要求的管理制度及方法手段要實行變革；而對那些經過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管理制度及教育、矯治方法，應該認真總結并吸收進法律中去。②這樣做表面看起來不難，但實際上要在治安管理處罰和刑事處罰中給勞動教養一席之地，并且明確劃定它們之間的界限，也即行政權和刑事司法權的界限實屬不易。有學者主張在我國建立一個三級制裁體系：行政處罰適用于一般違法行為，勞動教養適用于嚴重違法行為，刑罰適用于犯罪行為。但是對于如何界定它們之間的界限實屬不易。一般違法行為和嚴重違法行為的“中間狀態”是什么？嚴重違法行為和犯罪的“中間狀態”又是什么？正如有學者認為的，勞動教養作為行政處罰是行政權對司法權的粗暴侵犯。勞動教養是刑事法治的一個黑洞。它使刑法中的罪行法定、無罪推定等成為一種虛偽。下面筆者就立法后的具體實體和程序問題提出自己的一點建議：

1．關于勞動教養的實體問題

第一，從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上看，立法上和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巨大問題在于現有的勞動教養制度在適用對象上與刑罰和治安處罰的適用交錯混雜，缺乏獨立的適用對象，我想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如果行為人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的，反映出其惡習較深，性格存在缺陷，僅僅予以治安處罰達不到對行為人矯治的效果，這也是現行法律制裁體系的不足，從這一層面上來說，勞動教養還是能發揮很大作用的。第二，從勞動的期限來看，建議將勞動教養的期限改為3個月至1年。而且將勞動教養制裁方式改為半剝奪半限制人身由的處罰，比如可以采取半天接受勞動改造半天從事自由活動的方式。

2．關于勞動教養的程序問題

如果由全國人大對勞動教養制定單獨的法律，一部分學者主張參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關規定有必要引入勞動教養司法化制度，司法化是指勞動教養的適用程序應改變目前的工作模式而采用法院審理裁定的司法制裁方法。理由：首先，勞動教養是限制人身自由較長的一種治安行政處罰，理應由司法制裁模式來承擔。其次，便于被處罰的勞動教養人員通過自己的辯護和尋求律師乃至其他司法救濟手段的幫助，以利于勞動教養處罰的合法，公正與人道。用德國著名法學家拉德布魯赫的一句名言闡述就是：“如果原告是法官，只有上帝才能當辯護人”。在目前的條件下，在法院內部設立治安審判庭比較可行，且基本符合《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和原則，且也符合對勞動教養的準確定位，既可以避免放在刑庭或行② 夏宗素.《勞動教養走向違法行為矯治》.載《中國司法》2005年第4期

政庭中審理的弊端，又可以實現勞教案件的審判活動與其他訴訟活動的合理區分與協調。另一部分學者則主張基本保留現行的勞動教養有關程序性規定，只是對現行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的性質和組成進行改革，使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脫離公安機關的限制而隸屬于司法行政部門，勞教管委會的人員可以由當地的民政部門、司法部門、勞動部門、街道或社區代表等人士組成，使其更加透明化，民主化。與第一種方法相比，第二種改革主張更加平穩和漸進，且成本要低于第一種改革。是我所贊成和主張的。

最后作一個總結：本文從勞動教養的性質談起，將其定位為行政處罰，然后從立法模式和司法模式方面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無論怎樣，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罷，堅持以人為本，推進勞教管理工作改革，形成充分體現勞教制度本質的封閉、半開放、開放式管理，充分調動勞教人員的改造積極性，從而達到教育感化，挽救的最佳效果。③關于具體的細節問題如勞動教養的名稱、對象、期限、提起、裁定、申訴、執行、監督等以及與其它規范性文件的諧調和統一，將是今后勞動教養改革者們所要認真詳細論證或聽證的，從而最大限度地在保障人權和預防、教育目的之間做出平衡。勞動教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我們要與時俱進，不斷反思并完善這一制度。

[參考文獻]

①儲槐植、陳興良、張紹彥著：理性與秩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版 ②夏宗素、張勁松著：勞動教養學基礎理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版

③姜明安著：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版

③ 儲槐植.《議論勞動教養制度改革》.載《中國司法》2005年第5期

第五篇：改革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之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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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之緊迫性

王忠輝

【內容提要】勞動教養制度作為中國特有的一項教育改造制度，自1955年創立以來，在改造違法犯罪人員和預防犯罪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這項制度發展到今天，在發揮作用的同時也不斷暴露出了諸多法理上和實踐上的缺陷，并嚴重影響著中國的法制化進程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宏偉目標的進一步實現。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改革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建立、健全合法合理的勞動教養制度就顯得尤為迫切。

【關 鍵 詞】勞動教養/作用/缺陷/改革

一、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由來

1955年下半年，我國在取得全國范圍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重大勝利的基礎上，又在機關內部開展了大規模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中共中央于1955年8月25日發布了《關于徹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對這次運動中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除判處死刑和罪狀較輕、坦白徹底或因立功而繼續留用的以外，分兩種辦法處理。一種辦法，是判刑后勞動改造。另一種辦法，是不夠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用于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又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發給一定的工資。”，1956年1月10日，黨中央又發布了《關于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該指示對勞動教養的性質、任務、指導原則、審批權限、領導和管理等問題作了原則規定。從此，勞動教養機構在全國各地陸續建立，勞動教養制度在我國誕生。

1957年8月1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于8月3日公布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1979年11月29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又于同日公布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規定》，1982年1月21日，經國務院批準，公安部發布了《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對勞動教養的具體實施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此后，全國人大常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委會又根據社會治安領域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情況，在1986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1990年通過了《關于禁毒的決定》、1991年通過了《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這些規定進一步對勞動教養的對象作了擴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規、司法解釋及有關規范性文件也對勞動教養工作作出了補充規定，如1989年國務院發布的《鐵路運輸安全保護條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處理反動會道門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等。上述法規、規章、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等規定共同構成了我國現行的勞動教養制度，指導、規范著我國的勞動教養工作。

二、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發揮的作用

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自1955年創立以來，迄今已走過了50年的歷程。50年來，這項制度在預防犯罪和改造違法犯罪人員等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僅使那些處于犯罪邊緣的人避免了繼續違法和走向犯罪，而且通過改造也使那些已經違法犯罪的人認識到罪錯，及時糾正了自己的不良行為習慣。據調查顯示：經過改造的人員返回社會后，他們中的90%左右的人都能夠遵紀守法、自食其力，有的甚至還被評為“先進模范”，成為國家建設的有用之才。主要表現在：

1、預防、震懾作用。

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及其他有關規范性文件，對勞動教養的性質、適應的對象、勞動教養的期限等內容作出了具體規定，這使得勞動教養的適用有了一定的規則和依據，這些規則和依據會有效指引行為人的行為，使行為人能夠及時根據相關規定了解和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屬違法犯罪行為，是否會受到勞動教養處罰，并有意識地預防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

另一方面，通過勞動教養的適用，不僅使得違法行為能夠得到相應處罰，起到有效遏制、預防犯罪的作用;而且也能夠警戒社會上不穩定分子，使他們不敢挺而走險。尤其，勞動教養最高處罰四年的規定，更對社會上的不穩定分子產生巨大的震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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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改造作用。

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開宗明義：“為了把游手好閑、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為了進一步維護公共秩序，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對于勞動教養問題，作如下決定：??”，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三條：“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針，教育感化第一，生產勞動第二。在嚴格管理下，通過深入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術教育和勞動鍛煉，把他們改造成為遵紀守法，尊重公德，熱愛祖國，熱愛勞動，具有一定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能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有用之材。”。依照這些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勞動教養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懲罰違法犯罪，而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減少犯罪，對輕微違法犯罪人員實行的強制性的教育改造。

實踐中，勞動教養的教育、改造作用也是非常明顯的，如：為有利于勞教人員解除勞動教養后就業，不少勞動教養管理所辦有電腦、裁剪、縫紉、電器維修、木工、烹調、理發、汽車駕駛和維修等職業技術培訓班;勞教人員學習文化和職業技術經考試合格的，發給社會承認的文化或技術等級證書;勞教所還積極與勞教人員的家屬、原工作單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關單位建立聯系，采取“請進來”、“走出去”以及簽訂“聯合幫教協議”等方法，對勞教人員共同進行幫助教育;這些都使廣大勞教人員體會到黨和政府及社會公眾對他們的期望和要求，增強了改正錯誤的信心。

三、我國勞動教養制度面臨的尷尬

勿容置疑，勞動教養作為中國特有的法律制度，在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減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輕微違法犯罪人員等方面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也曾經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立下過汗馬功勞。但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變化，該制度存在的諸多問題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來。尤其，隨著我國《行政處罰法》、《立法法》的出臺，更將勞動教養制度推上了不合法的境地。

1、勞動教養制度違反《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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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據此規定，我們可以推出：長時間限制或剝奪公民人身自由，應由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否則，均應認為是非法(從國外立法來看，長時間限制或剝奪公民人身自由也無不置于司法機關的合法監控之下)。而根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及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勞動教養是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來審查批準的(實際由公安機關自己決定)，而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又是由民政、公安、勞動部門的負責人組成，依此程序來對行為人實施限制人身自由時間較長的勞動教養顯然嚴重違反《憲法》規定，背離《憲法》和法治精神。

2、勞動教養制度違反《行政處罰法》、《立法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九條規定：“法律可以設定各種行政處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第十條第一款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于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第(五)項規定：“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根據上述法律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行政法規無權設定，而作為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基礎性法律依據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在性質上至多屬于行政法規(有人認為其更像似政策性文件)。因此，以行政法規來設定限制人身自由這樣重大的行政處罰已明顯違反《行政處罰法》、《立法法》的規定。

3、勞動教養制度不符合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我國已于1998年10月5日簽署了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第九條第一項、第四項明文規定：“人人有權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剝奪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剝奪自由的人，有資格向法庭提起訴訟，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決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時命令予以釋放。”。因此，從該規定來看，公約要求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都必須始終處于司法機關的合法監控之下。而與之相比，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顯然差之甚遠。

4、勞動教養制度的性質不明、且期限過長。

勞動教養制度自創建以來,迄今為止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提法”，根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第二條：“勞動教養，是對于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種措施，也是對他們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之規定，勞動教養的性質是一種強制教育措施,而根據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二條：“勞動教養，是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方法。”之規定，勞動教養的性質又是一種行政措施，另外，實踐中有的學者根據勞動教養期限的長期性，更將勞動教養制度看成為“準刑法”性質。雖然根據我們目前的司法實踐，可以推斷出勞動教養的性質應為行政處罰，但根據現行法規，作為行政處罰的勞動教養又是由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這一性質不明的機構作出，這讓我們又難以自圓其說。

對于勞動教養制度的期限，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及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也作了相關規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第三條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為一年至三年。必要時可延長一年。節日、星期日休息。”，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三條規定：“勞動教養期限，根據需要勞動教養的人的違法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動機和危害程度，確定為一至三年。勞動教養時間，從通知收容之日起計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審查或羈押的，一日折抵一日。”。根據這些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一般為一年至三年，必要時可以達到四年，如此長的期限規定實際上與剝奪自由的有期徒刑無異，甚至比《刑法》所規定的管制、拘役、刑期較短的有期徒刑還要重。而勞動教養所適用的對象，卻僅為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尚不夠刑事處罰者，并且從程序上來看，勞動教養也不需要通過司法程序而直接由勞教委就可作出決定，無怪乎實踐中有些違法犯罪人寧愿被定罪處刑也不愿被勞動教養。

四、改革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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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教養作為中國特有的法律制度，自1955年實施以來，確實在感化人、教育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曾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立下過汗馬功勞。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時代的變遷，尤其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政治、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民經濟突飛猛進，社會主義法制也日臻完善，依法治國作為一項重要的國策寫進了十五大，再加上當前面臨著某些地區存在嚴重司法腐敗和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國人權問題的指責，使我們不得不對我國勞動教養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進行改革完善，使之更適合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1、改革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是現代社會“法制統一”規則的要求。

如前所述，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律淵源包括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及其他有關的規范性文件。其中，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是現行勞動教養制度的基礎性行政法規，國務院后來轉發的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在性質上也僅僅屬于部門規章，而近年來我國頒布實施的若干基本法律實際上已經從根本上否定了勞動教養的合法性。如1996年3月17日第八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九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2000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的事項只能制定法律。”，可見構成勞動教養制度法律依據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等規定，已明顯與現行法律作出的明確規定相違背，而根據“新法優于舊法、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的法理，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事實上已經處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廢止和撤銷而已。

2、改革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是遵守和履行國際公約的要求。

中國政府一再承諾，信守已簽署的國際公約規定的責任和義務。我國已于1998年10月5日簽署了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根據公約，長時間剝奪人身自由的決定只有通過正當程序由法院作出，才符合國際人權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保護精神。雖然我國目前尚未正式批準加入該公約，但那只是時間問題，最終批準卻是必然的。而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規定與公約要求的格格不入，必將影響到我國批準該公約的進程，進而影響到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因此，如果我們不及時改革勞動教養制度，將會給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攻擊中國政府違背國際公約和侵犯人權留下最好的借口。

3、改革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是現代社會“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并重原則的要求。

由于長期受“重實體、輕程序”思想的影響，導致我國一段時間以來在法律制定和法律適用上出現了片面追求實體而忽略程序的現象，認為只要“實體公正”就是公正，程序無關痛癢，忽視“程序公正”的存在。近年來，隨著法治觀念的深入人心，程序的獨立價值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并重成為現代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

考察我國現行勞動教養法律制度，實體方面規定的較為豐富，程序規范卻嚴重缺乏。表現在：勞動教養直接由承辦的公安機關報請由公安、民政、勞動等部門組成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審查批準即可，其內部性、部門性、非訴性、簡易性的特點決定了其缺乏嚴格和公正，因而很難避免對公民作出不公正的處理，使一部分不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人員被勞教;勞動教養審批程序剝奪了被勞動教養者的參與機會，如當事人的陳述權、申辯權、賠償請求權等均沒有規定，違背程序公正原則;不服勞動教養決定的救濟途徑基本沒有規定，實踐中，雖然被勞教人員不服勞教決定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但由于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往往很難行使訴權，勞教決定很少受到司法監督。上述種種缺陷，嚴重影響了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制形象。

4、改革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是勞動教養制度自身及實踐對其提出的要求。

自勞動教養制度創立以來，我國立法機關作出了不少含有勞動教養的決定，行政機關也制定、頒布、批轉了不少關于勞動教養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司法、執法機關也對勞動教養工作制發了大量的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可謂“法出多門”。但從內容上看，絕大多數都是粗略的實體規定，程序規定幾乎為零，另外還有些規定或前后不

一、或相互矛盾，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勞動教養法律規范缺乏統一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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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勞動教養法律規范缺乏統一性和可操作性，才使得勞教委(實際上由公安部門)適用勞動教養和勞教機關執行勞動教養存在很大程度的隨意性，為執法腐敗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在現實辦案過程中存在不少由于缺少法律規定滋生的以罰代教、以教代刑甚至不夠勞動教養條件而被強行勞動教養的不正常現象。例如：筆者曾經接觸過這樣一個案件，×市出租車司機為反對無營運手續的出租車及非法運營的三輪車上街運營而舉行集體游行示威(此次游行沒有經過政府部門的批準)，張×是當地一名出租車司機，當日上街觀看。被×市×區公安帶走詢問，后被刑事拘留，×區公安提請批捕，檢察機關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后張×被勞動教養。在這個案件中，由于張×根本沒有參與游行，公安機關證據不足，檢察機關才不批準逮捕，但張×卻被當地勞教委決定勞動教養。由此可見勞教委(實際上由公安機關)適用勞動教養的隨意性。通過該案例，可以讓我們更加強烈地感受到改革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五、改革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立法構想

對于勞動教養的出路，理論界大致有三類主張：一是主張保留并強化，認為勞教制度創建50年來，教育改造了幾百萬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的人，不僅為穩定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把大量被勞教人員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這一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強不能削弱;二是主張廢除，認為勞教性質不明，勞教對象混亂，操作過程缺乏監督，隨意性大，且期限過長，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是法治不健全時代的產物，應予以廢除;三是主張改革，認為當前我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社會治安、人民群眾生活秩序仍需進一步穩定，在這種形勢下，要一下子把實行了50年之久的勞動教養制度完全取消，不切實際。再者，我國刑法對犯罪概念既有定性規定，又有定量規定(而西方國家的刑法卻只有定性規定，沒有定量規定)，定量規定決定了我國刑法偏重于結果本位，忽視行為人的人格狀況，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二者均對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因素考慮不夠，從而在預防和治理犯罪上留下一種結構性缺陷，這一結構性缺陷需要勞動教養這樣一種側重行為人的主觀惡習而關注其人格矯治的方法來彌補。但現行勞動教養制度的種種弊端又確實不容忽視，因而迫切需要對其進行改革。從近幾年的討論情況來看，絕大多數人屬于第三種觀點，即主張改革，筆者同樣傾向于該觀點。那么，究竟應如何改革呢?下面筆者就此問題談談自己粗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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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勞動教養制度應盡快上升為法律，取得法律上的依據。

目前，我國關于勞動教養制度方面的規定，主要存在于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司法解釋及有關的規范性文件中，法律尚未對勞動教養制度作出任何規定。然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健全，《行政處罰法》、《立法法》的頒布，勞動教養制度已與這些法律直接發生沖突，而且事實上已經處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廢止而已。因此，為解決目前我國勞動教養制度所面臨的窘境，必須盡快制定有關勞動教養的法律，使其合法化。

2、勞教立法應明確勞動教養的性質。

我們都知道，性質不明是制約勞動教養制度向前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我國現行法律對勞動教養定性不明，才導致這項制度在實踐中發生理解和適用上的混亂。我國勞動教養制度自從創建以來，迄今為止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提法。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規定：勞動教養是一種強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之后頒布的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又規定：勞動教養是一種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實踐中更有人把勞動教養看作是“準刑事處罰”。究其緣由，乃法律規定不明確所致。因此，對勞動教養進行法律定性就成為完善勞教法律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改革后的勞動教養制度必須明確勞動教養的性質。因此，筆者建議在修改和完善勞動教養法律制度時，首先要明確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

就勞動教養的性質而言，其究竟屬于行政處罰，還是屬于“準刑事處罰”，還是屬于其他性質呢?從我國勞動教養的方針和具體內容來看，勞動教養似更注重對違法行為人的教育改造，注重對違法行為人的心態和人格的矯正。因此，其與行政處罰或“準刑事處罰”的職能有一定的距離，將其歸類于行政處罰或“準刑事處罰”，稱謂似乎不太恰當，而且可能會不利于違法行為人的心態、人格的矯正，使其產生逆反心理，影響其改造效果。從這一點來看，筆者認為，改革后的勞動教養制度應更加突出對違法行為人心態、人格的矯正，另外，考慮到違法行為矯治的強制性，筆者認為，將其定性為行政強制措施似乎更為恰當，而且這樣一來也可和我國已經頒布的《行政訴訟法》對接。

3、勞教立法應統一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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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在適用范圍和適用對象上極其混亂和隨意。在適用范圍上，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未作規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明確為大中城市，后來隨著農村社會治安形勢的惡化，一些地方又把勞動教養的適用面擴大到農村;在適用對象上，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規定了四類，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規定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線和大型廠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勞動教養。而且適用對象也擴大到六類，后來又明確規定對賭博，制作、出售或傳播淫穢物品和經強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員亦可實行勞動教養，對經公安機關處理后又賣淫、嫖娼的，應當實行勞動教養。這樣適用對象再一次擴大。這些都充分表明了目前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在適用范圍和適用對象上的混亂和隨意。因此，改革后的勞動教養制度應屏棄這些弊端，取消適用范圍上的地域限制，統一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規定把勞動教養普遍適用于全國范圍內每一個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中國公民，以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4、勞教立法應縮短勞動教養的期限。

從我國現行勞動教養規定來看，勞動教養的期限為1—3年，必要時可延長1年。這樣的期限規定與刑法中的管制、拘役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嚴厲程度上有過之而無不及，違背了罪(錯)罰相當原則，在實踐中危害極大。因此，筆者建議，未來勞教立法應縮短勞動教養期限，將期限改為3個月至1年。必要時可延長半年。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處理好其與《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規定的銜接問題。

5、勞教立法應明確規定勞動教養的監督機制及救濟途徑。

“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任何一種制度，不管設計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和救濟途徑，在實踐中也很難保證公正、公平和有效的保障人權。尤其是在今天“權力分離、權力制衡”的法治社會，越來越要求建立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和救濟途徑。

我國現行勞動教養之所以遭到人們的質疑，一方面是法制沖突的因素，另一方面勞動教養制度本身缺乏監督和救濟方面的規定，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因此，改革后的勞教制度應明確規定勞動教養的監督機制和法律上的救濟途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徑，如完善國家監督和社會監督;規定行為人不服勞動教養可申辯、申請復議、提起訴訟，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有權獲得國家賠償等，以此來更好地督促國家機關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人權。

6、勞教立法應明確勞動教養決定程序及配套程序。

從決定的主體來看，建議廢除勞動教養委員會這一形同虛設的機構，明確規定由公安機關決定，但必須向檢察機關報告并接受其監督。檢察機關認為不適當的，可要求公安機關重新作出決定或直接作出決定。同時賦予行為人申辯權、申請復議權、提起訴訟權、獲得國家賠償權等。另外，要明確規定公安機關決定的時限、報告的時限、重新作出決定的時限、行為人行使各項權利的時限，只有明確提出時限要求，才能保證國家機關正確、及時行使職權，保證行為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和及時的救濟。

總之，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曾經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其在實踐中的危害也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視，而且正越來越顯現出來。因此，改革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顯得非常的必要和緊迫。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隨著國內外關于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存廢之爭的白熱化，勞動教養制度的改革早已被提上了議事日程。2003年，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127名代表提出了《關于完善我國勞動教養立法》的議案;2004年3月7日，《違法行為矯治法》被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五年立法規劃中。本文中，筆者僅根據自己對法律的理解和幾年來實踐經驗的積累，對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有感而發，不足之處在所難免，僅希望能籍此進一步推動我國的勞教制度改革。

參考書目：

1、夏宗素、張勁松主編：《勞動教養學基礎理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 版。

2、常兆玉主編：《勞動教養管理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 版。

參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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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曉鵬：《對勞動教養工作的調查》，《法學雜志》1998年第6期。

2、劉仁文：《勞動教養亟需立法》，《法學雜志》1998年第5期。

3、陶積根：《關于勞動教養立法的思考》，《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

4、張惠軍：《完善勞動教養制度之構想》，《法治論叢》

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