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面深化改革時期的利益讓渡與社會合作

全面深化改革時期的利益讓渡與社會合作

[摘要]當前，我國已經進入了全面深化改革新時期，無論是增量改革還是存量改革都急需利益讓渡的配合。在利益固化的背景下實現利益讓渡需要人們能夠理性對話，促成不同利益群體對利益讓渡的必然性形成統一的認識，并且達成一些基本的社會合作共識。在利益讓渡過程中，還需要選擇社會合作式的讓渡方式，包括“資源共享”式利益讓渡、“削峰填谷”式利益讓渡和“協商妥協”式利益讓渡，以實現最佳的利益讓渡目標。

[關鍵詞]全面深化改革；存量改革；利益讓渡；社會合作；改進效應

[作者簡介]王道勇，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

利益是所有社會成員都極為關注的焦點問題，能否順利地實現社會成員間的利益讓渡是判斷一個社會文明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當前，我國已經進入了全面深化改革新時期，無論是增量改革還是存量改革都急需利益讓渡的配合。因此，探討以社會合作的形式進行利益讓渡所需要的基本條件、利益讓渡的可行方法及效果等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全面深化改革急需利益讓渡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①，全面深化改革面臨兩大阻力――利益固化的藩籬和思想觀念的束縛。世界各國既往的改革經驗和教訓表明，在利益固化的背景下，改革很難深入推進，因為改革要推進，勢必進行利益調整，從而導致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群體利益等相互博弈，并且可能會異化為不同利益群體對既得利益的全力維護，以及對改革新生收益的全力爭奪，從而撕裂整個社會。為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特別強調，未來的改革不僅要“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②，而且全黨同志都“要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的關系，正確對待利益格局調整”③。2015年，習近平在作黨的“十三五”規劃建議說明時更是明確警示，如果改革推進的不好，“今后5年，可能是我國發展面臨的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④。可以說，未來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就是要消除利益固化局面，在改革中化解風險，增進社會的整體福祉。

在利益分配不均的前提下，排除極端的激進的做法，消除利益固化的主要渠道就是進行利益讓渡。所謂利益讓渡，就是指某一或某些社會行動主體依據一定的規則向其他社會行動主體讓渡出部分利益，希圖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的過程與狀態。在全面深化改革時期，無論是進行增量改革還是進行存量改革，都急需進行利益的讓渡。

從增量改革角度看，在全面深化改革時期，增量改革能否推進將直接取決于存量改革的成效如何。增量改革主要是通過改革創造出新的收益，并且對這些收益進行普惠性分配，這類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只有受益者而沒有直接的利益受損者，是一種“皆大歡喜”型的改革，改革推進的阻力較小。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的增量改革未來能否深入關鍵就在于相關的存量改革能否成功。例如，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增幅下降，未來的增量改革如普及學前教育、普及高中階段教育、中職中專學生逐步免學雜費等舉措，所需的資源就只能從存量改革中獲得，這時增量改革就會直接與調節過高收入、大中城市戶籍制度、漸進式延遲退休等存量改革直接相關，這時只有“人人參與，人人盡力”，包括人人自愿地進行利益讓渡，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人人共享”。⑤

從存量改革角度看，在全面深化改革時期，直接進行利益讓渡的存量改革比以往也明顯增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存量改革如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直在推進，但這種存量改革主要是為了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而讓一方將利益讓渡出來，沒有直接的利益受讓方；在全面深化改革時期，這類存量改革仍然大量存在，近兩年推進的如反腐敗、權力清單、全面依法治國、綠色化等都是需要一方進行利益出讓的存量改革。更重要的是，除了這種傳統的單方利益讓渡型的存量改革之外，更多的存量改革是在兩個以上的利益群體之間進行利益增損的存量改革。例如，早期的教育改革主要是“普九”、高校擴招等，而現在卻是優質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高校招生名額省際之間調劑、異地中考高考改革等，是在突破利益固化，防止社會流動緩慢化，它需要直接從一個或多個利益群體中拿出利益，并且直接將之轉移給另一個或多個利益群體，這種既有直接受損者又有直接受益者的改革，最易引起人民內部的利益之爭。如果作為利益出讓方的利益群體強烈反彈，很多存量改革就可能會出現“空轉”現象，即耗費了大量改革資源，但最終改革卻不了了之。極端的情況甚至可能會出現“跑步機”式改革，即為了對利益對立各方進行均衡，滿足各方的利益訴求，采取“明改而實不改”的方式進行改革，這種改革短期內具有很強的迷惑力，只有在十幾年幾十年后回望之時才會發現所有利益各方的利益都沒有得到滿足，社會整體利益不僅沒有得到提升，反而因為改革而有所下降。可以說，無論是出現以上哪種改革后果，都會使社會整體利益受損，整個社會的改革發展徘徊不前。

二、以社會合作推進利益讓渡

從人性角度看，無親緣關系的社會成員之間能夠進行廣泛的合作是人類社會的主要特征。⑥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促使人們走出囚徒困境，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合作。⑦在全面深化改革時期，為了不引起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之爭，順利實現利益讓渡，更需要社會合作意識和社會合作行動的配合。也就是說，社會合作是利益讓渡的基本前提。具體而言，以社會合作意識和行動推進利益讓渡，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內容。

一是實現利益讓渡需要不同利益群體在思想上擺脫極端意識的束縛。若所有人都普遍具有相對剝奪感、不確定感和不安全感，認為改革過程中自身獲得較少而其他群體獲得過多，利益讓渡就很難成為現實。因為在這種狀況下，所有社會群體對其他社會群體都比較敵視，難以在利益出現沖突時保持較為理性開放的態度，更談不上相互?g進行利益讓渡。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狄德羅所說：“人的善良或邪惡，是由于有一種符合一致利益使他們聯合起來，或者有一種背道而馳的利益把他們劃分開來”。⑧ 為此，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一定要擺脫極端意識的束縛。一方面，相對強勢群體要擺脫“精英”意識的束縛。在過去數十年的改革過程中，相對強勢群體在引領經濟社會發展、創造就業崗位等方面都發揮了巨大作用，其經濟地位、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都在上升，就會有意無意地形成“我是精英”的意識。這種精英心理會無意間將自身與普通民眾尤其是利益受損群體對立起來，使利益出讓的難度增大，利益固化格局無法調整。另一方面，其他社會群體也要擺脫“無條件同情弱者”意識的束縛。人類社會天生有同情弱者的群體意識，我國自古更有平均主義的思想傳統；由于存量改革需要從強勢群體身上拿出利益，于是整個社會就會出現“示弱”效應，很多社會群體都會自認是弱勢群體，從而將弱勢群體這個概念無限泛化，屆時真正的弱勢群體的聲音就會被淹沒，他們的需求的迫切性就會被稀釋和淡化，最終的受害者還是真正的弱勢群體。未來我們所要做的是“有條件地同情弱者”，即要區分哪些弱勢群體是值得同情的和必須同情的。⑨

正如美國學者科恩指出的：“如果對立各方認為不妥協地維護其勢不兩立的立場，比維護他們同在的社會更為重要，這個社會就必然會毀滅。”{13}一定意義上講，只有當社會成員學會依據一定的規則、利用利益妥協的辦法來解決社會沖突，只有當自主地進行利益協商和利益妥協已經成為解決社會沖突的主要方式時，這個社會才是一個真正成熟的現代社會。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資源共享”式利益讓渡、“削峰填谷”式利益讓渡，還是“各讓一步”式利益讓渡，未來利益讓渡方式的完善，最重要的著力點應當是，確保在即使沒有一個強大外力的主導，不同利益主體也能夠自主地通過協商和妥協順利地實現利益的讓渡。

四、利益讓渡的改進效應

利益讓渡的結果如何，是評價一種改革措施和利益讓渡形式優劣的最終標準。從理論上看，通過社會合作進行利益讓渡可能會產生三種完全不同的改進效應。

利益讓渡的最佳改進效應當然是帕累托改進，即至少有一個利益群體在利益讓渡過程中獲益，但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利益受損者，社會整體利益得以增加。如果所有利益群體都從利益讓渡中得到利益盈余，那么理所當然地屬于帕累托最優狀態了。在增量改革過程中，帕累托改進是常態現象，甚至是帕累托最優狀態也有可能會出現。但在存量改革時期，由于涉及利益增損，這種帕累托改進僅存在于理想狀態中，現實中很難尋找到其實踐形式。

利益讓渡最糟糕的改進效應是改革效應為負，即利益讓渡后，利益出讓方剝奪感嚴重，利益受讓方獲得感不強，社會并沒有因為利益讓渡而實現總利益的最大化，具體表現為在利益讓渡過程中和讓渡完成后，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張，既得利益群體開始采取保守的自我保全策略，而相對弱勢群體也傾向于采取激進的行動策略，公眾沒有形成社會妥協意識，社會公平正義和法治等利益讓渡的基本規則也被拋之腦后。這是所有利益主體都不愿意見到的客觀狀態。之所以出現這類負改進的結局，關鍵是在進行利益讓渡時，利益讓渡所需要的社會合作狀態等前置條件沒有得到充分滿足。

第三種改進效應是卡爾多―希克斯改進。1939年，福利社會學家約翰?希克斯在評估不同的公共政策效果和經濟狀態時提出，在一種狀態下，如果一種改革使改革受益者的所得足以補償改革受損者的所失，并且已經找不到進一步改進的余地，那么這種狀態就是總體利益最大化的，改革就達到了卡爾多―希克斯效率。按照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為零，成功的談判和協商可以使卡爾多―希克斯改進變成帕累托改進。但由于實踐中總會有交易成本，而且交易成本一般為正，因此這種轉變也是不可操作的。按照卡爾多―希克斯改進的標準，如果能使社會整體收益增大，變革也可以推進，關鍵是要確定好補償方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存量改革日益增多，這種卡爾多―希克斯改進應當成為大多數利益讓渡型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標。

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時期，利益讓渡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之中，但利益讓渡所需要的前提條件可能卻一時間無法完全得到滿足，在改革共識和合力沒有完全形成的前提下進行利益讓渡，將是一種常態。為此，未來在實踐中不僅要利用好合適的利益讓渡方式，更要促成不同利益群體對利益讓渡的必然性形成統一的認識。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根據改革推進的狀態，持續對全面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進行充分的社會討論，形成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

注釋：

①②③《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50，57-58.④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J].求是，2016（1）.⑤《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規劃的建議》輔導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3.⑥韋倩、姜樹廣.社會合作秩序何以可能：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J].經濟研究，2013（11）.⑦張維迎.社會合作的制度基礎[J].讀書，2014（1）.⑧轉引自張玉堂.利益論――關于利益沖突與協調問題的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260.⑨王道勇.存量改革時期的利益協商與社會合作[J].教學與研究，2015（11）.⑩[美]西摩?馬丁?李普塞特著，張華青等譯.一致?c沖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8.{11}[法]埃米爾?涂爾干著，渠東譯.社會分工論[M].北京：三聯書店，2000：91-92.{12}鄭杭生.抓住社會資源和機會公平配置這個關鍵[J].求是，2013（7）.{13}[美]科恩著，聶崇信、朱秀賢譯.論民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186.責任編輯：陳艷華

（本文發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雜志2016年第5期）

第二篇：社會基本矛盾與全面深化改革

社會基本矛盾與全面深化改革

〔摘要〕 經過3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我國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不適應狀況發生新變化，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發展出現新常態。全面深化改革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內在要求；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破解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社會基本矛盾內含的矛盾分析方法要求在改革方法上要“上”與“下”聯動，“點”與“面”協同，“破”與“立”并舉，“變”與“穩”統一。

〔關鍵詞〕 社會基本矛盾，全面深化改革，科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5）04-0042-04

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時期我黨“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的重要內容，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根本途徑和動力源泉。當前，我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階段，習近平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系，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發展完善上層建筑。我們提出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適應我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變化來推進社會發展。社會基本矛盾總是不斷發展的，所以調整生產關系、完善上層建筑需要相應地不斷進行下去。” 〔1 〕（P137）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內在要求。只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態度，運用社會基本矛盾理論，才能深刻領會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實質和科學方法。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的內在要求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構成了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形式。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以生產力的發展為起點，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需求時，就要求變革舊的生產關系，建立新的生產關系。新的生產關系的建立，也必然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新的上層建筑。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過程，就是通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由基本適應到基本不適應，再到新的基本適應表現出來的，如此循環往復、不斷前進，推動人類社會不斷發展。

從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內在機制來看，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由于生產力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因此，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狀況也是不一樣的，不會停留在一種固定的狀態上。具體來說，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不適應方面，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不適應方面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運動變化的，這種不適應以各種矛盾和問題表現出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改革主要是針對當時超越生產力發展實際的“一大、二公、三純”的生產關系進行改革，對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大鍋飯、平均主義進行變革，對統得過死、管得過嚴的政治體制和教育科技文化體制等進行相應的改革。正是這些領域的變革，沖破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機制體制障礙，使生產關系與初級階段的國情和現實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相適應，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創造了中國模式的奇跡，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

經過30多年漸進式的改革發展，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原來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方面的桎梏已經打破，但又出現了新的不適應方面和環節，同時，這些新的不適應方面和環節表現得更為突出和復雜。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出現的一系列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就是這種新的不適應的表現。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還不完全適應。一是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引領作用和影響力不足；二是勞動和資本關系不相稱，資本處于主導地位，勞資關系矛盾沖突已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三是收入分配格局不盡合理，個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持續擴大，基尼系數居高不下。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還不完全適應。一是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還不完全適應，政治體制改革剛剛邁出新步伐，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問題剛剛提出并著手解決；二是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薄弱環節，既存在無法可依的問題，也有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問題；三是意識形態領域也出現了思想多元化，尤其是種種以右的、左的傾向為主的思想不斷出現等。

面對社會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發展的新變化、新常態，針對當前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這些新的不適應的狀況和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緊靠單方面的改革難以奏效，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適應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發展的要求，適應不斷發展的生產力的要求，推進經濟社會健康持續發展。

二、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破解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2 〕（P214）從性質看，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性質是非對抗性的；從特點看，基本矛盾是又相適應又相矛盾，“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 〔3 〕（P373）社會主義基本矛盾這種“非對抗性”的性質和“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特點，決定了社會主義改革，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范圍內不斷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更好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激發社會主義制度的新活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也積累了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問題，諸如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分配不公、利益固化、公平與效率失衡、腐敗問題嚴重、“四風”問題突出等。近年來，社會上一些人面對這些矛盾和問題，對改革的懷疑、質疑一直沒有間斷過。有人認為，我國的改革導致“民進國退”，公有制主體地位動搖；收入差距懸殊，收入分配秩序失范；“資強勞弱”，勞資矛盾進入凸顯期和多發期等，直接把問題和矛盾歸咎于改革，甚至有人提出了中國現在搞的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疑問與質疑。面對成就與矛盾交織的基本局面，針對復雜的國內外思想斗爭形勢，以及對改革開放的各種疑慮和質疑，習近平指出：“我們提出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適應我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變化來推動社會發展。” 〔4 〕

當前，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的難度、阻力和風險加大，經濟社會發展面臨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新的矛盾和問題不斷涌現，癥結在于改革還沒有到位，還不深入，還不徹底。習近平指出：“面對未來，要破解發展面臨的各種難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風險和挑戰，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除了深化改革開放，別無他途。” 〔1 〕（P31）《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制度、體制、機制三個層面六個方面作出系統部署：第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一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二是推進市場化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與公平最大化；三是尊重市場規律，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第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一是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破除體制、機制弊端，建立健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黨的建設在內的各項制度；二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化建設。” 〔5 〕 三是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完善法律監督體系，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第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一是堅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化發展方向，鞏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二是以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為發展導向。第四，深化社會體制改革。一是以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為價值目標，加快社會事業改革創新；二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水平，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第五，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助推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 〔5 〕第六，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一是切實履行黨對改革的領導責任，完善科學民主決策機制 ；二是推進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干部考核評價制度，落實領導干部問責制，健全從嚴管理干部隊伍制度體系；三是加強紀律監督，完善權力監督機制，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黨更加注重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更加注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更加注重增進人民福祉，更加著力推進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鞏固和發展公有制主體地位。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石，在經濟發展中處于主體地位，起主導和引領作用。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就反復強調，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6 〕（P111）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明確提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就是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其引領、主導作用。二是努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問題事關國計民生，是最大的民生和社會問題。當前，我國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基尼系數一直徘徊于國際警戒線，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從一定意義上說，愈演愈烈的“分配性沖突”和社會怨氣就是對當前收入差距的不滿之宣泄。全面深化改革關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重點更加突出，要求更加具體。就是要通過機制體制創新，“以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為重點，”努力實現“兩個提高”“兩個同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兩個提高”“兩個同步”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就是要改變目前不合理的分配格局、不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彰顯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分配價值觀，促進共同富裕。三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勞動關系事關職工和企業發展的切身利益。隨著勞動關系主體及其利益訴求多元化，勞動關系矛盾成為當前社會主要矛盾之一，惡意損害職工利益的現象仍較為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創新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加強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建設，體現以人為核心，共享共建的原則。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鍵在黨。當前，一些黨員干部的“四風”問題已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最不滿意、深惡痛絕和反映最強烈的問題，這些問題已嚴重侵蝕著我黨的群眾基礎和政權基礎，嚴重損害黨的形象和干群關系。全面深化改革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斗爭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猛藥去疴、重典治亂”，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決心和魄力，以零容忍的態度堅定不移懲治腐敗。突出表明了我黨鮮明的政治立場，要保持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和國家的事業健康發展，把人民賦予的權利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三、社會基本矛盾內含的矛盾分析方法要求在改革方法上要“上”與“下”聯動，“點”與“面”協同，“破”與“立”并舉，“變”與“穩”統一

全面深化改革，是我黨創造性地運用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方法，科學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律和重大關系，體現了科學的改革方法。

（一）“上”與“下”聯動，堅持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統一

頂層設計是相對于“摸著石頭過河”方法而言的，就是要加強對改革的總體性設計、全局性謀劃，確定實現目標和戰略路徑，有效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

當前，我國改革發展面對的現實情況是淺層問題化解了，深層矛盾凸顯了；顯性問題破解了，隱性風險加大了；容易問題解決了，剩下都是硬骨頭了；發展水平提高了，利益訴求更加多樣強烈了。在這個階段上，新舊矛盾交織滲透，利益藩籬盤根錯節，需要解決的問題復雜艱巨，同時各領域的關聯性、協同度明顯增強。因此，依靠“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路徑顯然解決不了問題，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強化全局意識。

加強頂層設計，需要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二者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加強頂層設計，能有效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的自覺性，更好地指導改革，為“摸著石頭過河”提供方向和目標，使其少付代價，避免顛覆性錯誤和改革的“碎片化”。“摸著石頭過河”，可以為一些重要問題的改革提供探索性實踐，積累經驗教訓，降低風險和成本。因此，加強頂層設計不能取代“摸著石頭過河”，仍然需要進一步繼續大膽實驗、勇于突破，尊重群眾、基層的首創精神。

第三篇：全面深化改革時期從嚴治黨的路徑探析

全面深化改革時期從嚴治黨的路徑探析

【摘 要】2014年中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時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各個領域揭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中國共產黨作為實現全面深化改革成功的關鍵，在全面深化改革時期繼續推進從嚴治黨不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加強黨的建設的需要，更是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需要。以作風建設切入從嚴治黨，將思想建設和制度建設相結合引領從嚴治黨，借反腐倡廉建設保障從嚴治黨，實現從嚴治黨的全面升級，是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障。

【關鍵詞】全面深化改革；從嚴治黨；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制度建設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0475（2017）01-0024-02

一、全面深化改革時期從嚴治黨的戰略意義

（一）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從嚴治黨

自1978年起的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的強國之路，經過近40年的發展，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綜合國力躍居世界前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但這并不代表中國的建設已經完成。2012年，習近平提出新的戰略任務，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兩個100年”的發展目標。為完成新階段的發展任務，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突破性的將中國的改革升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主張。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已經完成了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任務，下一步就是要繼續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根本路徑在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具體舉措在于各領域進行全面深化改革。習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要“?y籌推進各領域改革”，“零敲碎打”的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由此可見，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極為宏大的改革任務。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在新階段面對新的任務和要求，加強共產黨自身的建設是必要且必須的，這不僅符合從嚴治黨的原則，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歷史重任對黨的必然要求。

（二）加強黨的建設需要從嚴治黨

2014年起，中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時期。中國共產黨，一個擁有8 700多萬黨員，一個在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長期執政的政黨，如何在新階段下經受住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和外部環境的考驗，如何扛得了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和消極腐敗的危險，如何抵得住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誘惑，這都是急需解決的問題。同時，中國共產黨作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黨，作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中的先進分子，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地位以及肩負的歷史使命也要求中國共產黨治國要先治黨，治黨要從嚴。

黨的建設作為中國革命、改革和建設的重要法寶。面對復雜的執政環境、宏偉的奮斗目標，增強憂患意識、從嚴治黨，做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才能使中國共產黨立于不敗之地。而且要知道“打鐵還要自身硬”，黨要管黨，要不斷自我凈化、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要在從嚴治黨中實現清正、清廉、清明。

（三）密切聯系群眾需要從嚴治黨

中國的發展一是黨的領導，二是人民群眾的力量。黨的領導是通過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發揮作用的，只有到人民群眾中去，了解人民群眾的想法和需求，才能夠制定出正確恰當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同時人民群眾需要黨的領導。領導人民必須要有權威，權威從哪來，不是強權、壓迫，更不是武力，權威來自于人民的信任和認可。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辦實事，想人民之所想，解人民之所需，才能在人民群眾中樹立權威。此外，黨的領導需要掌握規律，而規律從哪來，規律來自于人民群眾的實踐，要想掌握規律，必須密切聯系人民群眾。

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要清楚密切聯系人民群眾不僅是喊口號，更重要的是從嚴治黨。只有具備堅定理想信念，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原則，保持艱苦奮斗、清正廉潔作風的政黨才能取得人民群眾的支持。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就需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始終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始終保持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品質、優良作風，只有這樣，才能同人民群眾一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二、全面深化改革時期從嚴治黨的路徑

（一）以作風建設切入從嚴治黨

中國共產黨的作風作為黨的性質的反映，是中國共產黨的外在形象，是人民群眾了解共產黨的第一途徑。如果作風出了問題，不僅會影響政黨本身的發展，更嚴重的是會影響群眾基礎。因為作風問題本質即是黨群關系問題。

為遏制不正之風對黨的形象以及群眾基石的破壞，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決心從嚴進行作風建設迫在眉睫。首先，破“四風”，立新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以及奢靡主義是當前人民群眾最為深惡痛絕、反映最強烈的問題，是破壞黨群關系的重要根源，因此務必要以壯士斷腕的態度破“四風”，同時立新風，新風即是實事求是、求真務實、艱苦奮斗、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作風等。其次，作風建設常態化。作風問題不是一時就可以解決的，其具有“春風吹又生”的特點，之所以作風建設一直在抓，而問題一直在出，就是因為對作風問題認識不清。要明了推進作風建設是一場攻堅戰、持久戰，作風建設從沒有休止符，以堅決的態度、持久的決心、細化的措施、長期的努力進行作風建設才是正道。最后，實現作風建設制度化。作風建設要抓常、抓細、抓長，更需要實現制度化，以具體的章程制度鞏固建設成果。通過思想教育實踐活動固然可以解決作風問題，但因作風問題反復性和頑固性的特點，就必須以制度權威來鞏固作風建設成果，提升作風建設的效力。

（二）以思想和制度建設引領從嚴治黨

從嚴治黨，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但當二者相合，同時、同向發揮作用可以達到1+1>2的效果。首先，教育即是對共產黨進行思想建設。理念信念是思想建設之首。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之初起，就是一個擁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政黨，之所以能夠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無論面對多么強大的敵人、遇到多么大的困難，中國共產黨都能支撐下去，靠的就是共同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所以必須堅持和加強對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以抵制錯誤思潮的影響，譬如“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終結論”“修正主義”等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只有補足精神上的“鈣”，才不會得“軟骨病”。同時，要繼續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時代瞬息萬變，國際和國內環境都在時刻發生的變化，只能從實際出發，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改革中遇到的困難，才能科學執政。中國共產黨作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在改革和建設的過程中，要時刻不忘學習馬克思主義，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應對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遇到的阻礙和困難。

其次，從嚴治黨不可忽視制度建設。制度建設作為黨的建設的根本保障，在“五位一體”的黨建系統中具有基礎性和全局性，是從嚴治黨過程中不可忽視的環節。無論是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乃至反腐倡廉建設最終都要落腳到制度建設，以具體的規章制度來鞏固建設成果。但是目前黨的制度體系仍存有不足，在執行力上仍存有偏差，因此，以問題為導向，以“于發周延，于事簡便”為原則，建立具有針對性、時效性、操作性的制度，立明規矩，破“潛規則”是必要且必須的。此外，制度一經形成，必須要嚴格遵守，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任何黨員、干部，無例外、無特權，使制度真正成為黨員、干部服務群眾的硬約束。

（三）以反腐倡廉建設保障從嚴治黨

腐敗問題作為阻礙黨的建設以及社會發展的“惡性腫瘤”，治理腐敗可謂是歷屆領導集體的重要任務。中國目前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期，社會制度體系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此外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影響，部分黨員干部廉潔自律意識薄弱，從而造成黨內存在貪污腐敗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以零容忍態度治理腐敗，“老虎”“蒼蠅”一起打，在此以2015年為例，僅一年時間就有30多名中管干部被立案審查，40多名中管干部被開除黨籍，全國共查處“四風”和腐敗問題8萬多起，處理9萬多人，近2萬人被通報曝光，落馬的省部級官員總計120多名，違反八項規定接受黨紀政紀處分的干部共計23 951人。這些數據可謂是不太光彩的“功勛章”，但從另一方面來講，問題官員被處理對其他黨員干部產生了一定的震懾力，使全黨、全社會明曉一個道理：無論官有多大，只要有問題，只要違背黨紀法規，都會被查處。

在“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的指示中，習近平為黨員干部做人做事劃出四條底線：法律底線、紀律底線、政策底?以及道德底線。劃出這四條底線，不僅是讓黨員干部明底線，更重要的是守底線，只有明底線、守底線，才能推進政治生態風清氣正，才能促進反腐倡廉的建設。此外，還需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想腐的自律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用腐的保護機制，從而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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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全面深化改革目標與特點

尊敬的黨組織：

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一次繼35年前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又一次歷史性的會議，是一次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動員大會、誓師大會。如果說35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中國改革開放指明了方向、吹響了號角，那么，十八屆三中全會則為未來30年改革開放的擴大和深化提出了戰略、繪制了藍圖。全面深化改革將是未來數十年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加速推進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建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

大幅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為加速中國現代化進程謀劃戰略、設計制度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國社會的經濟體系、政治體系、社會體系、文化體系已經開始逐漸從傳統體系向現代體系轉型，可是，阻礙這一轉型進程的因素還有很多，有經濟體系、政治體系、社會體系、文化體系自身的因素，也有國家治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體系即國家治理體系不完備，治理能力不高的因素。

由于種種原因，近十年中國社會的經濟體系、政治體系、社會體系、文化體系加速轉型，可是，國家的治理體系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進程十分緩慢，國家的治理能力還不是很高，跟不上外在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步伐和需要。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任務就是要通過改革目前的舊的國家治理體系，建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使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大幅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為清除經濟體系、政治體系、社會體系和文化體系轉型道路上的種種阻礙，加速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謀劃戰略、設計制度、想好思路、提出舉措。

全面深化改革的分目標

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

一是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國家以年均10.7%的速度高速發展，國民財富迅猛發展，但同時，貧富差距也越拉越大，基尼系數已從1980年的0.33，上升到2001年的0.45，再到近幾年的0.48，社會中最富的10%的人掌握了將近50%的社會財富，遠遠超過了世界上一個社會中最富的10%的人掌握31.7%的社會財富的平均數。貧富差距過大已經嚴重影響中國社會階級、階層、團體、行業、職業和區域的團結與和諧，社會矛盾十分突出，成為橫亙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全會決定認為，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里當然包括農民和農民工、城市失業者和低收入階層、殘疾人、老少邊窮地區的人們等社會弱勢群體。

二是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體系、政治體系、社會體系、文化體系自身的現代化，也包括治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兩大制度體系：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和現代社會治理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眾所周知，在傳統社會里，國家與社會幾乎是不分開的，有時候是社會(如氏族、部落、軍隊、宗教力量等)控制國家，有時候(特別是絕對君權制下)是國家支配社會;近代以來，國家與社會開始分離，從傳統的一元結構逐漸走向二元結構。支撐現代人類共同體的兩大主要治理體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和現代社會治理體系。前者的主要職能是對國家和政府公共事務的治理，而后者的主要職能是社會組織和市民個人對私人事務和半公半私事務的治理。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長發育，中國的私人事務率先從公共事務中分離出來，然后，半公半私事務也從公共事務中分離出來，社會開始進入半自治狀態。可是，由于歷史的和現實的各種原因，至今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治理體系基本上還停留在傳統治理階段和水平，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變化的需要，當務之急就是要采取措施實現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治理體系從傳統向現代的快速轉變，從而更好更快地推進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和特點

從過去主要是淺層次的感性化改革，進入了深層次的理性化改革進程中

集分平衡。此次改革把該集中的權力集中到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把該分散的權力分散給地方政府、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達成集權與分權的平衡。中央把國防軍隊、教育衛生、國家安全、食品安全、環境保護、土地使用、財政稅收、金融貿易、國企改革、收入分配、基本公共服務等社會改革權集中在中央手里，但同時也下放部分權力特別是行政權給地方，讓地方把部分權力下放給基層、私人部門和社會組織，使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私權與公權之間有一個基本的界線，使國家和政府有能力做事，社會和公民有活力發展。

放權讓利。國家向社會放權讓利，中央向地方放權讓利，地方政府向下級政府、基層政府放權讓利，政府向企業、公民放權讓利，國企向私企、外企放權讓利。通過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通過收入分配改革，縮小收入差距，對國民財富重新分配，以前主要是增量的國民財富改革，現在更多涉及到存量的國民財富改革，對一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固化利益要進行調整，主要表現在減少國有企業的壟斷領域和事項。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促進城鄉一體化，保障農民的公民權益。通過金融體系改革(放開金融體系內的壟斷限制)、財稅體系改革(通過重新劃分稅種及其分享比例，使中央政府把部分財政能力轉移給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擺脫以地養政的情況，降低地方債務過高導致財政和金融風險的可能。

理性改革。一方面，本次改革堅持了過去三十多年改革成功的主要經驗，即漸進改革，不搞休克療法，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是中國人民用一百多年探索找到的正確道路，是30多年改革開放中成功的基本經驗和失敗或挫折的教訓的總結和概括。許多國家雖然改旗易幟了，但是，之所以沒有發展好，就是因為走錯了道路。另一方面，本次改革與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也有不同，從過去主要是淺層次的感性化改革，現在進入了深層次的理性化改革進程：涉及的利益更廣、更深，矛盾更加錯綜復雜;改革更加組織化，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各級黨委也要切實履行對改革的領導責任;改革更有預見性，而非完全盲目的摸索。

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非常重要。全會認為，新一輪改革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既要加強頂層設計，同時，也不排斥摸著石頭過河，即要把中上層學者官員的理性的制度設計與下層和基層干部群眾的實踐摸索、試點結合起來，把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結合起來，從而，提高改革決策科學性，廣泛凝聚共識，形成改革合力，以改革促發展，以發展求穩定，以穩定保改革，促進三者的良性循環，使中國今后數十年的改革開放繼續走漸進改革的道路。

匯報人：xiexiebang

第五篇：全面深化改革與新型城鎮化

全面深化改革與新型城鎮化

發布時間：2014-4-5信息來源：上海證券報

作者：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 吳敬璉

進行新型城鎮化建設，首先要改變各級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動城鎮化的辦法，要通過市場運作和政府的土地利用規劃來提高城鎮化效率。市場運作是基礎，政府主要是順勢而為;其次，應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精神，建立跨城鄉的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市場，以便資源流向效率和回報最高的地方;最后，要改革行政層級制度，重新界定市場的職責，重新組織城市財政。只要解決體制問題，提高我國城市化本身和城市效率是完全有可能的。

城市意味著人的親近性、密集度和接近性，可以面對面交流、沖擊，產生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技術，這是城市最大的功能。城市化可以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以上觀點是經濟學普遍共識，這和國內對于城鎮化比較普遍的認識似乎很不一致。這也是很多問題分歧的起點，就是我們對城市化的功能有不同的認識。

舊型城鎮化有兩個特點：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優先于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變成了土地開發。也就是說，城市化不是去發展思想生產，變成了開發房地產;二是“攤大餅”式的城市發展，各地爭相建設超大規模的城市。城市專業化程度很低，千篇一律。

關于城鎮化發展道路，實際上我們已經討論了好多年。最先是普遍認為城鎮化進度太慢，和相同水平的國家相比，我國的城鎮化水平比較低。大概是21世紀初期，中國的城鎮化迅速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如“造大城”和“攤大餅”，這些問題其實都涉及城鎮化基本方向的問題。

我認為，中國在整個改革和發展中都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對一些改革發展的基本問題有不同意見和看法，事先并沒有弄清楚。在改革進行中，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些比較現象層面的問題上。實際上，基本問題沒有弄明白，現象層面的問題是沒有辦法弄清楚的。所以，對于中國的城鎮化道路，我想談的是對一些基本問題的看法。

城鎮化在現代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先說第一個問題，城鎮化在現代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像21世紀初期討論股市的時候，討論集中在漲或者不漲，有沒有泡沫。有一次證監會召集的高層討論會上，有學者提出一個問題——股市是干什么的?應該先要把這個問題弄清楚。實際上，當時是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股市的作用就是方便企業融資，特別是按照當時證監會的說法，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股市發展主要是幫助國企融資。另外一種觀點可能更經濟學書呆氣一點，說股市是一個有效配置資本資源的裝置，它要給好的企業資本，剝奪壞的企業使用、浪費

社會資本資源的權利。事實上，股市最后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這個基本問題上。不同的方針有不同的做法，結果也造成了各種各樣的問題。

城鎮化也是一樣，到底為什么要城鎮化呢?城鎮化的作用是什么呢?兩三年前最流行的看法，認為城鎮化是增加需求、拉動增長的一種重要的途徑。這個意見在一年多以前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對，提出了第二種意見，說城鎮化是工業化、現代化的結果，而不是一種推動力量。努力搞工業化，人口就會向城市聚集，城鎮化就可以得以推進。

我個人認為，這兩種意見好像都有問題。發展經濟學所公認的城市化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當中的作用，與上述認識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美國布朗大學專門研究城市化的教授W·亨德森，在2007年寫了一篇名為《中國的城市化：面臨的問題及政策選擇》的文章，他總結了整個發展經濟學和城市經濟學，對城市化的功能提出了一些公認說法。

這篇文章認為，從世界范圍來看，一個國家在從低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當中，城市化一直是快速收入增長和工業化的內在組成部分。它為什么是一個內在的組成部分呢?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因為城市化可以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亨德森認為，現代化離不開城市化，因為大部分制造業和服務業活動在城市中開展，效率更高。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E·格萊澤，在另一本書《城市的勝利：城市化如何讓我國變得更加富有、智慧、綠色、健康和幸福》(2011年)里，提到佛羅倫薩為什么可以成為文藝復興的一個起點城市呢?就是有才能的人都到這里來交流思想，從交流思想一直到交流繪畫的技術，于是佛羅倫薩就成了文藝復興的起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盧卡斯也認為，城市是增長的發動機，創新的孵化、精湛技能的培育，無不在城市進行。

E·格萊澤的書里有大段講城市的功能。他強調，城市意味著人的接近性(proximity)、密集度(density)和親近性(closeness)，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形成了一個“思想市場”。思想者通過在自由的思想市場上的競爭和合作實現創新。科斯在去世前寫的關于中國改革的書里，特別強調思想市場。科斯認為，中國現在一個大的缺點就是缺乏思想市場。

2007年中財辦請了新增長經濟學代表人物、美國經濟學家羅默(P.M.Romer)等國外學者來中國做“十二五”計劃預研究。羅默來了之后，在北京大學做了一個報告，強調中國城市化要加速。他說，城市化的最大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城市能夠有效地生產思想(ideas)。在城市當中，因為有人的親近性、密集度和接近性，所以通過人和人之間的面對面的交流、沖擊，就可以產生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技術，這是城市最大的功能。

以上觀點是經濟學普遍公認的認識，但和國內對于城鎮化比較普及的認識好像很不一致。這也是好多問題分歧的起點，就是我們對城市化的功能有不同的認識。

但是，城市化也有它的負面效應。就是因為城市化人口密集，就會造成交通擁堵，垃圾處理、公共衛生管理變得復雜和困難，治安管理的難度加大。總而言之，城市生活的成本就會比較高。顯然，我們應該盡量發揮城市的正能量，盡量減少負面效應;如果正能量沒發揮，負面效應很大，那就會出問題。中國舊型城鎮化的問題就在這里。

舊型城鎮化存在的問題和產生根源

舊型城鎮化有什么特點呢?有一個從現象上就可以看出的特點，就是土地的城市化優先于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變成了土地開發。土地的城市建成區的面積增長，比城市人口的增長要高好幾倍。城市的市中心的容積率比發達國家要低得多，城市人口的人均占地面積比發達國家多得多。也就是說，城市化不是去發展思想生產，變成了開發房地產。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提高效率的功能發揮不大，而這是它的基本作用。

第二個特點是“攤大餅”式的城市發展，各地爭相建設超大規模的城市。我國的城市專業化程度很低，千篇一律。只要擴大規模就可以，同構化很嚴重。在亨德森的上述文章中就講到一個問題，他說，總體看中國的城市化進度比其他國家落后，城市居民的數量比世界其他同樣發展水平的國家要低。但是，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情況：一方面是小城市偏枯，另一方面又有特別多的特大規模城市，也就是說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特別多。這樣的城市運作效率是很低的，北京就是這樣的例子。而全國有很多很多這樣的城市，正在向特大城市邁進。

關于城市的發展，亨德森講到一個結構變化的規律。在工業化時期是農村人口移向城市，所以制造業先在城市中發展起來。但是很快，大概在20世紀中期，制造業的技術變成了一個非常一般性的、標準化的技術，并不要求工人有很高的教育水平、知識水平和技術水平，而在城市里的生活成本又比較高，所以，這些制造業企業就從大城市移向小城市。

我們“攤大餅”式城市發展的結果是把金融業、服務業、制造業還有政府都放在里面。各種專業的人員，包括大部分的制造業集中大城市，而制造業里面的工人叫農民工，農民工是沒有城市化的，實際上他不是市民，他的知識和技術水平其實都是比較低的。這就出現了“偽城市化”的問題。關于城鎮化率，現在有兩個數字，一個是國家統計局說的52%，但是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偽城市化，就是實際上不能參加羅默(P.M.Romer)說的生產思想(idea)過程，只是做一些簡單加工。如果把這部分刨掉之后，我國的城市化率只有35%。

這樣的舊型城鎮化就造成了很多問題。

首先是大拆大建，侵犯民眾利益。其次是小城市偏枯，特大城市瘋長。最終結果就產生了兩個效率問題：城市建設過程中占地面積過大，投資效率低下，各級政府債臺高筑，威脅國家金融體系的穩定。資源的稀缺決定了做事情時間上和空間上不能錯配，今天只能做今天的事，明天的事不能放在今天做。以后你該干的事，你現在非要干，那就是債臺高筑，就得借錢。這又引出第二個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借了錢是要還的。但是，很多人好像沒有這樣的概念，在城市建設中，只要能借到錢就往里投。

現在有一些研究，發現我國現在的資產負債表杠桿率太高，杠桿率太高就有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危險。以前以為主要是企業的負債率太高，這兩年發現各級政府的負債率也很高。根據國務院的要求，現在審計署正在審計，本來說10月要公布，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公布，這個數字大概不小。

舊型城鎮化造成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建成的城市運作效率很低。城市提高效率的好處沒有充分發揮，但是負面效應卻充分顯露：交通擁堵，生態環境惡化，城市運營成本高昂。北京就是一個典型，每個人的生活半徑都很長，每天幾百萬人進來一次，出去一次。空氣污染甚至到了爆表的程度。

對于舊型城鎮化造成的問題，中科院院士陸大道等已經呼吁了很多年。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問題?追隨他的研究進行梳理，主要有下面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政府主導了城鎮化的過程，把造城當成是提高政績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手段。城市的來源無非是兩個：一種情況是從“市”來的，有交易的需要，就要集聚，于是在中世紀的時候就出現了城市;還有一種途徑具有中國歷史的特點，是從“城”來的。城在中國的古漢語里面是都，是政治中心。在中國的歷史里，城市是從“城”來的。在計劃經濟之后，就沿襲了這個格局。我戶口本上的籍貫是重慶。重慶過去是西南地區的經濟中心，因為它在三峽的上游，但是計劃經濟下，就比不上成都，成都是省會。華北地區政治中心在北京，經濟中心在天津。但是，后來經濟中心都敵不過政治中心。這是整個經濟社會組織的格局造成的。

第二個原因是就是土地產權制度。我國現在土地產權制度是兩塊：農村那一塊是集體的，最終擁有者是農民，但實際上沒有處置權利，也得不到利益;城市土地按照1982年憲法的規定，城市土地屬于國有。所以，城市化過程中就出現這樣的問題：農村土地要轉到城市，先有一個征購，再轉成國有進行招拍掛。而農村土地征購的時候，按照規定，是要按照土地的農產值定價的。這就造成轉成城市土地后，形成的差價非常大。這個差價就屬于新所有者所有，農民無法享受。因此就造成了很大的一個推動力量，要造大城，攤大餅，要盡量把城市規模做大。這不僅可以表現政績，還能夠有財政的支持，這就出現了所謂的土地財政的問題。

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的行政級別是層級化的。本來市場活動中，城市和城市之間是平等的，但我國不是。我國有省級城市、副省級城市、地級城市、縣級城市和鄉鎮。越上級的城市支配資

源的能力越大。反過來，越大規模的城市往往明文規定的行政級別，或者是潛在的行政級別就越高。這就造成了一種循環，就是上級城市可以運用更大的權力吸取資源，擴大自己的規模。規模越大以后，它的行政級別或者是實際的行政級別越高。這就造成了一種循環，現在的小城市很偏枯，而大城市擴張得太厲害。這么一些很深層的體制上的原因，造成了舊型城鎮化的造城運動很風行。

走出發揮城市創新功能的城鎮化道路

那么，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這必須和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相聯系，改變體制上的一些缺陷，把這些缺陷改掉，新型城鎮化才有可能成功。

結合亨德森以及陸大道院士批評造大城運動的研究和觀點，我認為，進行新型城鎮化建設，首先，要改變各級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動城鎮化的辦法，要通過市場運作和政府的土地利用規劃提高城鎮化效率。市場運作是基礎。政府應做什么?主要是順勢而為，土地運用的規劃要由政府來做。同時按照規劃，政府進行管制。農用土地、城市工商用地和住宅用地應該有劃分，這個劃分要有行政權力的管制。

其次，按照《決定》所說的，建立跨城鄉的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市場，以便資源流向效率和回報最高的地方。

最后，要改革行政層級制度，重新界定市場的職責，重新組織城市財政。這是《決定》中提出來的，其實都可以做到。只要解決體制上的問題，提高我國城市化本身和城市效率是完全有可能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我認為，這些都有利于推行更有效率的城鎮化。現在應該全社會共同努力，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有關改革會沖擊原有的利益格局，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沖破阻力和克服困難，把各項改革落到實處。另外，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也要考慮實際的困難。因為現在城市建設雖說效率很差，但它各個環節之間經過磨合，大體上可以協調運轉。比如說大規模城建投資，可以賣土地，賣土地就可以充實收入。如果一個環節發生了改變，其他的環節就會和它發生矛盾。舊型城鎮化的問題是長時期的偏差造成的結果。當推行改革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到實際會發生的困難，要做通盤的設計考慮。以《決定》中提到的地方政府可以發債為例，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工程，地方政府可以發債，那么什么情況下可以發債?誰對債務進行負責?怎么監督?有一整套問題需要解決。

所以，政府、業界、學界都要加強學習，提高水平，對自己的行為方式做出調整。在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城鎮化有關的各種問題，支持幫助政府來執行這些改革計劃。總體看，我認為我國城市化現在的水平還很低，和城市化有關的各個行業大有用武之地。相信我們可以走出符合我國實際、能夠發揮城市創新功能的城鎮化道路。我期盼著這一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