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論綜述

「內容提要」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是國企公司化改革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國經濟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和難點問題。在梳理與借鑒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論基礎上，探討對我國公司制改革實踐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公司治理結構/股東治理模式/剩余索取權/人力資本所有者

中圖分類號F2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348（2001）05-114-021

公司治理結構內涵

公司治理結構概念最早出現在經濟學文獻中的時間是80年代中期，迄今為止，國內外文獻中關于什么是公司治理，并沒有統一的解釋，從不同角度給出的定義歸納起來，可以分成以下幾類：

（1）制度安排學說

斯坦福大學教授錢穎一在他的《中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改革和融資改革》一文中也說：“在經濟學家看來，公司治理結構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于支配若干在企業中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團體-投資者、經理人員、職工之間的關系，并從這種聯盟中實現經濟利益。公司治理結構包括：①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權；②如何評價和監督董事會、經理人員和員工；③如何設計和實施激勵機制。一般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利用這些制度安排和互補性質，并選擇一種結構來降低代理人成本。近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投資者（外部人）如何監督約束經理（內部人）。

中國經濟學者胡汝銀在他的《中國需要公司管治革命》一文中認為，公司管治（即公司治理結構）是董事和高級經理人員為了股東、職員、顧客、供應商及提供間接融資的金融機構的利益而管理和控制公司的一種制度和方法。

（2）組織結構學說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他的《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一文中指出：“所謂公司治理結構，是指由所有者、革委會和高級執行人員即高級經理人員3者組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在這種組織結構中，上述3者形成一定的制衡關系。通過這一結構，所有者將自己的資產交由公司董事會托管；公司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擁有對高級經理人員的聘用、獎懲以及解雇權；高級經理人員受雇于董事會，組成董事會領導下的執行機構（這實際上是標準的狹義的公司治理結構定義）。中國大部分經濟學者都持此種觀點，例如陳清泰在他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一文中認為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就是形成這樣的機制：所有者通過法定形式進入企業行使職能，通過企業內的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執行機構，保障所有者對企業的最終控制權，形成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之間的激勵和制衡機制，建立科學的領導體制、決策程序和責任制度，使3者的權利得到保障、行為受到約束。且此種觀點與十五屆四中全會黨的文件完全一致：《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說明：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確股東會、董事會、監督會和經理層的職責，形成各司其職、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所有者對企業擁有最終控制權。董事會要維護出資人權益，對股東會負責，董事會對公司的發展目標和重大經營活動作出決策，聘任經營者，并對經營者的業績進行考核和評價。發揮監事會對企業財務和董事、經營者行為的監督作用。

（3）控制決策學說

奧利弗。哈特在英國《經濟學雜志》上發表文章認為：“治理結構被看作一個決策機制，而這些決策在初始合約中沒有明確地設定。更確切地說，治理結構分配公司非人力資本的剩余控制權，即資產使用權如果在初始合約中沒有詳細設定的話，治理結構將決定其將如何使用。”

中國經濟學家張維迎在他的《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一文中認為：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在于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應當盡可能地對應，既擁有剩余索取權和承擔風險的人應當擁有控制權；或者反之，擁有控制權風險的人承擔風險。

公司治理結構有多種定義，多種內涵，前文從不同角度給出了治理結構的不同表述。吸取西方公司治理理論的成果，結合我國實踐，概括起來說，公司治理結構是建立在出資者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分離的基礎上，企業內外部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及經理層及其它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權利制衡機制、激勵約束機制及市場機制的一種制度安排。具體來說，公司治理結構既是一種經濟關系、契約關系，又是一種權利的制衡機制。

2西方兩種治理模式分析：股東治理模式與利益相關者（或人力資本治理模式）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模式是用以處理不同利益集團即股東、債權人、管理人、員工和社區之間的利益格局關系，實現一定經濟目標的制度安排。關于公司治理模式爭論，在西方經久不衰，其核心就是“傳統的”、“股東治理模式”和“新興的”、“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或者目標利益優先的問題。

按照股東治理模式，作為股東代理人-總經理（或董事會），必須以股東價值最大化作為企業經營的唯一目標和行為準則；而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現代公司不僅歸股東所有，其他利益相關者實際上也為公司進行了投資（如員工進行了人力資本投資）。在考慮了相關者的利益以后，企業就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企業的經營目標就應該是企業整體價值最大化的多重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而不應該只是簡單化地以鳳東利益至上的單一目標。

經營目標之爭，其實質就是股東還是利益相關者是企業的所有者，即在企業的治理結構中誰擁有企業的最終決策權，誰承擔企業經營不善的損失與風險。這也就是企業理論上所討論的誰擁有企業，誰是企業經營的剩余控制和剩余索取的問題。

投入資本的股東，本身就具有這種特性，貨幣資本具有普遍性、穩定性和任意可分割性，因而具有承擔風險的能力。而相比之下利益相關者（以人力資本所有者為代表），有一些學者從知識經濟理論出發，認為依據人力資本正在成為財富創造核心動力的推理以及現實中人力資本作用和待遇不斷提高的種種現象來證明人力資本重要性和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企業所有權的理由。用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的不可分離性向資本雇傭勞動提出質疑。

作者認為進入企業的各種要素：人力資本所有者與非人力資本所有者在理論上具有平等權利獲取和行使剩余控制權，但現實是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先天特征：人的健康、體力、經驗、生產知識、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權只能不可分地屬于其載體，這個載體必須是人，而且必須是活生生的個人。即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不可分離性導致人力資本所有者不具備承擔企業經營最終風險義務的能力。經濟學基本原理早已證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沒有無義務的權利，權利與義務的對稱性表明人力資本所有者無法擁有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理由如下：

首先，人力資本不具有抵押功能。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一個很大的不同在于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的不可分離性。人力資本所有者將其人力資本投入到一個特定的行業或企業之后，其所作的承諾可信賴性遠比不上非人力資本所有者（股東）所作的承諾。因為非人力資本具有天生的抵押功能，而人力資本所有者在企業經營失敗時，人力資本所有者除有自身人力資本外別無他長，受現實法律制約，無法對人力資本所有者-活生生的個人，進行拍賣、轉換、變現或抵押，也就喪失了承擔企業經營風險的能力。

其次，人力資本專用性決定了其價值難以判斷。為特定交易或合約服務而投入的資產具有專用性。人力資本的專用性特征是指工作中有些人才具有某種專門技術、工作技巧或擁有某些特定的信息。人力資本專用性使得人力資本不能象非人力資本那樣可以在靜態下用貨幣加以度量，其價值隨時、空的變化，對不同人或企業來說不是唯一的，甚至大相徑庭。由于其價值最難以度量及受人才市場不完善的制約，很難顯示真實的人力資本價格。因此，價值量的不穩定也阻礙了人力資本所有者承擔企業風險的能力。

以上論述表明，非人力資本所有者-股東，是企業的所有者，而人力資本所有者，只能作為雇員。我們認為，企業是非人力資本所有者-股東的企業，股東擁有剩余收益權和剩余控制權，承擔經營的不確定性風險。而人力資本所有者一般情況下不承擔經營的邊際風險，收入也比較固定。因此，企業的經營目標就應該為非人力資本所有者-股東制定，就應該維護股東的利益。

誠然，股東利益至上會帶來非人力資本所有者—員工的失業，供應商的中斷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損失。但這些完全可以依靠法規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來解決，而不應該在企業這個層次來探討。

3實踐指導意義

研究西方公司治理結構和模式，是為了更好地探索我國國企公司化改造的過程。從復雜的治理理論與多變的治理模式中，我們可以看出，求得一劑藥方，置之四海而皆準是不可能的。

首先，公司治理結構是競爭的市場機制實現外部（或間接）的控制與“三會四權”（或其他治理形式）權力制衡與約束實現內部（或直接）的有機整體。從現有文獻上看，國內大部分學者的研究側重于內部組織機構如何設置，權力如何配置，激勵與約束如何安排，而把競爭的外部市場，（如產品市場、經理人員市場、平均利潤率形成等）看成是配套改革，在作者看來，公司治理結構是內外部治理機制的有機組合，缺一不可，不能把外部治理機制的完善看成是配套措施而放置公司治理結構整體改革之外。

第二，在學習、借鑒西方公司治理結構之時，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前蘇聯與東歐在轉軌時完全套用西方的作法，出現的問題是明顯的，損失是慘重的。一種制度的變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別是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其潛在的改革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中國在設計公司治理模式的時候，一定得考慮到中國的國情，那種完全西化的“拿來主義”或“拼裝組合”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第三，中國公司治理結構需要多種多樣的模式，不能搞一刀切。這不僅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區、各行業有很大差異，而且因為在中國的環境下進行企業改革沒有先例可循，必須進行大范圍的試驗（中國的改革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即使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也能看得到，不同國家之間和一國內的企業組織都非常不同，例如英美主要是股東治理模式，德日主要是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且一國在不同時期，治理結構上也有變化。中國企業改革最危險的政策可能是推進一種特定的范式（由法律規定的、或領導人肯定的），并且是強制的。

最后，我國國企公司化改革，作者主張采用股東治理模式為好。一則股東治理模式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最高準則，以提高企業運營效率為手段，不應該在企業這一個層次上過多地考慮相關者（集團）的利益。其次，制度經濟學派認為股東治理模式產權清晰，易于決斷，交易成本較低，代理收益遠大于代理成本（相對于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而言）。最后這本身也符合我國的分配制度改革原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即企業這一層次講效率，國民收入二次分配講公平。

第二篇：治理理論

陳振明版《公共管理學》之治理理論

第一節 治理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論是在西方學術界日漸崛起的顯學，而合作網絡途徑則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進展。本節將主要從合作網絡途徑的角度，探討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

一、治理理論的實踐基礎

自從有了人類社會，就有了處理群體生活的組織活動，就有了解決合作事務的具體實踐。公共管理就是這樣一種實踐活動，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國家產生以前。

早在國家產生前，原始人就以氏族、部落和部落聯盟為單位管理集體生產和共同防衛等事務。這是公共管理在人類歷史上的原始形態。

步入階級社會后，國家和政府成了管理公共事務的主要組織方式。國家除了要履行政治統治只能，還要履行社會管理職能，以維持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秩序。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里，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低，公共事務少且目標單一，國家的公共管理只能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從根本上服務于統治階級的共同意志和長遠利益。同時，國家的公共管理職能也反映了社會的共同利益，對緩和社會矛盾和階級沖突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維持下去。”

隨著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尤其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國家公共管理的范圍日趨擴展，規模不斷擴大，大量社會事務被納入政府議程，公共管理逐漸淡化階級通知的色彩，進而獲得了相對政治通知的獨立性。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了適應公共管理的這種發展趨勢，行政力迅速擴張，大量介入國家和社會事務，出現了行政國家現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礎上的官僚行政成為這一時期管理公共事務組織工具。它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納入到官僚組織的管理范圍，隨著公共事務的增多，政府的管理只能隨之增加，政府規模隨之膨脹，大政府時代也就到來了。20世紀70年代的福利國家是官僚行政鼎盛時期的重要標志。

20世紀70年代末，一場質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運動在西方各國蔓延開來，各國開始重新調整國家和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關注國家的競爭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部門對公眾的回應能力，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開始，人們提倡民營化，主張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服務，采用工商業的管理方式治理公共事務，重塑政府。進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權化的社會趨勢極大地改變了公共管理的生態環境，社會關系日益復雜多變，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斷加深，范圍不斷擴展，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會之間的 1 合作正成為民族國家競爭力和國家繁榮的基本構成要素。

在這種背景下，片面依靠市場競爭機制來改造公共管理的做法捉襟見肘。合作網絡應運而生，開始成為治理公共事務的重要形式。在網絡中，各種行動者通力合作，共同應對全球化和分權化提出的挑戰，一起處理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使公共管理開始成為真正的社會聯合行動。正如瓦爾特所言：“作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戰是處理網絡狀，即相互依存的環境。公共管理因而是種網絡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治理模式，合作網絡為處理公共事務引入了新的機制，也為提升集體行動的能力提供了新的途徑。

二、治理理論的研究途徑

英文中的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的gubenare，有掌舵的、導航的意思，常被用來指稱有關指導（guiding）的活動，組織引導（steer）自身的過程。在漢語中，governance被譯成治理，最早出現在市政學中，用來研究如何有效地解決城市和地方上的種種問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政治學領域，而是被廣泛地應用與經濟社會領域。

有關治理的研究是近年來社會科學的關注焦點，今天的國際多邊、雙邊機構和學術團體以及民間志愿組織敢于發展問題的出版物很難有不以它為常用詞匯的。世界銀行1992的報告就以《治理與發展》為標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96年業以《轉變中的治理》為題總結經合國家的治理變革；《國際社會科學》雜志（英文版）1998年專門刊發了一期探討治理的文章。在學術研究中，也已出現一些代表人的代表作，如詹姆斯·N·羅西瑙的《沒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和變革》、R·羅茨的《新治理：沒有政府的統治》、蓋伊·彼得斯的《治理的未來：四種出現的模式》、吉爾斯·佩奎特的《通過社會學習的治理》和沃爾特·基克等人的《管理復雜網絡：公共部門的行動戰略》等等。在公共管理領域，治理一詞也逐漸獲得話語霸權，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

然而，由于分析角度和對象的不同，學者們對治理的內涵有著不同的理解，在定義上遠未能達成一致的看法。在R·羅茨看來，治理可用于指代任何活動的協調方式，至少有六種不同的永福：作為最小國家的治理、作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為善治的治理、作為社會——控制系統的治理和作為自組織網絡的治理，實際上這表明了龐雜的治理理論體系有著不同的研究途徑。

1、政府管理的途徑

這一途徑將治理等同與政府管理，側重從政府部門的角度來理解市場化條件下的公共管理改革，主要包括最小國家愛的治理、新公共管理和善治等用法。

新公共管理是對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西方政府改革運動的總結，被許多學者和政府官員視為政府治理的新模式。隨著西方各國由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的轉變，2 官僚科層制這一傳統行政模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變得機構林立，創新乏力，難于適應迅速變化、不穩定的社會環境，甚至日益成為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一場質疑官僚行政有效性、以追求三E為目標的改革運動在西方國家的公共管理部門迅速蔓延開來，大有成為一種國際性潮流的趨勢。盡管西方各國政府改革的動因、議程、戰略、策略以及改革的范圍、規模、力度有所不同，但都具有一個相似的基本取向，那就是以采用商業管理的理論、方法及技術，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務質量為特征的管理主義或新公共管理綱領。

著名的公共管理學家胡德將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內容概括為“（1）即時的職業化管理。讓管理者進行管理并承擔起責任。（2）明確的管理目標和績效評估。（3）強調產出控制。用項目預算和戰略管理取代傳統的預算管理。（4）實行部門分權，破除部門之間的藩籬，建立網絡型組織。（5）引入市場競爭機制。（6）強調運用私營部門的管理風格和方法。不難看出，新公共管理以經紀人為行為假設，以市場化和管理主義為政策取向，強調結果導向和顧客導向，關注公共管理部門的微觀經濟問題，是新自由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表現。

1989年，世界銀行用治理危機來概括非洲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世界銀行看來，治理等同于單個國家的可統治性，指的是為了發展而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資源的管理中運用權力的方式。非洲國家由于缺乏必須的法律制度和權力規范，無法為處理公共事務提供一個可靠而透明的框架而面臨著發展的危機。最近，世界銀行又提出善治的口號，合法、效率、負責、透明、開放構成的善治的基本要素，成為規范政治權力的根本要求。

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善治與新公共管理是聯系在一起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在開展資金扶助、貧困開發等國際援助項目時，均要求欠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按照善治標準進行變革，采用由它們提出的效率主張，如財政緊縮、鼓勵競爭、市場化、私有化、分權和發展非政府組織。這種將政治和行政因素納入發展事業的做法有其合理之處和現實意義。因為發展史全方位的、系統的，考慮與經濟社會現代化相關的政治行政問題，才能實現政治與經濟的良性互動，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問題在于國際經濟組織能否對癥下藥，能否避開意識形態的考慮來思考發展所需的政治條件。欠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大多認為，國際經濟組織開出的藥方不符合他們的社會、歷史和文化情景，忽視了對其面臨的棘手問題的具體分析，尤其是對社群沖突、官僚機構不發達、國際貿易與技術依附等重大問題的關注；善治只不過是發達國家經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加于人的婉轉做法，是西方國家將發展模式（尤其是政治制度）全球化的理論工具；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平等的環境中，善治塑造了一個市場萬能的神話。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內學者也開始從政府管理的角度關注智力理論。

最早一邊有關治理的文章出現在劉軍寧等主編的《公共論叢：市場邏輯與國家概念》中。智賢先生在《Governance：現代治道新概念》中將governance翻譯成治道，認為治道是關于治理公共事務的道理、方法和邏輯，是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管理經濟職能提出的基本要求，主要涉及運用公共權力的方式，旨在提高發展中國家管理公共事務的效能，駕馭經濟發展的能力。撇開翻譯上的差異，不難看出，當時國內學者對治理的理解源自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對善治的用法，治理被等同于明確政府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角色，改革公共部門的管理，建立可預知的法律框架，健全責任制度和規范公共權力等。徐勇先生進一步發揮，認為治理不僅設計公共權力的運作，而且設計權力的配置，是統治者或管理者通過公共權力的配置和運作，管理公共事務，以支配、影響和調控社會。

在《西方政府的治道變革》中，毛壽龍先生也將governance翻譯成治道，認為治道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如何運用市場方法管理公共事務的道理。治道變革指的是西方政府如何適應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需要來界定自己的角色，進行市場化變革，并把市場制度的基本觀念引進公共領域，建設開放而有效的公共領域。大體上，毛壽龍先生采用了治道的新公共管理的用法，強調了企業經營技巧及市場翱翔的激勵機制和公共管理中的運用。

2、公民社會的途徑

與將治理等同于政府管理的用法不同，在公民社會途徑看來，治理是公民社會的自組織網絡，是公民社會部門（或第三部門）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過程中創造的秩序，在公共池塘資源管理、攝取服務與發展、同業協會和跨國性的問題網絡中普遍存在。埃利諾·奧斯特羅姆通過對大量案例的分析證實了一群相互依賴的當事人在管理公共池塘資源時的確可以建構自己的網絡，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從而能夠在所有人都面對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誘惑的情況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

公民社會的自組織網絡是一種沒有政府的統治，是獨立于國家體制之外、有個人組成的多元且自主的領域。在東歐，這一領域被認為是一度被國家剝奪的而現在正力爭重新創造的東西：即一個自治的社團網絡，它獨立與國家之外，在共同關心的事務中將市民聯合起來，并通過他們的存在本身或行動，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在西方國家，這一領域具有更寬泛的意義，被視為是由資源追求公共利益的個體、群體和組織組成的公共空間，涉及NGOS、自愿性社團、協會、社區組織、利益團體和公民自發組織的社會運動等第三部門，即萊斯特·薩拉蒙等人所說的公民社會部門。他們認為，大量的公民社會組織是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創新，自治、自愿、私人、非利潤分配是公民社會部門的基本特征。

可見，在這一途徑看來，自治的公民社會是共同利益的自愿組合，通過不受國家支配 4 的公民團體和民間組織，社會的各個部分完全可以自我建設、自我協調、自我聯系、自我整合和自我滿足，從而形成一個制度化的、不需要借助政府及其資源的公共領域；組織成員也完全可以在這一領域中通過公共討論和公共對話，自主地治理生活領域中的公共事務。這既是保護公民權利、促進社會參與的途徑，也是制衡政治權力、防止國家威脅的機制。正如羅伯特·達爾所強調的，相對獨立的自治組織或社團有助于防止政府通過等級制對公民實行單項控制，這是實施民主制度的先決條件和必然結果。

自組織的網絡主要從公民社會部門的角度來分析治理，將治理看成是橫向聯合的公民參與網絡，是一種社會中心論的治理觀。但由于它將國家視為一種潛在的威脅，有將國家邊緣化的傾向，所以也受到了很多學者的批判。這些學者明確反對將國家和公民社會對立起來的觀點，認為在解決集體問題和提供公共產品方面，公民社會和國家可以相互補充，形成良好的合作關系，公民社會的組織利益可以融合進國家的決策結構中。

近來，中國學者俞可平先生也開始從公民社會部門的角度來關注治理理論，認為有民間組織獨自行使或它們與政府一道行使的社會管理過程，便不再是統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質特征是公民社會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獨立管理或與政府的合作管理······公民社會的發展必然直接地或間接地影響治理的變遷。不難看出，俞可平先生以公民社會部門為分析中心，不僅將自治的民間組織視為對政府行為強有力的外部制約，而且將民間組織看做是溝通政府與公民的重要橋梁，影響政府決策和改革的重要因素。這種發展了的公民社會途徑已經接近與下面所定義的治理的本質屬性了。

3、合作網絡的途徑

這一途徑則試圖在網絡管理的框架內整合上述兩種研究途徑。它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私營部門、第三部門以及各種社會運動出現在管理公共事務的大舞臺上，這些非政府部門與政府部門聯結起相互依存的合作關系（即網絡關系），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采取著集體行動。因此，治理是政府與社會力量通過面對面的合作方式組成的網狀管理系統。一方面，它繼承自組織網絡的主要觀點，將治理看做相互依存狀態下的管理，將公民社會部門看做治理的主體，并用它來解釋公司部門分享權力、合作治理的新型關系，從而脫離了社會中心論的窠臼，確立了多中心的公共行政體系論。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政府管理途徑的重要觀點，承認一個負責、高效、法治的政府對治理的重要意義，認同掌舵而非劃槳等新公共管理的思想精華，并認為在網絡中，政府與其他主體是平等的關系，需要通過對話、建立伙伴關系和借助其他主體的資源來實現依靠自身無法實現的目標。這就在公共管理中建立了新的工具箱，而不僅僅是市場競爭機制和工商企業的管理方法。

可見，合作網絡途徑綜合考慮了政府層面和非政府有關治理的用法，用它來描繪相互 5 依存時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對當代公共管理的環境變遷及其發展趨勢具有很強的解釋能力，所以日益得到學者們、官員們、國際組織和其他社會團體的承認，大有成為主導范式的趨勢。全球治理委員會也認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個人和季后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相互沖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本書主要從這一角度來理解治理，并展開對治理理論和時間的分析。

我們認為，治理就是對合作網絡的管理，又可稱為網絡管理或網絡治理，指的是為了實現與增進公共利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或公民個人）等眾多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環境中分享公共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對政府部門而言，治理就是從統治到掌舵的變化；對非政府部門而言，治理就是從被排斥到主動參與的變化。這是一種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社會合作過程——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由于該途徑強調，多中心的公共行動者通過制度花的合作機制，可以相互調適目標，共同解決沖突，增進彼此的利益。所以，從這一意義上講，治理實質上是一種合作管理。

這一概念也表明，治理與統治追求的目標相同，都需要借助公共權力維持社會秩序和處理公共事務，以促進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二者在實現公共利益的過程上又具有明顯的區別，表現在：（1）管理的主體不同。統治是政府壟斷公共事務管理的活動，而治理是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等公共行動者共同處理公共事務的活動。（2）管理的客體不同。與統治相比，治理的對象更多，范圍更廣。治理除了要處理公共問題、管理公共資源外（與統治一樣），還要解決涉及人群較少的集體事務（如公共池塘資源）。（3）管理的機制不同。統治主要依靠政府的權威，有科層官僚制組織對公共事務進行自上而下、單向度的管理；治理則依靠網絡的權威，由公共行動者在互動過程中運動非強制性權力進行協作。統治的機制是控制、治理的機制是信任。（4）管理的手段不同。統治的手段主要是強制性方式，如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甚至是軍事手段；治理則開發出了新的管理工具，如合同外包、內部市場、公共哲學、政策社區等。（5）管理的重點不同。統治以滿足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強調國家的作用，官僚組織的能力；而治理以滿足公民的需求為出發點，強調國家和社會、政府與市場、私域與公域的合作。可以預見，隨著歷史的發展，統治將隨著國家的消亡而消亡，而治理將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中管理共同事務的社會協調模式。

在治理的諸多用法中，只有網絡治理才有新的特征。這些新特征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多中心的公共行動體系。合作網絡途徑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賴的環境中，沒有哪個機構擁有充足的資源和只是可以獨自解決所有的問題；在解決公共事務時，相互依 6 賴的行政者通過交換管理，共享知識，談判目標，采取著有效的集體行動。的確，在公共管理領域，并非只有政府一個主體，私營部門、志愿團體、社區互助組織和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在社會經濟領域內積極活動，并依靠自身的資源參與解決公共問題。公共管理已經成為由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和公民個人等參與者組成的公共行動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各種主體相互依賴，網絡治理因此成為公共管理在相互依賴下的表現······是在現存的跨組織關系網絡中，針對特定問題協調目標與偏好各異的行動者的策略的活動。正如格里·斯托克所說的：治理指公私機構和自愿社團的相互依存。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體現在制度、組織、物質、信息、人力資源和時空環境等多個方面。

（2）反思理性的復雜人。這是合作網絡途徑的行為假設。它認為，公共行動者在不確定的社會條件下，不可能獲得有關公共問題的所有信息，不可能擁有處理信息的完全能力，也不可能絕對理性地進行選擇；而且，行為主體有著復雜的動機，既有逐利的一面，也有追求社會效用（包括公共利益）的一面；既有利益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是，由于行動者能夠通過不斷的對話交流信息，能克服有限理性的先天不足；能夠通過各種形式的合作，將行動者所定在厲害相關的網絡中，從而減少機會主義行為的動機；能偶通過持續的學習，積累經驗，改進過去的行為模式，進而提高適應社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反思，政府部門與非政府部門學會了約束自己的不合理要求，可以在相互尊重對方利益的基礎上采取合作行動實現共同利益。這使得行動者可以通過持續的對話調整各自的行為，追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結果。這與建立在完全理性、道德人假設基礎上的傳統行政科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3）合作互惠的行政策略。在網絡治理中，每個行動者所做的事幾乎都會對其他行動者產生影響，所以行動者在考慮個人的行動策略時都會考慮其他行動者的選擇。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許多重復出現的博弈中，合作策略是最有利的利己戰略；經過多次博弈，行動這之間傾向于建立面向長運的互動關系。用博弈論的話說，當博弈各方面協調一致去尋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戰略時，就會出現協同性均衡狀態了。正如羅伯特·艾克斯羅德所認為的，在機遇互惠以及存在互動的群體中，合作會發生演化，并且一旦建立，就可以防止其他不太合適的戰略的侵入。也就是說，為了擴大從集體行動中獲利的空間，行動者在不斷的互動中會逐漸放棄單獨行動策略，轉而采取合作策略。相互依賴的公共行動者由于厲害相關，信息共享，更有動機和條件采取合作行動，以創造多贏的博弈的機會。

吉爾斯·佩奎特認為，網絡是合意或動機導向型的組織和制度。這表明，合作策略的實現離不開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是一種合意，體現著行動者的共同理解和價值取向，并有要求行動者遵守的壓力，能使行動者認同組織目標，進而采取合作行動。而且，在多主體的治理環境下，行動者能否擺脫集體行動的困境而實現合作，不僅取決于行動者和制度環境本 7 身，還取決于雙方發生聯系的中間媒介——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合作網絡運作的深層機制。它塑造了網絡成員對外部環境的共同認識，對政策問題的共同看法，有助于解決成員之間的沖突，規范合作伙伴關系，從而使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趨向一直。這要求行動者達成互惠的公式，培育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和具有寬容精神的合作性文化。

（4）共同學習的政策過程。在合作網絡途徑看來，治理與通知的實質一樣，都在于作出有約束力的決策，將行動者的不同偏好轉化成分配價值的政策。集體行動的需要通過政策產出來實現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不過，網絡治理中的政策是公共行動者共同學習的產物，而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安排。這意味著集體行動變成一種自上而下的過程，成為涉及特定政策問題的行動者（包括行政官員和目標群體等在內）的集合，即由參與特定政策領域的相互依存的公共、準公共和個人行動者所組成的政策網絡。在政策網絡中，各種治理主體通過對話和協商，在各種集體選擇的論壇中交流信息，談判目標，貢獻資源，減少分歧，并努力地增進合意，在改善互動關系的同時達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方案。這就是公共行動者集體學習以產出政策的過程。同時，這也是公共行動者通過政策設計共同管理網絡的過程，表現在：一是通過沖突管理、優化行動環境等手段來敢于網絡的運行，改善網絡中的互動關系，這是對網絡游戲的共同管理；二是在現代網絡無法解決問題的情況下重建網絡的制度安排，即共同商討如何改變網絡的游戲規則，如重新非配權力和資源，改變成員的價值觀念，對組織之間的關系施加影響等。這種共同學習的過程在培育社會資本，防止社會制度和價值碎片化時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

三、網絡治理的時間類型

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是網絡治理的根本任務。布坎南認為：任何由集團或社會團體決定······通過集體組織提供的物品和服務，都被定義為公共的。然而，任何組織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時都面臨著集體行動的困境。合作網絡為解決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徑，按照網絡設計的對象和作用的范圍，網絡治理可以氛圍以下幾種基本類型：

1、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是對國際合作網絡的管理。在國際政治領域，全球治理有很多稱謂，如國際治理、世界秩序的治理等，一般用來指為了維護正常的全球秩序，國際社會通過有約束力的制度安排，對全球生活中出現的生態、移民、毒品、地區沖突、貧富差距和國際共同財產等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

國際合作網絡的興起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系統結構性變動的產物。冷戰結束后，一個新的穩定的世界秩序并沒有自動形成，相反，大規模的地區沖突接連不斷，以聯合國為主體的集體安全機制行動能力有限；而全球化進程也并非世界福音，南北差距不 8 斷拉大，國際金融市場不斷失控，并引發新的社會矛盾。在這些問題面前，各國的政府不再壟斷一切合法的權力，各種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私人企業、利益集團和社會運動在國際層面上也承擔起了維護秩序、調節經濟和促進社會發展的職能，民族國家將管轄權授予了區域的、跨國的和全球的機構，或與他們一起分享權力，這些機構與國家之間形成合作網絡，通過制定和實施全球性和跨國行的國際制度來解決共同的問題。

這種合作網絡不同于以霸權為基礎的合作。以霸權為基礎的合作是冷戰時期的集體行動方式，是單個國家或國家集團通過霸權力量主導國際政治和經濟機制的安排，為成員提供安全和福利等公共物品，從而道道促進合作和維持秩序的目的。全球治理則是多中心權威的合作，通過多國之間、多種行為體之間的協調、溝通與大成功是，進而通過集體行為的方式促成多領域合作，已成為當今十二節政治的主流。

第三篇：中西方員工持股理論綜述

中西方員工持股理論綜述

（一）西方員工持股計劃

1.馬克思“合作工廠”理論

最早提出合作工廠或合作社思想的,應該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馬克思稱他是“合作工廠和合作商店的創始人”。馬克思將之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27章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的合作工廠的理論作了全面分析。

作為合作工廠的主體是“自由人聯合體”,這里的自由人聯合體不同于自給自足個人所有制,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勞動,其產品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另一部分作為生活資料消費,個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個人看待他人也是這樣,各個個人都不把自己當作勞動者,而是把自己當作所有者和同時地進行勞動的共同成員。因此,合作工廠的主體應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勞動者的同一, 合作工廠以按勞分配為主,但不排斥勞動積累的按資分配,是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相結合。為了避免合作工廠蛻化為資本決定勞動的公司,因此,“每個企業的工人,不管他們是不是股東都應當從收入中得到同樣的份額”。合作工廠的工人可以以自己的勞動獲得報酬。同時,馬克思認為應“同意讓股東得到少量的利息這種純粹臨時性的措施”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合作工廠成為未來社會過渡的中間環節的前提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馬克思曾倡導,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應該把合作制推行到現有的生產中去,正象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經營被工廠主關閉的工廠那樣。

合作工廠的歷史積極性在于,通過工人自己的資產和勞動的聯合,從根本上消除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從而揚棄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圍內的、建立在資本與勞動對立基礎上的資本增殖,形成一種建立在自己勞動基礎上的資產增值,這類似于小商品經濟私有產權形式,不過那時的小商品生產者在這里轉變為工人“聯合體”。

合作工廠的歷史局限性在于,盡管合作工廠的資產歸工人聯合體共同“占有”,擯棄了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壟斷占有,但是工人聯合體的個體之間的私人產權關系依然是清晰的,這就使合作工廠依然僅僅是一種比較低級的集體經濟產權形式,依然有改進的空間。三大改造中對手工業的改造與其類似。

2.二元經濟理論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人們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并通過他們的勞動和擁有的物質資本獲得收入的經濟。二元經濟理論起源于路易斯·凱爾索和阿得勒于1958年出版的《資本主義宣言》。（沒錯和共產黨宣言很像）

凱爾索認為,政府干預經濟是必要的,但是通貨膨脹和經濟的不公平使工人的勞動遠離其應該獲得的報酬,自由市場經濟的單因素即只有勞動參與生產,并作為獲得收入的唯一途徑,是難以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的。

工業革命使得自動化的大機器生產代替了人的大部分體力勞動,如果僅僅少數人掌握和擁有資本,那么無產階級勢必被資本剝削和主宰。因此他主張通過私有產權的擴散化,使全部人民都擁有資本和勞動收入,激勵員工擁有股份,。因此應該開放私人產權,使工人既有勞動收入,又有資本收入。

建立二元經濟的原因分析

凱爾索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陷入經濟困境的深層原因。

在正常的經濟運行情況下,任何人都具有通過勞動和資本獲得收入的基本權利,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科技進步使資本對產出的貢獻日益突出,產權的過度集中將會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資本主義的生存和發展。

政府試圖用稅收和轉移支付等財富再分配手段來緩解因勞動者貧困而引起的經濟衰退的方法已不再奏效。資本的急劇集中和貧富差別迅速擴大,由此造成社會的分配不公已成為美國社會潛在的巨大危機。

隨著人類社會工業化程度的加深,社會階層貧富相差反而愈加懸殊,這是由于在制度設計方面沒有考慮到資本分配的民主性,即資本參與生產從而獲得比勞動參與生產大得多的收入。

理論評價

一方面,該理論與同時期的正統資產階級經濟學不同。

另一方面,凱爾索所提出的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法又與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有所區別。二元經濟理論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民主的私人產權體系以取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以市場原則獲得公平分配。

其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理論上揭示了員工階層貧困的真正原因。即在一個資本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的社會中,由于普通員工缺乏資本所有權而不能分享資本收益。

二是在實踐上在保持私有制的前提下為員工階層找到了一條擺脫貧困的道路。世界各國都可以采用員工持股計劃來加快經濟發展,依靠市場的力量,促進產權的民主化和社會化。

3.利潤分享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馬丁·威茨曼于1984年出版了《分享經濟用分享制代替工資制》一書,提出用分享制代替工資制,可以同時解決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低效率問題,可以使資本主義世界走出滯漲,取得繁榮。這一觀點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甚至被譽為“自凱恩斯之后最卓越的經濟思想”。

理論主張

威茨曼認為,企業員工的報酬有兩種制度形式,即工資制度和分享制度,因而資本主義經濟也相應分為兩種,即工資經濟和分享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生滯脹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資本主義現存工資制度不合理。威茨曼指出,在傳統的工資制中,報酬是與貨幣或者生活費用指數相聯系，而分享制度則是工資與廠商的收入或利潤相聯系”。

分享制度的優點

威茨曼認為,分享經濟制度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分享制能夠提高社會的就業水平另一方面,分享制可以從根本上消除通貨膨脹的發生。分享經濟制度把企業的勞動成本與企業的產品價格聯系在一起,任何的價格變動都會及時準確地反饋給勞動成本。因此分享經濟天然地具有反通貨膨脹的傾向。

理論評價

總體而言,威茨曼的分享經濟論偏重于理論分析,缺乏實際的可操作性。英國經濟學家米德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分享經濟制度的具體設計。

從實踐來看,分享經濟在西方國家的廣泛推行,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有利于勞動力產權的完善和勞動者積極性的提高有利于企業效益的提升。分享制通過利益共享緩和了勞資之間的對抗性矛盾,通過重塑企業的內在機制來矯正結構失衡,改善宏觀經濟運行,自動抵制滯漲。

但是,應該看到,威茨曼關于通過分享制度改善資本主義經濟微觀結構方面的缺陷,從而擺脫宏觀方面的滯脹困境的主張是難以實現的。

因為其一,從分配入手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因為收入分配是由生產關系決定的。改變收入分配形式只能治表,變革生產關系才一能治本。因此,威茨曼從分配的角度上即運用分享經濟代替工資經濟,尋找解決停滯膨脹原因是難以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根本矛盾的。

其二,在一定時期內,工資是有剛性的。由此可見,建立在工資具有充分彈性的假設上的分享經濟,是無法使資本主義實現充分就業的。

4.人力資本理論

提出者是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明塞爾以及貝克爾，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論證邏輯

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代表的是人的能力和素質,也是與物質資本并列的一種資本,勞動者擁有人力資本的產權,與物質資本所有者共享收益。

如果承認勞動是一種資本,那么就必須承認勞動者擁有人力資本的產權。勞動者出賣的不是勞動力所有權,而是勞動力使用權,并且是出讓定期的勞動力使用權。

西方理論界在對人力資本形成共識后,就努力設計各種可操作的方案來實現人力資本產權的價值。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了員工持股計劃。

員工持股制度使工人身份發生了改變,不再是雇傭者,而是企業所有者,工人在獲取工資收入的同時也能夠獲得資本收益。這樣,通過員工持股計劃就將工人的收益和企業的效益、管理及員工的自身努力聯系在了一起。

（三）中國員工持股理論綜述

1.職工主體論

1979年,蔣一葦首先提出了“企業本位論”的觀點。

他從以下四個方面闡述了他的“企業本位論”的思想第一,企業是現代經濟的基本單位。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單位仍然是企業,而且是具有獨立性的企業。第二,企業必須是一個能動的有機體，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第三,企業應當具有獨立的經濟利益。第四,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與企業的關系應當是政企分離。

繼“企業本位論”之后,蔣一葦又提出了“職工主體論”。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點第一,在所有制上,強調增加企業職工集體所有成份和企業職工個人所有成份。第二,在企業領導制度上,主張實行以勞動者為主體的集體決策。第三,在企業的勞動制度上,主張實行正式工、合同工和臨時工相結合的制度。他認為,資本主義企業的主體是人格化了的資本,而社會主義企業的主體則是包括腦力和體力勞動在內的企業全體職工。只有當全體職工認識到自己是企業的主人,有了主人的權利,才能擔負主人的責任,職工群眾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才能充分發揮出來。落實職工主體地位的有效方法是實行“勞動共有股份制”。

“企業本位論”與“職工主體論”是蔣一葦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觀點,蔣一葦提出,兩論的核心是實現社會主義經濟民主。對于如何具體實現職工在企業中的主體地位,他提出從勞動制度、產權制度、經營制度、分配制度到領導制度實行民主管理的系統改革設想。他把這一套設想概括為實行廣義的企業民主管理,也就是“經濟民主理論”。

2.“勞者有其股”理論

“勞者有其股”理論是由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經濟學家王鈺較早提出。他在《勞者有其股與收入分配》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商品貨

幣關系將在一定程度上長期存在。

現階段社會主義分配制度中,按勞分配應該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即勞動者在得到工資收入的同時,其勞動力也應該資本化,作為勞動者所有的一種生產要素參與利潤分配。因此,勞動者的收入主要由以下三種收入所構成一是勞動者勞動力的價值收入一工資,二是勞動者勞動力資本收入一勞動股息,三是通過勞動者勞動力資本化的增值爾累計轉化的金融資本要素收入一資本股息收入。

“勞者有其股”即是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時,把企業資產的一部分按一定的標準如職工工齡等折成股份、借貸承包、出售或劃分給企業職工,讓職工獲得股權,成為所有者,從而職工可獲得工資收入和股息收入。它不是私有化,而只是在傳統公有制中摻進了一些私有因素。職工雖然獲得財產所有權,但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分配權等都是公有的、共享的,而勞動者財產主體地位的確定能使職工史加關心企業財產,并極大地調動其生產的積極性。同時也有利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

（四）對職工持股計劃簡評

第一節,對西方員工持股的代表性理論觀點進行了綜述,并做出了簡要的評析。在西方理論中,比較典型的是馬克思“合作工廠”理論、二元經濟理論、利潤分享理論、民主公司理論、第三條道路理論以及人人力資本理論等。總的來說,西方員工持股理論主要是從福利和激勵兩個角度來解釋了企業實施員工持股的目的與價值。國外員工持股的理論主要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發展中面臨的社會分配不公、勞資對立、滯脹局面并存的各種矛盾,從不同側面提出的理論主張和實施方案。盡管上述理論的出發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共同點也非常明顯。比如,都承認勞動力參與了利潤的創造,勞動者具有享有分享利潤的權利都是針對社會現有分配制度的缺陷而提出的都認為員工持股制度能有效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等等。正是基于這些共同的認識,員工持股制度才得以在世界范圍內得以實施并快速發展。

第二節,闡述了國內員工持股的代表性理論觀點。蔣一葦先生早在年代就明確提出了“勞動共有股份制”是企業改革的方向,開了“職工主體論”的先河“勞動力產權論”認為勞動和產權密不可分“企業制度創新論”是資本邏輯和勞動邏輯的有機結合,從理論上證明了勞動者不但享有勞動收益權,而且還應享有財產權、獲取財產增殖收益—剩余索取權“勞者有其股”理論指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者分享企業利潤的實踐形式就是員工持股制度控制“內部人控制”理論說明了員工持股制度是有效發揮員工在控制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方面比較優勢的激勵性制度安排。

第四篇：公司治理理論與盈余質量

公司治理理論與盈余質量

【摘要】 公司治理理論指導了公司治理結構的設計與安排。筆者認為，造成我國會計盈余質量低下的原因在于現有公司治理理論的定位偏誤，應以利益相關者理論來指導公司治理，進一步提高會計盈余質量。

【關鍵詞】 公司治理理論；會計盈余質量；利益相關者

一、引言

公司治理與會計盈余質量一直是許多

學者廣泛

研究的話題，無論從規范還是從實證研究來看，其趨同的觀點認為，公司治理結構的優劣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會計盈余質量的高低，我國目前會計盈余的質量問題主要是公司治理結構的不完善所致。

從定義上看，公司治理結構研究的是各國經濟中的企業制度安排問題。這種制度安排狹義上指在企業的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條件下，投資者（出資人）與上市公司之間的利益分配和控制關系；廣義地則可理解為關于企業組織方式、控制機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機構、文化和制度安排，其界定的不僅僅是企業與所有者的關系，而且包括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梁能等，2000）。公司治理結構不是一個千篇一律的制度安排，其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結構模式，如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等。具體到不同的企業，可能又存在著不同的契約結合。

但是公司治理結構是受理論指導的，即公司治理理論指導了公司治理結構的設計與安排。每個公司的治理結構可以千差萬別，但理論卻相對集中。即公司治理理論→公司治理結構→會計盈余質量。通過分析，筆者認為導致我國會計盈余質量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現有公司治理理論過分強調保護股東利益。

二、公司治理理論：一個概述

一般認為公司治理理論包括兩種代表性觀點：一種是“股東至上”的傳統理論，一種是利益相關者理論。

“股東至上”的傳統理論局限于從技術方面來理解企業，即將企業看成是資本所有者的企業，企業的宗旨就是實現股東價值的最大化，由此得出了資本雇傭勞動是最有效率的企業治理結構（楊瑞龍，2002）。而利益相關者理論則突破了“股東至上”的邏輯，強調企業的本質是利益相關者的一組合約，作為向企業投入專用性資產的每個產權主體，他們的地位是平等的。因為對“企業剩余”做出貢獻的不僅僅是股東投入的實物資產，還包括經營人員投入的專用性人力資產、債權人投入的資產以及政府等都對企業進行了專有資產投資。按照貢獻收益原則，他們都有權參與剩余收益分配和分享公司控制權。

由于公司治理理論指導了公司治理結構的設計與安排，所以理論觀點的分歧就直接決定了公司治理結構的作用和效果。

三、“股東至上”理論的分析框架與問題

從“股東至上”的邏輯來看，“公司治理的標準定義是指對股東利益的保護”（Tirole，2001）。從委托代理框架來分析，股東扮演著委托人的角色，他們通過實行各種措施來解決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委托代理問題，以達到降減代理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這些措施可以概括成三種：報告制度、激勵制度、監督體系”。“報告制度、激勵制度和監督體系從理論上講應當能夠解決或至少緩解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所產生的委托人-代理人問題。但是要使這種機制有效地運行，離不開審計的活動”（徐政旦等，2002），并且審計作為監督機制，它存在的充分必要條件在于能夠降低監督成本。

筆者認為，我國公司治理理論是“股東至上”的。正如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中第一條所明確指出的：“上市公司應建立能夠確保股東充分行使權利的公司治理結構”。并且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國有企業脫鉤改制形成的，出于保護國有資產的需要，我國在設立上市公司時，劃分了國有股、法人股和社會公眾股，而且國有股和法人股不能自由流通，由此導致了股權分置與凝固。盡管目前上市公司已完成了股權分置改革，但短期內很難改變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現狀。股東至上的理論定位與一股獨大的現狀制約了

上市公司難以形成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結構。具體分析如下：

（一）由于法律強調保護股東利益，因此一股獨大就決定了控股性股東擁有了公司的決策權，導致了控股性股東對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侵害

我國《公司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因為股東大會決定公司所有的重大事項，包括董事、監事和經理人員的選舉，因此在一股獨大的條件下，就等于控股性股東間接擁有了公司的決策權。根據胡汝銀等完成的一份有關中國上市公司治理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平均而言，來自大股東的董事人數已經超過董事會席位的50%，而且公司的經理人員也基本上來自第一大股東。所以在這種公司治理結構下，董事會，經理人員更多代表了控制性股東的利益。

由此說明，在我國現階段，公司的主要代理問題不是貝利、米恩斯（1932）提出的管理者控制命題，而是大股東對其他弱勢群體的侵害。董秀良和薛豐慧（2003）也認為，我國上市公司的核心治理問題是控股股東與小股東的利益沖突以及控股股東與其最終委托人——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并且后一種代理成本最終仍然表現為控股股東單位謀求控制權私人收益而對上市公司和小股東進行“掠奪”。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很容易

理解在我國證券市場屢屢發生的大股東占款、違規擔保和虛假關聯方交易等違規事件。

（二）由于公司治理的核心代理問題不同，使得原來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失效

1.從會計報告制度來說，會計報告制度的作用在于股東能夠利用

它來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并為判斷經營人員是否履行受托責任提供了依據。同時，經理人員利用它來反映受托責任的履行過程與結果。所以會計報告就是股東和經理人員之間契約履行的證明。顯然，這是把股東和經理人員置于對立的角度來看的，而實際上控制性股東決定了經理人員的任命，所以兩者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這也客觀上為大股東和經理人員合謀侵害小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提供了機會。

2.對經理人員的激勵包括物質激勵和聲譽激勵，由于控股性股東很大程度

上決定了經理人員的任命，因此，人事任免權的激勵使得經理人員依附于控股性股東的權力。

3.從審計的角度來說，現階段管理層和董事是相互兼任的，那么由管理層（董事會）決定審計師的聘約權，就決定了審計師并不能糾正大股東的剝奪行為。

（三）股東價值最大化難以保證

股東至上代表股東價值最大化，但是在現有股權結構條件下，控股股東和中小股東的目標和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很難得到協調；尤其在新股發行定價、公司決策權等方面，中小股東處于被剝奪的地位，所以說單純的股東價值最大化根本不能實現。

因此筆者認為，造成現有會計盈余質量低下的原因在于傳統公司理論落伍于實際，導致在“股東至上”邏輯下的會計審計框架存在許多

問題，只有尋求新的理論支持，才能真正解決會計信息質量問題。

四、利益相關者理論是解決會計盈余質量問題的關鍵

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我國已經受到許多

學者的廣泛

關注（崔之元，1996；楊瑞龍，周業安，1998，2001，2002；李心合，2004）。其中，楊瑞龍和周業安兩位學者積極倡導在我國企業中推行利益相關者理論下的“共同治理結構”，以代替單邊治理結構。

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核心思想就是通過正式的制度安排來確保每個產權主體具有平等參與企業所有權分配的機會，同時又依靠相互監督的機制來制衡各產權主體的行為。這些制度既包括外部法律制度，又包括企業內部的制度安排。如，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放松管制以及惡意收購浪潮使人們開始懷疑“股東至上”的企業治理結構，使得美國許多

州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修改公司法，要求

經理為公司的“利益相關者”服務（崔之元，1996）。

從我國實際來看，我們也應當改變“股東至上”的邏輯，從法律上明確規定公司治理結構的目標是保護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限制控股性股東對其他利益相關者利益的剝奪和侵害。正如楊瑞龍和周業安（2001）所指出的：“片面強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只會增加企業內部交易成本和契約網絡的不確定性”，“政府的出發點不是維護某一方的利益，而是維護談判過程本身”。

我們已經看到，為了進一步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國證監會近年頒布了《關于加強社會公眾股股東權益保護的若干規定》、《上市公司與投資者關系工作指引》和《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等相關法規，這些制度將進一步完善社會公眾股股東合法權益的保護機制，加強對經理人員的激勵。由于企業是利益相關者所達成的一組契約，只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和企業制度的保護，才能使利益相關者向企業投入更多專用性資本，從而在這種長期合作中大大減少交易成本。因此，應從立法理念上進一步保護利益相關者的權益。

筆者認為，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指導公司治理結構，提高會計盈余質量方面有以下作用：

（一）限制股東尤其是控股性股東權力，防止了對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侵害

正如上面分析，我國突出的代理問題是控股性股東對利益相關者的侵害。在利益相關者理論指導下，制度安排應進一步限制控股性股東的權力，從而避免了控股性股東對上市公司的侵害，降低了大股東占款等違規事件的發生。

（二）賦予每個產權主體平等的權利，保證了其他利益相關者能夠積極參加公司治理

通過法律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的安排，保證他們能在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上獲得話語權，使每個產權主體既有權力又有動力來履行對控股性股東和經理層的監督，從而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實行交叉監管，提高監督控制的效率。

（三）達到監督過程和結果的結合閻達五和李勇（2002）認為，在會計所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及現金流量的“結果”受到關注，而會計信息產生的過程不為看重時，在單位領導價值觀取向和意志體現

下，會計信息反映最終“結果”狀態的真實性必然大打折扣。而在利益相關者理論下，由于各相關主體是處于動態變化的，新加入的或即將退出的利益相關者必將時時關注會計信息的生成和結果，這樣能夠將監督過程和結果相統一，以實現全過程的監督。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傳統理論所遵循的“股東至上”邏輯已受到現實的挑戰，以利益相關者理論指導公司治理結構，能更好地提高會計盈余質量。

【主要參考文獻】

[ 1] 梁能.公司治理結構：中國的實踐與美國的經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2] 閻達五，李勇.找準治理會計信息失真的切入點.財務與會計，2002，（5）：8-10.[ 3] 楊瑞龍，周業安.利益相關者理論及其應用.第1版.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129-132.[ 4] 徐政旦，謝榮，朱榮恩.審計研究前沿.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

第五篇：中西方公司經濟發展論文

【內容提要】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是國企公司化改革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國經濟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和難點問題。在梳理與借鑒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論基礎上，探討對我國公司制改革實踐的指導意義。

【英文摘要】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 problem in the economic field in china,and also is the center of state-owned reform.Guiding by the modern throri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in west,It provides a series of practical ways and theoretical measures for Chinese corporate reform.【關 鍵 詞】公司治理結構/股東治理模式/剩余索取權/人力資本所有者Corporate governance/siockholder Corporate governance/residual claim/human capital proprietor

【 正 文】

中圖分類號 F27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1-7348(2001)05-114-0公司治理結構內涵

公司治理結構概念最早出現在經濟學文獻中的時間是80年代中期，迄今為止，國內外文獻中關于什么是公司治理，并沒有統一的解釋，從不同角度給出的定義歸納起來，可以分成以下幾類：

(1)制度安排學說

斯坦福大學教授錢穎一在他的《中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改革和融資改革》一文中也說：“在經濟學家看來，公司治理結構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于支配若干在企業中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團體——投資者、經理人員、職工之間的關系，并從這種聯盟中實現經濟利益。公司治理結構包括：①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權；②如何評價和監督董事會、經理人員和員工代寫論文；③如何設計和實施激勵機制。一般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利用這些制度安排和互補性質，并選擇一種結構來降低代理人成本。近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投資者（外部人）如何監督約束經理（內部人）。

中國經濟學者胡汝銀在他的《中國需要公司管治革命》一文中認為，公司管治（即公司治理結構）是董事和高級經理人員為了股東、職員、顧客、供應商及提供間接融資的金融機構的利益而管理和控制公司的一種制度和方法。

(2)組織結構學說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他的《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一文中指出：“所謂公司治理結構，是指由所有者、革委會和高級執行人員即高級經理人員3者組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在這種組織結構中，上述3者形成一定的制衡關系。通過這一結構，所有者將自己的資產交由公司董事會托管；公司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擁有對高級經理人員的聘用、獎懲以及解雇權；高級經理人員受雇于董事會，組成董事會領導下的執行機構（這實際上是標準的狹義的公司治理結構定義）。中國大部分經濟學者都持此種觀點，例如陳清泰在他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一文中認為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就是形成這樣的機制：所有者通過法定形式進入企業行使職能，通過企業內的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執行機構，保障所有者對企業的最終控制權，形成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之間的激勵和制衡機制，建立科學的領導體制、決策程序和責任制度，使3者的權利得到保障、行為受到約束論文代寫。且此種觀點與十五屆四中全會黨的文件完全一致：《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說明：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確股東會、董事會、監督會和經理層的職責，形成各司其職、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所有者對企業擁有最終控制權。董事會要維護出資人權益，對股東會負責，董事會對公司的發展目標和重大經營活動作出決策，聘任經營者，并對經營者的業績進行考核和評價。發揮監事會對企業財務和董事、經營者行為的監督作用。

(3)控制決策學說

奧利弗·哈特在英國《經濟學雜志》上發表文章認為：“治理結構被看作一個決策機制，而這些決策在初始合約中沒有明確地設定。更確切地說，治理結構分配公司非人力資本的剩余控制權，即資產使用權如果在初始合約中沒有詳細設定的話，治理結構將決定其將如何使用。”

中國經濟學家張維迎在他的《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一文中認為：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在于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應當盡可能地對應，既擁有剩余索取權和承擔風險的人應當擁有控制權；或者反之，擁有控制權風險的人承擔風險。

公司治理結構有多種定義，多種內涵，前文從不同角度給出了治理結構的不同表述。吸取西方公司治理理論的成果，結合我國實踐，概括起來說，公司治理結構是建立在出資者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分離的基礎上，企業內外部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及經理層及其它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權利制衡機制、激勵約束機制及市場機制的一種制度安排。具體來說，公司治理結構既是一種經濟關系、契約關系，又是一種權利的制衡機制。西方兩種治理模式分析：股東治理模式與利益相關者（或人力資本治理模式）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模式是用以處理不同利益集團即股東、債權人、管理人、員工和社區之間的利益格局關系，實現一定經濟目標的制度安排。關于公司治理模式爭論，在西方經久不衰，其核心就是“傳統的”、“股東治理模式”和“新興的”、“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或者目標利益優先的問題。

按照股東治理模式，作為股東代理人——總經理（或董事會），必須以股東價值最大化作為企業經營的唯一目標和行為準則；而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現代公司不僅歸股東所有，其他利益相關者實際上也為公司進行了投資（如員工進行了人力資本投資）。在考慮了相關者的利益以后，企業就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代寫管理論文。企業的經營目標就應該是企業整體價值最大化的多重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而不應該只是簡單化地以鳳東利益至上的單一目標。

經營目標之爭，其實質就是股東還是利益相關者是企業的所有者，即在企業的治理結構中誰擁有企業的最終決策權，誰承擔企業經營不善的損失與風險。這也就是企業理論上所討論的誰擁有企業，誰是企業經營的剩余控制和剩余索取的問題。

現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由一系列的不完備的契約組成的(anincomplete contract)。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未來風險與收益的不確定性，要使所有企業成員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入是不可能的。這就是剩余索取權(residual claim)的由來。同樣，因為進入企業契約的不完備，未來世界的不確定性，當實際狀態出現時，必須有人決定如何填補契約中存在的“漏洞”，這就是剩余控制權(residual Control)。誰擁有剩余索取權、剩余控制權，誰就是企業的所有者，企業的目標就應該為其制定。

投入資本的股東，本身就具有這種特性，貨幣資本具有普遍性、穩定性和任意可分割性，因而具有承擔風險的能力。而相比之下利益相關者（以人力資本所有者為代表），有一些學者從知識經濟理論出發，認為依據人力資本正在成為財富創造核心動力的推理以及現實中人力資本作用和待遇不斷提高的種種現象來證明人力資本重要性和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企業所有權的理由。用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的不可分離性向資本雇傭勞動提出質疑。

作者認為進入企業的各種要素：人力資本所有者與非人力資本所有者在理論上具有平等權利獲取和行使剩余控制權，但現實是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先天特征：人的健康、體力、經驗、生產知識、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權只能不可分地屬于其載體，這個載體必須是人，而且必須是活生生的個人。即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不可分離性導致人力資本所有者不具備承擔企業經營最終風險義務的能力。經濟學基本原理早已證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沒有無義務的權利，權利與義務的對稱性表明人力資本所有者無法擁有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理由如下：

首先，人力資本不具有抵押功能。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一個很大的不同在于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的不可分離性。人力資本所有者將其人力資本投入到一個特定的行業或企業之后，其所作的承諾可信賴性遠比不上非人力資本所有者（股東）所作的承諾。因為非人力資本具有天生的抵押功能，而人力資本所有者在企業經營失敗時，人力資本所有者除有自身人力資本外別無他長，受現實法律制約，無法對人力資本所有者——活生生的個人，進行拍賣、轉換、變現或抵押，也就喪失了承擔企業經營風險的能力。

其次，人力資本專用性決定了其價值難以判斷。為特定交易或合約服務而投入的資產具有專用性。人力資本的專用性特征是指工作中有些人才具有某種專門技術、工作技巧或擁有某些特定的信息。人力資本專用性使得人力資本不能象非人力資本那樣可以在靜態下用貨幣加以度量，其價值隨時、空的變化，對不同人或企業來說不是唯一的，甚至大相徑庭。由于其價值最難以度量及受人才市場不完善的制約，很難顯示真實的人力資本價格。因此，價值量的不穩定也阻礙了人力資本所有者承擔企業風險的能力。

以上論述表明，非人力資本所有者——股東，是企業的所有者，而人力資本所有者，只能作為雇員。我們認為，企業是非人力資本所有者——股東的企業，股東擁有剩余收益權和剩余控制權，承擔經營的不確定性風險。而人力資本所有者一般情況下不承擔經營的邊際風險，收入也比較固定。因此，企業的經營目標就應該為非人力資本所有者——股東制定，就應該維護股東的利益。

誠然，股東利益至上會帶來非人力資本所有者—員工的失業，供應商的中斷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損失。但這些完全可以依靠法規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來解決，而不應該在企業這個層次來探討。實踐指導意義

研究西方公司治理結構和模式，是為了更好地探索我國國企公司化改造的過程。從復雜的治理理論與多變的治理模式中，我們可以看出，求得一劑藥方，置之四海而皆準是不可能的。

首先，公司治理結構是競爭的市場機制實現外部（或間接）的控制與“三會四權”（或其他治理形式）權力制衡與約束實現內部（或直接）的有機整體。從現有文獻上看，國內大部分學者的研究側重于內部組織機構如何設置，權力如何配置，激勵與約束如何安排，而把競爭的外部市場，（如產品市場、經理人員市場、平均利潤率形成等）看成是配套改革，在作者看來，公司治理結構是內外部治理機制的有機組合，缺一不可，不能把外部治理機制的完善看成是配套措施而放置公司治理結構整體改革之外。

第二，在學習、借鑒西方公司治理結構之時，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前蘇聯與東歐在轉軌時完全套用西方的作法，出現的問題是明顯的，損失是慘重的。一種制度的變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別是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其潛在的改革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中國在設計公司治理模式的時候，一定得考慮到中國的國情，那種完全西化的“拿來主義”或“拼裝組合”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第三，中國公司治理結構需要多種多樣的模式，不能搞一刀切。這不僅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區、各行業有很大差異，而且因為在中國的環境下進行企業改革沒有先例可循，必須進行大范圍的試驗（中國的改革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即使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也能看得到，不同國家之間和一國內的企業組織都非常不同，例如英美主要是股東治理模式，德日主要是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且一國在不同時期，治理結構上也有變化。中國企業改革最危險的政策可能是推進一種特定的范式（由法律規定的、或領導人肯定的），并且是強制的。

最后，我國國企公司化改革，作者主張采用股東治理模式為好。一則股東治理模式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最高準則，以提高企業運營效率為手段，不應該在企業這一個層次上過多地考慮相關者（集團）的利益。其次，制度經濟學派認為股東治理模式產權清晰，易于決斷，交易成本較低，代理收益遠大于代理成本（相對于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而言）。最后這本身也符合我國的分配制度改革原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即企業這一層次講效率，國民收入二次分配講公平。

【參考文獻】青木昌彥，錢穎一．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胡汝銀．中國需要公司管制革命．中國經濟政治評論，1999(10)吳敬璉．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莫奧利弗·哈特．公司治理：理論與啟示．經濟學動態，1996(6)衣長軍，張賢澳．公司治理模式之爭與我國林業企業改革．林業經濟問題，1999(3)趙增耀．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爭論中的幾個理論觀點．經濟學動態，1998(10)王躍生．企業治理結構與企業的所有權．經濟科學，1999(4)周其仁．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契約．經濟研究，1996(6)陸維杰．企業組織中的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經濟研究，1998(5)費方域．企業產權分析．三聯書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張維迎．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