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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知識經濟興起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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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從美國知識經濟興起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從美國知識經濟興起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轉變發展方式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專題報告會

楊歡進

在全國的經濟公國會議上,談到今后的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用了這樣一個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和主要任務就是要全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09年我們面臨危機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是“保增長”,今年我們經濟的主調是“促轉變”。轉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向著什么方向轉?采取什么措施轉?轉到那里去?這些問題是當前必須思考,必須要想清楚的問題。

前幾年,我和科技部的一位同志專門研究了這樣一個課題,就是美國知識經濟興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些因素促進了美國知識經濟的興起。從這里面看看我們今后一個時期(幾年甚至幾十年)應該如何去轉變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在這樣一個結構下呢想談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我們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

在這里我們首先要談一點,以前我們談的轉變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們就有“兩個根本性轉變”這樣一種說法。現在強調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增長”與“發展”是有區別的,“增長”更多的是量的擴張,“發展”本身除了量的增加之外還有結構和質量方面的內涵。

我們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說明我們這個經濟發展方式是有問題的,而且問題比較大。現在突出的問題是從增長的角度來看,專家們概括為“三高一低”。

第一高是“高資金投入”。我們國家每年的積累率都在40%以上。09年我們的GDP是33.5萬億,就是說在這33.5萬億的資金里,要拿出13.4萬億進行積累、投資、再投入。一年投入13.4萬億是個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們每年經濟發展要花費的資金投入平均每人的投入是1萬元,天文數字呀。每年經濟發展的速度是比較快,但是這樣的發展速度是靠使勁的往經濟里面扔票子、砸錢(資金投入)砸出來的。資金的利用效率不高,而從金融危機以后的一個階段里,我們引進外資數量明顯下降,到處都是資金緊張。這是我們經濟發展里面靠高額資金不斷的投入,是“三高”里的第一高。

第二就是高資源和能源消耗。我們國家從總量上看,每年消耗的水泥是17億噸,占全世界水泥消耗總量的百分之五十七八,每年消耗的鋼鐵5億多噸,占全世界鋼鐵消耗總量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每年消耗的電力占全世界的18%,消耗的煤炭占全世界消耗的25%以上,氧化鋁25%以上,從單位產值的能耗來看,我們一個單位產值的能耗是日本的11倍,美國的4.5倍,英法德的7.2倍,甚至是印度的1.5倍。所以說石油等能源的漲價,我們的負擔就相比人家重的多,我們的經濟承受力就比人家差的多。

第三高是高污染。作為河北人,我們不容回避,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全國評出的污染最嚴重的十個城市,唯一的省會就是石家莊,排在第十一位的就是邯鄲。

三高換來的一低就是低產出。我們用了全世界那么的的能源資源(見上文“高資源能源消耗”),卻僅僅生產出了全世界5%的GDP。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每年的經濟發展速度達到8%~9%,這是好的。但是快速發展的代價很高,花的錢太多,消耗的資源能源太多,污染太厲害,產出太少。這樣一種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所以要做一個根本性的調整和轉變,這是我們發展方式的第一個問題——“三高一低”的發展方式。

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日趨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這個不在增長方式里面,但是在發展方式里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該包括這些方面的調整。這個差距里的第一個差距“城鄉人均收入的比例”,1978年的時候是2.57:1(一個城市人的收入相當于2.5個農民),到了現在是3.6:1(工資單上數據,根據專家的估測,考慮了城市人口財產收入以及灰色和黑色收入這個比例能達到7:1)。第二就是我們國家的基尼系數。78年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農村的基尼系數是0.21,城市的是0.16,全國平均大約是0.2。那時候農村的收入差距大于城市。現在我們國家的基尼系數是0.496,基尼系數在0.2—0.4之間對經濟發展是比較合適的,0.4就是進入收入分配過大的警戒線。2002年是0.4,八年過去是0.496接近0.5,從0.2到0.496這三十年基尼系數的增長在全世界是第一。在這個基尼系數增長的前半期,就是從平均主義大鍋飯到拉開檔次,有它的積極意義,為我們三十年經濟源源不斷的增長提供了動力。現在的問題是差距過大。收入分配差距的第三個指標就是把整個社會分成五等份,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和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做一個比較,前者是后者的多少倍,1978年時4倍多,現在是14倍,西方的發達國家是6—7倍,臺灣1948年是17倍,到蔣經國的晚年時是4倍,我們的14倍是西方國家的2倍。第四個小得方面是地區差距,根據胡鞍鋼教授的研究我們中國東中西部的差距全世界最大,當然我們幅員遼闊,民族眾多。中國國內地區差距的嚴重性不亞于我們這個地球上的國與國之間的差距。第五個是行業間的差距,1978年我國所有行業的差距是1.4多一點,現在的差距是十幾倍,三月份在所有從業著里面,不同行業的差距最大的就是尼日利亞,第二就是我國,所以這個差距不管是從以上任何一個方面來看,都呈現出一個全面拉大的狀況,而且問題越來越嚴重,最基本的一條就是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從1984年到2002年我們社會的城市治安案件增長率是10%,這和我們的收入差距是有直接聯系的,經濟發展的方式里面,第三個方面的問題是我國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我們三十年來的已經濟發展為中心,對經濟發展經濟搞個,關注度很高,措施很得力,發展也很好,但是其他的社會事業的發展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不如現在的醫療衛生的不平衡,中國的醫療衛生總量在全世界占100位,我們13億人均的排位是144位,還有一個指標“醫療衛生資源的公平度”我國是188位,總量少,人均量更少,可憐的資源還是在大城市,在大城市還是在大醫院,農村缺醫少藥,社區衛生設施不完善,文化事業的落后,社會發展好多問題的存在。(比如地震時戰士們再用手救人)這些事都應該有人問津的,應該落實很好的。這些問題有的是我們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有些事我們政府職能轉變還沒有做好,造成了這樣的一些問題,包括我們社會保障了,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再談河北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全國存在的問題河北都存在,而且更嚴重跟嚴重,跟緊迫。河北的人均淡水占有量只有全國水平的七分之一,世界的二十八分之一。聯合過環境規劃署規定的淡水警戒指標是每年每人是立方米河北現在每年每人是370立方米,而且我們首先還要保障北京的用水。能源鐵礦石的自給率很低,邯鋼的鐵礦石自給率是1%。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已經很嚴重,資源約束對河北經濟的發展已經很嚴重,河北的經濟總量在全國的第七,工業風塵的排放量占全國第三位。污染的問題跟突出。2004年河北的綜合能能源利用指數24位,單位能源產出20位,高能耗的問題更為明顯。河北的單位產值能耗比全國還要高出40%,2005年河北省科技活動產出只優于貴州省,高新技術產業化在全國28位,R&D經費占GDP的0.67%全國第24位,每萬名就業人員的專利數量居全國的22位,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2.94%,占全國的26位。人均的科技陳國的交易額居全國的28位,科技含量第自主創新能力差,在全國的所有沿海省份里是最突出的,在全國的排位都在20位以后,河北工業以鋼鐵建材等資源性的產業為主體,包括百強縣遷安(靠礦石鐵礦石)。但是要想想資源枯竭后的出路。我們這的經濟增長方式,對資源的依賴,高資金投入依賴,是完全吃老本的,是沒效益的,而這個問題在河北異常突出。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已經是刻不容緩的。第一個壓力是資源壓力。除了水資源,我們的鐵礦資源也不行,中國石油的進口依存度超過50%。首先是要保障石油的安全,然后是石油價格的上漲,鐵礦石一年一次的價格機制瓦解。這樣的情況對我們河北這個鋼鐵大省尤為不利。我們的單位產值能耗是日本的11倍,所以能源礦石的漲價對我們的影響就比日本美國等國家要大,要強烈。一個是價格越來越高,一個是對外依存度很高,一個是本身就不多,這樣的壓力使我們這樣的高資源能源消耗的增長方式們根本沒有辦法繼續維持下去,在一個就是環保的壓力,國際國內的壓力使我們的原來的高污染低產出的增長方式根本不可能在繼續下去,必須改變,第三是勞動力成本急劇上升的壓力,過去我們經濟發展基本的資源優勢是廉價勞動力(珠三角模式,三來貿易,兩頭在外,來料加工),但是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在慢慢消失,外國生產基地的遷出。第四個壓力就是國際市場競爭帶來的壓力,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以后200年的歷史,知識經濟在美國已經產生,知識經濟的產品競爭力很強,再有金融危機帶來的貿易保護,是的我國許多外向型企業,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難以為繼,珠三角企業倒閉數量占總量的40%以上,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我們。第五人口老齡化的壓力,我中國早過去的20年中,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我國現在的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在過十幾年以后,勞動力將會嚴重供給不足。老齡人口比例將會急劇上升,已經成為未富先老,這個壓力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將會更加明顯。所以在種種的壓力之下,我們以前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走到盡頭。金融危機使這些問題提前暴漏。不僅僅是美國華爾街造成的,還有人民幣的升值、環保壓力加大,再加上08年上半年國家的緊縮性財政政策,5月底之前中國的問題已經顯現了。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只是“雪上加霜”。中國問題本質是中國正在進行一個根本性的歷史性的經濟上的大變革,過去三十我們的發展模式實現了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高速發展,這條路已經走到盡頭,經濟發展方式不轉變已經迫在眉睫。

過去我國的從業人員中的大學學歷人員不到5%,也就是說95%的廉價勞動力支撐了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以后中國經濟的發展,還靠廉價勞動力已經不行了,西方從業人員中大學文化占得比例一般25%以上,德國將近40%,我們中國經濟80年以來三十年的發展已經到一個階段,我們的發展方式不轉變不行了,再發展經濟必須有新的路徑,新的模式,新的辦法。所以要轉變,而且刻不容緩。

都在將轉變,但是如何轉變,所以我們要來看第二個大問題

二、知識經濟在美國首先興起的原因是什么? 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造成的轉變成就了一個日不落帝國,二十世紀末在美國興起的知識經濟也叫新經濟,這種經濟變革的意義不亞于工業革命,為什么知識經濟在美國首先興起,這對于我們采取措施,促進經濟方式轉變有著值得借鑒的意義。

1、高度開放的社會。

美國哈佛大學波特教授對美國這樣評價“因為在當前世界各國當中,美國擁有一個最開放的社會。”美國才擁有世界第一的競爭力。美國是個高度移民化的社會在,這種社會文化造成社會高度開放。開放包容的內在特點,列寧說“紐約州好像是一個碾碎民族差別的大磨坊。”這樣的開放性從以下幾個方面促進了知識經濟的形成,第一開放社會的魅力,就是對全世界優秀人才的吸引。高度開放形成的社會融合力,思想領域的高度自由,使得他對移民的吸引力非常高,在工業化的時候移民的移入帶入新的思想并且滿足了美國不同階段勞動力的需求,進入20世紀后,美國對移民的素質不斷提高,主要是吸引全世界的最優秀的人才和只是分子,比如二戰之前德國大批的猶太科學家的流入。所以二戰以后,美國有吸引了德國大批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源源不斷的流入美國,形成了美國科研的骨干隊伍。這些人的才華在這個開放的社會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從而成為世界的科研中心。第二對全世界流動資金的吸引,美國在一直是吸引外資的的第一。1982年開始變為資金經輸入國。1995年外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累計5601億美元,據統計1995—1997之間美國就從西歐凈接受資本3803億美元,從亞洲和拉美分別接受了1912億美元66億美元,美國1998年外國人購買美國的國庫券,公司債券和股票的2220億美元,98年年底,外國人擁有的美國金融資產總額66000億美元,美國利用了全世界凈儲蓄的72%。這樣的巨額資本,不僅彌補了美國商業投資的不足,也強有力支撐力美國企業的創新投資。第三是為知識生產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先進人才的到來,不僅到來了先進的知識系統和思維方式,而且不同的知識體系,思維體系,思想體系在美國這個社會,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促進了知識的生產,使得知識以指數級的速度得以產生和發現。所以說正確的科學知識、有用的技術知識、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管理知識,在這個社會得以確立、傳播和推廣。正是這種肥沃的土壤使知識爆炸與經濟的良性互動得以形成。從而促進了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變革,走向了知識經濟。所以說“美國的實踐表明這樣一個真理,開放才有活力,才能不斷創新。閉關鎖國必然死氣沉沉,保守停滯。”但是在911之后。美國在90年代做的是非常好的,但是911之后,美國的開放度發生了一個逆轉。吸引外資的冠軍丟了,吸引高素質人才的能力明顯下降了。所以你看最近的這幾年,美國的經濟的活力遠遠不如克林頓黨政時期。這個和它的這個歷史過程有著直接的關系。那么美國促進知識經濟產生的第二個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自由而富有彈性的市場經濟體制,第二個方面的原因,自由而富有彈性的這樣一種市場經濟體制。我們都知道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就是美國的,日本的政府干預過,歐洲像法國、德國政府干預的也挺厲害。美國的這種市場是自由度最高的一種市場,南北戰爭之后,美國確立了市場體制,然后呢一直推崇市場競爭,1890年美國就制定了一個希爾買的反托拉斯法,反對壟斷。如果你形成壟斷,馬上就采取措施。1991年、1945、1946年、1969 到1971年分別判了幾個著名的反壟斷的案例,大公司形成壟斷地位,馬上給你拆,讓你分解,把壟斷地位打破,維持市場的高度競爭力,全世界的反壟斷法美國是搞的最好的,落實的也是最好的,始終讓這個市場維持高度競爭的活力,這個市場體制在全世界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那么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市場功能是發揮的很好的,而且在這里面搞了很多智勇設計來促進知識的生產,創新活動的開展,比如說風險投資制度,風險投資風險大,美國政府就針對風險投資的高風險,采取各種鼓勵措施讓風險投資能夠不斷進行,我們中國就差了遠了,跑到國有企業一說搞技術改革,不搞等死,搞了是找死,怎么也活不了。美國的這個社會,它這個風險投資,不僅是讓你有這個意識,社會有這個環境,政府還得提供這種制度設計。第二就是創新的孵化器制度,這個我們聽說了很多,但遠遠做的還沒有美國好。這個企業孵化器就是美國人的發明。1956年發源于美國,它是一種新型的經濟組織,政府出面搞一個孵化器,小企業資金不足,技術不足,但是你有了一個研究技術,我給你提供條件,提供設備,提供廠房,你把你的技術拿來做實驗,搞創新。什么時候成了什么時候你再出去,你就有了進入市場的資本,把個人搞創新,小企業搞創新解決不了的問題,政府給你解決掉,這樣就提供了政府所能提供的制度,物質資源、設備資源和空間資源,來讓所有搞創新的人都有機會去進行你的創造發明,進行你專利的申請。這個北美的企業孵化器已經有上千家,而且一個禮拜增加一家,增加的速度非常快。美國還建立一個國家孵化器協會,進行全國孵化器的這樣一種指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個是直接投資投建孵化器,一個是給財政補貼幫助你建孵化器,支持孵化器的建立和發展。美國三分之二的孵化器得到了聯邦、、州和其他地方政府的這種運營補貼,靠國家財政的直接支持為創新者提供條件,提供便利。這種自由而富有彈性的市場制度產生了兩個結果。第一個市場對消費者的價值觀念和選擇的尺度的微妙變化都能夠做出靈敏的反映。消費者需要什么,你只要有這個變化,馬上就有人來滿足你這種需求。找出、創作出滿足你這種需求的發明。所以說呢,它的發明很多,很快,能夠及時滿足市場變化的這種引導作用。使得它的這種產品能夠迅速的滿足市場的新需求、新變化和新的發展。又使得一系列的創新活動不斷的發展出來。第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需求層次的上升,對知識經濟需求量越來越大,生產知識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在市場得以展現。自由的市場制度保證了社會資源向知識產業不斷轉移,我們中國人創造的財富,地底下挖煤、挖礦出來然后又燒又煉。比爾蓋茨,就在辦公室里搞微軟、搞視窗。它的經濟完全以知識為基礎。比爾蓋茨多年是世界首富,他的財富發展速度是什么速度,你就是把一百塊的美元一個個的扔到地上,他一張一張從地上撿,這個財富的發展速度都比不上比爾蓋茨那個速度發展,比在地上撿一百塊錢一百塊錢美元票子的速度還要快。這個創造知識的能力,創造財富的能力來自于知識它的價值,使你創新的人、生產知識的人在市場機制當中能夠非常的有利可圖。能夠得到高回報。沒有這種體制,這種激勵的作用就很難發揮出來。而且沒有這種激勵的作用,有了這種發明,它也不能投入到產業中去,變成財富。所以說不要小看市場體制,英國就是因為有了市場才有了工業革命,美國也是有了這種高度自由彈性的市場才有了知識經濟,中國也是有了市場經濟制度的改革,才有了30年的巨大變化。所以說自由而富有彈性的市場體制是整個經濟發展最基本的制度設計和動力態。這樣一個制度為知識的生產和應用提供了一個激勵機制、保護機制和應用的渠道。所以美國有個學者邁克爾羅瓦特說了一句話:市場制度給發明之火添加經濟利益之油。這個火苗很小,有了市場制度給它澆油,它就能夠熊熊的燃燒起來,成了經濟發展的一個熊熊烈火。沒有這種市場制度,那個發明有了小火苗也有可能被滅掉。說的遠一點,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歷史上有我們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這四大發明都不是科學原理,都是能夠生產財富的生產技術,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造紙術都是能夠生產產品的這種發明。遺憾的是這些發明在中國幾百年、上千年、一千多年都沒有在中國形成產業,促進經濟發展。美國的瓦特發明了蒸汽機馬上就能用,蓋茨的微軟視窗馬上就成了巨額財富。這些發明在中國和在美國的不同命運差距在什么地方?就在市場。中國人有聰明,有發明,沒市場,形不成產業經濟,不會發展。英國有市場,瓦特的蒸汽機馬上就能廣泛應用。美國有市場,蓋茨的微軟視窗馬上就能變成巨額財富。我們市場經濟搞到今天不是搞到頭了,我們的制度還很不完善,作用在好多地方還沒有發揮出來。所以,下一步,還得繼續深化改革,來完善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讓我們的經濟發展,從市場這個經濟體制當中得到更多的動力源泉的支撐。這是美國知識經濟興起的第二個原因。第三個原因,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知識經濟,首先要保護知識產權。誰發明的,這是他的財產,是他的權利,這個產權必須界定清楚。保護,必須把所有權保護好。全世界,知識產權保護最完備的國家就是美國。這一點,是在他憲法的基礎上,有專利法、版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托拉斯法,當然還有著作權法等等形成了一個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美國的憲法里面是這樣規定的,為促進科學和有用技術的進步,保障作者和發明人在一定時期內,對其相應的專著和發明享有專利權。寫進美國憲法,作為基本大法,奠定了基礎。美國國會在1790年,就通過了第一個專利法。到1980年,這個過程當中,一共修訂了9次美國專利法,并做了不斷的補充,形成了一個包括有效的效用專利、設計專利、作物專利三個方面的詳細立法。應該說,西方各國都有專利法。但是就立法的詳盡,執行的認真,美國可以說是最突出的一個,也是卓有成效的一個。比方說,版權啊,美國也是這種情況,他除了保護傳統的版權形式,還注意不斷調整,補充版權法德內容,適應形勢發展。比如說,網絡技術出來的,版權領域就出現了新的問題,通過英特網免費的拷貝,唱片公司的歌曲啊,侵權的行為出來了。所以說,97年,他又通過了一個禁止電子盜竊法案。你在網上拷這東西屬于盜竊。怎么辦?通過完備的立法,后來美國通過了一個數碼化千年版權法案。98年,克林頓又簽署了一個美國的國家技術轉移進步法。這個法,是這樣規定的,聯邦實驗室的研究人員開發的技術,如果轉讓給工業部門,轉讓收入里面,首先要拿出兩千美元付給發明者。然后,發明者再提取技術使用費的15%。這個東西,就不用去談,國家法律都規定好了。你誰用人家技術,你就需要按這么做。盡管這個研究室是國家的。投入的研究經費和條件是國家提供的,但是研究人員在這里面付出了自己的血汗、自己的智慧,你用他的發明,盡管是職務上的發明,自己應該得的報酬,技術使用給的比例,他要提取。法律就這么規定了。必須按照這個去做。鼓勵科研人員,盡管是國家科研機構的科研人員,也讓他有種發明創造的巨大熱情和積極性。美國的貿易法里面有個301條款,它有個特別301條款,針對國與國之間的知識產權出現糾紛的時候,有一個處理的辦法和解決的辦法,包括制裁措施的采取,為了防止用專利法來扼殺競爭,美國又制定了一個不公平競爭法和反托拉斯法,防止壟斷組織通過對技術的壟斷阻礙科學技術的進步發揮市場的這樣一個作用,這就有效地保護了風險投資者的利益,保障了知識生產者的利益。研究人員、研發人員辛辛苦苦數年、十幾年、幾十年這種投入發明出來的東西保證你有自己的財產權。這樣就對創新形成一個持久的刺激的機制。創造出知識生長的法制環境、政策環境和社會環境。第四,知識經濟首先在美國產生,拓寬創新的民族機制,美國一開始主要是歐洲的移民,在這個基礎上有了非洲移民和亞裔移民。這個民族主要就是繼承了歐洲清教徒的許多特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務實主義,我們經常說美國人實用主義,首先他是務實的,再說這些移民,他們都相信這樣一點,采取行動的原因遠不如采取行動本身重要。寧可為了錯誤或者不明確的原因采取好的行動而絕不去為了維護已經成了體系但是已經有了結論的這種所謂的真理。不斷的懷疑、不斷的改變。在這個務實主義的基礎上演變出更高的這種創新機制。所以歐洲移民先于探險家、地理學家、職業博物學家大量涌入這個地區,就是因為它有一種冒險精神。地區、空間上它敢冒險,知識的生產領域它也敢于去冒險,敢于探索、敢于創造。所以說美國人的目光和他們的思想都有這種追求,這就形成創新精神。美國人就是在拓荒建國這個歷史過程中形成了這么一個東西。思想精辟不說,更重要的是開放,沒有負擔,不一定墨守成規,這成美利堅人的這種民族精神。這種創新精神貫穿于美國歷史始終,推動美國實行了工業化,在工業化時代里有這么一句話:異想天開這個哲學廣泛受到推崇。只有有異想天開才能有發明、創造。遠離故紙堆,不要去勉強的 整個世界,迎合這種過了時的文明和理論,這是美國人的。所以你看我們的大學生和美國的大學生,學習起來中國的大學生比美國的大學生付出很多,但是中國學生就是相信課本,死記硬背然后應付考試,而美國的學生呢,更多的是自己思考,從小學開始就給你留個作業,自己到圖書館去查東西,思考分析然后得出自己的結論。這個教育方式就完全不一樣的,最終呢我們的大學生考試得高分,但是動手能力眼高手低。同樣的這種智商,如果到了美國,馬上就可以教出一個好學生來,同樣的華人在美國可以拿諾貝爾但是在國內遠遠不行。這個創新環境和民族精神,可是說是非常關鍵的因素。美國有三個對世界有重大影響的創新群體和創新精神的創新群體。一個群體是科學家群體,美國科學家群體一個是使命感,一個是好奇心,不斷探索未知領域,進行了大量的基礎研究,成了獲諾貝爾獎最多的一個國家。第二個群體是發明家群體,美國社會被稱作發明家社會,美國有一個橫頭叫柯立芝說過一句話:美國的事業就是 整個社會以創造知識、創造財富為最崇高的職業。這么一個信念、這么一個環境。這是第二個群體,熱衷于發明。電話、電報、飛機都是他們創造出來的。第三個群體是管理家的改革群體,最早的管理就是美國的福特制,他作為一個企業管理人員就觀察工人做每一個動作用多長時間,哪個動作可以省略,就在這上面不斷的進行思考。讓所有操作工人的每一個操作動作都是最簡單、最科學、最省時、最省力的,從而提高每一個勞動者每一分鐘的勞動效率。所有說這三個群體,一個是探索基礎知識,一個是發明、應用的這些使用專利,一個是改革管理、調整人與人、人于社會之間關系的制度,通過這種合理的管理來促進財富的創造,三個群體相輔相成,形成美國社會知識經濟生產、發展、應用,轉化成社會財富的一個完整的社會集體。從而為知識經濟生產創造了必要條件。所以美國人還信仰不創新就死亡,我們中國經歷了兩千年

企業的產品我們計劃經濟體制下幾十年一貫制,創新的意識很差,這種欲望很低,社會環境跟不上,所以我們改革開放了,大量引入外國的技術,引入之后還很難消化,日本引入外國的技術也很多,但日本的原則是一個技術最多引入一個,完了之后必須消化吸收之后再加以創新。我們中國引進電冰箱生產線引進了32條,彩電生產線引進數量比這個還多,引進一條再引進一條,都是引進,你如果不加以消化再創新就永遠跟不上人家。這是第四,美國知識經濟產生的主要原因。第五,是巨額的創新投入,要生產新的知識,形成新的知識經濟,需要大量的投入,不僅是資金的投入,人力的投入,還有精力的投入,這里面一個物質投入就是資金投入,要有客觀條件,要有物質保障。美國這樣一個巨額投入,表現這么三個特點:第一,世界上領先的研究與開發投資,1994年美國的研究與開發投資1730億美元,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2.61%,剛才說到2005年的河北,研發投資是0.97,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美國1994年的時候就占到了2.61%,這樣一個比例,我們看國外是怎么比較的。當時的德國、法國這樣一些國家他們的總和加起來,德國、法國、英國、日本加起來都趕不上美國。美國的比例是2.61%,西歐是1.8%,日本加上新興工業化國家是2.2%,北美是是2.5%,世界平均是1.4%,94年美國比例最高。美國每年研究開發費用每年遞增150億元,1998年,美國的年度預算用于教育和職工培訓的經費510億美元,比1997增加了20%,到了98年,克林頓又提出了一項21世紀研究基金,大幅度增加研究經費,為美國知識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基礎,美國有一個著名的口號:技術是經濟增長的引擎,而科學為技術這個引擎加速。經濟發展首先考技術這個發動機,而技術考科學為它加油,有一定的科學技術支撐,而科學技術要靠大量資金投入,第二,把信息產業作為重點投資,知識經濟的主要的內容是信息產業,始終是一個最具影響力的核心產業,美國的知識產業從1980年開始就給與特別的關照,計算機、通信領域的投資每年增長率超過20%,重點投資領域就是信息產業,1990年,美國在信息產業的投資,第一次超過其他產業,成為美國投資領域里投資最多的產業,90年開始信息產業占了冠軍,標志著美國已經開始進入信息時代。90——95年,美國信息設備投資增長20倍,到96年,美國的信息技術和產業投資是對其他工業社會投資的1.6倍,比別的產業高出一倍還要多,占到了美國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35.7%,整個國家、社會的投資里30%以上投資到信息產業里來,突出表現在90年代,占世界同類投資的40%,全世界的所有信息產業投資40%在美國,國際數據公司有一個估計,95年美國用于信息產業的投資,人均850美元,美國當時人口2個億,一個人一年將盡1千美元用于信息產業,這個比西歐要高出2倍,所以,日本經濟學家說,在信息技術和產業領域,日本比美國要落后10年,歐洲和美國相比差距還要大,1996年,美國信息產業投資2500億,超過了日本和歐洲的投資總和,投資重點就是信息產業的開發和研究,而且一直保持著領先地位,91到95年,美國與計算機有關的投資增速每年增長29.7%,高速增長,95、96增長速度分別是32%45%。所以在整個90年代美國的經濟增長里面,設備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大幅上升,80年代以后,美國的信息產業的巨額投資,促進了研究與發展,促進了信息產業的快速增長,也直接導致了知識經濟的形成。那么在這個里面,美國的投資里面的第二、三小點,就是大力發展風險,探索未知領域存在風險,有可能打了水漂。怎么鼓勵風險投資?美國有個風險投資協會,96年一共有100多億美元的風險基金投到了1500個項目上,其中三分之二是技術企業搞得風險投資,大家都知道硅谷,有人說硅谷就像一個爆米花機,扔下去的事創業的智慧和技術,再扔進去的事風險投資基金,爆出來的是一個一個的在信息領域叱咤風云的新企業,硅谷是個爆米花機,扔進去創業者的智慧和技術,再有風險投資的基金,然后出來一個個創新的企業,從而有硅谷、有了美國知識經濟的領頭羊,有了全世界技術含量最高的產業園區,而風險投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一直是巨額、天文的財政赤字,因為有了知識經濟,美國企業的盈利能力大幅增加,美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到了克林頓的第二任期,困擾美國政府幾十年的財政赤字沒有了,克林頓特地在文件上畫了一個特別大的零,宣告美國政府多年的財政赤字的負擔消失了,財政開始盈余。遺憾的是,美國打科威特、伊朗、伊拉克、阿富汗,財政赤字重新出現,而且是天文數字,再加上金融危機,和克林頓的時代可以說是完全不同,這是美國知識經濟發展的第五個主要原因,巨額的投資,最后一個原因美國知識經濟之所以出來,最為龐大的教育、科技的存量和流量。美國的美聯儲原主席格林斯潘說過,在新的社會經濟形態當中,體力勞動在國民經濟當中的位臵讓位于思維產品和服務,思維產品就是知識,國民經濟體系中原來生產鋼鐵、勞動的產品和服務,到了新經濟里面,知識產品、知識服務成了經濟發展的主題,所以說在知識經濟里面,首先的基礎性的東西是教育和科學的發展,人的培養和教育,這是一個關鍵,美國的教育我們來做一個大概的了解,美國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教育產業,他的整個知識經濟不是那個人的,而是有了這么多大學培養了源源不斷的高學歷的知識人才,構成了一個知識生產的產業大軍,而這個大軍的培養者就是美國的高等教育。1636年,美國有了第一所大學,哈弗學院,到現在,350年當中美國高等教育一直持續高速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基本形成了,1930年和1860年相比,美國的在校大學生由2萬多人,增加到48萬人,同一個時期的英國從3385個人增加到了37255個人,增加了只有十一倍,美國的大學生的數量,以快于英國一倍的速度發展,從英國的殖民的變成了高等教育,規模遠遠超過了英國的高等教育發展迅速的國家,美國高校入學率非常高,在20歲到24歲這個年齡階段,1950年的入學率是18%,1975年是26.41%,到1992年增長到了31.25%。30%以上的青年人都能上大學,我們的現在的毛入學率才到,國家公布的20年教育規劃,大家看那里面距美國有很大的距離,但是那個發展目標里邊的走向和政策取向都是對頭的,我們說現在從業人員大學生比例只占5%,這肯定是遠遠不夠的,要大力發展,增強我們的高等教育人員數量。大學的數量,從1970年到1994年,二十多年,美國的大學數量美國具有博士授予權的大學173所,到1987年213所,具有碩士學位的大學1987年589所,學識學位授予權的大學1970年721所,1987年572所,1994年633所,準學士學位、專科1970年1063所,1987年1367所,1994年1480所,專業學校、學院,70年424所,87年642所,94年690所,所有大學加起來1970年2834所,1987年2389所,1994年3571所,美國到94年只有兩億多人,就有了3500多所大學,我們現在十三億人,只有1000多所大學,還造成了大學生就業難,今年兩會上還有人大代表說怎么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建議:

1、大學少招生。

2、如何。

3、如何。我們少召大學生,中國的問題能解決嗎,不培養大學生都是農民工,兩只手只能封個布娃娃,中國經濟能發展嗎?德國的從業人員里面大學生占40%,美國3億人有將近4千所大學,我們十三億人只有1千多所大學還要減少招生,中國現代化能實現嗎,還靠勞動力,農民工,這個經濟增長方式能轉變嗎,我們這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素質有些確實是成問題,去年兩會上我們中國的08年物價上漲指數是8.7%,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幾乎是異口同聲說物價過高,政府要嚴格控制我們的溫家寶總理有特別的順從民意,2008年我們的銀行緊縮政策,嚴厲的緊縮政策,相當的企業貸款貸不出來,銀行貸款額度控制非常之緊,再加上經濟困難,勞動力成本上升,又加上國際上金融危機的影響,北京的教授說的挺刻薄,他說我們中國的企業本來日子不好過,然后國家弄了一條繩子,把他們綁起來,勞動法實施了,然后環保壓力又加大了,最后綁了4條繩子,又來了一把刀子,讓你貸不到款,把好多企業都搞死了,一下子倒閉了這么多企業,導致2千多萬農民工回家,到了09年的兩會上,物價下跌2%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誰都不說話,09年春天正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候,一季度經濟增長素的是6.1%,兩千多萬農民工回到家沒事干,認為價格下跌就是好事嗎,本來經濟就困難,失業壓力就很大,物件再一個勁下降,企業的產品賣不出價錢,業主不愿意投資,企業開不了工。物價上漲嗷嗷亂叫,物價下跌誰也不吭聲,你想想,物價在不斷下跌,企業再沒有盈利,投資再沒有積極性,經濟怎么發展,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站在一個家庭主婦的立場上看物價,把中國經濟引到哪去啊,作為一個人大代表居然說中國大學要少招生,經濟發展方式怎么去轉變啊,中國的企業靠什么去競爭啊,就靠農民工?就業問題是大學招生帶來的嗎?人生出來了,到了18歲就要就業,難道不上大學就不就業嗎,就業問題早就存在,不是上大學才出來的。一個農民工如果上了大學學了國際貿易,能夠把中國的產品賣到聯合國,簽一個1千萬的產品出口協議,不僅他自己就業了,為了生產這個產品還能解決幾千、幾萬人就業,就業問題只有靠大學、靠高等教育發展,把中國勞動力素質都提升了才能就業,經濟發展方式才能轉變,都靠縫布娃娃、煉鋼、煉鐵,發展方式能轉變嗎,發展高等教育恰恰是解決發展方式轉變的。人大代表是最高權力機關啊,你要決定政策、立法啊。都是站在家庭主婦的立場上看物價,都是站在小農的立場上看高等教育、經濟發展,把十三億的命運交給這些人來決定,風險太大。高等教育、這是知識經濟產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最關鍵的一環,而且美國的大學不光是教學生,更重要的是生產知識,是美國的大學創造財富的作用,絕對不亞于企業,甚至比企業還重要,所以美國人到一個地方投資,經常問有幾所大學。有大學有人才、有知識,我在你這投資,你有有知識的員工,你的大學是個文化沙漠,沒有有知識的員工,我怎么投資啊,第二個,美國是當代世紀科學研究的中心,美國的研究經費超過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的總和,1960年135億美元、1971年216億美元,占GDP比重達到2.37%,1984年突破1千億美元大關,1994年是1800多億美元,研究人員數量和質量是世界冠軍,研究者人數1971年是52萬人,1994年達到96萬多人,世界上主要雜志上發表的論文,美國占31.1%,德國7.7%,日本占7.4%,94年的時候美國占36.2%,德國占8.15%,日本占9.6%,諾貝爾獎得主自然科學方面1901年到1945年,美國是19個,德國36個,英國25個,世界科學研究中心改革后,1946年-1996年,美國161個,德國25個,英國42個,美國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占到第一,1987年到1996年,美國40,德國8個,英國3個,一百年來,美國180.德國61個,英國67個,所以說這樣的研究中心明顯促進了美國知識經濟的發展,那么知識經濟的興起是一個教育、科學、技術、發明相互交織的動態過程,市場是紐帶,把他們串聯起來,導致了經濟的發展,分析美國知識經濟的發展過程,看看對我們中國有什么啟示。

第三點 六個啟示

第一,繼續解放我們的思想,擴大改革開放,一種新的經濟形態的產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往往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僅靠一個國家是做不到的。

第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搞了三十年是不是搞到頭了呢,遠遠不是,去年,我們河北省搞了一個干部作風建設年,應該說有成效,以此改變河北的投資環境,河北投資環境最根本的問題是干部作風有問題是一個方面,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河北的吃財政飯人的比例占總人口的比例名列前茅,比例高。這是河北投資最本質的問題。為什么這樣投資環境就不行呢,一個省、市、縣、鄉,吃財政飯的比例高,養的人多,一個鄉的人光搞計生的就好幾百號人,編制外,沒有財政供養,誰來養他們,計劃生育罰款,讓農民養,縣里面那么多機構,財政收入不夠,靠企業樣,攤派、罰款。河北省有一個省級貧困縣,工資開不了采取每個局輪流到鄉里搞一個月的計劃生育,罰款發工資。由省到市龐大的財政供養人口,經濟發展不了,從企業、農民身上罰款攤派,農民負擔重、企業負擔重,他就沒法生存,雪馳羽絨服使我們這邊的,據我所知雪馳現在到青島了,為什么,據說企業到青島以后好長時間沒有交稅,也沒有人給他要稅,老板還怕了,主動到稅務部門交稅,稅務局說回去吧,不找你就不用交了,你企業交不交稅對人家財政收入影響不大,我們河北稅務部門一天三趟盯著要稅,完了還要想法找點事給你罰點款,這么一個環境,企業能呆得住嗎,老百姓能夠富起來嗎,這個問題不解決,河北的投資環境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越窮的地方,一就業愿意找鐵飯碗、當公務員,越是這樣有本事的人越不愿意去創造財富,公務員隊伍越龐大,不創造財富的人越多,創造財富的企業壓力就越大,他就越沒有辦法發展,所以河北的投資環境一直不好,陳立勇當常務副省長的時候,常務會上說全省引進外資的數量只比西藏多點,全國倒數第二,到現在格局也沒有怎么改變,他的作風整頓一下有好轉,但是他在這個地方就要吃飯,就要有辦公室,要有電腦,你這個財政、稅務局收的不夠他就得想辦法去找,所以我們的社會環境別說發展方式搞創新的,正常經營他都有困難,怎么發展經濟啊。沿海幾個省份里邊,河北在其中基本上經濟指標都是墊底的,最落后、最差的。所以河北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來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任務非常艱巨。

第三,完善我們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我們落后一些,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搞點仿造在所難免,尤其是鄉鎮企業,搞生產、搞企業,但是總得有自己的東西,這個世界就是開始保護知識產權的世界,你不保護就沒人愿意下功夫創新,就沒有自己的有競爭力的、自主的知識產權,你這個國家、民族、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就沒有立足之地。所以說我們從美國看看,只有把完備的知識產權建立起來,我們民族的智慧是有的,四大發明,中國在外國拿諾貝爾獎的,很多很多。到國外越多感觸越多,世界上哪都有中國人,中國人走遍了全世界,我們帶到全世界的是什么,中餐,走到哪都是開飯館,英國人從小到上走到全世界,占了那么多殖民地,他們帶到全世界的是什么,是他的市場經濟體制或制度。以他的體制建造社會。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所以說我們的民族在這些方面確實需要改變

第四,我們應該光大我們的拓荒和創新精神,我們有很大差距,尤其是教育制度、高考為杠桿的教育體制,太不利于創新人才的培養,成天就是死記硬背,考高分,眼高手低,做不了實際的事,到企業后,社會環境沒有整整向上的創新氛圍和意識,需要有根本性的改變 第五,要以超常規的措施來發展教育,大學不僅不能少招生,而且現在還差得遠呢,臺灣2300萬人,100多所大學,美國90年代4500多所大學,我們13億人現在才1000多所大學,我們的大學生還少得多,差得多。要是從業人員中的大學生從5%增加到20%、30%,我們還差得遠,沒有高素質人才,高素質勞動者賠償出來,不可能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我們省政府去年搞了很大討論,云川書記提出要建立現代產業體系,這是很必要的,但是忽視了一個問題,人的問題,沒有現代產業工人,何來現代產業體系,靠農民工、小學畢業生能建現代產業體系嗎、沒有學校、教育、龐大的產業工人,現代產業體系從何而來。我們過去解決的就業,98年好多工人下崗,工商局免受攤位費,登記費,這個法對不對?解決了一些問題,讓他到市場擺攤、賣油條,永遠賣不出中國產業的現代化,他們技術不行,效率太低,你得給他們培訓、教育。發展教育不是增加就業困難,而是解決就業困難最有效的辦法。

第六,切實采取措施,促進科技發展。

總的來看,我們分析美國知識經濟的發展歷程會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帶來一個思考,也給大家帶來一些思考,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如何轉、向那轉。我所談的問題不一定都對,僅供大家參考,謝謝大家

第二篇:從《資本論》看美國金融危機與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從《資本論》看美國金融危機與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余 斌

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引起世界性經濟危機和衰退時,西方一些國家的政要和資本家不得不壓制住內心的厭惡和恐懼捧讀《資本論》,就連羅馬天主教會也不得不承認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有理。

在過去,人們把《資本論》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為什么西方國家的資本家和他們的代理人即西方政要們要去讀這樣一本“圣經”呢?其實,在恩格斯為《資本論》第1卷所寫的眾多書評中就有一篇號召當時德國的工廠主不要害怕該書,尤其是要對書中關于英國工廠立法及其結果的歷史加以認真研究。這是因為,不管《資本論》的傾向如何,它“包含著值得所有的人注意的科學研究和實際材料”。

那么,從《資本論》中我們可以得到哪些關于美國金融危機和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啟示呢?

一、不可避免的危機

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不少人說這是新自由主義造成的,也有人說這是凱恩斯主義的問題。其實,這兩個主義的差別就在于國家對于經濟的干預程度。前者要求國家干預得少一些,后者要求國家干預得多一些。應當說,危機爆發前美國實行的主要是新自由主義政策,危機爆發后凱恩斯主義的色彩就濃了一些。但是,無論是這兩者中的哪一個都阻止不了經濟危機的發生,也救不了市。這是因為,生產過剩是由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決定的,從而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也就是 1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避免的危機。

在西方經濟學的總供求曲線圖上有一個交點,這個交點被稱為均衡點,在這個點上,總供給等于總需求。然而,馬克思指出,資本家供給的商品價值,總是大于他對商品價值的需求。如果在這一方面他的供給和需求相抵,那就是他的資本沒有增殖,也就是說他沒有賺到錢。因此,既然資本家的目的在于賺錢,也就是追逐剩余價值,那么他們的目的就不在于使總供給和總需求相抵,而是盡可能使它們不相抵,使他們的總供給超出社會的總需求。于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差額越來越大,它們之間的平衡只能通過爆發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使生產出來的商品和資本強制貶值,即犧牲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力來實現,從而形成危機、蕭條、復蘇、繁榮、再危機的周期循環。

顯然,只要資本主義的國家干預不能消除利潤即不能消除剩余價值,那么這種干預就不可能消除生產過剩,也就不可能預防和消除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至多只能暫緩經濟危機的發生,使經濟危機稍后以更大的規模爆發。即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制造或引爆經濟危機,如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鄰為壑地消除部分生產過剩,也不能阻止而只能暫緩發達國家不可避免的經濟危機的爆發。

二、推波助瀾的危機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英國銀行法委員會1857年的報告指出,1847年英國由于進口谷物而負的債務應該償還了。但這些債務的大部 2 分是在危機中用破產的辦法償還的。當年最富裕的英國,竟然用破產的辦法從它對大陸和美國的債務中脫身。160年后,同樣是世界最富裕的國家(這次是美國)除了用自己印制的紙鈔償還債務外,也趁著不可避免的經濟危機,用其金融機構和美國普通民眾的破產來償還其所欠世界各國人民的債務。其中的陰謀主要體現在美國金融機構首先用銳意創新的形象、嚴格監管的假象和低利率構造了繁榮的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不僅誘使美國的勞動者拿出自己僅有的儲蓄進入次級房貸市場,而且以自導自演的高等級信用評級誘使世界各國人民和金融機構參與美國的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并進入金融市場。然而,次級房貸契約中預設的調高利率的條款和美聯儲這個由美國私人資本控制的美國中央銀行調高利率的行動,與無法持續增長的美國房地產市場一起,迫使次級房貸大量違約,推倒了經濟危機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在這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中,美國養老基金損失慘重,美國人民不僅失去了住房、儲蓄,而且失去了未來的保障;冰島瀕臨破產,韓國陷入危機,中國外匯儲備損失巨大;而美元盡管受到美聯儲的巨量增發的影響,卻利用一時之間的貨幣荒堅挺了起來。

針對英國人的賴賬行為,馬克思指出,外國“谷物生產者和投機商為本國的利益而犧牲他們的一部分利潤,比他們為英國的利益而犧牲他們的資本要合算得多”。但是,今天卻有人主張中國拿出儲備去拯救美國,以便繼續向美國輸出血汗產品供其賴賬。

三、為期漫長的復蘇

由于全球經濟一體化放大了危機影響的深度和廣度,此次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影響深度和廣度都較上世紀3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要大。盡管西方發達國家采取了干預措施,但是正如當年美國羅斯福總統上臺采取干預措施后,美國經濟仍然復蘇乏力并于1937—1938年再次陷入危機一樣,這場危機所導致的經濟蕭條仍然不會因為舍本逐末的干預而很快復蘇。

實際上,上世紀那場大危機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的1941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才超過大蕭條前的1929年。這期間,除了羅斯福的新政外,還發生了其他有助于經濟復蘇的事件:一是,前蘇聯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時期,大量進口英美等國生產的機器設備和工業消費品,吸引西方國家過剩的資本,引進技術和專業技術人員,有力地緩解了英美等國的生產過剩。二是,大量“過剩”商品尤其是農產品被主動銷毀。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爆發,使得對美國商品如美國航空制造產品的需求大增。四是,大范圍的技術進步帶動了產業需求并提高了利潤,一些新穎時尚、魅力十足的商品以更低的成本連續不斷地生產出來。

與上個世紀30年代相比,現如今,一是,前蘇聯這樣處于工業發展期的大型經濟體不存在了。盡管許多西方國家指望中國像前蘇聯那樣對它們的過剩商品實行大采購,但是,一來它們想賣給中國的只是一些中國不需要或不太需要的東西,而已經具有一定工業基礎的中國想要的高層次的東西它們卻不愿意賣;二來如今中國內需已然乏力,4 尚待擴大,既無心也無力大肆采購西方國家的過剩商品。二是,經濟全球化導致壟斷進一步加強,大宗商品的定價權控制在發達國家的大企業手中,既然壟斷企業無需通過銷毀大量商品來維持商品價格,那么,商品過剩也就只能靠市場在時間的長河中慢慢消化。三是,核威懾時代的世界大戰已不大可能。局部戰爭對于世界大國的經濟復蘇幫助不大。四是,電腦及互聯網等新技術革命的成果已經廣泛應用,新的大規模和大范圍的技術進步尚未顯現端倪。新能源和環保技術只不過是在舊有的生產領域進行發展,即使這些技術被廣泛采用,也會是一邊帶動新的經濟增長,一邊破壞原有的經濟,從而也不可能使其在數年內帶動世界經濟的復蘇。五是,美國人以往的透支消費已經透支了未來的購買力,加大了經濟危機消化過剩商品的難度。六是,西方發達國家以維持利潤為目的的救市行動南轅北轍,反而為經濟復蘇增加了障礙,延長了經濟復蘇的進程。

因此,這一次經濟危機之后的復蘇期不會比上世紀20年代末的那場危機的復蘇期短,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將經受長期的經濟蕭條和社會動蕩的考驗。

四、拐點上的中國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規模不斷擴大,隨著中國成為公認的世界工廠,隨著中國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一,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隨著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處于拐點之上。

首先,中國的對外貿易尤其是對美貿易模式難以為繼。改革開放 5 之后,利潤也成為中國企業的追逐目標,從而同樣存在生產過剩的問題,這些過剩產品以貿易順差的方式轉移到了美國,這才形成美國人所說的中國儲蓄過剩。那么,為什么美國愿意替我們承擔生產過剩的后果呢?這是因為,美國并不需要拿真金白銀來購買這些產品,而是以打白條的方式(這些白條包括美元紙幣、美國國債和房地美、房利美這些企業的債券)獲得這些產品。而美國的經濟學家不僅不反思美國的行為,反而以中國的外匯儲備為借口,要求美國財政部把中國定義為貨幣操縱國,向中國增加25%的關稅。同時,為了接收這些白條,中國不得不發行大量的人民幣,形成巨額的外匯占款,從而在人民幣的發行上已經喪失了大部分的主權。只要美元貶值(不是指相對于人民幣或其他國家貨幣貶值,而是指相對于商品尤其是黃金貶值)或美國賴債,人民幣也將跟著貶值。

其次,中國正在成為或被要求成為富有而虛弱的肥羊。美國人曾經認為,是里根總統發起的軍備競賽拖垮了前蘇聯的經濟,進而拖垮了前蘇聯,因為前蘇聯不能既要大炮又要黃油。但是如今,美國卻可以既要大炮又要黃油,因為他們在把資源用于大炮的同時,可以用打白條的方式從中國和其他國家獲得黃油。即便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國債支付有可能違約的情況下,美國政府仍然拿出近7000億美元用于軍費開支,其中的1178億美元更是直接用于戰爭的撥款。而這些美國大炮正日益形成對中國安全的威脅和對中國海外利益的打壓。同時,美國的戰略家要求中國:“你不能夠擴張你的力量,你需要的是不 6平衡:也就是富有但卻虛弱。”這就是要讓中國像利比亞一樣可以在美國人方便的時候予取予求。而且也正是美國挑動中國周邊國家與我為敵。

再次,中國國內的經濟形勢并不樂觀。擴大內需的壓力巨大,地方政府負債累累,相對發達的滬浙粵深四地也申請并獲準試點自行發債,同時,國內貧富差距懸殊,群體性事件屢有發生。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的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任務,十余年過去了,仍然沒有完成;而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舉措也沒能得到有效的落實。

總之,隨著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深化和國際和平形勢的惡化,中國正處于歷史發展的拐點之上,必須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原理和方法

是什么具體障礙妨礙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以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呢?這個障礙就是所謂的我國勞動力低廉的比較優勢。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早就指出,勞動力價格的低廉會使得采用機器反而使生產變貴。“美國人發明了碎石機。英國人不采用這種機器,因為從事這種勞動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國政治經濟學用來稱呼農業工人的術語)的勞動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報酬的。”近些年來,正是因為我國勞動力價格的低廉,才妨礙了我國企業、尤其是私有制企業、甚至是外來的私有制企業采用相對更貴的機器來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妨礙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任務的完成,并阻礙了轉變經濟發展 7 方式。

因此,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一是要采取行政和法律措施,嚴格落實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提升勞動者的待遇和工資水平,并減少加班現象,縮短實際工作日,并且取消未能實現產業升級的企業的出口退稅和政策補貼。二是大力扶持包括國有制、集體所有制在內的公有經濟,以便解決私有制必然導致的人口相對過剩的問題即失業問題和使勞動者能夠為自己積累,并使得地方政府從依賴債務轉向依靠地方的公有制經濟。

實際上,“人民群眾缺乏的那些商品,怎么會沒有需求呢”?因此,如果擴大內需只是為了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那么這個內需永遠難以擴大,或者說越擴越需要擴得更大;而如果擴大內需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那么擴大內需就是多余的。而這一點只有在廣大勞動者是產品的所有者,能夠為自己而不是為老板們積累的前提下,也就是說只有在公有制下,才是可能的。也只有這樣,中國才會融入國際市場,而不依賴國際市場,才不會受美國的政治經濟手段所左右,維護包括經濟主權在內的主權完整和本國人民的福祉。

其實,美國加征關稅,只會有助于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只會搬起石頭砸美國自己的腳。正如中國用清退外資企業來減順差,就會砸美國自己的腳一樣。如果美國真的兌現它的所謂威脅,中國將正好借著美國的加征關稅,淘汰落后產能,并對中國國內的外資企業政策 8 進行名正言順的調整,為民族企業的發展留出空間,名正言順地把以往非科學的發展模式轉變到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模式上來。

當然,在這個多事之秋,將外匯白條儲備轉變為實物儲備(一定量的黃金和大量長期生產必須的原材料)并用加強國防建設來擴大內需也是當務之急。哪怕全世界都來反對,中國也必須做到富有而堅強。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

第三篇:換個角度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換個角度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丁元竹2010-07-19

摘 要: 從深層次上說,中國當前發展方式的轉變決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收入分配、城鄉關系、產業結構以

及地區結構的調整,而是一種超越發達國家傳統模式的自我探索和自我創新。新的發展方式必須對利益分配機制形成新的解釋和發展出新的分析框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積極擴大內需,尋求投資與消費的結合點,不失時機地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提高服務業產值和就業比重,著力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進一步說,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癥結是:在經濟領域主要表現為經濟結構不合理;在社會領域主要表現為利益格局扭曲,在行政體制領域主要表現為事權和財力不匹配。

關鍵詞: 經濟發展,結構調整,資源分配,方式轉變

從深層次上說,中國當前發展方式的轉變決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收入分配、城鄉關系、產業結構以及地區結構的調整,而是一種超越發達國家傳統模式的自我探索和自我創新。新的發展方式必須對利益分配機制形成新的解釋和發展出新的分析框架。

2009年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過程中,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環境,黨中央國務院及時提出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著力點,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積極擴大內需,尋求投資與消費的結合點,不失時機地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提高服務業產值和就業比重,著力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進一步說,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癥結是:在經濟領域主要表現為經濟結構不合理;在社會領域主要表現為利益格局扭曲,在行政體制領域主要表現為事權和財力不匹配。

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僅是經濟問題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絕不僅僅是經濟系統的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實際上反映出整個發展更深層次的問題。經濟發展方式內部的失衡是整個發展方式失衡的反映,解決經濟發展方式的失衡必須在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中央和地方、國際和國內之間找到一種新的平衡。從理念上,就是要在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等之間找到一種新的平衡。

換一個角度來看轉變發展方式會是什么樣子?假如我們不是從私人消費,而是從公共消費,不是從私人部門就業,而是從公共部門就業,不是從私人部門,而是從公共部門出發,來看目前正在和將要進行的發展方式轉變,會得出什么結論?換一個角度看問題確實不容易。這需要創新性思維,需要調整研究問題的視角。缺乏創新思維和研究問題的新視角,或者說缺乏新的理論構架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長期走不出“囚徒困境”的原因之一。一說到消費不足,就說居民消費不足;一說收入分配不合理,就說初次分配領域問題嚴重;一說發展服務業,就說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等等,一直在經濟領域打轉轉,一直在制度領域轉圈圈。

應當鼓勵在經濟之外尋求新的發展方式的思路,并給予足夠的重視。新的歷史時期,鼓勵各個學科積極參與重大發展問題的思考與討論,無論對于發展本身還是對于人類認識水平的提高都將是幸事。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2009年12月27日刊登了赫德森研究所經濟政策研究室主任、商業顧問歐文·施特爾策的一篇文章,題為《貪婪的銀行家重惹階級斗爭之憂》。施特爾策在文中說道,“2009年是經濟學家潰敗的一年。他們未能預見世界金融體系近乎崩潰的局勢發展,自然無助于加強一貫宣稱經濟學是另一門科學的騙人說法。它現在不是、過去不是、將來也不會是。但是,很多經濟學家自稱他們的模型反映了現實,市場始終按照絕對理性的消費者提供的完美信息運轉,而消費者又受到能夠計算平衡量風險的放貸者的迎合。經濟學教育機構的學生以及研究以經濟行為為基礎的文化的學生專心于大量數學計算之中。經濟學仍然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內容,但是前提是必須由實踐者進行重大反思,而且不能代替研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作品的細心讀者能夠發展的那種有用的常識”。根據我的理解,施特爾策對經濟學的批評也許過于尖銳,但是有兩點是值得思考的:一是經濟學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具有無比的解釋力和預見性。二是不管什么樣的經濟學理論,不管是誰的理論,都必須具備經驗和事實基礎。在經歷了這場幾十年未曾發生過的危機之后,給其他理論和學科一定的話語權,并與經濟學一道來解釋這個日新月異、令人捉摸不定的世界可能會更實際、更恰當一些。公共部門和社會領域的理論不是憑空出現的,它們是近幾個世紀,特別最近一個世紀公共領域和社會發展的必然反映。

二、資源分配不合理是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問題

在探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國際學者們對于現實發展道路的思考甚至是質疑,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以促使我們去尋求新的發展模式。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離不開社會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這是因為資源分配不合理是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問題。

美國學者馬克·布萊思(Mark Blyth)在研究和總結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與經驗后指出,“市場和政府時時處處都是相互重疊、不可或缺、相互排斥、并具備生成能力。作為一種制度,資本主義在政府提供審慎監管的環境中能夠獲取的最蓬勃的發展,美國資本主義也不例外。在政府和市場之間保持何種程度的平衡是一個需要由不同國家來確定的一個政治問題”。有類似思想的人不止布萊思一個人。本世紀以來,不少學者都在這個領域展開了探索。從更加宏觀的角度考慮這類問題的人數不勝數。例如,2006年美國著名記者托馬斯·L·弗雷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世界是扁平的》(The World is Flat)和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大前研一的《M型社會》都深入探索了這個問題。在《世界是扁平的》的一書中,托馬斯用“扁平”闡述了當前正在進行著的全球化特點,以及新的技術革命對當代帶來的深刻影響。而《M型社會》則觀察世紀之交,日本社會逐漸形成的一種兩峰結構:收入高的小部分人和收入低的小部分人,各居收入群體兩端,而且兩個群體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如同M型一般。如果大前研一的《M型社會》的觀察是成立的,那么,有一系列的問題值得人類回答,而且必須回答。這些問題核心是圍繞著市場、社會和政府的關系展開的。中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也繞不過這些問題。

政府和市場之間平衡的核心是分配制度及其服務體系的設計模式。我們已經看到,不合理的分配模式造成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消費不足或沒有能力消費,而人數極少的團體進行奢侈消費。這種消費不足和奢侈消費不僅表現在一個國家之內,也表現在世界范圍內,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市場機制造成了目前微觀

結構與宏觀結構的趨同性、雷同性。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還沒有引起人們的進一步討論。其深層次原因是市場力量缺乏制約,或者人們賦予它絕對的地位。

這場危機之后,我們不能再循規蹈矩,必須尋求新的發展方式。如果從過去30年中國采取的追趕模式以至后來形成的與發達國家雷同的發展來討論問題,從深層次上說,中國當前發展方式的轉變決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收入分配、城鄉關系、產業結構以及地區結構的調整,而是更加深層次的創新,一種超越發達國家傳統模式的自我探索和自我創新。美國歷史學家龍多·卡梅倫已經看到了發達國家問題的癥結所在,“資源分布的不均衡--不同個人、社會集團和國家之間的不均衡-是經濟發展問題的癥結所在”。而這個問題之所在,就是我們長期追隨的經濟體制機制。新的發展方式必須對利益分配機制形成新的解釋和發展出新的分析框架。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沒有先例可循。

三、始終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方向保持清醒認識

我們的基本觀點是,除了人口和勞動力總量是根本問題外,造成中國當前消費不足和就業困難的其他問題是,公共領域的消費不足和就業機會缺乏,基層公共領域不發育或者是發育不良,以及行政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不到位。

形成這種局面理念上的原因,一是對政府改革的方向缺乏明確地認識,尤其是不能把握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責任內涵。二是對社會組織的作用認識不足。三是夸大市場化的作用,混淆了市場和公共領域的邊界,縱容市場跨越邊界進入不該進入的公共領域,而不給社會組織足夠的發展空間。

我在2003年曾經對2010年做出了一個預測,提出了三種情景分析,現在摘錄其一:

“沿著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穩步前進:這個過程產生于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有力的國際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能源和生態環境可持續利用和有效治理,我國大多數人民不分地區和城市,不分鄉村地都能在發展中獲益。技術開發與傳播--一方面它將通過技術開發來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技術方面的差距,提高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技術含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結構轉型,加強我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它將通過技術開發來應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和資源危機或公共

衛生危機,緩解人口和資源壓力。經濟增長可以廣布財源,提高人民收入和福利,經濟增長的前提是要解決目前存在銀行不良資產和國有企業低效率問題。社會發展是保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及時處理和消除社會差別(地區差別、城鄉差別和貧富差別)、擴大居民的就業,能源和環境的可持續利用將為我國在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戰略目標提供強有力的基礎,并保持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治理在國際和國內都需要的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善治,即政府在處理國內公共事務和國際公共事務的過程中,通過積極的制度安排,使國家面對的內部和外部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危機能夠以最有效的方式解決,國內和國際沖突大幅度減少。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下,只有少數地區和居民無法從中獲益。”

我們已經欣喜地看到,2009年至今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表明中國正在沿著第一種情景前進,即沿著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穩步前進。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我依然堅持7年前的觀點。只是這里我想把這個愿景再具體化一些:

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產生于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和新興產業的不斷發展壯大,能源和生態環境可持續利用和有效治理;通過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和新興產業的不斷發展壯大來提高綜合實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還產生于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公共服務得到全面提升,在提升過程中實現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革完善,擴大公共消費和就業,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實現上述兩個過程的核心手段是社會體制和行政體制的進一步創新。

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不僅僅是更多地提供公共產品,減少對經濟生活和經濟運行的干預,更是一個包括人財物等資源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按照社會需求合理配置的問題。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使提供公共服務的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資金和人力資源。要使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公共服務資源必須加速行政體制改革,包括稅收體制改革和人事體制改革。通過財政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擁有更大的財力,而不至于陷于土地財政;通過人事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能夠按照公共服務需求配置人力資源,這樣也就緩解了就業壓力,從而為大中城市的產業升級和自主創新提供更好的宏觀環境。

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應在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人民生活有序的基礎上,在憲法和各類法律法規范圍內,從滿足居民的社會需求出發,促進社會公平與公正,消除或減少社會問題的發生出發,保障人民的福祉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得到發展,鼓勵政府、社會組織,甚至包括私人部門處理社會事務,參與

提供社會公共服務,解決社會問題的活動。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必須考慮社會目標與經濟目標的統一。從改革的目標來看,就是如何在社會目標和經濟社會目標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和協調;從改革行為來說就是如何在各個利益群體之間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所以,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還需要各個利益群體的參與。

四、創新經濟發展方式需要理論創新

當西方國家把中國放在一個世界大國位置,不管是重視也好,捧殺也好,中國都需要清醒。因為,它在過去30年走過的基本是一條追趕的道路。如果它想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真正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就必須走自己的發展道路、有自己的發展理論,一種不同西方于發達國家在起步時所遵循的發展理論,具有21世紀特征、代表人類新的發展方向的理論。

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不禁要問自己,中國要成為一個世界大國,我們在理論上準備好了嗎?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指導思想上,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奠定了中國走向自己特色道路的理論基礎,這是根本性的。僅這一點,就足見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和智慧。

但是,中國理論界,中國的經濟學、社會學、管理科學等等,還沒有腳踏實地站在這樣一個高度來認識問題,來重新調整自己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研究內容。面對發展模式的選擇,理論界應當聯系實際、與時俱進。

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看似正在退去,中國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回首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痛定思痛,新的發展不僅僅是經濟的增長,更應當是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在提高質量上下功夫,而提高發展質量的關鍵是引進大量新的發展部門,并使原有的部門和新的部門之間協調發展,建立一種平衡關系,以此來創新資源分配方式。

第四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總體要求:

(一)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二)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

(三)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具體分析:

(一)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措施:都要堅持擴大國內需求,鼓勵合理消費,把經濟發展建立在開拓國內市場的基礎上,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細化為:

1、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2、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穩定居民消費預期。

3、通過改善消費環境,增強居民消費信心。

4、必須更加重視解決“三農”問題,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大力開拓農村市場特別是農村消費市場。

5、要統籌城鄉發展,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6、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有序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

7、要適度控制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合理降低投資率。

(二)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措施:

1、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

2、統籌區域發展

(三)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措施:

1、全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2、大力提高勞動者科技文化素質,充分發揮我國人力資源優勢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3、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最終目標:加快推進“三個轉變”,逐步形成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消費投資出口相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以及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發展相協調的新格局,將有力地促進經濟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目標。

第五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認清優勢,走出發展困境

改變一“鋼”獨大,理清“轉”的次序

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歷史重任,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發展命題。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河北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跨越。而今,破除經濟結構不合理、城鄉結構不合理的瓶頸制約,轉變發展方式,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和區域發展競爭力,是河北省最重要、最緊迫的發展命題。這是河北人基于世情、國情、省情作出的重大判斷。

過去10年,河北交出了一份優秀的成績單:鋼鐵10年產量增了10倍,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的1/3;GDP總量躋身全國前6位;多項工業產值位居全國前列……

然而,在為輝煌成就自豪的同時,河北也越來越感到后繼乏力、后勁不足。

長期以來,河北深受傳統發展方式之累,一“鋼”獨大,原材料工業、資源型產業、重化工業占比過大,單位GDP能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環境不堪重負,資源難以為繼,發展不可持續。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耗低收益、高速度低質量的路已經步入死胡同。如果不加快轉變,河北“不僅難以實現遠期的科學發展,而且即期的平穩較快發展也無法保證。”

2009年,河北省區域創新能力在全國排第十九位,新經濟實力居全國第十八位。如果不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不更多地依靠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已然存在的差距將不可避免地進一步拉大,河北會被甩得更遠。

在最困難的2009年,河北省實現生產總值增長10%。今年經濟形勢好轉,按說,增長目標應該比去年高些。不過,河北今年預期目標9%!沒有把目標定得過高,就是為了引導各地不要盲目追求速度,而要拿出更多的精力調結構、促轉變、提質增效。這是河北不得不作出的抉擇!

河北肩負重擔!繼珠三角、長三角之后,正在崛起的京津冀經濟圈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極”。歷史把京津冀經濟圈推向全國經濟發展的前沿,作為京津冀經濟圈的一極,意味著河北省必須在全國的科學發展中發揮示范作用。加快轉變,已經不只是關系河北未來的必然選擇,更有關乎全國科學發展的重大意義。

坐擁優勢!內環京津,河北緊鄰這兩個具有高水平科研能力和較高消費水平群體的城市;外環渤海,曹妃甸是中國的“鹿特丹”,天然深水良港;秦皇島、唐山、滄州三市面海,487公里海岸線后發優勢明顯。

7月盛夏,河北省委理論中心組在北戴河的集體學習也似天氣般“熱烈”。專家授課、地市交流、廳局發言、主要領導點評。一周下來,“調結構、促創新、優環境”的理念更加清晰和執著。我們采訪組一行在這里看到,河北的領導干部們面對發展難題,有一種“趕考”前的緊迫感、使命感;談到眼下的結構調整,有一股潮水般奔涌的新思路、新理念。

“河北已經到了不調整經濟結構、不轉變發展方式,就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時候了!”省委書記張云川面朝大海,向參加北戴河學習的領導們慷慨發問,“現在需要我們思考的是,今后5年或10年,路該怎么走?還能沿襲以往過多依賴能源資源消耗、過多依賴產品量的擴張和企業規模擴張、過多依賴低成本生產要素維持的發展模式嗎?顯然是不可能的。”

“責任和使命激勵著我們,困難和挑戰考驗著我們。”省長陳全國激情滿懷,“我們必須保持開拓創新的旺盛斗志,抓住機遇,乘勢而上。”

河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邏輯次序是這樣的:以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為核心,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帶動經濟結構全方位調整優化,通過加快推進城鎮化,帶動城鄉矛盾的加快解決;以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為突破口,帶動產業競爭力提升,減少能耗降低排放,使產業走向高端化和品牌化;充分利用環京津優勢和環渤海優勢,擴大引資規模,提高引資質量,瞄準國際市場,優化出口產品結構。

歷史長河緩緩流淌,一個小小的轉彎,往往需要巨大的努力。只有認清“轉”的意義,理清“轉”的次序,才會更自覺、更主動地去推進。今天的河北,加快轉變的進程正如潮汐般在燕趙大地澎湃洶涌。

壯士斷腕,淘汰落后產能

不摘“黑帽子”,就摘“官帽子”

鋼鐵是河北的名片。河北的鋼鐵產量全國第一,占據1/5的“江山”。

河北人對鋼鐵“愛恨交加”。愛的是,鋼鐵這個現代工業不可或缺的“脊梁”,也是河北的“脊梁”,作出了不應被忘卻的巨大貢獻;恨的是,鋼鐵產業對資源能源的高度依賴,對生態環境的極大損害。

有兩個數據令河北如坐針氈:同是世界500強,河北鋼鐵集團的鋼產量是德國蒂森克虜伯的兩倍,但營業收入卻不到其1/3;同是鋼企,河北鋼鐵的噸鋼利潤僅為上海寶鋼的一半!賣的多,消耗大,掙的卻少。

處境尷尬的產業不獨鋼鐵一個,還有水泥、煤炭、玻璃、印染……

淘汰落后產能,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是河北必做的“減法”題。中央有要求,人民有呼聲。不“減”是自絕生路;“減”好了,海闊天空。

在調研采訪中,記者了解到,今年河北要淘汰落后煉鐵產能1240萬噸、煉鋼產能200萬噸、水泥產能1260萬噸、平板玻璃產能464萬重量箱。無論在鋼鐵廠、水泥廠,記者聽到的都是一種聲音: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堅決淘汰落后產能。

“5、4、3、2、1,起爆!”隨著一聲令下,鹿泉市長城建材有限公司一座年產10萬噸水泥的生產線瞬間被夷為平地。爆破聲,這兩年在鹿泉頻頻響起!市內72座水泥機立窯全部拆除,污染嚴重的小水泥生產線一一“謝幕”。

不執著就沒有執行。河北不要空談,要的是實效。

質疑、干擾的聲音不曾消失過,“仍有利潤”是根子,誰愿舍棄?質疑者只算經濟賬,不算環境賬;只看眼前,不顧長遠。何況,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霾還提供了一個“看上去很美”的理由:淘汰落后產能是否會遲滯經濟復蘇和發展的腳步?

保增長,環境保護的硬杠杠不能軟,淘汰落后的緊箍咒不能松。河北省決策層認為,河北在金融危機中遇到的困難,是長期積累的產業結構不合理、企業創新能力弱造成的,落后產能恰恰是現實困難的催化

劑。

決不能通過保護落后應對危機,必須以淘汰落后為抓手,實施倒逼機制,逼出技術創新,擠出產業升級。河北省在做“減法”時尋找到新的增長點。

鹿泉市的水泥機立窯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8條新型干法水泥生產線。在一家遠離城區的水泥公司,記者看到,潔凈的廠區、封閉的生產線,用余熱發電照明的路燈,都是技術革新帶來的喜人變化,水泥產業并不天然地與灰塵、黑煙和廢氣“親密無間”。鹿泉,這個因“射鹿獲泉”而聞名于外的縣級市,拋棄小水泥,舍棄百強縣,換來山青水綠、天藍氣爽。

抓淘汰,促搬遷,優化布局,這樣的場景,正在燕趙大地處處上演,污染企業盤踞中心城區的時代步步遠去。騰出的土地,大多地處黃金地段,或改造成綠地,或用以發展現代服務業等新產業;騰出的市場,由技術含量高、環境污染小的先進產能來填充。一子落定,滿盤皆活。

有一組數據能直觀地反映河北省在淘汰落后產能、節能減排上的拼力而為:2009年,河北省生產總值增長10%。與此同時,化學需氧量削減率列全國第二位,二氧化硫排放削減量提前一年半達到“十一五”目標。全年單位生產總值能耗下降5%以上。

一“增”一“減”,讓燕趙兒女欣喜萬分、自豪不已。

節能減排不能停留在口頭上,必須有硬指標,有貫徹落實硬指標的硬措施。“雙三十”節能減排示范工程就是這樣的“硬措施”:河北省對超過全省污染負荷50%的30個縣(市)以及3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實施節能減排省級考核,3年內摘不掉“黑帽子”,就摘掉“官帽子”。

節能減排,拒絕理由!系列政策措施陸續出臺:省人大代表每年像審議省政府工作報告一樣審議“雙三十”節能減排工作;省政府每季度調度進展情況,強化剛性約束。

從2007年被國務院通報整改的七個省份之一,到2008年成為全國七個超額完成節能減排任務的省份之一,河北省使盡渾身解數。令河北人高興的是,拼搏后的“果實”,很甜。

堅定不移,加快城鎮化進程

一年一大步,三年大變樣

河北的城鎮面貌,正經歷著一場規模空前的巨變。

2008年,河北省提出“三年大變樣”戰略規劃,三年建設,三年發展,一年一大步,三年大變樣。

城鎮化,是擴大內需和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抓手。多年來,河北“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是轉變發展方式不得不醫的痼疾。河北省期望通過這個抓手,“抓”來經濟結構的良性變化。

“三年大變樣”實施兩年來,河北確實變了樣。外地去的人驚訝:這是河北嗎?這還是那個省城像縣城、縣城如鄉鎮的河北嗎?河北的百姓不管這些,驚訝已是兩年前的事了,現在有的只是驚喜:原來,城市真的可以讓生活更美好!

住房困難的低保戶住進了功能齊備的廉租房;普通的城中村村戶搖身變成了百萬元戶;兩年前還住在老舊平房的人家,一下子成為擁有多套高檔住宅的業主;石家莊市區由東向西以前幾十分鐘甚至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如今十幾分鐘便可穿越……燕趙大地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接的變化真似“千樹萬樹梨花開”。

數字顯示,2008年河北省城區累計拆遷共完成4168.4萬平方米,是2007年拆遷總量的12倍。2009年,河北省繼續推進拆違拆危,拆遷面積再超上年。大拆,伴隨著質疑,但不容否認的是,“三年大變樣”的確是因為河北城市化水平低和城市功能差這個最突出的“省情”而提出的戰略決策。

拆之猛,令群眾驚嘆;建之快,讓人們振奮!“石家莊速度”便在這種特殊背景下誕生:常規速度需一年半才能竣工的槐安路高架橋工程、裕華路改造工程,僅用4個月完工;原計劃18個月完工的和平路高架橋工程,8個月完成……短短幾個月,省城面貌煥然一新。

變,自古多豪杰的河北人不怕,怕的是不變。“大變樣”凝聚了人心。問卷調查顯示,98.79%的社會群眾比較了解“三年大變樣”的內容。在河北,“三年大變樣”是最流行的詞匯,認知度超高。

“三年大變樣,今年看邯鄲”。兩年來,邯鄲市投資2000多億元啟動了四大新區建設,改造了65片棚戶區、36個城中村,開工興建了30個標志性建筑,實施了31項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每天早上,10萬邯鄲市民匯聚市中心廣場納涼、晨練,嘹亮的紅歌聲響徹云霄。誰能想象得到,以前這里是一片雜亂和荒涼。走在古都邯鄲的大街小巷,連我們采訪組中一位河北籍記者,都已認不出這座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城市了。邯鄲兩年里共拆掉1500多萬平方米違章、危舊建筑,但卻給每棵古樹辦理了一個“身份證”,誰砍罰誰,概莫能外。這些古樹為城市留下清晰的地標,也為古城營造出人與自然和諧的文化生態。

2008年以來,河北省各市累計拆遷危舊平房、違章建筑1.6億平方米,而累計完成市政基礎設施投資1200多億元,相當于前5年投資的總和。2010年全省實施的城建項目總投資達5296億元。城市面貌整治一改過去拆拆補補、洗洗刷刷、小打小鬧的做法,而是著眼于提升品質,改造功能,大力實施景觀環境整治建設。

“三年大變樣”,因民生而變,為民生而變。河北省確定的五個方面量化指標中,居首位的是大氣和水質的改善,要讓百姓呼吸新鮮的空氣、喝上放心水。

張云川說:我們既要看到城鎮面貌的新變化,更要看到人民群眾的新期待,看到城鎮改造建設任重道遠,我們要一鼓作氣、一以貫之地把這項工作抓下去。

需要這么股子勁,因為河北城鎮和河北人還需要很多這樣的“變”。

“三年大變樣”,還“變”出了30多萬畝土地,發展工業聚集區、現代服務業有了最寶貴的空間。

河北是工業大省,但不是強省。由大到強的路不平坦,河北省決策層謀劃了“工業聚集區”戰略,看到了自己的短板,意欲復制成功工業園區的模式,達到企業集中布局、產業集群發展、資源集約利用、功能集合發揮的目的。

“如果昆山的IT業感冒,全球IT業都會打噴嚏。”河北也想這樣,這是河北的“企圖”。“單個企業“獨闖江湖”已經不適應新形勢了,現在是“集團作戰”的時代了。”陳全國說。

面朝大海,燕趙打開胸懷

創新引路,搶占技術高端

6月11日,南非世界杯開幕,賽場廣告牌上的“中國英利”讓人好奇。第二天,“中國英利”就成了搜索引擎上的熱詞。

英利,一夜出名,成為世界杯80年歷史上我國唯一的贊助商。

這是一家太陽能光伏企業,如今落址于河北省保定高新技術開發區,發展勢頭強勁。

像這樣的高科技企業,河北還有很多。新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電子信息、生物醫藥……創新是河北的必由之路。2009年,河北省高新技術產業完成投資856億元,比上年增長56%;當年全省規模以上高新技術企業實現產值2380億元,同比增長19%。今年一季度,增長幅度更是高達28.9%。

秦唐滄沿海,是河北對外開放的重點;京津冀區域合作,是河北經濟崛起的重要一環。中央領導多次到河北考察工作時都強調,要求河北充分發揮區域優勢,力爭在環渤海地區崛起和首都經濟圈發展中有更大作為。如何有更大作為?出路在哪里?

出路,在創新。

近段時間,河北高新技術產業捷報頻傳。

時速350公里的“中國第一高速”列車在唐山的中國北車基地投入批量生產;國內第一臺隧道全斷面掘進盾構機在秦皇島秦冶重工生產車間下線;世界上成本最低、純度最高的多晶硅材料新硅烷法生產工藝在英利集團六九硅業投入生產;國際上光電轉化率最高的薄膜電池在廊坊新奧集團投入規模化生產……

形勢雖好,但是“全局”仍難讓人滿意。河北決策層認為,河北經濟結構不合理,歸根到底是產業行業技術水平低、低端產品多、產品的附加值低,這直接影響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

數字枯燥,但能說明問題。幾個數字令河北很尷尬:2009年研發經費支出占全省GDP的0.76%,居全國第二十三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設立研發機構的僅有4.5%;專利授權不到6000項,占全國的1.56%。河北,是經濟大省,也是創新弱省。

“U”型線被稱為“微笑曲線”。“微笑”的是占據兩個高端的產業,河北居于底部,實在笑不出來。

“只有夕陽技術,沒有夕陽產業。推進科技創新被擺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河北省科技廳廳長賈紅星說。大工程、大企業帶動,引進吸收再創新,編制產業技術路線圖,對“標”對出著力點……務實措施密集出臺,為的是提升產業技術水平,向“微笑曲線”的兩端近些、再近些。

出路,在改革。

河北是改革的受益者,河北的改革漸入“深水區”。

行業產業要改革。冀中能源入主華北制藥、港口集團橫空出世……在做大做強鋼鐵集團、煤炭集團的同時,2009年河北省企業兼并重組繼續高歌猛進。“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體現在企業組織結構調整上,就是加大兼并重組力度。”河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周文夫說,“小、散、弱”是河北企業的現狀,加大企業兼并重組力度,提高產業集中度,這是實現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路徑。

管理體制要改革。財稅、金融、環保、土地、貿易等重點領域的改革亟待繼續深化。多年來,河北省財政改革一直走在前列,為人贊許。通過改革,省、市、縣財力比重發生很大變化,省級財力占全省財力的比重由2003年的26.5%下降到2008年的17.6%;縣級財力則由48%提高到60%多,基層財政袋子鼓了。““等著吃”會越等越懶,“掙著吃”會越掙越勤,這就是財政體制改革的導向作用。”河北省財政廳廳長齊守印說。

出路,在開放。

開放度有多大,河北的發展空間就應該有多大。

在全國很多人、包括很多河北人的印象中,河北居內陸,河北無海岸。殊不知,河北不但有秦、唐、滄三市487公里長的海岸線,更有曹妃甸這個環渤海灣1000多公里海岸線上少有的天然深水港址。

強化海洋意識,就是強化開放觀念。眼下,加大港口建設力度,提升唐山港、黃驊港、秦皇島港三大港口的規模和能力,完善綜合功能,提高吞吐效益,已成為河北今后發展海洋經濟的重要任務;推動港口、港區、港城協調聯動,逐步形成由秦皇島、曹妃甸、黃驊三個百萬人口港城組成的沿海城市連綿帶,是河北打造經濟增長新優勢的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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