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帶一路”：具有全球影響的大戰略

一帶一路”：具有全球影響的大戰略

過去半年來，“一帶一路”已經成為全球圍繞中國經濟關注的重點。一帶，即“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即“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這兩個“一”組成的新名詞，被認為是中國對外開放的“2.0版”，是新時期對外開放的大戰略，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模式。“一帶一路”

2013年9月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斯坦時，首次倡議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個月后，習近平訪問東盟，提出要與東盟國家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發展總原則是，圍繞“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展開，中國與歐亞國家加強協商制定合作規劃，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實現互聯互通，提高雙方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水平等。

而對于“海上絲綢之路”，新領導人秉承了古絲綢之路的友好理念，提出“2+7”合作框架，要打造一條新路。它強調加強與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非洲的聯系，打造一個由港口城市構成的網絡。

“?一帶一路?被提到戰略高度，這實際上是中國全面開放戰略的需要。”國家發改委研究院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接受《上海證券報》采訪時表示。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兩大洲的紐帶，中國東部沿海連接著太平洋，一直向西越過中亞到達歐洲，因此又是兩大洋的紐帶。而海上絲綢之路，從東亞到南亞，則連接了太平洋和印度洋。

有國外專家表示，中國正在經歷“鄧小平時代2.0版”。對于通過大膽創新的方式調整全球姿態，中國的新領導班子抱有相當樂觀的態度，而其中關鍵的要素就是通過對外合作打造一個經濟體系。復興一陸一海這兩條古老的“絲綢之路”無疑就體現了這種創新手段。

“一帶一路”既使中國形成東西聯動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也可能成為亞洲整體振興的兩大翅膀，有利于改善區域內和有關國家的經濟營商環境，促進區域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加快內陸國家和各國邊遠地區的開發，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強經濟的內生動力和抗風險能力，有助于連接東亞、東南亞、中亞、南亞、西亞乃至更遠的歐亞地區。地緣政治考量

但是，僅僅從經濟角度闡釋“一帶一路”顯然不夠。從國際經濟環境來看，當前，美國正在主導推動新一輪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為代表的國際區域貿易安排：一方面試圖淡化世貿組織和APEC等現有貿易機制的作用，同時有意無意將中國排除在外。建設“一帶一路”，正是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提出的主動應對之策。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翟崑對媒體表示，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成立起來之后，意識到中國需要一種新的周邊戰略，“一帶一路”實際上是中國領導人在對周邊國家密集出訪后所提出的一系列設想的總結。

1919年，英國地理學家和地緣政治家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在他的《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論斷，即“誰控制了東歐，誰便控制了心臟地帶；誰控制了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便控制了整個世界。”他所重視的心臟地帶，則正是古絲綢之路沿線區域，包括現在的中亞和西亞。從地緣政治平衡的角度來看，中亞近年來一直是美國與俄羅斯角力的重要區域之一，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可有效增強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存在和話語權；從國家能源安全角度來看，絲路沿線地帶本身就是中國能源的主要陸路大通道和供給地之一，有助于中國能源供給渠道多元化，減輕海上進口壓力。

同時，“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旨在通過建立中國與歐洲之間的長期戰略伙伴關系來再平衡全球力量。這兩個地區在歷史上就代表著在俄羅斯和美國以外的另一種力量。這種制衡性的戰略著眼于長期合作所帶來的利益。伴隨著俄羅斯在中歐的擴張性戰略與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中歐合作軸心潛在地再平衡了全球勢力版圖。在東南亞地區，由于領土問題，中國與若干國家關系不睦。借助復興“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中國領導人意圖為周邊外交政策注入新的生命力，同時緩解緊張氣氛。中國領導人想重申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承諾，強調強大的中國將成為促進世界和平友好的力量，為亞洲和世界提供發展機遇，而不是構成威脅。

因此，“海上絲綢之路”更重要的是，它致力于提高中國的地緣戰略地位，將對地區穩定與全球和平產生重大影響。

目前，中國是東盟最大的貿易伙伴，習近平提出，爭取使2020年雙方貿易額達到1萬億美元。“海上絲綢之路”將把中國和東南亞國家臨海港口城市串聯起來，通過海上互聯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機制以及海洋經濟合作等途徑，不僅能夠造福中國與東盟，而且能夠輻射南亞和中東，這與正在力圖通過加快實現一體化以提高其影響力的東盟戰略利益是相符的。從地域上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有望覆蓋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并與中國此前提出的建立“中緬孟印經濟走廊”和“中巴經濟走廊”等戰略構想連為一體，極大地拓展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空間，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提供戰略支持，也有利于促進中國自身進一步深化改革進程，加大對外開放，從而為推動經濟轉型的順利實施發揮重要作用。

這一切都說明，“一帶一路”的建設，無疑將增強中國和相關國家發展本國經濟和抵御外部經濟風險的能力，并將給中國帶來地緣政治利益。

過去3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不斷接納世界，參與世界游戲規則的30年。而今，中國不但需要接納國際規則，同時也更需要在國際舞臺發出中國的聲音。“一帶一路”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翟崑表示，“?一帶一路?可以被看作中國新一輪比較有形的對外開放與發展。中國以前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參與國際政治經濟規則，讓國際力量走進來。而新一輪的對外開放則是主動去主導，讓中國力量走出去。”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逐步鋪開，中國將以更加開拓進取的方式向四周輻射幾十年發展所帶來的紅利。翟崑表示，“一帶一路”最終要形成的，可能是一種能夠帶動地區發展的“中國模式”。這種模式不單單是經濟的同樣也是安全的，亞信會議就是尋求安全模式的一個重要舞臺。接著，還有博鰲論壇以及APEC峰會，這都是“中國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舞臺。

第二篇：“一帶一路”大戰略中的中國智慧

“一帶一路”昭示中國要走自己的強國之路，悠久的文明決定了中國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一帶一路”既不是通過軍事擴張的方式，也不是搞殖民地建設，而是一種互利共贏的新的大國崛起模式，是一種和平崛起，這是中國第一次舉起自己的旗幟。不管人們愿意不愿意，中國開始制定自己的“路線圖”。

“一帶一路”是極具前瞻性的國家戰略

巨大的地緣經濟意義。“一帶一路”源于古絲綢之路，但不限于古絲綢之路。地域范圍上東牽亞太、西接歐洲，是穿越非洲、環連亞歐的廣泛的朋友圈，其本質是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形成中國全方位開放格局。中國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可以調動沿線65個國家和地區的44億人口，通過對沿線基礎設施領域的巨大投資，以及貿易、金融、服務等在世界范圍內的互聯互通，有效帶動全球需求，真正做到立足亞洲，連接四面八方，溝通五湖四海。

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新途徑。“一帶一路”使中國成為周邊國家的主要市場，經濟上的依存，才能帶來政治上的依附。要進行全球的結構治理，先從區域治理開始，“一帶一路”是全球治理的開端。2015年3月“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新興國家積極響應，中國對外出口增加了10%，“一帶一路”戰略的經濟帶動作用已經初現效果。

打造亞洲三個共同體。李克強總理在出席2014年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時，發表題為《共同開創亞洲發展新未來》的演講，提出構建亞洲“三個共同體”的重要論斷：利益共同體，亞洲國家要繼續同舟共濟、共克時艱，把經濟的互補性轉化為發展的互助力，不斷擴大利益交匯點；命運共同體，積極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產業深度合作、優勢互補；責任共同體，積極探討建立亞洲區域安全合作架。

亞投行是中國改革開放積蓄的巨大能量的釋放

中國擁有巨額外匯儲備，各項優質產能，為亞投行提供了巨大的物資和金融保障。中國多年來經濟的突飛猛進，短短幾十年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每年gdp仍以7%左右的速度增長，目前外匯儲備巨大、資本過剩、優質產能過剩。但另一方面，中國周邊國家經濟發展緩慢，購買力不足，尤其是這些國家基礎設施落后，資金存在瓶頸。成立亞投行勢在必行。亞投行標志著中國要對亞洲基礎建設做出貢獻。亞投行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之后，中國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又一舉措，這也體現出中國嘗試在外交戰略中發揮資本在國際金融中的力量。在全面投入運營后，亞投行運用一系列支持方式為亞洲各國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包括貸款、股權投資以及提供擔保等。亞投行帶給中國現實的巨大經濟利益，將會使中國經濟快速的、可持續發展。一是消化優質產能。目前多個行業呈現優質產能過剩，亞投行的設立，可為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如高鐵、機場、港口、公路等，將為中國創造巨額訂單，從而帶動中國經濟增長。二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亞投行可以信貸為先導，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通過促進直接投資帶動人民幣走出去，包括發行區域內人民幣債券等方式，為直接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配套融資工具。在增加結算、投資基礎上，促使區域經濟體增加人民幣儲備需求。三是保障中國的能源和糧食安全，如打通中巴經濟走廊，中國所需的能源就能繞開馬六甲海峽，縮短85%的里程，這條線路要比現有的、擁堵不堪的馬六甲海峽有更多優勢；四是幫助周邊國家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中國也可通過投資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獲取巨大的投資收益，此外還能提高中國在亞洲地區的經濟影響力。這些國家的道路、高鐵、機場修好了，做起貿易就更方便了，只有沿線國家富裕了，才能大量購買產品；五是促進亞太自貿區建設。

發達國家加入亞投行是對中國國際金融秩序地位的肯定。亞投行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已不亞于美、日主導的亞開行。亞投行的股東，除了美、日外，世界主要經濟體基本都囊括在內。歐洲國家的紛紛加入，是對美國一直以來遏制中國發展政策敲響的一個警鐘。世界金融危機后，美國采取兩種戰略對中國進行“圍堵”：一是“戰略再平衡”，二是帶領一些環太平洋國家進行tpp談判。美國表面上對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進行應付，但實際上卻在實行遏制戰略。中國政府在國家戰略上華麗轉身，構想出“一帶一路”向西發展的戰略構想，一方面是可以避開和美國的正面沖突，另一方面發揮自己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優勢。在2014年底亞投行籌備時，中國力邀美國加入，但美國拒絕并且還游說其他盟友不要加入。按照美國官員的說法，沒有必要成立一家新的開發銀行，因為已經有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而歐洲國家在美國的多次苦苦相勸之下，最終還是揭竿而起，這折射出奧巴馬政府外交的重大挫折，也是給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投了一張分量很重的贊成票。

“一帶一路”釋放的巨大能量使得中國能從容應對ttp的壓力和影響

tpp是美國在apec之外另起爐灶。亞太經合組織（apec）自誕生以來，在國際形勢日趨緩和、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自由化和區域集團化的趨勢漸成為潮流的過程中，為推動亞太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加強成員間經濟技術合作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亞太區內各地區之間促進經濟成長、合作、貿易、投資的論壇。迄今為止，亞太經合組織共有21個成員，中國、美國都在該組織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015年10月5日，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終于取得實質性突破，美國、日本和其他10個泛太平洋國家就tpp達成一致。12個參與國加起來所占全球經濟的比重達到了40%。美國之所以如此看重tpp，其一是經濟利益：美國將tpp視為其亞太戰略中的經濟支柱。早在2005年3月，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賴斯在日本東京就美國的亞洲政策發表演講時說：“亞洲和太平洋共同體的未來將基于兩大主題：開放和選擇。我們支持建設一個開放的世界，而不是封閉的社會或封閉的經濟體；我們支持建設一個對所有國家開放的共同體，而不是一個排他的大國俱樂部。”這與后來奧巴馬增加美國在這一地區的介入的戰略目標相一致。鑒于亞太地區巨大的市場，美國加入tpp的目的之一就是分享亞洲經濟高速增長的收益，開拓新市場，增加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出口，促進美國的就業和經濟繁榮。其二是戰略利益：tpp不僅與貿易有關，也與地緣政治相關。奧巴馬政府2009年提出“重返亞洲”，而tpp被視為美國向亞洲轉移的一個重要步驟。2011年9月21日，奧巴馬在與時任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彥會談時就表示：“tpp不單是經濟問題，也是美日同盟的戰略問題”。美國主導tpp的意圖和動因的核心無疑在于取得東亞乃至亞太地區的支配和霸主地位，防止把美國排除在東亞區域經濟合作進程之外，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美國的各種國家利益。過去十年間，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多數方案都不包括美國，如“10+3”、“10+6”、“東亞共同體”等。事實上，從20世紀末期開始美國就一直反對在亞洲成立不包括美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方案（如日本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提出的亞洲貨幣基金）。tpp協定的達成，也意味著美國和日本間自由貿易協定的達成。美國和日本經濟體規模都位列全球前三，此前美日沒有達成過雙邊貿易協定。此外，美國也在主導ttip談判，即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簡稱ttip。這個協定如果達成，將成為史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美歐關稅降至零、覆蓋世界貿易量的1/

3、全球gdp的1/2。很大程度上，ttip將改變世界貿易規則、產業行業標準，挑戰新興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間的準貿易聯盟。繼tpp之后又推動ttip，美國帶動歐、日正透過跨國地域經貿整合，重新掌握全球地緣政治優勢。在不少專家看來，如果tpp、ttip建成，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軀干，外加tpp和ttip的兩側聯動，“一體兩翼”的兩洋戰略將強力驅動美國全球政治布局。

中國已有足夠的經濟力量來應對tpp的影響。目前，中國已簽署自貿協定14個，涉及22個國家和地區，分別是：中國與東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蘭、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冰島、瑞士、韓國和澳大利亞的自貿協定；內地與香港、澳門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大陸與臺灣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正在談判的自貿協定7個，涉及22個國家，分別是：中國與海灣合作委員會（gcc）；斯里蘭卡和挪威的自貿協定；中日韓自貿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rcep）協定；中國―東盟自貿協定（“10+1”）升級談判；中國―巴基斯坦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顯然，中國正在積極參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盤活周邊和區域合作。在12個tpp國家中，與中國達成fta的國家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智利、秘魯和新加坡5個國家，幾乎占了tpp國家的半壁江山。文萊和馬來西亞雖然沒有與中國直接簽訂fta，但是其所在的東盟早已與中國簽訂了fta。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似乎正是應對tpp的妙棋。中國近年來的發展，也為應對tpp做了準備。除了積極商簽自由貿易協定外，“一帶一路”倡議的互聯互通、成立亞投行、建立絲路基金、建立金磚銀行、上合組織銀行，建立上海自貿區等，都在盤活周邊和區域合作。tpp不一定對中國產生多大的影響，反而中國的大戰略可能會惠及tpp的國家。化解tpp的影響，一方面中國要加快自主改革，另一方面深化改革，要通過建設大的框架和沿線國家推進自貿區建設。

第三篇：“一帶一路”與全球法律地圖繪制

“一帶一路”與全球法律地圖繪制

一般認為,比較法學誕生于1900年的巴黎比較法大會,它是世界體系進入民族國家時代的產物。為了更好掌握現代世界法律體系,在充分了解各國法律制度差異性的基礎上謀求協調,100多年來,比較法學繪制了種種世界法律地圖,其中有三種法律地圖至今仍發揮作用。傳統比較法學繪制三種法律地圖在全球化時代和“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傳統比較法學所繪制的地圖暴露出不同缺陷。第一,國別地圖,即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繪制的世界法律地圖。國別地圖的假設是:(1)現代法律以民族國家法為代表,超國家法、次國家法和非國家法處于邊緣地位;(2)國家法以官方法為主要代表,民間法居邊緣地位;(3)現代法是民族國家主權者意志的體現,法律實證主義是主導思想;(4)國際法是主權者意志之間協議的產物,是民族國家法的延伸。根據以上假設,以國家領土為邊界、以國家成員為對象、以國家主權為概念核心,形成了一幅與民族國家格局高度重合的世界法律地圖。這一法律地圖的優勢在于精細、明確、實用,劣勢在于瑣碎、僵化和層次單一;它可幫助了解沿線國家法律的基本狀況,但由于無法體現掩藏在民族國家內部的非實證主義法律因素,無法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新變化。第二,法系地圖,即以各國法律體系的“歷史傳統與源流關系”為標準繪制的世界法律地圖。自威格摩爾以來,先后形成了種種不同的法系地圖,其中影響較大的繪制者有法國比較法學家勒內·達維和德國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和克茨等。法系地圖的假設是:(1)以歷史與文化為深層標準,而非僅著眼于民族國家;(2)強調不同國家法律制度間的共通因素;(3)一般采取功能比較方法,認為不同法系制度安排之間具有功能可比性;(4)突破傳統概念比較及背后的法實證主義方法論,受社會法范式影響較大。這種法律地圖繪制模式的問題在于:(1)傳統法系地圖過于偏重英美、歐陸兩大法系,對印度、伊斯蘭和中國等非西方法系研究不足,而“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多是非西方國家;(2)傳統法系的劃分標準多樣,法技術、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等尺度混合在一起,使法系地圖實際上是多重地圖的疊加;(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混合了多種法系的法律制度,即混合法系。第三,“霸權”地圖,即依據現代世界體系所形成的經濟分工和權力格局,將世界分為中心—邊緣而形成法律地圖。這種世界法律地圖將世界分為中心區、半邊緣區和邊緣區三部分。中心區是指在世界體系中居霸權或主導地位的國家和地區,邊緣區則是指處于邊緣的國家和地區,半邊緣區處于以上兩者之間。中心區國家往往法律體系較為完備,法律輸出較為頻繁,注重在金融、知識產權等國際分工前沿領域的法律布局,是法律學術和法學教育的中心。與此相應,半邊緣區和邊緣區國家的法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相應遞減。在“一帶一路”背景下重繪世界法律地圖據統計,目前“一帶一路”涉及的國家達60余個,跨越世界大部分地區,穿越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猶太教、儒家等多種文明傳統。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需要回到比較法研究的起點,結合國家的實際需要,著手尋找重繪世界法律地圖的途徑。第一,在總體上,應充分發揮法系地圖的優勢,在克服其缺陷的基礎上用于“一帶一路”法律地圖的繪制。為了更好發揮法系地圖的長處,應采取烏戈·馬太等比較法學家推薦的復分法,從三個維度來對“一帶一路”上的法系進行劃分。第一個維度是文化傳統,可分為西方法系、伊斯蘭法系、印度法系和中華法系;第二個維度是法律淵源、分類和推理技巧,可突出強調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第三個維度為經濟基礎、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可分為社會主義法系與資本主義法系。在具體操作中,根據研究角度不同,可采取不同的法系劃分方式。第二,在部門法方面,可根據部門法的各自特點,兼采法系地圖與國別地圖。一般來講,法系地圖和國別地圖僅僅提供了一個國家和地區法律制度的總體面貌,但具體到部門法問題上,則情況千差萬別。有的部門法,如商法現代化程度較高,趨同趨勢明顯,可簡單劃分;有的部門法,如婚姻家庭法,則可能與各國各地的風俗習慣關系密切,故而差異較大,需要精細歸類;有的部門法,如知識產權法,受國際化影響較大,其分類乃依據所加入的不同公約而定。在這方面,菲利普·伍德的“金融法的世界地圖”是可供參照的實例,可依據各部門法的實際情況,繪制出切實、可用的法律地圖。第三,法律地圖繪制應考慮全球化發展趨勢。全球化進程正在給1648年以來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造成越來越巨大的沖擊,傳統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法律地圖繪制模式已不敷使用。英國比較法學家威廉·推寧建議,將世界法律分為全球、國際、區域、跨國、社區間、地區性國家、亞國家和非國家七個層級,并從這些層級法律的交互性影響中討論法律的發展變化。這一意見可以為我們所用。第四,法律地圖繪制應兼容靜態結構和動態變遷。意大利比較法學家薩科提出的法律共振峰理論借鑒語音學的隱喻,認為法律體系是不同法律構成因素之間共振的混響,提出了兼容靜態比較與動態觀察的一種方案。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必然面對目標國家內外部多種法律構成因素之間的互動,如何注意到這些問題,是中國比較法學理論和實踐面臨的重要任務。(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法學院)

第四篇：“一帶一路”學習體會

“一帶一路”學習體會 一、一帶一路的概念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XX年9月和10月由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

“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二、時代背景

絲綢之路是張騫于西漢出使亞洲中、西部地區開辟的以長安為起點，經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錫爾河與烏滸河之間的中亞河中地區、大伊朗，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推進了人類文明進步，促進沿線各國繁榮發展。

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用智慧、勇氣和汗水開拓了連接亞歐非大陸各文明的人文、貿易交流通路，與沿線各國人民共同鑄就了輝煌的古絲綢之路。千百年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已深深融入到中華民族的靈魂與血液中，成為了中國參與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等交流活動的重要依托。

進入21世紀，面對復蘇乏力的全球經濟形勢、紛繁復雜的國際和地區局面，國家主席習近平XX年9月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了“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覆蓋中國西部9個省區及中亞、西亞、高加索地區甚至南亞相關國家；同年10月，習主席訪問印度尼西亞時又倡議“建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加強中國由海路與東亞、東南亞、南亞乃至歐洲、非洲國家的合作，這兩個倡議合并簡稱為“一帶一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加快與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這標志著“一帶一路”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3月28日，博鰲亞洲論壇XX年年會開幕式當天，中國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

三、絲路新圖

打開世界地圖可以發現，“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無論是“東出海”還是“西挺進”，都將使我國與周邊國家“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民心相通”。無論是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從應對金融危機、加快轉型升級的角度看，都有利于沿線各國政治互信、地緣毗鄰、經濟互補等優勢轉化為務實合作、持續增長優勢。

四、一帶一路會影響我們什么？--幾個熱頻詞

命運共同體：亞洲夢

“70年來，亞洲國家逐步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從相互封閉到開放包容，從猜忌隔閡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認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博鰲亞洲論壇XX年年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講，準確深刻地總結了亞洲國家合作發展的歷程和成果，引起高度共鳴。一切發展都應是包容的發展，不應落下任何一個群體，“命運共同體”充分體現了亞洲國家對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高度認同和積極作為，推進亞洲命運共同體建設，已成為亞洲國家的強烈共識，成為共同的“亞洲夢”。

作為亞洲地區最大的經濟體，在推進亞洲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中國必須是“領頭雁”，中國也有能力承擔起這樣的角色。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中有一半以上的足跡留在了亞洲國家，與世界各國領導人談到“命運共同體”的話題不少于10次。其中，借用古代“絲綢之路”歷史符號，承載中國夢、和平發展和大國責任的“一帶一路”，不僅是一國實現發展的重要路徑和地區乃至全球實現繁榮的必然選擇，更關系到全民的共同福祉。

“一帶一路”：從構想走進現實

“‘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契合中國、沿線國家和本地區發展需要，符合有關各方共同利益，順應了地區和全球合作潮流。”“‘一帶一路’建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一帶一路’建設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舉措，將給地區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習近平主席關于“一帶一路”的精彩論述獲得國際輿論高度熱議，“絲路熱”由此掀起高潮。“一帶一路”是實現“命運共同體”夢想的重要途徑。“一帶一路”重大倡議提出后，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目前，已經有60多個沿線國家和國際組織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表達了積極態度。截至4月15日，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已增至57個，“朋友圈”不斷擴大。在此之前，絲路基金已經順利啟動，一批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已在穩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已經有了早期收獲，從構想走進了現實。

經濟新常態：中國自信

中國改革開放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創新，“一帶一路”作為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給21世紀的國際合作帶來新的理念。中國經濟的發展沒有唯一的答案。但習主席的表態卻令人振奮和鼓舞：“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將繼續給包括亞洲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提供更多市場、增長、投資、合作機遇。”“中國將同大家一起，共同驅動亞洲發展的列車，不斷駛向更加光明的未來。”中國崛起大勢不可阻擋，這就是中國的自信。

五、“一帶一路”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什么改變？

一是有利于探尋經濟增長之道。“一帶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火車頭的中國，將自身的產能優勢、技術與資金優勢、經驗與模式優勢轉化為市場與合作優勢，實行全方位開放的一大創新。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共同分享中國改革發展紅利、中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將著力推動沿線國家間實現合作與對話，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夯實世界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

二是有利于改革開放新格局的形成。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對外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受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發展基礎等因素影響，對外開放總體呈現東快西慢、海強陸弱格局。“一帶一路”在我國國內段覆蓋了中西部的大多數省份，讓廣大中西部地區由原先的“內陸腹地”變成現在的“開放前沿”，為中西部地區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供了契機。

三是有利于經濟轉型升級。“一帶一路”為我國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和過剩產能化解提供了廣闊的戰略迂回空間。東部地區受污染治理、土地價格、勞動力成本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而我國中西部地區以及東南亞等勞動力成本優勢明顯。通過“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將我國的部分產能過剩或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出去，可以為我國的經濟轉型升級留出必要的發展空間，既可以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也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

四是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一帶一路”戰略的宏大程度前所未見，初始階段具有較多“構想”色彩還有很大的解釋空間。要在關注外部空間和機遇的同時，堅持深化改革、完善體制，以內部調整和改革來強制度、增效率、促公平，標本并治，靈活、有效地形成和把握行業、地域或市場重點，確保該戰略規劃的具體實施能夠達成預期的政策目標，保證國家健康、長遠、穩定發展。

風起揚帆正當時，四海同心逐新夢。“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宏偉藍圖已經繪就，中國愿意與沿線國家一道，和衷共濟、相向而行，再現古絲綢之路曾經的榮耀與輝煌，共同鑄就團結、發展、繁榮、文明的希望之夢。

第五篇：思想匯報(一帶一路)

徐興平老師關于“一帶一路”的講座給了我很深刻印象，老師從歷史背景、特點、意義、總體思路、應注意的問題五個方面給我們詳細的介紹了“一帶一路”戰略。讓我有很多的思考和感想。

“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一帶，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在陸地。它有三個走向，從中國出發，一是經中亞、俄羅斯到達歐洲；二是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三是中國到東南亞、南亞、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兩條，一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二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它將充分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一帶一路”的建設不僅不會與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中國—東盟等既有合作機制產生重疊或競爭，還會為這些機制注入新的內涵和活力。

當今世界正發生復雜深刻的變化，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繼續顯現，世界經濟緩慢復蘇、發展分化，國際投資貿易格局和多邊投資貿易規則醞釀深刻調整，各國面臨的發展問題依然嚴峻。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潮流，秉持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共建“一帶一路”符合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彰顯人類社會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將為世界和平發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帶一路”致力于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的發展。“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項目將推動沿線各國發展戰略的對接與耦合，發掘區域內市場的潛力，促進投資和消費，創造需求和就業，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讓各國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諧、安寧、富裕的生活。

當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高度關聯。中國將一如既往地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一帶一路”作為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正在以經濟走廊理論、經濟帶理論、21世紀的國際合作理論等創新經濟發展理論、區域合作理論、全球化理論。“一帶一路”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超越了馬歇爾計劃、對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戰略，給21世紀的國際合作帶來新的理念。

在共建“一路一帶”過程中，中國將堅持正確的義利觀，道義為先、義利并舉，向發展中國家和友好鄰國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真心實意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中國將不斷增大對周邊的投入，積極推進周邊互聯互通，探索搭建地區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中國不僅要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也要通過“一帶一路”等途徑打造中國對外開放的升級版，不斷拓展同世界各國特別是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

“一帶一路”不是中國一家的事，而是各國共同的事業；不是中國一家的利益獨享地帶，而是各國的利益共享地帶。“一帶一路”建設，包括前期研究都是開放的，中國歡迎其他國家提出建設性意見建議，不斷豐富和完善“一帶一路”的理念、構想和規劃，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共同譜寫絲綢之路的新篇章，共同建設利益和命運共同體，共同創造美好幸福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