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代陜西的茶商在中國西部崛起的原因

明代陜西的茶商在中國西部崛起的原因

摘要：在明朝統治中國近三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基本上是陜西荼商壟斷了中國西部的邊茶貿易。這是因為有明一代，陜西茶商得天獨厚，占盡西部邊茶貿易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的有利條件。

前言：中國的飲茶之風在唐朝開始盛行，隨之茶葉貿易興盛，經營茶葉的商人也逐漸增多，在明朝，陜西茶商壟斷了中國西部的邊茶貿易，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宋元以來陜西茶葉種植和茶葉貿易的發展為其奠定了物質基礎

陜西種植茶葉很早。《華陽國志·巴志》說其地：“固有芳茵，香苗”。香苗就是茶園。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命司馬錯率兵入蜀，滅巴國，并徙秦民一萬戶到蜀地，秦屬巴國就成為陜西茶葉的主要出產地。魏晉南北朝以后，大量流民涌入大巴山區，使漢水流域的茶葉種植得到有力開發，唐代金州是全國茶葉有名的產區之一，陸羽《荼經》中指出金州茶葉“生西城、安康二縣山谷”間，即今天紫陽、安康、嵐皋一帶，該地區所產的“茶芽”被列為僅次于金的第三位貢品。宋代巴括陜南諸州縣的金州屬京西南路，由于宋王朝實行的以茶博馬政策．就近取川茶(包括陜南茶)往西北換馬，使陜南茶葉種植又獲發展，當時陜西有茶場““三百三十二”，產量亦巨。有人估計當時全國茶葉產量35()00噸以上，而包括陜南茶區在內的利州路構成都府11州“歲產茶2102萬斤”．占全國產量的60。1％。進入明代后，為了鞏固邊防。明政府在陜西、四川實行荼馬交易政策，主要用陜川茶產交換西番戰馬，“中茶易馬，惟漢中、保寧”?，有力推動了陜西茶葉生產的勃興，陜南興安、漢中兩府明中對質茶時生產是“茶園增加不知幾處”?“開墾日繁，栽種日日繁?。為此明廷于正德三年專門設立紫陽縣加強管理，逐使包括四川保寧府在內的陜西紫陽荼區逐步形成，并從川茶中分離出來成為倍受明廷重視的獨立茶區，“巴陜之茶”⑥“秦蜀之茶”的并列稱謂在當時已不絕于書，《明史·食貨志·茶法》幾乎全部篇幅都記載的是陜川茶葉的史事。到明中葉，陜西紫陽茶區產官茶5萬斤，商茶8萬斤，尚不論走私茶葉的數量。陜西茶葉生產的發展，為陜西茶商就近販運陜茶到西部各地準備了得天地之利的物質條件。

二、唐宋以來陜西茶葉貿易的繁盛為其提供了歷史基礎。荼葉作為商品性經營在唐代進入普遍化時期，唐代各地“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⑦，京師長安更是“多開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這里“若鋪”就是茶館，原西安鼓樓“清魁盛”茶店的帳本上據說還載有秦瓊、敬德買茶的帳務?。由于本地茶葉供不應求，荼商只好“前月浮梁買茶去”，害得茶商婦“來去江口守空船”。到了宋代行榷茶法，分全國荼區為六茶務十三條場，由國家派官吏實行“茶葉專賣”。民植荼者售于官，給其食用者，叫食茶，出境者．給“食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9。但由于陜西地處西北邊區，宋朝國勢衰弱，常受來自北方金目的侵擾。需從北方草地換取戰馬，因此對陜西實行了準民自由販茶的通商政策。《宋史·食貨志·茶》中載“天下茶皆禁，惟川陜廣南聽民自賣”，又因西部“乏茶”，荼之利甚摩，以致“商賈轉致西北，利嘗至效倍”o，這便刺激陜西茶商紛紛轉輸本地茶產到西北販，獲取“陜路民茶息什之三”的厚利，當陜西茶葉不敷供應時，許多“陜西客人興販解鹽人川買茶，于陜西州郡貨賣，獲利特厚”⑥，所以宋入陳師道在其《茶經序》中說種茶販茶是“山澤以成市，商貿以起家，又有功于西者也則。至神宗熙寧七年，因西北羌人“頗以善馬至邊交易，所嗜唯茶”，⑧朝廷便派李杞、蒲宗閔人蜀“經畫買茶”，他們令將“川陜民茶盡賣于官．更嚴禁私行交易．全蜀盡榷”，川陜茶葉貿易又進人官營時期，壓抑了陜西茶商輸茶謀利的積極性。進入金元時代，雖曾實行“禁茶”制度，不許官氏飲茶，但卻無法改變人們喜嗜茶的習慣，到宣宗元光二年“河南陜西凡五十余都郡，日食茶率二十袋．直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貿民間30余萬也”b，這里“日食茶二十袋．直銀二兩”．說明茶葉是花錢買來的，從而曲折反映了茶葉貿易的發展。元代經營葉貿易也還是賺錢的，王幀在其《農書》中說”夫茶靈草也．種之則利薄、飲之則神清，上而王公貴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賤隸之所不可缺，誠民生食用之所資．國家課制之·?助也”。凡此說明，陜西宋元以來茶商的大量存在及其長期敗荼所積累的業茶經驗，為陜西茶商順時趨勢在明代西部邊條貿易中奪得壟斷地位，做了歷史準備。

三、西部藏蒙少數民族對茶葉的巨大需求其提供了巨大潛力的市場。

明代陜西邊外聚居著大量被明史稱之為“西番”的藏蒙少數民族．“照得陜西、眺、眠、河州、西寧等處所沿邊夷即古之土番”*，他們“族種日繁．不可勝紀則”。這些藏蒙少數民族在青藏高原上逐水草而居，游牧為生．吃牛羊肉喝奶酪，特殊的自然人文環境使他們對茶葉有不可遇止的需求，甚至達到“不得茶，則因以病””的程度。

首先，茶與宗教和生活習俗的關系。西部邊外強蒙少數民族信仰佛教，而佛教主清凈．《封氏聞見錄》說“(茶，）北人初不多飲，開元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彈師大興蟬教，學禪于不寐，又下餐食，皆許其飲茶．入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傲效遂成風浴”。茶與佛效的關系如此密切，倍奉佛教的藏蒙民族自然喜飲茶．茶葉在他們生活巾占食非常重要的地位。藏云“條是血，蕪是水，茶是生命”，須民認為茶葉是f很貴重的東西，男婚女嫁習慣以茶葉做為聘禮，結婚時要熬茶待客，紅艷的茶計象征婚因美滿幸福；生幾育女要熬茶，紅艷的茶計祝佑兒女英俊美麗，所以《西藏田考》載：“西藏婚姻……得以茶葉、衣服、牛羊肉苦干為聘焉……人死吊唁．富者以哈達問，并獻茶酒。

其次，更因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環境。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氣候寒冷干燥，禾麥生長困難，而水豐草茂卻使畜牧業發達，藏蒙人民日食牛羊肉為生，為了解油膩助消化，須大量飲茶，因茶有分解脂肪，幫助消化的功能。同時，青藏高原空氣稀薄，人們呼吸困難，氣烘干熱，身體又需大量水份．而茶葉所含的茶多酚具有生津止渴的作用，為理想飲料。加之，生活在高原的人們以牛羊肉為臺，蔬菜積竅．體內綠色素不足，禍伙食茶葉來補充維生素，維持一定的營養。這些使得茶葉成為西部邊疆民族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牧區廣泛流傳著“寧可三日無油鹽，不可一日不喝茶”的諺語，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可是廣大西北牧區卻“累產馬，不得茶”，他們需要大量從中原輸入茶葉，這便為陜茶在西北的銷售準備了廣闊的市場。

四、明王朝在陜西實行的“邊茶貿易”政策，又為其提供了歷史機遇。

在中國西部草原，游牧民族家產馬卻不產荼，而廣大中原農餅地區累產茶卻乏戰馬，這種區域經濟結構的差異，使得唐宋以來西部少數民族以馬從中原換取茶葉和中原漢族以茶葉從西部博馬的“茶馬交易”。成為不可避免的社會經濟行為，“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⑦，明王朝自然繼承了這一經濟制度。問題在于，朱明王朝所實行的“茶馬交易”除上述經濟上的作用外，更有其深層次的政治需要。因為，整個明代，對明王朝統治威脅最大的就是盤據韃靼的元代殘余勢力和西部散居五千里的西番羌戎，他們善騎射，作戰能力強，常常擾亂邊境，兵臨中原，搞得明王朝手忙腳亂，窮于應付。因此，他們便想通過利用邊外少數民族“不得荼則困以病”的弱點，以茶葉作為羈制少數民族的手段，同時用茶來換購戰馬，即以茶作為剝奪少數民族作戰能力的手段，使其透過“輸馬”作為臣服明王朝的“納差”形式。這便使明朝在西部實行的“茶馬交易”不僅是個經濟問題，首先是個政治問題，即為治邊之策。所以，“茶馬交易”只是在明代的西部才具有“邊茶”貿易的特殊性質，對此明朝主管茶馬交易的御史楊一清曾講得很直接。他說，前代稱茶馬交易為“互市”為“交易”是“大不相眸”，沒有說中要害，茶馬交易的實質應是“戎人得茶，不能為害，中國得馬，是為我利。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傭也。彼既納馬，我酬以茶，我體既尊，彼欲亦遂……且金城以西，綿亙數千里，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使之遠夷為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實賢了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因此，茶馬交易也只有在明代才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并形成完整的管理體系，故“明制尤密”，茶葉貿易雖“有官茶有商茶，皆貯邊易馬”》，這便是明代邊茶貿易的由來。

綜上所述，明代陜西茶商之所以能在中國西部崛起是具備了必要的歷史條件的，不論是物質基礎，還是歷史基礎，或是潛在的市場和歷史機遇都一一具備。這也為陜西茶商后來的地位奠定了基礎。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食貨》 《明經世文編》卷六十二 《飲食起居編》第84頁 《明史.食貨.茶法》

第二篇：淺談明代貪污現象的原因

淺談明代貪污現象的原因

摘要：明朝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個有個性的朝代，它孕育了中國歷史上最專制的封建統治，體現了封建社會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隔閡。貪污腐敗問題作為一個政治問題在明朝出現有各種不同的原因，在今天對這些特點的再次認定和研究，對于當今的反腐懲貪工作有著重大的積極意義。關鍵詞：明朝；貪污現象；原因；

明朝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王朝，明史專家黃仁宇先生把明朝定義為“一個內向和非（）[1]P177競爭性的國家”，因為明朝在前期曾出現過積極的海外行動即鄭和下西洋，但至明中期以后便以防御為主，閉關自保，“內向”的將自己于其他國家隔離，成為一個黃先生口中的“由自然經濟絕對統治”的“非競爭性國家”。經濟決定政治，封建的自然經濟的統治必然決定了政治上的專制。所以，明朝建立了歷史上最全面的專制制度、開創了特務制度的先河，在吏治方面，明朝自朱元璋的“治亂世用重典”開始，歷代君主都重視吏治整頓；但即使有重刑如朱元璋的“剝皮實草”，也未能剎住貪污腐敗之風。明朝的貪污現象具有典型性，其產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明朝監察制度的失效

明代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完備的監察制度。其“監察制度之完備，人員之龐大，權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過了歷朝歷代，堪稱中國之最。”這一套監察制度出自朱元璋，他首先廢除了元時的御史臺，設都察院。在其下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令其“專糾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4]（P1179-1180）其次，在地方實行御史巡按制度，設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對各地方的吏政、治安、水利、風俗、民隱等進行考察，保護地方安全；此外，還建立了六科給事中的組織機構，以此來監察吏、戶、刑、兵、工、禮六部；建立了一個由皇帝人為掌控的全面而系統的監察機構。

但是，即使在朱元璋憑借個人威信與重刑統治明王朝時，也出現了有名的空印案和郭桓貪污案，而在若干年后的明神宗時期，連賑災的銀子、修筑工程的款項都成了貪污的對象，對整個國家百姓造成了重大而惡劣影響。

在《明史》卷二三四《曹學程傳》中說道：“御史王麟趾劾湖廣巡撫秦燿結政府狀，謫徐溝丞。（御史郭）實復劾（秦）燿，燿乃罷。比去任侵贓贖銀巨萬，為衡州同知沈鐵所發，下吏戍邊。故事，撫按贓贖率貯州縣為公費。自（秦）燿至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潤敗，自是率預滅其籍，無可稽矣。”[4]（P797）在此提到的李采菲是巡撫山西的右副都御史，沈汝梁為巡視下江御史，祝大舟為江西巡按，這些代天子巡狩的欽差們紛紛落馬，說明了由人掌控的監察制度是不可靠的。

(二)、明朝官吏貪污不被監督懲罰與其君臣關系的疏密有重大聯系

中國歷代封建帝王在權錢面前更注重的是權而非錢。這一思想就使皇帝對某些事、對某些貪錢不貪權的官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種現象在后來的清朝更為明顯。吳思先生在他的《血酬定律》一書中也曾言到：“皇家貴族為了維護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為了保護法酬，減輕工作負擔，不能不雇傭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們建立的潛規則體系。消除潛規則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許受害者監督、控制官吏，而讓羊群監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險的，是可能導致變天的??為了保證血染江山永不變色，控制權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 中，哪怕潛規則泛濫為滔天洪水。”[7]（P9）

明朝的貪污與明朝君臣的博弈是分不開的。明朝的君臣關系本身就是有問題的，一開始就充滿了斗爭的意味。起初，農民皇帝朱元璋受盡官府的打擊壓榨，終于一躍成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帝王時，對那些俯首于他的臣子們產生了不滿和敵意。

吳思先生在他的《隱蔽的秩序》中曾經對當時明朝官員的“工資”作出一番比對：“省級的最高領導，每年名義工資??折合下來是每月11780元。正司局級每年名義工資??月薪??相當于3930元人民幣。”[5]（P71-73）作者在后面提到過這只是名義工資，但明朝的“工資”不以銀兩發放，而是以實物發放。因此，常常會出現不能全額領到米糧，而是以其他如布匹、胡椒和蘇木等等形式發放，而這些東西的折算率就遠不如大米，而再加上這里那里的費用消耗，縣官的月工資只能保障在1000元左右。因此就出現了官員們的生計問題。

因此在明朝，最初是帝王統治臣子。洪武年間，臣子只能服從執行皇帝的命令而不可以有其他想法，這從朱元璋設立廠衛制度就可以看出來。“朱元璋稱帝之后，鑒于以往的失誤，改革了軍事和政治機關，但是改革這些機關容易，如何才能保證他們忠心耿耿呢？就算他們忠心耿耿，萬一有緊急情況的話，又如何保證傳達到自己耳朵里的是真實準確的呢？為此朱元璋設立了兩套機構，一套是督

[8]（P35）察院，另一套是錦衣衛和檢校。”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兩大力量，帝王與臣子不和，在這個王朝一開始就種下了禍根；一直被皇帝鉗制住的官員們到了適當的時機便會反過來制衡君主的權力。如在明朝中后期的萬歷一朝、隆慶一朝等等，皇帝與官員是相互對立的。隨著時間的發展，朝臣們逐漸扭轉了局勢，取得了主動。

明神宗朱翊鈞時期的君臣關系就反映了上述現象。萬歷皇帝幼年即位，受到張居正的輔佐，但隨著張居正的死亡和其“罪行”的被揭露，萬歷皇帝的觀念受到了刺激，從而使這個帝王變得更加的偏激、消極。他對朝廷上的事不聞不問，甚至長期不上朝，而在與臣子們就“傳統問題”（立嗣）的斗爭中屢次敗下陣來，更加重了萬歷帝對自己朝臣的憎惡，于是君臣關系愈發的尖銳化。這樣一來，作為封建統治階級兩大主角帝王與臣子之間產生了不可避免的隔閡，而皇帝自身所特有的封閉性使得他與朝臣相脫離，成了一個不了解自己國家的孤立的皇帝，而以“傳統”來壓制帝權的臣工取得了這場博弈的勝利。因而官官相護、貪污之風日盛。

(三)、物質條件的優越和社會風氣的轉變架起了明代滋生貪污的溫床

“飲食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之一”。“一個時代的飲食文化，??反映了該時代的生產狀況和經濟水平，??”[9]（P62）我們知道，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大力倡導節儉，上行下效，各地競尚儉約，其中以江西為甚。陸容《菽園雜記》中敘述說“??如吃飯，先一碗不許吃菜，第二碗才以菜助之，名曰‘齋打底’。饌品好買豬雜臟，名曰‘狗靜坐’，以其無可遺也。勸酒果品，以木雕刻彩色飾之，中惟時果一品可食，名曰‘子孫果盒’。獻神牲品，賃于食店，獻畢還之，名曰‘人沒分’。??”[9]（P62）而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隨著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產生，社會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社會風氣也隨之一變，出現了大吃大喝，競相攀比的情況。

吃喝從儀式程序到種類花樣都有了很大的改變。顧起元的《客座贅語》中提到：“明英宗正統年間請客吃飯，‘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張，肴止四大 盤，四隅四小菜，不設果，酒用二大杯輪飲??午后散席’??”[9]（P63）；發展到嘉靖年間，“乃有設樂及勞廚人之事矣”，也就是在飲宴的同時有歌舞助興和請專門的廚子來置辦酒宴了。從吃的內容來看，在以前請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即使大宴賓客，也只是增添蝦、蟹、蜆、蛤三四物，一年中只有一兩次這樣的機會，而“今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以求相勝。”[9]（P64）由此種種，形成了明朝奢靡的社會風氣，從而也就架起了滋生貪污的溫床，凡事都以吃喝為紐帶，吃喝之風奢靡，因此也助長了官員的貪污之風。

綜上所述，明朝是一個異于中國封建社會其他王朝的王朝，是一個內向型的王朝，他體現了很多矛盾，因此使整個帝國都呈病態發展、繁榮、滅亡。而作為每個社會都會出現的貪污腐敗現象，在明代也或多或少的受其背景影響而有著不同的原因：明朝有著史上最完備的監察制度，但仍然存在嚴重的貪污現象；明朝的官員在領著極低的俸祿的情況下不惜冒險與君主博弈，大規模的集體貪污；明朝君主注重法制但卻總把自己放在法律之外；往者已矣，明朝的繁榮與衰退已不再在，卻可作今日之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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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s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lversation Phenomenon in Ming Dynasty

Abstract：Ming Dynasty is a special characteristic dynasty in feudal society of China．

It bred the most autocratic

institution and 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uling class of Ming Dynasty． Mlversation phenomenon in Ming Dynasty had its own special reasons, and appeared som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Today，we conclude and do the disquisition on this question once again，which have the important and positive significange to the work of anti-corruption．

Key words：Ming Dynasty；malversation phenomenon；reasons;characteristic；

第三篇：李琪總結 - 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 - 陜西師范大學

2009年工作總結 總結人：李琪 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民族理論和科學發展觀，指導科研教學工作。擔任黨支部書記 工作，盡職盡責，作好黨員的發展、轉正和研究生的思想工作。

一、行政工作： 擔任本中心副主任負責分管的研究生、教學、圖書資料建設和日常行政事務的組織、安排和協調工作。二、科研工作： 1．本申報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穩定與 中國地緣安全戰略研究 》獲得立項。（批準號08ASH007）2．本申報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批項目《新疆的歷史與現狀》子項目《跨界民族的歷史文化遺產共享研究》獲得立項。（批準號A2007——06）3．本位為本中心作學術報告兩次： 民族認同與族際關系——俄羅斯阿爾泰共和國哈薩克人的歷史變遷 中亞陜西村回族穆斯林之文化認同——132年歷史傳承概觀 4．發表兩篇學術論文。5．本為陜西省圖書館論壇作學術報告：三股勢力與中國西部邊疆安全 6．本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工程學院中心組學習作 學術報告：民族地區社會穩定與中國邊疆西部安全——新疆7.5事件的透視與反思。7．本赴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和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東干村進行為期15天的校211工程項目的調研。8.被教育部抽調參加了中央調查組關于新疆教育情況的調研。三、教學與研究生工作： 1．順利完成本中心碩士、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和錄取工作。2．順利完成本中心碩士學位論文的答辯和研究生的畢業離校工作。3．本共招收1名碩士研究生和1名博士研究生。本指導博士研究生4名，碩士研究生１２名。4．開設“民族學”、“中亞五國概論”、“西北民族與 鄰國關系”三門研究生課程，共計120學時。

四、學術交流與合作 1．陜西師范大學中亞研究所與國務院發展中心民族發展研究所 共同舉辦了《穆斯林與和諧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要由我方組織。2．應邀參加《新疆通史》編寫組 主辦的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并作題為《新疆歷史地理研究俄文述作敘事模式探悉——學術史200年變遷》的發言。

3．應邀參加由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召開的《俄羅斯東歐中亞與世界高層論壇》研討會，提交論文并作大會發言 4．應邀參加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中亞問題研討會》提交論文并作大會發言。5.邀請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教育科學部東方學研究所所長阿布塞托娃來中心進行學術交流。

第四篇：明代以后中國傳統數學落后的原因0

明代以后中國傳統數學落后的原因

中國古代數學, 從明代以后, 除了珠算得到蓬勃發展以外, 其他方面的數學就逐步落后了。在歐洲恰恰相反, 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近代數學以迅速的步伐向前邁進。李約瑟教授指出 ：“ 在1550年, 歐洲的數學并不比阿拉伯人從印度人和中國人繼承來的發現更為先進。但在歐洲, 緊接著卻發生一系列全新的事情—維葉特（1580年）和雷科德（1557年）終于精心制訂了一套令人滿意的代數符號, 斯特文（1585年）充分估價了十進小數的功用, 耐普爾在1614年發明了對數, 崗特在1620年創造了計算尺, 笛卡兒在1637年建立了坐標和解析幾何學,1642年出現了第一個加法計算機（巴斯噶）, 牛頓（1665年）和萊布尼茨（1684年）完成了微積分學。” 為什么在數學方面原來比較先進的中國從十五世紀以后就逐步落后, 而原來比較落后的歐洲從十六世紀中葉以后便迅速發展起來, 并于十七世紀中葉建立了解析幾何學和微積分學.關于這個問題, 李約瑟教授在本世紀中葉已提出了他的看法,近來國內學者也相繼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就這個問題談談個人的意見。

我們總的看法是, 促進數學發展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社會原因, 一個是數學內部的原因。這兩個原因是有聯系又有區別。第一個原因是從數學發展的總的方面來看, 也就是說, 有什么樣的社會, 就有什么樣的生產力, 因而也就決定數學有什么樣的水平。元代數學家李冶曾經指出, “ 數一出于自然” , “ 自然之數” 來自“ 自然之理” , 因此數學發展的規律存在于自然界的發展規律之中。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決定人們對改造自然的能力與對自然界的認識。因此數學的發展, 從總的方面來說, 是服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第二個原是指數學形成專門的科學以后, 又有獨立的、特殊的規律, 它的某些概念、某些內容可以超越社會時代而產生。例如變量數學中的極限概念可以出現在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多奴隸社會的希臘數學在許多方面超過歐洲封建社會的數學； 中國數學在宋元時代超過在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明代。這些就是數學內部的原因造成的。古希臘的數學早在奴隸社會已形成一個獨立的體系, 因此可以獨立于社會而向前發展； 宋元數學的高度發展也是中國古代以籌算為中心的數學體系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 如果不是從數學發展的局部情況看問題, 而是從數學發展的總的情況來看問題, 那么第一個原因是主要的, 起決定作用的。

明代以后中國古代數學逐漸落后, 這是由封建社會晚期極端落后的生產力決定的。明中葉以后, 雖然出現資本主義萌芽, 但這種幼弱的資本主義嫩芽在堅實的封建土壤中沒有成長起來。很明顯, 落后的生產力無法向數學發展提出新的需要, 其次, 由于生產力落后, 同時加劇了封建社會的矛盾, 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多方面受到沖擊的政權, 動用了二千多年來的統治經驗, 一方面采取殘酷的高壓政策, 另一方面捧出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作為麻醉人民的思想武器, 以致當時許多儒生都是“不習六藝之文, 不考百王之典, 不綜當代之務” , 他們或者鄙視數學研究, 或者認為數學是神秘莫測的東西。明代科學家徐光啟指出：“算數之學特廢于近世數百年間爾。廢之緣有二： 其一為名理之儒, 土直天下之實事； 其一為妖妄之術, 謬言數有神理, 能知來藏往, 靡所不效” , 徐光啟指出的兩點, 顯然是由于封建社會本身的弊病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 連當時比較有名的數學家顧應祥在他所著的《測圓海鏡分類釋術》中竟然說： “ 其每

條下細草雖經立天元一反復合之, 而無下手之術, 使后學之士茫然無門路之可入。” 他們對宋元時代的數學連看也看不懂, 怎么談得上發展數學呢！

歐洲的情形恰恰相反。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 勞動力得到解放, 生產力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 包括數學在內的整個近代自然科學也隨著發展起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如果說, 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后, 科學以預料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興起, 并且以神奇的高速度發展起來, 那么, 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跡歸功于生產。第一, 從十字軍遠征以來, 工業有了巨大的發展, 并產生了大量力學上的（紡織、鐘表制造、磨坊）、化學上的（染色、冶金、釀酒）以及物理學上的（眼鏡）新事實, 這些事實不但提供了大量可觀察的材料, 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已往完全不同的進行實驗的手段, 并使新的工具的設計制造成為可能。第二, 即使意大利由于她的從古代繼承下來的文明, 還居于首位, 但是整個西歐和中歐, 包括波蘭在內, 這時候在相互聯系中發展起來了。第三, 地理上的發見—純粹為了營利, 因而歸根結底是為了生產而作出的—又在氣象學、動物學、植物學、生理學（人體的）方面, 展示了無數的直到那時還得不到的材料。第四, 印刷機出現了。”（《自然辯證法》163 頁）恩格斯這一論述, 是完全正確的。生產的發展, 社會生產力的水平, 決定著數學的發展, 決定著數學的水平, 這是一條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用這條規律來解釋歐洲近代數學的發展是正確的, 同樣用這條規律來解釋明代以后中國傳統數學的落后也是完全可以解釋通的。

有人認為, 從事數學研究的人主要是數學家, 數學家的地位, 或者更廣泛地說知識分子一的地位, 決定了數學的發展。因此他們強調元代后期以后我國數學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知識分子沒有地位。〔 1 〕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雖然同屬于社會原因, 但與我們所說的生產力水平是完全不同的范疇。知識分子有沒有地位, 往往與統治階級的科學政策有關, 反動的科學政策無疑會影響科學的發展, 但它決不可能成為一種決定性的因素, 正如一切反動統治階級不能阻止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一樣, 反動的科學政策也不可能阻止整個自然科學的發展。近代自然科學在歐洲蓬勃興起時, 反動教會統治者對科學家采取血腥鎮壓的政策, 但由于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 科學照樣大踏步地向前邁進。在中國古代, 數學家歷來就沒有什么地位的, 有些數學家得到一個小小的官職也只是借助于經史或詞賦方面的知識。有些數學家是在社會學者的譏笑下進行數學研究的, 元代數學家李冶在《測圓海鏡》序中說： “ 覽吾之編, 察吾苦心, 其憫我者當百數, 其笑我者當千數, 乃吾所得則自得焉耳, 寧復為人憫笑計哉”，另外, 李冶就是在金代與元代統治者歧視漢族知識分子的情況下走上數學研究道路的。在明代以前, 中國古代數學并沒有因為數學家地位比一般知識分子低下而停滯不前； 在明代以后, 數學家和一般知識分子的地位也沒有比明代以前更加低下, 而數學卻落后了。因此僅用或者主要用知識分子的地位來解釋數學發展的興衰是很難成立的。

另外有些人力圖從數學內部的因素來進行分析, 這是很有意義的。正如前面所述, 數學內部的原因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是也不能把這個原因置于社會原因之上或置于社會原因之外, 否則得到的結論就容易產生片面性。

例如有人認為, 中國古代一直是用代數方法研究幾何問題。在描述天體位置與地理位置的方法中就有了坐標的概念, 因此解析幾何學在這方面的內容可能來源于中國。此外, 由于中國古代早已有了極限的概念和不可分量法, 因此可以說微積分的發明乃是中國式數學戰勝了希臘式數學的產物〔 2 〕。李約瑟教授的

看法稍有不同, 他認為歐洲人把印度人和中國人發展起來的代數方法用到希臘人及其繼承者發展起來的幾何學領域中去, “ 這是在精密科學的前進中所邁出的最大的一步”，中國人雖然也一直用代數方法來考慮幾何問題, 但這種幾何問題不是希臘的邏輯演繹幾何學。言外之意是中國古代傳統數學沒有發展成為近代數學是由于缺乏希臘的邏輯演繹幾何學。【a】

這些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解析幾何學的產生可以說是把代數方法與幾何方法結合起來并同時引進了坐標概念的結果。但是, 這里的代數學并不是中國古代那樣只考慮方程正根的數字代數學, 而是象維葉特所建立的那種符號代數學, 這里的幾何學, 既不是中國古代的勾股算術或面積、體積的計算, 也不是歐幾里德的邏輯演繹幾何學, 而是象阿基米德和阿波羅尼的有關圓錐曲線的幾何學, 這里的坐標表示法, 也不是中國古代表示天體位置與地理位置的那種經緯度方法與方位法, 而是把曲線上變動的點和代數學上的一對變數建立一一對應關系這樣的坐標概念。我們只要分析一下解析幾何的創始者笛卡兒和費爾瑪的著作, 不難證明這一點。笛卡兒和費爾瑪主要是研究曲線如何用代數式表示以及討論含有兩個變數的一次代數式與二次代數式是表示什么形狀的曲線的問題。眾所周知, 阿基米德和阿波羅尼早就研究圓錐曲線的性質, 阿基米德還提出了拋物線的原始表示法, 這都是與解析幾何學關系十分密切的。但在明末清初, 希臘的圓錐曲線的知識經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以后, 中國學者在相當長時間內也是偏重于計算這些曲線的長度或它們所圍成的面積, 很少討論這些曲線的性質和表示方法。因此從數學內部的因素來說, 中國不僅在中古代, 甚至在明末清初的一段時間內也是不可能產生解析幾何學的。

關于微積分學的產生, 除了數學基礎之外, 應該包括社會條件和自然科學的基礎。數學基礎是什么.有些西方學者把微積分學的發展分為極限概念、求積的無限小方法、導數和定積分的互逆關系三個階段, 并認為最后一步是由牛頓和萊布尼茨完成的。其他階段可以從華里斯、費爾瑪、卡瓦列里、笛卡兒、刻卜勒一直追述到古希臘的阿基米德。從科學發展的承性來說, 這樣的分析無疑是有道理的。對于前兩個階段, 中國古代學者的工作一點也不比西方遜色。在墨家和名家的著作中, 已經有了有窮、無窮, 無限小（最小無內）、無限大（最大無外）的定義, 有了極限（一尺之捶, 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瞬時（鏈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等概念。第三世紀的劉微更進一步發展了極限的思想, 具體應用到求圓的面積和錐體的體積中。關于卡瓦列里求積的無限小方法, 從劉徽對圓錐、圓臺、圓柱的體積公式的證明到公元第五世紀祖唯求球體積的方法中都可以找到。但是, 反過來說, 有了前兩個階段的工作, 并不等于具備了微積分學產生的條件。正如前面已提到的, 還需要有社會條件和自然科學的基礎。實際上, 用嚴格的極限來定義導數和定積分是在微積分學產生以后作出的。從牛頓和萊布尼茨的工作中我們可以看到, 牛頓是從研究物體運動的速度、萊布尼茨是從研究曲線的斜率得到導數的。他們的共同點就是用變化的觀點, 引進了變化的量, 研究變化著的運動, 這是當時自然科學的蓬勃發展, 特別是力學、運動學的發展向數學提出的要求。其次, 在數學運算中引進無限小量與無限大量的方法, 已不是象古希臘和中國古代那樣只是邏輯推理的結果, 而是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進步在數學上的反映。具體地說, 研究微觀世界與宏觀世界已經是現實的需要。恩格斯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 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 中國古代數學, 盡管可以在個別間題上, 如剩余定理、二項式系數表、高次方程數值解法等先于資本主義社會而在封建社會出現, 盡管可以在微積分學的前兩個階段有著出色的工作, 但由于缺乏社會和自然科學的動力, 因而沒有實現微積分學最后的也是最關鍵的一步。

中國古代數學內部的條件不能導致近代數學的產生, 那么它的缺點是不是明代以后數學落后的原因呢？ 對后一點, 李約瑟教授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他認為中國古代數學的缺點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 缺乏嚴格求證的思想” 與“ 形式邏輯不能在中國發展” , 第二個是“中國數學家從未自發地發明任何記錄公式的符號方法, 在耶穌會傳教士入華以前, 數學上的陳述主要是用文字寫出的。” 〔 3 〕

首先我們認為這兩個缺點的提法不準確。“ 缺乏嚴格求證的思想” , “ 形式邏輯不能在中國發展” , 這兩句話有些言過其實。中國古代數學, 從第三世紀的趙爽、劉徽開始, 所有的數學方法、公式、定理幾乎都有證明, 這種證明是采用“ 析理以辭, 解體用圖” 的注解形式, 除了重要的數學概念需要定義以外, 一切數學名詞都是約定俗成, 不需定義；證明中所用到的公理（據我們了解, 除了與平行公設有關的公理外, 其他歐幾里德幾何學中的公理幾乎都有； 曾被認為是卡瓦列里發現的公理, 祖隨在第五世紀就已得到）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不必事先專門列出；公式、定理的證明往往是和問題的解法結合在一起, 證明的過程是符合形式邏輯的。至于“ 中國數學家從未自發地發明任何記錄公式的符號方法” 這也是不準確的。《九章算術》的線性方程組, 中國古代數學家是用分離系數法表示的； 宋元時代的天元術和四元術, 是用天、地、人、物表示未知數, 用方程式系數組成的方塊表示方程式。這些表示法既不同于近代的符號代數學, 也不同于純粹用文字陳述的代數學。當然, 它存在著缺點和局限性, 例如這種方塊表示法只能發展到四元術等。

中國古代數學和一古希臘數學一樣, 有優點, 也有缺點。主要缺點是綜合性、一般性與抽象性不夠, 記錄公式的符號方法有局限性等。毫無疑問, 這些缺點是會妨礙中國古代數學取得更大成就的。例如：內插法與高階等差級數求和, 根據當時數學家所掌握的知識, 完全可以推廣到一般情形, 但實際上沒有這樣做；求兩個數的公約數, 中國用的是更相減損的方法, 并不比希臘的輾轉相除法遜色, 但如果最后得到的等數是1 時, 就沒有公約數, 這種情形就不繼續予以考慮, 因此在中國古代沒有出現素數的概念；同樣開方不盡時, 可以繼續開下去并用十進分數表示, 這是十分先進的, 但繼續開下去仍然開不盡會導致什么情況就不再考慮了, 因此沒有出現無理數的概念；此外, 高次方程只停留在數值解法, 幾何學只停留在幾何量的計算, 天元術與四元術受到符號表示的局限等等。古希臘也一樣, 由于它偏重幾何學而忽視計算, 因此在計算方面的成就就比較差。我們認為, 數學本身的缺點只能造成數學的某個方面的發展受到影響。但是象明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數學處于落后的狀態, 是很難用數學本身存在的缺點來加以解釋的。歐洲也有類似的情形。一占希臘數學在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以后, 在羅馬帝國時代就顯著地落后了, 到了封建社會, 科學甚至進入了一個黑暗時代。這些現象能不能說是古希臘數學的缺點所決定的呢.當然不能這樣說, 因為在文藝復興以后, 古希臘的科學又奉為至寶了, 并且在科學復興中發揮了很好的作。

中國沒有出現一個象歐洲文藝復興那樣的時期, 中國數學經過明清一段落后以后, 隨之而來的就是帝國主義的侵略, 并從此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數學的發展和其他科學的發展一樣, 除了原來封建主義的束縛以外, 又加上一

條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枷鎖。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 中國數學又走上了一條更加迂回曲折的道路。

參考文獻：

〔 1 〕《世界數學史簡編》, 梁宗巨, 1980 年 〔 2 〕《中國古代數學對世界文化的偉大貢獻》, 顧今用, 《數學學報》1975年3月 〔 3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數學, 李約瑟, 1978 年

明代以后中國傳統數學落后的原因

學號：09304209

年級：09級

姓名：曲靜宇

第五篇：在逆境中崛起

在逆境中崛起

在人生的長河中，并非都是一帆風順的。往往要遇到逆境——困難和挫折，它有可能使 你痛苦迷茫。

那么作為新時代的青年應該怎樣對待生活中的逆境呢？讓我們看看當代‘保爾’——張海迪是怎樣回答的吧。

張海迪是一位高位截癱的偉大女性，她自幼換了脊髓血管瘤，先后動了四次大手術，她不但受著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脅，而且承受著巨大的精神痛苦。但她沒有向命運屈服，而是在逆境中昂起了頭。

再看古今中外，凡大有作為的人，大多經過人生的逆境。上至戰國時期的屈原，西漢的司馬遷；下至今天著名的數學家陳景潤??不都是在逆境中崛起的嗎？

誰沒有過軟弱，消沉的時刻呢？保爾想到過自殺，就連魯迅先生也曾徘徊過??然而，他們最終選擇了奮進的道路，在逆境中能自強不息，考堅強的意志戰勝了軟弱，拋掉了氣餒，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從零做起，終于取得了成功。

巴爾扎克說得好：“挫折對于弱者是一個萬丈深淵；對于強者則是一個前進的結石。生活中沒有一個人會否定痛苦與憂愁的鍛煉價值。”如果一個人在逆境中沉淪了，那他無非是個蠢才；但倘若他在挫折面前奮發有為了，那他就是生活的強者。

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帆風順的生活對于一個人的成長和發展是不利的。郭沫若先生說過：“一個人總要有些逆境的遭遇才好，不然是會不知不覺消沉下去的。”在人類歷史上有成就的偉業者，往往不是那些幸福之神的寵兒，反而是那些發憤圖強遭遇不幸而又矢志不渝的人。“自古英雄多磨難”就是這個道理。

因此，只有戰勝了前進道路上的挫折和困難，才能變痛苦為快樂。只有意志堅強經得起生活考驗的人，才是戰勝挫折的勇士，方可進入成功的殿堂。-

如果你遇到逆境，挫折，請你記住魯迅的話吧：“偉大的人心胸應該表現出這樣的氣概——用笑臉來迎接悲慘的厄運，用百倍的勇氣來應付一切的不幸。”在這樣的人面前，挫折給予了我們前進的結石;給予了我們面朝大海的希望；給予了我們在逆境中崛起的永恒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