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述明代長篇章回小說的特點及其繁榮的原因

明代長篇章回小說的特點及其繁榮的原因 特點：

1.分回立目，有開場詩散場詩，有“話說”、“欲知后事如何”等套語。2.藝術表現日趨成熟：

3.成書過程，從集體編著到個人獨立創作；

4.創作意識，從借史演義到關注現實人生；表現題材，從軍國大事到日常生活瑣事；

5.人物塑造，從英雄到平民、從特征化到個性化；

6.情節結構，從線性流動到網狀交叉；小說語言，從半文半白到口語化方言化。

繁榮的原因：

1.君臣文士對俗文學的愛好，客觀上破壞了傳統的文化政策，為小說文學地位的提高及其繁榮創造了條件；

2.李夢陽、王慎中、李贄等人在理論上比較明確地肯定俗文學的價值，為俗文學爭得了文學地位；

3.市民階層的壯大，形成了新的讀者群，市場需求促進了通俗文學創作的繁榮；

4.城市商業經濟繁榮，書坊、印刷業發展，促進了長篇小說的快速印制和廣泛流播。

章回小說的文體特征

1、概念

【章回小說】：

以章回分段敘事的長篇小說。每回用單句或兩句相對仗的句子標目，以揭示本回的主要內容。由民間說話藝術中“講史”一家發展演變而來，為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唯一體裁。

2、體制：

⑴章目

分章敘事，分回標目，初期目錄單句為主、字數參差，后為雙句對偶、漸趨工整；

⑵正文

每回故事相對獨立，段落整齊，但前后勾連、首尾相接，全書構成統一的整體；

⑶結構

保存了宋元話本開頭用開場詩、結尾用散場詩的形式，首尾開合照應；

⑷敘事

以“話說”（卻說、且說）起首，中間穿插詩詞、韻散結合，在情節關鍵處收束，用“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套語。

試述《牡丹亭》的文化意義（見文學史（卷四）115—116頁）

第二篇：試述明代漕運制度變革

試述明代漕運制度的變革

摘要：漕運，是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內陸交通運輸系統，主要是指由南向北，通過京杭運河運送官糧、軍糧以及重要的大宗物資到達封建王朝統治中心的系統性工程，包括開發運河、制造船只、征收官糧、軍糧等，廣義的漕運還包括海運。漕運萌芽于秦漢，興盛于唐宋，而明代則是漕運管理制度變革較為頻繁的時代，對于研究漕運制度沿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明清時期是漕運高度發展、制度漸趨完備的時期，明代漕運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明朝對漕政管理極為重視，建立了從朝廷到州縣的管理機構，“行漕法規”也得到健全和完善，產生了支運、兌運和直達制度。

關鍵詞：明代漕運；陳瑄；制度變革

一、明代漕運變革的背景

明初的漕運，一開始就置于武將領導的軍事系統中。明開國金陵，貢賦由長江抵達京師，既近且易。然而，退居漠北的蒙元殘余勢力始終是明帝國的心頭大患，加上遼東苦寒，地曠人稀，就地取食委實不易。明太祖為經營北方，將南方的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北方前線，便繼續沿用了元代行之有效的海運。于是“海運餉北平，遼東為定制”。從洪武元年北伐開始的全國性大規模漕運，到洪武三十年軍屯興起，遼東糧餉盈余而暫時中止，洪武年間的漕糧海運可謂連綿不絕。當然，朱元璋對于武人督漕也并非完全沒有顧慮。洪武中，嘗置京畿都漕運司，設文官為漕運使，但旋即而罷。永樂四年，開始海陸兼運。永樂九年，會通河浚通，以元代大運河為主體的南北漕運要道重新暢通起來，海運開始衰落。永樂十二年閏九月，海運遂正式被廢棄。此后直至明亡，盡管還有小規模零星的海運存在，但明代漕運進入以大運河為主導的篇章已是不爭的事實。

[1]

二、明代漕運制度變革的原因

古代運河的一項主要功能就是政府組織轉運糧食，以滿足國家正常的行政開支和皇室消費，這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漕運。因此，大運河在古代又被稱為漕河。明朝政府將元代改造取直后的京杭大運河進一步疏通，通過構筑山東境內號稱“水脊”的南旺分水工程，使京杭運河具有了真正意義上貫通南北的航運價值。此后，京杭大運河成為明清政府經濟流通和政治統治賴以維系的交通生命線。為了確保這條生命線的暢通無阻，明清歷代王朝幾乎是不計成本地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給以保障。其中一個重要表現，便是對運河事務管理的漸趨 [1]《明史·食貨志》。規范和加強。隨著京杭大運河的南北貫通，運河航道治理 維護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比漕運本身更顯重要且更加棘手。因此，明清政府改變了以前由水政部門管理或由 漕運官員兼理河務的現狀，專門設置了直屬中央的京杭大運河地方管理機構——漕運總督。

三、明代漕運制度變革的奠基人——陳瑄

明清時期是漕運高度發展、制度漸趨完備的時期,而對明代漕運貢獻最大者當屬陳瑄。陳瑄以武將出身,總統漕運三十余年,為第一任漕運總兵官。他在任期間所做的通河、鑿渠、運糧、建倉、置舍等工作,奠定了明清漕運的基石。

陳瑄(1365-1433年),字彥純,今安徽合肥人。其先祖為元末明初農民起義軍的領袖陳友諒。父陳聞死后,瑄襲其職。陳瑄英勇善戰,公元1402年,“太宗文皇帝舉兵靖內難至江北,公知天命有歸,即率舟師迎濟”[,使成祖得以順利渡江打下南京。成祖念其功勞甚重,“封

2]平江伯,食祿一千石,賜誥券,世襲指揮使”。初期,明王朝曾經設立過漕運史,可是后來取消了。直至永樂元年,成祖仿照元代海運萬戶府舊制,設總兵、副總兵統領官軍督海運。因海運路途遙遠,且有倭寇海盜搶掠,必須有大批士兵隨船護衛，所以就由武官督查海運，同時，陳瑄因其赫赫戰功與關鍵時刻的迎降,得到了成祖的信任,加之在擔任成都右衛指揮同知時,曾修理過都江堰,具有一定的治水經驗,因此成為第一任漕運總兵官的最佳人選。

陳瑄在職期間做了一系列對明朝漕運有壯舉的事情。逢宋禮治理會通河成功，朝廷商議罷免海運，仍以陳瑄負責漕運。陳瑄建議造兩千余小船，初步運輸兩百萬石，之后達到五百萬石，使得整個國家解決糧用。當時江南漕運須經水道抵達淮安，然后靠岸卸糧，改陸路經過大壩，再裝船經淮河抵達運河，其過程花費巨大資金。而此時，黃河已奪淮河河道，運河也受到黃河淤泥影響。三河河水混入洪澤湖，水流不明，漕運極不安全。陳瑄遍訪鄉間父老后，于永樂十三年，上疏建議自淮安西側的管家湖起，開鑿二十里河渠為清江浦，使得湖水進入淮河，并筑堤十五里以提高船只運輸能力，且修筑四個大閘以適時泄洪，此省去大量經費與危險。此后，他又主持疏浚徐州至濟寧的河道，又修筑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的長堤，并鑿開泰州白塔河直通長江。此外還在高郵修建湖堤，并在湖堤內修建四十里水渠。從淮河至臨清千里長的運河上，建閘四十七處，并在徐州、臨清、通州皆設置糧倉，以便于轉運。在考慮到漕運船只擱淺情況，其從淮安至通州中設置五百六十八處觀察點，并派遣官兵駐扎以引導船只避免擱淺。此外又在運河旁鑿井，以方便行人。其在任三十年，所規劃的運河改造方案及其治理，“精密宏遠，舉無遺策”。

[4]

[3]

四、變革后的明代漕運制度

明代漕運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明朝對漕政管理極為重視，建立了從朝廷到州縣的管 [2]楊文敏集(卷25)[M].[3](清)張廷玉.明史(卷79,卷85,卷86,卷89,卷149)[M].北京:中華書局,1974.[4] 《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列傳第四十一》：慮漕舟膠淺，自淮至通州置舍五百六十八，舍置卒，導舟避淺。復緣河堤鑿井樹木，以便行人。凡所規劃，精密宏遠，身理漕河者三十年，舉無遺策。理機構，“行漕法規”也得到健全和完善，產生了支運、兌運和直達制度。

明初，置京畿都漕運司，設漕運使掌管。后廢漕運使，置漕運府總兵官。景泰二年(1451年)始設漕運總督，與總兵官、參將等同理漕政。明永樂十三年(1416年)以前，漕運由糧長和里長等民役完成。會通河重修之后，漕糧遠距離運抵北京，“民解”難以完成，于是明朝采用了支運法，由民戶和軍隊相結合運糧。規定各地農戶將稅糧就近運到運河沿岸的淮安、徐州、臨清、德州等糧倉，再南編定的官軍分段沿河接運到通州。明宣德年問，因民役運糧耽誤農時，同時軍隊運糧又多空舟往返。宣德五年(1431年)，又推行了兌運法。即規定各地農戶將稅糧各自運到所在的州縣府，兌交給那里駐守衛所軍隊，由軍隊再沿運河一直運到通州。兌運法的實施，使官運的路程南移，民運的路程相應縮短。明成化七年(1472年)，又進一步推行直達法，規定由負責漕運的官軍直到河南漕糧府州縣碼頭領兌，直接運到通州，即由運軍赴江南、南京附近的水次交兌，農民不必親自赴淮、徐等倉交納但軍運路程延長農民需要付給運軍的加耗運費亦有相應增加。從此漕運由民運轉變為軍運，官軍運糧則成了南糧北運的主力?？v觀明代漕運制度的演變，民運部分日益減少，而軍運漕糧占主導地位，并最終取代了民運。

五、變革的進步和危機

明代漕運制度相比其他朝代而言是有很多改進之處的。首先，兌運法的實行，是明代漕運制度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它不僅奠定了明代遭運制度“定制”的基礎，而且對江南地區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兌運法的推行，在東南地區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據史料記載，宜德末期以后的二十多年間，東南地區“歲豐人和，訖可小康”，“東南數大郡，小民不知兇荒，兩稅未嘗逋負?！睎|南地區激化了的社會矛盾得到緩和，原來走向崩潰的社會經濟逐漸復蘇，逋負嚴重的情況也消失了。兌運法在當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直達法是明代漕運方式不斷改進的產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可以說是比較完善的一種漕運方式。它基本上免除了農民的運輸之勞，又與軍有利，“軍既加耗，又給輕赍銀為洪閘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堪稱軍民兩便。

同樣的，在帶有益處的同時仍舊存在著一些弊端。運行這樣一種漕運制度所需的費用是很高的。首先，漕糧本是賦稅的一種，但不論是民運還是軍運，它的運輸成本都相當高。對于民運而言，農民在交付漕糧的過程中不但要自己承擔運輸的費用，還要花去大量的時間，對于遠離北京的地區而言可能是一整年或者更多的時間。軍運的比例越來越大以后，農民在時間上有所節省，但付出的運費可能超出了漕糧本身，尤其是明代后來出現了名目繁多的加耗，使這一負擔越發沉重。就是說，無論怎樣，明朝政府為了獲得400萬石漕糧，必須花費甚至超過這一數目的運費，這是非常不經濟的。這筆運費除去被盤剝掉的行政費用，主要用于支付龐大的運軍和漕船開支。宣德以后，明代的漕運官軍維持在12萬人上下，漕船則 [5]鮑彥邦在《明代漕糧制度》第55～60頁中對這些加耗進行了研究。

[5]保持一萬一千艘以上的數字。這與每年400萬石漕糧的定額下，規定的四百料淺船用軍十名的情況基本吻合。然而，漕船的使用有一定年限，還有在途中損壞的情況，即使以每十年更新一次計，明政府每年也都要修造大量的漕船。這就需要大量的木材等物料。而且由于運河并不總是有水能夠通航，所以運軍必須在規定的時間中完成運糧的任務，加上兌糧和修理運船，就使他們長年被束縛于漕運這項工作之中，很少還能負擔軍事職責。所以，明代的漕運制度不僅費用驚人，而且還消耗了國家大量的軍事實力和自然資源。

[6] 小結：明朝的漕運和前朝相比，不得不說有著非常大的進步。無論是官職、運輸方式或者是結構系統都有著無可比擬的超越性和進步意義。雖然，漕運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弊病，但是就實際情況來看，漕運還是適應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著無可代替的作用。

[6] 參考鮑彥邦《明代運軍的編制、任務及其簽補制度》，《明代漕運研究》，第144—160頁，特別是第144—147.

第三篇：淺談明代貪污現象的原因

淺談明代貪污現象的原因

摘要：明朝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個有個性的朝代，它孕育了中國歷史上最專制的封建統治，體現了封建社會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隔閡。貪污腐敗問題作為一個政治問題在明朝出現有各種不同的原因，在今天對這些特點的再次認定和研究，對于當今的反腐懲貪工作有著重大的積極意義。關鍵詞：明朝；貪污現象；原因；

明朝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王朝，明史專家黃仁宇先生把明朝定義為“一個內向和非（）[1]P177競爭性的國家”，因為明朝在前期曾出現過積極的海外行動即鄭和下西洋，但至明中期以后便以防御為主，閉關自保，“內向”的將自己于其他國家隔離，成為一個黃先生口中的“由自然經濟絕對統治”的“非競爭性國家”。經濟決定政治，封建的自然經濟的統治必然決定了政治上的專制。所以，明朝建立了歷史上最全面的專制制度、開創了特務制度的先河，在吏治方面，明朝自朱元璋的“治亂世用重典”開始，歷代君主都重視吏治整頓；但即使有重刑如朱元璋的“剝皮實草”，也未能剎住貪污腐敗之風。明朝的貪污現象具有典型性，其產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明朝監察制度的失效

明代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完備的監察制度。其“監察制度之完備，人員之龐大，權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過了歷朝歷代，堪稱中國之最。”這一套監察制度出自朱元璋，他首先廢除了元時的御史臺，設都察院。在其下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令其“專糾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4]（P1179-1180）其次，在地方實行御史巡按制度，設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對各地方的吏政、治安、水利、風俗、民隱等進行考察，保護地方安全；此外，還建立了六科給事中的組織機構，以此來監察吏、戶、刑、兵、工、禮六部；建立了一個由皇帝人為掌控的全面而系統的監察機構。

但是，即使在朱元璋憑借個人威信與重刑統治明王朝時，也出現了有名的空印案和郭桓貪污案，而在若干年后的明神宗時期，連賑災的銀子、修筑工程的款項都成了貪污的對象，對整個國家百姓造成了重大而惡劣影響。

在《明史》卷二三四《曹學程傳》中說道：“御史王麟趾劾湖廣巡撫秦燿結政府狀，謫徐溝丞。（御史郭）實復劾（秦）燿，燿乃罷。比去任侵贓贖銀巨萬，為衡州同知沈鐵所發，下吏戍邊。故事，撫按贓贖率貯州縣為公費。自（秦）燿至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潤敗，自是率預滅其籍，無可稽矣。”[4]（P797）在此提到的李采菲是巡撫山西的右副都御史，沈汝梁為巡視下江御史，祝大舟為江西巡按，這些代天子巡狩的欽差們紛紛落馬，說明了由人掌控的監察制度是不可靠的。

(二)、明朝官吏貪污不被監督懲罰與其君臣關系的疏密有重大聯系

中國歷代封建帝王在權錢面前更注重的是權而非錢。這一思想就使皇帝對某些事、對某些貪錢不貪權的官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種現象在后來的清朝更為明顯。吳思先生在他的《血酬定律》一書中也曾言到：“皇家貴族為了維護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為了保護法酬，減輕工作負擔，不能不雇傭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們建立的潛規則體系。消除潛規則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許受害者監督、控制官吏，而讓羊群監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險的，是可能導致變天的??為了保證血染江山永不變色，控制權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 中，哪怕潛規則泛濫為滔天洪水。”[7]（P9）

明朝的貪污與明朝君臣的博弈是分不開的。明朝的君臣關系本身就是有問題的，一開始就充滿了斗爭的意味。起初，農民皇帝朱元璋受盡官府的打擊壓榨，終于一躍成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帝王時，對那些俯首于他的臣子們產生了不滿和敵意。

吳思先生在他的《隱蔽的秩序》中曾經對當時明朝官員的“工資”作出一番比對：“省級的最高領導，每年名義工資??折合下來是每月11780元。正司局級每年名義工資??月薪??相當于3930元人民幣。”[5]（P71-73）作者在后面提到過這只是名義工資，但明朝的“工資”不以銀兩發放，而是以實物發放。因此，常常會出現不能全額領到米糧，而是以其他如布匹、胡椒和蘇木等等形式發放，而這些東西的折算率就遠不如大米，而再加上這里那里的費用消耗，縣官的月工資只能保障在1000元左右。因此就出現了官員們的生計問題。

因此在明朝，最初是帝王統治臣子。洪武年間，臣子只能服從執行皇帝的命令而不可以有其他想法，這從朱元璋設立廠衛制度就可以看出來?！爸煸胺Q帝之后，鑒于以往的失誤，改革了軍事和政治機關，但是改革這些機關容易，如何才能保證他們忠心耿耿呢？就算他們忠心耿耿，萬一有緊急情況的話，又如何保證傳達到自己耳朵里的是真實準確的呢？為此朱元璋設立了兩套機構，一套是督

[8]（P35）察院，另一套是錦衣衛和檢校?！弊鳛榉饨ńy治階級的兩大力量，帝王與臣子不和，在這個王朝一開始就種下了禍根；一直被皇帝鉗制住的官員們到了適當的時機便會反過來制衡君主的權力。如在明朝中后期的萬歷一朝、隆慶一朝等等，皇帝與官員是相互對立的。隨著時間的發展，朝臣們逐漸扭轉了局勢，取得了主動。

明神宗朱翊鈞時期的君臣關系就反映了上述現象。萬歷皇帝幼年即位，受到張居正的輔佐，但隨著張居正的死亡和其“罪行”的被揭露，萬歷皇帝的觀念受到了刺激，從而使這個帝王變得更加的偏激、消極。他對朝廷上的事不聞不問，甚至長期不上朝，而在與臣子們就“傳統問題”（立嗣）的斗爭中屢次敗下陣來，更加重了萬歷帝對自己朝臣的憎惡，于是君臣關系愈發的尖銳化。這樣一來，作為封建統治階級兩大主角帝王與臣子之間產生了不可避免的隔閡，而皇帝自身所特有的封閉性使得他與朝臣相脫離，成了一個不了解自己國家的孤立的皇帝，而以“傳統”來壓制帝權的臣工取得了這場博弈的勝利。因而官官相護、貪污之風日盛。

(三)、物質條件的優越和社會風氣的轉變架起了明代滋生貪污的溫床

“飲食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之一”。“一個時代的飲食文化，??反映了該時代的生產狀況和經濟水平，??”[9]（P62）我們知道，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大力倡導節儉，上行下效，各地競尚儉約，其中以江西為甚。陸容《菽園雜記》中敘述說“??如吃飯，先一碗不許吃菜，第二碗才以菜助之，名曰‘齋打底’。饌品好買豬雜臟，名曰‘狗靜坐’，以其無可遺也。勸酒果品，以木雕刻彩色飾之，中惟時果一品可食，名曰‘子孫果盒’。獻神牲品，賃于食店，獻畢還之，名曰‘人沒分’。??”[9]（P62）而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隨著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產生，社會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社會風氣也隨之一變，出現了大吃大喝，競相攀比的情況。

吃喝從儀式程序到種類花樣都有了很大的改變。顧起元的《客座贅語》中提到：“明英宗正統年間請客吃飯，‘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張，肴止四大 盤，四隅四小菜，不設果，酒用二大杯輪飲??午后散席’??”[9]（P63）；發展到嘉靖年間，“乃有設樂及勞廚人之事矣”，也就是在飲宴的同時有歌舞助興和請專門的廚子來置辦酒宴了。從吃的內容來看，在以前請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即使大宴賓客，也只是增添蝦、蟹、蜆、蛤三四物，一年中只有一兩次這樣的機會，而“今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以求相勝?！盵9]（P64）由此種種，形成了明朝奢靡的社會風氣，從而也就架起了滋生貪污的溫床，凡事都以吃喝為紐帶，吃喝之風奢靡，因此也助長了官員的貪污之風。

綜上所述，明朝是一個異于中國封建社會其他王朝的王朝，是一個內向型的王朝，他體現了很多矛盾，因此使整個帝國都呈病態發展、繁榮、滅亡。而作為每個社會都會出現的貪污腐敗現象，在明代也或多或少的受其背景影響而有著不同的原因：明朝有著史上最完備的監察制度，但仍然存在嚴重的貪污現象；明朝的官員在領著極低的俸祿的情況下不惜冒險與君主博弈，大規模的集體貪污；明朝君主注重法制但卻總把自己放在法律之外；往者已矣，明朝的繁榮與衰退已不再在，卻可作今日之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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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春瑜.明代宦官與江南經濟.王春瑜.明清史散論[C].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6：

The Reas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lversation Phenomenon in Ming Dynasty

Abstract：Ming Dynasty is a special characteristic dynasty in feudal society of China．

It bred the most autocratic

institution and 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uling class of Ming Dynasty． Mlversation phenomenon in Ming Dynasty had its own special reasons, and appeared som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Today，we conclude and do the disquisition on this question once again，which have the important and positive significange to the work of anti-corruption．

Key words：Ming Dynasty；malversation phenomenon；reasons;characteristic；

第四篇：明代方劑學的發展特點

明代方劑學的發展特點

姓名：李廷振

學號：20100024

專業：中醫內科 摘要：明代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比較穩定、封建經濟高度發展的王朝，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的繁榮，國家對文教衛生事業的重視，為醫學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科技進步，中外交流與頻繁的戰爭又從不同角度推動著醫學的發展。明代方劑學發展在廣度和深度上皆超過前代，不僅出現了我國古代載方最多的方書——《普濟方》及方劑學專著《醫方考》，而且在方劑命名、方劑分類、制方理論、通治方、方劑加減化裁、新方創制與劑型等方面，均有發展和變化。

關鍵詞：明代

方劑學

通治方

劑型

方書

發展

方劑是中醫臨床防治疾病的主要形式和手段，集中體現了辨證論治的精髓，是歷代醫家臨床經驗的結晶，反映了他們的學術思想和治病特點。方劑學的起源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逐漸形成了自身的某些成就與特點。明代方劑學發展在廣度和深度上皆超過前代，在方劑命名、方劑分類、制方理論、通治方、方劑加減化裁、新方創制與劑型等方面，均有發展和變化。

1.方劑學分類體系的初步成熟

從方劑學分類體系而言，宋以前以病(證)統方的方劑歸類雖然具有一定的臨床適用性，但不能完成對日益增多的方劑的歸合；《傷寒明理論》在中藥“十劑”的基礎上提出了方劑“制方之體”的概念，隱含了方劑類別的重要問題，卻沒有對方劑進行歸類；宋金元時期部分醫家開始注重從方劑學的角度出發探索方劑的分類，但從知識系統化來看，方劑在明以前基本上仍附屬于臨床各科或病證。明代除繼承前代的方劑分類法外，出現了按劑型及組成對方劑進行分類的方法，張介賓創立的“新方八陣”、“古方八陣”發展了功用分類法。這些分類法的共同特點，是開始致力于從方劑本身內部性質對方劑分類進行研究。同時，部分醫家發現單獨使用一種分類方法難以囊括眾多的方劑，因而出現了將病因、病證、病位、劑型、功用等分類法加以綜合對方劑進行分類的方法。按劑型分類者，如戴思恭《證治要訣類方》將劑型分為湯、飲、丸、散、膏、丹6種，許宏《金鏡內臺方議》則將《傷寒論》113方歸為湯、散、丸3類。按方劑組成分類者，以王良璨《小青囊》與施沛《祖劑》為代表。王良璨的《小青囊》選取仲景方及元明兩代名方共39首作為主方，并由主方演變出339首化裁方。施沛的《祖劑》以《黃帝內經》、仲景方為祖方，次取《局方》及金元諸家醫方，推其演變，溯源窮流，比類相附。載歷代名方843首，其中主方75首，附方768首。

這種簡單的綜合分類法的出現，是明代醫家的大膽嘗試，為清代汪昂《醫方集解》所創綜合分類法提供了思路。2.方劑命名的多樣化

方劑之有方名，早見于《黃帝內經》。通過方名反映方劑的功用主治、方旨大意以及醫藥學理論與中國古代文化關系者當以仲景《傷寒論》為始，后成無己《傷寒明理論》選取其中20方，加以方解，并對其中約半數之方的方名進行了詮釋。

明代方劑數目繁多，其命名亦趨向多樣化，主要從方劑的組成、功用、制法、用法、形態特點等角度命名，有些方名立意于宗教文化、哲學思想、典故傳說等，并出現了綜合命名的方法。如《外科正宗》三品一條槍，所言“三品”，謂方中有明礬、砒石、雄黃3種主要藥物，“一條槍”指本方的使用方法是將藥搓成藥條，像“槍” 一樣插進瘡孔之內，從而達到袪除腐肉、治愈瘺管之作用，又如《證治準繩》伊尹甘草瀉心湯為甘草瀉心湯的異名，王肯堂在原方名前冠以伊尹，別具匠心，不僅包含了“主藥”甘草、功效“瀉心”，而且結合“國老伊尹有療君心痞病之能的傳說，更突出了本方“消痞”之功。3.制方理論的新發展

明代醫家對君臣佐使制方原則有了新的認識。何瑭指出“主病者，君也； 輔治者，臣也； 與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 引及引治病之藥至于病所者，使也”。界定了君藥、臣藥的含義并進一步明確佐藥和使藥的作用，增強了君臣佐使法則的可操作性。明代醫家對于方劑中君、臣、佐、使諸品的應用亦更為活，君藥數量由一種增至數種，甚或以整首方劑加減作為君藥如孫一奎 “用四君子湯加葛根、白芍藥、黃連為君??”[1]。金元醫家預先設定君臣佐使的思想在明代繼有發展，如萬全《片玉痘疹》代天宣化丸根據每個年份五運所屬年干的不同，選取不同藥物為君藥，并對方中各藥的配比量預先加以規定： “人中黃(屬土，甲巳年為君)、黃芩(屬金，乙庚年為君)、黃柏(屬水，丙辛年為君)、梔子仁(屬木，丁壬年為君)、黃連(屬火，戊癸年為君)、苦參(為佐)、荊芥穗(為佐)、防風(去蘆，為佐)、連翹(去心，酒洗，為佐)、山豆根(為佐)、牛蒡子(酒淘，炒，為佐)、紫蘇葉(為佐)。數藥先視年之所屬者以為君，其余主歲者以為臣。為君者倍之，為臣者半之，為佐者如臣四分之三”[2]。此外，明代出現了方劑歸經的思想，以徐用誠、劉純《玉機微義》最具代表。每首醫方后幾乎都有“某某經藥也” 的按語，如易老九味羌活湯 “此足太陽、陽明、三陰藥也”，小柴胡湯 “此足少陽藥也” 等[3]。其下又按氣藥(劑)、血藥(劑)、氣血藥(劑)分類，如《寶鑒》加減瀉白散、東垣加減瀉白散“此二，手太陰氣分藥也“，款氣丸”此手足太陰氣血之藥也”[3]。

4.通治方與方劑加減化裁的新特點 所謂通治方，即針對臨床各科某一疾病的若干證候，或者針對許多疾病某一證候均能通治獲效的方劑，是中醫學辨證論治和辨病論治相結合的產物。通治方的歷史久遠，歷代均有發展，并具有各自的特點。

明代醫家對通治方更加重視。《簡明醫彀》、《奇效良方》、《明醫雜著》、《醫學正傳》、《慎柔五書》等眾多醫書載有“通治方。與前代相比，明代通治方具有藥味簡單、藥性平和、容易加減使用等特點。在劑型方面，前代通治方往往制成丸、散成藥，而明代通治方的顯著特點是大多經過藥物加減使用，故此時期的通治方既有丸、散成藥，又有煎成湯、飲者。在繼承方面，大多數藥味龐雜明代出現了關于方劑加減化裁的專論。如劉純《醫經小學》設“辨證用藥例略”、王良璨《小青 囊》列“隨 證治病 藥品”，詳盡羅列如何根據臨床實際情況加減用藥及其機制。明代方劑加減化裁的形式更加多樣化，除前代經常涉及的隨癥加減、隨 因加減、隨經加減外，還出現了隨四時加減、隨六氣加減。如王肯堂《證治準繩·女科》依四時季節氣候變化對四物湯進行加減化裁，“若春則防風四物，加防風倍川芎；若夏則黃芩四物，加黃芩倍芍藥；若秋則門冬四物，加天門冬倍地黃；若冬則桂枝四物，加桂枝倍當歸”[4]?！蹲C治準繩·傷寒》“神術湯六氣加減例” 依五運六氣學說所制定的六氣淫勝原則對方劑加減化裁，發展了王海藏逐年司天加藥的思想，指出“太陽寒水司天，加羌活、桂枝，余歲非時變寒亦加，冬亦加；陽明燥金司天，加白芷、升麻，余歲非時變涼濕亦加，秋亦加；少陽相火司天，加黃芩、地黃，余歲非時變雨濕亦加，夏亦加；太陰濕土司天，加白術、蒿本，余歲非時變熱濕亦加，夏末秋初亦加；少陰君火司天，加細辛、獨活，余歲非時變熱亦加，春末夏初亦加；厥陰風木司天，加川芎、防風，余歲非時變溫和亦加，夏亦加”，并強調“以上神術湯六氣加減法，非止為司天之氣設也。至于歲之主氣，與月建日時同前應見者，皆當隨所見依上例加減之”。

明代通治方發展的另一個特點是擴大了傳統通治方概念的外延，出現了?？仆ㄖ畏揭约胺纸浲ㄖ畏?。如張介賓在《景岳全書》“婦人”、“小兒”、“痘疹”、“外科”卷均列有“以下通用方”，分別收錄婦科通治方42首、兒科通治方36首、痘疹通治方19首、外科通治方63首。董宿輯錄、方賢續補的《奇效良方》中載有按各經分治某一病證的通治方，如瘧門下載有“足厥陰肝瘧”4方、“手太陰肺瘧”3方、“足太陰脾瘧”3方、“手少陰心瘧” 2方、“足少陰腎瘧”2方、“足少陽膽瘧” 2方、“足太陽膀胱瘧”1方、“足陽明胃瘧”47方。5.新方創制與劑型發展

明代，隨著臨證各科的發展，一批新方應運而生。其中以張介賓創制的調補陰陽劑、繆希雍制定的調理脾胃劑、汪綺石治虛勞方、吳有性治疫方、陳實功外科方、萬全小兒方、傅仁宇眼科方、高濂與龔廷賢的食療養生方等尤具特色。

兩宋金元，用藥劑型多為粗末煮散。明代，隨著藥物炮制技術的提高及切制飲片的興起，使湯劑的使用得到了恢復，并沿用至今。除湯劑外，其他劑型也不斷豐富，據不完全統計已有30余種，除注射劑、微囊劑、滴丸等，幾乎囊括了現今應用的所有劑型，尤其是內服膏方和酒劑的數量大增。

不論是小型方書，或大中型的醫學書籍，均備載內服膏方。如《攝生秘剖》于膏方每多采集，其中龜鹿二仙膏等著名的抗衰老膏方，至今仍在廣泛使用。從組成來看，明代內服膏方的藥味一般為三五味，多不過十味，藥物較清靈；從功用而言，以補虛為主，并出現了因人而制的膏方。正如章次公先生所云：“膏方之制，不見仲景、思邈之書，即金元四家亦未嘗有焉。溯其所自，實始于明代注重血肉有情之物，為虛羸不足者辟一新途徑。”

明代酒業繁榮，醫書所載藥酒種類之多，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僅《本草綱目》一書就收集有五加皮酒、屠蘇酒、白楊皮酒、女貞皮酒、仙靈脾酒、薏苡仁酒、百靈藤酒、當歸酒、枸杞酒、縮砂酒、茵陳酒、菊花酒、膃肭臍酒等藥酒60余種。此外，補益性藥酒顯著增多，如八珍酒、扶衰仙鳳酒、長生固本酒、延壽酒、長春酒、紅顏酒等。明代藥酒配方主要由性味平和的藥物以及補血養陰的藥物組成，一改唐宋時期藥酒常用溫熱燥藥的弊端。

6.明代重要醫方書的成就與特點

明代是中醫方書編撰的繁榮時期，但通過對這些眾多方書的考察發現，大抵繼承、總結者多，發揚、創新者少。盡管如此，尚有不少方書的內容不容忽視，對推動方劑學的發展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

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方書——《普濟方》，也是明代最大的方書。它搜羅極廣，篇幅很大，幾乎收錄了十五世紀以前所有保存下來的方書內容，并兼及傳聞、小說、道藏、佛書內的相關內容，還收入大量的時方，可謂集十五世紀以前方書之大成。它的主要貢獻是保存了古代大量醫學文獻，價值已超出方劑學范圍。李時珍編修《本草綱目》時，雖說瀏覽參考文獻800多種，實際上當時已有不少文獻失傳或成為罕見的孤本，李時珍并未能一一親閱，其中不少是通過《普濟方》間接讀到的。

吳昆的《醫方考》，撰于萬歷年間。作者15歲學醫，行醫后深感業醫者知識貧乏，必須對醫者的素質進行提高。他從歷代方書中選出常用方劑700余首，編成本書，共6卷。按病癥分為中風、傷寒、感冒、暑濕等72門，每門下列一證，先論病因，次列諸家治療方法，再匯集名方。《醫方考》雖匯集群方，卻不追求方劑數量，而是嚴守質量，“揆之于經，酌以心見，訂之于證，發其微義”，重在闡發分析。本書出版后影響廣泛，清代汪昂的《醫方集解》、吳儀洛的《成方切用》等都宗《醫方考》所開之學風，《醫方考》出版后，連續刊刻近十次，在醫學界起了積極作用。

《景岳全書》中的“八略”和“八陣”實為講述方劑學的內容。他把治病立法比作戰略戰術。故稱治則治法為“八略”；把立方選藥比作布兵排陣，將方藥主治的論述稱“八陣”。八陣又分為古方八陣與新法八陣。他根據個人豐富的臨床經驗發議論，有不少創見。八略亦稱新法八略，即補、和、攻、散、寒、熱、固、因諸略。根據八略而列八陣，古方八陣選歷代名方1516首，另有婦產、小兒、痘疹、外科等古方922首。新方八陣系張氏自創方利，共186首。新方八陣諸方多切臨床實用，有不少至今仍為常用名方，如左、右歸丸，左、右歸飲，金水六君煎，玉女煎，理陰煎等。補略和新方八陣的補陣最能反映作者的學術思想，張景岳是溫補派的代表人物，特別重視人體本元，謂為“人之大寶”，他從陰陽互根角度體察真陰真陽，認為“陰不可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以氣血、形體性用的相互依存和消長關系來闡述生死之機，強調溫補元陽，滋養真陰，使陰陽歸于平衡，實現水火既濟。強調古人之方，是示人以法，并非限人以藥。對待成方，又要圓活。張氏對方劑的認識盡管也有不足，但仍是明代方劑學中一枝奇葩，后世雖有非議，也多偏執管見，其成就卻是不可抹殺的。

施沛輯明代以前著名方劑800余首，成《祖劑》一書，共4卷，收主方70首。該書以《素問》、《靈樞》及伊尹湯液之方為宗，以張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之方為祖。選《和劑局方》及宋、元、明諸家流傳方以歸類敘述。追本溯流，把相類方劑歸于一起論述如以《素問》之澤術麇銜湯為主方，其下述張仲景的澤瀉湯、豬苓散、茯苓戎鹽湯、五苓散、茵陳五苓散、豬苓湯、茯苓澤瀉湯，后世的四苓散、加味五苓散、山梔五谷散、胃苓湯等，將17首方劑集中介紹，有些地方作者還加了按語“和得者也”，主方除選自《內經》、《傷寒》、《金匱》外，還有的選自伊尹《湯液經》、《和劑局方》、《肘后方》、《廣濟方》、《千金》、《得效方》、《集驗方》、《濟生方》及李東垣、張潔古、朱丹溪等人的醫方，對學習古代方劑學有一定參考價值。

總之，明代方劑學研究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均超過了前代，方劑學分類體系初步成熟、方劑學理論逐漸完善、各類方劑不斷創新、方書數量穩步增長為此時期方劑學的主要成就；方劑命名多樣化、方劑加減化裁形式多樣化、注重方劑理論研究以及各類劑型的廣泛應用，為此時期方劑學發展的主要特點。參

考

文

獻

[1] 孫泰來,孫朋來.孫氏醫案.見:韓學杰.孫一奎醫學全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753 [2] 萬全.片玉痘疹.見:傅沛藩,姚昌綬,王曉萍.萬密齋醫學全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632

[3] 劉純.玉機微義.見:姜典華.劉純醫學全書[M].北京:中國中醫藥 出版社,1999:181,185,168,169 [4] 王肯堂.女科證治準繩.見:陸拯.王肯堂醫學全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1977,817

第五篇：中國古典園林的特點,明代染織服飾的特點范文

中國古典園林的特點：

特點：

在《紅樓夢》中，曹雪芹所描繪的大觀園乃“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園林，和諧完美，美不勝收，令人嘆為觀止。同時也將中國古典園林的特點表現的淋漓盡致：本于自然，高于自然；建筑美和自然美的融糅；詩畫的情趣；意境的含蘊。在第十七回中，“先令匠人拆寧府會芳園城垣樓閣，直接入東府后花園中。寧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群房盡已拆去。會芳園本從北拐角墻下引來一段活水，其中竹村山石以及亭榭欄桿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充分體現了因地制宜的理性思想。計成在《園治》中反復強調“體宜因制”的造園思想與創作思路，《園治》中用一句高度概括的話叫做“境由人作，宛自天開”，而大觀園將其發揮的淋漓盡致。以已有建筑為據，以原有自然風景為景，巧加組合改造、加工、剪裁，從而形成精練概括的風景，典型化的自然。

例子：

1.古鐘園。園內曲徑通幽，路面以石板、卵石鋪設，亭、榭、閣、橋、路、溝、渠的布局結構和飛檐翹角的建筑設計以及綠化的總體布局，集中突出了“青瓦白墻、青銅銀杏”的特征，重現出古色古香的明代園林風格和生活情趣，系一座仿明建筑的古典園林。古鐘園小瓦白墻，古樸典雅。全園辟有鐘亭、文源館、藏拙苑、寶寶村四大景區。園內建有“蟠龍島”、“起鳳臺”、“聽雨亭”、“聚秀堂”、“真趣軒”、“十一曲河心橋”等九座亭、七座橋，還有一舫三廊等古建筑。環繞4大景區的還有“竹塢”、“南石山”、“挹翠亭”等諸景點綴全園。園雖小而景全，物雖樸而質美，雖云小觀，亦堪悅目賞心。

2.蘇州拙政園：其特點主要是：以水見長；自然典雅；庭院錯落；花木為勝。也正是明代古典園林的鮮明特征。拙政園為中西東三部分，中部以遠香堂為中心，倚玉軒、小飛虹、香洲等組成了不同的景區，中間有荷風四面亭。拙政園西部穿過別有洞天，有宜兩亭、三十六鴛鴦館等景致，聚游、停、坐、思于一體。在《紅樓夢》中，曹雪芹造景大觀園時，有著明顯對拙政園的局部仿制。拙政園為《園冶》規范的“凡園圃立基，定廳堂為主。先乎取景，妙在朝南，倘有喬木數株，僅就中庭一二“的基本要求。

對當代的意義：

古典園林是我們傳統的園林，其中有其意蘊在里面，在我們這個節奏較快的現代社會中，很多人都忽視了古文化追求簡潔明了的設計，這并沒有錯，只是，古建筑的美也是我們有目共睹的。我們現在的設計要結合古代的設計，我們可以不借鑒其傳統的外表，但是形散神不散，借景、對景等手法，或透或漏的造園原理才是古典園林的精髓。我們要找到的是就解決使用功能，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那種古典的感覺。面對許多西方的建筑，我們不應泛濫的仿照，而要從我們的祖先開始研究，那些堪稱世界文化遺產的美肯定是有道理的。從本質到表層，更好的結合傳統與現代才能更好的傳承與發揚我們的文化，才能將文化與實用更完美的契合。園林是人類追求最理想的人居環境的產物，創造更加舒適宜人的小氣候環境，是享受園林生活樂趣的前提。在現代園林設計中，光影、氣流、溫度、濕度等影響人體舒適度的氣候因子，成為十分重要的設計依據，影響到園林空間、地形、水系、色彩等設計元素的處理手法。為人或動物，以及植物群落提供更加適宜的小氣候環境，已成為眾多現代園林作品的出發點。

明代染織、服裝的特點： 服裝：

基本款式：1交領式衣衫；2盤領衣；3上衣與下裳相連的來腰袍裙；4對襟合領或對襟直領式衣服；5背間中縫直到下面的斜領大袖袍

官服：官服以袍衫為尚，頭戴梁冠，著云頭履。梁冠、佩綬、笏板等都有具體安排。

皇帝戴烏紗折上巾、穿繡龍袍；官吏穿補服、戴烏紗帽； 民服：明代一般男子服式主要有：直身、罩甲、襕衫、褲衫、褲褶、曳撒等，多承襲前代，僅在色澤、長短上有所變化。而作為明代男子主要首服的巾帽，則有很大發展，特點突出。女子冠服：大凡皇后、皇妃、命婦，皆有冠服，一般為真紅色的大袖衫、深青色的背子、加彩繡帔子、珠玉金鳳冠、金繡花紋履；帔子；蹙金。

便服：命婦燕居與平民女子的服飾，主要有衫、襖、帔子、背子、比甲、裙子等。普通女子服飾多以紫花粗布為衣，不許金繡。

染織： 絲織：

明代的染織工藝被稱為明錦明錦有三類首要品種，即庫緞、織金銀、妝花明錦的團組織有團花、折枝、纏枝、幾何紋等纏枝是明錦的首要組織，具備時代獨特的地方明錦花紋豐富多彩、有云龍鳳鶴、花草鳥蝶、吉祥錦紋等、其造型敦普大方，富于程式化的裝飾美。明代織造所用的染計有:蘇木,黃 ,明礬, 梔子,靛子,槐花,烏梅, 堿,木紫,茜草等.隨著織造工藝的發達,染色工業日益興起,許多地區出現 分工很細各有專職的染坊,如 坊染天青,淡青,月白;紅坊染大紅 ,桃紅;雜色坊染黃, 黑,紫,古銅,水墨,血牙,駝絨, 青,佛西 等色.刺繡：

以“顧繡“為有名。以“顧秀”為有名。明嘉靖時，顧氏一家幾代均擅長刺繡。顧名世之子的妻子，刺繡更為精巧。顧秀是一種畫繡，所繡花卉、人物、翎毛、山水，“劈絲細過于發，針如毫?！币蚨胍粫r，為人所重。此種刺繡以制作欣賞品為主，加以文人雅士的評賞和贊美，故當時影響很大。

對當代的意義

1明代紋樣豐富多樣，可以把傳統紋樣的特點用于當今服裝設計中去，無疑會給設計注入新的設計靈感。2明代絲織、刺繡業發達，在現代設計中可以大膽使用，將現代布料與傳統絲織相結合，達到古今交融的高度。3明代服裝款式多樣，其中水田衣、比甲最具特色，現代設計中可以借鑒各種款式，在服裝合身舒適的同時，符合現代審美要求。

對于現代的服裝來說，我們可以借鑒古代的服裝來豐富我們現在的服裝。如今潮流趨勢是灰色調的，大紅大紫的衣服，對于現代來說是“俗”字，只是，我想，任何衣服顏色還是靠搭配的。古代的很多花式其實都帶有很多寓意，我們追求潮流可是也不能只顧表面沒有含義。而且古代很多染指技術也是我們應該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