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中日外交關系中的“文化因素”

淺析中日外交關系中的“文化因素”

——從中日兩國恢復邦交和締約談判時的分岐說起

大連外國語學院

張耀武

內容提要：

中日兩國復交談判時，田中角榮的一句“添了麻煩”，曾引起激烈爭論；在6年后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雙方又因是否將“反霸條款”寫入條約而互不相讓。中日兩國外交方面的分岐，其實有著深層的“文化因素”。中日兩國在“名譽”與“等級”方面的不同文化取向，成為以上爭論及中日之間主要分岐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

恥感文化

等級觀念

文化因素

中日關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來，在中日兩國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在擁護中日友好的兩國有識之士的推動下，兩國在政治、經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往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成為世界上較為穩定的國家關系之一。然而，無須諱言，作為在亞洲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作為有著兩千多年交往歷史的近鄰，目前的中日關系現狀，與我們的期望還相去甚遠。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日之間那些不應有的摩擦和爭論日趨嚴重，為中日關系的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而今天的這些摩擦和爭論，早在中日復交和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就已初露端倪。這其中，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正如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入江昭所指出的那樣：“不論屬于哪一個國家的人們，都有其特有的國內普遍認同的歷史和價值觀。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本來就是一個文化性的組織。因為這種國家的關系是外交關系，其中理所當然地含有文化成分。也可以說，文化上的聯系是外交的根本和基礎。”①本文擬從文化的層面探究中日關系中產生摩擦的深層原因，意在提醒人們注意，要使中日關系更加健康地發展，除了在政治上加強合作之外，文化方面的交流與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 “恥感文化”②與“添了麻煩” 1972年9月25日，應中國政府的邀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率日本政府代表團抵達北京。他們此行的目的是與中國政府領導人舉行會談，謀求實現中日兩國的邦交正常化，結束兩國間的不正常狀態。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中國政府官員到機場迎接日本客人。當天下午，中日兩國政府首腦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會談。雖然在會談前已經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但是會談并不輕松。雙方圍繞歷史認識問題、廢除“日臺條約”問題以及結束戰爭狀態問題，不僅在會談中，而且在會談以外的活動中，也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舌戰。其中，由田中角榮一句“添了麻煩”的道歉引發的爭論，在中日兩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幾十年后仍被常常提及。

日本代表團抵達北京的當天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為田中一行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在周恩來致歡迎辭之后，田中面對參加宴會的600多位中日雙方賓客致辭說；“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日中關系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田中的講話雖然引起了一陣掌聲，但針對他的“添了麻煩”的說法，臺下也發出了不少的哄聲。

第二天，周恩來在會見田中時嚴肅地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對過去那段不幸的歷史感到 入江昭：「文化と外交」、『外交フォーラム』１４０號、2004年第4期。本文中“恥感文化”和“等級觀念”的表述參考了尚會鵬：《中國人與日本人》（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一書的觀點。①② 1 遺憾，要進行深刻的反省，這是我們能夠接受的，但是‘添了麻煩’這一句話引起了中國人民強烈的反感。”9月27日晚上，毛澤東主席會見田中一行，第一句話就問道：“你們吵架吵完了嗎？”這里所說的“吵架”，主要就是指中日雙方就田中角榮“添了麻煩”的發言而引發的爭論。后來，經過中日雙方多次爭辯、協商，反復推敲，那段話寫入《中日聯合聲明》時變成了：

“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那次因一句“添了麻煩”引起的“吵架”就這樣以日方的讓步而解決了。但自那以后，中日之間圍繞歷史認識問題的“吵架”不僅沒有終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筆者認為，其中的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外，還有更深層次的文化因素。幾十年來，日本人之所以沒能夠像德國人那樣，對自己所犯的歷史罪行進行由衷的、令人信服的反省和懺悔，是因其有一種特殊的“恥感文化”。

“恥感文化”這一概念，是由美國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菊花與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提出的。這是相對于歐美社會的“罪感文化”而言的。受“恥感文化”影響的日本人的道德觀有許多表現，其中最主要的兩個特點是：缺乏恒定的是非標準和名譽勝于正義。在這一點上，中國人與日本人不同。中國人對是非、正謬非常敏感，且決不混淆。因為，中國人受傳統的儒家思想影響較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即正義、善行。它與罪惡、丑陋是冰炭不相容的。中日兩國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識，成為多年來兩國圍繞歷史認識問題各執己見，爭論不休的主要原因。若想消除中日之間的這一分歧，使中日關系走上健康的發展軌道，有必要對兩個民族在“名”與“恥”方面的文化心理進行具體的分析。

在中國人的道德意識中，有著很明確的是非標準和原則，而且中國人往往要清楚地把名譽分出好與壞。如京劇里的人物，忠臣與奸臣，一看臉譜就能分辨清楚。中國人重視“千古留名”，崇尚“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清”的高尚情操。在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駕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評價是非善惡的最高標準。天子能否永居皇位，臣民是否要忠誠于君主，都取決于君主是否施行“仁政”。在中國人看來，推翻一個“不仁”的君主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一句話，伸張正義、提倡善行與懲治邪惡、拒絕丑陋，是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基礎。

相比之下，在日本人的道德意識中，是非原則要模糊得多。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樣：“通觀日本歷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缺乏辨認惡的能力，或者他們不想解決這個惡的問題，”①她還說，缺乏恒定的是非標準，可以使日本人“能夠在沒有精神痛苦的情況下從一種行為方式轉向另一種行為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儒學傳入日本后，其核心思想也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儒學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士大夫階層的倫理道德，非常重視“仁”的思想；而日本儒學作為武士階級的倫理觀念，特別強調“忠”的精神。日本學者森島通夫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說中國的儒教是以‘仁’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為中心的儒教。”他進一步解釋道：“日本的儒教與中國的儒教本來出自相同的經典教義，但因理解

③的方法不同，結果在日本形成了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國民氣質。”名譽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而日本武士的名譽更主要的是指對主君的忠誠。日本人是很重視“保全名譽”的，他們把名譽看得比正義、善行更為重要。無論是什么人，干了多么可恥的事，只要“體面一死”，就不僅可能不再受到譴責，而且還會“成名”或變成“神”。

中日兩國這種在“名”與“恥”方面的文化差異，反映到中日外交關系中就是：兩國對 [美]Ｒ·本尼迪克特著，孫志明、馬小鶴、朱理勝譯，莊錫昌校：《菊花與刀：日本文化的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頁。②同上，第167頁。③ 森島通夫：「なぜ日本は成功したかーー先進技術と日本的心情」ＴＢＳブリタニカ出版、１９８４年、１３頁。①

② 2 侵略戰爭持截然相反的態度。中國人認為，日本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是徹頭徹尾的非正義戰爭，日本必須就此作深刻而徹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則并不認為那是一場非正義之戰，而認為它只是一項失敗了的“事業”。日本傳統文化下的道德觀，使日本人不愿對那場侵略戰爭作真心的懺悔，而是試圖盡快將其忘卻。日本人可以在一夜之間忘記與美國人的殊死決戰，在戰敗投降的第二天就對美國人和顏悅色，唯命是從。但中國人卻不能在對待那場戰爭的問題上丟掉是非原則，更不能忘記那場戰爭帶給自己民族的深重災難。正因為如此，在中日復交談判時，中國政府和人民才會對田中角榮那一句“添了麻煩”表現出強烈的不滿，認為它沒有體現出日本政府對侵略歷史的深刻反省和對中國人民的懺悔之情。由于在中國人的傳統意識中，是非觀念非常明確，而且在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因而，中國政府和人民不僅要求日本政府必須對侵略戰爭進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而且對日本政府批準出版篡改侵略歷史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及日本政府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等否認侵略歷史、為侵略戰爭翻案的行徑，也堅持了堅決斗爭、毫不妥協的原則。而田中角榮之所以能對深受侵略戰爭之苦的中國人民只輕描淡寫地說一句：“添了麻煩”；多年來日本屢次出現政府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和修改歷史教科書問題，為侵略歷史翻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國民“缺乏恒定的是非標準”和“把名譽看得比正義、善行更為重要”的傳統文化意識的影響。在當今的日本國內，有一種頗具影響的觀點：既然戰爭已經過去多年了，就不應該一直“揪住不放”。中國等亞洲國家不斷“敲打”日本，是為了得到日本的經濟援助。他們認為，日本國民應當盡快忘掉那場戰爭。日本政府承認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并對中國等亞洲國家“謝罪”，是一種民族自虐行為，是日本民族的恥辱。而一部分日本政府內閣成員甚至首相，明知會引起周邊國家的不滿卻還要去參拜靖國神社，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迎合日本國民的這種“民族榮譽感”，為自己競選拉選票。

總之，由于日本的“恥感文化”中具有“缺乏恒定的是非標準”和“榮譽重于正義”的特點，因而使得日本人對自己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不僅不從內心深處作深刻的反省，反而試圖盡快將其忘掉。而中國人由于是非觀念明確，原則性強，因而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毫不妥協，要求日本作真正的反省，并保證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中日兩國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曠日持久的交鋒，由于有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意識作背景，因而在短時期內是不會偃旗息鼓的。二 “等級觀念”與“反霸條款”

1978年8月12日，中日兩國政府在北京舉行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字儀式。這標志著中日兩國關系從此走上了睦鄰友好的健康發展道路。早在中日兩國恢復邦交后不久，當時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就曾對《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發表過看法：“真下決心，一分鐘就可以達成協議。”然而，就是這個“一分鐘就可以達成”的協議，從1974年9月中方向日方提出建議，到條約正式簽訂、換文，經過了長達4年的交涉過程。

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最初出自周恩來總理的設想。早在中日復交前，周恩來就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可分為兩個步驟。先搞個聯合聲明，宣布復交。然后再搞個和約，但不光是結束戰爭狀態，還應明確復交后要和平相處，友好合作。因此，在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時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中，就規定了在兩國復交后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

在締約談判中，是否將“反霸條款”寫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成為中日兩國爭論的焦點。而產生這一爭論的主要原因就是“蘇聯因素”。當時，中蘇關系處于對抗狀態，蘇聯擔心中日聯合抗蘇，因而極力反對中日締約。1975年2月3日，蘇聯駐日大使特羅揚諾夫斯基曾拜會椎名悅三郎，對日本政府與中國商談簽訂條約表示強烈不滿，并說：“希望《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不要對蘇聯產生不良影響。”之后，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立即約見日本駐蘇 ①

①孫平化：《我的履歷書》，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頁。大使，聲稱條約寫入“反霸條款”就是反蘇。并揚言：如果中日間締結條約，“蘇聯將改變對日政策”，要日本對其后果“承擔嚴重責任”。

當時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雖欲締結中日和約，但又不愿過分得罪蘇聯，為此，日方試圖把“反霸”解釋成如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聯合國憲章那樣的普遍原則，并派議員訪華試探中方的態度。對此，中方指出，“反霸”的含義是人所共知的，沒有必要進行解釋，以免使其變得支離破碎，反而抽掉了“反霸條款”的實質。由于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已寫明不稱霸和反霸的內容，因此中方批評日方不肯將反霸內容以條約形式從法律上確定下來的做法，沒有體現《中日聯合聲明》的精神，是一種倒退。

三木內閣沒能完成中日締約的任務就結束了任期。這一歷史使命自然就落在了福田內閣的肩上。促使福田內閣下決心的，除了日本國內的締約呼聲日益高漲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就是美國的態度。1978年4月，福田首相和園田外相訪美時，美國國務卿萬斯表示，“中蘇鐵板一塊對世界是威脅”，“美日歐要一起幫助中國”。卡特總統也敦促福田首相：“希望更積極地推進（與中國簽約）”。同年5月，卡特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訪華后順訪東京，對福田明確表示：“美國不反對在條約中加進反霸條款，希望迅速締約。”

美國的這一表態，可以說對日本政府下決心簽約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布熱津斯基訪日后，日方立即建議在北京恢復締約談判。爾后中日雙方經過14輪會談，終于在1978年8月12日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與中日復交時雙方圍繞“添了麻煩”的爭論一樣，在這次締約談判中圍繞“反霸條款”的爭論，除了政治因素外，也有傳統文化的因素。筆者認為，中日兩國在“等級觀念”上的不同取向，也是這次爭論的主要原因之一。

“等級觀念”與“恥感文化”一樣，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日本文化的基礎。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是“唯一真正徹底的等級國家”。可以說，“等級觀念”已經滲透到日本社會的各個層面。

首先，在家庭層面，“等級觀念”表現為：作為家長的父親與一般家庭成員之間存在著嚴格的等級關系，即父親在家庭內擁有絕對的權威；長子與非長子之間也有明確的等級差異，即長子擁有繼承家產的特權；此外，男女家庭成員之間也有等級差別。日本這種家庭內的等級關系，可以說是日本社會等級制度的基礎。因為“每一個日本人先是在其家庭內部養成等級制度的習慣，然后再把他學到的東西用于經濟和政治等更廣闊的領域”。④

其次，是階級層面。在近代以前，日本的等級制度是非常嚴格的。日本人被分為士、農、工、商幾個等級。（這種制度原本是從中國引進，但日本作了修改。）各個等級集團之間不得通婚，個人身份世襲。每個等級均有固定的生活方式。在這個等級制度的“金字塔”頂端，有一個“萬世一系”的皇族階層，“金字塔”的底端還有一個“賤民”階層，叫作“穢多”。（這個階層是中國社會所沒有的。）日本的等級制度在德川幕府時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人們的衣、食、住、行都依其身份而有著嚴格的規定。

再次，國家層面。日本人也用等級的觀點看待世界各民族的關系，這可以說是“等級觀念”在國家關系上的一種折射。日本人認為，在國際關系中，大國支配小國，小國服從大國，是合理的。世界各國應統一于一個用國際等級制固定起來的世界中，各民族應“各守本分”。

以上是“等級觀念”表現比較突出的三個層面。雖然等級作為一種制度在當今的日本社會已經消失了，但等級制度下培養起來的等級意識卻是很難消除的。這種等級意識形成一種觀念，已經成為日本人日常行為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是隱藏在人的行為和社會集 張香山：《中日關系管窺與見證》，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頁。有關簽約過程，請參閱馮昭奎：《對話：北京和東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7頁。③ [日]Ｒ·本尼迪克特著，孫志明、馬小鶴、朱理勝譯，莊錫昌校：《菊花與刀：日本文化的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頁。④同上，第47頁。①②

①

②

③ 4 團背后的，一般不易察覺。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樣：“承認等級制度的行為，對他們來說就像呼吸那樣自然。”她預言：“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日本必定還會保持它的某些天生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態度之一就是他們對等級的信仰和觀念。”②戰后60年來日本社會的發展變化證明，日本人對等級的信仰依舊根深蒂固，等級制度仍是我們理解當今日本人和日本社會集團的關鍵。

另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中根千枝，在她的“縱式社會”理論中總結出等級制度的兩個基本特征：一個是“序列制”，即根據人的某些自然特性形成社會差別，所有人都各就其位；另一個是個人對權威的絕對服從，即在各個領域均應有一個權威，權威以外的個體則應各守本分。根據這一理論，我們將日本人與中國人對“序列”與“權威”的不同理解和行為表現分析如下：

日本人較重視“縱式”關系，總是把人、社會集團、國家等一切事物想象成一個序列。對個人、集團和國家在等級序列中的排列較為敏感。在日本人的意識中，更容易接受基于地位、年齡、性別、經歷、實力等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他們對權威有一種敬畏和服從的意識，很樂于安分守己。中根千枝說過：“下屬必須無條件履行直接上司的命令，這是日本人的金科玉律。因為這種聯系是這位下屬同這個集團關系的唯一體現，任何猶豫不決、拒不

①執行，都被認作是對該組織系統的公然背叛。”日本人習慣于遵守規則，具有較強的忠誠心。在與他人的交往中較注重雙方的地位排列及與之相應的禮儀。如果他發現你確實有知識、有學問、有本事，你會得到他真心誠意的尊敬和崇拜。但假如他認為他在各方面都優于你，他也會要求你對他報有足夠的敬畏。日本人的這種民族意識，造就了他們循規蹈矩、媚上傲下、對弱者缺乏同情心、對強者盲目崇拜的性格。

相比之下，中國人重視橫向關系，在他們的生活環境中，往往有一個固定的關系網。他們相信“事在人為”的信條，總是積極地通過人情、關系去影響周圍的人和事。他們辦事有不拘一格、不循定規的特點，相信“事在人為”。中國人的人際關系中有一種樸素的平等意識，他們往往同情弱者，而對于來自上級權勢者的壓力，一般采取抵抗或逃避的方式。他們不易接受由于性別、年齡、及能力帶來的差別，具有較強的“平均主義”意識。

在外交方面，日本人通常把世界上的國家按實力排序，對次序不同的國家，日本采取不同的態度：你強大，你有實力，我就承認你的權威，就俯首于你；你弱小，就得任我擺布。他們認為，弱者服從強者，強者支配弱者實屬天經地義。縱觀日本近代以來的外交史，我們發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日本總是不斷調整其外交政策，與當時實力最強者結盟，并對它們俯首帖耳。一戰時期的“日英同盟”，二戰時期的“日德同盟”，以及戰后的“日美同盟”，就是日本人這種“強者支配弱者，弱者服從強者”意識在外交方面的最好體現。

中國人在外交方面體現了明顯的非等級主義、非權威主義的認識取向。因為，中國儒家思想所設計的國際關系圖式不是一個等級金字塔，而是一個平面圖式，即“四海之內皆兄弟”。他們習慣于用家庭中的非等級主義觀念來對待世界各國。認為正像家庭中兄弟之間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一樣，世界上的各民族、各國家也不應有等級之分。雖然中國人也承認世界上的國家有大小、強弱之分，而且還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但中國人不能接受那種“一兩個大國對其他國家指手劃腳”的世界秩序的安排。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正是為了團結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強權政治，最終實現各國平等對話的世界秩序。20世紀60年代中蘇交惡是出于這個原因，中美之間多年來持續不斷的斗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中國人無法接受美國的霸權主義行為。可以說，中國一貫堅持“反對霸權”、“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則，絕不僅僅是一種外交辭令，而是有著深刻的文化 [日]Ｒ·本尼迪克特著，孫志明、馬小鶴、朱理勝譯，莊錫昌校：《菊花與刀：日本文化的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頁。②同上，第19頁。①

① 5 心理基礎的。從這個意義上將講，我們很難想象未來強大起來的中華民族會對他國指手劃腳，充當世界的“老大”。

以上中日兩國在等級觀念上的文化心理差異，反映在中日兩國締約談判中，就是堅持或反對將“反霸條款”寫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國提出將“反霸條款”寫入條約，就是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特別是蘇聯的霸權主義行為。這反映了中國人“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非等級觀念；日本之所以反對將“反霸條款”寫入條約，主要是懾于蘇聯的“權威”，同時它也擔心因此而得罪美國。因為，盡管中國提出反對霸權主義的主要目的是針對蘇聯，但在當時，中國的對外口徑是：“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這就給人一種“反霸＝反美蘇”的印象。日本人認為，在當時的世界上，美蘇兩國是“超級大國”，是世界事務中的絕對“權威”，它們的意志是不可以違背的。不過，在日本人心目中，美國是西方陣營的“老大”，它才是日本的“直接上司”，日本更應該聽美國的。所以，后來在美國的示意下，日本最終還是同意將“反霸條款”寫入條約。

三 結語

應當指出，國與國的外交關系，首先是當事國國家利益與政治理想的反映。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受當時所處的國際形勢的影響。本文以日本文化中的“恥感文化”與“等級觀念”為視角，以中日恢復邦交和締約談判時的分岐為線索，探討了中日兩種文化對兩國外交關系的影響。目的決非抹殺中日關系中國家利益與政治理想的作用，更沒有為日本人否認侵略歷史、拒不道歉的行為開脫的意圖。筆者只是想通過對中日兩個民族不同文化心理的分析，說明中日關系中一些令人費解的現象，其實有著很深的文化背景。中日兩國都是東亞國家，在文化傳統上又有著悠久的交往歷史，這樣就使我們往往以自己的思維觀念去理解日本民族。其實，“雖然日本傳統文化中多數是從中國傳入，但他們并非原封不動地照搬中國文化，（他們的文化）也可以說是異型的文化。因此，人們突出地感覺中國和日本是近而遠的國家。”②因此，在中日兩國政治互信出現危機的今天，兩國人民進行寬領域、多層次的交流，并在此基礎上加深相互或之間的了解顯得尤為重要。我們欣喜地看到，兩國政府已經充分意識到了加強文化交流必要性和加深相互了解的重要性，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際，舉行包括“中日體育文化年”在內的一系列交流活動。中國媒體也對此做出了積極的相應。如最近在中央電視臺連續播出訪談節目：《巖松看日本》，就是引導中國觀眾正面了解日本社會的很好的舉措；而與此同時，中央電視臺還在黃金時段播放電視連續劇《鑒真東渡》，向人們展示了中日關系的輝煌歷史與中日友好的來之不易。應當說，中國方面的這些舉措，為加深中國民眾對日本社會的了解以及對發展中日關系重要性的認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希望日本方面也能夠有類似的正面宣傳和積極的報道。

許多中國人常常會有這樣的疑問：“同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為什么德國人能夠勇于承認自己歷史上所犯的罪行，并作出誠懇的道歉？而日本人卻要對明明白白的侵略歷史百般抵賴、死不認帳？”“日本的政治家為什么不顧亞洲各國的反對，多次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政府為什么要批準篡改侵略歷史的教科書？”“在國際事務中，日本為什么總是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轉？”本文如果能對回答這些問題有所幫助，筆者將感到莫大的欣慰。

①②[日]中根千枝：《日本社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頁。湯重南等：《日本文化與現代化》，遼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頁。

第二篇：淺談英漢翻譯中的文化因素

淺談英漢翻譯中的文化因素 [ 2009-10-07 09:07 ]

當今科技突飛猛進，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信息傳播尤為重要，翻譯作為信息傳播和交際的橋梁也就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翻譯曾一度被看做是兩種語 言之間的轉換，但事實上，在全球化語境下的翻譯活動，形式上雖是語言字符的轉換，內容上卻是不同民族文化間的交流。翻譯永遠與文化脫不了干系，永遠受到文 化因素的制約和影響。1 思維方式的影響

西方民族慣用抽象性，由一到多的分析型思維方式，句子常以主語和謂語為核心，統攝多個短語和從句，由主到次，但形散而意合。而東方民族慣用具體性，由多到一的綜合型思維方式，句子多以動詞為中心，以時間為順序，橫向鋪敘，注重整體和諧。有時英語的一個長句需要轉譯為漢語的幾個短句，而漢語中一個意群 的若干短句卻可以合譯為一個英語長句。英漢民族認識和思維方式的不同決定了其在翻譯過程中句式選擇，遣詞造句，詞句省略等的不同。如此例句：“It had been a fine, golden autumn, a lovely farewell to those who would lose their youth, and some of them their lives, before the leaves turned again in a peacetime fall.”如直接譯成：“那是一個美好的金秋，在告別了那些可能丟失他們的青春甚至生命的人之后，樹葉才慢慢的落下。”這種翻譯顯然受到了語言形式的拘 束，譯句結構混亂，呆板沒有條理性且語言支離破碎。如將譯文譯成“那是個天氣晴朗，金黃可愛的秋天，美好的秋色為那些青年們送別。待到戰后和平時期，黃葉 紛飛的秋天再度來臨時，當日的青年們已經失去了青春，有的甚至喪失了生命。”就很符合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失為一段精彩的翻譯。再如奧運口號“北京歡迎 您！”表達了中國人民歡迎世界各國人民到北京的心情，我們常見的譯文為“welcome to Beijing!”翻譯中句式的改變，使用英語祈使句，恰當的表達出中國人祈盼奧運的熱情。如譯為 “Beijing is welcome you”，則語氣過于平淡，效果大打折扣。2 歷史典故及風俗習慣的影響

歷史典故是民族文化的傳承，具有鮮明的文化個性和豐富的文化歷史信息，體現不同歷史文化特點。隨著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的許多圣經故事，文學作品等 以及中國的神話，典故，詩詞歌賦等也被各自接受和欣賞，翻譯也就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當然，翻譯就必須是歷史典故和歷史文化的翻譯，而不單單停留在文字的 表面。例如：在《舊約 創世紀》中，有這么一句話：“Can't you see it is an apple?”字面意思為“難道你看不出這是個蘋果么?”根據歷史典故，我們知道夏娃受到魔鬼的引誘吃了善惡樹上的蘋果，觸怒了上帝。蘋果（apple）一詞也就成了陷阱的意思。所以，此處譯為“難道你看不出這是個陷阱么?”更為貼切。風俗習慣更是如此，影響和制約著翻譯的精確性。如漢文化中，人們崇尚“ 民以食為天”，見面問一聲“吃了嗎?”，一則表示關心寒暄，二則也是正式交談的開場白。但如譯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則失去了其語用意義和應酬功能，也不能被西方人理解和接受。因此翻譯要在雙方風俗習慣的基礎上加以必要的解釋。3 宗教傳統的影響

中國人信仰佛教，相信佛主主宰一切，而歐美人信奉基督教，認為上帝創造世界。漢語中有“借花獻佛”、“緣木求魚”等成語，英語中也存在“God bless you”、“God be with you”（上帝保佑）等習語。中西宗教傳統的差異使得翻譯時應特別注意，否則就會出現失當現象。如英語中的：“end of the world”，從字面上很容易譯為“世界末日”。但在基督教的教義中，“end of the world”意為“judgment day”，是上帝審判人類的日子，那一天好人上天堂，壞人下地獄，魔鬼被投入硫磺湖里。此時翻譯要達到精準，就必須受宗教文化的局限。4 價值觀念及審美觀念的影響

不同的民族文化必然造就人們不同的價值觀念，因此翻譯時必須顧及雙方不同的價值觀，才能被對方理解接受。如：英國主要以馬耕為主，英國人對馬也有深 厚的情感，因此英美人的價值觀中馬是勤勞和吃苦耐勞的象征。英語中就有“as strong as a horse”的說法。而中國自古以來主要靠牛耕，中國人對牛熱愛和贊譽因為牛秉性勤勞忠厚。所以英語的“as strong as a horse”，按照中國人的價值觀譯為“力大如牛”才精準。另外，不同民族的審美觀念也存在較大的差異，翻譯的過程中如不注意，就會造成事與愿違的結果。在中國人的審美觀念中，白色象征肅穆、哀悼，而紅色則是傳統的喜慶色彩，因而中國婚嫁稱為“紅事”，喪事則稱“白事”。但多數西方人對漢語中的“紅白喜事 ”感到費解。因為在西方人的審美觀中，白色象征著純潔、素雅、坦率、單純、快樂和明亮。西方人婚宴多為白色，而喪葬則為黑色。所以翻譯時，最好不要把“紅 ”、“白”兩種顏色譯出，只說weddings and funerals（婚禮和葬禮）。因為把白色和喪事聯系起來，會引起西方人的反感，而把funerals（喪事）說成是happy occasions（喜事），會讓西方人吃驚。5 地域環境的影響

由于各民族所處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和生態環境等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這不僅影響著各民族語言的表達方式，也直接影響著人們對同一事物不 同的理解、語義聯想和情感，這就對翻譯提出進一步的要求。如李白《江上詠》的詩句中有“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此處翻譯的關鍵就在于如何理解 “西北流”。我國地形特征是西高東低，李白用“西北流”喻指功名富貴如過眼煙云，不可能與與江河永流。這一比喻是基于我國的地理特征，但由于英美國家處于 不同的地理位置，地形特征相異，如采用直譯法，很多英美人可能并不解其真正含義，這就要求翻譯“西北流”時應做適當的變通，于是譯成“But sooner could flow backward to is fountains;This stream, than wealth and honor can remain.”這樣譯文中用flow backward（倒流）的方式表達了原文中“西北流”所蘊含的“不可能”之意，但卻不能體現原文的工整對仗及中國的地域特征。總之，翻譯不僅是語言表面上的問題，更是文化層面上的問題。翻譯的實質是一項跨文化的交流活動，最終目的除了傳遞原信息外，更要傳遞文化，促進文化 間的交流和理解。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必須了解語篇中不同民族文化所體現的文化內涵，正確理解原文所包含的文化語義，分析隱含在原文背后的文化因素，在不 違背原語言表達的基礎上再現原文的文化蘊意。因為只有在文化背景下進行的翻譯，才是精準有效的翻譯。

作者簡介：齊媛媛，1981出生，女，河北唐山人，任職于唐山學院外語系，研究方向為語言學，英美文學。

第三篇：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

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

郭海玲，云南師范大學08級漢語國際教育方向教育碩士

摘要：語言與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應有效的導入文化教學，以加深學習者對漢語言準確地理解，提高漢語交際能力。文化的導入應該注意循序漸進，同時在適當的階段加強文化導入的深度和廣度，以求在語言教學的同時，有效傳揚中華文化，改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國文化的嚴重“逆差”。關鍵詞：語言教學 文化意識 交際

當今的世界，全球化是一個仍在不斷發展的現實。最早從經濟領域開始的全球化，從上世紀80年代末逐漸向社會、文化領域蔓延。其在社會、文化領域中主要表現為“不同民族的全球流動性（通過移民、旅游和外籍勞工）和技術標準的全球性統一。”1 高度發達的現代交通、通訊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對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全球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世界各國不再是孤立發展、遙不可及的，它們像處于一個龐大網絡中，人們在網絡中能很容易的交流、溝通、流動。在這樣的背景下，跨文化交際成為普遍現象。一門語言的傳播程度歷來都與國勢盛衰緊密相連。自20世紀末以來，中國經濟的騰飛、綜合國力的增強不知不覺間促進了漢語的推廣。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有能力走出國門，到世界各個角落游歷、求學或工作，他們把漢語和中國文化帶到了國外；同時，世界的眼光也被中國的迅速崛起所吸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萌生對中國的興趣，對漢語的興趣，他們想掌握漢語，以便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機會。國外某某學校開始開設漢語選修課的消息不斷傳來，而中國也對漢語熱做出積極的回應，開始向世界推介漢語言和中國文化。從2004年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漢城成立至今，全世界已經有三百多所孔子學院和近三百個孔子課堂，覆蓋了全球近88個國家和地區。如何更有效的推廣漢語及其中國文化，如何幫助漢語學習者掌握漢語，并最終能用漢語在工作、生活中進行成功的交際，在教學中如何處理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的比重，這些是對外漢語教學實踐中無法回避的問題。

一、語言教學的成功離不開文化教學

語言教學必須包括文化教學，這是由語言和文化的關系決定的。語言和文化的關系在學界早已達成共識。語言是文化的符號，是文化的載體，一個民族的語言反映了該民族的特征，不僅包含著“該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蘊藏著該民族對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2 語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水乳交融的關系。文化在語言中的滲透極為普遍，中國文化對于漢語的滲透尤其如此，在語音、文字、詞匯、甚至語法中都可發現語言的影響力。漢字包含著豐富的文化信息，如“天”字，下方的“大”是一個正面斜展雙臂的人形，上方的“一”指示人的頭頂，在這個字中，天的概念和人的概念聯系在一起，體現的是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漢語中表達思想、感情的詞多從心旁，如忘、想、憶、愿、怨、愁、恕、悅、慍、忍等，這反映了中國古人在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中認為心是思維、感覺的器官。漢語中大量的詞語反映了中國文化獨特 張庭偉.解讀全球化：全球評價及地方對策.[J]城市規劃學刊 2006.5.2 鄧炎昌.語言與文化pp.159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 1989 1 1 的方面，有關于歷史、地理、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習俗等方面的, 有來自文學作品、文化典籍、宗教文獻和民間口語的。這些詞，在詞典中的解釋由于受限于篇幅，要么過于簡單、籠統，要么就是沒有收錄進去，在教學中如果不對其產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內涵加以解釋，是很難理解的。如中國人自稱“不才、老朽、鄙人”等；稱自己妻子為“賤內、拙荊、糟糠”；稱自己的兒子“賤子、犬子”；而稱自己的見解為“淺見、陋見、謬見”，自己的著作則為“拙著、拙文、拙作”。這些在教學中都應和學生解釋清楚，并不是自己的見解、作品真的不好，也不是自己真的無才，妻子真的笨拙下賤，或者養了只狗并視之為子，而是和中國文化中視謙虛為美德，對謙虛的尊崇有關的。有些國人皆知的說法，但在詞典中查不到的，是學習者的難點。如“東西”一詞。曾有母語非漢語的老師示范“這是東西嗎？”的否定式。甲老師指著自己問：“我是東西嗎？”乙老師搖搖頭說：“不，你不是東西。”甲老師又指指乙老師問：“你是東西嗎？”乙老師搖搖頭說：“不，我不是東西。”像“不是東西”這樣的慣用語，在學習中不把它的內涵講情楚，到時只會造成交際中的尷尬。所以，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對于文化詞語，詞典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更多的是需要老師就學生的程度，進行有針對性的、有效的文化概念的解釋。

語言教學中必須導入文化因素，這是由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語言運用能力決定的。衡量語言教學成功與否的最終標準就是能否用目的語達到有效的交際目的。文化在語言中具有很強的滲透性，想要用一門語言實現成功的交際，是離不開目的語文化意識的。建立、增強學習者目的語文化意識，可以提高學習者的語用能力，使他們不但說得對，還能說得得體。可以說，文化意識對于成功的交際至少起著和語言能力同等重要的作用。對目的語文化了解得越多，越能促進語言交際能力的發展，語言就越得體。英國語言學家尼爾.史密斯在論及語言的交際模式時說，言語交際的基本模式包括下列說話人和聽話人共知的因素：1.一套

3語言知識;2.一套非語言知識和信念;3.一套推理規則。史密斯的話準確地揭示出語言交際不僅僅需要共知的詞匯和語法，還需要有共知的文化語境，即對某一特定文化的社會規范和習俗的了解和認同。文化差異可能對語言信息的獲得產生負面影響，造成交際障礙。例如：A:你最近怎么樣？B:簡直把我忙死了。A:看來你是個大忙人嘍！B:瞎忙，沒忙什么。4這個對話的詞句都很簡單，但在非本族語的學習者看來,A說話卻是自相矛盾的。其實這樣的表達在漢語中很多，本來是花了很大功夫寫了一篇文章，卻要說“胡亂湊了一篇”，準備了一桌豐盛的美食招待客人，非要說“簡單的吃點吧”。表現的是一種謙虛的態度。因為忙通常和成就感聯系在一起，越忙就顯得成就越大，所以回答“瞎忙，沒忙什么”謙虛地表示自己所忙的事沒什么大不了的。

語言中穿插文化的學習還可以增強語言學習的興趣，提升學習效果。如漢字的學習。漢字大部分都是由兩個以上的單位構成的，具有可拆卸性。對于母語非漢語的學習者，漢字是最難學最枯燥的部分，但若在漢字教學中穿插進一些文化內涵的介紹，或者利用漢字的可拆卸性作一些猜謎游戲，既可增加趣味性，也可帶來良好的教學效果。如在講“合”字時，可以穿插劉義慶《世說新語》中的這個故事：

人餉魏武帝一杯酪，魏武啖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復何疑？”

楊德峰.漢語與文化交際 pp.134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楊德峰.漢語與文化交際pp.1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

相信這樣的故事會讓學習者充分領略漢字的魅力，每一個筆畫都不再是沒有意義的別扭的線條了。

二、弘揚中國文化，改善“文化逆差”

在孔子學院以雨后春筍般的速度在世界各地紛紛落成之時，在世界似乎掀起了漢語熱時，我們有必要對漢語國際教育教學實踐中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的狀況作一個總結。漢語國際教育的目的應該由兩部分組成：推廣漢語，推介中華文化。可在多數的對外漢語教學中，語言教學實際上成了唯一最終的目的，文化教學僅只作為語言教學的輔助，沒有明確的作為教學主體。在對外漢語教學實踐中，文化傳播的深度和廣度都是十分欠缺的。誠如一位學者所言：“孔子學院僅僅還處在教漢語、太極拳的階段，這些當然也是中國文化，但僅僅是‘術’，還不是‘道’。西方文化進入中國，首先就傳播他們的價值理念，我們當然也應該傳播我們的理念。”5據統計數據顯示，多年來我國圖書進出口貿易大約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圖書主要是到一些亞洲國家和我國港澳臺地區，面對歐美的逆差則達100：1以上。2004年，從美國引進圖書版權4068種，輸出14種；從英國引進2030種，輸出16種。在電影業，影片出口的逆差更不用說了。中國已躍升為白色家電的最大出口國，而在文化產品方面卻面臨巨大的逆差。以儒釋道為思想精髓的中國文化包含有很多優秀的元素，如孔子的“仁者愛人”，老子的“道法自然”等，這些優秀的元素也越來越受到西方哲學家的推崇。如西方人一直崇尚的是人對自然的征服，可面臨工業的高度發展給我們居住的地球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而人們也一定程度上嘗到了自己種下的惡果之時，很多西方學者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文化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自然觀。我們在為祖先的智慧驕傲的同時，有責任把優秀的文化傳揚出去，真正使世界了解中國、喜愛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課堂就是傳揚中國優秀文化的最佳平臺。

三、文化教學的途徑

文化信息可隨文講解。在學習具體語言點的過程中，如漢字、詞匯的學習中，穿插進與之相關的文化內容，使學習者對語言及使用的場合有更深地了解，使抽象的語言符號更加形象、更具文化意義。導入的目的語文化的知識要力求實用性、趣味性，以便能對學生的日常交際提供指導，尤其對于初級階段的學習者來說。如打招呼是初學一門語言時較早學習的內容。在學習者已經學會“你好！”以及一天中不同時間的招呼方式，如“早上/中午/下午/晚上好”之后，就可以適時引入現實生活中老百姓常用的招呼方式“吃了嗎？”和“去哪兒呢？”初來乍到的西方人聽到這樣的招呼，常感困惑，會想“難道對方想請我吃飯？去哪兒是我的事，干嘛要這么八卦呢？”當他回答“還沒吃呢？”正等著對方發出邀請，卻再也沒有下文了。這樣的問候方式，在對外漢語教材中不會出現，但在現實生活中是中國老百姓的常用語，為了避免將來交際中不必要的麻煩和誤解，應該向學習者解釋清楚，這兩種問候方式和“你好”的功能是一樣的，無論你吃了、沒吃，對方都不是真的在意，而對于“去哪兒呢？”這樣的問題，也無需太敏感，你可以籠統的回答“出去”或“回去”，這樣也不會真的觸犯個人的隱私。

導入文化信息時，適當將中國文化與學習者的本族文化進行對比，增強文化意識、提高語用能力。例如在講“朋友”一詞時，若學習者來自英語國家，可以對比一下中西方文化對朋友的理解。在西方文化中，個人利益是首位的，比起自 5轉引自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19/10596758.html

己來，朋友是次要的。如“Love your friend but look after yourself”（愛朋友但要照顧自己），“Hunger knows no friend”（饑餓不識朋友）, “Never catch at a falling knife or a falling friend”（千萬不要接正在掉落的刀或落難中的朋友）。但中國文化強調集體觀念，個人利益排在國家、集體、家庭、朋友利益之后。友情重于個人利益已成為公認的道德觀,君子必須有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因此，漢語中有這樣的諺語：士為知己者死；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習俗方面，不同文化間的差異也很明顯。就拿狗來說，狗在漢語中是卑微的動物，和狗有關的詞大都含貶義，如狼心狗肺、狐朋狗友、狗腿子等。諺語中狗的形象也不好：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來；好狗不擋道；狗改不了吃屎；牛眼看人高，狗眼看人低。而在西方英語國家中，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吃狗肉被看作野蠻人的行為。有關狗的諺語，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語言的影響含有貶義外，都是褒義的。幸運的人被稱為“lucky dog”，還有諸如“Every dog has his day.”（人人皆有出頭日）；“Love me, love my dog.”（愛屋及烏）；“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學不了新東西）等等。

導入文化信息時，還要注意循序漸進，不能貪多求全，畢竟，文化意識的培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另外，教師在介紹文化信息時，應注意系統性原則，能將散落在教學中的相關的知識點聯系起來，啟發、引導學生感悟新知，思考文化現象背后深層的思維習慣、行為模式、道德觀念等。除了隨文講解之外，高級階段的學生應該開設專門的文化課，系統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文化課中適當選取中國文化的典籍進行研讀。

在語言和文化的習得過程中，文化環境的構建是很重要的。除了課堂學習，要鼓勵學生多與當地人接觸，積極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乘車、購物、看電影、看喜劇、做客、聚會、宴請、旅游、參觀博物館等，真正沉浸在中國文化中，從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感悟中國文化。在中國學習漢語，有現成的最佳的文化環境。可是，現在越來越多的漢語課堂設在國外，在非漢語環境下學習，學生沒有真實的、直觀的語言環境來強化和擴充課堂所學，給教學帶來很大的障礙，構建有利于教學的環境顯得尤其重要。可以設計有中國特色的教學環境，如對教室進行適當的裝飾，可以用諸如中國的剪紙、窗花或中國結等，在教室中提供一些中國特有的娛樂項目如象棋、跳棋、毽子等；課間播放中國音樂等。每逢中國傳統節日，可以在教室里通過圖片、圖像等方式介紹相關的習俗，并模擬傳統的慶祝方式。還可以創設漢語角、組織漢語晚會、中國文化知識競賽等，鼓勵學習者學習中國文化，提高語言學習的興趣。在教學中教師可以采用目前較為新穎的“體演式”教學法，將文化具化為一些具體場景，讓學生在體驗中學習。也可以通過影視作品，觀察人們思維方式，行為習慣的差異。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應始終堅持文化的導入，這是語言學習的需要，也是最終能進行成功交際的需要。今后的教學中還應加強文化教育的深度和廣度。對外漢語教師應注意提高自身傳統文化的修養，始終堅持語言和文化并重的策略，不僅成為語言的教授者，更要成為文化的傳播者。

工作單位：昆明理工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 650093

參考文獻：

[1]楊德峰.漢語與文化交際．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杜學增．中英文化習俗比較．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3]王德春．漢英諺語與文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4]鄧嚴昌．語言與文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１９８９

第四篇：文化因素在市場營銷中的影響

文化因素在市場營銷中的影響

摘要）在市場營銷中，文化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影響因素，已經滲透到了營銷各環節中。針對這種情況，本文從文化與營銷的相互作用、文化的特性入手，著重分析在進入跨國市場后，營銷者應該采取何種策略來應對國與國之間的文化差異并如何實施這種策略。

(關鍵詞)跨文化市場營銷 文化差異 文化變革

適應化策略 標準化策略 自我參照標準

引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電子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已使我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 小，并推動它朝著一體化的方向發展。然而，也必須清楚地看到我們所處的仍

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便是這多元化世界的重要區分因子。伴隨國與國之

間經濟往來的增加和深化，跨國性的市場營銷策略已經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其中，國與國之間的文化差異是國際市場營銷所面對的最重要也是最棘手的問

題：對于跨國公司來說，處理不好外國市場與母國市場在整個營銷管理過程中

所滲透進的文化之間存在的差異，輕則會使得公司成本提高，影響其利潤；重

則會導致公司破產。因此，對于從事國際營銷的跨國公司而言，了解在不同文

化間進行營銷的原則和方法無疑是必要的，同時也是極其重要的。

一 文化與營銷的關系文化對營銷的影響

在社會的演化過程中，人們發現某些行為和價值是適用的、有益的，而另一些卻是不適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有益的行為、價值觀及某些人造的東西被制度化并被合并成文化傳統的一部分，漸漸地，人們將這些制度化的行為內在化了。這種內在化的東西便構成了人類的文化內容，它作為人類社會的全部遺產，包含生活的各個部分，是生活方式的總和，包括諸如一般行為、信仰、價值觀、語言和社會成員的生活方式等要素。對于市場營銷，它可以理解為：為滿足個人和社會對產品或服務的需求而去提供恰當的或可接受的解決方案。文化的觀念和價值觀存在差異必然導致社會需求差異的出現，如果說這種解決方案與所在國文化規范或價值存在較大沖突，那么，與產品或服務的使用相關的價值觀或習俗則沒有滿足人們的需要，這時營銷會因文化的沖突而可能宣告失敗。可見營銷滿足公司客戶的不同需要或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為基礎的，所以成功的國際市場商人應該努力去理解他，他所要開拓的市場所遵循的文化規范。他每時每刻都要理解文化和市場的問題，在促銷宣傳時，必須使用意義明確的符號；在產品設計時，產品的風格和用途及相關的其他市場活動必須與現有的社會文化相適應，產品才能被接受，也才會有意義。事實上，文化滲透到營銷的各項活動之中，包括市場調研、市場細分和定位、營銷4P、售后服務，在國際市場營銷中，還包括跨國談判。營銷努力事實上也成了文化的組成部分。

第五篇：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研究

河南省高校對外漢語教育中的文化因素研究 對外漢語教學的意義

在希臘人眼里，語言是文明的標志。語言與文化，是人類思想史上一個古老而又年輕的課題。在當代人文科學的研究中，語言的文化功能正受到越來越廣泛、深入的關注。語言是人類最主要的交際工具。使用本族語的各國內部是這樣，作為國際交流媒介的“外國語”也是這樣。在當今這個變得越來越小的世界上，各種語言的使用范圍，常常跟一個國家、民族的國際地位密切相關。因此，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非常重視向世界推廣自己的語言，以增進與其他國家的了解和各方面的交流。對外漢語教學事業的作用，也在于此。

我國的對外漢語教學事業已經度過了40多個春秋。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不斷擴大，世界上學習漢語的外國人也越來越多。國外學漢語、使用漢語的人數也在激增。

但在實際的漢語教學中，我們遇到很多困難，尤其是文化方面。“文化”是對外漢語教學中的難點和重點,它如同“瓶頸”一般,制約著外國學生漢語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外國學生覺得漢語難學,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不了解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那么應如何加強文化因素的教學呢?我們認為,可以比照、借鑒兒童學習母語文化的方法、途徑,從中找到一條適合外國人學習目的語文化的方法和途徑。在兒童學習母語文化的過程中,父母長輩會向他們傳授本民族的文化,其本身也具有接受、容納這種文化的心理和生理機制。我們認為,要提高課堂的教學效率,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不僅要加強課堂教學本身,而且還要加強整個對外漢語教學四大環節的有機配合。

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

漢語語音中的文化積淀（漢語的音節構成要素，漢語的音律）

漢語是一種很講究音樂性的語言。漢語的句子組織在語法規律之外，還有著音節平穩的規律。無論駢文、散文、口語都是如此。雙音節的平穩，發展到以雙音步為基礎的詞組節律平穩。例如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凡植物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由于音節整齊，所以古文不用標點符號也能使人自然斷句，明了意義。漢語的音樂性比西方語言突出，這種音樂性絕不是文學作家人為地創造出來的，而是人民大眾在口頭語言中自然形成的。它說明漢族人習慣堆砌一連串的詞組來表達復雜的思想，用詞組的語詞之間的先后順序和一個個停頓來啟示語法脈絡。音樂性與順序性組合，顯示出漢語語法的簡易性和靈活性。

漢語的語音還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單音節重復成為重音，二是單音附加成為附加語詞的相屬連語，三是單音分合成為合音或雙聲疊韻，四是單音變化成為平仄。

漢語語法中的文化習慣（漢語語序的安排，漢語的重話題現象）在語法系統，陳述性文化知識主要指漢民族樸素的辯證的整體觀念和發達的直觀體悟的具象思維相適應的漢語的意合特點。漢語句法組織上主體意識性強，重“意”不重“形”，形式上框架簡明，沒有繁多的標記，表意上卻十分靈活，富于彈性。像漢語的詞多跨類與活用，虛詞與詞序在句法組織上具有重要作用，有的句子成分常省略或移位，以及大量的流水句等，大都是漢語語法的意合特點的體現。

漢語的特點也在文學語言中有典型表現。例如漢語以名詞為重點，造句中可以有不用動詞的名詞句。由于名詞比動詞更具體形象，狀景抒情特別適宜。如“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用名詞句組合意向，音調鏗鏘，有獨特的表現力。

語序和虛詞是表示語法意義的重要手段。漢語沒有英語、俄語等印歐語言那樣的形態標志和形態變化，也沒有日語那種格助詞，主要借助于虛詞和語序的變化來表示語法關系和語法意義。人們在遣詞造句時，詞語必須按照一定的詞序排列。語序就是詞與詞組合時的先后順序。漢語的基本語序是：主語在謂語之前，賓語在述語之后，修飾語在中心語之前，補語在謂語中心詞之后。在漢語中，語序改變了，結構關系和意義也會隨著改變。如：

大大的眼睛（偏正關系）→眼睛大大的（主謂關系）工作努力（主謂關系）→努力工作（偏正關系）轉播中斷（主謂關系）→中斷轉播（述賓關系）早來了（偏正關系）→來早了（述補關系）

以上的詞組雖然構成成分相同，但語序不同，表達的語法意義也就不同。漢語是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形態變化的語言，漢語的結構關系更多地不是靠形態變化來表示，而是靠語序來決定的。

虛詞在語言的組合中起聯系作用，虛詞的有無和不同虛詞的運用可以形成不同的結構關系，表達不同的語法意義。如：

小王這個孩子（復指關系）→小王的這個孩子（偏正關系）市場繁榮（主謂關系）→市場的繁榮（偏正關系）蒸饅頭（述賓關系）→蒸的饅頭（偏正關系）我的父親（偏正關系）→我和父親（聯合關系）

以上詞組添加了“的”或將“的”換成其他虛詞，詞組的結構關系和結構意義都發生了改變。而有時某些詞組加入虛詞后，結構關系雖然未改變，但語義卻發生變化。例如：

北京飯店→北京的飯店 孩子脾氣→孩子的脾氣 阿Q性格→阿Q的性格 十斤鯉魚→十斤的鯉魚

這些詞組添加“的”后，詞組的結構關系仍然是偏正結構，但是語義卻不同，如“北京飯店”本來是專有名詞，特指某一家飯店，添加“的”卻變成遍指所有在北京的飯店。可見在漢語里虛詞也是一種比較重要的語法手段。復合詞、詞組和句子的構造方式基本一致 復合詞、詞組合句子是不同層級的語法單位，盡管這三者存在著等級和功能的區別，但從構造上來看，它們是一致的。

復合詞內部語素與語素之間的構造關系與詞組的構造關系基本一致，如詞組有聯合、偏正、述賓、述補和主謂五種類型，復合詞也有聯合、偏正、述賓、述補和主謂五種類型。例如：

結構關系

復合詞

詞組

主謂關系

氣喘

氣息微弱 聯合關系

聰慧

聰明能干 偏正關系

小學

小型設備 述賓關系

美容

美化校園 述補關系

說明

說得明白 歷史語法學的理論告訴我們，今天的詞法就是昨天的句法。現代漢語的許多復合詞，在古代曾經是詞組，如：學習，風雨，矛盾等。漢語的詞組構造與橘子的構造也基本一致。從理論上說，漢語中的自由詞組加上句調就可以單獨成句，如“你走！”、“去游泳？”。因此，詞組合句子在結構上的一致性非常明顯。例如： 結構關系

詞組

句子

主謂結構

色彩鮮艷

這件衣服的顏色很鮮艷。偏正關系

美麗校園

多么美妙的音樂啊！詞類與句法成分沒有對應關系

印歐語中詞類的功能比較單純，詞類與句法成分之間存在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名詞只能作主語和賓語，動詞只能作謂語，形容詞只能作定語和補語，副詞只能作狀語。但漢語里詞類與句法成分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除了副詞主要作狀語、區別詞主要作定語外，其他詞類都可以充當多種句法成分。例如名詞除主要作主語、賓語和定語外，還可以作謂語和狀語；動詞主要作謂語外，還可以作定語、主語、賓語和狀語。

漢語詞匯中的文化內涵（漢語詞的最基本的構成形式與漢文化，漢語詞的單雙音形式變化與文化意義內涵的變化，漢語詞的構造形式與概念表達方式）想要講清楚漢語，我們自己必須先了解漢語和其他語言的區別在哪里。現代漢語詞匯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音節角度上，雙音節詞占絕對優勢。

第二，使用頻率上，單音詞占一定的優勢，而且在高頻詞語中單音節更占優勢。第三，構造規律上，構詞語素以單音節語素為基本形式，構詞方法多種多樣，但復合法是構詞的主要方式。

第四，發展趨勢上，有明顯的雙音化趨勢。同時，在中國兩千五百多年前的民間歌謠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人們用眾多的同義詞的銜接來推進詩意，組織一個變化而又統一的世界的。例如《詩經·周南》的《關雎》一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詩歌中的關鍵詞“流”“采”“芼”，都是采集的意思，只不過“流”示其順流而采，“芼”示其有所選擇而采。又如《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詩中的“萋萋”、“莫莫”都是茂盛的樣子。古人將自己對世界萬象聚散離合、有機統一的理解，透過語義的匯通與條理固定下來。詞義系統成為人的世界藍圖，語言觀成為人們的世界觀的基礎。

漢語語法的一個基本特點是詞語的形式和功能都具有彈性。

重言可以伸縮。伸則單音不足以摹物狀聲而衍為二聲。如“關關”“洋洋”“茫茫”“呦呦”，或單詞硬疊傳神，如“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所以《詩經》“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傳》以單字解釋：“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縮則《毛詩序》中“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在后世詩人中成“周道蕩無章”（謝瞻《張子房詩》）。

連語可以伸縮。伸則《詩經·周南》“陟彼崔嵬”，《楚辭·九辯》“君不知兮可奈何”，縮則“崔嵬”疾言為“卒”（《詩經·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鄭玄箋：“卒者崔嵬也。”），“奈何”疾言為“那”。此外，“猶豫”單用為“豫”（《楚辭·九章》：“一心而不豫兮。”）。

語緩可以増字。例如《詩經·小雅·車攻》：“徒御不驚，大庖不盈”，王引之《經義述聞》視“不”為發聲。又如虞曰“有虞”，夏曰“有夏”，邦曰“有邦”，家曰“有家”，皆因一字不成辭，加“有”而為復音語詞。語急可以減字。例如古漢語中以“如”為“不如”，以“敢”為“不敢”等。《論語·顏淵》“吾得而食諸”，《史記·孔子世家》引作“吾豈得而食諸”。復語可以單義。顧炎武《日知錄》：“古人之辭寬緩不迫，如得失，失也；利害，害也；緩急，急也；成敗，敗也；異同，異也；贏縮，縮也；禍福，禍也；皆此類。”《馬氏文通》中指出：“古籍中諸名往往取雙字同義者禍兩字對待者，較單辭只字其詞氣稍覺渾厚。”可見，偏義復詞是語詞的彈性在“詞氣”作用下的結果。

漢語的詞在自身的組合和上下文中的組合中有很強的形式張力。這種張力是適應漢語組織中音韻協調的要求而起作用的。

漢語中有些詞是具有文化附加義的。例如“牛”，除“牛”的本義，“哺乳動物，身體大，趾端有蹄，頭上長有一對角，尾巴尖端有長毛。是反芻類動物，力氣大，供役使，乳用或乳肉兩用，皮、毛、骨等都有用處”（《現代外語詞典》）外，它還有不少引申義、比喻義、象征義，我們統稱為“文化附加義”。

第一：漢語“牛”可以作為這類動物的總成，不論再如何細分，只需在“牛”之前加一個限定詞素即可：黃牛、水牛、牦牛、公牛、小牛。但英語不然（雖然有個總稱cattle,其含義也是模糊的，也可以作為“牲畜”的總成）每種“牛”都有一個專名，而且在構詞上不帶總稱cattle，如bull(公牛)、cow(母牛)、calf(小牛)、buffalo(水牛)等。

第二：漢民族賦予“牛”很多獨具的文化內涵： A． 表示人的性格倔：牛脾氣

B． 表示人的頭腦不靈活：鉆牛角尖

C． 表示人自負：吹牛、牛氣、吹牛皮、牛兒 D． 表示數量多：多如牛毛

E． 表示力氣大：九牛二虎之力、牛勁兒 F． 表示勇敢：初生牛犢不怕虎 G． 表示無知：對牛彈琴 H． 表示默默奉獻：老黃牛、孺子牛

以上所舉八種喻義，是“cattle”(牛)所沒有的。或者說母語是英語的人對“cattle”這個詞，或其指稱的動物“牛”的喻意是受制于其母文化的。

漢字的文化性（漢字的讀音，漢字的結構和寫法）外國人對漢語和語言文字理解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漢語語言認識和對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理解的困難。

漢語的文字體制和漢語的特點有關。

西方語言是一種形態豐富的語言，它的語音形態提供了該語言詞法、句法、語義方面的較完整的信息，因此西方語言必然走拼音文字的道路。通過識讀拼音就可以全面掌握該字代表的詞形所反映的詞匯意義和語法意義。漢語是一種形態簡單的語言。漢語句子的詞法、句法、語義信息的大部分不是顯露在詞匯形態上，而是隱藏在詞語鋪排的線性流程中的。正如語言學家洪堡特所說：“在漢語的句子里，每個詞排在那兒，要你斟酌，要你從不同的關系中去考慮，然后才能往下讀。由于思想的聯系是由這些關系產生的，因此這一純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語法。”正是基于漢語認知的這種特點，漢字在表達口語的時候，不能不以象形表意為造字的首要原則，增強單字本身的信息含量，便于讀者從上下文的聯系中獲取語詞的確定信息。

漢字是表意體系的文字，它由形、音、義三個要素組成。漢字從商朝的甲骨文算起，已經有3000多年的歷史。但這期間，漢子的形、音、義統一的特點一直沒有變化。漢字數量多，結構復雜。拼音文字的基本單位字母的數量多是有限的，最多不過十幾個，而漢字的基本單位字的數目卻多得驚人。一般認為，漢字的數目累計起來應該超過5萬。同時，漢字的構造方式也多種多樣，結構單位也有一定的數量。

漢字具有很強的超時空性。由于漢字跟語音的結合部那么密切，而跟意義的結合更加密切一些，使得漢字更加具有超時空性，而語音隨著時代和地域而有很大的變化，文字就不能再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能準確記錄語音。

語言與文化

美國人類學、語言學學家Edward Sapir就指出，與其說人類生活在客觀世界、社會活動之中，不如說人類更大程度是生活在特定的語言之中。如果以為一個人可以不運用語言而使自己基本上適應現實，那是錯覺。因為“現實世界”是建立在語言之上的。Whorf（Edward Sapir的學生）則進一步認為語言體系本身決定了一個人在世界上發現什么以及對此有何想法。由于各個民族語言體系不同，導致不同的語言集團有各自特定的思想和認知方式，有根本不同的世界觀。如果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如果我們沒有能力進入和理解其他國家兄弟的認知和情感，全世界兄弟團結合作的理想就不會實現。

究竟什么樣的思想觀念、哪些心理特征、什么樣的生活方式以及哪些風俗使中國人形成了這樣的語言表達方式和表達習慣。以中國人的祝詞為例： “祝您健康長壽！”“祝你財運亨通！”“祝你步步高升！”“祝您工作順利！” 為什么說這些？中國人壽、富、貴、順的幸福觀使然。為什么說一個女孩子長得漂亮，是“一笑兩個酒窩”，這是中國人的審美觀。中國人對自然現象的內心感觸、對客觀世界的心理感受也對語言的使用有所影響。例如：

描寫一個正面人物，常常說“他‘紅’光滿面”，而形容一個人心狠手辣，就說他太“黑”；

說大家正在關注的事情或流行的時尚，用“熱”，什么“漢語熱”“計算機熱”等等。

形容一個人匆忙的樣子，說“風風火火”，說一個人待人不熱情，就是“冷若冰霜”。

中國人的等級觀、尊悲觀、家庭觀、婚姻觀、交友觀、鄉土觀、消費觀、價值觀、審美觀，以及中國人的民族心理等等，決定了中國人“為什么這么說”，而理解中國人“為什么這么說”的含義，也必須知道中國人的這些民族觀念和心理特征。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和民族心理特征，構成了文化因素體系和文化大綱的基本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