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文化因素教學

論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文化因素教學

[摘 要]目前對外漢語教學領域語言與文化的密切關系已經得到了充分認識，文化教學大綱也即將出臺，但針對初級階段文化因素的教學的必要性及重要性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這勢必會對留學生跨文化交際造成影響。文章試從對外漢語初級階段的文化因素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原則等方面進行闡述，以期引起人們對初級階段文化因素教學的重視，更好地指導教學。[關鍵詞]對外漢語 初級 文化因素 教學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現在近二十多年的時間，我國對外漢語教學界已經就語言教學中融入文化教學達成了共識，目前文化教學大綱也正在醞釀中。縱觀目前的對外漢語文化教學，在中高級階段一般都有相應的文化課程教學安排，而在初級階段，很多人認為學生所學的漢語知識是簡單而有限的，在這些有限的語言知識里似乎沒有特別的文化需要介紹，如刻意在教學中導入文化因素，又會因為學生語言水平的限制而很難做到。針對上述認識誤區，筆者試從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的文化因素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原則等方面來一一闡述，以期引起人們對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文化因素教學的重視，以便更好地指導教學。

一、教學目標

（一）對“初級”的界定

《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對“初級”的界定:根據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漢語水平考試部于1995年頒布的《漢語水平等級

標準》界定的“五級”的體系來看，初級水平與一、二級相對應，即完成了一、二級的學習，學完了“普通話全部聲、韻、調，甲乙兩級詞3051個，甲乙級漢字1604個，甲乙兩級語法252項”就達到了初級水平。

《國際漢語能力標準》對“初級”的界定則是:根據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2007年5月頒布的《國際漢語能力標準》界定的“五級”標準來看，初級水平與一、二級相適應。完成二級的學習，所需要達到的漢語能力要求是:能基本讀懂與個人或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熟悉而簡單的語言材料。能就常見話題以較簡單的方式與他人溝通，介紹自己或他人的基本情況，有時需要借助肢體語言或其他手段的幫助。

（二）對“文化因素”的說明

“文化”范圍極其寬泛，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是文化，而我們平時腦海中文化的概念——經史典籍、典章制度、政治思想、歷史地理之類，這些都是所謂的“大文化”，這些大文化對于對外漢語初級階段的學生來說，的確是不必要的。然而，文化所包含的不僅僅是這些“大文化”，還有一些諸如行為方式、技巧及民族風俗習慣等蘊藏在語言中的“小文化”，為了與大文化相區分，我們經常稱它們為“文化因素”，取用這個文化概念，“那么在初級的對外漢語教學中就不是‘無文化可言’了。從某種意義上講，任何語言形式，都能負載一定的文化內涵，語言形式只有賦予它一定的文化內涵，才是有意義的”①，對初級階段的學習者來說，學習文化

主要是指學習這種“小文化”，“文化因素”。

（三）教學目標

早在1993年，前國家教委主任朱開軒在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談論會上就指出：“對外漢語的工作重點就是傳播漢語，漢語教學要聯系中國文化，要圍繞漢語教學去有效地介紹中國文化，溝通與世界各國的關系。”這一具有行政力度的呼吁其實就給當時的對外漢語教學中文化理論研究和文化教學指明了方向，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的重點就在與溝通與他人、他國的關系，進行跨文化交流。從初級階段留學生的實際情況來看，留學生初到中國，進入一個不同的社會環境，必然要經歷一個文化適應過程。布朗在《語言學習與語言教學的原則》一書中將文化適應過程分為四個階段:①新奇興奮階段(即“蜜月期”);②文化沖擊階段;③緩慢起伏的恢復階段;④基本或完全適應階段。②一般來說，適應目的語文化的過程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初級階段的學習過程通常也是一學年。剛到中國的留學生在初級階段的漢語學習過程中，同時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文化適應過程。在初到異國的新奇、興奮之后，處于完全陌生的社會環境下，留學生開始遇到各種困難。他們在學習、生活中，都必須與目的語國家的人進行交際，他們面對著由于文化差異導致的交際規則、思維方式、行為舉止等的不同，受到強烈的文化沖擊語言能力的限制致使他們不能順暢地進行交流，加之沉重的學習壓力，處于文化適應過程第二階段的留學生極易產生挫折感甚至對目的語國家的反感。在這個階段，適當的文化教學能夠緩和文化沖擊，提高留學生的語言能力和交際能力，幫助他們樹立信心，減少挫折感，從而使他們順利渡過困難重重的第二階段。

從文化適應過程的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過渡至關重要。對于零起點的學習者來說，這個關鍵的過渡時期中，他們仍處于語言學習的初級階段。在第二、第三階段之間存在著一個門檻，如果學習者能夠順利過渡，就能夠完成大量的學習任務并掌握基本的語言交際技能，進行更高層次的第二語言學習;反之，則會徘徊不前，倍感困惑，很難在語言學習上有所突破。因此，第二語言教學的初級階段就成了幫助學習者克服文化休克的關鍵時期，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目的語的教學可以減少學習者由于語言能力限制而產生的隔閡感;而文化因素的導入更可以使學生學習到更有效、全面的語言知交際文化。因此在初級階段語言教學中文化因素的介紹是為了培養學生使用他所學的語言進行交際服務的，此階段文化因素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和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

二、教學內容

文化內容十分復雜，不同的文化內容彼此交織，相互滲透，將什么樣的的文化因素融入到初級階段教學中是一項龐雜的工作，對外漢語界前輩們在相關方面已經做了很有意義的探索，值得借鑒。胡明揚（1993）專文研究了文化因素問題，認為特定的自然環境、物質生活條件、社會和經濟制度、精神文化生活、風俗習慣和社會心態以及認識方式等六個方面受文化因素影響比較明顯，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應當優先考慮。

陳光磊（1992）提出四種文化導入方法，從漢語語言本身角度還提出將文化分為“語構、語義和語用文化。

魏春木、卞覺非（1992）采用文化理論跟實際需要相結合的方法，將文化大致氛圍文化行為和文化心理兩大部分，并別細分成114項具體的文化項目。

趙賢州（1992）列舉了交際文化的12個方面，認為“第二語言教學必須考慮同步進行第二文化導入”。

盧偉（2005）將中國文化分成10個總類，即：社會交際、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社會結構、教育、時間觀念、空間觀念、價值觀念、象征觀念、健康。再將它們分布為31個子類，共涉及大約190個文化點。

張占一（1992）認為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交際文化和知識文化，交際文化指的是那種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進行交際時，直接影響信息準確傳遞（即引起偏差或誤解）的語言和非語言的文化因素，所謂知識文化，指的是那種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進行交際時，不直接影響準確傳遞信息的語言和非語言的文化因素。

上述不同的分類方法基于不同的出發點，適用于不同的目的，在某些方面有異曲同工之處。筆者認為按照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的分類適用于教學。根據上文中提到過的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的目標及留學生實際情況，在初級階段跨文化交際理解的問題最為突出，文化因素主要以交際文化存在（當然也有少量的知識文化存在），主要反映在有關生活習俗范疇，到了中、高級階段交際文化因素就轉

入“具有濃重文化色彩的詞語”為主的范圍，具體地更多反映在成語典故、警句格言、新詞語、習用語、隱喻、簡稱、縮略語等方面。拿最簡單的打招呼來說吧。中國人見到熟入打招呼除了說“你好”之外，更多的是說“吃飯了嗎？”“到哪兒去？”“干什么去？”等等。可在歐美文化中，這些屬于個人私事，不屬于問候語。諸如此類涉及生活習慣、風俗的說法以及有關的非語言交際行為和現象，這些屬于交際文化的方面，都是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的重點。

魏春木﹑卞覺非將文化大致氛圍文化行為和文化心理兩大部分，這種分類與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有些不謀而合，這里的文化行為是基于學生的實際交際需要而產生的，文化行為現象反映在初級階段也最為突出。文化行為根據學生的實際交往介入與否可再細分為介入性文化行為項目和非介入性文化行為項目，把學生能夠介入的文化內容劃分為介入性文化行為項目，如打招呼，約會之類；而把學生不能介入的文化內容劃分為非介入性文化行為項目，如中國家庭消費等，當然這樣的劃分也是根據學生實際交際需要，從淺到深的考慮。

綜合諸人觀點，在初級階段筆者認為可以主要依次導入：屬于滿足生存需要、屬于表達時空意義、屬于保持人際觀點、屬于表示感情態度、屬于家庭生活、屬于娛樂活動、屬于情愛婚姻、屬于社會責任、屬于人生價值觀念、屬于自然觀的。

三、教學原則

前文已分析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的教學目標及內容，為使學生更有效理解和掌握必要的文化知識，教師在進行文化因素教學時應該遵循以下幾條主要原則：

（一）交際原則

根據語言的交際功能，以及文中提到初級階段文化因素教學的目標就是為了培養和提高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避免學生使用語言交際時產生障礙。因此遵循交際原則就是要在語言教學中教授容易使學生在理解和使用語言知識時會產生交際誤解或者可以直接導致無效交際的語言文化知識。魯健驥教授在《對外漢語教學基礎階段處理文化因素的原則和做法》一文中就提到“特別在基礎階段介紹中國文化，有兩個側重點不可不注意，一是要側重介紹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那些“活”的文化習俗，而不必介紹那些已經過是的、古代的、傳統的、或在現實生活中已極為少見，對外國學生與中國人的交際沒多少實際價值的文化習俗；第二個側重點是介紹有普遍意義的，有一定文化教養的中國人（例如知識分子層）身上反映的文化習俗。這兩點就是指文化教學的交際性，所教授的文化內容在留學生實際交際中要立竿見影地發揮作用。③

（二）對比原則

對于外國留學生來說，漢語與中國文化是陌生的，因此在學生語言習得過程中會自覺不自覺地存在一個文化對比環節，因此教師在教學之前要充分把握好這一點，首先要明確確立一個中外文化參照體系。如從歐美學生的角度來看所學漢語的文化，教師首先就要從中

西方相比較的角度來確立對歐美學生進行語言文化導入教學的范圍和內容。在教學大綱中注重對比兩種語言所承載的文化背景的相同點與不同點，課堂上一定要讓學生清楚兩種文化知識與文化背景的不同點，避免學生想當然的文化認知錯誤。

（三）適度原則

這里說的適度首先是要根據教學任務與目標，明確文化因素教授的內容是否適應具體教學的需要，適當地導入為實現教學目標所必須要導入的文化內容，而不是不顧學生接受能力或實際情況采取填鴨式的教學。適度的標準是根據教學內容與教學進度制定的，有針對地解決當前語言教學中出現的文化障礙，并在講解中適當地延伸一下文化背景介紹，以便掃清目前或近期遇到文化交流障礙。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底蘊尤其豐厚，即使是地道的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掌握也是有限的，因此缺乏適度性，盲目寬泛或是過于深入式地文化導入必定會占用過多的教學時間，而且也很可能超出了學生能夠授受并理解的范圍，反而引起學生對漢語學習的畏懼感。

（四）準確原則

在對外漢語教學課堂上教師應該對教材上的內容以及教授給學生的語言文化知識有準確的理解與充分詳實的教學依據，不能因為漢語是自己的本民族語就在課堂上一些文化現象“想當然”的解釋。往往我們認為最常見的事情，對于外國留學生來說理解起來最難，而真正想讓他們弄懂給他們解釋時，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不準確，這就需要教師要有文化的敏感力，并且要善于總結，準確地將中國文化獨特之處闡述出來。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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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占一.談談漢語個別教學及其教材[j]．語言教學與研究，1984，（3）

[3]張占一.交際文化瑣談[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2，（4）[4]趙賢州.關于文化導入的再思考[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2，（3）

[5]陳光磊.語言教學中的文化導入[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2，（3）

[6]陳光磊.關于對外漢語課中的文化教學問題[j]．語言文字應用，1997,（1）

[7]魏春木、卞覺非.基礎漢語教學階段文化導入內容初探[j]．世界漢語教學,1992，（1）

[8]魯健驥.對外漢語教學基礎階段處理文化因素的原則和做法[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0，（1）

[9]林國立.構建對外漢語教學的文化因素體系——研制文化大綱之我見[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7，（1）

[10]盧偉.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研究述評[j]．世界漢語教學，1996，（2）

[11]盧微一.論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闡釋[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4，（1）

[12]婁毅.關于ap漢語與文化教材文化內容設計的幾點思考[j] ．語言文字應用，2006，（6）

[13]林國立.對外漢語教學中文化因素的定性、定位與定量問題當議[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6，（1）[14]h.n.brown.principles of language and teaching,beijing[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15]陸儉明.漢語教員應有的意識[j]．世界漢語教學,2005，(1)[16].梅立崇.試談陳述性文化知識和程序性文化知識[j]．漢語學習1994，(1)[17].孟子敏.交際文化與對外漢語教學[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2，(1)注釋：

①魯鍵驥 對外漢語教學基礎階段處理文化因素的原則和做法 《語言教學與研究》 第38頁 1990年第1期

②h.n.brown，principles of language and teach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p.227.③魯健驥(1990)對外漢語教學基礎階段處理文化因素的原則和做法 《語言教學與研究》第1期38－39 作者簡介：

陳麗芬:（1981—），女，湖北武漢人，碩士，上海電機學院教師。研究方向：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基金項目：

上海電機學院青年教師科研基金項目資助（09c208）

第二篇：淺談初級階段對外漢語諺語教學

漢語國際教育碩士（www.tmdps.cn）

摘要

漢語俗語是語言語匯的重要部分，有著豐富的文化意義。諺語是俗語的一部分，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有著較高的實用頻率，它簡潔、生動、有趣。把諺語引入對外漢語教學，對滿足外國留學生提高漢語實際交際能力很有必要。本文結合筆者的教學經驗探討了初級階段諺語教學的必要性和教學策略。

1“俗語”的界定 2諺語教學現狀

3諺語教學的重要性及策略

對外漢語 關鍵詞

初級階段

諺語

《國際漢語研究論叢》

（一）

第三篇：論文化因素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作用

漢語國際教育碩士（www.tmdps.cn）

摘要

本文結合國家漢辦2007年底出版的《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對文化意識內容的規定，簡單總結了對外漢語教學涉及的文化因素，并從學生學習和教師教學兩個角度，闡述了其在對外漢語教學涉及的文化因素，并從學生學習和教師教學兩個角度，闡述了其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六大作用。希望通過對這些作用的分析，能引起對外漢語教學中對文化因素應有的重視，從而更好地幫助留學生學習、掌握和運用漢語，促進對外漢語教學的發展。

關鍵詞

文化因素；文化休克；學習興趣；交際能力；知識結構；教學效率

0引言

1對外漢語教學中文化因素的內容

2文化因素教學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作用

3結束語

《首屆北京地區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生學術論壇文集》

第四篇：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

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

郭海玲，云南師范大學08級漢語國際教育方向教育碩士

摘要：語言與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應有效的導入文化教學，以加深學習者對漢語言準確地理解，提高漢語交際能力。文化的導入應該注意循序漸進，同時在適當的階段加強文化導入的深度和廣度，以求在語言教學的同時，有效傳揚中華文化，改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國文化的嚴重“逆差”。關鍵詞：語言教學 文化意識 交際

當今的世界，全球化是一個仍在不斷發展的現實。最早從經濟領域開始的全球化，從上世紀80年代末逐漸向社會、文化領域蔓延。其在社會、文化領域中主要表現為“不同民族的全球流動性（通過移民、旅游和外籍勞工）和技術標準的全球性統一。”1 高度發達的現代交通、通訊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對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全球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世界各國不再是孤立發展、遙不可及的，它們像處于一個龐大網絡中，人們在網絡中能很容易的交流、溝通、流動。在這樣的背景下，跨文化交際成為普遍現象。一門語言的傳播程度歷來都與國勢盛衰緊密相連。自20世紀末以來，中國經濟的騰飛、綜合國力的增強不知不覺間促進了漢語的推廣。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有能力走出國門，到世界各個角落游歷、求學或工作，他們把漢語和中國文化帶到了國外；同時，世界的眼光也被中國的迅速崛起所吸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萌生對中國的興趣，對漢語的興趣，他們想掌握漢語，以便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機會。國外某某學校開始開設漢語選修課的消息不斷傳來，而中國也對漢語熱做出積極的回應，開始向世界推介漢語言和中國文化。從2004年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漢城成立至今，全世界已經有三百多所孔子學院和近三百個孔子課堂，覆蓋了全球近88個國家和地區。如何更有效的推廣漢語及其中國文化，如何幫助漢語學習者掌握漢語，并最終能用漢語在工作、生活中進行成功的交際，在教學中如何處理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的比重，這些是對外漢語教學實踐中無法回避的問題。

一、語言教學的成功離不開文化教學

語言教學必須包括文化教學，這是由語言和文化的關系決定的。語言和文化的關系在學界早已達成共識。語言是文化的符號，是文化的載體，一個民族的語言反映了該民族的特征，不僅包含著“該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蘊藏著該民族對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2 語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水乳交融的關系。文化在語言中的滲透極為普遍，中國文化對于漢語的滲透尤其如此，在語音、文字、詞匯、甚至語法中都可發現語言的影響力。漢字包含著豐富的文化信息，如“天”字，下方的“大”是一個正面斜展雙臂的人形，上方的“一”指示人的頭頂，在這個字中，天的概念和人的概念聯系在一起，體現的是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漢語中表達思想、感情的詞多從心旁，如忘、想、憶、愿、怨、愁、恕、悅、慍、忍等，這反映了中國古人在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中認為心是思維、感覺的器官。漢語中大量的詞語反映了中國文化獨特 張庭偉.解讀全球化：全球評價及地方對策.[J]城市規劃學刊 2006.5.2 鄧炎昌.語言與文化pp.159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 1989 1 1 的方面，有關于歷史、地理、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習俗等方面的, 有來自文學作品、文化典籍、宗教文獻和民間口語的。這些詞，在詞典中的解釋由于受限于篇幅，要么過于簡單、籠統，要么就是沒有收錄進去，在教學中如果不對其產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內涵加以解釋，是很難理解的。如中國人自稱“不才、老朽、鄙人”等；稱自己妻子為“賤內、拙荊、糟糠”；稱自己的兒子“賤子、犬子”；而稱自己的見解為“淺見、陋見、謬見”，自己的著作則為“拙著、拙文、拙作”。這些在教學中都應和學生解釋清楚，并不是自己的見解、作品真的不好，也不是自己真的無才，妻子真的笨拙下賤，或者養了只狗并視之為子，而是和中國文化中視謙虛為美德，對謙虛的尊崇有關的。有些國人皆知的說法，但在詞典中查不到的，是學習者的難點。如“東西”一詞。曾有母語非漢語的老師示范“這是東西嗎？”的否定式。甲老師指著自己問：“我是東西嗎？”乙老師搖搖頭說：“不，你不是東西。”甲老師又指指乙老師問：“你是東西嗎？”乙老師搖搖頭說：“不，我不是東西。”像“不是東西”這樣的慣用語，在學習中不把它的內涵講情楚，到時只會造成交際中的尷尬。所以，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對于文化詞語，詞典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更多的是需要老師就學生的程度，進行有針對性的、有效的文化概念的解釋。

語言教學中必須導入文化因素，這是由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語言運用能力決定的。衡量語言教學成功與否的最終標準就是能否用目的語達到有效的交際目的。文化在語言中具有很強的滲透性，想要用一門語言實現成功的交際，是離不開目的語文化意識的。建立、增強學習者目的語文化意識，可以提高學習者的語用能力，使他們不但說得對，還能說得得體。可以說，文化意識對于成功的交際至少起著和語言能力同等重要的作用。對目的語文化了解得越多，越能促進語言交際能力的發展，語言就越得體。英國語言學家尼爾.史密斯在論及語言的交際模式時說，言語交際的基本模式包括下列說話人和聽話人共知的因素：1.一套

3語言知識;2.一套非語言知識和信念;3.一套推理規則。史密斯的話準確地揭示出語言交際不僅僅需要共知的詞匯和語法，還需要有共知的文化語境，即對某一特定文化的社會規范和習俗的了解和認同。文化差異可能對語言信息的獲得產生負面影響，造成交際障礙。例如：A:你最近怎么樣？B:簡直把我忙死了。A:看來你是個大忙人嘍！B:瞎忙，沒忙什么。4這個對話的詞句都很簡單，但在非本族語的學習者看來,A說話卻是自相矛盾的。其實這樣的表達在漢語中很多，本來是花了很大功夫寫了一篇文章，卻要說“胡亂湊了一篇”，準備了一桌豐盛的美食招待客人，非要說“簡單的吃點吧”。表現的是一種謙虛的態度。因為忙通常和成就感聯系在一起，越忙就顯得成就越大，所以回答“瞎忙，沒忙什么”謙虛地表示自己所忙的事沒什么大不了的。

語言中穿插文化的學習還可以增強語言學習的興趣，提升學習效果。如漢字的學習。漢字大部分都是由兩個以上的單位構成的，具有可拆卸性。對于母語非漢語的學習者，漢字是最難學最枯燥的部分，但若在漢字教學中穿插進一些文化內涵的介紹，或者利用漢字的可拆卸性作一些猜謎游戲，既可增加趣味性，也可帶來良好的教學效果。如在講“合”字時，可以穿插劉義慶《世說新語》中的這個故事：

人餉魏武帝一杯酪，魏武啖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復何疑？”

楊德峰.漢語與文化交際 pp.134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楊德峰.漢語與文化交際pp.1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

相信這樣的故事會讓學習者充分領略漢字的魅力，每一個筆畫都不再是沒有意義的別扭的線條了。

二、弘揚中國文化，改善“文化逆差”

在孔子學院以雨后春筍般的速度在世界各地紛紛落成之時，在世界似乎掀起了漢語熱時，我們有必要對漢語國際教育教學實踐中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的狀況作一個總結。漢語國際教育的目的應該由兩部分組成：推廣漢語，推介中華文化。可在多數的對外漢語教學中，語言教學實際上成了唯一最終的目的，文化教學僅只作為語言教學的輔助，沒有明確的作為教學主體。在對外漢語教學實踐中，文化傳播的深度和廣度都是十分欠缺的。誠如一位學者所言：“孔子學院僅僅還處在教漢語、太極拳的階段，這些當然也是中國文化，但僅僅是‘術’，還不是‘道’。西方文化進入中國，首先就傳播他們的價值理念，我們當然也應該傳播我們的理念。”5據統計數據顯示，多年來我國圖書進出口貿易大約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圖書主要是到一些亞洲國家和我國港澳臺地區，面對歐美的逆差則達100：1以上。2004年，從美國引進圖書版權4068種，輸出14種；從英國引進2030種，輸出16種。在電影業，影片出口的逆差更不用說了。中國已躍升為白色家電的最大出口國，而在文化產品方面卻面臨巨大的逆差。以儒釋道為思想精髓的中國文化包含有很多優秀的元素，如孔子的“仁者愛人”，老子的“道法自然”等，這些優秀的元素也越來越受到西方哲學家的推崇。如西方人一直崇尚的是人對自然的征服，可面臨工業的高度發展給我們居住的地球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而人們也一定程度上嘗到了自己種下的惡果之時，很多西方學者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文化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自然觀。我們在為祖先的智慧驕傲的同時，有責任把優秀的文化傳揚出去，真正使世界了解中國、喜愛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課堂就是傳揚中國優秀文化的最佳平臺。

三、文化教學的途徑

文化信息可隨文講解。在學習具體語言點的過程中，如漢字、詞匯的學習中，穿插進與之相關的文化內容，使學習者對語言及使用的場合有更深地了解，使抽象的語言符號更加形象、更具文化意義。導入的目的語文化的知識要力求實用性、趣味性，以便能對學生的日常交際提供指導，尤其對于初級階段的學習者來說。如打招呼是初學一門語言時較早學習的內容。在學習者已經學會“你好！”以及一天中不同時間的招呼方式，如“早上/中午/下午/晚上好”之后，就可以適時引入現實生活中老百姓常用的招呼方式“吃了嗎？”和“去哪兒呢？”初來乍到的西方人聽到這樣的招呼，常感困惑，會想“難道對方想請我吃飯？去哪兒是我的事，干嘛要這么八卦呢？”當他回答“還沒吃呢？”正等著對方發出邀請，卻再也沒有下文了。這樣的問候方式，在對外漢語教材中不會出現，但在現實生活中是中國老百姓的常用語，為了避免將來交際中不必要的麻煩和誤解，應該向學習者解釋清楚，這兩種問候方式和“你好”的功能是一樣的，無論你吃了、沒吃，對方都不是真的在意，而對于“去哪兒呢？”這樣的問題，也無需太敏感，你可以籠統的回答“出去”或“回去”，這樣也不會真的觸犯個人的隱私。

導入文化信息時，適當將中國文化與學習者的本族文化進行對比，增強文化意識、提高語用能力。例如在講“朋友”一詞時，若學習者來自英語國家，可以對比一下中西方文化對朋友的理解。在西方文化中，個人利益是首位的，比起自 5轉引自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19/10596758.html

己來，朋友是次要的。如“Love your friend but look after yourself”（愛朋友但要照顧自己），“Hunger knows no friend”（饑餓不識朋友）, “Never catch at a falling knife or a falling friend”（千萬不要接正在掉落的刀或落難中的朋友）。但中國文化強調集體觀念，個人利益排在國家、集體、家庭、朋友利益之后。友情重于個人利益已成為公認的道德觀,君子必須有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因此，漢語中有這樣的諺語：士為知己者死；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習俗方面，不同文化間的差異也很明顯。就拿狗來說，狗在漢語中是卑微的動物，和狗有關的詞大都含貶義，如狼心狗肺、狐朋狗友、狗腿子等。諺語中狗的形象也不好：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來；好狗不擋道；狗改不了吃屎；牛眼看人高，狗眼看人低。而在西方英語國家中，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吃狗肉被看作野蠻人的行為。有關狗的諺語，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語言的影響含有貶義外，都是褒義的。幸運的人被稱為“lucky dog”，還有諸如“Every dog has his day.”（人人皆有出頭日）；“Love me, love my dog.”（愛屋及烏）；“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學不了新東西）等等。

導入文化信息時，還要注意循序漸進，不能貪多求全，畢竟，文化意識的培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另外，教師在介紹文化信息時，應注意系統性原則，能將散落在教學中的相關的知識點聯系起來，啟發、引導學生感悟新知，思考文化現象背后深層的思維習慣、行為模式、道德觀念等。除了隨文講解之外，高級階段的學生應該開設專門的文化課，系統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文化課中適當選取中國文化的典籍進行研讀。

在語言和文化的習得過程中，文化環境的構建是很重要的。除了課堂學習，要鼓勵學生多與當地人接觸，積極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乘車、購物、看電影、看喜劇、做客、聚會、宴請、旅游、參觀博物館等，真正沉浸在中國文化中，從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感悟中國文化。在中國學習漢語，有現成的最佳的文化環境。可是，現在越來越多的漢語課堂設在國外，在非漢語環境下學習，學生沒有真實的、直觀的語言環境來強化和擴充課堂所學，給教學帶來很大的障礙，構建有利于教學的環境顯得尤其重要。可以設計有中國特色的教學環境，如對教室進行適當的裝飾，可以用諸如中國的剪紙、窗花或中國結等，在教室中提供一些中國特有的娛樂項目如象棋、跳棋、毽子等；課間播放中國音樂等。每逢中國傳統節日，可以在教室里通過圖片、圖像等方式介紹相關的習俗，并模擬傳統的慶祝方式。還可以創設漢語角、組織漢語晚會、中國文化知識競賽等，鼓勵學習者學習中國文化，提高語言學習的興趣。在教學中教師可以采用目前較為新穎的“體演式”教學法，將文化具化為一些具體場景，讓學生在體驗中學習。也可以通過影視作品，觀察人們思維方式，行為習慣的差異。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應始終堅持文化的導入，這是語言學習的需要，也是最終能進行成功交際的需要。今后的教學中還應加強文化教育的深度和廣度。對外漢語教師應注意提高自身傳統文化的修養，始終堅持語言和文化并重的策略，不僅成為語言的教授者，更要成為文化的傳播者。

工作單位：昆明理工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 65009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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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研究

河南省高校對外漢語教育中的文化因素研究 對外漢語教學的意義

在希臘人眼里，語言是文明的標志。語言與文化，是人類思想史上一個古老而又年輕的課題。在當代人文科學的研究中，語言的文化功能正受到越來越廣泛、深入的關注。語言是人類最主要的交際工具。使用本族語的各國內部是這樣，作為國際交流媒介的“外國語”也是這樣。在當今這個變得越來越小的世界上，各種語言的使用范圍，常常跟一個國家、民族的國際地位密切相關。因此，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非常重視向世界推廣自己的語言，以增進與其他國家的了解和各方面的交流。對外漢語教學事業的作用，也在于此。

我國的對外漢語教學事業已經度過了40多個春秋。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不斷擴大，世界上學習漢語的外國人也越來越多。國外學漢語、使用漢語的人數也在激增。

但在實際的漢語教學中，我們遇到很多困難，尤其是文化方面。“文化”是對外漢語教學中的難點和重點,它如同“瓶頸”一般,制約著外國學生漢語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外國學生覺得漢語難學,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不了解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那么應如何加強文化因素的教學呢?我們認為,可以比照、借鑒兒童學習母語文化的方法、途徑,從中找到一條適合外國人學習目的語文化的方法和途徑。在兒童學習母語文化的過程中,父母長輩會向他們傳授本民族的文化,其本身也具有接受、容納這種文化的心理和生理機制。我們認為,要提高課堂的教學效率,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不僅要加強課堂教學本身,而且還要加強整個對外漢語教學四大環節的有機配合。

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

漢語語音中的文化積淀（漢語的音節構成要素，漢語的音律）

漢語是一種很講究音樂性的語言。漢語的句子組織在語法規律之外，還有著音節平穩的規律。無論駢文、散文、口語都是如此。雙音節的平穩，發展到以雙音步為基礎的詞組節律平穩。例如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凡植物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由于音節整齊，所以古文不用標點符號也能使人自然斷句，明了意義。漢語的音樂性比西方語言突出，這種音樂性絕不是文學作家人為地創造出來的，而是人民大眾在口頭語言中自然形成的。它說明漢族人習慣堆砌一連串的詞組來表達復雜的思想，用詞組的語詞之間的先后順序和一個個停頓來啟示語法脈絡。音樂性與順序性組合，顯示出漢語語法的簡易性和靈活性。

漢語的語音還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單音節重復成為重音，二是單音附加成為附加語詞的相屬連語，三是單音分合成為合音或雙聲疊韻，四是單音變化成為平仄。

漢語語法中的文化習慣（漢語語序的安排，漢語的重話題現象）在語法系統，陳述性文化知識主要指漢民族樸素的辯證的整體觀念和發達的直觀體悟的具象思維相適應的漢語的意合特點。漢語句法組織上主體意識性強，重“意”不重“形”，形式上框架簡明，沒有繁多的標記，表意上卻十分靈活，富于彈性。像漢語的詞多跨類與活用，虛詞與詞序在句法組織上具有重要作用，有的句子成分常省略或移位，以及大量的流水句等，大都是漢語語法的意合特點的體現。

漢語的特點也在文學語言中有典型表現。例如漢語以名詞為重點，造句中可以有不用動詞的名詞句。由于名詞比動詞更具體形象，狀景抒情特別適宜。如“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用名詞句組合意向，音調鏗鏘，有獨特的表現力。

語序和虛詞是表示語法意義的重要手段。漢語沒有英語、俄語等印歐語言那樣的形態標志和形態變化，也沒有日語那種格助詞，主要借助于虛詞和語序的變化來表示語法關系和語法意義。人們在遣詞造句時，詞語必須按照一定的詞序排列。語序就是詞與詞組合時的先后順序。漢語的基本語序是：主語在謂語之前，賓語在述語之后，修飾語在中心語之前，補語在謂語中心詞之后。在漢語中，語序改變了，結構關系和意義也會隨著改變。如：

大大的眼睛（偏正關系）→眼睛大大的（主謂關系）工作努力（主謂關系）→努力工作（偏正關系）轉播中斷（主謂關系）→中斷轉播（述賓關系）早來了（偏正關系）→來早了（述補關系）

以上的詞組雖然構成成分相同，但語序不同，表達的語法意義也就不同。漢語是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形態變化的語言，漢語的結構關系更多地不是靠形態變化來表示，而是靠語序來決定的。

虛詞在語言的組合中起聯系作用，虛詞的有無和不同虛詞的運用可以形成不同的結構關系，表達不同的語法意義。如：

小王這個孩子（復指關系）→小王的這個孩子（偏正關系）市場繁榮（主謂關系）→市場的繁榮（偏正關系）蒸饅頭（述賓關系）→蒸的饅頭（偏正關系）我的父親（偏正關系）→我和父親（聯合關系）

以上詞組添加了“的”或將“的”換成其他虛詞，詞組的結構關系和結構意義都發生了改變。而有時某些詞組加入虛詞后，結構關系雖然未改變，但語義卻發生變化。例如：

北京飯店→北京的飯店 孩子脾氣→孩子的脾氣 阿Q性格→阿Q的性格 十斤鯉魚→十斤的鯉魚

這些詞組添加“的”后，詞組的結構關系仍然是偏正結構，但是語義卻不同，如“北京飯店”本來是專有名詞，特指某一家飯店，添加“的”卻變成遍指所有在北京的飯店。可見在漢語里虛詞也是一種比較重要的語法手段。復合詞、詞組和句子的構造方式基本一致 復合詞、詞組合句子是不同層級的語法單位，盡管這三者存在著等級和功能的區別，但從構造上來看，它們是一致的。

復合詞內部語素與語素之間的構造關系與詞組的構造關系基本一致，如詞組有聯合、偏正、述賓、述補和主謂五種類型，復合詞也有聯合、偏正、述賓、述補和主謂五種類型。例如：

結構關系

復合詞

詞組

主謂關系

氣喘

氣息微弱 聯合關系

聰慧

聰明能干 偏正關系

小學

小型設備 述賓關系

美容

美化校園 述補關系

說明

說得明白 歷史語法學的理論告訴我們，今天的詞法就是昨天的句法。現代漢語的許多復合詞，在古代曾經是詞組，如：學習，風雨，矛盾等。漢語的詞組構造與橘子的構造也基本一致。從理論上說，漢語中的自由詞組加上句調就可以單獨成句，如“你走！”、“去游泳？”。因此，詞組合句子在結構上的一致性非常明顯。例如： 結構關系

詞組

句子

主謂結構

色彩鮮艷

這件衣服的顏色很鮮艷。偏正關系

美麗校園

多么美妙的音樂啊！詞類與句法成分沒有對應關系

印歐語中詞類的功能比較單純，詞類與句法成分之間存在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名詞只能作主語和賓語，動詞只能作謂語，形容詞只能作定語和補語，副詞只能作狀語。但漢語里詞類與句法成分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除了副詞主要作狀語、區別詞主要作定語外，其他詞類都可以充當多種句法成分。例如名詞除主要作主語、賓語和定語外，還可以作謂語和狀語；動詞主要作謂語外，還可以作定語、主語、賓語和狀語。

漢語詞匯中的文化內涵（漢語詞的最基本的構成形式與漢文化，漢語詞的單雙音形式變化與文化意義內涵的變化，漢語詞的構造形式與概念表達方式）想要講清楚漢語，我們自己必須先了解漢語和其他語言的區別在哪里。現代漢語詞匯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音節角度上，雙音節詞占絕對優勢。

第二，使用頻率上，單音詞占一定的優勢，而且在高頻詞語中單音節更占優勢。第三，構造規律上，構詞語素以單音節語素為基本形式，構詞方法多種多樣，但復合法是構詞的主要方式。

第四，發展趨勢上，有明顯的雙音化趨勢。同時，在中國兩千五百多年前的民間歌謠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人們用眾多的同義詞的銜接來推進詩意，組織一個變化而又統一的世界的。例如《詩經·周南》的《關雎》一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詩歌中的關鍵詞“流”“采”“芼”，都是采集的意思，只不過“流”示其順流而采，“芼”示其有所選擇而采。又如《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詩中的“萋萋”、“莫莫”都是茂盛的樣子。古人將自己對世界萬象聚散離合、有機統一的理解，透過語義的匯通與條理固定下來。詞義系統成為人的世界藍圖，語言觀成為人們的世界觀的基礎。

漢語語法的一個基本特點是詞語的形式和功能都具有彈性。

重言可以伸縮。伸則單音不足以摹物狀聲而衍為二聲。如“關關”“洋洋”“茫茫”“呦呦”，或單詞硬疊傳神，如“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所以《詩經》“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傳》以單字解釋：“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縮則《毛詩序》中“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在后世詩人中成“周道蕩無章”（謝瞻《張子房詩》）。

連語可以伸縮。伸則《詩經·周南》“陟彼崔嵬”，《楚辭·九辯》“君不知兮可奈何”，縮則“崔嵬”疾言為“卒”（《詩經·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鄭玄箋：“卒者崔嵬也。”），“奈何”疾言為“那”。此外，“猶豫”單用為“豫”（《楚辭·九章》：“一心而不豫兮。”）。

語緩可以増字。例如《詩經·小雅·車攻》：“徒御不驚，大庖不盈”，王引之《經義述聞》視“不”為發聲。又如虞曰“有虞”，夏曰“有夏”，邦曰“有邦”，家曰“有家”，皆因一字不成辭，加“有”而為復音語詞。語急可以減字。例如古漢語中以“如”為“不如”，以“敢”為“不敢”等。《論語·顏淵》“吾得而食諸”，《史記·孔子世家》引作“吾豈得而食諸”。復語可以單義。顧炎武《日知錄》：“古人之辭寬緩不迫，如得失，失也；利害，害也；緩急，急也；成敗，敗也；異同，異也；贏縮，縮也；禍福，禍也；皆此類。”《馬氏文通》中指出：“古籍中諸名往往取雙字同義者禍兩字對待者，較單辭只字其詞氣稍覺渾厚。”可見，偏義復詞是語詞的彈性在“詞氣”作用下的結果。

漢語的詞在自身的組合和上下文中的組合中有很強的形式張力。這種張力是適應漢語組織中音韻協調的要求而起作用的。

漢語中有些詞是具有文化附加義的。例如“牛”，除“牛”的本義，“哺乳動物，身體大，趾端有蹄，頭上長有一對角，尾巴尖端有長毛。是反芻類動物，力氣大，供役使，乳用或乳肉兩用，皮、毛、骨等都有用處”（《現代外語詞典》）外，它還有不少引申義、比喻義、象征義，我們統稱為“文化附加義”。

第一：漢語“牛”可以作為這類動物的總成，不論再如何細分，只需在“牛”之前加一個限定詞素即可：黃牛、水牛、牦牛、公牛、小牛。但英語不然（雖然有個總稱cattle,其含義也是模糊的，也可以作為“牲畜”的總成）每種“牛”都有一個專名，而且在構詞上不帶總稱cattle，如bull(公牛)、cow(母牛)、calf(小牛)、buffalo(水牛)等。

第二：漢民族賦予“牛”很多獨具的文化內涵： A． 表示人的性格倔：牛脾氣

B． 表示人的頭腦不靈活：鉆牛角尖

C． 表示人自負：吹牛、牛氣、吹牛皮、牛兒 D． 表示數量多：多如牛毛

E． 表示力氣大：九牛二虎之力、牛勁兒 F． 表示勇敢：初生牛犢不怕虎 G． 表示無知：對牛彈琴 H． 表示默默奉獻：老黃牛、孺子牛

以上所舉八種喻義，是“cattle”(牛)所沒有的。或者說母語是英語的人對“cattle”這個詞，或其指稱的動物“牛”的喻意是受制于其母文化的。

漢字的文化性（漢字的讀音，漢字的結構和寫法）外國人對漢語和語言文字理解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漢語語言認識和對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理解的困難。

漢語的文字體制和漢語的特點有關。

西方語言是一種形態豐富的語言，它的語音形態提供了該語言詞法、句法、語義方面的較完整的信息，因此西方語言必然走拼音文字的道路。通過識讀拼音就可以全面掌握該字代表的詞形所反映的詞匯意義和語法意義。漢語是一種形態簡單的語言。漢語句子的詞法、句法、語義信息的大部分不是顯露在詞匯形態上，而是隱藏在詞語鋪排的線性流程中的。正如語言學家洪堡特所說：“在漢語的句子里，每個詞排在那兒，要你斟酌，要你從不同的關系中去考慮，然后才能往下讀。由于思想的聯系是由這些關系產生的，因此這一純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語法。”正是基于漢語認知的這種特點，漢字在表達口語的時候，不能不以象形表意為造字的首要原則，增強單字本身的信息含量，便于讀者從上下文的聯系中獲取語詞的確定信息。

漢字是表意體系的文字，它由形、音、義三個要素組成。漢字從商朝的甲骨文算起，已經有3000多年的歷史。但這期間，漢子的形、音、義統一的特點一直沒有變化。漢字數量多，結構復雜。拼音文字的基本單位字母的數量多是有限的，最多不過十幾個，而漢字的基本單位字的數目卻多得驚人。一般認為，漢字的數目累計起來應該超過5萬。同時，漢字的構造方式也多種多樣，結構單位也有一定的數量。

漢字具有很強的超時空性。由于漢字跟語音的結合部那么密切，而跟意義的結合更加密切一些，使得漢字更加具有超時空性，而語音隨著時代和地域而有很大的變化，文字就不能再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能準確記錄語音。

語言與文化

美國人類學、語言學學家Edward Sapir就指出，與其說人類生活在客觀世界、社會活動之中，不如說人類更大程度是生活在特定的語言之中。如果以為一個人可以不運用語言而使自己基本上適應現實，那是錯覺。因為“現實世界”是建立在語言之上的。Whorf（Edward Sapir的學生）則進一步認為語言體系本身決定了一個人在世界上發現什么以及對此有何想法。由于各個民族語言體系不同，導致不同的語言集團有各自特定的思想和認知方式，有根本不同的世界觀。如果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如果我們沒有能力進入和理解其他國家兄弟的認知和情感，全世界兄弟團結合作的理想就不會實現。

究竟什么樣的思想觀念、哪些心理特征、什么樣的生活方式以及哪些風俗使中國人形成了這樣的語言表達方式和表達習慣。以中國人的祝詞為例： “祝您健康長壽！”“祝你財運亨通！”“祝你步步高升！”“祝您工作順利！” 為什么說這些？中國人壽、富、貴、順的幸福觀使然。為什么說一個女孩子長得漂亮，是“一笑兩個酒窩”，這是中國人的審美觀。中國人對自然現象的內心感觸、對客觀世界的心理感受也對語言的使用有所影響。例如：

描寫一個正面人物，常常說“他‘紅’光滿面”，而形容一個人心狠手辣，就說他太“黑”；

說大家正在關注的事情或流行的時尚，用“熱”，什么“漢語熱”“計算機熱”等等。

形容一個人匆忙的樣子，說“風風火火”，說一個人待人不熱情，就是“冷若冰霜”。

中國人的等級觀、尊悲觀、家庭觀、婚姻觀、交友觀、鄉土觀、消費觀、價值觀、審美觀，以及中國人的民族心理等等，決定了中國人“為什么這么說”，而理解中國人“為什么這么說”的含義，也必須知道中國人的這些民族觀念和心理特征。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和民族心理特征，構成了文化因素體系和文化大綱的基本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