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錢學森之問的思考

關于“錢學森之問”的思考

1.什么是 “錢學森之問”

2005年7月29日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學森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就是“錢學森之問”，也有人把它稱為“世紀之問”。這是錢老關于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需要整個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

因“錢學森之問’，所問的是為何新中國的教育沒有育出民國大師級的人物來，這里我們有必要說一下民國。民國大家輩出，杰出人才燦爛星辰，一連串名字躍入眼中，文化上如魯迅、朱自清、胡適、郭沫若等，科學上如竺可禎、吳有訓、李四光、胡先嘯等.不勝枚舉、為何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里，我們沒有培養出民國時期那樣耀眼的大師呢？

諾貝爾獎1901年到2010年間一共有812位獲獎者，其中華人獲獎者有10位，分別為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析、朱棣文、崔琦、**十四世、高行健、錢永健、高餛。獲獎的812位獲獎者，除了一位中國政府不承認的1989年和平獎外，無一人是中國國籍。獲得自然科學類諾貝爾獎的8位華人中，只有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崔琦接受過新中國的基礎教育。崔琦1951年曾在北京讀中學，次年就到香港培正中學就讀，隨后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代表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的自然科學類獎的獲得者，可以說全都與新中國的教育無關。2.“錢學森之問”產生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杰出人才的培養匱乏引人深思，是什么導致了“錢學森之問”的局面？以下在三方面分析其原因。

一是長時間缺乏良好的大環境。經歷長年的戰爭，新中國百廢待興，當時主要的任務是鞏固政權和恢復經濟，后面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再后面是“文革”時期，一直到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這幾十年里，缺少一個培養人才和尊重人才的良好環境，國家沒有很好地重視知識分子階層人才的培養。甚至在“文革”中，需要周恩來總理牽頭做重要人物保護名單、民國走過來的大師在**中沒有受國家名單保護，很可能要受批斗之苦，那么那個時代如何培養創新能力呢？知識分子幾十年不能潛心修學，教育就出現很大的問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的培養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一位杰出人才的培養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沒有人才和教育的連續，一個國家要不斷涌現杰出人才是困難的。

二是長期不重視創新能力的教育。在高校層面上，教育評價有僵化的傾向，如進行職稱等的評定普遍依據論文數量和申請課題的多少，這其實并不是真正性的重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高校研究人員進行自由探索和導致抄襲等學術問題。中小學的教育在高考影響下功利化嚴重，談不上具有實質的創新教育，應試教育模式長期沒有改觀、國家推行“素質教育”及新課程改革，但事實是學生的負擔并沒減輕，在高考的壓力之下，很多教育改革沒有力量。且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基礎教育盛行灌輸的模式，應試中奉行標準答案，這直接扼殺了學生的自由想象創新的能力。三是推行的全面發展教育不利于杰出人才的生長。如學生進大學必須面對高考，需要在所有科目上均得到良好發展，這樣才能在高考中占據優勢，進入大學。在某一方面具有潛質的學生，在長時間的“全面發展”教育下很可能就逐漸泯然眾人。加德納的多元智能框架涵蓋言語/語言智能、音樂/節奏智能等九種智能。從此可以看出，人類成功可以在不同的智能上取得進步，杰出人才的培養也一樣，很少有人在所有方面都取得好的成績。著名科學家錢偉長在高考中數學、物理、化學和英文總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從沒學過，考0分，所幸靠著文科成績——中文和歷史兩個100分，通過了清華的考試。同樣的例子還有季羨林、錢鐘書進清華大學，放在今天是很難想象的事情。具有上面三位大師的潛質的人才，在今天有可能就埋沒此生。

綜合分析，可以看出這些原因都與政府層面的教育政策等有關系，政府對教育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在現代文明里，教育是離不開政府的，成功的教育也首先是政府在主導的。美國一位學者有這樣的話：政府是“一位長期的，也許甚至是永久的贊助者，他有時慷慨，有時漫不經心，有時十分冷淡，毫不在乎，相當反復無常和易變，片面地采取行動，從來不能完全依靠，總要仔細留神”。由此可見，政府的行為和策略在教育的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其對教育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則可使教育向前；若非正確的，則可能使教育停滯不前或者后退。所以，政府對教育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進行科學的規劃，造就良好的教育大環境，積極地推動教育向前發展是至關重要的。3.關于“大師級”的人才培養

所謂的杰出人才是具有創造能力的人才。按照哈佛大學榮譽校長陸登庭教授的話講，對于這類人才的培養應該是，從學生進入大學開始，在使他們很好地掌握現有的知識、信息和理論（這是任何學術研究的基礎）的同時，大學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使學生能夠成為參與解釋、發現和創造知識或形成新思想的人。創新能力是一種綜合能力，由各種因素相互聯系、相互制約而有機地組成。創新能力由知識因素、創造性思維能力和個性品質因素構成。創新教育是一種新型教育，它把教育看作是一個引導學生接受、消化、運用知識和信息，培養他們獨立思考能力和創造智慧的過程。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創新的一般能力，應當始終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知識放在首位。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礎理論，并且學會了獨立思考與工作，他必定會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些主要以獲取細節知識為其訓練內容的人來，他一定會更好適應進步和變化。”要想解答錢學森的問題，我們必須更新教育和人才培養理念，探索建立使人才脫穎而出的培養模式和方案。筆者認為首先需要在高校開設創新類課程，進行創新思維模式培養滲透，不僅針對學生群體也針對教師群體，以至于整個社會；再者，注意正確的社會價值取向和良好的社會制度導向對教育的影響作用；更重要的是，給學術以自由，創造寬松自由的學術氣氛。

（一）創新思維模式培養滲透

我們的高等教育已經認識到創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一些高校也開始開設創新類課程或對老師們首先進行創新思維培養，讓老師們將創新思維帶到每門課程的課堂，這對于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是一個好的開端，對于中國教育是“對癥下藥”的一種治療方式。當然，有些老師還是死抓住知識體系的完整性不放，在有限的課時內以知識的傳授為主組織教學，而忽略了思維能力的啟發，還沒能將創新思維帶入課堂；但也有些老師為創新而創新，沒能抓住創新教育的主旨，整堂課程全沒有知識的傳授，全部變成思維的啟發。需要強調的是切忌將創新課堂變成腦筋急轉彎的訓練，中國古語有云“學而不思則周，思而不學則殆。”我們一定要把握好思維培養和知識的傳授之間的辯證關系，將思維培養滲透到知識的傳授過程中。

（二）社會制度的激勵對人才培養的作用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教育處在社會的大背景之下，教育的問題其實質反映的是社會問題。大師級人才的出現需要有培育大師級人才的土壤，這不是在高校進行教學改革所能實現的。如中國古代“學而優則仕、科舉制度、衣錦還鄉、光宗耀祖”，助長了人文科學的發展而抑制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為改變科技落后的面貌，中國曾倡導過“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句話雖然在當時曾受到批判，卻在實際上鼓勵了無數青年發奮地學習科學技術。這都體現了社會的價值取向對人才培養的作用。而今重理輕文的文理分科及高校中學科設置的高度專業化以一種新的形式阻礙了大師級人才的誕生。人們逐漸認識到可持續發展需要文理相通，我們培養的人才應該是全而發展的綜合性人才，逐漸實現高中文理不再分科制度對人才培養會有一個好的導向作用。

好的制度也將引導社會良性發展，制度激勵機制在本科教學方而是有成功典例的，這也給中國的高校教育帶來前進的勇氣。這正如丹尼爾·W·布羅姆利所說：任何一個制度的基本任務就是對個人行為形成一個激勵，通過這些激勵，每個人都將受到鼓舞而去從事那些對他們是良有益處的經濟活動，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活動對整個社會有益。把創新視為提高創造財富潛在的現實能力的一種行為，那么創新不僅對創新者個人是有益的，而且最終社會利益將因為個人的創新而得到增進。正是創新的這一規定性決定了對創新行為的激勵是必要的:“盡管不同的政治體制會選擇不同的方式方法來設計這些激勵機制，但基本的經濟問題仍是一模一樣的。也就是說，沒有一個社會實施長期不鼓勵個人發明創造的激勵機制。”

（三）人才培養的最高境界是寬松自由的學術氣氛 中國的教育一直強調其社會屬性，其實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人對自身價值的一種追求。被譽為“德國教育之父”的洪堡指出：教育是個人狀況全面和諧的發展，是人的個性、特性的一種整體發展，教育是一個人一輩子都不可能結束的過程，教育是人自身目的，也是人的最高價值體現。彭加勒說得明白“科學家不是因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為他對它感興趣。”愛因斯坦也曾說“推動我進行科學工作的是一種想了解自然奧秘的抑制不住的渴望，而不是別的感覺。”科學研究強大的動力，在于人的認知動機——好奇心、求知欲。科學就是追求真理，對科學家來說是目的，不是達到其目的的手段。大師級人才不是教出來的，也不是制度規劃出來的，不要試圖通過國家手段規劃出某年某華人會以中國國籍獲得諾貝爾獎，我們備好孕育人才的土壤，大師級人才自會生根發芽。這還需要從高校做起：一方面，給學生創造一個自由呼吸的生命課堂，讓他們自主參與、積極思維、快樂體驗、主動發展，在課堂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另一方面，高校的生存環境是孤寂與自由，國家必須保護科學的自由，在科學中永無權威可言。

為了自身的發展而受教育而非為了生存生計，這也許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吧。中國真正缺失的是人才成長的土壤，是寬松的學術氛圍。用中大校長黃達人教授的話說“怎么培養大師？至少我是不知道的。如果我掌握了規律，那我應該先把自己培養成大師。作為學校，能夠做的也僅僅是努力去營造一個比較寬松自由的學術氛圍。” 4.就“錢學森之問”對我國培養杰出人才的教育改革的建議

（一）重新喚起教育育人之本意

教育的本質是一種培養人的活動。“錢學森之問”涉及的實際上是對學生智力的培養，具體來說是對學生創造力的培養。這里涉及一個問題，即創造力是怎樣生成的或者說創造力是不是教育培養的結果。很多學者認為創造力是個體自發生成的，是一種內在機制作用的結果，但卻因此走向極端而否定或者輕視教育的作用，這是值得商榷的。教育是個體發展的需要，教育教給學生一定的知識，促進學生情感的發展，拓展學生的思維方式，發展學生的想象力，這些都是個體創造力發展所必需的。因此可以說教育是個體創造力形成的基礎，甚至也可以說創造力是教育培養的結果。然而在實踐操作層面，教育束縛和壓制學生個性，阻礙學生創造力發展的事情時有發生。我們將教育的社會功能極端化因此遮蔽或忽視教育培養人的功能，沒有把教育當作教育來看。在這種極端“工具主義”的影響下，教育領域忽視個體身心發展規律的事情屢見不鮮。

鑒于此，需重新喚起教育育人之本意，將學生個體作為教育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基礎教育階段，為所有適齡兒童提供接受優質、高效教育的機會，真正做到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切實杜絕片面追求升學率或以追求升學率為唯一目的教育現象，打破升學這一評價指標的霸主地位。教育內容的選擇滿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階層學生個體的切實教育需求。選擇靈活多樣的教育教學方法，充分考慮不同個體的個性心理特點，真正做到因材施教。高等教育階段，重塑大學“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改變大學校園行政力量壓倒一切的不良風氣，還學術力量以話語權，使大學成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機構。改變大學隨社會之風搖擺的附庸地位，還“象牙塔”以自由，使之適當超越并引領社會的發展。

（二）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

（1）在高校層面上改變現今的重視論文數量和依據所申請課題的學術評價體系、杰出人才不是依靠論文的數量和申請課題的多少而定，而是實實在在的創新和對人類社會的貢獻。

（2）改革基礎教育模式、由千篇一律的模式變為多樣化的大學入學方式，讓有特長的學生能夠成為基礎教育的成功者。制定靈活的錄取制度，使得學生由中等教育進入高等教育階段的程序更加科學，而不拘泥于高考總分的拔尖，讓學生在興趣和專長上得到有效發展，讓有真正才能的學生脫穎而出。改革高考，引導基礎普通教育更適合杰出人才的生長。

（3）借鑒成功的例子，構建適合本國的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如錢學森早先就讀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和后來的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它們當時的教育模式就是非常成功的。在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真正重視培養人的創新能力，重視科學技術發明創造，讓人的創造潛能得到發掘，育人方式和評價體系形成合力，共同來促進教育模式的改革。

（三）慎重考慮“全面發展”觀

今天的中小學生的學習負擔明顯比一二十年前重，除了一些基本的功課，很多學生還學習各類其他課程，如畫畫、歌唱、舞蹈等，還要參加一些額外的輔導班，例如奧數類的，花大量精力鉆研一些研究生都不會做的題目。在文明發達的現在，一個人如要全面發展，是非常不現實的，知識在急劇增加，以有限的青春和精力來追求無限的知識，顯然是不明智的，所以科學的全面發展觀是適度的全面發展，要把有限的時間與精力放在最適合發展的時期學習個人所熱衷愛好的有潛力發展的方面。

第二篇：我對錢學森之問的思考

我對“錢學森之問”的思考

姓名：鄧欣

學號：09300220029 任課教師：陳金華

摘要：100年前，一位英國學者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古代科技那么發達，為何到了近代就如此落后呢？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問”。今年，與世長辭的物理學家錢學森也提出了類似的“錢學森之問”：為什么建國以來我們培養不出世界級的杰出人才？的確，僅從2000年設立國家最高科技獎的14位得主來看，11位是建國前培養的。就此，我結合我的調查報告，從大學的體制、教師、學生三方面來談談我的一些認識。

關鍵詞:素質教育

專業細分

嚴師出高徒

獨立學習能力

質疑權威 正文：今年，98歲高齡的一代大師級科學家錢學森與世長辭。錢老一輩子心憂祖國，為祖國的科技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他還多次提到我國現在教育存在的一個問題：為什么現在大學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引起了社會的關注與廣泛討論。

教育是興國之本，也是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方面。教育開展地科不科學，直接影響國家的未來。可惜的是，鄧小平曾遺憾地指出，教育是我們改革最大的失敗。我認為，這種失敗的表現以及錢學森之問的解釋都是：中國沒有一所高校像世界超一流大學的培養模式來進行教學。最近，我懷著濃厚的興趣，制作了一份調查表，并對比古今中外，對這個問題展開一些分析，下面我就幾點談談我的想法。

首先是大學體制方面。教育改革一直強調素質教育，不要死讀書。誠然，這方面我們已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是遠遠不夠，我的調查表明，僅有18%的同學認為中國素質教育是比較成功的。他們大多認為，空喊素質教育口號，政策上卻不變，這是不能讓同學們按決策者的想法做的。在我周圍，很多同學選修課不聽，抱著一本高學分的數學書或英語書在啃，我問他們，他們便這說是舍小取大，低學分的不用聽，及格就行。更可怕的是有人用體育課來泡圖書館。我心想，這樣即便績點高居榜首，也是不能成為杰出人才的。教育貫徹科學發展觀首先要貫徹科學育人觀，堅持以人為本，把學生培育成一個完整的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任何知識都有其潛在價值，任何技能手藝也是如此。諾貝爾獲獎者就沒有幾個是一心只為績點的，他們往往思維活躍，積極參加各種活動，培養多種興趣。如愛因斯坦與小提琴的不解之緣，納什擅長各種體育活動。要知道，創新思維往往就是從藝術的形象思維中來。楊振寧曾指出科學家要有點藝術修養，能夠學會文學家藝術家那種形象思維，在科研工作中才能有思維跨越性，實現創新。

在建國前，我國的大學以綜合性大學為主，建國后由于教育經驗不足，故借鑒蘇聯的辦學模式，將大學里專業分得很細。有的學院可以分出4到5個系。其實我一直認為這樣的分法不利于培養科學家等大師級人物，而僅僅是培養一些一般人才罷了。中國現在不缺少一般人才，但很缺少能帶領一群一般人才的杰出人才。而杰出人才作為領頭羊，必須要博學。25%的同學則持相反觀點，他們認為專業細分能加大知識深度，并舉了古代一些例子。但是在如今學科交叉融合的大勢所趨之下，要成為大師往往需要各方面都懂一點，這樣在搞研究時思路才會開

闊，遇到問題時總能進入一片新天地。錢學森在加州理工時就常去聽化學、生物的講座。僅僅懂得一方面的知識越來越無法獨立完成一項工作，盡可能多的吸收各方面知識絕對有利于一個學生的發展。在這種背景之下，學校應該加強學生的全面教育。這一點復旦大學做得較好，通識教育開展得有聲有色。無論啥專業都要求學習六大模塊課程。可是，中國大多數高校在這一方面做得不足。

此外還有一點就是高校行政氣息越來越濃，學校領導人的學術代表形象逐漸隱退。加州大學分校校長楊祖佑認為，一流大學校長的任務，就是把好教授請進來并且讓他們長期留下來。校長的任務就是尋求、招募世界頂尖學術人才，創造好的科研環境讓他們長期留下來做研究。校園是社會為數不多的凈土，想培養拔尖人才必須是學校籠在學習氛圍中，而不是行政氣息。教授除了搞科研還要帶學生，實現教學相長。學校的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就是為教師學生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在今天的很多大學里，本應作為主體的教學實際上成了叨陪末座的角色。而且，行政人員與教授應該統一標準，才不會挫傷教師積極性。我舅舅在湖南師范大學任教務長，他告訴我說，那里同一級別的教授和行政人員實行雙重標準，一個副教授要升教授，除了教學工作量以外，還必須有科研成果的杠子、還必須有教書育人的成果，還必須通過學生對其教學效果的打分等等，但對于一個副處長升任處長，主要是上面的態度和本人的要求而已。

其次我再談談老師方面。本來是“嚴師出高徒”，這是自古已然的。可現在，許多老師似乎用“大學是沒人管的”口號來麻痹自己，對學生的管理很松。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1清華大學1928到1937年期間，每年學生淘汰率達27.1%，理學院甚至達到69.8%，但成績卻是斐然：僅僅是物理學院的71位本科生中，就出現了21位中科院院士，2位美國科學院院士。讓我們再來看看國外，我叔外公的一個外孫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物理學博士。他告訴我那里的教授都是很嚴厲的。一份實驗報告要規規矩矩，平均都要20多面；在實驗室做實驗想偽造數據投機取巧的一定會被批評的體無完膚；理論作業大多是設計題，需要自己查資料解決，想敷衍了事、隨便寫幾句的同學一定會被扣很多分。據報道，美國北愛荷華州立大學英語系的一位終生教授被引進中國后，無法理解中國高校的低教學標準，竟在3年后返美。將這兩種與當今高校的“松師時代”對比，曾經的“嚴師時代”一去不再了。我的調查表明，有25%的學生更喜歡寬松的老師。其實并非寬松本身不好，而是現在很多地方教師不該送的也松了。去年就有一名中南大學物理系教授一學期都未布置過作業，而遭到停職處理。由于評分標準與學術要求由授課教師自己決定，部分教師有意放寬要求，形成皆大歡喜的局面，制造校園表面的“和諧”。而這其實助長了學生的不正心里，導致每當學期開始，不少同學四處打聽各任課老師查到情況、給分好不好等，調查顯示竟有25%的學生用給分情況來評價一位老師。

學生方面也是有問題的。盡管現在許多高校內有一些學習討論小組，強調自學能力。可參與學生太少，沒形成一種氛圍。有時還是被動參與，討論時不太積極。我表哥說，在康奈爾大學有相當多的討論課，有時教授根本不講課，讓學生提問，然后大家一起討論解答。他說剛去時還不太喜歡這種形式，覺得浪費時間，后來才發現這種形式能很好的激發大家的思維，很多問題在討論時不但得到解答，還可以得到深化，效率是極高的。表哥還說，大多教授很歡迎你去與他爭論，但不太喜歡你纏著他問他一些課堂內問題，尤其是一些習題，他會讓你自己解決。對比我國教育，尤其在大學前教育，我們極其鼓勵學生多問，反復的問被看做好 1 數據來自《文匯報》2009年307期刊

學的代表。誠然，“學問”當然要問，但我們不能盲目地問，問之前我們自己應充分思考，查閱資料，一段時間之后仍無法解決再去請教老師。我以前總認為這樣會降低學習效率，浪費時間，后來才明白花掉的時間換來的是思考能力的進步，是大大值得的，這樣才能提高獨立學習獨立思考的能力。同為高中畢業，我國的學生要優于國外；可大學一讀完，我國就落后了，原因就在于大學里更注重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也是教育的本質。國外學生從小注意這方面，父母都教育孩子獨立，進入大學他們自然就有優勢了。

另外，沒有誰是一出大學校門就躋身大師行列的。往往還需要數年的奮斗。錢學森當然也是這樣的。有些學生在大學里由于尚有績點的動力，仍努力學習，成績斐然，可是獨立研究或參加工作時，便喪失了學習的動力。這方面我們要向國外學習。我們要推進終身教育，這是當代世界教育發展的大趨勢。眾所周知澳大利亞終生學習已成為“從搖籃到墳墓”的過程，冰凍三尺分一日之寒，培養杰出人才必是一個長期過程。

最后我就師師、師生關系談談看法。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高校里很多教師都是互相欽佩而又互相競爭，比如胡適蔡元培關于紅樓夢問題撰文駁論。這就像討論課一樣營造了濃厚的學術氛圍，更重要的是帶動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這也是科學發展觀在文化教育上的必然要求。總體來講現在高校教師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氣氛不濃，遠不及民國北大時的那種“兼容并包一切思想”氛圍，大家見面都客客氣氣，一群教授圍著桌子討論千年業等不到到一個拍桌子的人，只能聽見定時的掌聲。我覺得這是民國時期產生了那么多大師的原因之一。錢學森指出，在加州大學老師之間經常在一起辯論，互相啟發，也互相競爭，又絕不保守。老師常常開講座宣傳自己的成果，甚至同一時間開講座來競爭。比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泡林與醫學界關于大量服用維C的爭辯。

另外就是師生關系。學生對老師的確是尊敬的，可是大多數卻不敢或者說不會質疑老師，即便有，也是很淺層次的。任何學術權威都有錯誤，我們學習他的理論，若能出挑出其不足之處，說明我們已經透徹理解其精髓。何況真正有學問的教授是歡迎你指出他的不足的。在國外大學，教授讓學生代替自己講一些不太清楚的東西，而自己在下聽講的例子并不在少，學術討論時人人平等，表哥回憶說教授在聽博士生甚至是研究生科學報告時都是很認真的，不明白的就問，沒什么面子問題。但在我國學生這方面意識不強，一位復旦化學系的研究生學長告訴我說，在研究生階段學生質疑導師都不多，有懷疑一旦被導師否定后，絕大多數便不再堅持，更何況本科生啊？的確，我們就這一點應從教師入手，讓老師者主動地啟發學生，也可實現教學相長。

“錢學森之問”一石激起千層浪，高校已拋出“中學校長聯名制”新的錄取方式，黨和國家也很重視。我所做的思考盡管不深，但卻是現實中亟待改進的地方。與犧牲環境資源相比，教育一旦被犧牲，是更難彌補的。科學發展觀已指示我們取得了一些進步，我相信它必將引領我們在教育改革的路上邁出更大的步子。

參考文獻：1《錢學森書信選》

錢學森書信編寫組

國防工業出版社

2008年

2《留美生與中國教育學》

陳志科

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9年

3《可持續發展與教育》

中華教育網

2009年

4《文匯報》

上海發行

2009年307期

第三篇：錢學森之問之我見

錢學森之問之我見

年級：2011級

專業：法學

姓名：趙曉云

學號S01114031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舉例說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自2000年設立以來,共有18位科學家獲獎,其中就有14個是1951年前大學畢業的。”錢老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2009年10月31日,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駕鶴西去,我們在懷念這樣一位大師的同時,他那一句振聾發聵的質疑——“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也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深思。

談到錢學森之問，不得不談的另一個同樣聲名大噪的問題——李約瑟謎題。李約瑟作為一名英國近代的生物化學家和科學技術史專家，在他的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發問：“為何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沒有誕生在當時世界科技與經濟最發達繁榮的中國？”再回顧錢學森之問，我們會發現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李約瑟謎題看似是對中國科技的思考，錢學森之問看似是反思中國教育體制的弊端，但二者的實質上都是對中國緣何沒有科技創新型人才的質疑

很多人在對錢學森之問進行分析探討的過程中都進行了一定的總結，但遺憾的是，大家都普遍將目標聚焦在高等教育上，將錢學森之問替換成了“為什么我國的高等教育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但是在我看來，我國杰出人才缺乏的原因，不能簡單歸咎于某一個教育階段，從學前教育到小學、中學、大學乃至整個的社會環境都應對我國杰出人才的缺乏承擔責任。在我看來，錢學森之問的答案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國的傳統文化。

我國儒家傳統文化是一種“學而優則仕”的“官文化”，自隋唐開始，科舉制度變一直延續為之后歷朝歷代所采納。而科舉制度正是“官文化”的顯著表現之一。讀書的目的一度被釋義為是求取功名。到明清則更甚，科舉考試的內容則僅僅局限于八股文。在這種“官文化”與“文化實用主義”的影響下“一切不以‘升官發財’為依歸的智力活動都被視為‘不務正業’，一切自然技術研究成果都被貶斥為‘奇技淫巧’”。這種“官文化”腐蝕了學人的學術興趣，阻斷了其走向學術研究的路徑。同時“官文化”是一種講究等級，扼殺平等與真理的“醬缸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個體是被奴役的、個性是被束縛的、思想是被壓抑的。于是“人們‘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獨不畏真理；??崇拜權力、崇拜金錢，惟獨不崇拜知識”。中國傳統文化講求“天人合一”“、貴和尚中”，突出體現為重群體輕個體的價值取向和整體性思維方式。“社會本位”價值的強勢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個體的價值與個體主體性，整體性思維方式也必然會影響個體思維的多元化與創新性。

在這種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催生了學術領域的“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對于一些看似沒有實際用途或短期內無法創造價值的自然科學問題，便乏人問津。除此之外，中國古代是小農經濟國家，即使是科學領域的新發明也多是基于農業生產的經驗，這在很大程度上舒服了人們的思想，抑制了人們的創造力。

視角轉回現代，我們已經廢除科舉制度數百年，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早已得到世界范圍的普及，但為何我國的自然科學依然落后于西方世界？時至今日，我們仍然無一位中國本土的諾貝爾科學獎的獲得者卻出現了六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在此之下，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的教育和我們的社會環境。

我國的教育改革已經有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口號雖然都是素質教育,但在實施過程中絕大部分中小學實行的卻仍然是應試教育,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在我國的基礎教育階段我們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其情景———“考、考、考,老師的法寶;分、分、分,學生的命根。”古時候我們的評價理念是“學而優則仕”,現在我們的理念是“考高分就是好學生”。錢學森曾說,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兩個高潮,其中一個就是在北師大附中的6年,另一個就是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讀博士。錢學森后來曾這樣告訴他的學生:“師大附中給學生創造了一個非常寬松的環境,培養了我的科學興趣”。錢學森第一次見到馮卡門,就得到了這位世界著名大師的賞識,就是因為他具備了一個優秀科研人員應有的素質,即敏銳的思維。這種素質的形成與北師大附中實施的寬松、自由的教學理念和學習風氣有很大的關系。我國的基礎教育現狀讓我想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段關于兒童“六個解放”的論述:解放兒童的頭腦,使他們能想;解放兒童的雙手,使他們能干;解放兒童的眼睛,使他們能看;解放兒童的嘴,使他們能談;解放兒童的空間,不要把兒童關在籠中,使他們能到大自然、大社會里去擴大認識的眼界,取得豐富的學問;解放兒童的時間,不把他們的功課表填滿,不逼迫他趕考,不和家長聯合起來在功課上夾攻他們。盧梭曾說過,孩子是自然之子,讓他們自發、自動地從環境中學習,比傳統的書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如果我們的老師在教學上都能以陶行知先生的“六個解放”來要求自己,讓學生的身心、思想都能得以解放,讓學生不再為框框條條的標準所束縛,不再為繁多復雜的考題所桎梏,不再對學習心存畏懼,不再對標新立異視若畏途。那時,我們的學生們對學習充滿向往,對知識充滿渴求,神思飛揚,激情勃發,他們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就會更強,我們的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將正式啟動。

“大學精神”是大學自身存在和發展中形成的具有獨特氣質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學精神的時代標志和具體凝聚,是整個人類社會文明的高級形式。面臨知識經濟的機遇和挑戰,建設“大學精神”不僅是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社會進步的需要。“大學精神”的本質特征概括為創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會關懷精神。錢學森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醫院的人生最后一次系統談話中指出:今天我們辦學,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學院的那種科技創新精神,培養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國這么多年,感到中國還沒有一所這樣的學校,都是些一般的,別人說過的才說,沒說過的就不敢說,這樣是培養不出頂尖人才的。我們國家應該解決這個問題。你是不是真正的創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別人沒有研究過的科學前沿問題,而不是別人已經說過的東西我們知道,沒有說過的東西,我們就不知道。所謂優秀學生就是要有創新。沒有創新,死記硬背,考試成績再好也不是優秀學生。培養大學的創新精神我們還可以借鑒國外一流大學的經驗。自1901年設立諾貝爾獎以來,這個代表當今世界科學最高水平的獎項已經頒發了百余年。從諾貝爾獎誕生以來已經產生了400多位諾貝爾獎獲獎者,其中美國是最大的贏家,美國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人數占到了全球獲得該獎人數的70%以上。據統計,美國共有27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為什么美國能獲得這么多的諾貝爾獎,看看其大學精神就知道了:哈佛大學以師資雄厚,將近40名教授因獲諾貝爾獎而著稱,學生以學術卓越、全面發展、自信能干而聞名。耶魯則以教授治校、思想開放、人文一流、盛產總統而驕傲。而普林斯頓大學以重質量、重研究、重理論,并培養出3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卓譽世界。哥倫比亞大學既是一所大學,也是一所大企業,也培養出34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年輕的斯坦福大學以強烈的進取精神,提出不因襲任何傳統,沿著自己的路標向前,以“學術頂尖”的構想建設大學,成為“硅谷”的強大后盾。善于創新是大學精神的靈魂。要想在教育理念、辦學思想、培養模式、教學管理等方面塑造自我,具有個性,沒有創新是不行的。總之,凡是有特色的大學,都因善于創新,堅持走自己的路而成名,并培養出了一大批世界各領域的杰出人才。所以樹立具有創新思想的大學精神我們才能真正培養出杰出人才。

其實，中國并不缺少具有科研素質的年輕人才，但往往在現實社會中難以取得成就。楊振寧和李政道就是關于中國缺少科學土壤的最好例證，正所謂“境內為枳，過海為橘”。要想真正培養出杰出人才，真正解決錢老的“杰出人才”的質疑，我認為，我們需要徹底舍棄我們現實社會中具有強烈等級思想的官文化，代之以平等的思潮，要將我們的應試體制做出根本性的變革，注重培養學生在多個領域的學習能力和學習興趣，在高等教育之前應該將我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培養學生學習的“寬度”而非“深度”。在高校中，要努力將高校“去行政化”，還學校本來之“象牙塔”面目，附學校以自由熱烈的學術氣氛。我想，在此之下，錢老的疑問應當得以解決矣。

第四篇：錢學森之問觀后感

視頻錢學森之問觀后感

教育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根基，教育是一個國家動力的源泉，教育是一個時代進步的根本，教育者，國之大計也。

錢學森老先生在晚年曾不止一次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他的憂慮------“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2009年8月6日,與溫總理的最后一次見面中,他依然說:“培養杰出人才,不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國家長遠發展的根本。” 錢學森大師去世前留下了這樣的問題：為什么中國的大學不能培養出杰出的人才。錢老去世后，這成為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就中國與西方教育的對比來看，中國對孩子一直進行著填鴨似的的教育，老師在課臺上講，學生在臺下被動的接受。無論是小學還是大學，中國大學生中畢業后創業的同學少之又少，學生似乎成了一種職業，中國大學生的畢業就意味著失業，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中國的學生太多了，而社會可以提供的就業崗位是有限的。這是由中國人口大國的性質決定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學生的創新能力，或者說沒有活躍的思維，沒有年輕人應該有的闖勁兒，其實創業也不失為一種良好的就業抉擇，這是由中國的教育方式決定的。在我看來，中國的學校太看重面子。

中國的學校一直在忙碌著，忙升學率，忙學科建設，忙的都是面子工程，中國的學術剽竊現象很嚴重，這也是中國學術不立足于現實急于求成的表現，這也反映了中國迫切需要學術上的成果來推進各方面的發展。

中國的教育中看重的是學生的計算能力和記憶能力和西方發達國家則是看重學生的動手能力和集體意識，相似越來越發達的今天，集體的優勢會越來越明顯，其實中國在當前的大學教育中已經開始重視這一點，在競賽和任務中經常以團隊的形式進行比賽和作業，培養大學生的合作意識。這是值得肯定。

錢學森說他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上學時的那種濃重的學術氛圍是最令他記憶猶新的，在美國，學生可以和導師以平等的身份進行學術交流，這樣可以調動學生的思維，進行創新性研究。而中國的大學則是采取了填鴨式的老師講課，學生被動接受的方式，中國的大學也曾經試圖去拓展學生的學習層次，中國打大學好多都開通了選修課以利于學生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識面，但其實這些選修課時間也被學生用到了寫作業上。中國的教育還有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將學科分的太細，其實各個學科都是相通的，學的知識多，考慮問題才能全面。以一種很大局的意識來思考問題。對于中國教育的發展，我想說以下幾點，一 中國大學培養不出接觸的學生還有小學，中學和高中教育的原因，中國應該進行全方位的教育制度的改革，中國在教育上的投入還是很少。教育是國之根本，是國家鮮活生命力的源泉，中國的教育可以采取和中國當初改革開放相似的方式，當初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則是先讓一部分人先進行西方式的教育，這還要從教師開始，中國應從現在開始就選派優秀教師去美國或其他國家進行教育方法的培訓學習，而且每年都應當派遣，這樣才能逐漸改變中國的教育主體，還有就是中國的教育部門應當進行教育體制的改革，從某些試點城市開始，從某些試點大學開始，然后逐步推廣到全國，這可能需要三四十年的時間或者更長時間，但我相信終究會成功。英語應是中國教育的重中之重，當前世界的科技中心在美國，學好英語有利于我們接受美國的先進科學技術。印度的科技水平目前在我國之上，就是因為在英語方面占有優勢，還有中國香港的發展，不僅是由于其資本主義體制的優勢還有英語的優勢。中國的教育改革是一個漫長且艱辛的過程，但是我們相信中國的教育部門正在進行這不懈的努力，未來中國教育的前景是光明的。

第五篇：“錢學森之問”演講稿

大家好，我是代表第四組和大家談一談錢學森之問這個話題的。錢先生晚年多次提出一個關乎國家未來的疑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在這里我們可以理解為是大師、創新型人才。

一些人可能就不贊成，你怎么能說中國沒有大師？我們不光有大師，還有泰斗。在中國那么多學科領域都有自己的大師，甚至泰斗。然而，我們要知道，“大師”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如果我們把“大師”定位為世界頂尖的科技獎，比如諾貝爾獎、數學菲爾zi茲獎等等，那么整個華人世界屈指可數，如果把標準再提高一點，科技界重要科學分支的奠基人，他們的思想有深刻的、系統的、持久的影響的學者，我們沒有一個，這是一個事實。

想必大家都會對“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等類似的論調感到反感。但是面對“錢學森之問”——關乎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艱深命題，我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遙遠的西方。尋找其中的差距或者說是不同。

我不敢說以下講的幾點能以小見大，但我們無法否認。中國學生后勁不足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右上角一位網友的話。這位網友提出了中國教育的一個普遍問題，就是中國學生的學習后勁兒不足：中國的學生從幼兒園就開始緊張，小學、初中層層加碼，到了高中弦繃得最緊，然而進了大學就開始松懈。讀碩士生、博士生，就是為了找一份好工作，除此之外，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為什么要繼續學習。

相比之下，西方鼓勵孩子的是個人智慧的發揮。西方的學生到了大學才開始提速，真正加碼，最后他們的學生比中國的學生走的遠，往往能在所學領域有所建樹。

中國學生前緊后松的學習，使學生既沒有了童年的快樂，又喪失了成年后的收獲。

這是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大樓的地板上的一塊金屬牌子上寫著一句英文（Teachers open the door but you must walk through it yourself.）是不是有點像中國的那句老話“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的意思，開始階段，師傅要手把手地教你，要把你領進去；等你有了能力后，再自己走自己的路。然而西方人的理解是：師傅只把門給你打開，即使進門這一步也得你自己去走，更不用說后來了。西方在一開始就培養學生的獨立性，而東方則總是對孩子不放心，要扶著他們走，送了一程又一程。

中國人的讀書興趣早衰

且不說普通大眾，中國知識界的人，讀書興趣也早早就衰竭了。這里講的讀書，是擴大自己的知識面、提高自己的技能、在自己的領域中有所建樹的學習行為，不是手里隨便拿本印刷品、電子書就叫讀書。中國人讀書的目的性強，不少人讀書，就是為了將來能生存，有個穩定的工作。一旦大學畢業找到了工作，就再也沒有學習的動機了。留在大學或者科研機構的人，讀書的生命會長一點，因為要評職稱。但是，一旦評上了職稱，特別是評上了教授、博士生導師，讀書的興趣就很難再有。這是學術界的普遍現象。高中畢業生最狂歡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撕書或是燒書。現在的家庭很少有書房，即使有，那也是孩子學習的地方，很少有成年人安靜的坐在書房看書，即使空閑的時候也是在逛街、打麻將、看電視。

中國人過分強調知識

學位的名稱就能反映出東西方教育的價值觀念不同。中文的“碩士”對應英語的“master”,中文的博士對應于英文的“philosophy of doctor”。碩和博說的都是量特別多。然而英語中的“master”是掌握嫻熟的意思，主要強調領會和動手能力。英語中的“philosophy of doctor”，doctor在英語中有醫生和博士的意思，最早指的就是醫生，醫生就必須具有臨床經驗，能夠給病人治病。可以說，一個在某一行掌握了最高技藝的人，再加上具有“哲學”知識的頭腦，這才是西方所理解的博士。在中國學習是強調整個知識體系的構建，把所學的東西翻來覆去的去考，然而在西方則是把所學知識應用起來，進一步轉化為生產力。死要面子的教育

中國人不僅自己要面子，也喜歡給別人面子。中國的教育講究面子，特別是學校的建設。從中學到大學，每個學校花錢最多、蓋得最漂亮的都是校門和校門口那幾棟大樓，然而真正關系到學生生活的宿舍、食堂，就顧不了那么多了。相反，西方的很多大學，校門就是一個小鐵門或者石頭柱子，或者有可能找了半天找不到校門。然而這些學校的宿舍那可是沒的說。比如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可以住上小樓房，有停車場，有花園甚至游樂場。

一顧及面子，很簡單的事情也就變得復雜了。面子大的向面子小的請教，擔心失了面子；面子小的向面子大的請教，又擔心別人會說自己掙面子；面子一樣大的人之間相互請教，又擔心對方的面子大于自己。這樣顧及很累，但是我們中國人樂此不疲。

也許大家會認為我站著說話不腰疼，中國人多呀，中國人窮怕了，其實站著的不是我，而是這位教授，方毓智教授。他在國內很多高校已經做過多場關于“錢學森之問”的講座。也唯有這樣的教授才能給予我們更大的啟迪。上面講的幾點都總結于他所著一本書，叫做《為什么中國出不了大師》他一共寫了36點。

前一段時間在網上我們經常看到這么一則報道：凌晨4點半還是5點半的哈佛大學圖書館，燈火通明，座無虛席。也許是這樣的，也許是這樣的，你也許還會在書店看到這種書。這些報道的動機也許是好的，但是內容是假的。隸屬于哈佛本科學院的所有圖書館里，目前應該就只有一個（Lamont Library）是在工作日二十四小時全天候開放的。但是即便是這樣，圖書館在后半夜都很少有人。大家都是人，絕大多數人都需要有充足的睡眠來保證第二天的精力充沛。說這個其實就是想提醒大家要注意身體，畢竟身體是最重要的。人都學垮了，哪來的人才？

可以稱得上是姊妹篇

《為什么美國盛產大師》無意當中發現的，封面有這樣一句話，他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人。

20世紀美國經濟發展取得了驚人成績，這向世人昭示：人才是重要的，頂尖人才是更重要的，而頂尖人才的成才機制是最重要的。

祖國的未來寄托于下一代。準確地說，寄托于具有想象力、創造力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