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李約瑟難題到錢學森之問-自然辯證法論文

從李約瑟難題到錢學森之問

摘 要：1930年代著名的李約瑟難題被提出；約半個世紀之后，中國航天事業奠基人錢學森也提出了一個類似的“錢學森之問”?？v觀學術界，對第一個問題的解答各有千秋；相比之下對第二個問題的解答則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更是事關國家未來和民族復興的問題。對于這看似不相干的兩個問題，通過側重文化的角度分析，找到其共同因素，同時抒發一些個人憂國憂民的思考以及表達一些對民族和國家未來的看法。關鍵字：

前言

“李約瑟難題”有不同的表述，簡單歸納就是：古代中國創造了同時期領先于西方的燦爛文明，對人類科技發展有過矚目的貢獻，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興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國？

幾十年后，錢學森在各種場合不止一次提出問題：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不出杰出人才？

然而當“錢學森”之問提出后，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個問題或許存在本質上有一致的答案。而且這么些年對“難題”的研究可謂“碩果累累”，但是，“錢學森之問”提出后，我們難道不應該反思自身，在找到了問題所在后，狀況為什么沒多大改變呢？是問題的根源不對，還是我們并無改進，或者我們急于求成，抑或我們又處在下一個“李約瑟難題”的輪回而自身渾然不知？

帶著這些問題，文章第一章列舉了“李約瑟難題”留下的爭論；第二章闡述了關于文化因素的探討；最后一章，聯系“錢學森之問”，反思當下，提出一些個人看法。

第一章 關于“李約瑟難題”的眾多看法

思想文化因素論該觀點認為“文化基因”是本質的因素，中國的文化沒有產生類似于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2]，以及定量的、系統的實驗方法[1]。政治經濟決定論認為：“近代中國科學技術長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中國長期的封建制度束縛所造成的”[2]。在現實條件決定論中，席澤宗認為近代科學未能在中國產生的原因不需要追溯到千年以前，而是由當時當地的條件所決定的[1]。持綜合因素論者認為，工業科技革命未能在中國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絕非單一因素決定的。當然也不乏其他一些觀點：何文麗認為，數字符號的缺失可以作為回答“李約瑟難題”的一個重要考慮，她認為沒有數字符號的數學史造成了“數學形式化表達的巨大缺陷”。王紹源等認為，易學的狹隘的非科學的時空觀、“天人合一”的理念、陰陽五行學說、系統思維模式也是原因所在 [4]。

不僅如此，國內外學術界還有另一種觀點，那就是“李約瑟難題”本身是個偽命題[3]。

第二章 關于“李約瑟難題”的文化求解

2.1 各種觀點所蘊含的深層次因素——文化

無論是從社會制度或者科學技術還是經濟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可以從這些角度提煉出其更深層次的因素，這便是文化因素。

中國的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制度某種程度上阻礙了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但中國的封建制度是根植于中國盛行的農耕文化、儒家文化的，文化決定了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只是反映了文化。

一些學者分析了古代中國科技在科學精神方面的差異，并由此認為該差異可以解答“難題”，例如：“世界是博大的，宇宙完美而和諧”與“天圓地方”世界觀的差異；“原子論”與“陰陽五行說”的認識論差異；重視邏輯推理與重視經驗歸納的思維方式差異。但是“天圓地方”、“陰陽五行說”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并非完全意義上的科技，也就是說，該方面差異的本質上是文化差異。

一些學者認為該“難題”有經濟方面的解釋。在前現代社會，中國先進的農耕技術推動了經濟的繁榮，然而農業進步帶來的收益被早婚早育新增的人口抵消，工業發展的資源受到嚴重限制。人口眾多，使得發明節約人力和提高生產效率的技術或裝置的變得沒有必要，所以沒有刺激科學技術革命的直接因素[10]。盡管如此，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是以人文本位的，自給自足的農耕文化一直占據主導，經濟無法達到高效益，因而沒有類似歐洲的原始資本積累，也就不能催生資本主義。早婚早育、人文本位經濟思想都是依托于文化的。

2.2 “難題”的文化求解

其實早在“李約瑟難題”提出之前，就有一些學者提出過類似的問題并且提出了原因所在。

陳獨秀曾在《東西民族根本之差異》一文中，總結了東西方思想文化的根本差異：

1、戰爭本位和安息本位的差異；

2、個人本位和家族本位的差異；

3、法治、實利本位和感情、虛文本位的差異[6]。

李大釗則提出“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東人求治在使政象靜止，維持現狀，形成一種死秩序，稍呈活動之觀則詆之以搗亂；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潑，打破現狀，演成一種活秩序，稍有沈滯之機則摧之以革命”

縱觀歷史，自春秋戰國百家學說遍地開花，到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儒學成為正統。儒學所推崇的思想文化從此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重道重義與賤利輕器的價值取向磨滅了人們的實踐精神；清心寡欲、安于貧困的消費心理銷蝕了科學發展的物質動力；中庸之道，明哲保身的處世之法，則澆滅了科學發展的創新火花；重土安遷，因循守舊的農耕文化則限制了科學的精神；忠君尊王的宗法觀念則摧殘了科學發展的獨立品格。文化的差異是所有差異的根本。

2.3 反思當代的“錢學森之問”

錢學森前輩的發問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以前的我們看不到問題所在，如

今我們不僅看到了問題所在，而且作了透徹的分析，難道還不夠解決這一歷史謎題嗎？但是，很現實的問題擺在眼前：民主中國建立百年，卻未能由純中原本土培養出一個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獲獎者。

從當初的“西學東漸”到如今的“東西互漸”，可以看出我們在文化上逐漸恢復了自信，但是“西學東漸”這一課我們是否學成畢業我個人持懷疑態度，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些東西是要堅決摒棄的。當今中國社會向著現代化高歌猛進，但從社會方方面面的細節可以看出，仍有痼疾需要根除。譬如憲法里的“自由”與當下社會的各種不自由；譬如法治社會與當下“穩定壓倒一切”；又譬如，標榜“人民公仆”政府與當下的官僚主義；再舉個例子，電視節目，帶著濃厚封建色彩的宮廷劇或者不切實際的抗日劇。這些細節都能反映出，封建文化殘留的碎末不是被拿來作為統治者的工具，就是依然盤附在人們的思想中。

與其長篇大論我們要怎樣怎樣做，倒不如留幾個問題供我們思考：

如何建立現代的教育和科學體制？如何培養人才，留住人才，引進人才？

回答當下的這兩個問題，何愁“難題”與“之問”的不解？中國需要進步，還須彈干凈身上的塵土。

參考文獻

[1] 何文麗.數字符號的缺失是中國未產生近代科學的重要根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1.[2] 程曉舫等.李約瑟之謎與經濟轉型的模型分析[J].安徽大學學報，2010.[3] 馬理.詰難的反思：從“李約瑟命題”證偽到比較社會學方法[J].科學學研究,2006.[4] 王紹源.易學視閾下李約瑟難題的解蔽[J].唐山學院學報,2013.[5] 曾凱.李約瑟之謎與長期經濟增長[J].綠色經濟,2010.[6] 姜震寰.也談李約瑟難題[J].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012.[7] 李會欽.“李約瑟之迷”的文化求解[J].湖北大學學報,2005.[8] 劉昭文.關于中國科教發展制約因素的思考[J].管理觀察,2011.[9] 周德海.論大批杰出人才成長和涌現的必要條件[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1.[10] 論李約瑟問題——基于古代中西方科技傳統之差異視角[J].學術論壇 ,2011.

第二篇：從“李約瑟難題”到“錢學森之問”

從“李約瑟難題”到“錢學森之問”

“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不出杰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當今世界國家之間的發展競爭，越來越轉向科技和人才的競爭。如何在科技和人才上占領制高點，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的關鍵因素?！盀槭裁次覀兊膶W?？偸桥囵B不出杰出人才？ ”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面對前來探望的溫家寶總理，錢學森多次提出這樣一個刻骨銘心的疑問。錢老的疑問，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問，是社會各界對中國教育的疑問，也是一個偉大民族必須直面的疑問。它已引起上至國務院總理下至普通學生的深思。其實，“錢學森之問”，在上個世紀也有一位英國人提出過。這個人就是李約瑟。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李約瑟曾問：為什么近代自然科學只能起源于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這就是“李約瑟之謎”。它提出了一個悖論：“為什么古代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端于中國？而哥倫布、麥哲倫正是依靠指南針發現了世界，用火藥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用造紙術和印刷術傳播了歐洲文明！”

錢學森之問實質是：發展中國家如何發掘與發揮創造性人才的社會功能與價值，也就是如何從知識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創造型、發明型人才培養方法的轉型。錢學森的為什么中國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簡單的。學校里，關心科技發展的人已成少數--沒氛圍；提得出又打創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數--沒數量；關心的往往是創業問題并非科學研究--沒火候；現在社會，人人祈求安貧樂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創新--沒手段......總之，一般的，傳統的，不打破常規的思維是絕不可能造就出像達芬奇，牛頓，馮卡門，特斯拉，諾貝爾，愛因斯坦這種偉人的！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學森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舉例說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自2000年設立以來，共有20位科學家獲獎，其中就有15個是1951年前大學畢業的。錢學森指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笨梢姡袊绕鹛母驹蛑饕诮逃?。教育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國家崛起就會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約。教育學中有一種說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處于教育之外，教育培養可造就的社會主體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來，還有人才評估、管理與激勵等諸多原因。中國教育界廣泛存在的問題，比如說，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等，已有數不清的批評性和建設性的文章，然而，問題始終不見真正得到解決。歸根結底就在于教育系統的改革始終如“老牛爬坡”，導致學校行政化趨勢加劇，教師功利化趨勢加劇。這樣的學校和教師有可能培養出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大師嗎？

我們的大學普遍重課本知識講解，忽略實際技能傳授、特別是忽略學生的創新能力培養。實際上許多大學教師根本不知道怎么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大學基本都是學生把課上聽的、課本上寫的知識背會了，考試考過去了，就行了。大學也存在著不了解教育的外行人當大學校長的情況。很多大學都喜歡在形象工程建設上投入大手筆，建高檔校園餐廳、高檔運動場館，有的連宿舍都蓋五星級的。而教育質量、人才的培養上面至于應該怎么提高，沒有幾個人知道，至于培養學術領域的大師級人才，他們就更不知道了。大學普遍存在沒有自己的定位，教學同質化。大學應該實行學術上百家爭鳴，可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如果大學都基本一個樣子，教學方法一樣、培養方式一樣、課程科目一樣、教科書一樣，那也不可能有造就出創新型人才。我們的中學的教育基本都是應試教育模式，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育法。學生總是背、背、背，拿著課本背上面的東西，然后就是考、考、考，把把背會的東西背著寫出來就行了。應試教育體制，以考試分數論英雄，學校也只能以升學率作為唯一評價的標準。所以學校也只能重視學生的考試成績，忽略學生的綜合素質，如創新能力、品德修養。我們的升學制度好比百萬大軍過獨木橋，“百萬學生一考一刀切，一卷說了算”，所有的學校都只為同一個目的，都陷入了“考、考、考”的惡性競爭態勢，學生們幾乎天天晨起晚歸，晝習夜讀，終日做題海，埋頭故紙堆，負擔繁重不堪。學生們的綜合能力素質的、個性特長、情趣愛好在現行應試模式下根本是無法培養起來的。

中國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實現文明、民主、富強的現代化目標，絕對離不開先進的、現代化的教育，絕對離不開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識分子。中國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學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發展戰略和目標模式，需要推進以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教育改革。眼下，袁貴仁部長剛剛走馬上任，《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正在制訂，教育部也實施了“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這項計劃的目的就是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在高等教育界，“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一度以“珠峰計劃”的代號流傳，此項計劃是高校擴招以后的提高質量之舉，可看作對“錢學森之問”的一種回答。決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輩科學家提過頂尖人才培養不出來的問題。” 據介紹，教育部鼓勵16所入選高校各顯神通，沒有定式。

總之，錢學森之問是一個大國教育與人才之問，是全民之問之期待。我們期待，不久的將來，我們能解開這道題，能找到一條光明的路，中國的杰出人才將不斷涌現,重現諸子百家，百花齊放的盛世！

第三篇：李約瑟難題和錢學森之問財政學論文

從財政學的角度看李約瑟難題和錢學森之問

姓名：毛紅豆 學號：14201317020323

一． 李約瑟難題

(一).李約瑟難題的產生與發展

“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么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么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后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么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193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時提出了這一問題。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很多人把李約瑟難題進一步推廣，出現“中國近代科學為什么落后”、“中國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于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著名的《中國，文明的國度》一書中曾寫道：“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于中國人。”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后，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劇降為只占0．4%。中國與西方為什么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為何科學發生在西方社會？”是李約瑟問題的反面。從馬可·波羅游記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歐洲掀起了文藝復興與研究東方文明。從1643年牛頓誕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機開啟工業革命、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歐美進入了工業文明時代；然而，1840年的中國卻進入了鴉片戰爭時期。1840年前后，英國的機器化生產已基本取代手工業生產，1831年英國科學家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現象，1847年西門子－哈爾斯克電報機制造公司建立，開啟了電氣化時代。從馬可·波羅的誕生到工業革命電氣化的開始，歐洲經歷了約6百年的努力終于徹底超過了中國。

(二).李約瑟難題的解析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兩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 中國的政教分離、選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諸子百家為何沒有在同期的歐洲產生？第二段是：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后的歐洲 ？李約瑟難題的實質內容在于中國古代的經驗科學領先世界一千年，但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近代實驗科學？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花費了多年時間與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試圖尋求這個難題的謎底。雖然他所尋求的答案還缺乏系統和深刻，就連他自己也不甚滿意，但卻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為這個難題的解答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維成果。李約瑟從科學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國沒有具備宜于科學成長的自然觀；二是中國人太講究實用，很多發現滯留在了經驗階段；三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們對自然規律探索的興趣，思想被束縛在古書和名利上，“學而優則仕”成了讀書人的第一追求。李約瑟還特別提出了中國人不懂得用數字進行管理，這對中國儒家學術傳統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經濟管理是很好的批評。

中國古代兩千年來的封建專制體制和小農經濟在初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與進步，尤其是農業方面，但是后期封建專制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局限在農業方面，其他方面的技術未得到發展。同時隨著西方文藝復新和思想啟蒙運動的發生，反對君主專制，解放思想使得工場手工業的產生，促使資本主義萌芽，西方的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用六百年左右的時間趕超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發展成果。我想正是中西方財政政策的差異才導致我們在后期落后于西方。

(三).李約瑟難題的啟示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這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使中國科技迎來了新的春天，各個學科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總的來說，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國內生產總值雖然排在世界第2位，但科技競爭力卻排在世界第29位，科技競爭力遠遠落后于經濟競爭力。美國現在每年申請國內發明專利20多萬件，日本40多萬件，中國只有1．3萬件。在經濟有了長足進步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擺脫“李約瑟難題”的困擾。

“李約瑟難題”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樣甩掉中國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說怎樣能使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同頻共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同時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和生產力。從財政學的角度來說，我們要認識到自身的問題及落后的原因，同時也要對比西方的財政政策，結合自己的發展實際，學習西方財政政策的可取之處，所謂取長補短就是如此。

“李約瑟難題”及他的解答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應該是明確和清醒的，也就是要我們反思自己的財政政策，大力發展生產力，為財政政策的完善提供物質基礎，促進科技進步與發展，追上發達國家的腳步！

二． 錢學森之問

(一).錢學森之問的產生與發展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錢學森生前的疑問，也是錢老的臨終遺言，非常沉重，卻不容我們回避。于是便出現了11位教授聯名發表了給新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及全國教育界發出一封公開信,讓我們直面“錢學森之問”！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學森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p>

(二).錢學森之問的解析.錢學森之問，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學校培養創造發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創新創業型人才在社會上發揮作用脫穎而出的機制。發展中國家如何發掘與發揮創造性人才的社會功能與價值，也就是如何從知識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創造型、發明型人才培養方法的轉型。另外，為何中國沒有諾貝爾那樣的發明家型企業家，為何沒有企業家設立科學研究基金會與科學獎？重錢不重人是社會風氣問題所在，以人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財之本也是財之源，一個人本身的品德修養與才學能力是知識與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學才能的培養上，只是放在一些背書知識與技術細節上的話，怎么能造就社會盡職盡業的各類專門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備道德良知與專業才能的商人或稱之為商業人才。

通過“錢學森之問”，可見，中國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國家崛起就會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約。教育學中有一種說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處于教育之外，教育培養可造就的社會主體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來，還有人才評估、管理與激勵等諸多原因。(三).錢學森之問的啟示

錢學森前輩的發問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以前的我們看不到問題所在，如今我們不僅看到了問題所在，而且作了透徹的分析，但是，很現實的問題擺在眼前：民主中國建立百年，卻未能由純中原本土培養出一個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獲獎者。從當初的“西學東漸”到如今的“東西互漸”，可以看出我們在文化上逐漸恢復了自信，但是“西學東漸”我們還是未做得很好，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些東西是要堅決摒棄的。

古代儒家時代是知識進入官場，非儒時代的問題是行政進入大學；因此，大學的去行政化教育和教育的孔子學院世界化就是發展的趨勢。有社會責任、理想信仰和探索精神的文化氛圍是創新人才成長的土壤。古代中國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學的文官）入仕途體制，歐洲近現代化形成了以技術發明而成為企業家的知識產權體制。關鍵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創新型和德才兼備人才-設立客觀的科學的人才評估體系，依據曾邦哲的觀點是科技、教育和產業的高效體制和管理模式的創新為一切創新之根本所在，以及精神文化建設、德才兼備教育、孵化器建設、硬件建設、雙向流動、規范升學入學。

如果科研經費、學術教育和人才培養等領域，也按照各類重點和各類資質的行政級別化，就可能導致學術和項目評議的科研經費、市場營銷等行政分配和學術職務行政化；因此，大學、科技機構與產業化市場等領域的去行政級別化可能是必由之路。

三．小結

李約瑟難題，換個角度提出也就是錢學森之問，歐洲能從中世紀的千年落后背景下創建近現代科技，為何近代落后的我國卻不能急起直追，培養出自主創新型杰出人才，從而再度成為創造發明的強國呢？中國科技與產業的發展，必須走出一條自主創新的道路，就好比書法藝術，非常難以完全模仿名家筆跡，卻完全可以在名家的基礎上創立新的流派，科學、經濟、體制等模式也是如此；而且，唯有擺脫權威崇拜、人云亦云，才能領悟科技與產業的創新精神實質。我們的財政體制同樣要思考李約瑟難題和錢學森之問。

第四篇：從錢學森之問議大學教育

從錢學森之問議大學教育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板X學森之問”是關于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高等教育應該怎么走？大學學在哪里？這成為當今社會的熱點。

朱清時的南方科技大學在中國試圖開創一個能輸出人才的“特例”高校，而這所謂的“特例”實際卻是為了還原大學本身應當具有的面目，大學教育的現狀讓我們擔憂，對此我們有著不同的看法。

一、錢學森之問——當今高等教育現狀。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中國自從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大學又經歷了擴招和多數院校的設立，專業的擴展和延伸，可在這種發展良好的表面下，卻未能培養出大師級的人才。舉例來說，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自2000年設立以來，共有20位科學家獲獎，其中就有15個是1951年前大學畢業的。

大學通常被人們比作象牙塔，其外延涵義主要是指“比喻脫離現實生活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小天地”。而身為高等教育基地的大學本也應該是如此，從象牙塔中出來的本也應該是杰出的人才，國家的棟梁，好不夸大的說一句，這類人應該是未來國家的支撐。然而當今的教育現狀卻猶如象牙有了難以清楚的牙垢一般，變得不在如往昔潔白單純。

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這些本應該是難以啟齒，萬人不屑的行為逐漸變得公開化。當今的大學生們也不再以學業為主，反而在意人情世故，做事以利益為重，失去了大學本身應當具有的學術氛圍，轉而向金錢，利益，權利的渴望，露出貪婪的雙目。不得不說，這種不良氛圍下所教育出來的學生，會失去了成為精英所應該具有的素質，也失去成為大師所應該具備的知識，甚至失去了一個大學生本身應當具有的品質。

二、大學精神——理想的象牙塔 什么是大學精神？就是大學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是大學自身存在和發展中形成的具有獨特氣質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 ,它是科學精神的時代標志和具體凝聚,是整個人類社會文明的高級形式。面臨知識經濟的機遇和挑戰，建設 “大學精神”不僅是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社會進步的需要。

“大學精神”的本質特征概括為創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會關懷精神。

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學院去看，你去的時候發現大家崇尚的就是學術卓越，都憋了勁去競爭做到最好。這是一種精神，一種文化，現代大學學術機構一定要有這種氣氛。這個東西看不見，但是你可以感覺出來，大家崇尚什么，尊重什么，追求什么。所謂的創新教學，素質教學，也無從施展，老師們不愿意做這種事情，只是想著如何拼湊論文，能拿到更高的職稱，學生也習慣了被動接受的模式，不愿耗費太多經歷在創新上面。這樣對學術的不尊重造成了學術氣氛、文化、精神也就全完了。這樣大學精神的缺失造成了學生在學術研究精神的欠缺，心浮氣傲，膚淺蠻橫，也難怪培養不出人才。

大學精神的基礎應該是對學術的單純追求，學術作用在學校有最高發言權，其他人都是為他們服務的。管理人員要全是精英，但是他不要去干預學術，他不要追求行政權力，把他的事做好，給教授們整理文件，幫教授做事。營造出良好的學術氣氛，把學術作為最高的點，學生才會自主的投入到專業的研究中，例如加州理工大學中的探究精神，如果有人要做一個報告，很快就會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東西超過他，這才應該是良好的大學精神體現。中山大學校長黃達人指出：大學應該是一個學術共同體。作為學術共同體，大學必須以學術為目的，以科學精神為核心凝聚力，并且應有某種對絕對精神的追求。同時，大學還必須有所作為，除了能夠培養優秀人才，還應該面向未來，服務社會。

在發展的過程中，眾多高等院校應更多的為學術讓道，把學術放在第一位，努力培養具有創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會關懷精神的大學生。因為一所好的大學，在于有自己獨特的靈魂，這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也就是我們所祈求的大學教育。

第五篇：錢學森之問之我見

錢學森之問之我見

年級：2011級

專業：法學

姓名：趙曉云

學號S01114031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舉例說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自2000年設立以來,共有18位科學家獲獎,其中就有14個是1951年前大學畢業的?！卞X老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p>

2009年10月31日,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駕鶴西去,我們在懷念這樣一位大師的同時,他那一句振聾發聵的質疑——“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也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深思。

談到錢學森之問，不得不談的另一個同樣聲名大噪的問題——李約瑟謎題。李約瑟作為一名英國近代的生物化學家和科學技術史專家，在他的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發問：“為何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沒有誕生在當時世界科技與經濟最發達繁榮的中國？”再回顧錢學森之問，我們會發現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李約瑟謎題看似是對中國科技的思考，錢學森之問看似是反思中國教育體制的弊端，但二者的實質上都是對中國緣何沒有科技創新型人才的質疑

很多人在對錢學森之問進行分析探討的過程中都進行了一定的總結，但遺憾的是，大家都普遍將目標聚焦在高等教育上，將錢學森之問替換成了“為什么我國的高等教育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但是在我看來，我國杰出人才缺乏的原因，不能簡單歸咎于某一個教育階段，從學前教育到小學、中學、大學乃至整個的社會環境都應對我國杰出人才的缺乏承擔責任。在我看來，錢學森之問的答案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國的傳統文化。

我國儒家傳統文化是一種“學而優則仕”的“官文化”，自隋唐開始，科舉制度變一直延續為之后歷朝歷代所采納。而科舉制度正是“官文化”的顯著表現之一。讀書的目的一度被釋義為是求取功名。到明清則更甚，科舉考試的內容則僅僅局限于八股文。在這種“官文化”與“文化實用主義”的影響下“一切不以‘升官發財’為依歸的智力活動都被視為‘不務正業’，一切自然技術研究成果都被貶斥為‘奇技淫巧’”。這種“官文化”腐蝕了學人的學術興趣，阻斷了其走向學術研究的路徑。同時“官文化”是一種講究等級，扼殺平等與真理的“醬缸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個體是被奴役的、個性是被束縛的、思想是被壓抑的。于是“人們‘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獨不畏真理；??崇拜權力、崇拜金錢，惟獨不崇拜知識”。中國傳統文化講求“天人合一”“、貴和尚中”，突出體現為重群體輕個體的價值取向和整體性思維方式?！吧鐣疚弧眱r值的強勢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個體的價值與個體主體性，整體性思維方式也必然會影響個體思維的多元化與創新性。

在這種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催生了學術領域的“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對于一些看似沒有實際用途或短期內無法創造價值的自然科學問題，便乏人問津。除此之外，中國古代是小農經濟國家，即使是科學領域的新發明也多是基于農業生產的經驗，這在很大程度上舒服了人們的思想，抑制了人們的創造力。

視角轉回現代，我們已經廢除科舉制度數百年，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早已得到世界范圍的普及，但為何我國的自然科學依然落后于西方世界？時至今日，我們仍然無一位中國本土的諾貝爾科學獎的獲得者卻出現了六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在此之下，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的教育和我們的社會環境。

我國的教育改革已經有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口號雖然都是素質教育,但在實施過程中絕大部分中小學實行的卻仍然是應試教育,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在我國的基礎教育階段我們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其情景———“考、考、考,老師的法寶;分、分、分,學生的命根。”古時候我們的評價理念是“學而優則仕”,現在我們的理念是“考高分就是好學生”。錢學森曾說,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兩個高潮,其中一個就是在北師大附中的6年,另一個就是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讀博士。錢學森后來曾這樣告訴他的學生:“師大附中給學生創造了一個非常寬松的環境,培養了我的科學興趣”。錢學森第一次見到馮卡門,就得到了這位世界著名大師的賞識,就是因為他具備了一個優秀科研人員應有的素質,即敏銳的思維。這種素質的形成與北師大附中實施的寬松、自由的教學理念和學習風氣有很大的關系。我國的基礎教育現狀讓我想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段關于兒童“六個解放”的論述:解放兒童的頭腦,使他們能想;解放兒童的雙手,使他們能干;解放兒童的眼睛,使他們能看;解放兒童的嘴,使他們能談;解放兒童的空間,不要把兒童關在籠中,使他們能到大自然、大社會里去擴大認識的眼界,取得豐富的學問;解放兒童的時間,不把他們的功課表填滿,不逼迫他趕考,不和家長聯合起來在功課上夾攻他們。盧梭曾說過,孩子是自然之子,讓他們自發、自動地從環境中學習,比傳統的書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如果我們的老師在教學上都能以陶行知先生的“六個解放”來要求自己,讓學生的身心、思想都能得以解放,讓學生不再為框框條條的標準所束縛,不再為繁多復雜的考題所桎梏,不再對學習心存畏懼,不再對標新立異視若畏途。那時,我們的學生們對學習充滿向往,對知識充滿渴求,神思飛揚,激情勃發,他們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就會更強,我們的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將正式啟動。

“大學精神”是大學自身存在和發展中形成的具有獨特氣質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學精神的時代標志和具體凝聚,是整個人類社會文明的高級形式。面臨知識經濟的機遇和挑戰,建設“大學精神”不僅是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社會進步的需要。“大學精神”的本質特征概括為創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會關懷精神。錢學森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醫院的人生最后一次系統談話中指出:今天我們辦學,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學院的那種科技創新精神,培養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國這么多年,感到中國還沒有一所這樣的學校,都是些一般的,別人說過的才說,沒說過的就不敢說,這樣是培養不出頂尖人才的。我們國家應該解決這個問題。你是不是真正的創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別人沒有研究過的科學前沿問題,而不是別人已經說過的東西我們知道,沒有說過的東西,我們就不知道。所謂優秀學生就是要有創新。沒有創新,死記硬背,考試成績再好也不是優秀學生。培養大學的創新精神我們還可以借鑒國外一流大學的經驗。自1901年設立諾貝爾獎以來,這個代表當今世界科學最高水平的獎項已經頒發了百余年。從諾貝爾獎誕生以來已經產生了400多位諾貝爾獎獲獎者,其中美國是最大的贏家,美國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人數占到了全球獲得該獎人數的70%以上。據統計,美國共有27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為什么美國能獲得這么多的諾貝爾獎,看看其大學精神就知道了:哈佛大學以師資雄厚,將近40名教授因獲諾貝爾獎而著稱,學生以學術卓越、全面發展、自信能干而聞名。耶魯則以教授治校、思想開放、人文一流、盛產總統而驕傲。而普林斯頓大學以重質量、重研究、重理論,并培養出3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卓譽世界。哥倫比亞大學既是一所大學,也是一所大企業,也培養出34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年輕的斯坦福大學以強烈的進取精神,提出不因襲任何傳統,沿著自己的路標向前,以“學術頂尖”的構想建設大學,成為“硅谷”的強大后盾。善于創新是大學精神的靈魂。要想在教育理念、辦學思想、培養模式、教學管理等方面塑造自我,具有個性,沒有創新是不行的?？傊?凡是有特色的大學,都因善于創新,堅持走自己的路而成名,并培養出了一大批世界各領域的杰出人才。所以樹立具有創新思想的大學精神我們才能真正培養出杰出人才。

其實，中國并不缺少具有科研素質的年輕人才，但往往在現實社會中難以取得成就。楊振寧和李政道就是關于中國缺少科學土壤的最好例證，正所謂“境內為枳，過海為橘”。要想真正培養出杰出人才，真正解決錢老的“杰出人才”的質疑，我認為，我們需要徹底舍棄我們現實社會中具有強烈等級思想的官文化，代之以平等的思潮，要將我們的應試體制做出根本性的變革，注重培養學生在多個領域的學習能力和學習興趣，在高等教育之前應該將我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培養學生學習的“寬度”而非“深度”。在高校中，要努力將高?！叭バ姓?，還學校本來之“象牙塔”面目，附學校以自由熱烈的學術氣氛。我想，在此之下，錢老的疑問應當得以解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