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3年選調生考試《申論》模擬試卷 問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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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制

滿分100分 時限150分鐘

一、注意事項

1.申論考試是對應考者閱讀理解能力、綜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決問題能力、文字表達能力的測試。

2.作答參考時限：閱讀資料40分鐘，作答110分鐘。

3.仔細閱讀給定資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論要求”依次作答。

二、給定資料

1.2001年4月21日，《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正式實施。2003年非典時期，新中國歷史上首次在突發災害事件中，短時間內就同一問題連續地、大范圍地追究官員責任。從此，官員問責開始走入了公眾的視野。此后，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開始加快推進問責的制度化。“規定”第二條明確對地方及政府官員問責的情形：(一)特大火災事故。(二)特大交通安全事故。(三)特大建筑質量安全事故。(四)民用爆炸物品和化學危險品特大安全事故。(五)煤礦和其他礦山特大安全事故。(六)鍋爐、壓力容器、壓力管道和特種設備特大安全事故。(七)其他特大安全事故。

2004年2月，《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公布，這個全面、系統推行自我約束與促進自我發展的黨內制度規范，明確寫入了“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要求及處理”等內容。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準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對官員因涉及“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惡劣影響、對重大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等應引咎辭職的相關情況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將引咎辭職明確引入問責制度。

2006年1月1日起實施的《公務員法》對領導成員引咎辭職有明確規定,自此,引咎辭職成為我國法律責任體系中一種新的責任制度,從法律角度解決了長期困擾人事管理中領導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問題。

2.2008年8月21日，在云南省行政問責辦法、服務承諾制等4項制度實施半年之際，負責實施這項工作的云南省監察廳等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向新聞媒體通報了“四項制度”實施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2008年1月30日，云南省下發《中共云南省委關于在全省實行領導干部問責制的決定》。3月1日，云南省全面啟動行政問責。與此同時，云南省實施了“行政問責辦法”、“服務承諾制”、“首問責任制”、“限時辦結制”等四項制度。

據介紹，截至2008年8月20日，云南全省先后問責各級領導干部542人，其中廳級干部13人，縣處級干部171人，鄉科級干部295人。按分級問責原則，由省政府及省直機關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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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89人，州市政府及州市直機關問責236人、縣政府及縣直機關問責217人。從問責人員看，涉及16個省政府部門、16個州市和108個縣(市、區);從問責人員級別看，共問責鄉科級以上領導干部479人，占總數的8838%;從問責方式看，給予調整工作崗位、停職檢查、勸其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建議免職問責的169人，占總數的3118%。

3.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薛剛凌教授對云南省推行問責制給予高度肯定，認為行政問責對促進服務性政府的轉型、促進政府與民意的互動很有意義，“云南省的做法值得推廣”。但她同時提醒，有些問題的產生來自制度本身。如果能通過事故結果倒查責任鏈條，并完善相關制度設計，問責就更有意義。

也有的學者認為，隨著中國行政體制變革的推進，現代意義上的官員問責制度正逐步建立起來，做官的風險越來越大。但一些地方雷聲大，雨點小，只出臺問責制度，不見落實：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有的地方僅僅在民憤大的公共突發事件搞“火線問責”，在日常工作中，多見的是“太平官”、“和事佬”。

真正的制度性問責，應貫穿于政府管理全過程，貫穿于平日和非常時期。官員問責走向常態化，意味著問責不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對黨政官員的一切行為和后果都必須而且能夠追究責任。規范官員行為，保證權力依法合理行使，必須建立系統完善的問責體系。

在“官員問責”制下，不是只有貪污受賄的官員才會受處罰，那些沒有盡到相應義務的瀆職人員，那些權力行使不當沒有真正為民所用的官員，都應受到責任追究。有權必有責，權責對等。小權力，小責任，小擔當;大權力，大責任，大擔當。

還有的學者認為，云南、四川等一些地方推行的官員問責制主要是由當地黨委、政府推動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行為，是一種“上問下”的同體問責，即政府部門內部，上級對下級的問責。而需要明確的是，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問責的真正主體應是人民。

從邏輯上講，政府官員經過人大授權才擁有公共權力，其責任的對象應是人民。如果問責制僅僅是上級追究下級的責任，那么在上級需要承擔連帶責任的情況下，就難保問責結果的公正性。因此，廣泛開辟渠道，把問責權利歸屬于人民，讓人民監督政府，問責才能有力量、有效果。

4.2008年9月以來，一批官員因為重大責任事故而被免職。在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官員問責風暴”。

山西襄汾潰壩事故

9月14日，因“9·8”襄汾潰壩事故，孟學農被免去山西省省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并辭去山西省省長職務。山西省副省長張建民被免職。

9月20日，臨汾市市委書記夏振貴停職檢查，臨汾市市委副書記劉志杰被免職，劉志杰的臨汾市市長職務和周杰的臨汾市副市長職務被提名免去。襄汾縣委書記亢海銀被免職;襄汾縣委副書記李學俊被免職，其襄汾縣縣長職務被提名免職;襄汾縣副縣長韓保全被提名免職。

三鹿奶粉事件

9月17日召開的石家莊市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接受冀純堂辭去石家莊市人民政府市長職務的決定。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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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石家莊副市長張發旺和市畜牧水產局局長孫任虎被免職。石家莊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張毅，石家莊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局長、黨組書記李志國也被免去黨內外職務。

9月22日，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因對三鹿牌奶粉事件負有領導責任和直接責任被免職。

9月22日，國務院同意李長江辭去國家質檢總局局長職務。任命王勇為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

深圳龍崗火災

9月21日，深圳龍崗區政府副區長黃海廣因“9·20”火災被提名免職。龍崗公安分局消防大隊大隊長蔣偉標、龍崗區龍崗街道辦事處主任黃勇、副主任謝少輝，以及龍崗區龍崗街道綜合執法隊隊長巫勝龍被免職。

9月22日，深圳又處理了“9·20”特大火災事故四名責任人。

河南登封礦難

9月22日，因為河南登封市新豐二礦煤與瓦斯突出事故，登封市委書記張學軍被處黨內警告處分，吳福民被免去登封市委委員、常委、副書記職務，建議免去其登封市長職務，登封副市長張宏偉被建議免職。

5.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表示，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要重點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人財物管理使用、關鍵崗位的監督，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

胡錦濤指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健全組織法制和程序規則，保證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重點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人財物管理使用、關鍵崗位的監督，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落實黨內監督條例，加強民主監督，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08年新一屆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上也說，“2008年要選擇部分省市和國務院部門開展試點，加快實行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和績效管理制度。”

6.2008年11月23日，一條網上消息引起坊間輿論高度關注：遼寧省鐵嶺市西豐縣原縣委書記張志國近日履新，職務是沈(陽)鐵(嶺)城際軌道(輕軌)交通工程辦公室副總指揮。消息稱，20日，鐵嶺電視臺于晚間播報的“鐵嶺新聞”披露了張的新職務。

2008年年初，張曾派警察到北京試圖拘傳披露西豐縣丑聞的記者，因此被網民稱之為“史上最牛縣委書記”，“西豐警察進京抓記者事件”聞名全國。而張也因為此事于2008年二月被責令引咎辭職，2008年四月，針對張志國尚未辭職的傳聞，鐵嶺官方出來辟謠，稱屬不實報道。“張志國現在鐵嶺家中，未另行安排工作。”——正因為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位縣委書記復出任新職的事才能引起如此波瀾。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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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已淡出人們視野的“史上最牛縣委書記”在時隔數月之后，突然轉任新職，內中究竟有什么緣由，被官方定調為“法制意識淡薄”(鐵嶺市委調查結論)的“問題官員”何以“東山再起”?引起了媒體高度關注。

就在消息出來的第二天，鐵嶺市委發布公告，稱“迄今為止，中共鐵嶺市委常委會并未就張志國同志重新工作安排問題開會研究，更未對其重新工作安排作出任何決定。”

事情本應已經了結，11月25日，又有消息說張志國沒有任職，是“臨時性工作”，記者就此采訪了相關官員，鐵嶺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袁衛亮表示，2008年5月，鐵嶺市決定成立沈鐵城際軌道交通工程領導小組??“考慮到張志國正賦閑在家，就讓他到辦公室臨時負責，幫助跑點具體事。”

媒體戲謔地稱，“史上最牛縣委書記”又成了“臨時工”。

11月26日，中共鐵嶺市委再發公告，表示經過調查，稱張志國任職一事，乃是個別領導同志動議。市委已責令其撤銷此動議。

4天兩份公告，眾說紛紜，張志國“復出”可謂一波三折。

就在張志國所謂“復出”消息出來的第二天，某報刊發評論說，“偏要讓張志國東山再起，是不是為了給當初憤怒的輿論一個‘報復’?”，文章還援引網友的評論感慨，“中國真的就找不出一個比張志國更好的官嗎?”

對此，某快報則把張志國“復出”**與“謝亞龍留任”事件聯系起來，評論說，“更大的可能是，這同樣是有關部門現在樂此不疲的‘輿論試探’。??想做出一項決定，卻又沒有把握，就直接或間接地向媒體透風，讓媒體報道。如果輿論反應正常，那就順勢而為，一旦發現輿論反應激烈，那就斷然否定，讓媒體背黑鍋，說是假新聞。”

某報26日再就此刊發評論指出，最牛書記的“帶病復出”激起了公眾對問責制的反思，文章認為，官員“帶病復出”最大的問題不在制度后門，而在于權力后臺。問責制度再嚴厲再完善，畢竟需要人去執行，在目前的制度中，如果被問責者有權力后臺，這個凌駕于制度之上的后臺，就會沖破一切制度障礙讓“自己人”復出，制度有何用? 7.2008年9月21日，四川省劍閣縣人事局局長曹正直被免職，原因是兩天前，曹局長請人吃飯付賬時，與賣酒老人發生口角，曹正直當場打了賣酒老人兩耳光。

9月11日，四川巴中市政府辦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員因為三個字丟了官，因為他們兩天前在中秋節放假通知里把“中秋節”寫成了“端午節”，這事迅速被傳至網上，引起了熱議，很快，這三人在接到了問責通報后被免職。

重大事故造成人員傷亡的被免了職，喝茅臺打了人的被免了職，公文上寫錯了字的也被免了職。這幾位就是近期被問責這把尚方寶劍斬到的官員，雖然同樣都是丟掉了頭上的這頂烏紗帽，但這幾位遭遇的事兒可真是可謂有大有小，官位有高有低。人們不禁想問問，摘掉烏紗帽的那只問責之手進行處分的遵循標準到底是什么?

在我國，《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33條里，對于公務員處分的種類里并沒有免職這一項，在該條例的第48條里提到的免職指的是正常的工作變動。在查閱《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第11章里倒是專門設立了免職、辭職、降職一節，但也指的是正常的工作變動，對于問責免職也沒有寫明標準。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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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明確的規章依據，就難免會對執行標準產生一些疑問。可以發現，媒體在問責中扮演了一個很微妙的角色，有時候官員犯錯的事情不大，但卻因為媒體的報道而被社會廣泛關注，之后受到處分，就像寫公文寫了錯別字的那三位，事情發生之后，迅速被當作笑話傳到網上，造成了社會影響，就不可避免地吞下了免職的苦藥。群眾的反映，領導的關注，媒體的報道，網絡的傳播，在這個時候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但是如果媒體和社會關注了就進行處分，而不關注就睜只眼閉只眼的話，這實在不是長久之計，人們呼吁官員問責標準還是需要一個明確的法規條例來作為依據。

同樣，這種失衡還表現在官員被免職的效果當中，有的人明明被免除了職，在家休息一段時間后，便想出各種理由，動用人脈，使自己很快官復原職。更有甚者，雖然在此處被免職，卻又跑到別處或者別部門，搖身一變，當起了官。還有些官員，人被免職了，但問題或矛盾不處理完，留下一個爛攤子就走人了，使得問題和矛盾依舊沒有得到絲毫改善。這一切都使問責陷入一個迷局，到底行政問責的行使怎樣才能依據一個更加明確的程序，到底政府官員應該為自己的失誤負起多大的責任，才能體現行政問責制的效果，我們確實有許多的問題急切地需要得到答案。

8.近日，多名官員先后因在重大安全責任事故中負有領導責任而被免職，中國政壇“問責”之風驟緊。正如人們在不幸事件之后所期待的，災難總會伴隨以進步作為補償，倘若以此為契機，使行政問責實現制度化規范和常態化運作，對于那些因問題奶粉染病的嬰幼兒家庭也是個安慰。

從2001年7月廣西南丹礦井透水導致81人死亡、縣委書記被免職開始，黨政干部行政問責制度在基層起步。2003年非典，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被免職，成為行政問責的標志性事件。2008年以來，行政問責在各地頻頻發力，密集度之高遠超出往年。在此實踐基礎上，行政問責進一步制度化常態化，需解決三個問題：

一是全面拓展問責領域。現有的問責案例多集中于公共安全事故，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決策失誤，以及施政失敗，也應當納入行政問責的范圍。如同責任與職權不可分割一樣，問責也須與職責如影隨形。凡責任后果出現，問責便不可避免，不僅安全責任事故需要問責，官員的上任承諾、公共聲明、從政道德特別是公共決策，都當在問責的常態視野之中。為此，首先要厘定各級各類公職人員的法定職責，而那種將當地領導分工不向社會公布的作法，顯然是不可取的。包括昆明在內的一些地方已經嘗試列出領導干部的“權力清單”，亦不妨同時開列相應的“責任清單”，進一步明確違反哪些責任需要問責，以及進行何種尺度的問責。當然，我們更歡迎官員在履行時，主動做出“出現何種情形將引咎辭職”的公開承諾。

二是在何種情形之下，行政問責方能啟動。目前的行政問責多基于上級決議和民意輿論，帶有不確定性。如9月11日，四川巴中市府辦公室3名工作人員因中秋節放假通知筆誤為“端午節”，遭問責通報而免職，反映了問責在一些地方的失范和無序。為此，必須科學設置問責體系，健全和周延問責措施，例如僅去職一類，就有責任人主動引咎辭職、上級予以撤職免職、人大代表提案罷免等多種情形，去職之下還有警告、記過、記大過等輕微行政處分，都應當分別予以充實完善，并保持互相銜接。而問責措施的嚴厲尺度亦應與責任程度相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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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稱，過于嚴苛可能造成行政系統內部責任分擔的畸形與不公，失之于松則會導致問責流于形式。

第三，關于行政問責的后續效力。如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在“警察進京拘傳記者”后“責而不辭”，去職官員如何“東山再起”等，同樣亟須規范。每次問責的效果都不應是一次性完結，而應伴隨必要的后續效力，以保證問責能夠切實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例如，因行政問責而去職者，至少不應直接轉任其他更高級別的崗位職務;而受到警告、記過、記大過等輕微行政問責者，其短期內的提拔晉升也應受到必要的限制等。

總之，行政問責制度化常態化的核心，在于問責的不可避免性。這首先意味著職權主體與問責對象的同一性。公共決策的失誤，一般要將“最后拍板者”作為第一被問責人，首先審視“一把手”是否被問責。行政問責的不可避免性，還意味著：在前一起公共責任事件負領導或者主管責任的官員，不會因為其他地區和行業發生新一起責任事件而獲得“轉移視線的紅利”，從而逃避或延緩本應受到的糾問。只有這樣，行政問責在公眾與官員之間、此官員與彼官員之間，才是公平合理的，而這也是通往“責任政府、法治政府”的不二法門。

9.北京大學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姜明安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問責分為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兩類。

政治責任是一種道義責任，是因從政的道德要求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如果政府和公職人員失職或政策失誤，或者某些事故、事件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和影響，導致其辜負了人民的信任，即應引咎辭職，對人民或人民代表機關負政治責任。承擔政治責任，并不要求個人對事件或事故有直接的過失或故意，而只要其所管轄的地區或其所管理的部門出現了相應的事態，就應當承擔政治責任。

而法律責任是指違反了國家的有關法律規定而依法定條件和法定程序追究的責任，包括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通常需要責任人員有相關的過錯，比如存在失職瀆職或者濫用職權等情況，對其的處分、處罰也要有嚴格的法律依據。比如，依據《公務員法》、《行政監察法》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可以給予開除、撤職、降職、記過、記大過、警告等行政責任，而刑事責任的追究則要嚴格按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進行。

姜明安認為，要建立法治國家，光有法律責任沒有政治責任，或者僅有政治責任而沒有法律責任，都不能形成完善的責任追究制度，二者必須同時具備，才能對公權力形成有效的制約。

姜明安特別強調，問責不能建立在個人意愿上，因為有些領導干部在導致國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損失的事件發生后，本應主動引咎辭職，卻“臉皮厚”，自己“良心上過得去”，堅持不辭職。這種情況下，就尤其需要建立政治上的追責途徑，比如作為民意代表機構的人大可以要求罷免其職務，其上級機關等有權機關可以啟動問責程序等。

姜明安認為，建立政治追責機制首先要把追責條件具體化，比如人大代表多少人聯名可以提出罷免案，罷免案的通過要經一般多數還是絕對多數;要按照事態的嚴重程度或影響大小來決定應當承擔政治責任的官員的級別，比如，特大事故追責到省一級或者地市一級，重大事故追責到地市一級或縣一級，等等。而目前在我國，由民意代表機構進行的政治追責鮮有實例，而到底何種情況應進行政治追責，追究到何種級別，目前也沒有具體的法律規定。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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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認為，按照法治的要求，對官員問責和要求官員引咎辭職，應當有制度化的規范，未來應當完善這方面的立法，起碼要規定一些原則性的標準，比如，出現什么類型的事件，傷亡多少人，導致多大的經濟損失，造成多大的國內國際影響，應由哪一級(縣級、地市級、省級以及中央)官員來承擔責任等。

同時要形成制度化的政治問責的慣例。這種慣例是有約束力的，不同于“人治”狀況下因人因事而異的處理，而應當是同樣或者類似的情況，要有同樣或類似的處理。否則，只追究一些人而不追究另一些人，或者在政治問責上主要考慮一些不應當考慮的因素，也無法形成對官員的責任壓力。

姜明安表示，這次孟學農和李長江的辭職，希望能形成一種慣例，對今后的同級官員在轄地或負責部門發生同類級別的安全責任事故，便可作為一個參照。

對于承擔政治責任的官員個人來說，這種責任有時候看起來可能不是那么“公平”，比如孟學農因山西襄汾垮壩事件引咎辭職，就有一些人為他叫屈，認為他到山西任省長時間不長，可能還不是很了解情況，而很多問題是多年積累的結果，甚至是前任或前幾任領導任職時就埋下的根子。

對此，姜明安解釋說，“哪怕他任職時間只有幾個月，應當承擔的政治責任也不能回避，這對國家、對人民、對社會來說是必需的。”政治責任的存在，就是要讓官員，特別是占據領導崗位的官員知道，掌握權力是有風險的，從政就要“如履薄冰”。只有形成這種壓力，才能增加官員的責任感，如果他沒有能力承受這種壓力，就不要接受這頂“烏紗帽”。

而且，即使承擔了政治責任，并不意味著可以撇開法律責任。引咎辭職并不能取代法律責任，領導者沒有直接的失職瀆職行為，就無須負法律責任，但反之則依然可能要負法律責任。比如，此次的問題奶粉事件，性質如此惡劣，影響如此之大，石家莊市和質監部門的官員即使承擔了政治責任，是否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要看最終的調查結果。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莊市委書記也被問責，而山西襄汾潰壩事故同樣對臨汾市委書記有問責。姜明安認為這顯示了問責制度方面的一個進步。因為以往很多問責通常只是針對行政一把手，而很少針對黨委一把手。但實際上，各級黨委的一把手是直接行使公權力的，因此，黨委一把手也應當承擔政治責任。

“權力要與責任對等，有多大的權力，就應承擔多大的責任。”姜明安說。

三、申論要求

1.根據給定材料，概述我國行政問責制的內涵及其意義。要求：表達準確、全面，敘述簡明、清楚。字數不超過300字。(20分)

2.針對材料6、8提到的問責官員異地復官、走形式主義的問題，請你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要求：條理清楚，表達簡潔流暢，不超過300字。(25分)

3.請你以“完善問責制”為題，寫一篇文章。要求：(1)結合給定資料，自選角度。(2)符合題意，內容充實，結構完整。(3)總字數在800~1000字。(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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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1．答案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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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行政問責制，是指一級政府對現任該級政府負責人、該級政府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政府主要負責人在所管轄的部門和工作范圍內由于故意或者過失，不履行或者正確履行法定職責，以致影響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貽誤行政工作，或者損害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給行政機關造成不良影響和后果的行為，進行內部監督和責任追究的制度。

在我國，建立和完善行政問責制可以達到整肅吏治、破除官本位的目的；有利于完善干部選拔機制；有助于建立廉潔、高效、責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2．答案提示

我國已制定了一系列有關問責的法律、紀律規定。黨和政府也是很重視對黨政領導干部失職責任追究的，如對安全責任事故的查處等。可以說，我國問責制已基本形成，它對加強權力運行的監督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仍存在以下問題：

(1)問責范圍欠全面。現行問責制強調對行政機關領導干部的行政問責。問責的范圍依法應當包括一切掌握公權力機關單位，如黨政機關、司法機關和公共事業管理單位的領導干部等等。

(2)問責制體系欠完備。現行問責制主要限于違反法律和黨紀政紀的問責，缺乏對權力運行者政治和道義層面的問責，這可以說是導致一些地方責任事件發生后處置遲緩、影響擴大和問責中“丟卒保帥”等現象發生的一個原因。

(3)問責制可操作性不強。如被問責人的申辯程序因規定籠統而難以操作，對效率低下等勤政效能問題因缺乏具體規定而無法問責，以致各地各行其是，降低了問責制應有的統一性、公正性和權威性。

3．答案提示

現在有的地方官員，因某一事故被問責，雖然“引咎辭職”或被撤職，但很快又復出，而復出的程序又不公開。群眾對此意見很大。在我國現行的公務員法和配套性法規中，對這一問題早有規定。公務員被免職，在有些情況下終身不得錄用；但在有些情況下，可以被重新起用。這樣的制度設計既不是一棍子打死，同時也可防止政府官員“問責制”流于形式。

因此，我認為對問責官員要區別對待，明確職責。建立合理的具體的復出機制。設立透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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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程序，特別是通過群眾選舉的方式。對于主動引咎辭職的領導干部，應該建立跟蹤機制，對進步較快、在新的崗位上做出成績的，可根據相關程序公示后提拔使用，這樣才能真正建立“能下能上”的用人機制。

4．答案提示完善問責制

官員問責制于2003年非典期間啟動至今，不少官員因失職而丟官。我國已制定了一系列有關問責的法律、紀律規定，如《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但由于歷史、機構改革尚未完成等原因，我國各級政府和政府部門之間的有些職責不夠清楚、權限不夠明確，成為了實施問責制的主要障礙，同時問責法制及程序不完善，影響問責效率。同時存在問責范圍偏窄、問責標準不清、問責官員不透明的問題。

針對當前存在的問題，按照建立體系完備、程序科學、適用性強且具有中國特色的問責制度體系的目標，適當借鑒國外通常做法，并結合國情，從以下幾方面推進我國問責制的完善：

第一，完善問責制的宗旨、原則和適用范圍。確立以憲法、法律和社會主義道德原則為國家問責制的宗旨，明確問責制適用于所有公權力機關和單位的領導干部、堅決貫徹“有權必有責”、問責與責任相適應原則，并依據這一原則修改和完善現有規定。

第二，完善問責制體系。除修改完善現行有關問責規定外，當前特別要抓緊研究制定有關政治和道義層面問責的制度，這可以彌補紀律和法律追究的空當或不足。政治和道義層面的行為規范和要求是憲法和社會主義道德原則對各類領導干部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其衡量標準具有統一性，是所有公權力機關單位領導干部都應當遵守的共同準則。因此，該制度的建立應當是完全可行的。

第三，正確處理好三種問責的關系。政治道義、紀律、法律三種問責方式之間存在一種遞進關系，構成一個完整的問責體系。政治道義問責是前提和基礎，也是追究責任的一種快速反應方式，有利于盡快平息事態，消除民怨，同時，它還可以為進一步的紀律和法律問責鋪平道路，但它不能替代紀律和法律的追究，三者之間應當有機銜接，配套使用。

第四，完善問責方式和程序。按問責程度與其責任大小相當的原則進一步規范自我問責和組織問責的方式和程序。如完善檢討、道歉、請辭、免職等問責方式和操作程序，明確事件發生后立即啟動政治道義問責程序等。

第五，適當界定問責面。可按照問責適當、懲戒和教育相結合的原則，明確對事關全局、情節嚴重、不良影響較大的問題或事件為問責的依據。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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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明確問責制的執行主體。按照中共黨管干部的原則，對涵蓋所有領導干部的問責制，宜由各級黨組織歸口管理，國家問責制也宜由中央頒布。具體執行可明確：黨的機關的黨員領導干部的問責，由各級紀委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受理；擔任政府、司法機關以及其他公共權力單位領導職務的中共黨員及非黨員領導干部的問責，由紀委或監察部門牽頭調查，提出問責建議交相關任免機關做出問責決定。

總之，建立健全這樣一種適用于所有公權力機關單位領導干部的、包括法律紀律及政治道義問責內容的、統一的問責實體和程序制度體系，將有力推進我國權力運行監控機制建設進程，促進我國政治制度和國家監督體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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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3年選調生考試《申論》模擬試卷 垃圾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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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短信

一、注意事項

1．申論考試是對應考者閱讀能力、綜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決問題能力、文字表達能力的測試。

2．參考時限：閱讀40分鐘，作答11O分鐘。

3．仔細閱讀給定資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論要求”作答。

二、資料

1．凡用戶沒有定制過的包含有欺騙、色情等內容并且是用外地手機或小靈通為發送號碼的短信，均為垃圾短信。

國內手機垃圾短信大致分四大類：

第一類：“騷擾型”，多為一些無聊的惡作劇，發送號碼多為手機或小靈通號碼；

第二類：“欺詐型”，此類短信多是想騙取用戶的錢財，如中獎信息，發送號碼多為手機或小靈通號碼；

第三類：非法廣告短信，如出售黑車、麻醉槍之類，發送號碼多為手機或小靈通號碼； 第四類：SP(短信業務提供商)違規群發，誤導用戶訂制短信業務，發送號碼多為SP接人代碼，一般為四位數字。發送號碼不分網內網外，既有通過移動號碼對聯通用戶發送的，也有外地聯通號碼對本區用戶發送的。

凡符合以下標準的為垃圾短信：(1)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的；(2)危害國家安全，泄露國家秘密，顛覆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統一的；(3)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4)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的；(5)破壞國家宗教政策，宣揚邪教和封建迷信的；(6)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7)散布淫穢、色情、賭博、暴力、兇殺、恐怖或者教唆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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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8)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9)含有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的。

2.垃圾短信的內容包括出售槍支彈藥、代辦文憑、提供發票，到房產信息、商場打折、基金管理等等。那么這些短信是從哪來的呢？又是誰在制造這些垃圾短信呢？

在一棟普通居民樓里，記者看到，一個小伙子正在熟練地操作電腦，密密麻麻的數據線上，連接著30個黑色的盒子，這就是“短信群發器”，像這樣的一個小公司，一天下來就能發送數百萬條垃圾信息。

短信群發公司負責人王飛：因為短信群發不是合法的，短信群發，一年怎么著出能賺個房，賺個車。

一些群發公司在出售群發器的同時，還以低廉的價格出售手機用戶資料。

在這兩份最新的資料中，一份保存著46萬個企業法人的詳細信息，另一份則有100萬個以上車主的信息，其中包括家庭住址等信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O條明確規定：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那么如此眾多的個人信息，究竟是誰泄露出來的呢?

騰振興：假如說你的存款，要是達到了銀行金卡，你的信息都在哪兒存著?

記者：在銀行存著。

騰振興：那對呀，我們為啥就不能到銀行把這個信息弄出來呢?

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現在大部分短信群發業務集中到了幾家大的公司，他們號稱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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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9大類手機用戶的信息：小區業主、工商企業主、職業經理人、新購房業主、車主、手機大客戶、公務員、保險以及銀行貴賓、房地產投資者等，幾乎無所不包。

分眾無線傳媒技術有限公司渠道拓展經理龐路斌：咱們數據庫，現在總共有兩個多億的手機號碼資源，中國的手機用戶是五個多億，我們掌握了整個全中國一半手機用戶的信息。

有了這些數據之后，分眾無線以及其他一些公司還對機主的信息進行了詳盡的分類，精確到機主的性別、地域、年齡、消費水平等等。依托數量眾多的信息，這些短信群發公司迅速聚斂國內外2O多萬家廣告客戶，制造了無窮無盡的垃圾短信。深圳市巨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高級業務經理徐利曉：我們這邊，目前一天最多發6千萬條。

瘋狂的手機短信廣告，為這些短信群發公司創造了輝煌的業績。在分眾傳媒的網站上，記者看到了這樣一份財務報告：2OO7年第一季度手機廣告營收為600萬美元，2OO7年第二季度為1O90萬美元，2007年第三季度為l400萬美元，同比增長298．9％。

值得注意的是，分眾無線傳媒技術有限公司不是一般的作坊式小企業，它是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分眾傳媒旗下的子公司。據了解，這家公司已經合并了7家競爭對手，號稱掌握全國一半手機用戶的信息，分眾無線是這樣宣傳自己的：廣告想給誰看，就給誰看。

3．據中國互聯網協會20O8年4月29日公布的《2OO7年中國手機用戶垃圾短信調查結果》顯示，手機用戶人均每周收到的垃圾短信數量已達12．44條，與2OO6年同期結果相比增幅達5O％，創下7年來的最大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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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違法欺詐和商業廣告類的垃圾短信所占比例最多，分別為49．70％和45．48％，也就是說，在平均每1O封垃圾短信中，有5封是違法欺詐類，4．5封是商業廣告類。而在用戶收到的5封違法欺詐類垃圾短信中，有2封是由SP發送的。一些用戶甚至還收到了由SP發送的引導或誘騙消費者的垃圾信息，如讓用戶回復短信、參與答題等。專業的短信群發公司、SP公司以及運營商被用戶評為傳播垃圾短信的3個主體。

隨著手機應用的普及，短信已成為新的隨身媒體和通訊方式。許多商家也在利用這一現象，將短信作為一種廉價快捷有效的營銷途徑，導致用戶平均每周收到的垃圾短信數量迅猛增加。盡管如今人們對信息的需求量逐漸增多，但是那些自己沒有事先要求和確認需要的信息，難免會給用戶帶來不同程度的反感。調查顯示，用戶對垃圾短信反感的主要原因依次是：被迫接收自己不需要的內容；短信的內容自己不喜歡；無法判別短信內容的真偽；擔心接受這些信息會收費；發送時間不合適，給自己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影響；擔心會被傳染手機病毒。

中國互聯網協會秘書長黃澄清說，垃圾信息傳播有其共同的特點：身份不易追查、便于大量傳送、用戶數量大、支持一點到多點發送、承載的內容可修改、低成本。上述特點給防治垃圾信息工作帶來了諸多難點：追溯困難且高成本；難于識別，尤其是內容的識別；覆蓋范圍廣；不易尋找高效和經濟的攔截點；早期難以發現；打擊地下黑色產業鏈很難實現全面配合管理。

目前，中國互聯網協會已經建立了12321舉報中心。黃澄清說，中國互聯網協會將探索建、立一套包含舉報受理為依據、行業聯合實驗室做驗證、綜合服務為措施的網絡不良及垃圾電子信息綜合治理體系。舉報受理中心將承擔預警、跟蹤調查、應急處理等措施，并在事后及時總結，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數據和分析。“很多反垃圾電子信息的技術還處于研究階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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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又因為垃圾電子信息身份不易追查、用戶數量大、便于大量傳送等特點，給技術解決上帶來了難題。在未來的工作中，中國互聯網協會將通過多種方式，鼓勵業界在反垃圾電子信息領域實現技術創新。”

4．很多讀者反映經常收到各種垃圾短信，包括代開發票、代辦稅票、出售黑車等非法信息，手機顯示的發送號碼都是普通的11位手機號碼，回撥則被告知為外地號，且沒法撥通。

一位行內人士告訴記者，這些信息大多是一些短信群發公司的短信廣告業務，而不少此類公司就是三兩人、一臺電腦、一套短信群發設備組成的皮包公司。

短信群發設備賣得多

記者以準備經營短信群發公司的名義，跟一家科技公司取得聯系。這家公司聲稱他們專業從事短信群發產品的研發。

一名負責人告訴記者，要開短信公司就得買一整套群發設備，包括一部短信群發器和配套軟件，整套設備的價格為350元。他告訴記者，這套設備運行起來，每小時可以發送500條短信。

設備使用起來比較簡便。“短信群發器一端跟電腦連接，然后插上用于短信群發的手機卡，就可以向選定的號碼群發短信了。”這名負責人說。

記者從網上查詢發現，出售短信群發器的信息非常多，其中不少短信群發公司在主營短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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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廣告之余也兼營短信群發設備。其中一家科技公司聲稱，他們的短信群發器從單孑L到八孔俱全，每小時可發送數千條短信，當然價格也從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

短信群發軟件鉆“漏洞”

一家科技公司的李姓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種短信群發業務鉆了通信運營商的監管漏洞，現在監管越來越緊，短信群發卡的銷售利潤已經不如以前，現在不少短信公司都不賣卡了。”他告訴記者，曾經有個廣東人到浙江嘉興買了上百萬張短信群發卡，結果嘉興方面全給封了號，所有的卡都窩在手里沒賣出去。

“現在我們都是出售群發軟件，不再賣設備了。”他說。記者從互聯網上發現，這種出售群發軟件的信息還真是不少。

“打包”出賣手機用戶資料

記者以發布二手電腦廣告的名義聯系了一家短信公司。

記者向這家公司的一名女業務員描述，自己有朋友能弄到一批二手電腦，想通過發布短信廣告找到銷路。業務員沒有問記者任何問題就表示：“你從網上傳過來想發布的信息就行，7O字以內。”

然后，這名業務員向記者推薦他們的所謂“高端號碼”。她表示，一般公司都只能對普通號碼發送短信廣告，一個普通號碼段是1萬個號碼，其中可能有很多是空號，發送的部分短信起不到廣告效果。而他們公司有“高端號碼”，可以根據客戶的要求篩選出最有價值的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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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比如可以把月消費額、月增值服務額高的手機號碼選出來。

針對記者提到的二手電腦銷售，她建議記者可以選擇月消費額在100元以上的動感地帶號碼，“這樣可以選出有購買力的年輕群體，像學生等，這些人更愿意買電腦。”她說。

她告訴記者，這樣篩選出來的手機號碼每1萬個50元，可以直接出售給客戶。記者問她公司怎樣得到的這種資料時，她很神秘地表示：“我們有我們的渠道，保證真實，沒有空號。”

5．短信發送的方式一般有三種：通過互聯網、通過手機、利用群發器進行群發。筆者根據一垃圾短信上面留的電話撥打過去，工作人員無意中透露說，這些短信都是通過短信群發器發送的，用戶的號碼也是他們輸入號段自動檢索的。據了解，像他們這種地下短信群發公司全國各地都有，還有一些人購買群發工具，在家中從事非法的群發短信業務。

隨后，筆者以發送短信廣告為名，聯系到深圳一家聲稱代理群發短信的科技公司，自稱是公司業務員的羅先生證實，的確有短信群發器這東西，可以輕松幫筆者代發短信。“我們能把同一條短信，一次群發給500個人或100O個人，接收人數隨客戶要求，只要輸入幾個數字就行，它能連續工作。想發什么短信、想發給哪個號段的手機用戶，都非常容易。”羅先生熱情地向筆者介紹，短信群發器發出短信后，接收用戶的手機上有時顯示的是手機號，有時顯示的是特殊號碼，這也是發送時可以設置的。一般一張卡一分鐘能發送2O條，如果把多張卡聯網，一小時能發出幾萬條甚至十幾萬條短信。

筆者委婉地告訴對方所要做的廣告是一種沒有審批的藥品，沒想到電話那邊的羅先生滿不在乎地說：“發完后把網線一拔，沒有IP地址，根本無法查到是誰發的。”經過筆者的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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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討價還價，最終確定一條短信8分錢，但至少要發送100萬條。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他們之所以能夠大量群發短信，是因為他們可以從移動、聯通等電信運營商那里批發短信，批發價都比普通短信1角錢的價格低。而現在通行的批發價差不多為3至4分錢一條。如果按照一條短信8分與4分的差價，一條短信掙4分，幾個小時發送1OO萬條的利潤就是4OOOO元

6．電信運營商難辭其咎

梅廣(湖北讀者)：我想問的是，為什么分眾傳媒能輕而易舉地掌握數以億計的手機用戶信息?為什么時至今日移動通信運營商才想起要去開展短信過濾業務、設置屏蔽系統?可以斷言，沒有人為垃圾短信提供種種方便，分眾傳媒有再大的能耐，也不可能發展到日發數億條垃圾短信的地步。從這個意義上看，那些藏在幕后的“幫兇”，比“元兇”更可恨。通過法制建設來鏟除滋生“垃圾短信”的土壤，確保公民的通信權利不至于繼續受到傷害，這些才是當前公眾最為關心的問題。

管春暉(河南讀者)：分眾傳媒以及其他垃圾短信的制造者，是通過運營商的發送通道，將廣告精確發送給客戶所希望投遞的手機用戶。這樣看來，這些通訊運營商也幫了垃圾短信制造商的大忙，因此難辭其咎。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市場經營部總經理徐達說：“作為移動運營商，我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已關閉精準分眾等7家公司的短信業務端口。”由于缺乏相關法規，目前我們只能寄希望于所有的行業嚴格自律，潔身自好。因此，強烈建議國家立法保護個人信息，讓泄露私人信息者承擔違法的責任，才能有效保護私人信息不被泄露。

黃時雨(南山居民)：央視的報道顯示分眾擁有的個人信息可能是從銀行、車管所等處通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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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花錢”和“運作關系”拿到的。但分眾的掌門人江南春卻稱信息來源合法。如此巨量的信息到底是怎么來的，不應由分眾說了算，也不是央視可以定性的，遺憾的是沒有官方機構站出來表示負責，這顯示出政府在個人信息安全保護上的“缺位”。雖然目前我們沒有專門的法律，但并不意味著政府無可作為。比如，在深圳新的物業管理條例中，泄露業主資料最高可罰款2萬元，還有一些機構在收集客戶資料的合同上也會有保密條款。這些都是可以采取法律行動的依據。涉及數億人的利益，政府不應采取“民不舉、官不究”的消極態度，而應該將之視作推動相關立法的一個契機。

致歉不能取代追責

卞廣春(江蘇職員)：當前，個人信息安全無法可依，實際上為極少數企業濫用個人信息，擅自透露、出售個人信息從中漁利留下了可鉆的空子。分眾傳媒董事局主席江南春講，信息由收購的下屬公司日常服務中積累所得，是合法的，也不涉及個人隱私。既然這么說，分眾的事情哪里需要致歉?客戶是企業的上帝，維護客戶的利益，弘揚客戶的權利，應該是企業義不容辭的責任。分眾這樣的致歉，近似一份免責聲明，經營者的社會責任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殷建光(河北讀者)：分眾致歉雖然難能可貴，但不能取代追責。當前公眾信息被泄露，已經成為一個社會疾病，必須用重典制裁，否則，這個社會現象會更加泛濫，不但影響公民的精神生活，也影響社會的和諧文明秩序。建議我們的執法部門依據我國法律，對分眾的相關負責人追責，即使原因多多，不只是他一家的責任，但必須從他這里開始，掀起一個保護個人信息的風暴。

吳江(南京讀者)：僅僅依靠分眾的自我監督來規范無線廣告業務，有些“與虎謀皮”的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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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這就好比商品質量廠家自己說了算、安全標準煤礦自己訂立執行一樣。當“裁判員”與“運動員”合二為一時，“角色的曖昧”必將導致“責任的混亂”。事實上，治理“垃圾短信”的難度并不高，既然發送“垃圾短信”要經過移動運營商的網絡，那么所有的“作案”記錄其實早已在案。假如“每一條垃圾短信”都能成為“一紙罰單”，而不是“發了白發”、“擾了白擾”。當“垃圾短信”的侵權成本高于廣告收益時，“垃圾短信”又怎能不自動消亡?

個人信息安全需要多重保護

童意(華僑城居民)：“合法取得信息”就可以隨便轉讓和買賣?不能。怎樣是“合法”不能由分眾說了算。政府有關部門應立法嚴厲規范可以合法取得公民信息的企業和機關，不得以任何理由轉讓這些信息；在我們提供有關個人信息的同時，接受這些信息的企業或機關要有格式條款，保證這些信息不被泄露，并承擔因此帶給信息填寫人的損失和不良后果。只有加大信息取得者的保護義務，才能有效地保護我們的信息安全。我們自己也要提高警惕，保護好個人的基本信息，不能輕易泄露給外人。

宣華華(商報讀者)：2008年3月，山東青島市2．6萬個車主的私人信息疑遭泄露，有人以電子光盤的方式標價12OO元出售。記者暗訪發現，銷售者聲稱“這些信息是從車管所拿到的，準確率在85％以上”。一般來說，公共機構具有收集個人隱私信息的“先天優勢”，能夠十分容易地取得各類個人隱私信息。因而，各類公共機構往往是個人隱私信息的“集散地”，就必然會成為不法之徒竊取信息的頭號目標，也不排除內賊出于逐利目的參與其中，這方面尤其需要法律嚴加防范。

黃翠蓮(廣西讀者)：我覺得可以借鑒香港的做法。香港2007年12月全面實施《非應邀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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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訊息條例》，公眾可分階段登記自己的傳真或電話號碼，納入到《拒收訊息登記冊》，選擇拒收這些訊息，而正常促銷的企業在發出電子信息前，均要先向電訊管理局申領《拒收》名冊，若商戶有違規情況，最高罰款港幣1OO萬元及監禁五年。另外，條例要求商戶在發出電子訊息時，必須注明來源，并向市民提供“拒絕接收”選項。若商戶有違規，首犯可被罰款十萬元，再犯則罰款五十萬元。香港整治“垃圾短信”在于不依賴企業自覺，而是依靠法律嚴格規范和約束的前提下提供了一條“陽關道”，這樣既讓合法企業可以有選擇性地發信息打廣告，而對惡性、詐騙信息的嚴懲，體現了政府打擊垃圾信息的決心。

三申論要求

1，用不超過150字的篇幅概括所給材料反映的主要內容。（15分）

2，結合給定材料，試分析“垃圾短信”泛濫的原因。要求，分條作答，300字以內。（20分）

3，結合給定材料，提出解決垃圾短信問題得對策。要求：條理清晰，500字左右。（25分）

4，假設你是工商行政管理部分的工作人員，請寫一篇參加反垃圾短信聯盟成立大會的講話稿。要求：內容充實，語言流暢，1000字左右。（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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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1．答案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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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垃圾短信”的泛濫給手機用戶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煩惱，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垃圾短信”受到高度重視，央視“3?15”晚會對“垃圾短信”進行曝光，國務院糾風辦已經開始著手治理垃圾短信。電信運營商雖設立了舉報平臺，但受理過程“模糊”，治理效果甚微。因此，政府部門采取必要的措施治理“垃圾短信”已成當務之急。

2.答案提示

垃圾短信泛濫的原因：

第一，法律上的缺陷，到目前為止我國尚無一部專門的法律、法規對手機短信進行管理。

第二，在技術管理上也出現了空白，運營商對垃圾短信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

第三，相關政府部門在垃圾短信的管理上也沒有形成合力，垃圾短信的形成是一個系統的工程，無論用戶對垃圾短信的舉報、投訴，相關部門的管理、處罰，還是運營商的配合都沒有形成合力。

第四，由于手機實名制沒有推廣，以及對短信發射設備的生產、銷售、使用沒有進行有效監管，這也造成了垃圾短信的泛濫成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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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案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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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強立法。我國利用手機短信作案的犯罪事件出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很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目前沒有專門的法規對此進行規定，而且，參照國外的立法情況，僅僅對垃圾短信的發送者進行經濟制裁是遠遠不夠的。

(2)推行手機入網“實名制”。手機入網實名制是一種很好的解決垃圾短信的辦法，這種從源頭上管理手機的辦法十分有效，它能夠為用戶營造安全無污染的短信環境，能夠方便運營商和公安機關對不法分子的監控，更加有利于社會的穩定。

(3)電信監管部門和國家文化主管部門要加大執法力度。作為行業主管部門，國家文化主管部門和各省通信管理局都應著眼于通信業健康發展，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處理相關問題。

(4)移動通信運營商要采取有效的技術手段加大對短信的監控力度。利用通信技術實現對手機短信群發量的突然不正常增多和某些敏感字詞進行監控，一旦通過監控確定了可疑手機號碼，立即實施管理措施。可以采取“分批分次暫停發送者的短信業務”的方法。

(5)推行行業自律和用戶監督舉報機制。短信市場誠信經濟的建立，必須依靠SP對自身經營道德的培養和對市場規律的遵循，只有憑憑良好的質量才能贏得良好的信譽度。公平、有序競爭環境的形成，有賴于在短信市場建立起遵守誠信的行業自律機制。

(6)創新短信管理技術。整治垃圾短信，除政府制定相關法律制度之外，還需要運營商在管理技術層面上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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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答案提示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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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參加反垃圾短信聯盟成立大會，成立反垃圾短信聯盟體現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體要求，反垃圾短信聯盟的成立對于建立政府監管、行業自律、社會監督和消費者參與的長效機制，促進移動通信服務和短信息服務業健康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近年來我國移動通信業發展迅猛，移動電話網絡規模、用戶數量均位居世界前位，科技的不斷進步和人民群眾在社會生活中越來越多的個性化需求，使得移動電話逐漸成為繼電視、報刊、廣播、互聯網之后又一新興媒體，移動通信和手機短信息服務以其使用方便、價格低廉，成為人們交流的重要手段，為人們提供了一種便捷、高效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在移動通信業飛速發展的同時，運用移動通信與短信息服務的方式從事違法經營活動問題日益凸顯，特別是通過手機短信息服務傳播不良信息、垃圾信息，以及提供違法信息等行為，嚴重損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影響了移動通信服務和短信息服務業的健康發展，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也破壞了文明誠信和諧的社會環境，對此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作為市場監管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執法機關，針對市場經濟秩序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特點，將不斷創新監管理念和監管方式，積極完善市場監管法規和監專業助考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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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措施，努力提升對移動通信服務市場、短信息服務市場的監管水平，在今后工作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繼續加強與公安部、中國互聯網協會等有關部門的配合與協作，依法履行職責，做好移動通信服務市場，短信息服務市場的治理監管工作：

一是要嚴格市場主體準入。

二是要按照職責分工積極配合工業和信息化部開展的垃圾短信息整治專項活動，依法查處違法宣傳推廣及銷售短信息群發器的行為。

三是盡快與工業信息化部制訂出臺規范移動電話廣告，加強對移動屯話媒體的廣善監管力度，規范短信息廣告經營者的廣告發布行為。

四是依法嚴厲打擊利用移動電話進行偽劣商品銷售、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傳銷等違法行為，嚴厲查處違法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大案要案。

治理垃圾短信息，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是政府部門義不容辭的責任，讓我們攜起手來，讓我們為營造健康、文明、誠心、綠色、和諧的手機短信服務而一起努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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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選調生錄用考試《申論》全真模擬預測試卷(一)（本站推薦）

選調生錄用考試《申論》全真模擬預測試卷

（一）1.在《說文解字》中這樣講道，“誠，信也”，“信，誠也”。可見，誠信的本義就是要誠實、誠懇、守信、有信，反對隱瞞欺詐、反對偽劣假冒、反對弄虛作假。

以誠待人，以信取人，是我們中華民族最為優秀的傳統之一。孔子云：“誠者，乃做人之本，人無信，不知其可”；韓非子曰：“巧詐不如拙誠”；陶行知先生也曾說過：“不作假秀才，寧為真白丁”；季布一諾勝過千金，商鞅變法立木求信，君子一言駟馬難追??類似的故事和典故不勝枚舉。

政府誠信是社會信用系統的核心，是國家誠信的主體，同時也是國家和執政黨形象的具體體現，政府誠信堪稱一國政治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石。政府取信于民是政治開明、社會穩定的基本保證，政府誠信是政府權威的實施所在，政府的誠信度決定了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政府如失去誠信，經濟活動就會一片混亂，一切都無從談起。總之，政府誠信是百姓最好的“定心丸”、市場最佳的“晴雨表”，沒有什么比擁有信用和贏得民心更堪稱政府最大的政績。因而，講求誠信、取信于民是政府的形象所系和魅力所在，也是廣大百姓的福祉所依和民心所向。

政府誠信是政府的影響力與號召力，依賴于社會成員對普遍性的行為規范和網絡的認可而賦予規范和網絡的信任，并由此形成社會秩序。政府作為一個為社會成員提供普遍服務的組織，其公信力程度通過政府履行其職責的一切行為反映出來，因此，政府公信力程度實際上是公眾對政府履行其職責情況的評價。

政府誠信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政府作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示范者、倡導者和組織者，只有具備較高的公信力，才能將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統一起來，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2.政府誠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人民群眾對政府誠信的評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政府的信用程度。信用是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品格，也是公務人員的政治品格和行政品格。對于政府來說，其信用程度更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政府能不能正確行使權力，能不能遵守規則，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決定著政府公信力的狀況。

政府的服務程度。政府的宗旨是執政為民，為公眾提供充足優質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如果政府能夠全面履行公共責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門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就高，政北京選調生考試http://bj.offcn.com/html/xuandiaosheng/

府的公信力就強。特別是在危機狀態下，政府能不能負責任地應對和處置突發事件，提供社會安全與秩序的公共產品，保障公民財產和生命安全，是政府公信力程度的突出體現。

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的行為不能違法，政府不能濫用權力，這是對政府公信力的基本要求。按照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政府應當堅持加強黨的領導、依法治國與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做到依法行政，依據憲法和法律為人民服務，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政府決策民主化的程度。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體現，政府能否建立健全決策、執行、監督相結合的運行機制，決策能否做到公開、公正、透明，不僅反映政府的決策能力和水平，也反映政府公信力程度的高低。政府民主化程度主要體現在決策程序的規范、決策制度的健全、信息化狀況、調動基層積極性的情況等等。

3.據報道，2009年6-7月，《小康》雜志聯合新浪網，會同有關專家及機構，對中國“信用小康”進行了調查。其中在對49類不同群體的誠信度調查中，農民、宗教職業者、性工作者、軍人和學生，被選為本最講誠信的五個群體，并據此得出“官員的誠信不如妓女”的結論。

另據調查顯示，相對人際信用和公司信用，公眾更擔心政府的信用。有49%的人對政府、人際、公司三類的信用危機，表示“都非常擔心”；37.8%的人則更擔心“政府”的信用危機。2009年，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急劇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種社會經濟調查數據嗎”的調查中，認為“僅作參考，摻假的成分很多”或“絕對是假的，從來都不信”的比例，高達91.1%；而在2007年的調查中，這個比例是79.3%。公眾對政府行為的信任度直降10個百分點，反映出政府失信問題相當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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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模擬申論試卷

2012廣東省公務員錄用考試申論模擬預測試卷

設計人：張小龍團隊

一、注意事項

1.申論考試與傳統的作文考試不同，是分析駕馭材料的能力與表達能力并重的考試。2.作答參考時限：閱讀資料30分鐘，作答90分鐘。

3.仔細閱讀給定的資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論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題紙指定位置。4.答題時請認準題號，避免答錯位置影響考試成績。

5.作答時必須使用鋼筆或圓珠筆，在答題紙有效區域內作答，超出答題區域的作答無效。

二、給定資料

材料1

2012年5月2日，陜西榆林橫山縣百信醫院患者胃穿孔死亡，院長帶領全院40余名醫護人員悼念死者，致辭檢討懺悔，集體下跪磕頭。該院醫生稱，死者家在當地勢力很大，院方被迫接受家屬條件，與之簽訂協議，停業3個月，違約賠300萬。據醫生透露，至今并無證據表明醫院存在過錯。

對此，昨天衛生部新聞發言人鄧海華表示，對于“下跪門”中的具體糾紛問題尚無調查結果，但他表示，在醫患糾紛過程中，很多醫院，不僅僅是民營醫院都有息事寧人的想法，覺得經不起折騰。但這種想法實際上助長了醫鬧的進一步發展。“對（醫院）這種態度我們是不贊成的”。

2012年3月23日，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發生惡性傷人案，致醫院醫生1死3傷。從北京同仁醫院事件，到廣東的“八毛門”、“錄音門”，近半年內，發生在醫患之間的爭執，每每出現都引發社會廣泛討論。

在媒體對這起“殺醫案”的報道中，談論最多的就是這起案件中唯一一名被殺醫生，28歲的醫院實習生王浩。這位哈爾濱醫科大學研究生的遇害，引發輿論的唏噓之聲。而不滿18歲的殺人者，更是讓人們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讓這場悲劇發生在兩個年輕人之間。就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國“兩會”上，醫患關系就已經引起官方高度重視，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完善醫療糾紛調處機制，改善醫患關系”。衛生部長陳竺也承諾使醫患關系在“十二五”時期根本好轉。而今年的“兩會”新聞中心也首次專門組織醫療領域代表接受集中采訪談醫患關系。根據衛生部、公安部2012年４月３０日聯合發出的《關于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通告》，今后，醫鬧、號販將受治安處罰甚至被究刑責。通告明確，公安機關要會同有關部門做好維護醫療機構治安秩序工作，依法嚴厲打擊侵害醫務人員、患者人身安全和擾亂醫療機構秩序的違法犯罪活動。

通告提出，醫療機構是履行救死扶傷責任、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場所，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以任何理由、手段擾亂醫療機構的正常診療秩序，侵害患者合法權益，危害醫務人員人身安全，損壞醫療機構財產。公安機關要會同有關部門做好維護醫療機構治安秩序工作，依法嚴厲打擊侵害醫務人員、患者人身安全和擾亂醫療機構秩序的違法犯罪活動。針對患者及家屬，通告提出，患者在醫療機構就診，其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患者及家屬應當遵守醫療機構的有關規章制度。患者在醫療機構死亡后，必須按規定將遺體立即移放太平間，并及時處理。未經醫療機構允許，嚴禁將遺體停放在太平間以外的醫療機構其他場所。

近日，在網上出現的一份有關中國醫患關系的調查問卷中，參與調查的網友中，有六成網友選擇“對醫生的印象不好”，過半被調查者認為“醫生的收入遠高于付出”。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去年8月，由中國醫師協會發布的第四次執業醫師調查顯示，多數醫生認為自己的收入和付出不相符合，感到社會的不理解和患者的責難無法承受，近一半的醫生對執業環境不滿意，只有7%的醫師希望自己的子女繼續從醫。

材料2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面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醫療費用支出暴漲，因病致貧、無錢看病的事例從時有發生變成了普遍現象。由于“醫療衛生的產業化”，引來了無數投機者進行“醫療產品開發”，導致了醫療機構中的大量商業賄賂現象，有些醫生把“救死扶傷”和“人道主義”這一醫學界的基本規則拋到了九霄云外，給醫生這一崇高的職業籠罩上了陰影。“醫療產業化”提高了正規醫療機構的門檻，于是各種江湖游醫、不規范的個體診所遍布大街小巷，再加上有關部門缺乏必要的監管，給人民生命健康帶來了很大危害。醫療衛生的產業化使我國的醫療體系出現了極度的異化：一方面某些醫療從業人員迅速暴富，另一方面使人民群眾的社會福利水平降低，給人民群眾的健康帶來了巨大危害。國家必須調整與提升醫藥產業結構，提高制藥業技術準入門檻，嚴格藥品管理部門的審評、審批、資質認定，健全藥品價格管理體制與監管。

材料3 我國部分醫療機構法律意識、質量意識淡薄，一些上世紀70或80年代購進的X光機、B超、CT等還在用，修修補補用了幾十年，其操作性能及診斷準確率已很難掌握。由于缺乏相應的法律規范，目前醫療機構在醫療器械購銷、貯存、使用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規范和及時處理。目前，違法醫療器械廣告屢見不鮮，誤導了許多消費者，造成不可估量的社會影響和群眾生命財產損失，公眾反應強烈。由于現行法規的缺陷，對違法發布的醫療器械廣告無法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查處，因此違法醫療器械廣告屢禁不止。

市場經濟有序運行離不開政府的有效監管，政府需要從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對市場失靈進行監管，對關系社會公平的領域進行監管。從醫療衛生行業來看，要進一步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按照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分開的方向，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轉換機制、加強監管的原則，建立符合國情的醫療衛生體制，為廣大群眾提供安全方便有效合理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

材料4

“以人為本”是中醫倫理學思想核心。中醫學肯定人生價值，體現在醫生對病人的痛苦、處境和命運，往往非常關心、同情和時時、事事把解除病人的痛苦作為醫生第一要務。唐代醫家孫思邈強調：“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要求醫生在疾病診療中，應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以免傷害病人。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整體醫療水平和能力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我國的醫務工作者積極引進、應用、推廣最新的醫療技術、設備、藥品和材料，使患者直接受益。但是，在帶來益處的同時，高新技術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卻容易被我們所忽視。最顯著的變化就是，醫療體系已成為龐大復雜的社會建制，診療已從人與人的交流轉化為更多地通過機器設備進行交流，醫生和病人也由“相識者”變成“陌生人”，與患者打交道最多的不是醫生護士，而是機器和電腦。以致人們都在說，技術越發展，醫學變得越冷酷。另外，高技術應用提高了收費標準，也提升了病人對疾病治愈的期望值。然而，在整個醫學發展中，對絕大多數復雜性疾病(比如腫瘤)，進步最快的是診斷技術，尤其是無創傷的影像診斷較過去能力大大提高。治療的方法盡管也有很大進步，但沒有診斷技術發展快。因此，對于大多數慢性復雜病，診斷中新技術的應用帶來了高收費，最終并不能解決病人疾病治愈的問題。對這種診斷和治療發展的不同步，醫院和醫生以及醫學科普界其實都沒有對病人進行過很好的解釋。高新技術在治療上的應用使分工越來越細，由于對局部精細診療手段的應用，對醫務人員專業化程度需求更高。然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這就容易增加對不典型疾病的誤診率，也會讓病人耽誤更多的時間在分診轉科上。當這些問題產生時，病人就會抱怨。

材料5

據統計，截至2010年12月底，東莞市各類民營醫療機構達到310所，占全市醫療機構總數12%。民營醫院共29所，占全市醫院總數39%。2010年民營醫院實際開放床位5186張，占全市醫院床位總數26%，門診434.3萬人次，占全市醫院門診人數13%，入院人數15.3萬多人次，占全市醫院入院人數21%。

但記者調研發現，除了常安醫院以外，東莞目前僅布局在東莞東部片區，新建、在建或者擴建的綜合性醫院就超過10家，醫療資源明顯多于除中心區外的其余區域。

僅莞樟路和松山湖大道沿線片區，就有設計1200張床位的臺心醫院和設計500張病床的愛普康醫院兩家民營醫院，而公立醫院更是層層密布：設計超過1000張床位的廣東醫學院附屬醫院(東莞市第二人民醫院)和設計超過800張床位的東莞市中醫院新院將在明年開業；大朗醫院和大嶺山醫院也分別新建住院大樓和搬遷了新院，記者初步估算，到明年底，東莞東部片區病床數量將達到8000張左右，約占全市病床總數量的1/3，高于東部人口占全市人口的比例。

“新醫改”提出要更好地配置醫療衛生資源，取消過度集中現象，各地近年開展了多種探索，如山東推出衛生強基工程，推動衛生人力和技術資源向基層流動；北京則準備按服務人口數量、當地疾病譜等因素重新規劃布局醫療資源。種種做法，都是值得肯定的有益嘗試。

在看到這些令人欣慰的進展的同時，我國長期存在的醫療資源總量不足、分配不均的事實仍客觀存在。要切實解決百姓的“看病難”、“看病貴”難題，必須把均衡醫療資源當成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

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均既表現為城鄉之間，也表現在大小醫院之間。在城市，少數大醫院優質資源集中，導致人滿為患、擁擠不堪，而一些基層社區醫院則門可羅雀，常年空轉，造成資源浪費；在城鄉之間，據衛生部的數據，截至去年6月底，全國2.04萬個醫院共有327.3萬張病床，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僅擁有111.3萬張病床，只占城市的約一半。農村鄉鎮衛生從業人數近年也明顯下降，當地群眾的看病就醫難更為突出。

材料6 北京協和醫院急診科主治醫師于鶯去年開通微博，不到半年累積近70萬粉絲。她與網友分享醫患溫馨事、醫院趣事、生活囧事，頗受追捧，被親切地稱為“協和姐”。于鶯在微博中坦言：“面對消逝的年輕生命，多少顆年輕醫生的心日漸冰冷，多少名正值壯年的醫生琢磨著改行……優秀的年輕醫生越來越少，一線質量明顯滑坡。”

醫務人員大量流失的同時，醫學院生源日益緊張。近幾年高考，醫學院校錄取分數線越來越低，廈門大學一個月前宣布“2012年所有新招的醫學生免除學費”，借此挽回生源。在讀醫學碩士“tribbie”直言：“中國的醫學院擴招太厲害，門檻低，質量差??”

一名北京知名醫院急診科醫生曾在電視訪談中感慨收入低：“工作7年，買不起房，郁悶。”《2011廣東省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白皮書》數據顯示，醫學類本科畢業生月薪最低，為2191元。

章蓉婭不久前曾撰文呼吁，醫生要有尊嚴地活著，首先需提高收入。她認為，在中國，醫生是低收入、高風險、高壓力、高強度的職業，付出與收入不匹配。

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朱恒鵬認同這個觀點。他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不是醫生道德水平滑坡，而是社會激勵機制出了問題。“有人講，醫生救死扶傷，就像天使，必須品德高尚。但哪個職業不應該是天使？”他舉例說，官員決策影響國家前途，法官判決事關自由、生命，媒體報道有關名譽、尊嚴，校車司機決定多名學生安全……責任都不輕。

朱恒鵬認為，道德高尚的人，除了得到足夠社會尊重外，體面的物質生活也必不可少。“這可以保證醫生像人們希望的那樣工作，保證更多優秀青年愿意投入這項事業。”

材料7

北京協和醫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王曉軍認為，針對醫生的惡性案件，不應定義為醫患沖突。“別把醫生和患者放在對立的兩極去評論。打砸搶殺的是極端分子，不能代表多數人，他們恰恰是廣大患者利益的最大傷害者。”

在南通大學附屬醫院工作的“午后雨林”發布博文稱，我們身邊許多和諧的醫患故事沒被報道，極端個案卻遭大肆渲染，被誤識為社會普遍現象。公眾和醫務工作者都不自覺卷入了“醫患關系緊張”的輿論認同。“事實上，醫患關系總體是和諧的，請多給一點信心。” 其實，哈醫大殺醫學生事件，不是醫患關系問題。被殺者只是實習的碩士醫學生，沒有絲毫醫療責任，完全是無辜的受害者。而且其他醫生也沒有醫療責任，完全是患者的無知和兇殘。然而這事件，卻被籠罩在醫患關系的漫無邊際陰影中。缺乏責任和良知的某媒體，設計了“讀完這篇文章（哈醫大醫學生被殺新聞—筆者注）后，您心情如何”的社會調查，結果有65%的點擊落在“高興”上，選擇“憤怒”、“難過”和“同情”的占比小很多，所以扯上醫患關系。

央視連續播出兩期《新聞1+1》。先是《殺醫生：我們可能也是“兇手”！》后是《恨來了，愛回去！》前者呼吁媒體反思：在報道中用吸引人眼球的方式是在鼓勵仇恨。后者呼吁社會反思：仇恨有萬千理由，但回應仇恨，卻只有一種方式，那就是用愛去回應，去溝通、去尋求理解、去改革、去改變。主持人的呼吁，是在喚醒媒體人的良心。客觀、公正，更是媒體人的良心。就媒體職責而言，向受眾揭開社會事件的真相，比媒體人表達自己追求的公平正義更加重要。

材料8

醫德敗壞、過度醫療、態度惡劣、作風馬虎、醫技匱乏，只是少數醫生。雖然這究竟是“少數”還是“多數”，也難有精準的調查統計數據，但肯定不是“全部”。竭力為患者著想，從不開大處方，數十年來甘居清貧的好醫生，媒體也曾有過報道。何況這些，也不是醫患關系惡化的根本原因。國家給醫療衛生事業投入太少、醫療制度設計不合理、以藥養醫、給醫生創收指標、患者的用藥和檢查收入與醫生獎金掛鉤，才是導致患者看不起病、逼良為娼、醫患關系惡化的主要和根本原因。醫生成了醫療體制弊端的替罪羊。

患者，只和醫生接觸，不知道一整套醫療制度的內核所在，及其方方面面，只是感覺到醫生就是其受害的直接始作俑者，便把所有的積怨、憤懣、仇恨集中發泄向醫護人員，讓醫護人員處于極其危險的恐懼狀態。而國際上成熟的做法是，國家為國民提供醫療保險，患者定位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定位醫療機構。醫療機構的優劣，醫護人員的良莠，讓保險公司去鑒別，去博弈，患者不需要自己直接和醫護人員博弈。醫療機構及其醫護人員，通過自身的素質和名譽，在醫療行業中分一杯羹。

醫患關系惡化的另一原因，就是病理學常識的科普工作幾乎為零。中華醫學會對此應當有所作為，更是義不容辭。人們忽略了這樣一些常識，任何醫院和醫生都不是萬能的，不是任何病患都是可以治愈的。

關于醫患關系，人們的思維還有一個重大誤區，就是把醫療機構當作背景強大的慈善機構，把救死扶傷的最高道德，強制綁架給并非聚寶盆的醫療機構。人們認為，救死扶傷，就是醫療機構及其醫護人員的天職，可是實質性的救死扶傷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需要極大的經濟成本。誰來承擔這經濟成本？ 材料9

當下，由于我國醫療事故鑒定機構始終沒有完全與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割斷關系，一些醫療事故鑒定機構就設置在醫院里，其專家鑒定人員也大都是醫院的教授或醫生，鑒定機構與醫療機構之間的這種“同行加近鄰”關系，導致一些醫療鑒定結果讓人大失所望，醫學鑒定機構的公平與正義性也大打折扣。加上醫療事故的鑒定標準較高且嚴格，相當多的醫療事故糾紛很難被認定為構成醫療事故

材料10

中國醫療衛生是繼續邁向市場化，還是尋求在市場經濟背景中，由政府主辦并管控，而行進在公益性、事業性、福利性的人性化與倫理化的大道之上，近幾年來一直是一個重大的社會熱點問題。過去的市場化的醫療衛生明顯有重利輕義之嫌，并存在諸多科學與倫理的缺陷，而今在進一步改革中國醫療衛生體制之際，要科學地設計與實施我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就必須優先進行倫理考量并在實施中予以倫理保障。

改革前我國醫療衛生的投入以政府為主，醫療衛生資源在不同衛生領域以及不同群體間的分配是由政府統一規劃、組織與管理并由政府按照嚴格的計劃實施。醫療衛生定性為政府組織、管理并為每個公民實施的福利性事業，這就突出了以人民為重心、倫理優先的國家社會倫理的理念。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通過政府的統一規劃、組織和大力投入，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醫療衛生體系。體系的逐步發展和健全，提高了服務的可及性，基本解決了城鄉特別是農村的缺醫少藥問題，突出了公平優先的政治倫理理念。 在整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低的情況下，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國用占GDP3%左右的衛生投入，大致上滿足了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國民健康水平顯著提高，突出了低投入高產出和效益優先的經濟倫理理念。

這種不要錢或花錢很少的醫療，基本上是一種安全的醫療。一方面構建和完善了醫療保障體制，在城鎮地區，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基本覆蓋了所有的勞動者；在農村地區，合作醫療制度逐步普及，鼎盛時期覆蓋了90%左右的農村人口；另一方面，由于醫療費用公出，公益性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本身，也具備很強的轉移支付和醫療費用保障功能。這種公費醫療也使醫藥費用、價格等得到了嚴格控制。

在制度建設和實施醫療過程中強調為人民服務的人道與人權的倫理理念，強化倫理管控，突出公正、公平和科學的醫療保健，即對人的生命健康認真負責及人命關天的倫理思想，使醫療差錯、事故、糾紛發生率很低，基本沒有醫療訴訟。同時，改革前，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目標定位明確，即全面追求公益目標，全心全意提高公眾健康水平，不以營利為目的。基于這種目標定位，加上政府對醫療服務體系的直接和間接投入，所提供的服務價格非常低廉，使廣大民眾有了病不僅能夠獲治且治得起。

臨近改革前，該體制存在著由于建設市場經濟，不少人借機去爭奪和浪費公費醫療資源、資金，國家開支日益不堪重負，以及看病難，掛號難，住院周期長，醫療水平和醫學科學發展較慢，計劃過于死板，看病不自由，不利于人才流動，醫務人員待遇低等缺點。

材料11

2012年5月7日，廣東全省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省委常委、副省長徐少華反復強調“以老百姓的利益為依歸推動新醫改”。他提出，我省醫改的新目標是“大病不致貧，中病常規治，小病靠平價”。

“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讓人民群眾病有所醫，享有基本醫療服務，是政府應該承擔的，是我們應該做的，不是領導送溫暖。”

醫改實施已經三年了，徐少華的評價是“初步建立起了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框架，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初步得到緩解。”他用幾個數字來說明——各級財政三年醫改新增投入達781億元，全省1億多人口享受到醫改帶來的實惠。

“現在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在社會上仍有一些怨氣，所以我們對醫改的成效不必估計太高，不可驕傲自滿。我們總結醫改的成績，是為了增強決心，不是臉上貼金。”他清醒地看到，改革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徐少華說，當前醫改工作進入了承前啟后的關鍵階段，各地各部門要牢固樹立病有所醫是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基本理念，始終明確以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訴求為醫改的目標任務，設身處地體會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現實感受，以老百姓利益為依歸來推動新醫改。“要多去了解、體驗人民群眾排隊看病、藥費偏高的艱難，要有切膚之痛，要有緊迫感，制定醫改方案切忌紙上談兵。”他建議醫改方案的制定者多去體察民情，在制定和實施醫改政策的過程中，必須從保障中低收入者的醫療衛生需要為基本出發點，努力做到讓老百姓“大病不致貧，中病常規治，小病靠平價”。

據悉，省醫改辦將在全省范圍內征求醫改的意見建議，調查社會對醫改的訴求，根據最新情況制定符合群眾訴求的醫改新方案。“財政每年拿出這么多錢投在醫改上，當然要征詢民意。”徐少華說。對于醫保制度，他認為，如果醫保不能解決患者大病診療的大部分費用，那說明醫保的制度設計有問題，有缺陷，必須抓緊研究改進。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讓人民群眾病有所醫，享有基本醫療服務，是政府應該承擔的，是我們應該做的，不是領導送溫暖。要多去了解、體驗人民群眾排隊看病、藥費偏高的艱難，要有切膚之痛，要有緊迫感，制定醫改方案切忌紙上談兵。如果醫保不能解決患者大病診療的大部分費用，那說明醫保的制度設計有問題，有缺陷，必須抓緊研究改進。

三、申論要求

第一題：請根據材料1-6，用不超過200字的篇幅，概括出我國醫療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20分)

要求：概括準確，條理清晰，語言流暢。

第二題：請根據材料7-10，用不超過250字的篇幅，分析說明醫患關系緊張的主要原因。(30分)

要求：分析全面，條理清晰，語言流暢。

第三題：請針對材料所反映的問題，結合廣東省情，以“進一步做好醫療衛生工作必要性和緊迫性”為題，寫一篇800字左右的策論文章。(50分)

要求：結構完整、條理清晰、行文流暢，措施全面、針對性強、具有可操作性。

2012廣東省公務員錄用考試申論模擬預測試卷

滿分：100分時限：120分鐘

一、注意事項

1.申論考試是對應考者閱讀理解能力、貫徹執行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文字表達能力的測試。

2.作答參考時限：閱讀給定資料30分鐘，作答90分鐘。

3.仔細閱讀“給定資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4.請在答題卡指定的位置上作答，在草稿紙上或其他位置作答一律無效。5.所有題目一律使用現代漢語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二、給定資料

1.清冷的秋雨中，S省L縣某村被籠罩在一種深深的寂靜之中，散建于山間、坡上的一些農家窯洞，有的已經破落坍塌。洞前的院落有的已被種滿了作物，作物的生機和村莊的寂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村里的劉書記說，現在長住村里的有6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歲以上的老人。“年輕人只有過年過節才回來，也只有那時候村里才熱鬧點，平時都是冷冷清清的，連個說話的人都找不見。”

由于年輕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業很難開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勞力。劉書記說：“我們也想給村里干點兒實事，但老年人思想轉變不過來，還有人說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折騰那些事干什么。發動不起來，出工不愿意，出錢更不行。”

Y村是S省新農村建設試點村。記者看到，村戶間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綠樹成蔭，廣場上，籃球架、大戲臺等文體設施一應俱全；學校、衛生室、便民店等公共設施齊全。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點左右，除了幾個上學的孩子、出門溜達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幾位村民，偌大的村子里再也看不見其他人。一個村干部說，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歲以上的老人。“新農村建設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72歲的村民高老太對記者說，孩子們出去是為了掙更多的錢、過上更好的生活，也是為了讓他們的孩子上更好的學校、有更好的前途，作為老人也支持。這些年農村發展得挺好，老人們在家生活也很方便，只是想到將來還是有些擔心。“現在還能相互照顧，年齡再大點就不行了。孩子在外掙錢，不可能回來照顧我們，村里鄉里又沒有養老院，到時候怎么辦呢？”

“村里人外出打工，確實比在家里賺得多，但也讓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不再那么融洽了，”村民老張說，以前每到農忙時節，四鄰八舍都會互相幫忙。主家稱肉打酒，忙完了農活，大伙聚在一起吃頓飯、喝幾杯酒，氣氛很融洽、很快樂。“現在不同了，鄰里間互相幫忙的少了，耕田、打藥、插秧都得請人、雇工，一個工50多塊錢。” 記者在好幾個省的農村采訪時，都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雙重沖擊下，傳統鄉村的“熟人社會”正在“陌生化”。

一些基層干部告訴記者，在來自城市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浸染下，傳統鄉村那種鄰里守望、互幫互助的純樸鄉風正逐漸消逝，農民的思想觀念、生活習俗正在向城市急劇靠攏。

“如今的人情關系、社會關系、代際關系等等都有點變味兒了，”某鎮政協聯工委主任說，現在要組織村民開個會很難，大家都忙著辦自己的事，人都湊不攏，有時鄉里組織村民們開個會，沒有“誤餐費”，好多人都不愿意來。

2.中秋小長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蘇某縣54歲的村支書老胡有那么點“小郁悶”：村里修公路，工程隊的人不小心將沿線村民家種的一小片黃豆毀壞了，雙方鬧起來，老胡到現場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說干了，到傍晚才勉強調解好糾紛。

“這種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話就搞定了，現在居然要費那么大勁。”老胡的情緒一時難以平復，邊說邊搖頭，“你說這修公路也是為了村民出行方便，村里為了爭取鎮上支持不知費了多少心思，可到頭來還得求著村民！”

老胡這個村是一個有5000多人的農業村，這幾年道路建設跟不上需求，村民提出要修條路。村里沒錢，讓村民集資很多人又不肯；村兩委打了很長時間報告，好不容易才得到鎮里的扶持。可自從今年7月道路開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沒少“求人”——修路涉及農戶拆遷，一些農戶提出就是給補償也不愿意拆，因為房子拆了不方便。結果，到現在工程一直是斷斷續續的。

山東某縣Q村高支書談起村里的情況，多少有點無奈：“現在農村不好管了，各家過各家的日子。村里5個干部，整天忙著治安維護和矛盾調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學等事情，事情辦不好村民會有意見，所以只能盡量爭取讓大家滿意。”住在村東頭的村民謝大嫂說，她平常極少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過村支書家時，順道過去說一聲就行了，平時都不打什么交道。”

取消農業稅，無疑是中國農村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革新，它不僅減輕了廣大農民的負擔，而且使農村社會生態發生悄然變化。但伴隨著“催糧要款”時代的遠去，村干部的權威也面臨挑戰。在南京市江寧區某村，村委會王主任向記者講述了他當村干部16年的感受。

“現在與過去不同了，集中村民辦個事真不容易，有時候還真得求著他們。大到修橋修路，小到垃圾清理，都要給點報酬。”王主任說，去年9月開工的長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戶一個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戶人家的房子邊，結果有兩三戶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找來與這幾戶人家關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辦成。

3.沈某是A市A村農民，過去全家依靠2畝多耕地維持生計。5年前，當地政府引進一家企業，以每畝1萬元的價格征走了他家1畝多土地。前年，隨著工業園區的擴展，又一家企業進駐村莊，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畝1.28萬元的價格被全部征走。如今，全家8口人雖然都是農村戶口，居住在村莊里，卻已身無寸地。“兩三萬元的征地款，只夠一家人一兩年的生活。政府雖然幫助買了保險，但標準很低，男的年滿60歲、女的年滿55歲才能領取100元的養老金。現在物價越來越高，這么低的養老金以后日子怎么過啊！”沈某說這番話時，臉上掛著幾分憂郁，失去土地以后，沈某的孩子們外出打工，他夫妻二人只能賦閑在家，守著村中的房屋。“我們說是農民，沒地；說是工人，沒崗。現在是農不農，工不工。”

中部地區某縣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當地一家礦山企業每年繳納的稅收多達2億元，一度占到全縣財政收入的四成，企業還為當地解決了數十人就業，不少村民也因礦而富。說起礦產資源開發帶來的收益，地方政府領導如數家珍。不過記者在現場采訪時看到，運礦的卡車從村里經過時塵土飛揚，沿街兩邊房屋都積滿了黃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壓得崎嶇不平。

由于這一礦山的尾砂壩存在安全隱患，從去年年初開始，當地政府決定對壩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遷，盡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細致的工作，但村民對搬遷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紛紛。

一些村民說，企業開采礦山賺了個盆滿缽滿，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有的人靠著礦山也發了財，可我們這些村民并沒有真正得到實惠，相反，我們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壓壞了，最后還鬧得要背井離鄉，這事擱誰身上心里都不好受啊！

4.近年來，隨著我國政府對新農村建設的重視和投入力度的加大，部分地區鄉村環境得到較大改善，但是，記者到基層走訪時發現，垃圾圍路圍河，污水隨意排放問題在農村許多地區依然普遍存在，農村垃圾治理難題亟待破解。

在農村走訪的幾天里，記者眼前的鄉村美景屢屢被破壞——大量垃圾隨意丟棄在田頭、路旁、溝渠、河流等地。

在H縣Z村，露天垃圾集中填埋場已有10多米高，場地未見任何防護措施，附近到處是飄落的廢塑料袋，旁邊就是稻田和藕田。填埋場附近的幾戶朱姓居民告訴記者，夏天時這里惡臭熏天、蚊蠅成災，即使在冬天也能聞到臭味。

在素有“國珍珠之鄉”的H縣，記者發現珍珠養殖對農村環境的破壞，已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H縣W村村民告訴記者，珍珠養殖戶受利益驅動，實行高密度養殖，過量投放雞糞等有機肥，造成水體污染；珍珠養殖水體排出的廢水發黑發臭，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溝港，導致他們無水可飲。

在W村，記者看到多處堆積如山的珍珠蚌肉、貝殼廢棄地，過往行人掩鼻通過，惡臭難聞。據了解，H縣所屬的C市每年約有6萬噸蚌肉、近10萬噸貝殼被廢棄，成為重要的污染源。

在B村的蛋雞養殖小區，由于養殖密度過大和雞糞缺乏銷售渠道，小區內污水橫流、氣臭難聞。在臨鄉的生豬養殖小區，部分糞便雖有沼氣池處理，但多數糞渣進入了旁邊的稻田和水庫，日積月累，成了大型的露天化糞池，污染水庫。在P村和T村，記者在村民的帶領下，來到一條3米多寬的血色“煤水溝”前。T村村民告訴記者，附近煤礦的洗煤水形成的這條“煤水溝”，已經排污十幾年，直通入當地的“生命水源”——沅江。村民訴苦說，“煤水溝”的污染已使他們失去了灌溉水源，村里的1400多畝田，現在基本都只種植一季稻，還得靠天降水。

環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表明，對周邊的環境狀況，只有不到6成的農村受訪者評價為“滿意”或“比較滿意”。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對農業生產、生活中產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業企業帶來的各種點源污染，分別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訪農民表示不滿意。

5.一些地方在村“兩委”換屆時，存在賄選、宗族勢力操縱選舉等情況，外加一些地區在任用干部時缺乏必要的考察、考核，使一些知識水平差、政治素質低的人當選，為村干部腐敗埋下隱患。腐敗村干部大都文化水平不高，但并不妨礙他們斂財有術，一旦案發，則往往能找出自己的“無知”之處。有村干部在懺悔書中寫道：“沒想到我這個‘農民官’也能職務犯罪。”

受訪基層檢察官和紀檢干部反映，一些地區農村賬目混亂、財務管理不規范，會計手續履行不全，票據跨入賬，資金體外循環，“白條子”“假票據”入賬情況嚴重，村干部公款私存、公私不分，村里收入不入賬。如山東發生的一起鐵路補償款案件中，幾乎所有的涉案村干部都是“左口袋公款，右口袋發票”。

近年來，隨著農村土地在市場化與城鎮化進程中價值大增，“村官”手中的“隱性權力”越來越大，而“村官”受到的制約卻非常薄弱。記者調查發現，土地征用、土地開發、城中村建設和涉農資金、資源管理等領域成為涉農職務犯罪的重災區。

2009年11月，D市人民檢察院收到N村群眾舉報，反映村干部與D市某公司原總經理張某等人勾結，以每畝7000元左右的價格“征地”，又以每畝6萬多元轉手賣給市國土局，從中侵吞巨額征地款，眾多村干部從中受賄。調查發現，2008年至2009年間，張某向N村村干部行賄457萬元，低價囤積千余畝村集體土地。在這起土地腐敗窩案中，25名D市干部、13名村干部參與“分肥”。

這起由“村官”貪污受賄引發的腐敗窩案絕非是“村官”腐敗的個案。據統計，2008年至2010年某省人民檢察院累計查處涉農貪污賄賂案256件，406人落網。

6.近年來，許多發端于鄉間的傳統手藝愈發彰顯其生命力，這些廣泛流傳于鄉間、以前一直被用來養家糊口的手藝，正成為一些地方的富民產業，為地方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然而，記者走訪調研中發現，民間手藝人和傳承人普遍年齡較大，而年輕人又不愿意學習傳統技藝，人才匱乏嚴重。據Z省統計，當地民族民間手工藝生產的中堅力量，年齡都在55歲以上，40歲至55歲年齡段的高級技術人員也出現斷層。“現在的年輕人寧愿到城里端盤子，也不愿意在家里當繡工。”湖南工藝美術大師、總工藝師江某說，“我自己的兒女、侄子，都不愿意干這個。學藝要有個過程，至少兩三年才能見效益，剛開始一個月賺幾百塊錢，很難留住年輕人。”

基層文化工作者和專家認為，發展農村特色文化產業，人才問題應放在第一位。當前應強化人才培養的保障和激勵機制，完善專家和行業評估體系，破解人才難題。

在一些地方，“一對一”仍是傳統手工藝產品銷售的主要方式。以木雕、磚雕、硯雕“三雕”著稱的J省W縣，雖然作坊多，藝人多，但真正懂市場、會經營的商戶很少。一名磚雕代表性傳承人的作坊，只在路邊掛了一塊牌子，僅依靠熟人訂單等簡單的方式銷售。

農村手工藝等特色文化產業沒有被納入文化產業發展的規劃中，戰略上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導致農村特色文化產業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不利于其科學、快速發展。專家指出，文化產業不僅是富民產業，還具有傳承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單純依靠市場，而是要在找準市場定位之后由政府給予大力支持，“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

7.在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挖掘更多的文化資源、培育更多的文化形態成為社會共識，傳統手藝的價值正日益彰顯出來。

南京六合區冶山鎮的六合農民畫藝術中心里，幾位農民畫家正揮灑著手里的排筆和水粉顏料，迅速勾勒《牧羊圖》《玩花船》等畫作的輪廓，忙得不亦樂乎。因為鄰鎮的一個農家樂休閑農莊要裝飾店面，找他們訂了40幅農民畫，春節前便要。記者發現，這樣忙著作畫的場景，在冶山鎮的許多鄉村，都可以看到。現在，全鎮共有骨干農民畫家20多位，能畫的則有100多人。他們忙時農耕，閑時作畫，既作為增收手段，又陶冶情操。

作為蘇繡生產核心基地的蘇州市高新區鎮湖街道，目前從事刺繡制作的繡娘就有8000多人，具有一定規模的刺繡企業有35家，年產值超過10億元，還催生一一批包裝、運輸等相關企業。由于鎮湖“繡娘經濟”的發展，鎮湖的勞動就業率超過95%，刺繡收入占農民收入的比重達75%。刺繡經濟的發展壯大，還使得鎮湖從過去的“接包”加工刺繡產品轉為“發包”給周邊鄉鎮，帶動了周圍大批農民就業。

中國傳統民間手工藝在海外市場更是具有巨大的開拓空間。山東濰坊的風箏蜚聲海內外，當地企業研發的“教學風箏”（風箏扎制完后，配備毛筆和水彩由消費者自行上色），每年僅出口就近50萬只。湖南湘繡城每年產值達到10個億，湘繡產品銷往韓國、日本、美國等15個國家。

8．2011年，某縣積極創建“群眾事務黨員代理制度”，全縣5000多名黨員干部人人參與代理，全縣所有群眾都是服務對象，群眾所有合理合法訴求都納入無償代理服務范圍，包括訴求代言、事務代辦、信訪代理。

為此，該縣構建了三級代理服務網絡，鎮一級依托便民服務中心，建立代理中心，設立“導辦室”實行一站式服務，幫助群眾代理、代辦需上級部門審批的生育、保險、醫療等方面的證照、手續；村（社區）建立便民服務代理站，村民小組（居民小區）建立代理點，受理群眾需要到鎮級或鎮級以上部門辦理的各項事務。

與此同時，該縣建立了一整套考評監督機制，將群眾事務黨員代理工作納入鎮村考核體系，保障代理制度落實到實處。為使代理制家喻戶曉，各鄉鎮制作了印有各責任區代理人姓名、電話以及縣、鄉監督電話的代理聯系卡發放到全體農戶家中，還制作了金屬公示牌釘在各村和居民小區的醒目處，方便群眾查找聯系電話。

“現在是干部下去找群眾，組組有人到，戶戶有人包，改變了過去群眾有事找不到干部的狀況。”責任區代理人是24小時保持手機暢通，對群眾提出的事項48小時內要做出處理。

該縣縣委書記說：“我們實施黨員干部代理制，就是要發揮廣大黨員干部的作用，變‘群眾上訪’為‘干部下訪’，讓黨員干部在與普通群眾談家事中傾聽民聲，在拉家常中體察民情，在辦實事中解決民憂，化解怨氣，拉近距離，真正與老百姓心連心、心貼心。”

9.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到2011年末，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達到51.27%。在中國歷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過了鄉村人口。這昭示著我們這個具有幾千年農業文明歷史的農民大國，進入了以城市社會為主體的成長階段。

草橋村位于北京西南三環，區域內除了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橋，是著名的地標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車總站，這趟圍著48公里長的三環路轉圈的公交車，號稱“全世界最擁擠的車輛”。而這個從明代起就為北京供應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蛻變。

草橋村里有20多家集體企業，涉及花卉、物業經營等多個領域，全村的經濟收入超過7億元。草橋村民住的高層小區整飭潔凈，每一戶都擁有集體經濟的股份，有分紅、有福利。

“現在，草橋村民不僅百分百就業，平均每戶職工工資加股金分紅年收入可達5萬到6萬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車。”黨支部書記老王說，他的經驗是，第一條，不管怎么變，村集體的經濟命脈不能丟，土地收益要成為生生不息的產業，而不是一分了之；第二條，總要有“組織”，熟人社會也好，鄉規民約也罷，再疊加經濟紐帶和黨政組織，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管理。

讓全體村民離土不離村，擰成一股繩，一直是王書記引以為豪的事——自上世紀90年代村集體開始“有錢”，20年來沒有一個村民脫離集體。而這只擰緊繩子的手，就是經濟關系。1999年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時，草橋有1億多元資產，人均能分2萬元。王書記強力堅持：“不能分光吃凈。”

“周圍村賣地后給村民分錢，我們老百姓中也有過這種想法。其實，集體的實力才是堅強的后盾。我們現在的生活很平穩，是最踏實的，最持久的。”以村集體經濟為軸，經濟關系把村民們緊緊捆在一起。王書記反復強調“組織”在草橋村存在的重要意義。如今在草橋，沒聽說有人愿意脫離村集體。村集體資產量化后人均達到50萬元。以養老福利為例，普通村民比照科級干部退休標準執行，當過村干部的享受處級干部待遇，有了強大的經濟紐帶，“組織”說話更有分量，草橋的社區管理也有了更多約束力。

三、作答要求

1.請你概括“給定資料1—5”中所反映的主要問題。（20分）要求：全面、準確、簡明。不超過200字。

2.分析“給定資料2”，請你指出導致村干部“求人辦事”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30分）

要求：準確、具體。不超過200字。

3.假如你是某政府機關工作人員，請你針對給定資料中關于鄉村工作的問題，就如何一進步做好農村工作，寫一篇文章。（50分）

要求：條理清晰，對策全面、具體，針對性強，不超過1000字。

2012年廣東省公務員錄用考試模擬預測試卷

《申論》 參考答案

1.請你概括“給定資料1—5”中所反映的主要問題。（20分）要求：全面、準確、簡明。不超過200字。【參考答案】

材料反映了農村在公益事業、社會關系、利益分配、生態文明、基層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具體有：

1、空巢化，勞動力缺乏；觀念保守，參與意識不強，缺乏公德心；

2、人情冷漠，關系緊張；唯利是圖，交往利益化；組織渙散，干部權威喪失；

3、征地多，標準低，缺乏完善保障制度；收益分配不合理，忽視農民利益；

4、生態環境遭破壞，土壤、水、垃圾污染嚴重，生存環境惡劣，村民滿意度差；

5、選舉不規范；官員素質低；考核制度不完善；賬目混亂。

——張小龍

2.分析“給定資料2”，請你指出導致村干部“求人辦事”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30分）

要求：準確、具體。不超過200字。

【參考答案】

一、村民綜合素質低。（3分）

1、缺乏大局意識，組織和集體觀念淡薄；（3分）

2、公德心差，參與意識不強；（3分）

3、奉獻和責任意識不強；（3分）

二、干群關系不和諧。（3分）

1、村民對干部行為缺乏理解；（3分）

2、干群平常缺乏溝通交流；

3、領導干部權威喪失；（3分）

三、制度障礙。（2分）

1、管理能力弱化，村集體缺乏制約手段；（2分）

2、服務能力不足，經濟不獨立，村集體無資金來源。（2分）

四、社會風氣影響，價值觀單純以利益為導向。（2分）

——張小龍

3.假如你是某政府機關工作人員，請你針對給定資料中關于鄉村工作的問題，就如何一進步做好農村工作，寫一篇文章。（50分）

要求：條理清晰，對策全面、具體，針對性強，不超過1000字。

【參考答案】 標題（2分）簡要陳述問題（4分）具體對策（44分）：

第一，開發傳統手工藝（4分）。

1、發展規模企業，形成產業鏈，帶動農民就業，增加收入（3分）；

2、鼓勵企業研發，打造品牌，開拓海外市場。（3分）

第二，創建了“群眾事務黨員代理制度”。黨員干部無償代理群眾合理合法訴求，變“群眾上訪”為“干部下訪”（4分）。

1、構建鎮—村（社區）—村民小組三級代理服務網絡，實行一站式服務（3分）。

2、建立黨員干部考核、監督制度，保障代理制度落實到位（3分）。

第三、發展村（社區）集體股份經濟（4分）。以“組織形式”經營土地收益，增強經濟紐帶。完善社區保障制度。（3分）第四，挖掘文化資源，發展地方文化產業（4分）。

1、戰略上高度重視人才問題，要強化人才培養的保障和激勵機制，破解人才難題（3分）；

2、拓展銷售渠道，引進培養懂市場、會經營的人才（3分）。

第五，加強基層管理和服務創新（4分）。依托基層黨組織和經濟紐帶的中國特色社區管理模式，增強群眾組織意識和集體意識。（3分）

2012廣東省申論密卷二

時限：120分鐘 滿分：100分

一、注意事項

1．本次申論考試分題本和答題紙兩部分，題本提供有關資料及問題，答題紙供你作答時使用。

2．考生姓名、準考證號務必填寫在答題紙密封線指定位置，答題紙上不準做與答題無關的標記符號。注意：所有作答都必須填寫在答題紙指定位置上，否則無效。3．用藍色、黑色墨水筆(簽字筆)或圓珠筆作答。要求書寫清楚，卷面整潔。4．本次申論試題共有3個問題。總時限為120分鐘。

二、給定資料

材料1.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信息來源渠道日益多元化。除報刊雜志、記者報道等傳統媒體外，互聯網、微博等已成為大眾了解社會信息的主要方式。

互聯網技術自發明以來已經走過了40多個年頭，今天的互聯網上活躍著黑客攻擊，多媒體音視頻下載應用，移動應用等多種元素。目前全球互聯網用戶總量已經達到17億左右，相比之下，全球的總人口數則為67億。很顯然，2020年以前會有更多的人投身到互聯網中。據國家科學基金會預測，2020年前全球互聯網用戶將增加到50億。2011年我國互聯網支付用戶規模達1.67億人，較上年增長21.6%，互聯網支付用戶已占總體互聯網用戶規模的33%。

材料2.2012年2月以來，“非典病毒變異”“軍車進京”等謠言，借助網絡平臺得到了快速傳播。互聯網是把雙刃劍，在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同時，也成為一些人憑空捏造、傳播虛假信息的工具，成為造謠、傳謠的載體。網絡謠言的產生迎合了社會轉型期一些人內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但諸多事實表明，各種網絡謠言的滋生、擴散和傳播，不僅損害了公民權益，擾亂了社會秩序，引發了公眾恐慌，而且破壞了政府公信力，損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網絡空間中謠言橫行，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在網絡媒介不發達的時代，“口口相傳”的人際傳播是謠言傳播的主要渠道。而在今天，網絡媒介已經能夠同時具備“點對點”的人際傳播和“點對面”的大眾傳播的雙重功能，信息傳播隨意性的增強和成本的降低，使網絡成為了滋生謠言的溫床。謠言的傳播媒介越來越網絡化，網絡的便捷性也在逐漸改變著普通民眾的媒介接觸習慣，上網逐漸成為很多人的獲取信息、傳播信息的主要方式。

以網絡為代表的現代媒體，通過數字化的通訊技術，構建起了覆蓋全球的傳播網絡，每一個網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傳播者，并且通過網絡實現了跨地區的相互聯通，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受眾只要通過簡單的點擊就能夠實現對信息的瀏覽、發布（或者轉發）和評論，呈現出一種“發散式”的傳播狀況。在這樣的媒介環境中，謠言被獲取和復制的速度就變得越來越快，而網絡信息的公開性使得幾乎所有的網民都成為了謠言潛在的傳播對象。從某種意義上說，方便快捷的媒介技術和數量眾多的接收群體為謠言的傳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載體和更加廣闊的空間。

網絡媒介的“草根性”和“便捷性”給網民提供了自由發布信息的平臺，每個網民都能夠自主地參與到信息的傳播過程中來，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或者需要，在任意時間上網瀏覽或者發布信息。但是，由于網民自身知識水平和技術條件的限制，這些信息的來源和真實性往往難以得到有效的核實；在一個缺乏有效“把關”的媒介環境中，謠言在傳播過程中所受到的“阻力”就會變得很小，其傳播的過程也會變得更加難以控制。再加上法律管理和政策規范的的不到位，使得信息“把關”的難度大大增加。材料3.有關學者表示，應將遏制網絡謠言在內的社會輿論監管納入法治軌道，形成常態化的監管機制，依法加強互聯網管理，依法追究網絡謠言制造者和傳播者的法律責任。

南開大學法學院講師向波表示，從法制建設角度來說，鏟除網絡謠言首先要界定網絡謠言的概念、由誰來認定；其次，要健全法律，使得互聯網信息相關的法律與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規定相銜接，完善法律責任追究制度，遏制網絡謠言的滋生與傳播。另一方面，也要加快誠信體系建設，在互聯網上倡導誠信意識。

支振鋒表示，消除網絡謠言，當公民個人或者組織受到謠言的傷害時，應該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權利；而如果造謠誹謗，網絡謠言的始作俑者也要承擔相應的民事、刑事責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處罰。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莫紀宏表示，治理網絡謠言，最有效的辦法是讓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真正有效地運轉起來，讓信息公開的速度大于謠言傳播的速度，讓謠言消失在“陽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防范網絡謠言的制度壁壘。莫紀宏建議，首先，政府應當與主流媒體協作，建立防范網絡謠言擴散的預防機制，建立專門機構，配備專門人員，建立防范謠言擴散的預警機制；其次，應及時掌握網絡輿情的發展動向，對可能成為謠言的虛假信息加以重點篩選，盡早采取措施來掌控網絡輿情的發展趨勢；最后，當謠言在網絡上泛濫，具有快速傳播的特性時，政府應當及時有效地公開各種對澄清謠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讓“信息公開”遏止“謠言擴散”。

“對待網絡謠言，全社會應該同仇敵愾，達成零容忍的共識。”莫紀宏表示，謠言是社會公害，與每個人有關。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傳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質，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造謠可恥、信謠可悲”的共識，每一個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都要敢于辟謠，和造謠者針鋒相對，不讓造謠者興風作浪、蠱惑人心。

網站與媒體應該自覺承擔鏟除網絡謠言的責任與義務。為吸引眼球、搶占賣點，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但因此而忽視對信息發布的掌控，對虛假信息視而不見，對造謠傳謠聽之任之，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上官酒瑞認為，“為了治理網絡謠言，潔凈網絡空間，網站和媒體不能回避公共使命，應當積極擔當責任，成為良好網絡環境的守護者。這需要加強對各類信息的甄別和監測，盡最大努力對違法信息進行審核，對虛假信息有效過濾，對網絡謠言及時刪除。

材料4.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的使命之責，也是新聞媒體在一個法治國家應具有的權力。但是，權力猶如人性，總有其弱點。沒有監督的權力猶如脫韁的野馬，就會恣意妄為，就會滋生“腐敗”和“蠻橫”。2012年3月31日，人民日報社舉行以“落實‘三貼近’，深化‘走轉改’”為主題的“走轉改”活動研討會暨讀者座談會，總結、交流“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的經驗、做法，面對面傾聽讀者對加強和改進新聞報道、不斷提高辦報質量的意見建議。然而在深入采訪的過程中，記者的合法權益卻很難得到保障。

2011年11月8日，在東莞市慶祝第十二個記者節的活動上，東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志庚在演講時脫稿講道：“以后誰關愛媒體、善待媒體、支持媒體，我們就表揚誰、鼓勵誰、獎勵誰，誰對不起媒體，我就對不起誰！”這樣擲地有聲的話讓許多記者聽來倍感激動。

在正常的法律秩序之下，任何公民不懼怕公權力侵權。“進京抓記者”等新聞使新聞“背后”報道新聞的記者，一下子變成新聞事件的“當事人”。在抽絲剝繭、事實水落石出的同時，記者的權益與責任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保障新聞記者的合法權益，不僅僅關系到媒體的報道是否可以順利進行，也不僅僅只是影響社會公眾對公共事件的知情程度，更為重要的是，新聞記者同時也是一個個普通的公民。他們所遭遇的，將會是身處這個社會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隨時面臨的現實權利窘境：包括在缺乏法律依據下的“被通緝”，包括面對傲慢權力時的“被呵斥”，甚至也包括哪怕只是巧合發生的安全隱憂。如果我們的頭上時刻懸著一把被濫用著的利劍，誰能不恐懼？如果輿論被壓制，民眾的知情權、監督權等法定權利和人權又該如何保障？如果在一個法治社會，我們連講真話和依法行使權利都有風險，誰還敢講真話和行使權利？

在現代社會，媒體、新聞記者充當了社會正義守望者的角色，新聞記者所維護的不僅僅是公眾的知情權，作為公眾的眼睛，新聞記者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對權力與私欲的約束。正如美國著名報人普利策所言：“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法治社會，新聞輿論被當作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成為現代社會革故鼎新、激濁揚清的一把利劍，許多大案要案、內幕黑幕都是新聞記者冒著風險昭示天下的。

記者節雖然過去了，但對記者的保護不能過期。毆打記者事件不斷發生，折射出當下輿論監督的困境，折射出記者權益亟待制度護佑的急迫性。個別政府部門和官員拒絕、害怕輿論監督，阻礙新聞記者合法的采訪活動，輕則對新聞記者的監督“以牙還牙”，重則動用警力和司法權力進行報復。那么，究竟該如何保護新聞媒體和記者的監督權？又該如何約束被監督者呢？

知名學者展江認為，依法治國，落實憲法，應該體現在新聞法制更加健全、新聞道德準則更有可操作性、新聞職業組織的職能更加正常化上，這幾個環節共同構筑了一條維護記者權益的鏈條。用法律為新聞采訪定位，明確采訪對象的權利義務，用立法解決新聞從業環境“硝煙彌漫”的現狀刻不容緩。否則，由限制新聞記者采訪權而導致的對新聞記者人身權利侵害問題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

善待媒體，善待記者，才能讓一個地方的輿論監督環境風清氣正。然而，很多政府、企業等單位卻不遵循基本的新聞規律，不配合新聞宣傳，更擔心輿論監督帶來不利的影響。

材料5.2011年初，又評選出了包括“中國作協作家團入住總統套房”、“西安已被確定為國家第五個直轄市”、“一女生世博排隊被強奸懷孕”以及“金庸去世”等受到社會大眾廣泛關注的新聞事件。“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一則新聞不一定報道得多么生動，但真實性是必備的。假新聞的出現離不開記者的報道，記者是新聞報道的親歷者，真實客觀全面地報道社會現象是記者基本的職業素質，而虛假新聞的出現是新聞記者職業道德缺失與專業理念匱乏的突出體現。關于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操守，《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第四條就是要維護新聞的真實性。利益驅使、觀念缺乏、管理失誤等一系列因素均是造成記者報道失實的原因。通過分析十大假新聞的產生環境與報道方式，我們能夠對新聞記者職業道德缺失有初步的了解，真正做到真實全面客觀的報道是每一個新聞記者必須秉承的職業理念與道德操守。

隨著我國新聞事業的不斷進步與發展，許多負面影響也日漸產生。近年來，在新聞傳播引入市場因素之后，不規范的市場秩序和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對新聞傳播產生了強大的沖擊力，加之新聞媒體或記者自身放松要求，隨波逐流，頻頻出現喪失職業精神和違反職業道德的現象，致使記者與被報道單位產生摩擦，甚至引發沖突。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也指出了很多新聞工作者對社會、對專業了解不夠的問題。“一是不能深入行業采訪，我們的知識結構也不滿足社會對新聞工作的需求。二是受社交網站、短信息的影響，產生浮躁之風，有時靠網絡信息編新聞發新聞，所以產生了假新聞，引起社會不滿。這個問題必須解決，現在的‘走轉改’，就是深入生活，采訪真實的社會，因為真實是新聞的第一生命。”

材料6.2011年11月13日，由新聞出版總署教育培訓中心主辦的“全國新聞發言人業務培訓班”在北京舉行，“早年的《焦點訪談》得罪過大家嗎？”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敬一丹一出現，就帶來一種輕松愉悅的氣氛。

針對當今社會矛盾普遍、突出的現實，敬一丹用“白天不懂夜的黑”來感慨社會太需要溝通。“如果社會提倡溝通意識，多一些善于溝通的人，很多沖突隔閡是可以避免的。”在培訓班上，敬一丹以她在電視臺工作多年的經驗積累，為學員應對電視記者采訪，達到有效溝通提出很多建議。

很多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沒有時間觀念，像背書一樣說個10分、8分鐘，讓記者回去要花大量時間剪輯。敬一丹說，因為電視播出的長度很有限，必定要剪輯，如果官員在發言時組織語言不夠精當，在剪輯過程中就有可能把最重要的內容剪掉。

敬一丹說，人要對自己的語言慣性有一個自醒，很多人一張口就帶著自己的語言慣性，卻發現不了自身的毛病。不管是記者還是官員，都不能把開會的語言直接搬到媒體面前，更不能用公文語言對老百姓說話。什么樣的狀態是鏡頭前最好的狀態？敬一丹認為，作為被采訪者，既要積極，有講話和說服人的欲望，又要放松，有“談性”，能夠調整自己，收放自如，而不是僵持、亢奮。積極放松相輔相成，才能形成一種良好的鏡頭前狀態。

敬一丹說，記者缺乏專業素養，不妥當的言行常常會妨礙被采訪者保持常態。她舉例說，有一位央視記者曾向一位專家提出很外行的問題，被專家直接頂了回去“先做點功課再來采訪我”，記者當時感覺很尷尬。當被訪者遇到不太專業、一開口就說外行話的記者時，就會影響到其談話欲望，而使采訪沒有“談性”。敬一丹建議，在遇到這種缺少經驗、不太專業的記者時，被采訪者可以委婉地提出恰當的建議，也不必表現得特別反感。

材料7.2010年9月8日，《法制日報》記者、湖南經濟電視臺記者一起到H部門就黑心棉、金浩茶油被傳致癌物質“苯并芘”超標6倍問題進行采訪，但作為H部門的質量技術監督局當時未作出任何回應，采訪的也被“采訪審批制”擋在了門外。

法律界人士紛紛表示，媒體監督政府無須“預約”。H部門設置“審批”制度來應對媒體采訪，這種做法是否合適？社會各界意見不一。

“采訪還須領導層層審批這種規定非常可笑。”《法制日報》記者在與其他媒體記者交流時發現，對于H部門設置的采訪審批制度，眾多媒體記者都持反對態度。

“一些突發事件是不能預見的，如果突發事件都需要審批才能夠采訪，信息就被延遲了，對公眾知情權是一種損害。”供職于湖南省某都市報的記者小蔣說。

記者小蔣認為，H部門的這種做法是對新聞采訪自由的限制。這項規定使質監部門便于掩蓋一些他們做得不妥的事情。某些涉及國家和公眾利益的問題、公共安全的情況需要湖南省質監局統一部署再發布消息，是應該的。但是，為了維護某部分機構或個人的利益，把針對特殊情況的做法普遍化，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

記者張偉認為，政府部門都有義務接受群眾和輿論的監督，這種監督只要是在法律框架內進行就無可非議，是無需預約的。

材料8.2012年4月份，“湘潭神女”、“山西女商人變身副縣長”等另類的“政治明星”成為網絡和公眾關注的焦點。

90后副局長事件經網絡發現，記者深入采訪，報道事實真相。M部門面對突發事件快速回應，表明立場。從任前公示發布至湘潭市官方宣布該提拔任用違規總共歷經兩天，M部門的快速回應防止了負面輿情的繼續發酵。事件曝光后，M部門借助新浪認證微博對此事進行回應，稱對王茜“暫緩任用”，此回應引起網友質疑和不滿。同時，網友爆料稱“王茜之父是某市發改委原主任”，王茜被貼上“官二代”標簽。當地官方28日公布調查結果，將王茜之父免職，對該地區委書記立案調查。M部門借助媒體材料，在10多天時間里，理清了事件的來龍去脈，做出了撤銷對王茜擬任該地區發改局副局長職務的決定，同時對相關責任人依紀依規進行了處理，懲處的人之多、處罰的力度之大、追究的時間之快，顯示出政府與媒體的良好互動。

從處理的內容來看，首先，對王茜的學習和工作經歷進行了詳細說明，做到了公開透明，顯示出調查工作的縝密細致。從對有關人員的處理上可以看出，當地官方對此事的查處和關注力度較大，對一些之前未被網友關注的嫌疑官員也依照調查結果及有關規定進行了處理。由于被處理人員涉及不同地市、不同部門，因而該處理決定M省部、地、市的名義分別作出，但統一公示，避免了媒體和網民分別查找的繁瑣，體現了有關部門的誠意。同時，該處理報告省去了有關處理決定的具體紀律條款及處理經過，直接公示處理結果。

從處理結果的傳播方式來看，此次處理結果通過新華社、紅網、華聲在線等媒體發出，充分考慮了網絡媒體傳播的廣泛性。通過這樣的方式，更容易滿足網友的信息需求。

材料9.在美國，為有效管理互聯網，美國國會及政府各部門先后通過了《聯邦禁止利用電腦犯罪法》、《電腦犯罪法》、《通訊正當行為法》、《兒童互聯網保護法》等約130項相關法律、法規，對包括謠言在內的網絡傳播內容加以規制。美國各州、市也相繼通過相關法規。紐約已通過立法懲治散布有關銀行金融狀況謠言的行為。2012年1月1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正式生效的一項新法規定，校方有權將有利用互聯網散布謠言等“欺凌行為”的學生予以停學或開除。

在英國，謠言治理是整個社會危機管理的一部分。為此，英國在社區設立了公民咨詢局，是政府免費提供法律咨詢的機構，工作人員大多是來自社會不同領域的、具有專業知識的志愿者。公民咨詢局與政府、議會等各方面聯系密切，因此能保證在提供咨詢時具有權威性。同時，民眾通過公民咨詢局，還能更直接找到相關部門，提高民眾與有關部門的溝通效率，擴大知情權。

西班牙巴塞羅那市政府設立了“抵制謠言代理人”崗位，招募和培訓工作人員，專門從事破除謠言和向社區鄰里傳播真相的工作。公民在日常生活或旅行途中遇到謠言，也有即時辨析的途徑。抵制謠言代理人擁有全面準確的信息，這為他們破解謠言提供了基礎。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后，關于地震及福島核事故的各種謠言在網絡上迅速流傳，給國民造成極大恐慌。日本總務省發布通知，要求“電氣通信事業者相關團體”所管轄的電氣通信事業者在保證報道的同時，采取為大眾所知的必要措施，以消除謠言的危害。日本是注重行業協會組織的國家，各企業都要加入到行業所在的協會之中，并聽從各行業協會的指令，電話、電視、網絡等領域也都有各自的行業協會。行業協會大都歸總務省管轄，總務省通過對行業協會發布通知，從而間接管理電話、電視、網絡等，防止謠言的傳播。

各種形式的網絡謠言是世界各國政府面臨的共同問題。在打擊網絡謠言方面，各國的立場是一致的：嚴厲打擊，決不手軟。在這方面，各國依據本國實際，不斷探索、大膽實踐。總體來講，各國打擊網絡謠言行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政府主導型、行業協會主導型與社會公眾主導型。

材料10.2012年5月7日上午，廣東省打擊制假售假專項行動小組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會上，省“三打”辦有關負責人還傳達了汪洋書記的重要講話：我們要鼓勵新聞媒體記者選擇制假售假典型案例進行暗訪，必要時還要安排公安人員進行保護，以確保記者更深入地調查和跟蹤報道，“挖得更清楚，搞得更準確”。據悉，參與暗訪的記者名單將提前上報宣傳部及公安廳，以便安排便衣警察確保記者安全。同時，將對成績突出的記者記功表彰。

三、申論要求

問題一：請根據材料1、2，用不超過200字的篇幅，概括出網絡謠言傳播的特點。(20分)

要求：概括準確，條理清晰，語言流暢。

問題二：請結合給定材料4-7，用不超過300字的篇幅，分析說明記者采訪難、挨打事件頻發的主要原因。（30分）

要求：分析深刻，條理清楚，語言簡潔。

問題三：請針對材料所反映的問題(僅限所給的材料)，政府與媒體應實現良好的互動，以“進一步做好媒體工作”為題，寫一篇800字左右的策論文章。(50分)

要求：結構完整、條理清晰、行文流暢，措施全面、針對性強、具有可操作性

第五篇：申論—問責制

問責制

二、給定資料

1.2001年4月21日，《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正式實施。2003年非典時期，新中國歷史上首次在突發災害事件中，短時間內就同一問題連續地、大范圍地追究官員責任。從此，官員問責開始走入了公眾的視野。此后，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開始加快推進問責的制度化。“規定”第二條明確對地方及政府官員問責的情形：(一)特大火災事故。(二)特大交通安全事故。(三)特大建筑質量安全事故。(四)民用爆炸物品和化學危險品特大安全事故。(五)煤礦和其他礦山特大安全事故。(六)鍋爐、壓力容器、壓力管道和特種設備特大安全事故。(七)其他特大安全事故。

2004年2月，《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公布，這個全面、系統推行自我約束與促進自我發展的黨內制度規范，明確寫入了“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要求及處理”等內容。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準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對官員因涉及“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惡劣影響、對重大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等應引咎辭職的相關情況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將引咎辭職明確引入問責制度。

2006年1月1日起實施的《公務員法》對領導成員引咎辭職有明確規定,自此,引咎辭職成為我國法律責任體系中一種新的責任制度,從法律角度解決了長期困擾人事管理中領導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問題。

2.2008年8月21日，在云南省行政問責辦法、服務承諾制等4項制度實施半年之際，負責實施這項工作的云南省監察廳等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向新聞媒體通報了“四項制度”實施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2008年1月30日，云南省下發《中共云南省委關于在全省實行領導干部問責制的決定》。3月1日，云南省全面啟動行政問責。與此同時，云南省實施了“行政問責辦法”、“服務承諾制”、“首問責任制”、“限時辦結制”等四項制度。

據介紹，截至2008年8月20日，云南全省先后問責各級領導干部542人，其中廳級干部13人，縣處級干部171人，鄉科級干部295人。按分級問責原則，由省政府及省直機關問責89人，州市政府及州市直機關問責236人、縣政府及縣直機關問責217人。從問責人員看，涉及16個省政府部門、16個州市和108個縣(市、區);從問責人員級別看，共問責鄉科級以上領導干部479人，占總數的8838%;從問責方式看，給予調整工作崗位、停職檢查、勸其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建議免職問責的169人，占總數的3118%。

3.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薛剛凌教授對云南省推行問責制給予高度肯定，認為行政問責對促進服務性政府的轉型、促進政府與民意的互動很有意義，“云南省的做法值得推廣”。但她同時提醒，有些問題的產生來自制度本身。如果能通過事故結果倒查責任鏈條，并完善相關制度設計，問責就更有意義。

也有的學者認為，隨著中國行政體制變革的推進，現代意義上的官員問責制度正逐步建立起來，做官的風險越來越大。但一些地方雷聲大，雨點小，只出臺問責制度，不見落實：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有的地方僅僅在民憤大的公共突發事件搞“火線問責”，在日常工作中，多見的是“太平官”、“和事佬”。

真正的制度性問責，應貫穿于政府管理全過程，貫穿于平日和非常時期。官員問責走向常態化，意味著問責不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對黨政官員的一切行為和后果都必須而且能夠追究責任。規范官員行為，保證權力依法合理行使，必須建立系統完善的問責體系。

在“官員問責”制下，不是只有貪污受賄的官員才會受處罰，那些沒有盡到相應義務的瀆職人員，那些權力行使不當沒有真正為民所用的官員，都應受到責任追究。有權必有責，權責對等。小權力，小責任，小擔當;大權力，大責任，大擔當。

還有的學者認為，云南、四川等一些地方推行的官員問責制主要是由當地黨委、政府推動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行為，是一種“上問下”的同體問責，即政府部門內部，上級對下級的問責。而需要明確的是，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問責的真正主體應是人民。

從邏輯上講，政府官員經過人大授權才擁有公共權力，其責任的對象應是人民。如果問責制僅僅是上級追究下級的責任，那么在上級需要承擔連帶責任的情況下，就難保問責結果的公正性。因此，廣泛開辟渠道，把問責權利歸屬于人民，讓人民監督政府，問責才能有力量、有效果。

4.2008年9月以來，一批官員因為重大責任事故而被免職。在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官員問責風暴”。

山西襄汾潰壩事故

9月14日，因“9·8”襄汾潰壩事故，孟學農被免去山西省省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并辭去山西省省長職務。山西省副省長張建民被免職。

9月20日，臨汾市市委書記夏振貴停職檢查，臨汾市市委副書記劉志杰被免職，劉志杰的臨汾市市長職務和周杰的臨汾市副市長職務被提名免去。襄汾縣委書記亢海銀被免職;襄汾縣委副書記李學俊被免職，其襄汾縣縣長職務被提名免職;襄汾縣副縣長韓保全被提名免職。

三鹿奶粉事件

9月17日召開的石家莊市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接受冀純堂辭去石家莊市人民政府市長職務的決定。

9月16日，石家莊副市長張發旺和市畜牧水產局局長孫任虎被免職。石家莊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張毅，石家莊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局長、黨組書記李志國也被免去黨內外職務。

9月22日，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因對三鹿牌奶粉事件負有領導責任和直接責任被免職。

9月22日，國務院同意李長江辭去國家質檢總局局長職務。任命王勇為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

深圳龍崗火災

9月21日，深圳龍崗區政府副區長黃海廣因“9·20”火災被提名免職。龍崗公安分局消防大隊大隊長蔣偉標、龍崗區龍崗街道辦事處主任黃勇、副主任謝少輝，以及龍崗區龍崗街道綜合執法隊隊長巫勝龍被免職。

9月22日，深圳又處理了“9·20”特大火災事故四名責任人。

河南登封礦難

9月22日，因為河南登封市新豐二礦煤與瓦斯突出事故，登封市委書記張學軍被處黨內警告處分，吳福民被免去登封市委委員、常委、副書記職務，建議免去其登封市長職務，登封副市長張宏偉被建議免職。

5.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表示，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要重點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人財物管理使用、關鍵崗位的監督，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

胡錦濤指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健全組織法制和程序規則，保證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重點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人財物管理使用、關鍵崗位的監督，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落實黨內監督條例，加強民主監督，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08年新一屆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上也說，“2008年要選擇部分省市和國務院部門開展試點，加快實行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和績效管理制度。”

6.2008年11月23日，一條網上消息引起坊間輿論高度關注：遼寧省鐵嶺市西豐縣原縣委書記張志國近日履新，職務是沈(陽)鐵(嶺)城際軌道(輕軌)交通工程辦公室副總指揮。消息稱，20日，鐵嶺電視臺于晚間播報的“鐵嶺新聞”披露了張的新職務。

2008年年初，張曾派警察到北京試圖拘傳披露西豐縣丑聞的記者，因此被網民稱之為“史上最牛縣委書記”，“西豐警察進京抓記者事件”聞名全國。而張也因為此事于2008年二月被責令引咎辭職，2008年四月，針對張志國尚未辭職的傳聞，鐵嶺官方出來辟謠，稱屬不實報道。“張志國現在鐵嶺家中，未另行安排工作。”——正因為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位縣委書記復出任新職的事才能引起如此波瀾。

本已淡出人們視野的“史上最牛縣委書記”在時隔數月之后，突然轉任新職，內中究竟有什么緣由，被官方定調為“法制意識淡薄”(鐵嶺市委調查結論)的“問題官員”何以“東山再起”?引起了媒體高度關注。

就在消息出來的第二天，鐵嶺市委發布公告，稱“迄今為止，中共鐵嶺市委常委會并未就張志國同志重新工作安排問題開會研究，更未對其重新工作安排作出任何決定。”

事情本應已經了結，11月25日，又有消息說張志國沒有任職，是“臨時性工作”，記者就此采訪了相關官員，鐵嶺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袁衛亮表示，2008年5月，鐵嶺市決定成立沈鐵城際軌道交通工程領導小組??“考慮到張志國正賦閑在家，就讓他到辦公室臨時負責，幫助跑點具體事。”

媒體戲謔地稱，“史上最牛縣委書記”又成了“臨時工”。

11月26日，中共鐵嶺市委再發公告，表示經過調查，稱張志國任職一事，乃是個別領導同志動議。市委已責令其撤銷此動議。

4天兩份公告，眾說紛紜，張志國“復出”可謂一波三折。

就在張志國所謂“復出”消息出來的第二天，某報刊發評論說，“偏要讓張志國東山再起，是不是為了給當初憤怒的輿論一個‘報復’?”，文章還援引網友的評論感慨，“中國真的就找不出一個比張志國更好的官嗎?”

對此，某快報則把張志國“復出”**與“謝亞龍留任”事件聯系起來，評論說，“更大的可能是，這同樣是有關部門現在樂此不疲的‘輿論試探’。??想做出一項決定，卻又沒有把握，就直接或間接地向媒體透風，讓媒體報道。如果輿論反應正常，那就順勢而為，一旦發現輿論反應激烈，那就斷然否定，讓媒體背黑鍋，說是假新聞。”

某報26日再就此刊發評論指出，最牛書記的“帶病復出”激起了公眾對問責制的反思，文章認為，官員“帶病復出”最大的問題不在制度后門，而在于權力后臺。問責制度再嚴厲再完善，畢竟需要人去執行，在目前的制度中，如果被問責者有權力后臺，這個凌駕于制度之上的后臺，就會沖破一切制度障礙讓“自己人”復出，制度有何用? 7.2008年9月21日，四川省劍閣縣人事局局長曹正直被免職，原因是兩天前，曹局長請人吃飯付賬時，與賣酒老人發生口角，曹正直當場打了賣酒老人兩耳光。

9月11日，四川巴中市政府辦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員因為三個字丟了官，因為他們兩天前在中秋節放假通知里把“中秋節”寫成了“端午節”，這事迅速被傳至網上，引起了熱議，很快，這三人在接到了問責通報后被免職。

重大事故造成人員傷亡的被免了職，喝茅臺打了人的被免了職，公文上寫錯了字的也被免了職。這幾位就是近期被問責這把尚方寶劍斬到的官員，雖然同樣都是丟掉了頭上的這頂烏紗帽，但這幾位遭遇的事兒可真是可謂有大有小，官位有高有低。人們不禁想問問，摘掉烏紗帽的那只問責之手進行處分的遵循標準到底是什么?

在我國，《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33條里，對于公務員處分的種類里并沒有免職這一項，在該條例的第48條里提到的免職指的是正常的工作變動。在查閱《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第11章里倒是專門設立了免職、辭職、降職一節，但也指的是正常的工作變動，對于問責免職也沒有寫明標準。

找不到明確的規章依據，就難免會對執行標準產生一些疑問。可以發現，媒體在問責中扮演了一個很微妙的角色，有時候官員犯錯的事情不大，但卻因為媒體的報道而被社會廣泛關注，之后受到處分，就像寫公文寫了錯別字的那三位，事情發生之后，迅速被當作笑話傳到網上，造成了社會影響，就不可避免地吞下了免職的苦藥。群眾的反映，領導的關注，媒體的報道，網絡的傳播，在這個時候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但是如果媒體和社會關注了就進行處分，而不關注就睜只眼閉只眼的話，這實在不是長久之計，人們呼吁官員問責標準還是需要一個明確的法規條例來作為依據。

同樣，這種失衡還表現在官員被免職的效果當中，有的人明明被免除了職，在家休息一段時間后，便想出各種理由，動用人脈，使自己很快官復原職。更有甚者，雖然在此處被免職，卻又跑到別處或者別部門，搖身一變，當起了官。還有些官員，人被免職了，但問題或矛盾不處理完，留下一個爛攤子就走人了，使得問題和矛盾依舊沒有得到絲毫改善。這一切都使問責陷入一個迷局，到底行政問責的行使怎樣才能依據一個更加明確的程序，到底政府官員應該為自己的失誤負起多大的責任，才能體現行政問責制的效果，我們確實有許多的問題急切地需要得到答案。

8.近日，多名官員先后因在重大安全責任事故中負有領導責任而被免職，中國政壇“問責”之風驟緊。正如人們在不幸事件之后所期待的，災難總會伴隨以進步作為補償，倘若以此為契機，使行政問責實現制度化規范和常態化運作，對于那些因問題奶粉染病的嬰幼兒家庭也是個安慰。

從2001年7月廣西南丹礦井透水導致81人死亡、縣委書記被免職開始，黨政干部行政問責制度在基層起步。2003年非典，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被免職，成為行政問責的標志性事件。2008年以來，行政問責在各地頻頻發力，密集度之高遠超出往年。在此實踐基礎上，行政問責進一步制度化常態化，需解決三個問題：

一是全面拓展問責領域。現有的問責案例多集中于公共安全事故，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決策失誤，以及施政失敗，也應當納入行政問責的范圍。如同責任與職權不可分割一樣，問責也須與職責如影隨形。凡責任后果出現，問責便不可避免，不僅安全責任事故需要問責，官員的上任承諾、公共聲明、從政道德特別是公共決策，都當在問責的常態視野之中。為此，首先要厘定各級各類公職人員的法定職責，而那種將當地領導分工不向社會公布的作法，顯然是不可取的。包括昆明在內的一些地方已經嘗試列出領導干部的“權力清單”，亦不妨同時開列相應的“責任清單”，進一步明確違反哪些責任需要問責，以及進行何種尺度的問責。當然，我們更歡迎官員在履行時，主動做出“出現何種情形將引咎辭職”的公開承諾。

二是在何種情形之下，行政問責方能啟動。目前的行政問責多基于上級決議和民意輿論，帶有不確定性。如9月11日，四川巴中市府辦公室3名工作人員因中秋節放假通知筆誤為“端午節”，遭問責通報而免職，反映了問責在一些地方的失范和無序。為此，必須科學設置問責體系，健全和周延問責措施，例如僅去職一類，就有責任人主動引咎辭職、上級予以撤職免職、人大代表提案罷免等多種情形，去職之下還有警告、記過、記大過等輕微行政處分，都應當分別予以充實完善，并保持互相銜接。而問責措施的嚴厲尺度亦應與責任程度相對稱，過于嚴苛可能造成行政系統內部責任分擔的畸形與不公，失之于松則會導致問責流于形式。

第三，關于行政問責的后續效力。如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在“警察進京拘傳記者”后“責而不辭”，去職官員如何“東山再起”等，同樣亟須規范。每次問責的效果都不應是一次性完結，而應伴隨必要的后續效力，以保證問責能夠切實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例如，因行政問責而去職者，至少不應直接轉任其他更高級別的崗位職務;而受到警告、記過、記大過等輕微行政問責者，其短期內的提拔晉升也應受到必要的限制等。

總之，行政問責制度化常態化的核心，在于問責的不可避免性。這首先意味著職權主體與問責對象的同一性。公共決策的失誤，一般要將“最后拍板者”作為第一被問責人，首先審視“一把手”是否被問責。行政問責的不可避免性，還意味著：在前一起公共責任事件負領導或者主管責任的官員，不會因為其他地區和行業發生新一起責任事件而獲得“轉移視線的紅利”，從而逃避或延緩本應受到的糾問。只有這樣，行政問責在公眾與官員之間、此官員與彼官員之間，才是公平合理的，而這也是通往“責任政府、法治政府”的不二法門。

9.北京大學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姜明安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問責分為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兩類。

政治責任是一種道義責任，是因從政的道德要求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如果政府和公職人員失職或政策失誤，或者某些事故、事件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和影響，導致其辜負了人民的信任，即應引咎辭職，對人民或人民代表機關負政治責任。承擔政治責任，并不要求個人對事件或事故有直接的過失或故意，而只要其所管轄的地區或其所管理的部門出現了相應的事態，就應當承擔政治責任。

而法律責任是指違反了國家的有關法律規定而依法定條件和法定程序追究的責任，包括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通常需要責任人員有相關的過錯，比如存在失職瀆職或者濫用職權等情況，對其的處分、處罰也要有嚴格的法律依據。比如，依據《公務員法》、《行政監察法》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可以給予開除、撤職、降職、記過、記大過、警告等行政責任，而刑事責任的追究則要嚴格按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進行。

姜明安認為，要建立法治國家，光有法律責任沒有政治責任，或者僅有政治責任而沒有法律責任，都不能形成完善的責任追究制度，二者必須同時具備，才能對公權力形成有效的制約。

姜明安特別強調，問責不能建立在個人意愿上，因為有些領導干部在導致國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損失的事件發生后，本應主動引咎辭職，卻“臉皮厚”，自己“良心上過得去”，堅持不辭職。這種情況下，就尤其需要建立政治上的追責途徑，比如作為民意代表機構的人大可以要求罷免其職務，其上級機關等有權機關可以啟動問責程序等。

姜明安認為，建立政治追責機制首先要把追責條件具體化，比如人大代表多少人聯名可以提出罷免案，罷免案的通過要經一般多數還是絕對多數;要按照事態的嚴重程度或影響大小來決定應當承擔政治責任的官員的級別，比如，特大事故追責到省一級或者地市一級，重大事故追責到地市一級或縣一級，等等。而目前在我國，由民意代表機構進行的政治追責鮮有實例，而到底何種情況應進行政治追責，追究到何種級別，目前也沒有具體的法律規定。

姜明安認為，按照法治的要求，對官員問責和要求官員引咎辭職，應當有制度化的規范，未來應當完善這方面的立法，起碼要規定一些原則性的標準，比如，出現什么類型的事件，傷亡多少人，導致多大的經濟損失，造成多大的國內國際影響，應由哪一級(縣級、地市級、省級以及中央)官員來承擔責任等。

同時要形成制度化的政治問責的慣例。這種慣例是有約束力的，不同于“人治”狀況下因人因事而異的處理，而應當是同樣或者類似的情況，要有同樣或類似的處理。否則，只追究一些人而不追究另一些人，或者在政治問責上主要考慮一些不應當考慮的因素，也無法形成對官員的責任壓力。

姜明安表示，這次孟學農和李長江的辭職，希望能形成一種慣例，對今后的同級官員在轄地或負責部門發生同類級別的安全責任事故，便可作為一個參照。

對于承擔政治責任的官員個人來說，這種責任有時候看起來可能不是那么“公平”，比如孟學農因山西襄汾垮壩事件引咎辭職，就有一些人為他叫屈，認為他到山西任省長時間不長，可能還不是很了解情況，而很多問題是多年積累的結果，甚至是前任或前幾任領導任職時就埋下的根子。

對此，姜明安解釋說，“哪怕他任職時間只有幾個月，應當承擔的政治責任也不能回避，這對國家、對人民、對社會來說是必需的。”政治責任的存在，就是要讓官員，特別是占據領導崗位的官員知道，掌握權力是有風險的，從政就要“如履薄冰”。只有形成這種壓力，才能增加官員的責任感，如果他沒有能力承受這種壓力，就不要接受這頂“烏紗帽”。

而且，即使承擔了政治責任，并不意味著可以撇開法律責任。引咎辭職并不能取代法律責任，領導者沒有直接的失職瀆職行為，就無須負法律責任，但反之則依然可能要負法律責任。比如，此次的問題奶粉事件，性質如此惡劣，影響如此之大，石家莊市和質監部門的官員即使承擔了政治責任，是否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要看最終的調查結果。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莊市委書記也被問責，而山西襄汾潰壩事故同樣對臨汾市委書記有問責。姜明安認為這顯示了問責制度方面的一個進步。因為以往很多問責通常只是針對行政一把手，而很少針對黨委一把手。但實際上，各級黨委的一把手是直接行使公權力的，因此，黨委一把手也應當承擔政治責任。

“權力要與責任對等，有多大的權力，就應承擔多大的責任。”姜明安說。

三、申論要求

1.根據給定材料，概述我國行政問責制的內涵及其意義。要求：表達準確、全面，敘述簡明、清楚。字數不超過300字。(20分)

2.針對材料6、8提到的問責官員異地復官、走形式主義的問題，請你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要求：條理清楚，表達簡潔流暢，不超過300字。(25分)

3.請你以“完善問責制”為題，寫一篇文章。要求：(1)結合給定資料，自選角度。(2)符合題意，內容充實，結構完整。(3)總字數在800~1000字。(5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