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3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模擬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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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模擬試卷：公務員隊伍道德建設

注 意 事 項

1.本題本由給定資料與作答要求兩部分構成。考試時限為150分鐘。其中，閱讀給定資料參考時限為40分鐘，作答參考時限為110分鐘。滿分100分。

2.請在題本、答題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跡的鋼筆或簽字筆填寫自己的姓名和準考證號，并用2B鉛筆在準考證號對應的數字上填涂。

3.請用黑色字跡的鋼筆或簽字筆在答題卡上指定的區域內作答，超出答題區域的作答無效。

4.待監考人員宣布考試開始后，你才可以開始答題。

5.所有題目一律使用現代漢語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監考人員宣布考試結束時，考生應立即停止作答，將題本、答題卡和草稿紙都翻過來留在桌上，待監考人員確認數量無誤、允許離開后，方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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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定資料

1.一些論壇和微博上爆出“宜都將現25歲美女鎮長”。一名1986年出生的女孩牟陽，擬任鄉鎮黨委副書記，提名為鎮長人選。短短3小時內，該消息引發近千微博網友熱議。如同湖北29歲的周森鋒全票獲任市長、25歲的王圣淇當上遼寧石油化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院長一樣，這位同為80后的女鎮長的任職引來陣陣疑云，也屬情理中的事。其原因并非確鑿地指向某些影影綽綽、看似有、實則尚未得到求證的疑點，比如“美女”、“年僅25歲”等，而僅僅是公眾心中疑慮的一種折射。

在當今社會，“富二代”、“官二代”及有一定關系、背景的人淤塞著平民階層上升的渠道，“拼爹”才有出路、真才實學無用，似乎在時下正趨向于共識。在此語境下，任何看似突兀的破格提拔官員之舉，總是難免惹來特別的關注。在這些關注中，尤其是那些呈現于網絡上的“閑言碎語”，質疑、憤激的成分多過于改革開放事業后繼有人的喜悅，但客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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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起著監督違規、確保公平的正向作用。所以，這種社會情緒的抒發，既不可漠然視之，也無需驚慌失措、過度解讀。

受過去“人選人”方式的影響，制度選人、公正透明等原則迄今并未完全、充分地實現。《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規定中，對干部任用程序走選舉、還是走行政任命路徑尚未廓清；對干部的日常考察、考核的機制仍未規范化操作，以至于常常是即興提拔、倉促上陣。如此則給以權謀私、暗箱操作留下了巨大的運作空間，干群對立和社會的不信任情緒在日益加劇。

從官方公布的牟陽個人資料來看，與微博爆料內容基本一致：該女孩中國傳媒大學畢業后，曾先后在鎮上和市統計局任職，由一般干部到局辦公室副主任、鎮黨委委員、副鎮長，再到鎮長，也屬于步步升遷，而算不上“坐直升飛機”，只是提拔的步子快了些，但誰又能否認是因為其工作出色的緣故呢？

2.歷史上的某個時期，為官者信仰缺失、道德敗壞，卻振振有詞地說“社會變了”，不變就“跟不上潮流了”；作風霸道、頤指氣使，卻顛倒黑白地說“如今老百姓難管了、不聽話了”，全然不把群眾利益放在眼里；私欲膨脹、巧取豪奪，卻振振有詞地說“市場經濟就是要開放搞活”。有的地方只注意考試成績和選拔程序，不注意對人選素質的全面衡量，尤其是德行的深入考察，結果選出的干部群眾不認可，甚至產生“做人好不如做題好”的非議。

之所以出現這些現象，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在干部考核評價機制上，往往由上級來評價，這顯然是不夠的，對政府工作最有發言權的應該是公眾。同時，干部升遷更多是由上級官員的意志和主觀好惡決定，而不由下面的群眾來決定，“公眾滿意度”對一個干部升遷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種做法導致現實中一些干部只“唯上”而不“唯下”。他們只對上級領導和官員負責，而不對轄區里的老百姓負責。顯然，這種干部考核評價機制違背了“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服務理念，是造成一些干部作風漂浮的根源所在。

GDP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成果的主要綜合指標，盡管GDP用來衡量經濟發展有其局限性，但在現時條件下，仍是判斷經濟形勢、出臺宏觀政策的重要依據。

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已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代，但長期以來形成的“追求量的增長”重過“追求質的提高”的觀念，仍然大有市場。在不少地方，盡管領導干部在公開場合不再像以前一樣強調GDP的重要性，可是在不少人心目中，“GDP排名”仍然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再具體到干部考核，選用GDP這樣顯性、量化的指標，肯定比“調結構”、“保民生”等指標更簡單，也更有“可操作性”。這直接導致一些地方的干部考核陷入GDP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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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公考領域 第一品牌 的悖論，只追求GDP數值的增長，而對民生福祉、社會保障、環境保護、收入分配等有所忽略。這種做法導致現實中一些干部追求轟動效應，熱衷于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釣譽的“政績工程”，搞大拆大建、快上搶上，虛報工作業績，違背了科學發展的理念，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3.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行公務員制度的國家。在人才選拔中，注重選拔對象的教育程度、文學素養、掌握知識的多少，以及綜合、推理和判斷能力。就初任考試而言，英國的專業技術職務自然要以專業知識為主，而“通才”觀念主要體現在行政類官員的初任考試以及晉升到高級文官的人才類型中。

“通才”標準強調個人學歷，故公務員錄取者多為劍橋、牛津等名牌綜合性大學的優秀畢業生。這種選拔人才的標準，使“專才”在文官隊伍中地位低下且日益減少，無法進入高級行政人員的行列，參與行政決策和政策制定。但現代社會的政策與決策主要依賴于專業知識，英國人在實踐中也逐漸發現以“通才論”考選公務員有很大弊端，于是在上世紀60年代就著手改革，力求“通專結合”。“通專結合”要求公務員知識面寬廣，一專多能或者多專多能，既要重視公務員的知識和學歷，也不輕視公務員的專業性和技能。

新加坡對公務員的考評很嚴格，建立了一套科學、完整的考評體系。程序上，按照自我報告、上級考評和更高一級復簽的辦法，每年考評一次。考評報告分為兩種，一種是工作報告，主要考評工作目標的完成情況，包括個人品質、態度、責任等。這是公開性的，考評結果要反饋給被考評人本人；另一種就是潛能報告，主要考評公務員開闊的視野、分析能力、想象力和現實感，也就是李光耀所說的“直升機”素質。這是秘密性的，主要作為公務員升遷級別的依據。

新加坡不搞上下級雙向考評，也不搞同級左右互評，目的是鼓勵各級領導大膽管事，對下屬嚴格要求，不怕得罪人，樹立領導層的權威，提高公務員的執行力，同時也是為了避免同事之間因互評帶來的人為矛盾。

在美國，對公務員的評估主要是根據公務員本人勝任工作的能力和工作業績，而不是年資高低、親疏關系、黨派關系等其他因素。工作業績就是按照工作要求，對公務員的勞動成果所作的評定。美國文官制度改革法規定，“工作成績良好者繼續任職，工作成績不好者必須改進，工作達不到標準者予以解職”。人事部門每年都要定期對公務員進行全面評定，政府機關首長必須根據評定結果決定對公務員的獎懲任用。公務員評估考核的結果作為公務員任用、晉升的唯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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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國古代的官吏考核，開始于秦漢，完善于唐代，歷代王朝都積累了豐富的考核經驗。伴隨著郡縣制的產生，中華民族開啟了官吏考核的歷史，而且考核制度越完善，考核方法越科學，統治者的地位就越鞏固。

秦漢時期，統治者對官吏實行考課制度。考課就是對官員政績的考察，即今天的考績。考課是用于將職位責任同官員的能力行為聯系起來，以考績的標準來約束和激勵官員，以考課結果的優劣來決定對官員的賞罰黜陟，以便勸善戒惡，使考績得以發揮作用。秦代的考課是通過上計制度進行的。上計制，即郡臣于年初將一年的賦稅收入預算寫在木券上，呈送國君，國君把木券一分為二，國君執右券，臣下執左券。合乎標準的留任，不合乎標準的則罷免。上級官吏對下級官吏的考課也采取同樣的辦法。考課后分列等級，宣明優劣，決定升遷黜罰。

唐代初期的統治者十分重視官員的政績，考核有了較大發展。唐代初期制定了考課法。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令：房玄齡、王硅掌內外官考；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當時尚書省吏部是負責考課的機關。考績的目的是為了黜惡陟善。考課的等第不僅直接關系到官階的升降，還與俸祿的加與奪、官位的外遷、解職相關。唐制規定：凡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中中，守本祿；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奪祿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進一階；一中上考，復進一階；一上下考，進二階。計當進而參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雖有下考，以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唐代官吏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小考只定等第，記入考狀備案。大考是綜合幾年來小考的等第來決定對官吏的賞罰黜陟。考課在唐代作為管理官吏的一種重要的制度，考課定等第和復考都有嚴格的程序，考績與獎罰黜陟直接相關。

宋代對官吏的考績亦稱磨勘。宋真宗時，文武官員三年為一任期，一年考一次，三考為一任。宋仁宗時文官三年一遷，武官五年一遷。雖有視考績情況決定升遷的規定，但實際上是憑年資敘升遷，不問其功而問其久。結果官以資則庸人并進。由于宋代不重視考績，基本按年資論升遷，所以宋代官員多因循守舊，不求有功唯求任期內不發生過錯，到期得到升遷就滿足了。

明代考績分文武兩個系統進行，文官考績由吏部考功司負責，武官考績歸兵部武選司負責。文官考績方式主要是考滿，武官考績亦稱軍政。考滿，即按任職年限考核，以檢查是否稱職，并給予相應的處置，側重于褒獎、提升。考滿等級開列之后，按等處置。處置的基本原則是：稱職者升，平常得復職，不稱職者降。清代對各級官吏的考核分為考滿和考察兩種。考滿每年進行一次，稱為一考，三考為滿。吏的匯考，每三年一次。對京官的考察稱為京察，對地方官吏的考察稱為大計。清代考察具體工作由吏部清吏司主持，清朝政府總結了明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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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考核制度松散、官吏貪墨成風的教訓，進一步發展了封建官吏的考察標準。順治四年（1647年）頒布四格八法制度。所謂四格，即守、才、政、年。守分廉、平、貪三類；才分長、平、短三類；政分勤、平、怠三類；年分青、中、老三類。根據上述四格，綜合考核成績分為三等：稱職、勤職、供職。所謂八法，即：一貪與酷者，革職提問；二軟與不懂者，革職免官；三年老有病者，退休離職；四才力不及與治事浮躁者，酌情降調。考核時，除由都察院協同工作外，還有六科給事中負責監督，徇私者按保舉連坐法予以處分。所以，清代初期官員比較廉潔，國力也較后強盛得多。

近代中國，雖然存在戰亂和軍閥割據，但考核未斷。民國時期，縣、區政人員均由省政府或部門負責考核。民國20年后逐步形成考核制度，主要形式有檢定考試、高等考試、普通考試、特種考試、縣長考試等。

新中國成立后，組織對干部的考核，一般通過一年一度的鑒定形式進行，先自我鑒定，經小組評議，后由單位或組織作鑒定，存入個人檔案，作為干部使用的依據。50～60年代，干部考核的內容，主要是政治態度、階級立場、社會關系及工作表現、思想作風、群眾觀點、學習、團結等，尤為重視政治標準。每次政治運動，如三反、五反、肅反、審干、整黨、整風、社會主義教育等，都必須作個人鑒定或小結，并經群眾評議和單位鑒定。工作調動、抽調搞臨時工作或脫產學習較長時間，結束時也要搞鑒定和考核。提拔重用的由組織專門考核。

5.讓干得好的優秀干部在競爭性選拔中考得好、上得來，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注重考察干部實績，防止簡單以分取人。

考察重實績、任用不唯分，體現了實踐第一的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在干部工作中的具體運用。實績是干部德才素質、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風的集中反映，是評判干部的基本依據。堅持實踐標準，把握實績依據，才能選出實干之人，彰顯實干導向，營造實干之風；防止以考取人、唯分是用，才能不讓真心干事的人吃虧，不讓投機取巧的人得利。考察重實績、任用不唯分，應當作為競爭性選拔必須牢牢把握的一條基本原則。

考察重實績，就是要把干部的實績考深考準，以實績論高低、辨優劣。要突出實績考察的重要性，加大實績評價權重，使之不僅成為“優先”條件，而且起到“加分”作用。要注重實績考察的準確性，綜合運用民主測評、個別談話、實地考察、延伸考察等多種形式，全面掌握干部實績，深入分析干部在推動科學發展中起到的實際作用。要增強實績考察的公開性，推行民意調查、實績公示等方法，通過個人“亮績”、群眾“評績”、組織“核績”，檢驗干部實績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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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不唯分，就是要對考試成績與工作實績綜合分析，不以一張考卷、一場演講“論英雄”。要堅持原則、認真把關，不能怕擔責、圖省事、走形式，誰分高就取誰、考上誰就是誰。要把分數票數與實際能力、綜合素質與崗位要求、任職經歷與發展潛力等結合起來，全面衡量人選的“考績”與“德績”、口才與口碑、臨場發揮與一貫表現，真正做到好中選優、人崗相適，有效避免“干得好不如考得好、實績好不如成績好”的現象發生。

6.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強調：“要堅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選拔任用那些政治堅定、有真才實學、實績突出、群眾公認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眾、以德領才、以德潤才、德才兼備的用人導向。”

溫家寶總理也曾指出，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群眾的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人民群眾滿意作為第一目標的工作宗旨和追求，既是為官之道，更是為官之德。

要做官，先做人；要立業，先立德。為官者“頭頂三尺”是法律，腳下支撐是官德。為官如果沒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潔自律；沒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從政就會栽跟頭。這不僅是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的道理，也是黨中央一再要求選拔任用領導干部要正確把握德與才的辯證關系，認真落實“以德為先”的具體體現。既注重“考能”更重視“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眾、以德領才、以德潤才、德才兼備”的用人導向。看清人、識準人，才能選好人、用對人。深入甄別、準確鑒定干部德才表現，是落實“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用人標準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須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側面審視，全面準確掌握干部情況。

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曾指出，現在干部出問題，多數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眾對干部的意見，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長同時還指出，領導干部要有敬畏歷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約束官員之“德”，就是讓他們有所敬畏，而不是為所欲為。約束官員之“德”，不全在所謂政績指標，而在于“公開監督”，在于“群眾滿意度”。

官德是檢驗領導干部黨性的“標尺”，政治素質的“試金石”，黨風純正的“風向標”。官德彰，則風清氣順；官德失，則滋生腐敗；官德正，則民心安定。可以說，領導干部的道德水準的高低，在某種程度上決定黨和國家大業的興衰成敗。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官德的制度化已經進行了一系列大膽嘗試，規范官德的法規相繼出臺。不管是《公務員法》和《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還是地方性法規，既是行為規范，又是道德約束，無疑是從政道德制度化建設中一個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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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官德”建設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干部言行是否一致，權力是否濫用，道德修養如何，是否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各級不妨在選拔任用干部中，凡“發現德行不好的干部一律中止了提任程序，對反映較多但又一時查無實據的擬提任干部做出暫緩使用”，把選任干部的“考核表”交由民意來填寫，讓與官員有關的各類“門事件”、各種“雷言雷語”等“花邊”新聞銷聲匿跡，這樣，官員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就不會亂來，官德缺失現象才會一天天好轉起來，我們的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樂業。但我們也應當看到僅僅將“考德”作為選拔任用干部一種“硬件”，也是有其局限的。因此，只有把制度規范的他律與操守信念的自律有機結合，以信仰作為制度執行的基礎，以監督作為制度落實的保證，硬、軟件更加科學完備，中央和地方法規才有更可靠的保障。

作答要求

一、認真閱讀“給定資料”簡要回答下面兩題。（20分）

1.請依據“給定資料１”，談談你對“在當今社會，‘富二代’、‘官二代’及有一定關系、背景的人淤塞著平民階層上升的渠道，‘拼爹’才有出路、真才實學無用，似乎在時下正趨向于共識。”這句話的理解。（10分）

要求：準確、簡明。不超過150字。

2.“給定資料2”中提到了近年來公職人員在工作中出現的一些有損公務員形象的現象，請概括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10分）

要求：簡明扼要，條理清楚。不超過200字。

二、“給定資料3”介紹了國外有關公職人員考核晉升的措施和方法。請對這些材料進行歸納，并說明關于我國目前的公務員考核可以從中受到哪些啟示。（20分）

要求：內容具體，表述清晰。不超過300字。

三、假設你是某省政府的工作人員，請結合“給定資料”，草擬一份公務員隊伍道德建設情況說明的內容要點。內容分為三部分，“目前的現狀及原因”、“歷史上官員考核的大致情況”、“道德考核的重要意義”。（20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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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容全面，有針對性；

2.條理清楚，表達簡明。不超過400字。

四、參考“給定資料”，以“選拔干部要以德為先”為主題，自選角度，自擬題目，寫一篇文章。（40分）

要求：

1.中心論點明確，有思想高度；2.內容充實，有說服力； 3.語言流暢。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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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5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模擬試卷

2015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模擬試卷

注意事項

1.本題本由給定資料與作答要求兩部分構成，考試時限為180分鐘。其中，閱讀給定資料參考時限為60分鐘，作答參考時限為120分鐘。滿分100分。

2.請在題本、答題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跡的鋼筆或簽字筆填寫自己的姓名和準考證號，并用2B鉛筆在準考證號對應的數字上填涂。

3.請用黑色字跡的鋼筆或簽字筆在指定的答題區域內作答，超出答題區域的作答無效!4.待監考人員宣布考試開始后，你才可以開始答題。

5.所有題目一律使用現代漢語作答。未按答題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監考人員宣布考試結束時，考生應立即停止作答，將題本、答題卡和草稿紙留在桌上，在考生座次表對應準考證號、姓名欄內簽字確認后方可離開。

嚴禁折疊答題卡!給定資料

1.2013年入汛以來，全國多地持續遭受暴雨襲擊，一些江河部分河段發生超保證水位洪水，部分城市內澇嚴重，雅安、都江堰等地先后發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災害，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據民政部統計，目前已造成四川、山西、云南、河北、內蒙古、安徽、山東、湖北、河南等17個省份272個縣(區、市、旗)373萬人受災，緊急轉移安置21.2萬人，30人死亡，67人失蹤;倒塌房屋8400余間，損壞房屋11.3萬間;直接經濟損失85.6億元。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等領導同志就加強洪澇和地質災害預警防范、應對處置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示，要求各有關地區和部門把群眾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著力加強防災、抗災、救災、減災工作。

2013年8月中旬，洪水襲擊東北，作為此次洪水的重災區，撫順清原滿族自治縣南口前鎮有9個村屯因交通、通信、電力中斷成為孤島，9895人被困。記者從交通運輸部北海第一救助飛行隊了解到，8月17日開始，該飛行隊的救援直升機就奔赴現場開展救援。2013年8月19日16時，兩架直升機已救助受困人員90余名，救援工作還在繼續。

交通運輸部北海第一救助飛行隊是保衛渤海灣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重要救助力量，平時的主要救援任務是負責海上以及陸地上的人命救助工作。這支隊伍在大連和蓬萊設有基地，平時有直升機長駐大連。

記者了解到，在水災發生后，應遼寧省政府應急辦請求，8月17日～18日，交通運輸部北海第一救助飛行隊先后派出駐山東蓬萊和遼寧大連所屬的B-7313、B-7309兩架專業救助直升機馳援災區。繼8月18日成功解救40名被困群眾后，8月19日清晨至16時，兩架專業救助直升機再次飛赴清原災區，共轉運各類人員50名，投放食品、藥品等物資1.5噸。這是交通運輸部救助飛行隊遠赴內陸執行抗洪救災任務有史以來救助人數最多的一次。

8月19日19時許，記者連線剛剛回到災區臨時駐地的飛行隊救助人員。在此次任務中擔任絞車手的陳鋼就是在長駐大連的B-7309直升機上執行任務。他在連線中告訴記者，昨日上午兩架專業救助直升機從沈陽東塔機場直飛受災地區上空，到達現場后，B-7309機組人員共轉運三批受災群眾19名，其中包括1名剛滿月的嬰兒，2名重傷群眾，2名輕傷群眾，投放1噸救援物資，并搭載8名遼寧省政府應急辦工作人員和中央電視臺記者分別降落5個受災嚴重的村屯了解受災情況。“可以說每次救援都是驚心動魄的”，陳鋼在電話中介紹，由于救援飛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大海上進行作業，與大海的空曠相比，清原地區山多、樹高，飛機在城區內盤旋經常會碰到電線桿、高壓線等攔路虎。“經常是旋翼旁兩米就是大樹、尾翼后面緊靠著電線桿”，陳鋼說，陌生的環境是對救援最大的威脅。

2.2013年4月14日早晨6時左右，某市發生火災，大火燃燒近三個小時后被撲滅，最終帶走了14條鮮活的生命。在當地媒體充斥著“迅速”、“立即”、“全力以赴”、“細致周密”等溢美之詞的官樣文章里，只看到當地各級領導的“積極行動”，沒有一點兒反思的跡象。

在官方自我總結中，除了對領導的仰望，還凸顯了逢災就樹典型的慣性思維，諸如“好的哥背出多個傷員”、“勇保安先報警后救人”這樣的內容，都成了這次火災的“亮點”。而從其他媒體那里，人們卻清晰地了解到，救火時消防車未帶云梯、起火網吧違規經營等諸多細節。文過飾非的官方表態，忽視了民眾的判斷能力，損害了自己的公信力。

一旦把官樣文章當成推卸責任的“護身符”，原本可以用來改進工作的機會，也被白白浪費了。在官方表述中，受傷者得到及時有效的救助，遇難者家屬情緒穩定，起火酒店的業主和網吧經營者也被依法拘留，當地官員似乎成了整個事件的局外人，甚至還有點像救民于水火的英雄。缺乏有效的問責機制，政府沒有了改進工作的動力，在一陣風似的火災隱患清查行動過后，這場災難帶來的傷痛，很快就會被遺忘。

3.“災難中的作秀難逃百姓厭惡”、“傳播謠言者最可惡”、“新聞理想并不是只有在熱鬧喧囂處才能實現”。圍繞著四川蘆山抗震救災，不斷被“挖掘”出來的感人故事安撫著這片受傷的土地，同時，社會上有關對“災難關頭倫理道德”的議論也頗多。比如，針對有些記者采訪影響到正常救災，有學者發出“誰是災難報道的主角?這已成為一個現代文明和社會道德的嚴峻拷問”的呼聲。在大災大難面前，任何一個人超越各自“底線”，故意作秀或是逢場作戲都會招來質疑和嘲諷。

蘆山地震發生后，國內一些媒體記者被批影響到救災行動和災后秩序恢復。比如，個別記者為拍一張照片，就要求救援人員暫停搬運傷員。還有的人反復采訪遭遇不幸的人。在地震災區采訪期間，有些記者因為常把只喝了一點的礦泉水隨手扔掉而一再被人提醒，希望他們不要浪費這些寶貴的物資。《環球時報》赴地震災區記者在一中學看到，當心理醫生正準備給學生上心理輔導課時，數十名記者一擁而上，將老師圍住，接著又有大批攝影記者對著老師和學生不斷拍照。一個女學生很不高興地起身對老師說：“因為有很多記者過來后不停拍照問問題，我們都沒有辦法靜下來!”

4.美國記者素以新聞敏感性強、搶新聞不顧性命著稱，2011年“艾琳”颶風來襲時，曾有記者現場直播時幾乎被狂風刮走。但美國媒體一般不會把鏡頭對準衣冠不整的路人、驚慌失措的圍觀者，或血肉模糊的傷者及死者。同樣，在突發性事件、災情發生時，記者對官方發言人圍追堵截，但對普通人的追問相對少一些。上世紀80年代，記者在雪災、風災中對受災者“面對面”的追問直播引起民眾不滿。美國職業新聞記者協會1996年9月推出記者職業倫理規范，要求記者“時刻保持對可能因新聞報道而受到負面影響者的同情”，對兒童采訪以及刊登悲傷者圖文信息時應特別小心等，避免提問、盡量拍攝背影等約定俗成的“災難報道規矩”也是在這種情況下逐步形成的。

人們不僅關注媒體人在報道天災人禍時的職業操守，也會衡量政治人物、各類官員和明星的表現。英國遇到的自然災害相對很少，這讓總是卷入戰爭的英國人津津樂道元首臨危不亂的典故。二戰期間，英王喬治六世夫婦成為英國人抵抗納粹德軍的精神支柱，面對德軍轟炸，王后堅決不愿離開倫敦，并說出英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孩子們不能在沒有我的情況下離開，我不能在沒有國王的情況下離開，而國王不能在任何情況下離開。”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有備未必無患，但無備必有大患。在當前中國轉型的背景下，各種風險、災害和公共危機糾纏復雜，對各級政府能否正確應對和及時處置提出嚴峻挑戰，這直接關系到政府在公眾心中的形象，關系到國家的安全和穩定。災害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但災害的損失卻可以降低。做好防災減災工作的關鍵是防患于未然。在這其中，政府尤其“責任重于泰山”。一個負責型政府，當然有責任保證城市的安全，保障市民生活的安全。在“5·12”地震之后，全社會對災害防治給予了更多的關注，這就對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防災基礎設施建設，以身作則引導社會的關注和努力，政府責無旁貸。

5.在現代西方國家減災救災實踐過程中，各種社會組織和普通公眾的高度參與、社會自主治理、政府之外各種社會組織和機制高度發展、治理主體和治理模式的多元化正在成為核心事實和發展主流。自然災害作為人類無法抗拒的公共安全問題，如果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可最大程度地降低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避免次生災害的發生。有效的社會參與機制能增強人們抵御災害的能力，其重要作用尤其體現在場面混亂、支持隊伍未能及時抵達時。如1993年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地震、1994年美國加州地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2005年美國卡特里娜颶風及2010海地地震，社會組織均在緊急救援中扮演關鍵角色。此外，由于災害發生地區政府亦不例外于災害的摧殘，其在災害發生初期的決策執行管理能力均受到損耗，而社會團體透過組織網絡，動員民間自發力量彌補政府角色更顯得重要。如1999年土耳其瑪爾瑪拉地區7.4級地震，超過1.7萬人喪生，土耳其政府在災難后陷于癱瘓，而40個非政府組織組成“公民社會地震協調委員會”統籌救援，為超過25萬災民提供物資，搭建帳篷，類似的事情亦發生在2010年巴基斯坦洪水受災民眾的救助上。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舉國上下，頓陷悲哀，政府馬上展開積極救援，民間團體和個人也有條不紊地參加救災活動。由于通往災區的橋梁坍塌，道路阻塞，志愿者必須遵從政府或民間團體發出的各種交通指引，掌握最準確的信息，第一時間抵達震央。當年，志愿服務者達137.7萬人之多，創下了日本史上的奇跡，這一年后被定為“日本志愿服務元年”。

在日本內閣府的相關網站上，刊登有關于志愿服務的一些要求、活動內容、救援說明，從中可體現官僚控制的強勁有力。中央政府的相關部門，設有應對志愿服務的窗口。如內閣府中負責防災的部門提供有關抗震救災的志愿服務信息;總務省消防廳提供災害救援的志愿者信息;厚生勞動省則提供相關的志愿服務活動;內閣府國民生活局的網站里有志愿服務者的網頁鏈接;而全國社會福利協議會(半官方組織)則提供相關的救災志愿服務活動情況，志愿者、市民活動網頁，福利救援、災害志愿者信息，日本紅十字會提供有關救災活動信息等。此外，政府還通過外圍組織，對志愿服務者進行培訓活動。迄今為止，召開了9次“防災志愿服務活動研討會”，還有各種相關討論會。比如：人才培育、志愿服務者團體之間的信息共享、地區之間的相互協助、公共衛生和安全，等等。一方面解決救援中實際操作問題，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協調各方的作用，對關鍵性問題提出指導性意見。

“災難發生時，政府應當義不容辭地承擔起救災的責任，民間救援力量只能起輔助的作用。”民政部救災救濟司慈善處處長鄭遠長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此前，民革中央常委、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副會長林嘉馬來表示：“我國有上千萬個非政府組織，這方面力量沒有動員起來，海外慈善機構和外國政府援助作用也沒有發揮。”

“救災就像打仗一樣，國家正規軍肯定要沖在前面，是主要的作戰力量，當然民兵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首先是要有組織，其次要訓練有素，否則不但幫不上忙，還有可能添亂。”鄭遠長表示，政府對民間慈善一直是鼓勵的，但目前我國民間慈善組織還不夠成熟，災難來臨時很難起到獨當一面的作用。鄭遠長說，我國的民間

慈善組織不夠發達，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經濟不發達，“人們先得填飽肚子，才能考慮其他”。隨著我國經濟日益發展，近年來，民間慈善組織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而政府也在不斷地創造條件，扶持、鼓勵民間組織，但其成長完善仍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民兵要平時加緊訓練，打仗時才能發揮作用，否則就是一些散兵游勇。”

6.心理學家指出，對災區關懷，物質援助至關重要，精神救援更是必須。從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無數地震中，世界心理學界總結出一個鐵律：地震發生后，受災幸存者焦慮之后是抑郁，嚴重抑郁的結果是漠視生命。半年之后，將是災區自殺行為高發時節??

對地震幸存者進行心理干預已經刻不容緩。韋克難所參與的心理援助活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啟動的。這是由西南財經大學統一組織四川四所高校實施的“災區基層干部心理援助計劃”。西南財經大學于災后在綿竹、北川分別設立了社會工作站。他們計劃用兩個月的時間，通過篩查和個案心理咨詢、團體心理輔導等多種專業方法，為災區基層干部提供心理援助。韋克難告訴記者，綿竹全市在編公務員有900多人，還有一些事業單位編制的人員。全市150多個村，每村骨干干部3人。他們打算把工作重點放在鄉鎮層面，并以漢旺鎮、遵道鎮、九龍鎮等作為重點。他們先在市內進行了預調查，共回收問卷30份，篩選出10人需要跟蹤介入。

“通過我們預調查，發現災區公務員壓力普遍偏大，10個需要跟蹤介入的人中，有6個需要專業心理輔導。”韋克難說。在兩個月內，他們對縣、鄉鎮、村三級干部開展心理普查和社會工作需求調查，并對干部進行個案心理咨詢和團體心理輔導，同時開展“幸福家庭”等活動，通過干部的家人、親戚、朋友等社會支持系統減輕干部壓力。汶川地震后，親身經歷了地震的老大爺一遍又一遍地講地震時的情景和他的感受，根本停不下來;震后的學校將幸存的小學生重新編組班級，有時三個班剩下不到一個班;失去親人的教師在接受心理輔導后馬上就要去輔導自己的學生。很多人之所以能夠走出陰影，是靠自己有意識地努力，以及其他親人、朋友甚至孩子的幫助。這個過程是不容易的，要重歸人性化的生活，需要有針對性的社會心理重建。

所謂走出陰影，并非是對親人的遺忘。好好活著才是對親人最好的紀念，對親情最好的詮釋——對于去世的親人來說，他們的基因需要我們傳承，他們的理想值得我們去實現，他們的故事我們要記在心中。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回答一個問題：什么叫紀念?災難過后，陌生人的同情心在短暫地爆發后必然會歸于沉寂，而只有他們的親人還永遠緬懷著他們，活著的人必須要活得盡量長久和真實。如果連記得他們的親人們也郁郁而終或生不如死，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就真的沒有任何痕跡和意義了。真正有意義的紀念是：為了那不能停止的思念不被拋向虛空，有時我們要通過文學等形式去紀念逝去的人——那是“為了忘卻的紀念”;但更多的是我們要忘卻傷痛而重新開始實在的生活——那是“為了紀念的忘卻”。

7.民間慈善組織生存現狀已經成為制約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關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美國從事慈善事業的人員超過900萬，而中國只有約2萬人，而與美國相比，中國的慈善組織特別是民間慈善組織的數量更是少得可憐。

除了缺少資金來源外，中國的民間慈善組織還面臨著另外一個難題，那就是公眾信任度不高。民間有一種觀點認為，與有政府背景的公募慈善機構相比，民間慈善組織在資金使用方面缺乏有效監管。對于這種觀點，北京市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梁曉燕有不同看法。她介紹說，雖然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是非公募性質的慈善組織，但是在資金使用方面的監管力度并不比公募慈善基金差，同樣可以做到公開、透明。

對于目前民間非公募慈善組織存在的募捐難問題，梁曉燕認為，政府應該以更加主動的心態，尊重民間的慈善力量的創造性工作，對公信力較高的民間慈善基金會開放公募的資格，為愿意捐款的人提供更多的自主選擇。

同時，政府應該盡快出臺相關法律法規，讓民間的基金會在法律規范的基礎上，像企業一樣競爭，增加基金會的競爭力和公信力。“所以，第一，我們呼吁《基金會管理條例》應該修訂;第二，應該出臺《慈善法》，讓公眾的慈善愿望和公益組織的慈善行為在法制的平臺上得到約束。我覺得這個事情和我們國家社會建設的發展目標是非常一致的。” 對于梁曉燕這樣的民間慈善組織負責人來說，下面這條消息可能是他們感興趣的。據中國官方媒體報道，慈善法草案已初步成形并上報了國務院。另外，在2013年8月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中國國務院法制辦公室負責人公開表示，將進一步創新慈善組織的登記管理體制，切實通過制定慈善法，在法律層面解決長期以來一直困擾和制約慈善組織登記注冊的制度瓶頸，使慈善組織，尤其是社會力量發起成立的慈善組織能夠在一種更加寬松、更加規范的法律環境中誕生和成長。

事實上，民間慈善組織的生存狀況也引起了中國一些公募慈善機構的關注。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就是其中一個。該基金會副秘書長王玉潔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作為一家全國性公募慈善機構，他們基金會通過公募得到的善款除了用于自己的慈善項目外，有一些被用來向民間慈善組織提供支持。“我們(的資金)也分兩種形式，一種是我們運作自己的項目，另外一種我們也考察一些民間的私募基金和草根組織，根據它的一些情況和資質，我們可以聯合他們共同來做這些事情，據我所知，有些草根組織做得還是不錯的。” 業內人士希望，中國的民間慈善組織能夠早日走出“成長的煩惱”，不斷發展壯大，使更多的人能從中受益。

壹基金的力量源泉之一是在中國企業家階層吹響了集結號，除了理事外，深圳壹基金發起機構還包括老牛基金會、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萬通公益基金會及萬科公益基金會，注冊原始基金5000萬元，每家出資1000萬元。從成立之初壹基金就很在意預算的科學、透明，如今壹基金有一個7人預算委員會，總負責人是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委員包括楊鵬、監事張敏、財務總監和吳君亮等。預算內容既包括部門預算，也包括項目預算，既包括開支預算，也包括募款預算。

除非定向捐贈，壹基金也并非每個捐贈人都知道每一筆善款最終去向，因為大部分資金都會由壹基金統籌安排后分配到各個項目。可即使如此為什么大家還愿意相信壹基金?吳君亮認為，一方面，壹基金內部制度設計可降低捐贈資金濫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壹基金有一定獨立性，發起人與主要理事會成員有一定社會知名度，他們在以個人聲譽為壹基金背書。

市場化企業比較容易信任壹基金。除理事成員外，華遠地產、SOHO中國、巨人集團、京東、人民網、網易、搜狐捐贈額也都很大，“相對而言，國有企業給我們的捐款比例就小一點。”楊鵬分析。

外資企業也逐漸開始了解壹基金。地震發生后，摩托羅拉系統(中國)有限公司馬上電話聯系總部位于美國的摩托羅拉基金會負責人，總部決定捐贈總額為200萬元人民幣，其中應急設備部分由公司直接捐贈給政府相關部門，另有7.5萬美元及價值4萬美元的設備則通過壹基金渠道捐贈。

2012年，全國有700多萬人次給壹基金捐款，捐款者大部分集中于20～35歲之間。雅安地震以來，給壹基金捐款個人數量已超過百萬。“很多基金和大企業的聯系更緊密，也更在乎企業的大額捐贈，但是壹基金從最初就不是這個出發點，它對個人、小額的捐助很認真，投入很大精力。”楊鵬介紹，從比例而言，壹基金個人捐贈能達到40%～50%，而一般基金個人捐贈比例可能還不到10%。”

楊鵬說，壹基金之所以重視個人捐贈，是因為現代社會是陌生人社會，只有在陌生人中傳遞善念善行才符合現代慈善發展趨勢。在他看來，現代慈善核心精神是博愛，是對傳統農耕文明時代熟人社會小共同體慈善的超越，而信息時代到來更是現代慈善的助推劑。

互聯網成為凝聚明星企業家和公眾的慈善粘合劑。壹基金有明星光環，它會在微博上利用粉絲效應，“項目更容易推廣，捐款口徑變得更大了。”新浪微博社會責任總監貝曉超說。與壹基金同類型的基金會還有上海聯勸、北京聯益等，但與壹基金比起來，后兩家的發展境況都不盡如人意。據了解，壹基金在雅安地震時通過新浪微博籌款近千萬。

與新媒體合作同樣需要基金管理者和工作人員有創新意識。新浪微博只是平臺，所有勸募、籌款行為都必須有基金會相關人員簽署委托協議。“這涉及到基金會授權權限，以及對于項目的反應速度。有時候甚至需派專人負責對接、管理和對賬。很多機構不愿意配人，或者覺得新媒體玩起來太麻煩，成本可能也會多一塊。”貝曉超說，他認為壹基金是與新浪微博合作的所有基金中創新意識最突出的。

在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看來，中國公益界在雅安地震后的表現顯現出中國慈善業已進入多元化時代，大中小各種各樣慈善組織并存。這背后是中國社會轉型。過去動員時代，政府簡單命令，群眾就是不干，而現在你不命令，大家在民族、國家遇到大難時就會主動沖在前面，這說明新的社會公德正在形成。而且，這種公德又通過現代的網絡方式組織結合起來。“企業家、年輕人，各色人等都起來了，這是這個社會的希望，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社會結構在變。什么叫公民社會?這才叫公民社會。”

8.人類歷史上，自然災難一次次發生，帶給人類巨大創痛。表達悲傷、撫慰生命，這是人類永遠不會枯竭的心靈反應;發揮智慧、規避風險，這是人類作為萬物靈長所具有的強大能量。人類的腳步邁向了太空，又要承受自然之于人類的深重影響，包括悲劇性的影響。承受首先意味著我們無法控制災害，既不可能阻止極端自然災難的發生，也無法推遲它們的發生，一些自然災難我們甚至無法做出科學的預測。這正是人類社會及其文明的根本處境，甚至可以說是某種程度上的人類命運。

人類賦予自在的自然以意義，實現自由，成為自然的主宰，但人類亦需意識到自身存在的有限與界限。而正是因為有限，我們才更加深刻地理解存在、美好與善的價值;正是因為地震等災難顯露出的自然界限，促使人類不斷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

作答要求

一、“給定資料6”談到“為了紀念的忘卻”，請結合材料談談你對這句話的理解。(10分)要求：觀點明確，分析恰當，條理清晰。不超過200字。

二、根據“給定資料2～4”，指出防災減災的過程中，影響媒體和政府公信力的因素。(15分)要求：全面、簡明，條理清晰。不超過250字。

三、“給定資料5、7”中談到了民間慈善組織在抗災救災中發揮的積極作用。假如你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員，就如何推動公民社會建設，依靠社會力量來抗災減災，向有關部門提出你的建議。(15分)要求：

1.結合材料，條理清晰;2.所提建議具體簡明、有針對性、切實可行;3.不超過300字。

四、假如你是某省宣傳部一名工作人員，請根據“給定資料1”所提供的新聞內容，寫一篇搶險救災的宣傳稿件。(20分)要求：

1.結合材料;2.符合文體要求;3.語言簡練，條理清晰;4.字數在350字左右。

五、“給定資料8”談到，“人類賦予自在的自然以意義，實現自由，成為自然的主宰，但人類亦需意識到自身存在的有限與界限”。依據這句話的涵義和材料主旨，結合政府責任，自擬題目，寫一篇文章。(40分)要求：

1.參考給定材料，內容充實，結構完整;2.字數900～1100字。

第三篇：2010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模擬試卷

2010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模擬試卷

黨政領導干部隊伍建設主題

（一）給定資料

1．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就是特定組織或個人通過一定的程序追究沒有履行好份內之事的公共權力使用者，使其承擔政治責任、道德責任或法律責任，接受譴責、處罰等消極后果的所有辦法、條例等制度的總稱。問責制雖然是源于西方黨爭的舶來品，但在我國出現、建立和發展，卻是是民主政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反映了我國政治文明的進步。建立和完善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是實踐“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制度化舉措，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廉潔政府的實現都有著重大意義。

2003年非典期間，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在內的上千名官員被問責，宣告我國正式啟動問責制。其后，我國加快了建立問責制的步伐。2004年2月，《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公布，明確寫入了“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要求及處理”等內容。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準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對官員因涉及“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惡劣影響、對重大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等應引咎辭職的相關情況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國務院在2004年3月引發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明確規定：“行政機關違法或者不當行使職權，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實現權力與責任的統一。”2005年4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又進一步將行政問責法制化和規范化。2006年初，國務院正式把建立和推行行政問責制列入政府工作的議事日程，并專門召開電視電話會議，溫家寶總理再次要求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度。2007年4月4日，國務院第173次常務會議通過了《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第十七屆中紀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強調，積極推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嚴肅追究給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造成嚴重損害的行為。2009年3月召開的國務院第二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總理發表重要講話，要求推進行政問責制度和績效管理制度。

問責情形有七種：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因工作失職，致使本地區、本部門、本系統或者本單位發生特別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較短時間內連續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政府職能部門管理、監督不力，在其職責范圍內發生特別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較短時間內連續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在行政活動中濫用職權，強令、授意實施違法行政行為，或者不作為，引發群體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違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有關規定，導致用人失察、失誤，造成惡劣影響的；其他給國家利益、人民生命財產、公共財產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等失職行為的。

問責方式有：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

問責對象有：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工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的領導成員；縣級以上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領導成員，上列工作部門內設機構的領導成員。

其他適用人員：鄉（鎮、街道）黨政領導成員，縣級以上黨委、政府直屬事業單位以及國有企業、國有金融企業領導人員。

問責后果：受到問責的黨政領導干部，取消當年考核評優和評選各類先進的資格。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

2．因處置“6?17”事件不力，湖北石首市委書記鐘鳴、市委常委唐敦武被免職。消息公開后，近日在網上引發熱議。對分別負有重要領導責任和直接領導責任的二人實行問責，不但獲得了網民的廣泛贊同和支持，而且為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敲響了警鐘。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最近印發《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對出現“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等7種情形的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石首市委書記鐘鳴、市委常委唐敦武被免職，符合規定7種情形的第5種：“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為廣大黨政領導干部上了一堂生動的問責課。

對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制，意味著從此以后一個地方一旦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等，有關官員因決策失誤、失職、失察等造成惡劣影響的，都必須為此承擔責任。此舉無疑一下子繃緊了各級官員的責任神經，把提高責任意識，作為一個重要課題擺在了各級官員面前。

3．基層是“新官”們發揮才干、實現理想的最廣闊的舞臺。當前，部分“新官”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已經率先超越了“家門-校門-衙門”的發展路徑，走向基層，走向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第一戰線。如清華大學研究生魏華偉、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歐陽卉等，都放棄了機關深宅大院的工作機會，選擇了河南、江西等地的農村作為自己職業生涯的起點。他們也以自己勤奮而優異的工作表現贏得了村民的尊重與社會公眾的矚目，成為時代“新官”的典型。

不久前，29歲、擁有清華大學碩士文憑的周森鋒當選湖北宜城市市長，24歲的海歸碩士趙臻出任昆明市委辦公廳廳務委員，這兩則消息都引起全國媒體的強烈關注。然而他們并非特例，昆明市公開選拔60名副縣級干部，當選者有30名屬80后，趙臻只是其中之一;湖北省近日也發布公告，公開選拔215名年輕廳級和處級干部。

其實，在周森鋒、趙臻之前，已有一批80后干部在各地政壇嶄露頭角。去年3月，28歲的張輝被任命為共青團山東省委副書記;今年初，25歲的孫靚靚被任命為共青團泰州市委副書記。雖然沒有確切數字公布，但毫無疑問，在各地黨政機關中，為數不少的80后已經走上縣處級領導崗位。

“選拔優秀年輕干部，是當前完善干部隊伍結構的迫切需要。”昆明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李康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說，目前干部隊伍學歷偏低、年齡偏老的情況仍然突出，如果不加大選拔年輕干部力度，今后恐怕會出現青黃不接的局面。

以昆明市為例，前年和去年縣區級黨政領導班子換屆時，要求新班子配備一名35歲以下的干部，有幾個縣區竟然一個都選不出來。現在縣級黨政領導班子中，大多數人出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出生于70年代的只是少數。

干部隊伍年齡結構偏老的問題，已經引起國家層面高度重視。今年2月，黨中央制定下發《2009-2020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后備干部隊伍建設規劃》，對新一輪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進行部署，這是黨中央首次制定黨政領導班子后備干部隊伍建設規劃。3月30日，全國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強調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形成有利于優秀年輕干部脫穎而出的選拔機制。繼續堅持“論德才、講實績、重基層、憑公論”的用人導向，建立領導班子集體和干部個人“辦事檔案”。

4．在干部問責上我們有一個慣例，就是眼睛一般都盯在重大事件和重大事故上，重大事件與重大事故直接關系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關系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對這一類問題當然要問責，而且應該加大力度。但是，如果把問責僅僅局限于這一類“非常態事件”上就過于片面，也不符合干部問責的客觀要求。領導工作表現在方方面面，領導者的領導品質、領導作風、領導能力如何，大量的是通過日常工作反映出來，現在，人民群眾對現實存在的一些干部腐敗、作風霸道、能力平庸等問題無處訴說，從根本上講就是在平時缺乏問責途徑。實行問責工作常態化，就是打破問責范圍只局限于重大事件與重大事故上的誤區，把領導者平時各方面的工作表現都納入問責之中，既追究官員在重大事件、重大事故中的過失責任，也追究他平時工作中各方面的操守表現，特別是領導品質上。所以，如果問責真正達到了常態，一個領導者與工作相聯系的所有方面都有被社會詢問并進而失去職務的可能，那么，各級干部的為官之弦無疑會繃得更緊，為官之責無疑會記得更牢。這樣，也就不會等到一個小芝麻官涉嫌了數千萬元金額時，才引起各方面的覺察和重視。

在西部地區某縣，縣委書記要求全體黨員干部要認真算好“政治賬”、“經濟賬”、“身體賬”和“家庭賬”，把一時的貪圖享樂而違反黨紀國法和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經濟收入、身體精神狀況和家庭幸福進行對比分析，提高拒腐防變能力；要準備好“三盆水”：第一盆水勤洗頭腦，保持頭腦清醒和思想的純潔性，第二盆水勤洗手，保持兩袖清風，第三盆水勤洗腳，保證一生走正道。這一要求做得好。做到這一點，就能加大對貪污腐敗現象的查處力度，嚴厲打擊貪污腐敗、跑官要官、“帶病”提拔等違法亂紀行為；就能加大監管力度，構建完善的監督管理體系；就能加強制度建設，完善科學民主決策制度、項目推進監管制度、責任問責制度，積極推進制度改革，增強制度的執行能力。

有監督檢查制度，就必須有對責任者的常態化問責制，這是建立官員責任感的關鍵。有了常態化問責制，我們就能遏制一些違規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繼續進行，就能阻止為了撈取個人好處，無效益投資四處橫行，就能防止幾百萬、幾千萬乃至數億元的為撈好處的投資打了水漂，總之，有了常態化問責制，就能有效防止官員犯罪的現象發生。

5．問題官員的復出問題，正在使問責制陷入一種尷尬困境。

一方面，官員的復出，不論多么不事張揚，依然招來公眾輿論的強烈反對。其中最扎眼的人物包括甕安事件中的縣委書記、火車出軌事故中的濟南鐵路局長、派警察進京抓記者的遼寧西豐縣縣委書記、在全國哀悼日期間組織公款旅游的山東濱州市工商局長，以及阜陽假奶粉案中的一眾官員等等。他們雖被問責，陸陸續續地卻又另任新職，繼續其“領導干部”生涯，令觀者大跌眼鏡。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受處分的國家質監局官員，竟然在處分令下達之前先接到升遷令，被認為是一樁“擊破底線”的詭異事件。“華南虎事件”中的責任官員，問責過后，仍然有“我自巋然不動”的洋洋得意，更是令人產生心理上的反感。

另外一方面，官員隊伍中對于問責舉措，也有強烈反彈。最典型的是，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有官員公開對林嘉祥表示同情，認為這是網絡殺人，林只是個倒霉蛋。如此直言不諱，很可能反映了某種廣泛積聚的情緒。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是，2007年，全國主要行政執法部門被追究責任的有將近6萬人次；2008年，約達8萬人次。在這樣一個龐大群體中，除掉被法辦和被開除公職的之外，會有多少人謀求復出？具體數字無從知曉，但可以相信，絕對不是少數。

6．從今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區將率先在全國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把過去通行的官員“收入申報”擴大為“財產申報”，并承諾在阿勒泰廉政網和當地主流媒體上公示官員的“財產申報結果”。

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破冰”，首先發端于遠在西部邊陲的阿勒泰，令人頗感意外。但法律專家普遍認為，無論如何，阿勒泰此舉意味著我國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對推動我國的官員財產公開立法具有積極意義。

為防止“老子大官兒大款”的腐敗現象，阿勒泰“陽光法案”明確，官員及其配偶、共同生活的父母、撫養的未成年子女，單筆額度在10萬元以上的動產、不動產購置、交易、租賃情況及資金來源必須申報。這意味著，假如某官員購買了一套價值50萬元的房子，或者其太太購買了一輛價值20萬元的轎車，在半年時間內，他必須向紀檢部門說明情況并要講清資金來源。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提高到十年，是刑法第七次修改的最大亮點之一。人們在關注這一修改的同時，自然而然地將焦點集中在與之密切相關的另一項制度———官員財產申報制。不少法律界人士認為，在提高法定刑的同時，還要加緊出臺官員財產申報法，這樣才能真正讓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成為貪官的夢魘。

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問題，已經爭論了十多年，事實上，這項制度也并非完全空白，有一個地方已經悄然試行。頗有意味的是，“破冰”之地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而是遠在西部邊陲的新疆阿勒泰地區。

阿勒泰地區紀委書記吳偉平，曾參與多起腐敗大案的調查偵破工作。他說：“目前我國普遍實行的是收入申報，而非財產申報。收入只是公務員財產的一部分，而更多隱形收入才是公務員滋生腐敗的陰暗角落，才是應該申報、公示的關鍵。”

反腐專家也認為，“財產”和“收入”兩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古今中外的大量腐敗事例表明，濫用權力之腐敗通常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至少是澤被一家，腐敗收益通常也同官員合法性工資收入是兩碼事。

據了解，我國早期的收入申報制度，基本上是注重申報而忽視公開，申報制度本該具有的監督效力因此大打折扣。阿勒泰出臺的規定明確，凡是“與領導干部職權密切相關的收入都將通過阿勒泰廉政網及當地主流媒體及時全面公開，以接受社會有效監督”。有專家指出，此項規定，實現了由“只申報不公開”到“既申報又公開”的跨越。

7．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中共的各級領導干部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更替為一批年富力強的“年輕人”。在中國省部級干部中，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人逐漸增多，外界稱之為中國政壇的“60后精英”，如農業部部長孫政才、河北省省長胡春華、湖南省省長周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等。

最早提出干部隊伍年輕化建設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初，當看到“文革”后復出的許多部門領導大多數已經是花甲老人后，他開始大力提倡培養年輕的接班人。他提出，要廢止領導任職終身制，把大批優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來，保證事業后繼有人。

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積極推動年輕干部到基層和艱苦地區鍛煉成長，建立來自基層一線的干部培養鏈，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明確提出“加大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力度”。此后，中共在年輕干部的教育培訓、實踐鍛煉、黨性修養、作風養成、選拔使用、管理監督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要舉措。

8．關于干部年輕化現象，各位專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副會長黃宗良說：“干部年輕化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干部人事制度的發展趨勢。”

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說，當時有許多人認為鄧小平只是撥亂反正，其實正是他這種高瞻遠矚的眼光，規劃了干部隊伍年輕化的未來圖景，保障了改革開放政策方針的貫徹落實。

分析人士認為，當那批從戰場上走上領導崗位的共產黨干部退出后，年輕的繼承人需要面對的問題是，有沒有資格和能力繼續領導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在嚴書翰看來，答案就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寫入黨章的重要理論，為干部隊伍建設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梳理這幾年的脈絡，可以看出，年輕干部的培養、選拔方式不斷創新，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政策體系，制度化水平也得到不斷提高。”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表示。

在干部隊伍年輕化政策為改革開放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時，年輕干部隊伍的培養選拔也出現不少亟待改進的問題。

年輕化在一些地方被演變為“年青化”、“低齡化”，一些年輕干部缺少基層歷練，成了家門——校門——機關門的“三門”干部。

據統計，中央和國家機關廳局級領導干部中，來自高校應屆畢業生的比例高達44．6％，而具有縣、鄉基層領導工作經歷的僅占12．5％，“這種情況長期發展下去，就會增加機關干部脫離實際、官僚化和機關化的可能。”宋世明表示。

黃宗良說：“‘年輕化’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年輕化’不等于‘低齡化’。用年齡來‘一刀切’最簡單，但這不是正向的人才機制，會造成人才損失浪費，破壞事業發展。”

嚴書翰認為，要做到干部制度定型，要做到科學合理又和諧自然，就要把選人用人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有機結合起來，這也符合黨內民主進程的要求。

按照嚴書翰的看法，合法性就是干部選拔要得到大多數人贊同；代表性是要求干部配備在年齡、專業知識背景、崗位和經歷四個方面有合理的結構。

分析人士說，在不久前舉行的全國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座談會上，除了一貫強調的“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和“注重實績、群眾公認”之外，中共對年輕干部提出了許多具體要求，比如用科學發展觀武裝頭腦、信念堅定、思想純潔、基層實踐、注重法治等等。

國家反復強調，要形成有利于優秀年輕干部脫穎而出的選拔機制，使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形成合理結構，始終充滿生機與活力。

黃宗良說：“通過不斷完善的制度選拔出來的年輕干部，將具有端正的德行、開闊的視野、良好的教育背景、豐富的基層經驗和得體的形象，將大大增加他們執政的親和力和創造力。”

曾有西方的黨派學者發出疑問：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歷經80多年仍然保持勃勃生機？

嚴書翰認為有兩條重要原因：一條是中共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另一條就是干部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解決好干部這個關鍵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承前啟后、興旺發達，黨和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他說。

第四篇：2015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模擬試卷(二)

2.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升級，微博、微信、微小說、微電影等“微”產品將我們帶入了一個全新的“微時代”。在這個時代里，我們傳統的閱讀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也因如

此，對傳統閱讀的堅守就顯得彌足珍貴。

2013年發布的第十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2012年我國18～70歲的國民對數字閱讀方式——網絡在線閱讀、手機閱讀、電子閱讀器閱讀、光盤閱讀、PDA/MP4/MP5閱讀的接觸率為40.3%，比2011年上升1.7個百分點。

數字閱讀接觸率的增加，昭示的不僅只是閱讀載體的更新換代，更是在這種載體變革中潛藏的載體內容變化帶來的閱讀方式改變。這其中，與數字閱讀方式貼合度最高的微博、微信、微小說等內容形式，對傳統的閱讀方式形成了強烈沖擊。

早晨看手機報，上廁所瀏覽網站論壇，閑暇時閱讀電子書，已經成了許多年輕人選擇的閱讀模式。在房產公司擔任銷售工作的小劉就表示，由于平時工作繁忙，網絡閱讀成為她閱讀的主要方式。有時除了偶爾瀏覽雜志、報紙，她還會在手機里下載小說等自己感興趣的內容。

對于“微閱讀”日趨主流化的現象，不少專家表示了擔憂。普遍的觀點認為，“微閱讀”有存在的合理性，即可快速獲得有用信息，擴大知識面，傳播新觀點，但過于功利的讀書目的會讓人失去學習、思考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會逐漸形成以懶惰、鈍化為特點的“淺思維”。對于年輕人來說，其中某些碎片化信息無疑會影響其知識結構，甚至是他們的人格完善。

“即使我們不為‘微閱讀’唱贊歌，它也一樣會來臨。‘微閱讀’正在改變我們這個時代的閱讀生態。”《新京報》文化副刊主編L說，“閱讀的碎片化，讓很多人沒有時間去讀世界經典名著，或者沒有時間讀大部頭的著作了，因為現在時間是最大的成本”。

時間少，于是青睞“微閱讀”。迷戀“微閱讀”，于是更沒時間進行長閱讀。這是當下不少人在進行閱讀選擇時面臨的最大悖論。

3.“讀書是一件寂寞孤獨的事，但也是樂事。今天目不暇接的社會生活，讓靜靜地讀書成了一種奢侈。在一切都變‘微’的時代，大概還有一部分‘傻文人’，在堅守自己讀書和寫作的陣地，但寫出的作品后真正讀的人甚為有限，使我們寫作這一行變得非常的悲壯。”作家Y的言語中，流露出難掩的悲涼。

Y說，在“微時代”，我們應當細細思考的是，在各種便捷與簡單帶來快樂的同時，自己是否遺失了什么?“沉靜的心態、人格的韻味、德行的操守，被淡化了。我們健壯、我們快活、我們簡單，我們將諸多的書籍裝入電腦。一個民族是否有文化，這是個復雜的問題，民族文化需要積累，它不是一個時代所能完成的，它的主要部分永遠深埋在歷史當中，藏于書籍里。發掘、傳承、發展，是我們的責任。”

傳統閱讀是深閱讀，解決的是精神思考的問題;“微閱讀”是淺閱讀，解決的是信息的問題，這似乎已經是一個不容辯駁的共識。評論家Z指出，當前“微閱讀”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沒有必要對此太過恐慌，但無論微博還是微信，說到底只是一種社交媒體，并不能完全代替傳統閱讀。

“盡管我們已經進入這樣一個‘微’時代，但我想時代是在不斷變化的，在不斷變化的時代之下，世界是永遠存在的，它并沒有變成一個微世界。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可能并不是僅僅依靠一種‘微’的思想方法，‘微’的理解方式，就能夠掌握的。不管是什么時代，如果我們要對世界形成一個比較深入的、盡可能可靠的認知，我們可能都需要付出比‘微’多一點點的努力。就閱讀來講，我們也可能需要比‘微閱讀’更長一些的閱讀，這是我們閱讀的一個理由。”Z說。

如果將“微閱讀”視作洪水猛獸，那也確實為過了。事實上，“微閱讀”與傳統閱讀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針鋒相對的關系，相反，在信息化時代，“微閱讀”作為獲取信息和日常社交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已經成為傳統閱讀的有益補充。

第十次國民閱讀調查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18～70歲國民人均紙質圖書的閱讀量與2011年基本持平，人均閱讀電子書2.35本，比2011年的1.42本增長了0.93本，增幅達65.5%;18～70周歲國民人均紙質圖書和電子書合計閱讀量為6.74本，比2011年紙質圖書和電子書合計閱讀量5.77本上升了0.97本。此外，74.4%的18～70歲國民更傾向于“拿一本紙質圖書閱讀”。這意味著，傳統閱讀仍是主流。“淺閱讀和深閱讀，‘微閱讀’和長閱讀都在上升，說明全民閱讀總體的趨勢是好的。”L說。

事實證明，面對來勢洶洶的“微時代”，當下最緊要的并不是談論對它的畏懼和恐慌，而是在被它控制和駕馭之前，通過對它的合理應用，實現對它的更加科學的管理和駕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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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5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模擬試卷(一)

注意事項

1.本題本由給定資料與作答要求兩部分構成，考試時限為180分鐘。其中，閱讀給定資料參考時限為60分鐘，作答參考時限為120分鐘。滿分100分。

2.請在題本、答題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跡的鋼筆或簽字筆填寫自己的姓名和準考證號，并用2B鉛筆在準考證號對應的數字上填涂。

3.請用黑色字跡的鋼筆或簽字筆在指定的答題區域內作答，超出答題區域的作答無效!

4.待監考人員宣布考試開始后，你才可以開始答題。

5.所有題目一律使用現代漢語作答。未按答題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監考人員宣布考試結束時，考生應立即停止作答，將題本、答題卡和草稿紙留在桌上，在考生座次表對應準考證號、姓名欄內簽字確認后方可離開。

嚴禁折疊答題卡!

給定資料

1.書，是人類文明的成果;讀書是文明人的內在需求，而且始終與人類文明實踐及進程相伴隨。1972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曾向全世界發出“走向閱讀社會”的號召，要求社會成員人人讀書，真正使圖書成為生活的必需品，使讀書成為每個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將每年的4月23日確定為“世界讀書日”。其主旨是“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們，無論你是年老還是年輕，無論你是貧窮還是富有，無論你是患病還是健康，都能享受閱讀的樂趣，都能尊重和感謝為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的文學、文化、科學思想大師們，都能保護知識產權。”“讀書日”的確定，是一種導向，同時具有象征意義。它在向全世界呼喚，要注重讀書，尤其是在現代媒介格外發達的今天。

而據2012年“世界讀書日”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閱讀書籍和雜志的人數越來越少，閱讀長文章的數量銳減。香港大學對6000名中國四五年級小學生的調查表明，1/3的孩子、有些班級甚至是1/2的學生都存在閱讀障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項調查更令人觸目驚心：眼下全球每年閱讀書籍最多的，仍是僅占世界人口0.2%、卻獲得29%諾貝爾獎的猶太人，多達每人64本;而一向秉承耕讀傳家、詩書繼世的中國，扣除教科書，人均居然不到1本。

面對這組數據，作為一個有著五千年文化積淀的文明古國和一個正在實現偉大復興的古老民族，我們在慚愧和憂慮的同時，深感疑惑和不解：一直以來，我們秉承耕讀傳家、詩書

繼世的經典古訓，遵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圣人教誨，倡導尊師重教、終身學習的社會風尚，然而當今的國人卻如此不喜歡閱讀，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始終采取互為表里的兩面手法來強化君主專制。一方面重視人才、渴求人才，通過科舉取士培養選拔官吏，擴充官僚統治機構;另一方面大力推行文化專制政策，以實現禁錮思想、鉗制言論、加強皇權的統治目的。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再到清朝的“文字獄”，思想高壓和文化專制作為封建專制的重要手段，如同幽靈一般時不時地就會沉渣泛起、大行其道。缺少兼容并包的社會環境，自由開放的文化氛圍，代代沿襲的閱讀傳統，閱讀自然難以蔚然成風。

應試教育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教育的突出特色。從封建科舉制度到當今高考制度，無不打著應試教育的深深烙印。“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莘莘學子夢寐以求的人生理想。這一理想如果不能實現，一切閱讀就會變得毫無意義。當然不可否認，在特定歷史時期，科舉制度對于知識的普及和讀書風氣的形成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但這種推動是出于對功名的追逐而不是對知識的渴求，它在為歷朝歷代發掘和培養大量人才的同時，也嚴重地扭曲了閱讀的真正價值。時至今日，應試教育不僅沒有漸行漸遠，反而仍然困擾著我國的教育體制。在中高考指揮棒的指揮下，學生的所有閱讀都要為考試服務，讀書工具主義泛濫，凡是與考試無關的、對考試無益的，一概不被提倡和鼓勵。學生被剝奪了自主閱讀的權利，不能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快樂閱讀，以致逐漸喪失了閱讀的興趣。

閱讀本是一件安靜的事情，需要有淡泊從容的心態才能坐得住、讀得進。而處于轉型期的當今中國，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生存競爭空前激烈，社會保障相對滯后，膨脹的物欲和嚴酷的現實使得國人背負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壓力，急功近利、膚淺浮躁、缺乏思考成為當今社會的一種流行病。正如日本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所說，“現在很多中國人都比較浮躁，他們希望快速成功、快速掙錢”。的確，生活節奏太快、娛樂活動太多、社會壓力太大，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和精力能夠留給閱讀?

隨著9年義務教育的全面普及和青壯年文盲的基本掃除，我國國民素質有了很大提高，碩士生和博士生數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相對于13多億這個人口總量來說，中國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美國25歲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為12.4年，日本為11.6年，我國僅為8.6年。我國大學生占總人口的比例為8%，世界中、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為24%，美國則為35%。中老年文盲率仍然較高，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占到人口的相當比例。還有許多中老年人雖然已經脫盲，但只是停留在能夠識文斷字的初級水平，無法進行深

層次的閱讀。青壯年文盲雖已基本掃除，但是應試教育的體制束縛以及閱讀氛圍的長期缺失使得相當一部分人并未品嘗到讀書的真正樂趣，沒有形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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