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儒學思想對當今中國外交的影響3（最終版）

淺談儒學對當今中國外交的影響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已經深深扎根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流淌在中國人的血液里，根深蒂固，對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等方方面面進行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各項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發展完善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當代中國的外交層面自然也概莫能外。且不論中國我國外交政策的實施是出于什么樣的真實目的，但就其政策本身來看它確實擁有著儒家思想的深刻烙印；并且著重突出了“中庸之道”“忠恕之道”“重義輕利”“構建和諧”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方針與政策。

一、中庸之道

中庸即是善，是適度。中庸是中國儒家道德智慧之精髓。徐復觀《中庸》的注解：“中”，是恪守中正之道不偏不倚之意。《中庸》中說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之道就是讓處事人排除個人情感，好惡的偏向，秉持理性的、現實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的觀念，客觀地分析和把握所要處理的問題及其變化，在事物的兩個極端之間擇其中者而行之，做到既無過分也無不足，既不冒進，又不保守，而是恰如其分。《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之而時中也”。此句說了中與時的關系，指出中是隨時而中因時而中，也就是說是根據時機的變化，靈活的適中的處理問題，決不是那種不分場合不分條件的隨意折衷。儒家認為中庸是一種極高的人生境界和處世藝術。

中庸之道的思想也深刻影響了我國外交策略及其活動。1955年萬隆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提出的“求同存異”這一特色的外交方針，其實是與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實踐。萬隆會議舉行之際，與會國不論其意識形態還是社會制度還是國家的發展程度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再加上一些國家別有用意的破壞。與會各國存在各式各樣的意見和立場，甚而引起爭論與沖突，會議幾近破裂。關鍵時刻周恩來提出的“求同存異”方針，恰到好處的緩和了與會國的矛盾，并且周恩來在講話中指出各國所面臨著共同的歷史遭遇和同樣者面臨著歷史使命，以及表達了中國和善、和解等原則和立場。“和”而又“不同”，以此突出了各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認識。針對各國的問題周恩來都秉以剛柔相濟的態度做了嚴密而周詳的回答。此后，“求同存異”成為中國外交上的一大基本準則。可以說今天中國改革開放的局面，也是體現了中庸之道。鄧小平在當時國內外形勢嚴峻形勢下，審時度勢，提出了和平與發展的歷史主題，從而為中國之崛起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毋庸置疑，這一決策同樣做到了“君子時而中”。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外交局面也進一步得到開拓。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們主張維護世界的多樣性，提倡國際關系民主化和發展模式的多樣化。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種文明、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應彼此尊重，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

總之，孔子的“中行”與“中和”都貫徹在了中國當代的外交思想中，即“無過”又無“不及”，充分反映了儒學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慎獨自修,忠恕寬容,至誠盡性.二，忠恕之道

忠者，心無二心，意無二意之謂；恕者，了己了人，明始明中之意。忠恕之道是中國儒家倫理范疇與處世方式，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本原則。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在《雍也》篇里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忠恕之道就是說人在實現自己的利益時，不僅不要不妨礙他人實現自己，而且要幫助他人實現自己。忠恕之道也強調了處理人際關系時，應該設身處地的替別人照相，將心比心，去譬于己，推己及人。通過忠恕之道而“愛人”，達到人與人際之間的相互尊重和寬容。“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與人之間如此，推及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亦是如此。

縱觀中國當代外交，忠恕之道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有著深刻的意義。世界是多樣化的統一，經濟全球化與世界多極化的發展應當并行不悖，不能把自身的價值觀念和發展模式強加于人，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針對當前某些西方國家自己本國內的人權問題都沒有解決，卻堂而皇之打著保護人權的幌子無端的干涉別國內政，甚而以打擊恐怖主義的旗幟來實行恐怖主義的行徑。并且造謠“中國威脅論”，針對于此我國外交部嚴重聲明，中國堅決走和平崛起之路，“反對霸權主義，并且永遠不稱霸”。中國積極推進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建立、提出不結盟策略等都有所反映我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各國所選的適合自己國情的道路。如此等等，都鮮明的體現了中國外交思想中儒家“忠恕”的精神印記。

1954年上半年，中國在與緬甸和印度的兩份國際文件中，提出了和平共處出五項原則，即：相互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體現了我國外交在充分考慮我國的國家利益時，也尊重了對方國家的權益。這個原則有著強烈的中國人的特點，體現了現在國家外交也來源于孔孟之道。如今中國大力為第三世界提供無償援助，特別是對非洲國家的支援。團結世界各個發展中國家，無疑不體現了我國在實現自己的利益時，不僅沒有妨礙他人實現自己，而且要幫助他人實現自己的利益。三，重義輕利

義，指思想行為符合道德標準；利，指利益，功利。孔子曾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反對“不義而福且貴”，主張“見利思義”“義然后取”，以義統利。孟子亦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裕之以天下弗顧也”。荀子繼承發展，曰：“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董仲舒隨后又發展為：“義者心之養也。禮者體之養也。體莫貴于心，故養莫重于義，義之養生大于利矣。”總而言之，重利輕義儒家之傳統也。盡管這里所說的利是于個人而言，單放眼國家之間亦是如此。

國家利益是對外活動的根本目標，是制定對外決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國際社會中國家之間的分離聚合、冷熱親疏的關系歸根結底是由國家利益所決定的。國家之間“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永久的只有利益”。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礎，利益的相悖是沖突的根源。而我國在處理國際問題時，更多的是考慮“信”，考慮“，以義統利”“見利思義”中國并不是不重視利益，但是它確實常常以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及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來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從不袖手旁觀，置身度外；也不趁機撈財，大發不義之財或者以犧牲他國人民的利益來滿足自己，中國從來都是積極參與，努力解決，自己崛起也不忘回饋世界人民，始終樹立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不可否認的說，中國的外交也有對此充分地體現，1950年至1953年的朝鮮戰爭，在某一方面也可以表現出中華民族重義輕利的觀念。朝鮮戰爭，中國在防止美帝國主義威脅我國領土安全之時，同時也有對朝鮮的人道主義援助。

還有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更是放棄了日本對我國的巨額賠款，更是彰顯與日本睦鄰友好的關系，顯示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仁義之心，一種重義輕利的中華傳統美德。四，和睦思想 儒家“和”文化中首先強調的是“和為貴”，建立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社會。人為萬物之本，要構建和諧，首先是人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心所向、團結一致、萬眾一心是取得勝利的決定條件，因此人和是事成的決定性因素。傳統儒家文化主張在實現人和過程中，要君子“有諸己后求諸人”，先自己有善行，然后再要求別人行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自我做起，推己及人，醇厚中和，達濟天下。尊崇仁愛精神，強調厚德載物，講究和諧相處，萬國咸寧，協和萬邦是中國儒家倫理思想的特色和要求。“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致力于世界的多極化發展”、“建立合作伙伴關系”、“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和平發展”、“構建和諧世界”、“睦鄰友好”、“以平等互利為核心的新安全觀”等等對外戰略無一不是以“和”為目標。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外交旗幟，堅持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倡導建設以和平發展為核心以合作共贏為途徑的和諧世界。五，小結

縱觀中國外交戰略及其實踐，我們確實能深切感受到儒家思想深刻的影響；確實感受到中國和善、仁愛、友好、和諧的姿態，但是當面對許多國家的“知恩不圖報”，甚至“背信棄義”的做法，中國難道還要繼續堅定不移的推動和平談判？或是繼續無償付出？這也許值得好好深思吧。

也許我們在一味退讓、妥協的策略中，也忘記了儒家思想中的另一些思想，諸如《中庸》中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之而時中也”。也就是說了中與時的關系，指出中是隨時而中因時而中，也就是說是根據時機的變化，靈活的適中的處理問題，決不是那種不分場合不分條件的隨意折衷。而中國在南沙問題中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在中印邊界問題糾紛、以及諸多中國人在別國人權得不到保證的情況下，是否忽略了“剛柔相濟”中的“剛”。泱泱之中華，拳拳赤子心，在以中庸之道、忠恕之道等外交思想中，不僅沒有得到許多國家的支持與理解，卻總是糾纏于一些“忘恩負義”的小國的爭端中。我們有時候譴責美國的“強權政治”，可是我們想過沒有，他們的人權何曾受到過殘害，所以是不是我們在必要也要強勢一下呢？！

參考書目：

1、《淺談儒家文化對當今中國外交的影響》西華師大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南充，唐莉、胡碧玉

2、《當代中國外交簡史》 張歷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3、《我國當前外交策略中的儒家思想痕跡》。論文

4、《解析儒家和睦思想對我國外交戰略的影響及實踐創新》 碩士論文

5、《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二篇：儒學思想對日本的影響

儒學思想對日本的影響

摘要：中國與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鄰，兩國文化交流的歷史源遠流長。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占有重要的位臵：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時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時代、明治維新直至近現代,儒家文化廣泛傳播,綿延不絕,并且對日本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儒家文化作為東方文化構成的主體,事實上對韓日本民族社會發展、思想道德教育等的基本內涵和價值觀的積淀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

引言：中日文化交流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與世界各民族一樣，日本有其獨特的文化。原始日本人在島國特殊地理環境下，吸收儒、佛、道思想逐漸與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其中儒學與神道相融合,形成為日本的“儒教”,對日本人民的道德觀、教育觀產生很大的影響。

儒家文化，是有國際性特殊文化現象的東方文化，它影響著中國、日本、越南、韓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但是目前研究儒學對韓影響的較多，而在對日影響方面卻相對較少。這對意欲了解甚至學習日本文化發展的學生多有不便，而關于儒學對日的影響文獻資料、古跡介紹等還是大量存在的。本論文通過儒學思想進行解讀,淺析其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從中也可看出日本文化中注重實務,重視思想的合理性并與實踐相結合,善于將本民族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相融合等實用主義的性格。此研究將會使更多的人了解日本文化的發展史、文化的創新及其對本國發展的影響，對中日學者也是極為有利的。

正文：

儒家哲學

原始儒家是繼承中華遠古文明思想而來，并特別重視國家社群的維護及個人修養的實踐的哲學，其中周文化的社會哲學理想更是儒學價值意識的根本基礎。

儒家傳統指得是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中的儒學一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文化流派。儒家學說倡導血親人倫、現世事功、修身存養、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其核心是?仁?。它以強勢的道德意識及政治理想成為貫串中華民族歷史的主流價值觀，時至今日，儒家傳統的價值意識依然主導著并決定著中國人社群的道德信念與家庭倫理。

儒家思想不僅完全籠照中國文明，更且對東亞各國尤其是日本發散出它的影響力，使得各國的民族哲學中有著深厚的儒學傳統，形成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學發展至當代。

儒學傳日的影響

儒家思想也在兩千多年漫長的封建時代中,一直作為政治思想體系的核心,并左右著中國的社會文化生活。中國的儒家思想影響到了日本,日本古代的文明更是得益于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而現代日本社會的人文理念中,更是滲透了儒家的倫理道德,并且在某種程度上還規范著日本人的思維和行動。儒學傳入日本之后,由于中日兩國文化發展的不同步和語言文字的差異,并沒有被重視,只是在一些上層階級,皇宮貴族之間傳播。直到圣德太子時期,儒學才被通過律法等手段得到了極其廣泛的傳播。而此后出現?五山僧侶?等一批儒學者,更是加速了儒學的發展。藤原惺窩、林羅山等一些儒學大師的出現,更加表明了當時日本社會儒學的興盛。日本儒學至此也進入了全面發展時期。日本儒學,將儒學與日本固有的大和文化和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呈現出獨有的特點:第一,日本儒學的世界觀較之中國儒學而言,更加缺乏抽象性,罕有純理性思辨;第二,日本儒學的認識論較之中國儒學而言,更為重視感覺經驗。

儒學最初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并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發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詞匯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于是儒學迅速發展，并逐漸成為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于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們的協助下制定了改新藍圖。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臵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日本開始祀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為?文宣王?。藤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于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范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于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制，達到空前繁榮的極盛時代。德川幕府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把全國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于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系。藤原惺窩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后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并為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為日本第一個根據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為是日本?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有門徒150余人，其中林羅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林羅山歷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巨大作用。

其實，在佛教傳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從原始宗教發展而來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靈崇拜和祖先崇拜為主要內容。儒學和佛教傳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學的論理道德觀念和佛教的某些教義，逐漸形成一種多神信仰的宗教體系

神道教吸收中國理學某些學說，強調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為統治思想的國家次序。明治維新后，為鞏固皇權，以神社和神道作為國家神道，提倡?神皇一體?、?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發展，成為天皇統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而日本人從中國唐朝時起，大量向中國派送譴唐使，將大量的中華地區的制度典籍，先進的生產技術，文學藝術，音樂、繪畫，宗教、哲學思想等人類文明的璀璨的花朵帶回到日本，甚至包括國家法律，政府機構的設臵，服裝服飾、日常起居、民俗節日都以中國唐朝為參照，甚至是全盤照搬，時至今日，日本傳統文化仍為研究古代中國的活化石，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日本人在汲取中國古代文明的基礎上，兼收并蓄，結合本民族的優點，將發源于東方的儒家文化進一步發揚光大，并烙上了日本民族的獨特的烙印，由此可見中國儒家文化對日本大和文化的影響。儒教等經典著作對日本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學校均教授四書五經，日本知識界更以對四書五經的了解程度作為判斷學者水平高低的標準。儒教的忠孝仁義之道、重視社會秩序等被日本社會吸收。即便是現在，日本社會也依然維持著等級森嚴的上下級體系。日本吸收中國文化是多方面的、長期的歷史過程。漢字和漢文、儒學、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國文化的主要內容。

日本江戶時代就有了系統的儒學、朱子學并發展儒學使之成為了日本的?國學?，全國自上而下推行儒家文化，孔子成為了受全國人民尊重的?先師??圣人?，儒家文化迅速蔓延在日本各個層面的精神領域，不但影響了日本文化，也影響了日本社會的面貌和方向，美國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曾精辟的說：?從中國學來的儒家文化，使日本從一個用手抓飯吃的民族迅速轉化成了一個世界強國，包括精神方面的強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的發達，成為了世界著名的‘禮儀之邦’?。

然而并不是儒學所有的優勢思想都被日本所學習，日本在學習吸收儒學的過程中已經成為了日本的儒學。日本人的思維特點是重感性、重經驗，而不擅長抽像思維。因此在吸收儒學思想時，往往不能接觸到儒學的精髓。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曾說，在中國儒學中，「仁」被視為凌駕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徹底地排斥于日本倫理體系之外；在中國儒學中，「忠」是有條件的，而在日本，對主君的「忠」則是對天皇無條件的遵從。

中國儒學講究「內圣外王」，認為「仁」是「禮」的內在基礎，而日本在接受中國儒學的時候，割裂了兩者的內在聯系。在許多問題上，日本人停留于「禮」的表面。而這則在日本的現實社會中體現的很明顯：日本國內極少有器官捐獻，器官移植幾乎只在親屬間進行。日本學者佐藤直樹在其著作中曾提到，一家日本化工廠爆炸后，在救援隊到來之前，親屬及時趕到的人都能得到及時救助，而親屬未能趕到的傷者則被扔在一旁。而外國人卻很難理解，在日本，人際關系怎會如此冷漠。

其實中國對日本的影響在如今的現實生活中也會一目了然。今天，在每家稍有規模的日本書店里隨意瀏覽，總能找到介紹中國古典文化的書籍。一些比較難理解的中國古籍，還會專門配有讀音和注釋，以便普通日本讀者閱讀。日本學者也很以他們在儒學界的研究成果自豪，有日本儒學家甚至很不謙虛地表示：儒教發源在中國，而研究則要看日本。

儒家文化也幫助日本經濟發展。釜山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著名的韓國學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經濟》一書中說：?儒學是日本、韓國最具優勢的傳統文化，至今仍作為秩序和原理而發展。儒家文化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學倫理具有經濟發展的適應性?。而且他認為日本、韓國經濟現代化成功的根源，在于具有歷史穩定性的儒家文化使當今的日本和韓國保持著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傳統與秩序。

其實早在唐朝時，儒學文化就開始被日本重用在社會發展上。日本著名學者江上波夫在著作《八世紀的歐亞大陸》中寫道：?當時形成了以唐朝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包括日本、新羅（今朝鮮）、安南（今越南）等在內的東亞各國為發展本國，都努力學習唐朝的法律、藝術、學問、制度、思想、文學、技術、文字等，呈現了以唐為中心的共同文化圈，這一文化圈成立后就長期決定了東亞民族文化的狀況，在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與地中海一帶羅馬文化圈的成立在西方歷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完全要相提并論的?。他還認為：?當時有希臘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敘利亞文化等，但帶有國際性且影響極大極廣的文化就是以唐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和地中海一帶的‘羅馬文化圈’…雖然唐文化從表面看是在帶著胡風胡俗的北朝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只要略一探究，就不難看到它深層精神面的儒家文化以及佛道文化。可見儒學對日本的社會發展起積極的推動作用。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間，東亞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可謂是群星璀璨，其中最為耀眼的恐怕就是從一片廢墟到現代化經濟大國的日本了。日本之所以能在在較短的歷史時期內實現經濟騰飛，迅速崛起而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奇跡的背后有著很多因素，比如教育的發展，日本的大學數量幾乎相當于西歐各國大學數量之和；科技進步，日本人雖不善長或無心從事理論上的突破創新，但他們在吸收和改進外國先進技術方面似乎的確有某種天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車；高儲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儲蓄率促進了資本的迅速積累等等。但在這里，我主要想從文化方面來解釋。

日本能夠獲得如此快的發展，多半是靠支持日本企業文化的三大民族心理。

1、渴望成為強者的心理。基于傳統的生存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日本民族特別渴望成為強者、成功者、崇拜強者、能者，而鄙視弱者和無能者，這與他們骨子里的恥感文化有關，即依附于群體的特性。

2、務實心理。亦基于傳統生存的危機意識，日本人特別地務實。他們不喜歡幻夢式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傾向于事實、現象、經驗、實證的思維方式。

3、?忠?的心理。?忠?：現代的日本人已把傳統的效忠天皇、效忠國家這一民族價值觀具體轉化成對關系個人生存的企業的效忠。每個成員都把企業當成自己的歸宿，為企業貢獻自己的青春才華，他們往往自愿超時工作，任勞任怨，鞠躬盡瘁，回報企業對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節儉觀念、重智意識、實用思想等也應運而生。然而這些并未形成理論體系，外來的儒家文化則恰好基本適應了這些思想，于是為日本人所接受并奉為真理。

歸結起來，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支撐日本現代化的儒教文化,有以下幾點（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 1.儒教提倡尊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勞動者的勤奮、誠實;2.儒教的節欲思想,促成人民勤儉節約的傳統,對于保持居民高儲蓄率、保證建設的大量投資極為有利;3.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學問,它使日本國家能極端重視教育和對教育進行資本投入;4.儒教講究君臣父子的社會倫理,士農工商的傳統秩序,這對政府權威的樹立及社會秩序、企業秩序的形成大有益處;5.儒教講究的和諧與共同體精神,有利于社會互助和實現較為平等的社會分配等等。

在當代，日本的儒學也早已為

經融入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行方式、情感方式及生活方式之中，成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表現形態可以用?日用而不知?來概括。它對戰后日本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起

到重要作用。

在當代，日本儒學已是具有日本特色的產物.近代,特別是明治維新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全面接受,日本的儒教研究逐漸走向衰弱,但儒家的思想已經深深的滲透到日本知識分子階層中,形成了儒學和洋學,已及儒學和西方的天賦人權思想相結合的新局面——日本的儒學已經完全獨創一家。結論：

中國的儒家文化，無論是古代或是現代，都對日本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儒學思想影響反映在日本最初的歷史文獻之中，成為日本制定各種法律和法令的思想依據。甚至對日本社會經濟及教育的發展起到指導性作用，進而影響到日本人的正常生活。

在學習儒學文化及其它文化之時，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別善于學習和借鑒其它民族的成功經驗，吸收各民族之長，積淀為傳統文化的重要基礎，以創新求發展、進步。

日本民族向來被認為既善于吸收外來文化又善于創造性地轉化傳統文化。從本文亦可以學習到儒家文化的博大影響，但更多的是我們國家大發展亦需要此種批判學習與創新精神。合理處理好傳統文化，將其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礎。

在此，我非常感謝我的日語老師，她們將我引入日本的文化殿堂，讓我感受甚至想要深入的了解日本這個與中國聯系密切的國家。參考文獻：

章太炎.《儒學思想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08 藤原惺窩.《假命性理》1590 林羅山.《經典題說》

劉晌.《舊唐書》.中華書局2002 本尼迪特.《菊與刀》.南海出版社.2007-10-1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經濟》

江上波夫.《八世紀的歐亞大陸》

第三篇：經濟發展對中國外交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發展變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趨勢是經濟全球化。正確認識和妥善應對全球化，不僅有利于我國促進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與和平發展，而且有利于促進國際體系轉型、和諧世界建設與人類文明進步。目前，經濟全球化已遠遠超出經濟領域，正在對國際政治、安全、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產生日益廣泛的影響。而對我國外交的影響，一是對外交日益增多；二是外交政策更加復雜；三是需要付出的援助也不斷增多。

經濟全球化實質上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的。這是因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具有經濟和科技上的優勢，掌握這推動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的現代信息技術，主導著世界市場的發展，左右著國際經濟的游戲規則。經濟全球化加劇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種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使世界經濟發展更加不平衡，兩級分化更加嚴重。一邊是發達國家財富的不斷積累，一邊是發展中國家貧困的不斷加劇。

經濟全球化迫使中國重新審視自己的外交政策，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強機遇意識、創新意識和全球戰略意識。

經濟全球化使得中國的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當中。經濟的一體化造成政治的大小三角，相互牽制的，一超多強的局面——經濟決定政治。

所謂弱國無外交，只有經濟和綜合國力足夠強大，才能在國際舞臺獲得更多的話語權。中國的經濟利益即國家利益決定了中國的對外政策的大部分。

目前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了更好的發展經濟，先后提出睦鄰友好政策，倡導建立和諧的國際社會關系等，此舉都是為經濟發展營造更好的國際環境，和平是經濟發展的沃土。世界經濟全球化將會促使中國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將會強化中國政治大國的地位。因此，中國的外交政策不應再局限于周邊，而是世界，要作為一個世界強國走向世界。

第四篇：人本主義對當今教育的影響

人本主義于20世紀50～60年代在美國興起，70～80年代迅速發展，它既反對行為主義把人等同于動物，只研究人的行為，不理解人的內在本性，又批評弗洛伊德只研究神經癥和精神病人，不考察正常人心理，因而被稱之為心理學的第三種運動。

人本學派強調人的尊嚴、價值、創造力和自我實現，把人的本性的自我實現歸結為潛能的發揮，而潛能是一種類似本能的性質。人本主義最大的貢獻是看到了人的心理與人的本質的一致性，主張心理學必須從人的本性出發研究人的心理。

那么人本理論對當今教育有什么啟示呢？

首先從人本主義的人性本善論來說。人性本善論是人本主義心理學基本的人性觀，也是人本主義的動機論與人格論的出發點和理論支柱。它認為人的天性中就有實現自己的潛能和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傾向。他們認為，在適當的成長和自我實現的環境中，人性是善良的，至少表現為中性。人性的惡是由于基本需要未被滿足，自我實現的環境被破壞而引起的。正是因為善與惡、美與丑、快樂與痛苦等積極與消極的這種兩極辯證關系才使人生有了動力和深度。

從這一理論，我們可以得出在教育學生時應區別對待學生，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盡量少采用一些規則約束學生，不要處處限制學生，要讓學生自己發現自身的潛能。少一些懲罰，多一些寬容，多一些鼓勵，多一些表揚，使每個學生都能在適當的成長和自我實現的環境中生活學習，充分發揮潛能。

其次從人本主義理論自我實現理論來說。人本主義心理學家認為，人的成長源于個體自我實現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是人格形成發展、擴充成熟的驅力。正是由于人有自我實現的需要，才使得有機體的潛能得以實現、保持和增強。人格的形成就是源于人性的這種自我的壓力，人格發展的關鍵就在于形成和發展正確的自我概念。人本主義心理學家認為，自我實現者能以開放的態度對待經驗，他的自我概念與整個經驗結構是和諧一致的，他能經驗到一種無條件的自尊，并能與他人和諧相處。

我們可以看到，無條件的尊重和自尊是我們的一個前提。每一個學生都需要發掘潛力，從而達到自我實現。所以在對待學生時，我們要充分尊重每一個學生的意愿，保護他們的自尊心，傷害學生自尊心的行為是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大忌。在教育教學中，要以學生為中心，盡量發揮學生的潛能。

最后從人本主義需要層次理論來說。需要層次理論是人本主義心理學的重要理論之一，需要層次論是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一種動機理論，動機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內在動力，需要是產生動機的源泉。需要的強度決定著動機的強度，但只有最為強烈的需要才形成人們的主要動機。需要還分為兩類：一類是人的基本需要，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這些是低層次需要。第二類需要是心理需要，包括人的認知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些需要是人的高級需要。低層次需要是高層次需要的基礎，各層次需要的產生與人的發育階段密切相關。

在我國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來看，我們的低層需要是很容易滿足的，但是在教育教學還是有很多的問題。在很多的時候，當前的學生還沒有生活到一個自尊的層面上，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有待于進一步提高。人在精神層面還需要更多的追求，但是精神上的水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漸進式改變的過程。在需要層次理論中，我們也要注意到，每一個需要的階段性不是不可逾越的，而是，可以有條件的超越一些階段的。在實際的教育教學中我們要留意這些問題，靈活地運用理論為我們有效地服務。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教育還存在許多弊端，已經不適應當今的社會、經濟發展，許多方面急需改革與提高。在改革與提高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是借鑒外國的教育經驗。人本主義對當今教育產生的積極影響是不勝枚舉的，我們在以后的教學工作中需要一點點領悟、體會。盡量將這些積極的經驗運用到我們的教學實踐中。

第五篇：淺析儒學對國人性格之影響

淺析儒學對國人性格之影響

摘要：在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中涌現出來的儒家學說，因為與中國古代封閉的封建社會制度相適應而得到封建統治者的青睞。儒學并不像西方哲學家所說的只是一種道德形而上，而是集哲學、宗教、道德、政治、經濟、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統的思想體系，是人類在農業文明時期所形成的最為發達的學說體系。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它曾經為社會的進步起過重要推動作用。但是,這種產生于兩千多年前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并一路受到封建統治者的增刪損益的文化,免不了帶有濃厚的封建意識和小農意識,即精華與糟粕并存,帶有明顯的兩面性,對后世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方面。因此,我們今天必須對儒家文化進行重新審視,予以揚棄,加以合理利用,與時俱進,使其更好地為我們服務。關鍵詞：儒學

民族性格

中華民族歷史源遠流長，儒學自春秋形成、戰國蔚然大宗，秦朝受到重創，實質也歷經了三次大的改動——董仲舒的神學誘導，宋理學的倫理開掘，明心學的人性推崇。通過封建統治者官方的傳播，儒學對于國人性格的影響也日漸深刻，形成了中國人所特有的民族性格。所謂民族性格是指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里某一群體的穩定的、共同的性格。因此社會文化是影響民族性格的主要因素。儒家思想是構成我國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內容，顯示了對中華民族性格的巨大影響力，中華民族的性格也成為中國儒家思想的精神表現。

進入現代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儒家文化受到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文化的沖擊，其在人類文化上的先進性和發達日益減弱，失去影響力，甚至有人認為儒家的道德文化面對著西方的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的進攻已節節敗退。國人對其影響力甚至核心價值產生了嚴重的質疑和摒棄。但我認為，儒學的發展還是尤其必要性和魅力所在的。

孔子的“仁學”是中華人文精神的內核，是人文主義的價值理想，此不僅是協和萬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導原則，而且也是“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的智慧。無怪乎《全球倫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漢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全球倫理的黃金規則，這是很有見地的。孔子和儒家極大地張揚了人的自強不息、積極有為的創造精神，特別是人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諸層面的積極建構，促進文化的發展與繁榮，肯定道德、知識、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禮樂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極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創造的同時，并沒有陷于人類中心主義和人文至上主義的立場，反而謹慎地處理了人文與自然、人文與宗教、人文與科學的關系。

孔孟時期的儒學更多是道德層面的教化和規范。宋明理學開創了儒學的新時代，使儒家思想理論化和思辯化，政治制度層面的作用和作為倫理道德、身心修養層面的社會功能走向一致化。但理學的發展也使儒學日益走向極端。而張岱年在其《中國文化概論》中評價道：“理學是中國古代最為精致、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影響至深至巨。理學家將“天理”和“人欲”對立起來，進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約束帶有自我色彩、個人色彩的情感欲求。理學將傳統儒學的先義后利發展成為片面的重義輕利觀念。應該看到，理學強調通過道德自覺達到理想人格的建樹，也強化了中華民族注重氣節和德操、注重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具體而言，儒學對于民族性格的養成，首先是通過道德規范做人的原則，即儒家的所謂修己善人的做人之道，主要內涵是做人要“誠以立身、仁以待人、公以處世”，在這一儒家思想下形成了相應的性格特征。因為我們中華民族在長期社會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精神信念和價值意識。其中，尤以對“天、地、人、物、我”及其關系的反思，特別是對“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所以也有觀點認為儒學作為民族精神的依托，相對而言，是一種前宗教的史文化。于西方神學比，它指向現實的生命。于史學比，又講敬天畏神而保民；相對于道家，它惻重從外在修持人性。儒家的真正精神在于：敬畏歷史而升華出的宇宙觀；推己及人的人生價值觀；融通為中、不變為庸的世界觀。

所謂“誠以立身”即對自己要講誠明。中國儒家思想認為做人的首要步驟是修己，“修己重 于善群”，《大學》中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所以修身便成為做 人的根本。而修身的原則是誠明，即做人要不昧良知，明辨是非，不欺世、也不自欺，更不能文過飾非，要“內省自訟，言行相符”、“過勿憚改，遷善齊賢”。其修身的主要方式掛內省，主張多做省過察非的體認。曾子每日三省吾身，成為人們世代效仿的榜樣。儒家認為內省具有力圖對自己的優缺點多加分析，談到摒棄私欲，辨明是非的目的。所以修身即要做到自勉、自強、自信、自得，同樣一即薯伸省、自反、，克己、律己。人們在這種“誠以立身”思想觀念的影響就逐漸形成了人們向善避惡、引咎自責、嚴于律己、謹慎小心、矚想沉思的性格特征。

“仁以待人”即對人要講究仁愛。中國人歷來重視人群的和睦關系，儒家思想的五倫可 以說是中國人際關系的理想模式。“五倫”的主旨是指提倡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兄友弟 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也就是說人際關系要建立在仁愛道義的基礎之上。囚此善群的原 則是要仁義，并且要體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家庭生活中，要以慈孝友愛為原則;在學校 生活中，要以敬愛勤勉為原則;在社會生活中，要以誠信謙讓為原則;在國內生活中，要以 公忠精誠為原則;在國際生活中，要以平等博愛為原則，這樣才能建立一個真摯和諧的人際 關系。儒家告誡人們要善群，就是要養成曲己成人的風范。做到這一點，首先要虛心，不炫 耀自己，能容納不同意見，特別是小輩在長輩面前更要注意謙遜，但過分謙遜使人虛偽和心態失衡。其二是要體涼他人，能為對方設身處地著想，不應強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子 人”。三是要與人合作、互助，要能隨合他人。四是能寬恕他人，不苛責別人，不懷恨結 怨。尤其是人們在與他人發生利害關系時，常因利而感恩，因害而結怨。孔子則主張以德報怨，要“施恩不望報，受冤不記仇”，“化干戈為玉帛”。因此儒家在與人交往時，更多地要求個體如何去適應、附隨他人，強調以“讓”求和諧。這樣就造成中國人在人際關系上表現為謙遜、互愛、同情、克己、容忍、施惠、互助的性格特征。

“公以處世”即在處理事物上要講究公正。在處理事物時要能選擇好執中持平的焦點，即要把握是非曲直的標準，要講究公道，一注重公德，化私為公，而不能以公謀私。總之做事要合情、合理、合法，才能做到公正廉明。在這種“公以處世”的儒家思想影響下，形成了誠實、正直、公私分明等良好的性格特征。

中國人大都喜歡遵循中庸，無論是對人、對事、對己都避免對立，采取中和，不走極端。保持中庸之道在待人接物中便成為不偏不倚的中庸，在立身處世上便成為進退有節的執中，在修養身心上便成為參贊化育的中和。總之中庸之道使人在行為方式上要講究均衡性，中規中矩，執中持平。然而儒家中庸思想對民族性格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影響。

從積極方面看，中庸之道具有一定的心理調節功能。在情緒方面中庸即是要學會克情制 欲，防止和抑制過激情緒的產生，學會用理智去克服情緒，保持平衡的心境，這些都形成了 中國人清心寡欲，恬淡平和的心理特點。在個人修養上中庸思想表現為能夠取長補短，防止 以己之短、忌人之長，或以己之長蔑人之短，減少人我之間的嫉妒與欺騙等不良情緒的產 生。在逆境中，中庸能調節自己的不良情緒，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對自己的利害看得淡，對 一時的得失看得輕，對任何恩怨放得開，對一切是非辨得明，而不沽名釣譽，愛慕虛榮，從 而擺脫消沉情緒的干擾。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中庸之道防止了不良的偏激情緒的產生，維持了 人的靜態平衡的心理狀態，有利于身心健康。

從消極方面看，中庸造成了我國民族性格上的一些弱點。在修己上，它告誡人們要安分 守己，不做冒險之事，教人不要去突破舊有的藩籬，制造合理的新規范，而要人們小心從 事，不急躁。做人要“平常”，要看重集體利益，不應突出個人，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 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的人生哲學往往使人們畏縮不前，處事老成，使民族性格趨于平均化、規格化、一體化，而缺乏個性。在善群上，過分強調與世無爭、與人無爭。呂新吾在 《呻吟語》中說的“不與善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間傲人爭 禮，不與盛氣人爭是非。”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在處世上，主張“聽天由命”、“知足常 樂”的宗旨，對自然界采取敬畏、順應的態度，而在是非曲直上，中庸之道雖代表了公平正 直的精神，但由于常被人誤解，使得中庸變成放棄原則、和稀泥的根據，造成中國人對很多 事情輕易不發表看法，不表態，不流露感情，對問題經常是含糊其辭，模梭兩可。“是非只 因多開口”被奉為多少人的經驗之談，表現出對問題采取迥避式的自我保護態度，甚至隨波 逐流。

總之，在中庸之道的影響下，中國人逐漸形成了安靜平常、含蓄內向、安分守己、保守 順應、明哲保身、不求進取的性格特征。

中國歷來注重家庭，把家庭視為最重要的社會結構。在封建社會中家庭是兒童的主要教育場所，社會文化通過家庭對兒童發生影響，因而家庭教育也成為民族文化傳遞的主要途徑之一，這樣中華民族性格的養成是通過家庭教育代代相傳下來的。在家庭中子女養育主要體現了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以“孝”為核心的家族倫理觀念。中國人歷來注重孝道，不孝被視為天理難容的事情，因此兒童從小就被培養如何去孝敬長輩。父母經常給兒童講‘些子女如何盡孝的故事，如《孝經》和《廿四孝》，教導子女對父母要尊敬、順從，不要怨恨父母。象“單衣順母”那樣，即使父母虐待孩子，孩子也不能懷恨，反而應更好地對待父母。所以在封建社會中子女對父母絕對權威的反抗是被禁忌的。在中國家庭中，子女的一言一行都要遵循“孝”這一倫理觀念。家庭成員很少追究上下輩的誰是誰非，只求避免家庭內的親子沖突，子女對父母是盲目地妥協。這種“孝道”一方面培養了子女敬愛、體諒長輩及他人的品德，同時也造成了順從、以德報怨的性格品質。

第二方面內容是功名思想。中國父母都望子成龍，希望子女為其揚名。在兒童進入學齡期以后，父母就嚴格要求兒童開始讀書，并灌輸一些功利思想，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等思想。同時給子女講述一些激勵他們勤奮、刻苦、上進的故事，如“頭懸梁、錐刺股”、“鐵柞磨針”、“囊蟹讀書”等。父母通過培養子女勤奮好學的性格，來實現“揚名聲、顯父母”光宗耀祖的愿望，而對子女來說實現父母的愿望也是“孝”的表現之一。第三方面內容就是做人之道。這是封建傳統教育的主要內容。父母要想使子女今后能立足于社會，就必須教導其尊從當時社會奉行的規范。因此孩子長到四、五歲時，開始讀的第一本書就是《三字經》，進行初步的道德規范熏陶，以后又讀四書五經，系統地進行各種倫理道德規范的教育，教導他們如何誠以立身，仁以待人、公以處世、健以接物。

由以上可以看出，教育內容多是訓導式的，偏重于倫理道德內容，這一特點也顯示在兒 童故事當中，使得中國兒童故事缺少西方童話故事內容中的幽默、滑稽、幻想、冒險的成 分。如我國傳統流傳下來的故事多是“孔融讓梨”、“程門立雪”、“蘆荻當筆”等，而西 方流傳的故事多是象“愛麗絲游記”、“白雪公主”、“睡美人”等富于浪漫色彩的故事。中國父母只知道教育兒童如何尊從古訓和傳統的行為規范，很少去討論孩子們的想法以及他 們對將來的幻想，很少鼓勵他們發展好奇心和創造力，使兒童從小就形成了墨守陳規、順從 聽話的性格，而缺乏冒險性和創造力。

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國人特有的民族性格。中華民族是一個向善、樂群、好學 的優秀民族，表現出勤奮刻苦、嚴于律己、寬以待人、誠實謙遜、謹慎小心、含蓄內向的性 格特征，同時也具有依賴順從、多慮退縮、因循守舊、思想刻板、樂天知命、世故冷淡等不 良的傳統民族性格特征。隨著時代的發展，加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儒學的確受到了很大的沖擊，但依然有學者認為，如何合理挖掘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內核因素，繼承與發揚傳統文化，對于當代人的精神歷史依托與根的延續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