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孔子及其儒學文化對后世的影響

孔子及其儒學文化對后世的影響

【摘要】孔子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儒家學派編撰人，被后人推崇為儒家學派創始人，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出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他更是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活水博大精深，兩千多年來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行為和社會生活。儒家思想在當今更具有世界意義。

【關鍵詞】仁學 文學 教育 政治思想

孔子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創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羅萬象，博大精深，中國文化發展的所有豐富性特征都可以從孔子那里找到根源。他的言行被他的學生寫成創世巨作《論語》，他是儒學的創始人，我們相信，與基督教、佛教同在軸心時期出現，影響人類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以其對人生、人性的深刻理解，注定會在21世紀綻放新的光彩。

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來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為“仁學”。那么，孔子關于“仁”的思想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針對不同主體對象，孔子所闡述的“仁”的含義是不完全一樣的，這樣一來，就給不同的價值主體在施行“仁”的過程中造成了理解上的自由空間，任何一種學說都可以從孔子的論述中找到其需要的理論根據。1.那就具體來說說孔子的“仁學”吧：

1.1對待“仁”的態度，孔子主張任何人都應該有一種為“仁”的愿望，應該誠心誠意去求“仁”，如果這樣做了，那么就會得到“仁”。達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來推動，只有主體自己的主動追求，才有可能達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認為“為仁”是某種自覺的內在情感行為，任何人是無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態度端正，就可以實現“仁”的要求。孔子對“仁”的思想的重視，表明“仁”的思想和學說是孔子整個思想體系的價值核心。1.2“仁”的價值內涵，“仁”的價值內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門如何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之間關系的學問，是一門關注人的自身發展的學問。“仁”精神價值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認為“仁”就是“愛人”。從理論源頭上考察，孔子的“愛人”觀點來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中實現人際之間共同和諧發展的關切，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最偉大思想家的地位。不僅如此，在幾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適用性和永恒價值。

1.3“仁”的表現方式。以博大寬厚的胸懷來愛護民眾是“仁”的一種表現方式，“仁”作為價值主體內在精神狀態的反映，是實現理想人格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東西。只有內心以“仁”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來考察自己的思想，是達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條件。孔子“仁”的表現方式還體現在時時處處以人為主，以人為研究和關注的對象，一切圍繞“人”的思想行為的發展狀況為主要內容。1.4“仁”的實踐價值。孔子關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強的實踐性特征，他把關注的焦點投向社會，投向現實，時刻關注現實生活中如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問題。孔子關于“仁”的學說不是純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論體系，更多的是結合具體行為方式告訴人們應該怎么做，這不是哲學意義上的實踐理性的體現，而是對一般民眾人格升華、人性解放的終極關懷。還有“殺身成仁”成為后世一些知識分子報國捐軀的行為準則，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則的指引下奮不顧身地為國家、為民族事業而奮斗終生。孔子關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適用性，這也是孔子思想的強大生命力之所在。孔子思想為后來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內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論參考，其中的某些行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為儒家人學思想中永恒的“不滅之火”。2.孔子對文學上的貢獻及其對后世的影響

我國傳世的第一部文學作品《詩經》,是由孔子整理成書的.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古時有詩三千余篇,孔子刪除其重復的,選取其“可施于禮義”的,形成了三百零五篇的《詩經》文本.孔子還對《詩經》的主旨,作用和若干篇章作了重要解說.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更是最近發現的孔子詩論文獻.孔子對《詩經》的解說, 涉及到文學,政治,倫理,教育等各個層面,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理念,對后來的文學創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產生了極其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孔子整理的《詩經》和孔子的詩論,就是兩千五百多年來中國文學和文論的“源頭活水”.他也是我國第一部史書《春秋》的作者.《春秋》是魯國編年史,記載了上起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魯國歷史.孔子修《春秋》,是有感于“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出于撥亂反正的政治目的而作.具有“寓褒貶,別善惡”的正義治史精神.文學是指孔子所傳之詩書禮樂文章。孔門四科之一。《論語·先進》載：“文學：子游，子夏。”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文學，指博學古文。此孔子指個人的文學修養。亦指文獻經典，轉義為治經之儒生。孔子弟子子游，子夏皆為傳經者，子游則傳禮，故東漢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作為文學辭章之“文學”，即孔子所謂“專對”，“辭令”乃春秋時代士大夫所必需具備的才能技藝，屬孔門四科中言語之科，與當時政治，外交緊密聯系，而與后世個人文學創作之“文學”，意義迥異。3.孔子對教育上的貢獻及其對后世的影響 3.1孔子以《詩》、《書》、《禮》、《樂》為教，更以他至偉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動一靜而示范為教。是他開了我國歷史上私人講學的先河，將以前學在官府，文化知識是貴族們的專利的現象，移植到民間。他首先提出“有教無類”的方針，不分貧賤富貴，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其教學目的，是傳他的人道學說。即克己復禮為仁，變化學生氣質，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終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國、平天下的棟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啟發式的方法，培養學生的“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師”，“不恥下問”??等風范。孔子的許多教育理論和方法，是當今廣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資源。我們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藝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當時好像沒有學藉管理制度，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么名什么誰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廟的這七十二個高徒，然而，這些先生們都是上古人物，我們隔著幾千年歷史遙遙望去，只仿佛仙靄里頭看神仙，影影綽綽只能看個大概，沒法子畢見其纖毫。

孔子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指導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傳統教育,而且在今天 看來,仍與東西方與現代教育理念相合.3.2人文教育

教育如何偏重人才訓練，那么學生專于一技一藝，可以在社會上謀職安身；如果強調人格培養，學生可以進而反求諸已，辨明人生的本末輕重，選擇自己的立命之道。但是一個若想“見多識廣，通情達理，溫和自持，群己相融，涵泳文藝與創作不息”，就還需要人文教育。試以孔子的觀點為例，子路請教何謂“成人”時，孔子說：“若藏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文之以禮樂，亦可以成人矣！”由此可知，人才與人格皆有基礎時，還須“文之以禮樂”。孔子也曾勉勵弟子：“興與詩，立于禮，成于樂。”禮樂是使一個人的內在本性與外在表達合二為一的必要條件。如果“禮樂不興”，一般百姓將“無所措其手足”。孔子回答顏淵問仁時，也說“克以復禮為仁”，可見仁與禮相互對應，不可獨行。因此，我們切不可把禮樂僅僅看成外在規范，卻應該視之為人的內在要求之合情合理的表達方式。

不但如此，禮樂還可以延伸開展人的生命向度。禮的宗教性格，使人領悟宗廟祭，朝會往還的意義，對于“慎終追遠”，皆有直接啟發；換言之，禮使人進入一個不同時空，感受永恒的臨在，在提升生命的內涵。樂的藝術性格，則助人點化當下的生命困境，悠然自得，達到與人感通，與物相應，甚至與天地共鳴的境界。禮樂正是人文教育的內涵。它使一個人的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是一個人立身處世，行其所當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得志時，可以兼善天下；不得志時，獨善其身。孟子盛贊孔子為“圣之時者”，出處進退無不合宜。孔子自認異于前代許多賢人之處，是他“無可無不可”，因為他經過一生的學思歷程，抵達“從心所欲不瑜矩”的境界了。人文教育之難學與難教，亦可以由此想見。孔子的音樂生活十分豐富。我們讀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可以想象他平素喜歡以彈琴唱歌來養性，以及術志遣懷。“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然后和之。”他的悅樂精神表現無遺。縱使面臨生命危急時，如在陳絕糧數日，他依然“眩歌不輟” ；及至走到生命終點，他也唱出心聲：“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每個人的智慧才性不同，慧根器識不同，生活際遇也不同，因此必須參考前哲往圣的典范，通過宗教與藝術的熏陶，依據本身的親切體證，然后自己走出一條“人文化成”的道路，自己體會“文質彬彬”的平衡點，面對生命的每一時刻，由教育而走入自由成全之境。4.孔子對政治上的貢獻及其影響

孔子的政治思想,從“仁者愛人”出發,以“恕”為手段,堅持以人為重, 實行仁政德治, 始終將社會的公正,秩序,誠信和人與人的和諧擺在第一位.提倡選賢與能, 賢能的標準是德才兼備.主張為政以德,寬猛相濟,德主刑輔.孔子認為德治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法治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德治優于法治德治是以民為本的政治.孔子的“以和為貴、仁者愛人”的儒家思想，幾千年來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起到了深遠影響。長期形成的優秀文化傳統，諸如愛國主義精神、民本主義思想、經世致用的學術風格、舍身取義的節操等，成為中華民族奮進不止的精神動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治國主張，則成為歷代領袖治國的方略。遠的不必說，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毛澤東主席的“為人民服務”便足可見基于孔子學說。

孔子把“天下為公”的“大同”之世，作為自己最高的政治理想。他認為夏，商，周三代，也只是“小康”之世。只有太古時期，人人為“公”,才是”大同“之世。據《禮記·禮運》所在孔子之言，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 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孔子的大同社會的理想，是對被美化了的原始公社制度的向往。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違背了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但是，他提出的大同思想，對中國后世的思想家影響很大。后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級的思想家，曾提出過不同內容的大同思想。但有的學者認為《禮運》篇的大同學說是戰國時期儒家的思想。

公元一到二世紀，孔子思想傳到朝鮮。三世紀，朝鮮學者王仁帶著一本《論語》到了日本。從此，“孔子”便在日本落下了根。日本的儒學受孔子的思想影響很大，在明治維新時，發揮了巨大作用，使明治維新取得巨大的成功。現代的日本人民仍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各個方面都能感受到中國儒家文化的氣息。由于受到中國的影響，不僅日本、朝鮮，就連越南、東南亞等一些國家和地區也將孔子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并相繼建起了祭祀孔子的廟宇。十六世紀以來，孔子思想又陸續傳入西方國家，他的理想主義、道德思想成為資產階級思想家反對宗教迷信的武器，促進了啟蒙運動的發展。可見孔子學說已遍及世界各地，對全人類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5.其他

儒學是一種歷史現象。作為生活方式的儒家傳統的出現，它的國家崇拜地位的提升，它作為一種道德勸導的衰落，它在社會上的持久影響，它作為一種活生生信仰的復興，它進入政治意識形態后的變形，它對西方沖擊的回應，以及它在現代的轉化，所有這些都可以作為東亞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來加以分析。關于根本不同于歷史敘述的過去，儒家并沒有一種奧秘的詮釋。的確，儒學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其所表達的那種認為日常人類世界具有深刻精神性的意向。通過“于平凡中見神圣”，依照其統一人類社群和天道的文化理想，儒家力圖從內部來更新世界。作為一種主要的倫理和精神傳統，儒學最初在古代中國出現，只是幾個思想流派中的一個小的支脈。它逐漸成長并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力量。在歷史上以“百家”而聞名的公元前550-200這一階段，是古代中國思想的黃金時代。作為一種精致的“封建”禮制，周代文明在中國幾個世紀以來提供了經濟的繁榮、政治的秩序、社會的穩定和文化的典雅。而面對輝煌的周代文明的衰落，四個相互競爭的主要思想流派—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各自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因應之道。這些學派彼此活躍地進行爭論，試圖針對他們所處時代的種種問題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在不斷的野蠻戰爭的威脅之下，力圖給混亂帶來秩序并給生活帶來意義。幾個世紀以來，孔子被認為是中國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在中國的思想世界中，儒家也被認為是重要的學派之一。孔子的追隨者們用了幾代的不懈努力，才建立了孔子所倡導的作為中國主導思想力量的“學術傳統”。但是，在儒家學說作為中華帝國官方意識形態得以確立之前，已經有幾個世紀過去了。而即使在以后，儒家也從未作為一種排他性的國家正統而存在。公元前2世紀，推動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嘗試雖然獲得了成功，但生命力并不長。毋寧說，這是儒家文化運動進入相異的專制政治各個不同層面以及社會各個階層的逐漸拓展。這種逐漸拓展使得儒家傳統能夠變得真正具有影響力。儒家傳統的負載者是那些通過自我證立的知行合一的學者們。通過他們的努力，儒家的勸導在傳統中國實際上滲透到了生活的所有方面，并且，與之相關，也普遍滲透到了整個中國文化。作為對于如此多人如此多年來一種可見的生活方式，儒學既被視為一種哲學，也被視為一種宗教。作為一種既不否認也不輕視“天”的無所不包的人文主義，它不 僅是中國學者的信念，還是東亞的一種生活方式。委實，儒學是如此深入地滲透到了文化中國社會和政治的組織結構當中，以至于儒家倫理常常被認為是不證自明的。儒家思想雖然產生于兩千五百年前，但是直到今天，它的思想仍然是活躍的！孔子所提倡的“倫理道德，實行仁政”的思想為世界所接受。倫理是人與人相處的合理方式，道德是做人該有的原則軌范。“仁政”是統治者不僅要對人民進行道德教育，更重要的是以“仁”施政，爭取民心。孔子的理想就是實現人與人之間充滿仁愛的大同世界，如今構建和諧社會恰與孔子的理想相吻合。恢復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重建儒家的價值系統，用當代人的眼光來挖掘儒家思想與當代社會接軌的部分，為我們所用，來改變我們今天的社會，使社會更加和諧，人們的生活更加美好。

【參考文獻】①佩榮的《儒家與現代人生》上海三聯書店 2007年 4月

②夏乃儒的《孔子辭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8年 6月

第二篇：羅馬繼承法對后世影響

羅馬法繼承制度及其對當代繼承制度的影響

[ 麻廣 ]——(2005-4-17)/ 已閱13825次

羅馬法繼承制度及其對當代繼承制度的影響

羅馬法的繼承制度歷經數代，其原則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

一、由身份繼承演變為財產繼承

“繼承”一詞的拉丁文是successio，其原來的意思是指繼承人在法律上取得被繼承人的地位，即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使之得以延續。到了法律昌明時期后期，羅馬的繼承，已經由身份繼承演變成為財產繼承了。當然，即使在這時，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以綿延家祀的傳統觀念仍然存在，只不過繼承的主要對象已經是被繼承人的遺產，而不再是被繼承人的人格了。

二、由概括繼承發展為限定繼承

羅馬的繼承制度最初是采取概括繼承主義（successio per universita），即除了與被繼承人之人身相聯系的債權、債務或其他權利義務之外，繼承人要總括地繼承被繼承人的一切財物和財產上的一切權利義務，而不問資產、負債的多少，縱使死者遺產中的負債遠遠超過資產，繼承人仍然要全部繼承下來，替死者還清負債。

概括繼承制度與羅馬古代的身份繼承制度相聯系。隨著身份繼承逐步演變為財產繼承，概括繼承制度便失去了它的前提和根據，而顯得對繼承人過份苛刻。為了保護繼承人的利益，適應繼承制度變革的需要，羅馬法逐步廢除了概括繼承制度，賦予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的債務僅以其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的權利。限定繼承制度確立，并為后世各國繼承法所采用。

三、以遺囑繼承（successio secundum tabulas）為主，法定繼承（successio ab intesta）為輔

《十二表法》確認以遺囑繼承為主，法定繼承為輔。兩種繼承的關系可具體歸納如下：

第一，法定繼承不得和遺囑繼承并用。凡遺囑有效時，就不適用法定繼承。對同一項遺產，除軍人遺囑之外，亦不得以遺囑處理其一部分，而按法定繼承處理其另一部分。因此在一般情況下，若被繼承人用遺囑的方式指定繼承人，但只給他一部分遺產，而對其余遺產的處理沒有表示意見，或者明確表示其余的財產按照法定繼承處理，在這種情況下，就視為被繼承人用遺囑處分了他的全部遺產，他的全部遺產就由他指定的繼承其一部分遺產的繼承人繼承。至于被繼承人將自己的特定財產遺贈給受遺贈人，其余財產按照法定繼承的方式處理，則為法律所許可，因為遺贈和遺囑繼承是不相同的，在長時期內，羅馬的繼承是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而遺贈則僅僅是涉及特定的財產，同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沒有關系。第二，遺囑繼承優先于法定繼承。就是說，只要死者生前立有有效遺囑，就要按照遺囑來辦理。只有在死者生前沒有立遺囑，或者所立遺囑不合法律規定，不能發生法律效力，或者遺囑上所指定的繼承人已經先于遺囑人死亡或拒絕繼承時，才可按法定繼承辦理。故法定繼承一詞的拉丁文原意即是“無遺囑繼承”。第三，法定繼承最初是由宗親來繼承，到后來，法定繼承由宗親繼承演變為以血親繼承為主的繼承。到了優帝一世時更明定法定繼承也以血親為基礎。這樣，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的基礎就一致起來了。不過遺囑繼承是被繼承人明白表示把自己的財產交由他選定的人繼承，而法定繼承則是按照一般被繼承人的意思來規定繼承人的范圍。由此可見，這時的法定繼承也可以說是一種法律推定的默示的遺囑繼承。

四、兩種法定繼承長期并存，但后來以血親為基礎。

從共和國末年起至公元6世紀中葉，羅馬并存著兩種法定繼承制度，一種是市民法的法定繼承制度，一種是大法官法的法定繼承制度。市民法的法定繼承以宗親為基礎，不是宗親即不得繼承。大法官法的法定繼承則是以血親為基礎，只要是血親，不管是不是宗親，一律享有繼承權。后來優帝一世于公元543年和548年以第118號和第127號新敕，把羅馬法的繼承制度作了徹底修改，完全以血親作為繼承的基礎，宗親繼承制度從此廢止。

五、羅馬法的法定繼承人分當然繼承人（heres suus）、必然繼承人（heres necessarii）和任意繼承人（heres voluntarius）

當然繼承人是指直接在家長權下而在家長死亡后便成為自權人的家屬，他們由于古代繼承家祀和家產公有的關系，即理所當然地繼承家長的遺產，所以也稱當然和必然繼承人（heres suus et necessarius）；必然繼承人是指奴隸被家主解放，同時被立為繼承人的，他們和當然繼承人一樣，不得拒絕繼承，因而在家主死亡時也直接取得遺產；任意繼承人亦稱外來繼承人（heres extraneus），是指那些在被繼承人死亡前不處于家長權下的法定繼承人，他們有接受或拒絕繼承的自由。

六、法定繼承是均分繼承

當繼承人有數人時，按照他們同被繼承人之間親等的親疏順序，依次繼承。同一親等的，不分男女長幼，按人計算，一律平均分配遺產。子女的后裔，則按支計算，共同繼承其直系尊長應繼承的份額。七、一為繼承人，永為繼承人（semel heres semper heres）

繼承人接受繼承后，一般不得中途反悔，因為繼承人要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而人格是不能由個人意志而使其因時間的經過而終止的。其后，法學家們認為，在不違背“一為繼承人，永為繼承人”這一原理的前提下，應當允許在指定繼承人時附加期限或條件。因此，雖然不得附加終期和解除條件，但可以附加始期和停止條件。

八、羅馬法適用代位繼承（successio in locum）

根據羅馬法，不僅限于直系血親卑親屬可以代為繼承，兄弟姐妹的子女（被繼承人的侄兒侄女等）也享有代位繼承權。羅馬法繼承制度對當代的影響：

一、在羅馬法的體系中，繼承最后演變為財產繼承，所以繼承法歸于物法，后世各國大都將繼承限于財產的繼承，但在體列上有所不同，如法國民法典將繼承法歸入財產取得方法一編中，而后的德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中，繼承單獨成為一編。繼承法逐漸獨立。

二、當代各國承襲了羅馬法繼承的基本制度框架，規定了法定繼承、遺囑繼承、遺贈、代位繼承以及在遺產分配時的特留份制度等等。

三、羅馬法法定繼承中的繼承人的范圍是以血親為基礎的，后世的諸國民法典在規定法定繼承時大都從羅馬法，以血親為基礎。

四、羅馬法繼承制度以遺囑自由為其原則，之后各國大都從羅馬法之規定，規定了在繼承法中以遺囑自由為基本原則，而且遺囑繼承優于法定繼承。

五、對特留份的保護。為了限制遺囑自由的濫用，羅馬法規定了特留份制度，特留份制度的設立,乃是自然法平等、公平、和諧諸理念帶給羅馬法的影響,旨在限制完全的遺囑自由,保護近親的繼承權,衡平遺囑人意愿及近親權益兩方關系,以達到家庭及社會秩序的和諧。在特留份范圍外之財產,為遺囑人得自由處分之部分,對此部分財產,遺囑人可以根據個人意愿和情感好惡,或遺于其喜愛之特定人,或通過遺贈方式授予慈善公益事業,謀求社會公益。后世各國在此問題上也大作了相似的規定，如瑞士民法典第471條、德國民法典第2303至2338條，并賦予相應的訴權予以保護。

六、羅馬法繼承有遺產信托制度，這可以說是現代信托制度的一個雛形。總之，作為包括了資本主義時期大多數民事法律關系的羅馬法，其基本精神和絕大部分內容，逾千古而猶存。而作為羅馬法重要部分的繼承制度也深深地影響了后世的諸國，直到今天，在我們現代的各國繼承法中，還是能看到羅馬法的影子。我國現在正在進行的民法典制定活動同樣也不能不考慮羅馬法，只有這樣才能制定一部及科學又顧及傳統的繼承法。

第三篇：羅馬法律對后世影響

羅馬法的主要內容及其對后世的影響

在古代世界各國中，羅馬法是內容最完整、體系最完善的法律。它既是維系和穩定帝國統治的工具，也是羅馬人對人類文明的最卓越貢獻。作為重要的人類文化遺 產，羅馬法無疑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的最完備形式，對近代世界，尤其西方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雖然羅馬法反映的是羅馬帝國的現實，它卻成為現代西方的法學淵源和法律先導，以及大陸法系的立法基礎。1804年3月21日公布的《法國民法典》(又稱《拿破侖法典》)，采用了《民法大全》中四種法律文獻之一的《法學階梯》(又稱《法理概要》)的結構體系，并確定了所有權絕對化、契約自由、過失責 任三項基本原則。這樣，它與德國民法典一起，共同構成了大陸法系的兩大支柱和源流。歐洲的大陸法系國家以及南美洲的許多國家，都因為《法國民法典》而與羅 馬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此外，《法國民法典》對后世的《日本民法典》以及《六法全書》《中華民國民法》等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第二，雖然普通法系(不列顛法系)看起來受羅馬法的影響較小，與羅馬法之間沒有直接的淵源關系，但是，包括英國、英聯邦國家、美國在內的英語國家，也 從羅馬法有關契約、債務和繼承制度等內容中吸取了大量的營養。事實上，不論大陸法系還是普通法系，它們都吸收了羅馬法的陪審制度、律師制度以及訴訟原則。所以，一位美國法學家不得不承認：“盡管羅馬帝國的人口或許為5千萬，但現在有8億7千萬人生活在由羅馬法所造就體系之下。”

第三，如果說現代化的法治國家以“憲法至上，民法軸心”為理念，那么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羅馬法正是現代西方民法的源頭。今天，西方國家的法律體系就是 以羅馬法為基礎而確立起來的，它們從法源上繼承了羅馬法的許多概念、術語、理念和原則。例如，羅馬法關于公法和私法的劃分以及人法、物法、訴訟法的體系，一直成為大陸法系各國民事立法的依據和當代國際私法的起源。

第四，羅法學家的思想、學說以及羅馬法的發展成果，正是現代西方法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塞羅指出：“法律是根據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述的對 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區分，人類法律受自然指導，懲罰邪惡者，保障和維護高尚者。”羅馬法體系涉及自然理性、現實實踐、法律與正義、人作為人的權利、法律與道 德等基本問題，構成現代西方法學的重要內容，而羅馬人所秉持的自然法思想對后世信奉的自由、平等、個人主義、天賦人權觀，以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 理念，都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正如近代啟蒙思想家盧梭所指出的那樣，真正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19世紀德國偉大的法學思想家耶林甚至做了這樣的評價：“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武力因為羅馬帝國的 滅亡而消亡，宗教隨著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唯有法律政府世界是最為永久的征服。”

第四篇：杜甫對后世的影響

詩圣杜甫對后世的影響

杜甫被尊稱為“詩圣”，其詩被稱為“詩史”。“圣”乃至高無上者，這足以說明杜甫的詩壇地位之高。杜甫在世時應該是像圣人般享受著崇高的禮遇、為世人所追捧的吧。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詩圣杜甫的一生可謂跌宕起伏、苦難坎坷常伴左右，用“悲慘”一詞形容毫不為過。杜甫早年就立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也是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追尋的目標，然而仕途坎坷的他并未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作為一個詩人，他的詩文在當時也并沒有得到很高賞識。

杜甫在世時，他的詩不受歡迎，并非詩寫得不好，主要原因是杜詩的內容和風格與當時的時代審美相悖。盛唐時期的社會風氣整體是樂觀積極的，人們喜歡歌頌大好河山的詩、歌頌理想的詩、表現創造力的詩，欣賞像李白那樣孤傲、浪漫的詩人，而杜甫詩大多都是抨擊現實、揭露黑暗的。還有格調上來講，盛唐的詩人更喜歡明快的，樂觀的，高昂的詩，杜甫的詩比較沉郁，比較委婉，比較渾厚，比較低回。與時代審美趨向的錯位使得杜甫的詩在他生前沒有獲得很好的賞識，影響力也就及其微弱。杜詩的影響是在杜甫去世后才發揮出來的，“詩圣”、“詩史”的盛譽也是后人給予杜甫與其詩。

杜甫死后，中晚唐時期，以元稹、白居易、韓愈為代表的一批當時的著名詩人，開始極力推崇杜甫，韓愈和白居易的詩文中也都有杜詩的影子出現。白居易、元稹等人領導的“新樂府運動”中，杜甫作為這一次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啟發者備受推崇。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響了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茍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第一個把杜甫與圣人的圣聯系在一起的，是宋代大詞人秦觀，他在《韓愈論》一文中說杜甫的詩和圣人孔子的思想一樣是集大成者。王安石、陸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游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對后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杜甫的詩被稱為一代“詩史”，是因為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他的詩不僅是自己抒發情感的載體，也為后人了解那個時代提供了鮮活的材料。

在詩歌創作上，杜詩是唐代律詩最高成就的代表，杜甫一生寫了一千四百多首詩，光是律詩他就寫了九百多首，占了一大半。杜甫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被認為是“千古七律第一”，全詩之中句句皆律，字字之中字字皆律，詩律詩的最高境界。杜詩不但是對以往藝術傳統的集大成，也是開辟了律詩創作的一種新的規范。此外，杜甫對語言的錘煉更是達到了極致。杜甫有詩言“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正是秉著這樣的創作精神為后人留下了一句句千古佳句。流傳至今的一些成語中，甚至有些就出自杜甫的詩。例如，“別開生面”一詞就出自杜甫《丹青詩》:“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歷歷在目”一詞出自杜甫《歷歷》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諸如此類的成語不在少數。這種對語言藝術的極致追求，對后世的影響也頗為深遠。

杜甫一生可謂受盡苦難，但他卻始終沒有忘記忠君報國的遠大志向，他在自身饑寒交迫的處境下仍能發出“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呼聲，出于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魯迅也曾評價過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可詩圣杜甫的對后世影響之深遠。而且，詩圣杜甫的影響并不僅僅限于中國，還名揚海外。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說杜甫是自己最喜歡的作家：“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里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1481年韓國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

詩圣杜甫之圣，實至名歸。

第五篇：白居易詩歌對后世影響

白居易的作品語言通俗，深入淺出，平易自然，不露雕琢痕跡。其詩刻畫人物，形象鮮明，以情動人，具有很高的藝術造詣。

詩歌特點

李商隱的詩歌能在晚唐獨樹一幟，在于他心靈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來表現晚唐士人傷感哀苦的情緒，以及他對愛情的執著，開創了詩歌的新風格、新境界。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秾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與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為人傳誦。此外李商隱將含蓄、朦朧的表現手法運用到了極致，但部分詩歌過于隱晦迷離，難于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

李商隱詩歌成就最高的是近體詩，尤其是七言律絕。他是繼杜甫之后，唐代七律發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他繼承了杜甫七律錘煉謹嚴、沉郁頓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齊梁詩的濃艷色彩、李賀詩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綿邈、綺麗精工的獨特風格。如《重過圣女祠》借愛情遇合，于寫景中融合比興象征，寄寓困頓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將李賀古體詩的奇艷移入律詩，語言綺麗而對仗工整，音律圓美婉轉，意象極美。但他的詩中因愛用僻典，詩的整體意旨往往隱晦。其次，李商隱將人生慨嘆的抒寫向更深細隱晦方面發展，善于用艷麗精工的藝術形式表達惆悵落寞的情緒，詩中充滿了迷茫與悲涼的體驗，作品深婉精麗、韻味深厚，“近而不浮，遠而不盡”，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種朦朧美。如《錦瑟》，關于其詩意，歷來眾說紛紜：有悼亡說、寄托說、戀情說、聽瑟曲說、編集自序說、自傷身世說等多種解釋，表達幽微深遠，具有朦朧美。再次，他的詩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其心靈的象征，是一種純屬主觀的生命體驗的表現。李商隱的七絕如《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夜雨寄北》、《夕陽樓》等，較多抒寫身世之感，感情細膩，意境婉約，詩中貫穿著身世和時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調和憂傷美，在藝術上更是細美憂約、沉博絕麗，在精工富麗的辭藻中，朦朧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情思，成為傷感唯美文學的典型。

李商隱的詩歌有廣泛的師承。他悲愴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于屈原，他詩歌意旨的遙深、歸趣難求的風格與阮籍有相通之處。杜甫詩歌憂國憂民的精神、沉郁頓挫的風格，齊梁詩歌的精工艷麗以及李賀詩歌的幽約奇麗的象征手法和風格都影響了李商隱。李商隱的一些長篇古體，雄放奇崛又近于韓愈;他還有少數詩歌清新流麗、純用白描，脫胎于六朝民歌。李商隱善熔百家于一爐，故能自成一家。

對后世的影響

在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隱的詩作32首，數量僅次于杜甫(38首)，居第二位，而王維入選29首、李白入選27首。這個唐詩選本在中國家喻戶曉，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隱在普通民眾中的巨大影響。

李商隱的詩的社會意義雖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隱是對后世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因為愛好李商隱詩的人比愛好李、杜、白詩的人更多。李商隱的詩歌，尤其是他的愛情詩對后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晚唐的韓偓等人，宋初的西昆詩人，直到清代的黃景仁、龔自珍，在詩風上均受其影響。此外，唐宋的婉約派詞人，明清的許多愛情劇作家，也都不斷地向他學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隱那些表現傷感情調的詩歌，于凄艷哀婉之中融人身世時世之感，追求一種細美幽約的美，詩而詞化的特征比較顯著，如題材的細小化，情思的深微化，意境的婉麗纖柔等。這在詩與詞之間搭起了一座過渡性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