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三次國共合作（范文）

“第三次國共合作”：兩岸統一的理想方式

轉發(6)評論(14)今日10:15 兩岸統一困難重重，問題的關鍵是找到一個兩岸共同認可的基礎。張千帆先生認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個合理有效地憲政制度”。也就是說，先制訂一部共同的民主憲法，在此約束下，建立統一的政府，從而實現國家的統一。回顧歷史，人們驚訝的發現，兩岸統一的憲政基礎竟然是現成存在的。

歷史上，國共兩黨曾就統一問題達成過共識，他們都主張在民主憲政框架下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其最終成果就是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遺憾的是，由于內戰的爆發，該憲法遭到兩岸的暫時擱置。實際上，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與合法性。首先，這部憲法是在大陸制定的，憲法制定過程中，各個黨派以及無黨派人士都參與進來并表達自己的主張，因此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其次，國共兩黨在憲法制訂過程中相互競爭、充分博弈，憲法草案就是兩黨妥協的結果。可以說，此次立憲是中國近代以來唯一一次真正的憲政過程，初步展現出政黨政治的端倪。

一、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

1，制訂“政協憲草決議案”

1946年1月10日，中國國民黨8人、中國共產黨7人、中國民主同盟9人、中國青年黨5人、無黨派社會賢達人士9人組成的代表團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政治協商會議的一項重要議題，是對國民政府1936年制定的《五五憲草》進行討論，并就憲草修改的基本原則達成共識。討論期間，中共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見和要求，這些意見和要求大部分都在政協會議上獲得通過。

在國會制度方面，國民黨主張繼承孫中山“權能分治”的憲政思想，由全國選民選舉出一個規模約2000人的國民大會，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復決等四項政治權力，即“有形國大”。中共則認為，“有形國大”與孫中山的“直接民權”思想相沖突，主張全國選民直接行使四項政治權力，即“無形國大”。孫中山五權憲法以“權能分治”為核心，基本內容是“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人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復決等四項政權管理政府，政府則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項治權替人民辦事，以此實現“人民為主人，政府為公仆”的民國理想。

在總統權限方面，國民黨希望一個強有力的總統，顯然這有利于繼續保持國民黨的強勢地位，而中共則主張限制總統權力。在《五五憲草》中，總統被賦予很大的權力。他統帥海陸空三軍；有權召集五院院長會議；有權任免行政院長；有權任命司法院長、考試院長；任期長達6年，且可連任一次。雖然總統的權力也受到一些限制，如國民大會可議決總統提交的議案，立法院可以2/3多數否決總統提交的復議案，司法院有權解釋法律，宣布違憲的法律無效等。但總大來說，《五五憲草》賦予總統的權力仍然過大。中共的期望本來只是限制總統權力，周恩來曾對馬歇爾說，“我們要英美式憲法，假如能像美國憲法那樣，我們便滿意了，只怕不可得”。民主黨派的要求遠遠比中共激進。民盟認為，“總統權力過大，宜實行內閣制”，青年黨也提出，“采取內閣制及兩院制，五院制只可保留精神，不必拘泥形式”。

在地方制度方面，《五五憲草》采用的是一種中央集權體制，它規定：省長由中央政府任免，省政府執行中央法令及監督地方自治。但國民黨代表孫科在政協會議上解釋《五五憲草》時說，“省的地位要從新規定”，“恢復過去理想中國家與地方的均權制度”，因而國民黨代表在政協會議上主張“省縣自治”。這符合孫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青年黨的立場與國民黨一致，也主張省制采取均權主義，實行省自治。與國民黨和青年黨不同，中共主張一種聯邦體制，要求“省得自定省憲”，實行“自下而上的普選，成立自省而下各級地方民選政府”、“民選省長”等。民盟緊跟中共立場，亦主張省自治和省憲。在人權保障方面，國民黨主張間接保護主義，其特點是在人權條款后面加上“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如《五五憲草》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這意味著，雖然憲法規定了結社自由，一般法律卻可以對結社自由加以種種限制。中共則主張積極保障主義。中共代表吳玉章說，“保障人民權利問題，憲法應保障人民權利，不應限制人民權利，但是?五五憲草?關于人民權利大都規定?非依法不得限制?字樣，換言之，即是普通法可以限制人民權利，這是不妥當的”。民盟亦主張取消“非依法律不得限制”。民盟代表張申府說，“人民自由權利不僅要有消極自由，取消?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文字，而且還要有積極自由，保障人民有機會享受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憲法模式的選擇，在會議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議。當時可供選擇的憲法模式有三種：一是孫中山“五權憲法”，二是英美式憲法，三是蘇聯式憲法。國民黨主張采用孫中山的“五權憲法”，以《五五憲草》為藍本，孫科說，雖然《五五憲草》有“許多疑問和缺點”，但“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和“五權制度”不能改變。民盟、青年黨及無黨派社會賢達多主張采用英美式憲法。中共當時也主張采用英美式憲法。如果中共主張蘇聯式憲法，那么國民黨無疑會繼續保持一黨獨裁，而自己將面臨被解散的命運。會議期間，中共還收到了蘇聯的指示：中共不應想蘇維埃化，應取得蔣同意進行民主化。如此一來，憲法模式之爭，其實就是“五權憲法”與英美式憲法之爭。

為了解決各方分歧，張君勱提出了一個以“五權憲法”之名行英美憲政之實的折中方案。按照張氏的方案，參會各方達成了一致贊同的憲法修改原則并獲得政協通過，這就是“政協憲草決議案”（十二條）。其完整內容如下：

一、國民大會：全國選民行使四權，名之曰國民大會；在未實行總統普選制以前，總統由縣級、省級、及中央議會，合組選舉機關選舉之；總統之罷免以選舉總統之同樣方法行使之；創制、復決兩權之行使另以法律規定之。附注：第一次國民大會之召集方法由政治協商會議協議之。

二、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選民直接選舉之，其職權相當于各民主國家之議會。

三、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由各省級議會及各民族自治區議會選舉之，其職權為行使同意，彈劾及監察權。

四、司法院即為國家最高法院，不監管司法行政，由大法官若干人組織之，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各級法官須超出于黨派之外。

五、考試院采委員制，其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其職權著重于公務人員及專業人員之考試，考試院委員超出于黨派之外。

六、行政院：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如立法院對行政院全體不信任時，行政院或辭職，或提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長不得再提請解散立法院。

七、總統：總統經行政院決議，得依法發布緊急命令，但須于一個月內報告立法院；總統召集各院院長會商，不必明文規定。

八、地方制度：確定省為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省與中央權限之劃分依照均權主義規定；省長民選；省得制定省憲，但不得與國憲抵觸。

九、人民之權利義務：凡民主國家人民應享有之自由及權利，均應受憲法之保障，不受非法之侵犯；關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規定，須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為目的。工役應規定于自治法內，不在憲法內規定。聚居于一定地方之少數民族，應保障其自治權。

十、選舉應列專章，被選年齡，定為二十三歲。

十一、憲草上規定基本國策章，應包括國防，外交，國民經濟，文化教育各項目。

（一）國防之目的在保障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全國陸海空軍，須忠于國家，愛護人民，超出于個人、地方及黨派關系以外。

（二）外交原則本獨立自主精神，敦睦邦交，履行條約義務，遵守聯合國憲章，促進國際合作，確保世界和平。

（三）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國家應保障耕者有其田，勞動者有職業，企業者有發展之機會，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

（四）文化教育，應以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民主精神，及科學智能為基本原則，普及并提高一般人民之文化水準，實行教育機會均等，保障學術自由，致力科學發展。注：以上四項之規定不宜過于繁瑣。

十二、憲法修改權，屬于立法、監察兩院聯席會議，修改后之條文，應交選舉總統之機關復決之。

附注：一，關于政黨不得強迫人民入黨一點，是否載入憲法，留交憲草審議委員會研討；二，公民宣誓一點不加規定。（附注兩點屬于不報告于大會且不發表之商定事項）

依據上述“政協憲草決議案”，國民黨做出巨大讓步，中共與民盟的意見和要求幾乎全部被滿足：國民大會由“有形”改成“無形”；總統由一個實權總統變成一個虛位總統；賦予各省立憲權，實行聯邦體制；人權保障由間接保障改為積極保障。根據這些變更，《五五憲草》被徹底顛覆，總統制被責任內閣制所取代，中國將建立起一種類似于英國三權分立式的政治體制：立法院和監察院相當于英國式的議會，司法院相當于英國式的大法官，行政院相當于英國式的內閣，行政院長相當于首相，而總統相當于英國女王，只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由于憲草決議案仍然保留了“五權”的形式，并沒有遭到國民黨代表的反對，順利在政協會議上獲得通過。2，國共對“政協憲草決議案”的態度

面對遠遠超過預期的“政協憲草決議案”，中共大喜過望。周恩來在閉幕致辭中說，“由于蔣主席的領導”，眾多歷史和政治問題得到解決，“為中國政治開辟了一條民主建設的康莊大道，而這種解決方式，替民主政治樹立了楷模”，并表示“中國共產黨愿意擁護這些協議”。2月1日，劉少奇起草、毛澤東修訂的《關于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稱，“國民黨一黨獨裁即將破壞，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了國家民主化，……這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次偉大勝利”，“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斗爭轉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議會斗爭”。同一天，劉少奇在延安做了《時局問題的報告》，他說，“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勝利是通過一個憲法，而且根據這個憲法建立議會制度”，將來在全國出風頭的，就是會做合法議會斗爭的人，“而不是拿槍桿子的人”，“現在參加政協會議就很出風頭”。《新華日報》還連續三天發表了題為《和平建國的起點》、《中國歷史的新方向——慶祝政協會議成功》、《從協議到實施》的社論，肯定政協構建和平的偉大作用，認為這是歷史的創舉。

國民黨也對政協決議表示歡迎。蔣介石在閉幕致辭中說，“本會議所決定的各項方案……都是大家竭誠洽商的結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聲明，政府必須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規定手續以后，即當分別照案實行”，他還發表感想，“要求自由，必先了解自由的本質，不可只顧個人的自由，而侵犯別人的自由；崇尚民主，必先修養法治的習慣，不可專責別人守法，而自己則處處置身于法外”。《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認為，政協取得了“難能可貴的成功”，但社論同時對憲草修改原則持保留意見，這表明國民黨內部出現了分歧，也預示著國共將在修憲博弈過程中遇到困難。3，制定《中華民國憲法草案》過程中的分歧

政協會議閉幕后，依決議成立了“憲草審議委員會”，以落實“政協憲草決議案”為正式憲草。經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代表王世杰推薦，民盟的張君勱負責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2月中旬，憲草審議會議正式開始。

審議過程中，國民黨代表王寵惠提出變更“政協憲草決議案”的要求：恢復有形國大；采總統制，反對責任內閣制；取消省自制省憲，省只能制定地方自治法規。民盟張君勱認為十二條憲草修改原則是政協的一大成就，不容變更。周恩來也反對國民黨的修改要求，認為憲草修改原則涉及全部政協決議，要求國民黨遵守憲草決議案。國民黨之所以發生強烈反彈，是因為“憲草決議案”違背了被列入國民黨黨綱的孫中山五權憲法理論，故而遭到信守總理遺教者的強烈反對。圍繞國民黨上述三點要求，國共兩黨發生多次爭執，會議陷入僵局。3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做出讓步，重新與國民黨達成三點協議：其一，國民大會恢復為有形，其組織與權力另行協商；其二，取消立法院對行政院的不信任權及行政院解散立法院權，但行政院仍對立法院負責，具體細節另行商定；其三，省憲改為省自治法，細節另議。但毛澤東又于18日電令周恩來撤銷讓步，重新堅持原憲草決議案。這意味著，中共內部也出現了分歧。面對中共的堅決態度，國民黨不得不對與會各方表示，除了已達成的三點協議，國民黨不謀求其它修改。最終，15日達成的協議重新獲得確認，中共還是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

到了4月，國共的分歧集中在行政院與地方制度的設計。關于行政院：國民黨主張總統對行政院提請立法院復議擁有“核可”權；中共對此持保留意見，認為與責任內閣制精神不符，但未堅持反對。關于地方制度：國民黨主張地方自治，自治法須服從中央規定的基本原則；中共反對中央為地方自治法規設置原則，并堅持地方法官民選。國共在上述兩個議題上無法達成妥協，糾纏不休。4月底，審議委員會經過多次審議，完成了憲草初稿。但中共持保留意見。4，中共缺席情況下，通過《中華民國憲法》

1946年11月15日，國民政府召開制憲國大，準備審議《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共與民盟則拒絕參加（民社黨脫離民盟參加了制憲國大）。即便如此，該屆國大出席代表人數仍然超過了3/4的法定人數，大會照常進行。憲法草案三讀后，于12月25日獲得通過，正式成為《中華民國憲法》。與原憲草比較，新憲法基本沒有變化。在當天的閉幕式中，新憲法由大會主席吳敬恒遞交給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并咨請于次年元旦公布，12月25日施行。1947年，國民政府在南海劃九段線時，將中沙群島一暗沙命名為“憲法暗沙”，主島命名為“民主礁”（即今“黃巖島”）。

從文本上看，新憲法基本保持了國共最后審議時的原貌。在重要的爭議問題上，留下了國共爭執和妥協的烙印。比如，國民大會為有形機構，卻暫時僅有選舉、罷免兩權；政體采內閣制，行政院須對立法院負責；總統為虛位總統，他可任免行政院、司法院官員，卻須經立法院或監察院同意，他可簽署法令，卻須得到行政院長副署；地方制度采地方自治，中央與地方關系采均權主義原則。新憲法確立的是，以行政院為核心的內閣制民主政體。這樣的政體不利于蔣介石。如果蔣介石做總統，那么他掌握不了實際的權力；如果蔣介石做行政院長，那么他隨時都有被倒閣的危險。新憲法出爐后，副本曾抄送美國咨詢意見。美國政府認為，“國民大會確已通過了一部民主的憲法”，該憲法“主要方面均與政協會議決議的各項原則相符，包括了共產黨所要求的各項要點”。國內也有學者認為，該憲法為“辛亥以來最好的一部憲法”。民國渡海后，該憲法成為臺灣民主轉型奠定了基礎。

二、“第三次國共合作”可以成為兩岸統一的途徑嗎？

《中華民國憲法》是國共第二次合作的產物，是國共兩黨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從法理角度看，臺灣今天的民主制度，正得益于當初中共對民主的不懈追求。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兩岸經貿往來的日漸深化，臺灣逐漸放棄了對統一的抗拒，甚至提出了統一的條件。2001年，馬英九說，“我們愿意支持一個最終的一個中國統一的理想，但必須在自由、民主、均富下”。最近幾年，馬英九又多次表示，“如果大陸實現民選政治和普世價值觀，臺灣沒有理由拒絕和大陸統一”。馬英九似乎并未注意到，民主是大陸的一貫主張。1945年，毛澤東回答路透社記者提問時說，“我明確地告訴大家，我們要建立的……是自由、民主的中國，自由民主的中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它既實現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包括新三民主義，又要實現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原則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而且我們會比他們干得更好”。毛澤東甚至明確提出了“民主統一”主張。1944年6月，毛澤東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說，“統一應該建立在民主基礎上”，“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在《論聯合政府》中，他甚至說，“沒有人民的自由，沒有人民的政治民主，能夠統一嗎？有了這些，立刻就統一了”。

為了實現國家的統一，毛澤東甚至提出了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思想。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國共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合作”。1979年，鄧小平繼續推動“第三次國共合作”，他說，“現在可以提第三次國共合作。”他還提出，“我們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如果國共兩黨能共同完成這件事（指統一事業），蔣氏父子他們的歷史都會寫得好一些”。

從某種角度看，第三次國共合作似乎已經開始。2010年6月，兩岸簽署中共與國民黨共同推動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將兩岸經貿合作推向新階段。2012年7月，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哈爾濱開幕，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和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出席，雙方探討了增進政治互信的可行路徑。當然，兩岸能否從經濟合作發展到政治層面的合作，目前還是一個謎。

近年來，兩岸互補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大陸擁有強大的國力和財力，但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社會矛盾日漸突出，貪污腐敗成為常態，積累了很多民怨。臺灣在民主化以后，已成為世界上公認的民主國家，社會公平而富有正義，只是臺灣地域狹小，很難在經濟上再取得突破式發展。可以預見，中國一旦實現民主統一，兩岸將實現優勢互補，促成一個政治和社會穩固，經濟再次騰飛，人民安居樂業的美好社會。實現民主統一的前提和基礎，是要制訂一部共同的民主憲法，作為國共博弈和妥協產物的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似乎可以作為未來兩岸討論統一之藍本和基礎。參考資料：

1，陳奎德：《中國的憲法與憲政》

2，劉山鷹：《1946年政協會議與中國憲政設計》 3，《五五憲草》：http://zh.wikisource.org/wiki/五五憲草 4，《中華民國憲法》：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中華民國憲法 5，肖建生：《1946年憲政運動的失敗及其教訓》

第二篇：國共合作演講稿

講課稿

在推翻軍閥、發對侵略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為了民族利益和國家統一與獨立，求同存異，進行了兩次合作。這兩次國共合作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民族獨立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第一次國共合作

一．歷史環境促使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列強不斷地瓜分和掠奪中國，封建統治帶來的軍閥之間混戰不斷，國家此時此刻面臨著巨大的危機，四分五裂的中國將何時實現國家統一、民族獨立？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剛剛建立，力量很薄弱，而孫中山進行的革命屢遭失敗，在民族危機和民族利益面前，國共兩黨任何一方都難以實現打倒列強推翻軍閥的目的，唯有合作，取長補短，才能尋找新的出路。（第二張）

１９２２年８月，中共中央召開西湖特別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經過充分討論決定，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的條件下，共產黨員可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現兩黨的合作。（第三張圖2）

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關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關系的決議》，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第三張圖1）上面兩段可只簡單介紹與圖片相關的背景，不念

二．新三民主義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奠定思想基礎

（第五張）

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張圖1）通過的宣言重新闡釋了三民主義（第四張圖2），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標志著國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國共合作促進了民主革命的發展，廣泛地動員了工農群眾，開創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促進了北伐戰爭的順利進軍

孫中山走的是模仿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道路，以舊三民主義為旗幟，辛亥革命的失敗使孫中山收到沉痛的打擊。此時，他將目光轉向俄國革命，在共產國際和蘇俄的幫助下，國共兩黨加強了聯系。最終，孫中山將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方針，為國共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礎。（這段不念）

第二次國共合作

一．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

第二次國共合作前期，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加強對華侵略。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淪陷。隨即便開始入侵我國華北地區，企圖將華北地區獨立出去，制造傀儡政權。此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7年7月7日，發動盧溝橋事變。此后相繼占領天津、上海、南京、廣州等。國家危難，國共兩黨必須認清歷史形勢，走聯合抗日的道路。（第六張念這段）

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

在國家危亡之時，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中共即使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順應了歷史潮流。此時，國民黨仍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尤其是西安事變，逼迫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聯合抗日，一致對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七張念這段）

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

相同點

通過兩次國共合作，我們可以看出，兩次國共合作主要在下列幾個方面存在相同點。

(一)共同的民族利益是國共兩黨達成合作的內在因素。

打到帝國主義、推翻軍閥始終是兩黨的目標，無論國共兩黨之間有多少恩怨，它們都以民族利益為重，相互讓步。其中，以中國共產黨作出的犧牲做大，第一次合作接受黨內合作的方式，第二次提出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共產黨以巨大的犧牲精神，促進國共合作，捍衛民族利益。

(二)極大地促進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兩次國共合作先后打倒北洋軍閥，實現國家領土的基本統一，促進了反帝反封建的工農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以及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完全勝利，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促使中國革命蓬勃發展。

(三)合作與矛盾并存。

雖然兩黨之間進行合作，但仍存在著很多矛盾。第一次國共合作后期，蔣介石不斷同帝國主義勢力勾結，發動反共政變，大量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致使大革命的失敗，這也與陳獨秀此時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一定的關系。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蔣政府欲借合作清除共產黨，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反共方針，不斷掀起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變等；實行***、特務統治、保甲制度；壟斷掠奪，官僚資本急劇膨脹。中共對國民黨則實行既聯合又斗爭的政策，努力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兩黨性質上的區別，長期來看，矛盾是

難以消除的。（第八張，自己挑著念，不用全念）

區別

兩次國共合作也存在著十分顯著的區別。

(一)合作背景、政治基礎、目的、方式的區別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封建軍閥割據，階級矛盾尖銳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國共以新三民主義為基礎，采取“黨內合作”形式，致力于推翻軍閥統治，實現國家統一。

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已成為最主要的社會矛盾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雙方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基礎，采取“黨外合作”，開展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二)中共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

第一次合作后期，中央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放棄了無產階級對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大革命遭到了失敗。

第二次合作時期，共產黨發展壯大了八路軍、新四軍和游擊隊等地方武裝組織，掌握軍隊的領導，開展敵后戰場和游擊戰爭，在政權、軍隊、行動綱領和方針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獨立性。

由此看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中共從稚嫩走向成熟，從受制約走向獨立。結合國情，發展了馬列主義，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中國革命理論體系。

(三)結果的差異

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工農運動發展，保證了北伐戰爭的勝利，但蔣介石叛變革命，大革命失敗。此次合作雖然推翻了軍閥統治，但中國仍沒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仍面臨著帝國主義的威脅。

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擺脫了受殖民奴役的厄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第九張）

回顧兩次國共合作，只有團結、進步，相互忍讓，在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基礎上的合作，才能使得國家更加富強，社會更加進步。未來國共雙方應加強合作，求同存異，早日實現國家的統一，這不僅是人民的希望，也是歷史的趨勢。

（第十張）

第三篇：毛澤東主張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和平解放臺灣

毛澤東主張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和平解放臺灣

實現海峽兩岸的統一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的強烈愿望，如何實現統一也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所有中國人共同關心的問題。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就曾試圖“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但限于當時的國內外環境，還無法將這一主張進一步系統化和理論化。從70年代末期開始，隨著世界局勢日趨緩和以及中共中央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根據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在繼承第一代領導人集體智慧的基礎上，提

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偉大戰略方針。

毛澤東主張“和平解放臺灣”

早在50、60年代，由于國共兩黨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美國制造“一中一臺”、“兩個中國”的立場上具有高度共識，加之國際形勢逐漸走向緩和，以及祖國大陸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開始在解放臺灣的方式上展開新的思考和選擇，提出了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等重要思想。

1955年4月23日，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政府首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在會上發表聲明指出：“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問題，特別是和緩臺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在解決臺灣問題的態度上出現了一個微妙的新的轉變，即從“武力解放”歷史性地轉向“和平解放”。

同年4月，周恩來總理在訪問緬甸期間與吳努總理會談時說：“如果美軍撤軍，我們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如蔣介石接受，我們歡迎他派代表來北京談判”；“只要蔣介石同意中國的和平與統一，同意和平解放臺灣，并且派代表來北京談判，我們相信即使蔣介石本人，中國人民也可以寬恕。”

5月31日，周恩來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擴大會議上，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性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這是祖國大陸第一次公開提出“和平解放臺灣”的主張，引起全世界的強烈反響，認為這標志著中共對臺政策有了重大調整。

7月30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加強了和平攻勢。他說：“只要美國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平解放臺灣的可能性將會繼續增長。如果可能的話，中國政府愿意和臺灣地方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應該說明，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當局之間的協商，所謂‘兩個中國’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的。”

1956年，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鮮明地亮出了“和平解放臺灣”的原則、方針和政策。1月18日，中國外交部聲明重申中國政府愿在可能的條件下和平解放臺灣，但此事是中國內政，不能成為中美和談的題目。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現在愛國，國內國外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都團結起來，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斗”。他并有針對性地指出：“凡是能夠團結的，愿意站在我們隊伍的人，都要團結起來，不管他過去是做什么的。比如臺灣，那里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愿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斗。”周恩來隨即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首次提出“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斗爭”的口號，并明確亮出“歡迎”的具體政策，“凡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的過去犯過多大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處理，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臺灣這個行動中立了功的，中國人民都將按照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獎勵”。

3月16日，周恩來會見即將赴臺的李濟深前衛士長，請他捎話給蔣介石：“我們從來沒有把和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說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贊成和談”。周恩來還強調：“蔣還在臺灣，槍還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臺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4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和為貴”、“愛國不分先后，以誠相見、來去自由”的最高基本原則。6月，周總理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三次會議上首次非常明確地表示了與蔣介石當局立即進行和平談判的態度和誠意，正式提出，“我們愿意同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并且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不久，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和平解放臺灣工作的指示》，確定了對臺“多方影響、積極并且耐心爭取的”工作方針，及“通過各種線索，采取多種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臺灣高級軍政官員”的工作重點。

7月16日，周恩來在會見前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曹聚仁提出，“國共可以舉行第三次合作以解決統一問題，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國共第三次合作主張的提出，標志著中國政府和平解放臺灣的政策有了進一步的深化。10月，毛澤東、周恩來再次接見曹聚仁時初步提出了“和平解放”后內外政策。毛澤東表示，“如果臺灣回歸祖國，一切可照舊，臺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布”。毛澤東還表示，“臺灣只要同美國斷絕關系，可派代表團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周恩來并就國民黨高層人員到中央工作的位置安排作了具體說明。11月，周恩來在印度答記者問時表示：“蔣介石及其集團是中國人，作為中國人，我們不愿意看到中國人之間永久分裂。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認為他們應該而且最后會回到祖國來的原因。這也是我們為什么正在盡一切力量促成臺灣和平解放的原因。”他公開宣布：“我們在努力爭取蔣介石”。

1957年4月16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會見蘇聯客人時說，“國共過去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次日，《人民日報》首次向外公布了共產黨準備與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引來各方注意。1958年11月，毛澤東在其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三告臺灣同胞書》中呼吁，希望臺灣當局“派出代表，舉行和談”。毛主席還強調“我們的和談是真和談，談成了，內戰就可以宣告結束”。

毛澤東、周恩來在不同場合對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方針政策的闡述，其要點主要有：一是省親會友、來去自由。中國政府充分理解在臺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早早與家人團聚的心情的愿望，他們可以同在大陸的親友通訊，可以回到大陸省親會友，各級人民政府保證來去自由并提供各種方便和協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獎。三是國共合作、愛國一家。臺灣問題是內政問題，中國共產黨準備與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壞。

中共“和平解放臺灣”的方針和誠意，對臺灣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一些著名的國民黨要人或者毅然返回大陸，或者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對和平統一的支持與向往。臺灣當局也多次秘密派人與中共方面進行試探性接觸。他們表示，只要一息尚存，決不會接受“兩個中國”。然而，臺灣當局的秘密接觸，旨在摸清大陸方面的意圖，繼續做著“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美夢。

進入60年代以后，尤其是國共兩黨在“金門炮戰”中共同成功地挫敗了美國意圖制造“兩個中國”、“劃峽而治”的陰謀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根據形勢的變化對解決臺灣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原則和政策，開始由“和平解放”轉變為“和平統一”。

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并確定了對臺工作的總方針。會議認為，美國正在對臺灣當局施加壓力，企圖推行“兩個中國”政策。為了粉碎美國這一政治圖謀，寧可讓臺灣掌握在蔣氏父子手里，也不要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我們可以等待，解放臺灣的任務不一定要由我們這一代來完成，可以留給下一代去做。現在要蔣過來也有困難，應逐步地創造條件，等待時機成熟。1961年6月，毛澤東主席在與印尼總統蘇加諾會談時，首次談及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他說“如果臺灣歸還祖國，中國就可以進聯合國。如果臺灣不作為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政府，它歸還祖國，那么臺灣的社會制度也可以留待以后談。我們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臺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1963年，周總理根據兩岸關系的最新形勢，在總結十年來對臺工作的基本經驗的基礎上，將中國共產黨對臺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一綱”是指臺灣必須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原則問題，不容商量。“四目”則是具體的操作方案：

一、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當地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介石，由蔣介石安排；

二、臺灣所有軍政費用和經濟建設一切費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撥付；

三、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等到時機成熟后，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后再進行；

四、雙方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的事情。周恩來并指出，今日臺灣問題之首要關鍵，在于促成國共第三次合作，使海峽兩岸實現統一。只要海峽兩岸實現統一，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臺灣領導人意見妥善處理。

“一綱四目”對臺方針的提出和實施，是中國共產黨對臺政策由“解放臺灣”向“和平統一”方向轉變的標志，其中已經隱含后來“一國兩制”的意思，為解決臺灣問題、推動祖國完全統一描繪了一幅壯麗藍圖。但是，1966年夏，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全國經歷了長達10年的**。“極左”路線和政策嚴重干擾了對臺工作和祖國統一大業。蔣介石集團及西方反華勢力乘機興起反共反華聲浪，丑化中國形象，加深了臺胞對祖國大陸的隔閡與誤解。原來朝統一方向前進的兩岸關系轉趨惡化，多年來的對臺工作成果嚴重損毀。

第四篇：《國共合作抗日》說課稿

《國共合作抗日》說課稿

尊敬的各位評委、各位老師：

大家好！今天我說課的題目是《國共合作抗日》。下面我將從教材分析、教法學法、教學過程、教學反思等方面進行闡述。一．教材分析

（一）教材內容和作用

本課選自川教版中國歷史八年級上冊第四學習主題《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第15課《國共合作抗日》。本課主要內容是“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實現”、“臺兒莊戰役”和“百團大戰”，敘述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實現和抗戰的表現。內容線索清晰明了，充分體現了抗日戰爭的全國性和全民族性，對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感和民族責任感，關注現實和國家的命運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因此，本課內容在整個歷史教學中有著重要的地位。

（二）教學目標

依據教材的主要內容和學生的實際情況，我制定了以下教學目標： 1．知識與能力

知道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形成的過程和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四大會戰的名稱。掌握臺兒莊戰役和百團大戰等史實。

理解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形成的意義和中共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重大意義。2．過程與方法

通過講述臺兒莊戰役和百團大戰的史實，培養學生閱讀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

以問題為主線，引導學生積極主動參與到課堂活動中，培養學生質疑、思疑、解疑能力。3．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通過本課的學習，使學生了解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中華民族表現出來的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學生的民族責任感，關注現實和國家的命運，形成正確的情感態度價值觀。

（三）教材的重點和難點

1．重點：臺兒莊戰役、百團大戰

依據：臺兒莊戰役、百團大戰分別是國民黨在正面戰場，共產黨在敵后戰場取得的兩個著名的戰役，具有典型意義，充分體現了“國共合作抗日”這一主題，也是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素材。

2．難點：中國共產黨深入敵后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原因。

依據：教材沒有介紹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致使國土大片淪陷，學生要想理解中共深入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原因，明白中國進行抗戰并最后取得勝利的最偉大的力量是廣大人民是比較困難的。

二．教法學法

在我所任教的班級中，大部分學生知識面較廣，對歷史學習興趣較高，掌握了一定的學習方法和團隊合作學習等技能，但對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系缺乏整體認知。基于以上分析的認識，我主要采用孟照彬教授有效教育思想體系指導下玉州區課改實驗有效教育的新型課型方式中的平臺互動方式為主，要素組合方式為輔教學，學生以自主、合作、探究方式展開學習。三．教學過程

根據有效教育的相關理念和學生的實行情況，我設計了三個教學環節： 1．創設情景，導入新課。2．構建平臺，學習新知。3．歸納小結，鞏固練習。

第一環節：創設情境，導入新課。

愛因斯坦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引入一個新的教學內容，激趣是很重要的。在導入新課這一環節，我先播放《大刀進行曲》，用威武雄壯、慷慨激昂的歌聲宣染課堂氣氛，調動學生的學習情緒，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探究欲望。教師適時提出問題：“1937年日本發動七七事變，挑起了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國難當頭，國共兩黨如何攜手合作共同抗戰，取得了哪些重要戰役的勝利呢？” 第二個環節：構建平臺，學習新知。

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我構建了兩個教學平臺，其中對基礎知識的認知，我通過第一個平臺來完成。

平臺一：精讀細找，梳理基礎知識。教學流程如下：

1．根據學生的認知規律，我先出示以下問題：

①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是如何一步步實現的？它的形成有什么重大的歷史意義？ ②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先后組織了哪四大會戰？

③找出臺兒莊戰役和百團大戰的時間、指揮者、戰果和歷史意義。④抗戰開始后中國共產黨實行怎樣的抗戰路線？

交出學習主動權，讓學生帶著問題自主學習課文。教師巡堂指導，適時幫助學生解決疑難問題。

⑵組織學生在小組內進行交流，讓他們互相談談自主學習的收獲，互相釋疑。

⑶請兩三個小組代表發言，讓他們把小組的學習收獲與全班同學分享，教師進行適時的評價和補充，起指導點撥作用。【效果】：這四道基礎性問題，難度不大，面向全體學生，對學生自主學習起到很好的啟發和指導作用。小組內交流學習成果，利于學生對這些基礎知識的互相補充與完善，也利于同伴互學，從而培養學生互助互學的良好學習習慣。全班內分享學習成果，使這些基礎知識再次得到了強化與鞏固，有效地落實了基礎知識，同伴互助互學凸顯。這一平臺的構建，既充分體現了學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又有效地落實了基礎知識，達到了我的預期目的。對本課重、難點的學習，我設計了第二個教學平臺：平臺二：深化認識，鞏固拓展。教學流程如下：

⑴播放《百團大戰》的相關視頻，出示以下兩段史料：

①“戰爭的偉大之最濃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毛澤東

②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后的勝利。

——1937年8月《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

等，營建問題情境，引導學生提出新的疑難問題。

⑵學生質疑、釋疑。因為有了平臺一“梳理基礎知識”的鋪墊，加上視頻和史料的情感沖擊，學生的思維非常活躍，紛紛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他們疑問和看法。一位平時不善發言的同學提出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什么要發動百團大戰？為什么要深入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得到大家的稱贊。這一位同學比較突出，他提出了這樣兩個問題：①為什么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②為什么國民黨在抗戰后期消極抗戰，而加緊對中國共產黨的封鎖？（學生從自身認知水平提出的問題，不一定嚴謹，教師需適當引導）（3）老師充分肯定學生提出的問題并及時地鼓勵學生。

（4）學生共同篩選出最想了解的問題，利用學生人力資源，師生共同解決。

【效果】古人云：學貴有疑，有疑才有所思，有思必有所得，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這個環節掀起了整堂教學的高潮，學生在質疑、思疑、解疑的過程中，產生了激烈的思維碰撞，學生個性得到了張揚，本課知識在生生互動和師生互動中得以進一步的落實和延伸。學生的表現讓我感動，我由衷地欣賞他們，激勵他們，師生的感情表現得非常融洽，課后還讓人回味無窮。

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情感因素教育學生是歷史教學的基本目標，立足歷史，服務未來是歷史教學的基本功能。知識落實了，重難點突破了，我趁熱打鐵拋出這一開放性問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實現了全民族的抗戰，最終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通過本課的學習，請說說今天我們為完成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可以從中得到一些什么啟示？” 學生先獨立思考，充分想，接著在四人小組內交流各自的想法，然后再全班分享。在學生發言的過程中，我發現學生的思維比較開闊，既能從歷史學科的角度去想，去說，也能聯系事時政治，說出了許多讓我驚喜的看法，學生在想、在說的過程中，熱愛國家、盼望國家統一的情感得到升華，民族責任感出油然而生。第三個環節：歸納小結，鞏固練習。

在這環節，我設計了這樣一道題目：“請結合今天所學內容，為學校廣播站開設的《回顧歷史》欄目擬一份有關臺兒莊戰役和百團大戰的廣播稿。”通過寫廣播稿的形式，對本課進行一次完整的歸納。

學生以六人小組合作完成，并進行作品展示。【效果】：新課程改革強調歷史教學應貼近學生的生活，貼近社會。通過這種新穎、富有創造性的教學環節，既達到了歸納知識的目的，又鍛煉了學生的書面表達能力和口頭語言表達能力，張揚了個性，對重點內容也起到了很好的鞏固作用。

四．教學反思

個人認為本課的設計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1．教師抓住關鍵要素構建有效平臺，充分交出了學習的主動權，重視對學生自主學習的指導、注意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有效地完成了本課的教學目標。

2．充分調動學生的“看”、“聽”、“講”、“想”、“做”等各種感官，順應學生的心理和生理變化特點，適時進行動靜轉換，學生興趣高，學得主動，學得積極，收到了良好的學習效果。

3．小組合作學習效果比較明顯。在有限的課堂時間里，小組合作都能按時按量按質完成小組合作學習的任務，每個學生在小組合作的過程都有自己的想法或做法，參與面非常廣，主動學習、合作探究的學習習慣得到了很好的培養。五．板書設計

以上是本課的板書設計，采用邏輯框架圖，簡潔明了，一目了然，可以很好地幫助學生構建知識結構，掌握本課知識。

以上分析，不足之處，敬請指教。

第五篇：孫中山和首次國共合作

孫中山和首次國共合作

作者：尚明軒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更新時間：2006年04月18日

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革命家孫中山，為著祖國的獨立、民主和統一富強，獻出了畢生的精力。他始終追求真理，堅持革命，隨著時代的演變而勇于前進。和共產黨人首締合作，建立民族民主聯合戰線的毅行壯舉，更是他漫長的革命生涯中至為光輝燦爛的篇章。正如宋慶齡所說的：“孫中山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進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爭，在他的晚年達到了最高峰。這一發展的頂點是他決定同中國共產黨合作，一道進行中國的革命。”（《宋慶齡選集》第457頁）

促成首次國共合作，無疑是孫中山繼同盟會反清革命之后所建樹的又一豐功偉績。

首次國共合作的主要倡導者

孫中山和共產黨人共同締造的首次國共合作，是中國近百年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它的形成絕非偶然，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當時的國際局勢和中國本身的內部條件造成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但是沒有能夠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沒有根本改變。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和中國的歷史條件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十月革命在西方無產階級和東方被壓迫民族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在五四運動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已進入了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失敗后，以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曾領導過“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和兩次“護法運動”，結果都未能勝利。最后竟至“禍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連相從十余年的掛著革命黨人招牌的新軍閥陳炯明也要置他于死地。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實現。當時的中國，正如孫中山痛切地指出的那樣，“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他領導的國民黨，既缺乏明確的綱領，又陷于癱瘓狀態，許多黨員或腐化墮落，或斗志消沉，無法有效地進行革命。孫中山對此憂心如焚，一籌莫展。在此情況下，他渴望著開拓新的斗爭道路和采取新的方法，尋求能夠擺脫困境并推進中國革命的新的力量。于是，他將視線轉向了給他帶來希望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孫中山和列寧之間就開始函電往來，商談中國革命問題和中蘇關系問題。列寧關于殖民地附屬國民主革命的學說，以及蘇俄1919年和1920年所發表的兩次對華宣言，使孫中山受到極大的鼓舞。因此，此后盡管政局動蕩，軍務倥傯，甚至幾無固定住所，孫中山仍在暫留的上海、廣州、桂林諸地，同共產國際使者維金斯基、馬林，少共國際代表達林及蘇俄全權大使越飛等，連續地舉行會晤和懇談。從對十月革命和蘇俄的進一步認識，和總結過去一再遭受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冷遇和破壞的痛苦教訓中，他辨清了真正的敵友，深切地感到只有列寧和他締造的蘇維埃俄國才是真正幫助中國革命的，所以愿意接受國際無產階級正義的援助，并決定以俄為師，促進中國革命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人在登上歷史舞臺的最初戰斗中，就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他們無愧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首次提出反帝反封建政綱，制定了相應的戰略策略，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工農群眾運動，廣泛傳播了革命思想，表現了英勇奮斗、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孫中山從得到的深刻印象中，覺察到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新的偉大革命力量，確信“在斗爭中他能依靠他們的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宋慶齡選集》第465頁）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通過自己的黨員李大釗、林柏渠等和中央機關刊物《向導》給予孫中山的積極影響與有益幫助，特別是堅決聲討陳炯明的叛逆罪行等，使處于危難中的孫中山更為感動。孫中山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同自己倡導的國民革命，二者的基本任務是一致的，是時代和人民的需要；而這種國民革命，必須有工農的參加，才能取得勝利。所以，他決心把這一新生的、人數不多的無產階級政黨引為同志和戰友，同它聯合起來共同戰斗。

孫中山和共產黨合作，是通過邀請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和改組國民黨的途徑而實現的。1922年秋，孫中山開始準備改組國民黨，他先后連續召開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三次改組國民黨的會議，發表了政策上有重大轉變的《中國國民黨宣言》。1923年1月，標志確立聯俄政策和國共關系進入新階段的《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后，他及時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聘請鮑羅廷為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邀請李大釗到廣州參加領導改組工作，親自多次對國民黨員發表闡述聯俄聯共決心的演說等，為改組工作做好充分的準備。

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了以改組為中心內容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著名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三民主義作了適合時勢要求的新解釋，發展成為反帝反封建的、包括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并規定了一系列包括廢除不平等條約在內的內外政策。新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綱領基本相同，因而被接受為國共兩黨合作的共同綱領。它在隨即興起的中國民主革命高潮中，成為一面“勝利的革命的旗幟”。大會還通過尖銳的斗爭，確認了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得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還規定了組織原則和組織體制，選舉了有共產黨人在內的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

孫中山親自主持的這次大會的勝利召開，標志著首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從此，中國革命迅速出現新的高漲，興起了我國近代民主革命歷史上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正是這樣，才使孫中山“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未能完成的革命事業，在僅僅兩三年之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35頁）

首次國共合作的積極捍衛者

孫中山在談到為什么要國共合作時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宋慶齡選集》第109頁）在他看來，共產黨人就是使國民黨起死回生以推進國民革命的新血液，所以孫中山用一切辦法來維護國共之間的團結，捍衛兩黨的革命聯盟。

孫中山的國共合作主張，當時是得到了許多國民黨人的擁護的。廖仲愷“是始終贊助最力的一人”，他“很勇敢很堅決去干”，堪稱國民黨改組的堅強支柱。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都深知國共合作是中國革命所必需，因而堅決擁護，大力贊助。歷史證明，他們是堅定的國民黨左派。此外，還有不少人，眼見國民黨處在危難之中，如果沒有來自國內和國外的革命的支援，確實難以有所作為，所以從某種意義和角度上（如希圖外援）暫時贊成孫中山的聯共政策。顯然，他們并不是堅定的國民黨左派。當情況變化后，他們中間的一些人便背棄了盟友，甚至走上反共的歧途。

但是，國共合作及其必然后果--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必然引起帝國主義和國內一切反動勢力的反撲。這種逆流，不可能不反映到國民黨內。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右翼代表人物，采取各種形式阻礙和破壞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他們中的一些成員還在聯共之初就赤膊上陣，公然反對國共合作。還有一些較為隱蔽的分子，他們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企圖利用共產黨人的力量，利用工農的力量，利用蘇俄的援助，以達到一己的目的；一旦國民黨的勢力有所增長，一旦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大大發展，他們就要拋棄盟友，甚至向盟友開刀。右翼代表或遲或早總要舉起反共的旗幟，這就使國民黨內左派和右派的斗爭持續不斷。面對這種情況，孫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兩年中不得不為維護國共團結進行有力的斗爭。

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前，左右派的斗爭便已日趨激烈。1923年11月，《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剛發表，以鄧澤如為首的十一人就上書孫中山，“彈劾”共產黨，反對聯共政策，發出了進攻的信號。鄧澤如原是南洋華僑，為經營錫礦兼橡膠業的大商人，曾長期捐款籌餉支援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孫中山與他關系密切，給他的“手札盈尺，??自民國紀元前六年以來，幾于無月無書”，“數十萬黨人無存（孫）先生之書多于澤如者”。（《〈孫中山先生廿年來手札〉序言》）盡管如此，孫中山對其反共勾當并不寬容，親筆駁斥其謬論，指出國民黨改組和聯共的必要，告誡他們“切不可疑神疑鬼”。稍后，孫中山又發表了《致全體黨員書》，詳細解釋聯俄聯共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嚴肅批評那些散布讕言的人，不是出于敵人破壞的行為。就是屬于毫無根據的疑慮。

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主要圍繞《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案》和《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左右派之間的斗爭，幾乎貫串了整個議程。右派分子企圖在會議中使用明的、暗的、直接的、迂回的各種手法，破壞國共合作。一些代表在右派分子的慫恿下，反對大會宣言的某些重要內容，動議討論限制國民黨員加入他黨案，希圖破壞國共合作。這兩個重要議題在大、小會中都曾有激烈辯論，斗爭十分尖銳。孫中山立場堅定，態度鮮明，他積極支持李大釗、廖仲愷等對右派的斗爭，促使大會通過了《宣言》和《總章》，并對李大釗所提的關于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義正詞嚴的聲明作出相應決定。

代表大會之后，右派仍然不斷興風作浪，斗爭一直持續不斷。同年6月1日，黃季陸、孫科向中央黨部提案，要求“制裁”共產黨。18日，曾受孫中山嚴厲斥責而有所收斂的鄧澤如，違背大會決議，又伙同張繼、謝持以中央監察委員名義，向孫中山和中央執委會提出“彈劾書”，攻擊共產黨并要求“從速嚴重處分”。８月１日，上海有一批國民黨員致電孫中山，請示“命令該共產黨員全數退出本黨，并予傾向共產黨者以嚴重制裁。”（1924年8月4日上海《時報》）在此期間，滬、京、漢、穗、港、澳等地右派分子，相繼提交“彈劾”共產黨的議案達百余件，并印發了反對國共合作的《護黨特刊》；廣州《民國日報》、《民權旬報》及北京《民生周報》等報刊上，也紛紛出現“清黨”文章。國民黨中央監委會1924年提交中央執委會的十件議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對國共合作的。

孫中山為解決聯共政策所引起的各種誤解、反對和糾紛，表明要堅定維護國共合作的決策，于1924年7月初發表《中國國民黨關于黨務宣言》，再次重申聯共主張，明確指出：“凡有革命勇決之心，及信仰三民主義者，不問其平日屬何派別，本黨無不推誠延納”，要求全體黨員“屏除疑惑”。8月15日，又召開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專門討論維護國共合作問題，并審定和發表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于全體黨員之訓令》。《訓令》中再次肯定了代表大會決定的聯共政策，明確指出：國民黨容納共產黨是為了團結和集中革命的勢力，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也是為了團結和集中革命的勢力；國共兩黨都是為著完成國民革命事業，目標一致而合作的；所謂“因為共產黨員之加入，而本黨主義遂以變更者”，是極為錯誤的。它告誡全體國民黨員應當對于“前此爭議，付之淡忘，惟相與努力于將來，以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中國國民黨周刊》第四十期）

這一時期，孫中山再三強調說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好朋友，國民黨員不能反對共產黨員。他清楚地認識到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完全符合各族人民共同愿望的。因此，他堅定地維護國民黨的革命方針，維護國共兩黨的合作。在同國民黨右派勢力進行斗爭中，態度鮮明，毫不動搖。孫中山多次對宋慶齡說：“國民黨里有中國最優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卑鄙的人為了黨是升宮的踏腳石而加入我們這一邊。假如我們不能清除這些寄生蟲，國民黨又有什么用處呢？”（《宋慶齡選集》第109頁）這些話反映了孫中山反對右派分子和其他敗類的堅定立場。他還針對右派隊伍的復雜情況，利用歷史的淵源、自己的威望和政治經驗，采取了區別對待的辦法，以利于爭取團結和分化。如對鄧澤如等，多次嚴厲批駁其反動謬論和活動，教育他們；而對阻撓改組并在會議上無理取鬧的張繼，就采取驅逐出會場、加以囚禁的果決手段；至于對公然破壞國共合作的代表人物馮自由等，則堅決開除出黨，毫不寬容。從而，使一些矛盾得以緩和，遏止了右派勢力的猖狂進攻，保證國共合作得以順利向前推進。

首次國共合作的模范執行者

國共兩黨的聯盟，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與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合作，又是民主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合作。因此，雙方既有一致，又有差別。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戰友，孫中山在合作過程中十分信賴和尊重共產黨人，認真傾聽他們的意見，作到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無愧為共產黨人的忠實盟友。

孫中山和共產黨人的合作，使他的革命活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無論是他的思想還是他的實踐，都發生了巨大的飛躍。雖然他長期形成的階級地位和世界觀仍在經常影響著他的活動，然而，孫中山畢竟是與時俱進的偉大的革命家，他不愿落后于現實，而是努力地使自己站在革命潮流的前列。每當遇到一個關系到中國革命能否順利前進的重大課題時，孫中山總是以國家和革命的利益為重，虛心聽取共產黨人的意見，擇善而從。1923年11月發表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是孫中山委托籌備改組工作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起草，并經他親自審定后發表的。宣言回溯了同盟會至中國國民黨的二十年歷史，指出革命黨人雖然作了奮斗犧牲，但是中華民國“今日政治不修，經濟破產，瓦解土崩之勢已兆，貧困剝削之病已深”。在這種情勢下，“欲起沉疴，必賴乎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之政治團體”。它進而提出：“關于黨綱章程之草定，務求主義詳明，政策切實，而符民眾所渴望；而于組織訓練之點，則務使上下互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惡留良。”應該承認，宣言顯然反映了孫中山后期思想的變化，它指出了建立真正革命政黨的重要，并探究了改組中國國民黨以療救中國的辦法；但是，未能提出在新形勢下進行革命的戰斗綱領，同時，也沒有制訂相應的戰略和策略。

然而，此后兩個來月，由孫中山審定并經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較《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有了長足的進展。它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還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條約，廢除軍閥所借的外債和確定人民的自由權利，改善人民生活等為主要內容的內政外交政策二十三條，作為國民黨的政綱，并決定歡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黨，“相與為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毫無疑問，宣言的綱領部分和政策部分，都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

孫中山把修改定稿的大會宣言案審定后，經由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提交大會討論。由于一些人的反對，它成為大會尤其是宣言審查委員會中爭論最多最激烈的問題，爭論的焦點則是關于民生主義和對外方針政策。針對這種情況，孫中山一方面在大會上專門作了關于民生問題的說明，重申聯俄“將來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并按照他的理解，闡述了“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沖突”；另一方面在和鮑羅廷經過長時間的交換意見之后，虛心接受國際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放棄曾一度考慮以《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代替《宣言》的錯誤作法，“決定維護宣言的尊嚴”。（《胡漢民先生年譜》）至此，孫中山對大會宣言深表滿意，他明確指出：它是國民黨成立以來“破天荒的舉動”，是這次大會的革命精神所在。宣言在大會以后要“管束吾人之一切舉動”，“不可以自作自為”。（《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

1924年秋，為廣東買辦階級控制的反動武裝--省城商團軍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陰謀發動反革命軍事叛亂，顛覆正處在搖籃中的廣東革命政府。在形勢緊急、革命政府有遭覆沒危險之時，孫中山因受國民黨右派的包圍、影響而一度缺乏信心和勇氣，表現猶豫、妥協，甚至認為不能在廣州再堅持下去，必須另謀生路。他于9月初決定再次北伐，征討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并親率北伐軍離開廣州，移大本營于韶關，希望向廣東以外打開出路。

當時，共產黨人是不贊成這次北伐的。早在商團叛跡初露時，他們就指出不可“姑息養奸”；后來，又多次要求孫中山對商團不應采取“優柔政策”，要予以迎頭痛擊。《向導》周報也連續發表評論，指出商團是“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因此，革命政府的軍事計劃應該：“第一步是解散商團軍，第二步是討伐陳炯明，第三步才說得上北伐。”（《向導》第七十九期）孫中山虛心考慮共產黨人的意見，接受了正確的主張，在廣大工農群眾和革命軍人促進下，采取斷然措施，下令制止商團屠殺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暴行，并調部分北伐軍回師廣州，弭平商團叛亂，以鞏固革命根據地。革命軍在人民支援下迅速消滅了叛亂，使廣東革命政府獲得初步穩定。

同年10月北京政變后，孫中山為了迅速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毅然決定接受馮玉祥等人的邀請離粵北上，進行革命的宣傳、組織活動。前此十二年，孫中山也曾應袁世凱之邀北上，結果是掉入袁世凱的圈套，沒有取得積極成果。這次迥然不同。由于他虛心地采納了共產黨的主張，得到了廣大革命群眾的支持，因而對承襲袁世凱衣缽的段祺瑞所擺的圈套得以辨識，并進行了堅決的揭露和斗爭。

孫中山在離開廣州發表的《北上宣言》及過上海時對新聞記者的談話中，呼吁召開有各人民團體、反曹、吳的各軍及政黨參加的國民會議，結束軍閥統治，解決中國的統一和人民的自由問題。他說：“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民會議席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孫中山選集》第964頁）應當指出，關于國民會議的口號，原是中國共產黨在1923年提出，并在1924年11月發表的第四次對于時局的主張中進行了明確闡述。孫中山贊成共產黨所說的：“只有這種國民會議，才可望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因為它是由人民團體直接選出，能夠代表人民的意思與權能。”（《向導》第九十二期）他接受了這一主張，作為當時政治活動的主要目標。重病在身的孫中山對段祺瑞屈膝于帝國主義的“外崇國信”宣言和召開政治分贓的“善后會議”，極為憤慨，怒斥了這些荒謬主張，斷然與充當帝國主義走狗的反動黑暗勢力劃清界限，拒絕參加“善后會議”，積極籌備召開國民會議，表現了堅決的不調和的態度。

上述三例，可以充分說明：孫中山在處理同共產黨合作的關系中，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重，能夠虛心聽取諍友--共產黨人的幫助，從善如流。孫中山為振興中華艱苦奮斗四十年，其目的就在于使中國能夠獨立、民主、統一和富強，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也正是基于這一崇高的信念，才能夠使他在國共合作中表現出如此崇高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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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和共產黨人首締的國共合作，不僅實現了北伐的大業，還為此后的中國革命和建設樹立了兩黨并肩戰斗的楷模。1937年前后，在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之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再次攜手，從而實現了抗日救國大業。今天，在共同完成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大統一和振興發達的事業中，首次國共合作的經驗與教訓，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次國共合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的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結成統一戰線的最早的范例之一。它在世界的革命人民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特別是為許多遭受著同中國類似的苦難，進行著類似的斗爭的亞、非、拉的廣大人民，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經驗與教訓。

首次國共合作的實現，距今已六十年了。在這期間，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并進入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國家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回顧和總結孫中山晚年所走的國共合作的道路，可以斷言：他的國共合作思想是偉大的，他為實現首次國共合作所建立的豐功偉績是不可磨滅的。后來者理應加以繼承和發揚，庶幾無愧于時代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