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時事政治：中國城鎮化拒絕“新二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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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政治：中國城鎮化拒絕“新二元化”

按經過近年來的不懈努力，長期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城鄉二元化”結構正在朝著“城鄉一體化”的方向嬗變。然而，另一種新的“二元化”結構開始出現在大城市內部和大中小城市之間。

當前大中小城市之間及城市主城區和邊緣城區之間，在產業布局、土地供給、資金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和人口吸納、人才集聚、人脈積累以及就業創業機會、發展空間、市場環境等方面差距明顯，分化失衡，而且這一趨勢還在加劇。如果任由其演化下去，不僅帶來經濟問題，還會造成社會割裂，引發社會政治問題。這一問題已引起高層高度關注。

中國的城鎮化須遏制“新二元化”、“兩極化”趨勢，走均衡、協調、健康發展之路。二元分化：從城鄉間到城市間

社會人群在大中小城市之間堅守與逃離的艱難選擇，從深層次探討，其根源和癥結在于城鎮化的失序與失衡造成的“新二元化”結構。尤其在各地“擴城大躍進”新熱潮下，大中小城市及城市內部在規劃布局、產業發展、資源配置等方面原有的不合理現象被加劇，一二三四線城市發展失去均衡，兩極分化態勢日顯，人們被迫居住在斷裂的城市空間，承受著被撕裂的內心傷痛。

擴!擴!擴!擴城洶涌

近期各地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計劃出臺，各大城市原本沉寂的“擴城運動”又以多種形式出現。中財辦委托發改委研究機構調查的12個省區中，12個省會城市都要建新城，共規劃了55個新城;144個地級市中有133個要建新城，共規劃了200個;161個縣級市中，有67個要建新城。公布規劃面積的96 個新城，共規劃占地6105平方公里，相當于所在城市現有建成區一半以上。

隨著各種城市“概念”紛紛出爐，揚塵的建設工地在多個城市周邊出現。

廣州下轄的每個區都頂著響亮的“世界級”的名號，甚至有些區市內擁有多個在建或者擬建的“城”。從2011年開始，廣州各區就不斷推出“造城”概念，而且規劃定位都是“世界級”。就在2012年8月，廣州市在一周內就提出4個“城”的規劃建設方案。

目前廣州已經規劃在建和要建的“城”至少有10個，涉及領域廣，名目多，從金融、商貿、教育及至文化、體育，幾乎無所不及。如天河區的“天河智慧城”、“廣州國際金融城”，蘿崗區的“中新廣州知識城”、“廣州科學城”，增城市的“新塘國際商務城”，白云區的“廣州國際健康產業城”，番禺區的“廣州國際創新城”、“大學城”，海珠區的“海珠生態城”等等。

近兩年，杭州在錢塘江兩岸建設10座新城的計劃正在付諸實施。這十大新城包括已經初具規模的錢江新城、下沙新城，還有湘湖新城、之江新城、濱江新城、城東新城、錢江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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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新城、空港新城、江東新城、臨江新城。與此同時，一個耗資千億元的“生態城”建設計劃也已經出爐，到2015年，杭州下轄八區五縣(市)的所有土地都將變為生態示范區。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課題組所調查的90%以上的地級城市規劃建設了新城新區。大多數城市已經將新城新區建設付諸行動，并非僅僅存在于規劃。

廣東省在2012年提出要支持粵東西北地級市城區擴容提質，并且從省級層面提出了12個新城新區。云浮、惠州、茂名等城市啟動了新城新區建設和規劃，并將新城新區建設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作為2013年的重點工作來抓。

在各地有關新城新區的文件規劃中，一般都提了較高的建設標準，生態城、智慧城、科技城、現代城等比比皆是，建設配置標準大多是國內和國際領先標準。河北唐山、陜西西安、江西九江等諸多城市也規劃建設各類高端生態城。而從各新區規劃上看，空間大多是留給富人的，高標準的新城新區規劃沒有提供適宜中低收入人口和外來農村人口進城居住生活的空間。

“如此下去，新城新區集聚人口目標必將難以實現。”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對此不無擔憂。

“鬼城”與“地王”凸顯房地產業失序

盡管每個城市在進行新城、新區建設的時候，都給出了“科學”的規劃和誘人的“藍圖”，但半月談記者走訪發現，其中不少帶來“空城”、“死城”、“鬼城”等問題。

據統計，目前被媒體稱之為“鬼城”、“空城”的地方已近40多處，但新城的“超前規劃”仍令許多地方政府樂此不疲。

“城鎮化容易遇到兩個難題：一是人來了，城市沒有準備好;二是城市準備好了，人不愿意來。”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劉志仁說，處理不好，前者就會導致“大城市病”，后者則會造成“鬼城”。

“空城”、“鬼城”大量進入視野的同時，一線城市的“地王”、“樓王”也刺激著公眾的神經。

6月，廣州，“房地產黑馬”佳兆業攜裕瑞房地產公司以45.57億元拿下黃埔區南玻宅地，成為廣州當時的總價“地王”;7月，北京，經過62輪競拍，北京懋源房屋開發有限公司以17.7億元的總價競得豐臺區夏家胡同地塊;7月，上海，萬科狠砸48.7億元搶得張江高科技園區商住地塊，樓面地價 21415元/平方米，溢價率88.6%，刷新上海年內總價地王的紀錄;8月，深圳，華潤置地有限公司以109億元購得前海一幅用地面積6.1萬平方米的地塊，溢價率高達62.2%，樓面價超過21000元/平方米，不論是總價還是樓面價格，都刷新此前歷史記錄。

這一連串的數據暗示著各大房企的投資熱潮紛紛向一線城市回流。

中國指數研究院專家分析認為，一二線與三四線城市之間房地產行業發展的分化正在不斷加深：三四線城市供應量遠遠超過需求，但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熱點城市優質地塊稀缺，供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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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上半年，我國十大房企在一二線城市的拿地面積、金額占其全國拿地比重分別達到76%和91%，回歸一二線態勢更為明顯。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三四線城市的房價。“現在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商快要崩潰了。”安徽省中部某縣級市房地產商老呂無奈地說，“大城市房子根本不愁賣，可咱們這種三四線城市地價漲得夠快，就沒見房價怎么漲，買的人也不多。”

老呂說，如今該市每畝商業住宅用地400多萬元，與省會城市一些新區的地價差不多，但房價只能賣到每平方米4000余元，約是省會城市房價的一半。

北京中原市場研究部總監張大偉說，在2011年之前大中小城市房價漲跌基本一致，但此后房價走勢開始出現分化。“在經濟增速放緩背景下，一些中小城市的就業吸納能力受到明顯的影響，相對來說大城市機會更多。”

國家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以來，一二線城市房價漲幅明顯快于平均水平。6月份一線城市北上廣深漲幅分別達16.7%、14.4%、16.5%和16.0%，南京、福州、廈門、鄭州等二線城市漲幅也都超過10%，成為增長最快的城市。

自2010年在沿海“掘金”后回到家鄉創業，老呂在房地產市場已投入6000余萬元，開發的兩期樓盤卻遲遲打不開銷路。“血本無歸啊，這些錢要是當時投資在二線城市，怎么也賺好幾億了。現在要是有熟人想去三四線城市投資房地產，我一定會勸阻，我現在想求著政府‘退地’啊。”

好的更好，差的更差，資源配置懸殊而失衡

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需求高度旺盛、房價居高不下的最大根源便是資源的過度集中。公眾普遍反映，一二線城市與三四線城市資源配置分化越來越嚴重。“今年我們一個縣的建設用地指標只有500多畝，建個醫院、圖書館就沒了。作為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公益設施建設欠賬多，過去沒錢，現在沒地，指標翻番也不夠用。”浙江南部一個縣的國土局長向記者抱怨。

當前，由于土地指標、財政收入等向大城市集中，導致中小城市發育普遍放緩、公共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落后。很多中西部省份更是舉全省之力建省會城市，土地指標、財政投入，都是考慮完大城市之后，有剩余才向中小城市傾斜。這種大城市發展模式，在城鎮化發展初期有其合理性，但隨著大城市吸納性增強，大中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的二元差距以及由此引發的問題日益明顯。

在城鎮化進程中，小城鎮是承接農民轉移的重要載體。但在不少地方，小城鎮土地供應出現明顯的缺口，土地已成制約小城鎮發展的瓶頸。小城鎮用地吃緊，是由我國目前用地分配格局所決定的：我國城鎮用地主要有兩條“供地線”——一是國家年度下達新增建設用地指標;二是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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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方面，由于這一指標由地市一級統一調劑，大部分指標被調走，留在小城鎮的比例偏低。國家下達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是一個地區城鎮土地供應的主渠道，目前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鎮三級城鎮體系中供應嚴重不均衡。

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劉俊說，地市一級政府對本區內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分配有決定權，這些指標大部分以保證重點工程和工業園區建設為導向，而不是用于提升小城鎮空間人口承載能力和公共服務能力。

以重慶為例，“十一五”期間，國家每年下達給重慶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平均為15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93%用于保障重慶主城區和30個區縣城用地需求，而900多座小城鎮獲得的指標僅占7%。在重慶，大量農民工轉移進城，超過6成選擇落戶到小城鎮。但由于用地緊缺，不少小城鎮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近萬人，完全可以比肩一些中等城市。

半月談記者在渝西經濟大區江津區了解到，根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到2020年，該區可獲得國家下達新增建設用地指標80平方公里，其中68平方公里落在江津城區，用于保障重點工程項目和工業園區建設，分到區內24個鎮街指標平均約0.5平方公里。

由于大量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高度集中于重慶主城區和區縣城市，一些小城鎮面貌10多年基本沒有變化。在地處渝西地區的江津區，小城鎮居民住房、學校、醫院等設施多年無法改善。像白沙、珞璜等中心城鎮人口密度與中小城市相近，連帶引發小城鎮房價高企、學校大班制、基層醫院看病難等一系列問題。

在重慶彭水縣，由于缺乏建設用地指標和資金支持，下轄的大多數鄉鎮沒有規范的城鎮垃圾處理場，垃圾處理一般都是簡易填埋，自行解決。縣內一些場鎮沒有建設專門的供水和污水處理設施，經常出現場鎮缺水、污水直排的現象。

除了土地瓶頸外，資金短缺和融資渠道狹窄等問題更加困擾著中小城市。在東北某縣城，記者了解到這個縣提出2013年將“強推”總面積10平方公里的新區建設，總投資將達1.7億元，而2012年這個縣的公共財政收入僅為2.3億元。

在巨大的籌資壓力下，各地大都將土地收益作為主要資金來源。在山東省沿海某市，當地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當地推進城鎮化建設、加快城市產業升級和支持舊村舊城改造的重要資金來源是土地出讓收入，但受國家土地保護政策、房地產調控政策影響、土地出讓成本上漲等因素綜合影響，這一模式無疑存在變數和隱患。

“大城市在國家經濟地位中位次高，對經濟影響大。這樣，該地地方官員的位次就高，官員位次高，反過來能影響經濟投資。這就形成正反饋機制。”安徽某四線城市領導高劍對半月談記者說，過去，國家稅收政策優惠的地區多數集中在經濟發展先行區，尤其是一線大城市，吸引了民間資本和外來資本的進入，加速了這些地區的發展。

分稅制改革后，先期快速發展的發達地區獲得更多的地方財政收入，使得當地政府有資金建設基礎設施，良好的基礎設施又吸引了更多的資源進入。這樣就形成了馬太效應，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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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等多位專家指出，上級分配的資源到高等級城市往往被截留，中小城市本身所創造的財富沒能拿回本地做貢獻。

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認為，市場本身有一個“馬太效應”，越大越大，越富越富，要真正想發展三四線城市，政府就不能一味助長這種“馬太效應”。

高劍認為，目前一二線城市的經濟基礎雄厚，地方政府償還債務能力遠遠超出三四線城市。在三四線城市，如果有一天無法賣地賺錢，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不足馬上將體現出來，集中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一旦三四線城市樓市泡沫破裂，地方經濟將呈現快速收縮態勢，銀行信貸呆壞賬率也會快速上升，“影子銀行”、民間借貸等風險也會隨之而暴露，危及一方經濟發展乃至社會和諧穩定。

據國家開發銀行預計，未來3年我國城鎮化投融資資金需求量將達25萬億元，城鎮化建設資金缺口約為11.7萬億元。而2013年至2015年，財政資金僅能支持當年城鎮化新增投資的1/5左右。然而，同樣是舉債建設，由于在產業發展、資源配置方面的顯著差別，一二線與三四線城市未來的債務風險將出現明顯分化。

遏制“新二元化”：規劃當合規律

二元分化的城鎮化模式存在的問題，已引起高層和各界的重視。今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積極穩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科學規劃布局中國城鎮化之路須建立在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城市發展規律和人的全面發展規律的基礎之上。規劃合乎規律，才能有效應對和解決城際、城內二元化之患，增強三四線城市和小城鎮的“磁鐵效應”，吸引更多轉移人口。

均衡布局，促進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

自上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初，“小城鎮，大戰略”一直是中國城鎮化的發展戰略，“嚴格控制大型城市，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基本上是這 20年中的主要思路。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科學規劃城市群規模和布局，增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功能。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黃守宏指出，二三線城市或者說中小城市將是今后城鎮化的主體。中國城鄉建設經濟研究所所長陳淮在“2013博鰲房地產論壇”上也建議，合理調整城市結構，把供求關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二三線城市和中小城鎮，緩解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壓力。

湖南大學城市規劃系副教授肖艷陽指出，不論大中小城市，中國城鎮化下一步的規劃需要更科學合理的布局，力求避免當前的城際失序、城內失衡的“二元化”現象惡化。

新型城鎮化首先要協調人口、經濟、資源和環境，依托城鎮的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聚集產業和人口，緩解部分大城市由于人口膨脹和產業粗放帶來的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壓力，保障城鎮化的質量、效益和福利，實現城鎮化的可持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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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高國力提出，要以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公共服務功能配套完善為原則，合理控制大城市過度擴張，加快健全中小城市硬件設施和軟件服務，引導人口和產業集中集聚，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有序發展格局。

合理配置資源，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傾斜

在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看來，一個人到什么地方去就業、安家落戶，是經過精心計算的。他會把成本、服務、機會等都考慮進來。為什么跑到上海來，為什么到蘇州去都是有原因的。想讓中小城市、小城鎮煥發活力，資源配置就要向它們傾斜。

在各種資源中，產業支撐與相關資金支持至為關鍵。在產業方面，底特律已有前車之鑒。由于產業單一，沒有替代產業，加上地方政府債臺高筑，公共服務越來越差，導致大量人口外遷，甚至出現了一美元可以買一套公寓的怪象。這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二三線城市的發展要有長期行為，注重產業支撐，切勿倚賴 “債務鏈”來“造城”。

強有力的產業支撐，對于城鎮化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尤顯重要。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司長范恒山認為，要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補的產業發展格局。

新型城鎮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建設所需資金不可能長期依賴土地出讓金和財政補貼，關鍵在于培育城鎮自身的造血功能。全國人大代表、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詹純新表示，尤其以服務業為主的城鎮服務體系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口聚集和產業繁榮。反過來，服務產業發展的不匹配，影響城鎮的投資環境，也難以吸引各類生產力要素的聚集。

“你不能嘴上說要往小地方去，大投資、大項目、大機關、大總部卻統統都在特大城市里面，每個項目后面都是跟隨著無數的投資，投資就帶來了就業，是就業引導人往什么地方去。”華生說。

黃守宏認為，要讓外來人口“留得下”，還是應該發揮產業政策的導向作用，在產業集聚上下功夫。二戰以后，美國政府制定了一個政策，東部大城市市區的企業稅率比中小城市和郊區要高出20%～40%，引導了很多企業從大城市的中心區疏散到中小城市和郊區。

在產業布局之外，城鎮化進程中的基本民生保障與公共服務均等也亟待加強。山東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李鐵崗說，政府宜引導一些優質資源向中小城市相對均勻分布，合理疏散人口。如改善交通狀況、在相對較遠的地方增加房屋供給等。

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主任、博士生導師關信平表示：“要學會反彈琵琶，從中小城市找原因，解決大城市的問題。政府應該將公共服務資源更多地投入到中小城市，提高它們的公共服務水平，這樣才能實現均衡發展。”

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認為，這方面發達國家的實踐值得借鑒。為了解決打工者住房問題，日本建起了“公團住宅”和“公營住宅”等利用公共資金建設的公共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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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60年代初推行的“地方分散”計劃，使人財物從大城市反流回地方，就近就業，就地城市化。

“人的城鎮化”，遵循城市自身發展規律

近年來，各地大搞開發區建設，新的城區不斷出現，大量透支了土地紅利，使得未來城鎮化難以持續。陜西西咸新區黨工委書記王軍認為，這種模式有利有弊，利在于能夠迅速將城市發展起來，弊在于容易形成“攤大餅”式的城市發展模式，城市不斷擴張。

然而，錢從哪來?只能提前透支土地的預期紅利。此后還須繼續開發更多的土地，以實現繼續發展和擴張，城市只能越攤越大。

同時，一些地方在加速推進城鎮化進程中，存在大建大拆的“唯房地產化”傾向，出現“農民被上樓”、征地拆遷矛盾突出、失地人口成為“無業游民”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主任金德鈞表示，不考慮人的城鎮化容易激化社會矛盾，與城鎮化建設的初衷背道而馳，引發社會的不滿。他認為，強調人的城鎮化是城鎮化中最為核心的部分，是因為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城市擴張，還是社會發展，核心都是人，為了人生活得更舒適。

國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研究員牛文元指出，所謂人的城鎮化，實質上就是人的流動、人的落戶、人的就業、人的融入和人的幸福。二三線城市要想讓外來人口“進得來”“留得下”“過得好”，必須在政策措施上，不斷強化“人的尺度”。

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尹中卿在第二屆中國城市管理高峰論壇上表示，要逐步建立城鄉一體的居住政策，以舉家遷徙和新生代農民工為重點，以就業年限、居住年限、參加社保的年限這三者為基準，加快放開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的限制。

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透露，2000年至2010年，“北上廣津”四市人口增長25%，而全國人口增長的平均水平為5.8%。這些城市人口的“爆炸性”增長中，97%是由外來人口遷移造成的。

同期，我國城市土地城鎮化擴張了83.41%，但人口城鎮化僅增長45%，土地城鎮化是人口城鎮化的1.85倍。這說明城市在吸納農村土地的同時，沒有同步做好失地農民的市民化問題，大城市只歡迎農民工來就業打工，而不歡迎他們定居落戶。

雖然我國城鎮化率過半，但發展質量并不高。國家發改委中小城鎮研究室副主任喬潤令分析，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達51.27%，據此計算，我國城鎮人口已達6.9億，但是城鎮戶籍人口數量僅為4.2億。

“如果一個省會城市只有全省25%的人口，卻可以拿到全省35%的土地指標。這意味著這個城市獲得了更多的資源。”李鐵認為，應換個思路來觀察，“你解決了多少戶籍人口，解決了多少農民工落戶，相應配給你多少用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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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中國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袁崇法認為，考慮人的體驗，特別是外來人口與社會的融入應當是城鎮化最需關注的話題。要保障他們應有的社會福利和市民待遇，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和城市文明。

人的城鎮化需要科學把握人的全面發展規律和城市發展規律，打造硬件與營造軟件雙管齊下，使城市真正成為適合人居的環境，達到人與城市的和諧。

“西方國家城市發展規律一般都是先建立教堂，然后圍繞教堂建設各種配套設施，最后才是住房建設，人口自然地向外擴散。中國許多地方正相反，先在城鄉接合部建住宅小區，人先被分流過來，但各種配套設施滯后、公共服務短缺，才導致了城鄉接合部綜合征。這不符合城市發展規律。”肖艷陽說。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課題組的專家建議，城鎮化中的城市規劃須防止政府一把手主觀拍腦袋的決策。應建立約束機制，通過制度建設和責任追究機制，規范政府決策者的行為。同時，加強對城市管理者的培訓，提高對市場經濟規律、城市發展規律和人的全面發展規律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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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四化,城鎮化

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上一個十年，中國較好地利用了外部機遇發展經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如今，金融經濟危機大大削弱了外需，而過去保證中國成本優勢的人口和資源紅利也趨于耗竭。放眼未來十年，支撐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的機遇何在？

據上述經濟學家稱，國內很多智庫人士認為，“新型城鎮化”是中國未來的經濟引擎，將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中長期動力。但他同時分析稱，雖然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但城鎮化如要充分發揮其經濟拉動作用，將牽涉到很多領域的體制轉型。

高層定調

通常認為，中國經濟到了現階段，依賴傳統人口、資源紅利的發展模式已然不可持續，高層亦將改革界定為新紅利，引發各界關于改革的熱議。而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新四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則被認為是新一輪改革的重要目標。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新型城鎮化有三個主要側重點：一是強調城市群引領，并以此作為城鎮化主體形態；二是強調“新四化”同步，注重城鎮化質量；三是強調核心城市輻射，關注中小城市發展。

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從單純的城市化轉向新型的城鎮化，從土地的城鎮化轉向人口的城鎮化，創新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機制，就是如何把符合條件的進城務工的農民、農業轉移人口或者農民工及其家屬變成真正的城鎮居民和城市居民，提高城鎮化的質量，使城鄉居民公平地共享城鎮化發展成果。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廣東考察工作，他強調，黨的十八大向全黨全國發出了深化改革開放新的宣言書、新的動員令，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團結奮斗。習近平指出，現在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深化改革開放，要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統籌謀劃、協同推進。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１００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我們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尊重實踐、尊重創造，鼓勵大膽探索、勇于開拓，聚合各項相關改革協調推進的正能量。

第三篇：中國的城鎮化

中國的城鎮化

——發展水平,存在問題，應對措施。

摘要:城市化，國內稱為城鎮化。其實質為人口城市化。本文總結了中國城鎮化的基本發展水平狀況，以及當前城鎮化進程存在的如土地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城市化與工業化的不協調，農民利益的保障等問題，通過對產生問題原因的基本分析，提出未來我國城鎮化仍需執行的應對政策措施。

關鍵詞：城鎮化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工業化

一、中國城市化水平的現狀

中國正在經歷快速的城市化過程。據2009年國家統計局的報告,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經從1991年的27%快速增長到2008年的46%,年均增長速度超過一個百分點。據中國社科院的預計,在/十二五期間,城鎮人口比重就將超過50%。然而,這樣一個快速的城市化過程卻是建立在絕對程度較低的城市化水平之上的。按照國際通用標準,城市化水平一般采用居住在城鎮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按照這一標準,無論從國際比較還是從效率角度來看,中國現在的城市化水平都偏低。根據“世界發展指標”以及“2009世界發展報告”，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也遠遠落后。事實上,“2009世界發展報告”指與中國處在同樣發展階段的國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是55%，比中國的46%高出了大約9個百分點。

從發揮城市的規模效應、吸納勞動力就業的角度，中國大部分城市規模偏小,沒有達到足夠的集聚效果。常見的說法是“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實際上,就連46%這個統計數值,也常常被認為是高估了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其原因在于這個統計數里面包含了所有在城鎮居住滿6個月的常住人口,其中有大約115億是戶籍不在本地的農民工,而他們大多數并不能真正享受市民的各種權利和社會福利,也就不能夠真正在城鎮扎根定居。如果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不能及時解決，這部分人口不能實現真正的城市化。總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偏低”是具有廣泛共識的判斷。

二、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不協調。

關于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協調水平，存在四種認識和判斷。第一種判斷是城市化水平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水平。持這種觀點的，是以世界大多數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或者同等工業化水平的國家為參照系進行比較。第二種判斷是我國實際城市化水平已經很高，因為存在所謂“隱性超城市化”。其理由是，中國的城市人口是按城市戶口統計的，而工業生產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鄉鎮企業和進城打工的農民生產的，與之相比國外不存在鄉鎮企業和農民進城打工的問題。

第三種判斷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雖然滯后工業化進程，但沒有過多偏離工業化進程，問題在于工業化的偏差而不在于城市化的偏差，即產出結構工業化超前與就業結構非農化滯后的較大偏差。主要問題在于就業結構的非農化水平較低，而人口城市化與就業非農化是基本一致的，并不存在嚴重滯后問題。

第四種判斷則認為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基本是協調發展的。這些認識和判斷都是基于國際經驗指標和標準得到的，由于選擇的指標和標準的不同而導致結論不同。更為實際的狀況是中國各省區差別之大超過許多國家之間的差別，情況復雜。

（二）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利益未得到根本保障。

在某種程度上，城市化給我國農民帶來了不可低估的利益和好處。城市化促進了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農村經濟得到很大的發展，農民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我國城市化進程起步晚、基礎差、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城鄉分割的二元格局沒有根本破除，本應是城市化最大受益者的農民，卻在城市化進程中根城市化最大受益者的農民，卻在城市化進程中根本利益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其原因主要在于在占有的土地的衍生利益再分配中，農民沒有得到應得的部分，只得到很低的土地補償費，造成農民生存條件的進一步惡化。土地被征用之后，相當一部分原農村人口被轉為城市居民戶口，他們的就業問題卻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轉變成了城市中沒有失業保障的無業人員。而城市化中征用的農村土地有相當一部分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土地資源浪費，毀壞耕地良田，加劇了我國土地與人口的緊張程度。

（三）“土地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

中國的城市化加快推進，更多是一種土地的城市化。產業不斷向城市地區集中，城區的土地不城市化。產業不斷向城市地區集中，城區的土地不遷移，造成人口與產業集聚不協調。從2000年開始，我國的城鎮化率以年均3．78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在城鎮化高速增長和發展的同時，城鎮人口卻沒有同步增長。

近幾年來，一些地方打著“加快城鎮化進程”的旗號，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濫占耕地、亂設開發區，不斷擴大城市面積。部分地區在“經營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進一步助長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遷的行為。

三、中國未來城市化發展的應對政策

從宏觀層面看，未來應當選擇有利于將工業化與城市化結合起來一同推進、有利于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并推行相應的政策。

（一）將農村工業化轉變為城市工業化。

新時期的工業化面臨著更為艱巨的任務，一是要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高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二是要加快工業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提高工業發展水平和國際競爭力；三是要通過就業結構的轉變，帶動人口城市化率的上升。

所謂實現農村工業化向城市工業化的轉變，就是根據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內在關系，在農村工業化發達的地區，加快城鎮和城市的發展，將非農產業就業比重很高的農村區域升格為城鎮或城市區域，將已經長期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

（二）著力實施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的城市化發展戰略。

著力實施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的城市化發展戰略，提高城市化質量和水平，是培育和發揮區域增長極的重要途徑。積極實施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戰略，突出已建成中心城市龍頭地位，重點發展城市群和其他中心城市，應已積極發展小城市、縣城和有產業支撐的重點鎮為基礎，形成城市群內大中小城市間的合理分工和密切聯系。

（三）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統籌城鄉發展。

統籌城鄉發展要著力解決四個方面的問題，即減小城鄉收入差距、進行和諧社會建設、防止城市貧民窟蔓延、避免過度擁擠的大城市病。改革的目標是促進城鄉統籌，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和資本市場。

（四）建立合理的征地補償機制。

征地補償是失地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能獲得的最直接的經濟效益，也是他們最重要的生活來源。因此，建立合理的征地補償體制，是解決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問題的關鍵。

（五）強化制度創新，構建工業化和城市化協調發展新機制。

新形勢下應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為突破口，消除農民進城的種種行政限制和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取消對外地戶口農民工的歧視，使之逐步獲得平等的權利。深化產權制度、投資體制與土地制度改革，充分發揮城市自身的資金籌集機制與聚集效益。

(六)推進城市化模式由行政主導向市場主導、政府引導轉變。

在動力機制的作用和調控方式上,城市化推進模式應實現由行政主導型向政府引導下的市場主導型轉變。市場化使城鄉間的要素配置更有效率,推動城市化不斷向高層次發展。

第四篇：中國城鎮化的意義

近年來，城鎮化幾乎成為舉國上下極其關注的一個重要熱點問題，他不但是學者們在論文中經常討論的主題，而且成為眾多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研究生的一項重要選題。通過傳媒，社會各界人士也越來越關心中國的城鎮化問題。尤其重要的事，自從1998年中國政府關于解決我國“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決策和在國家“十五”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提出推進城鎮化的戰略和對我國幾十年不變的城市發展方針作了一定調整后，人們普遍認識到推進和加速城鎮化，使農村富余勞動力和過量的農業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重要措施之一。自此，“城鎮化”從學者們的論壇走上了各級政府的計劃和議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和青睞。很多地方的領導開始注意本地的城鎮化率，與國內、國外多方比較，找差距，訂目標，提出提升城鎮化率的計劃，表示了若干年后要達到或超過某某水平的豪邁決心。前不久，某特區城市（在特定條件下）提前“消滅”了農村人口，達到100%城鎮化，曾得到媒體的大力宣傳，就是這方面社會心態的一種反映。

城鎮化市各個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一種社會變遷過程的反映，是客觀規律的反映，中國也不例外。但是縱觀世界，各國的城鎮化過程無不和他們各自的國情（包括經濟、社會、歷史、地理、民族、文化等）有關，從而呈現出不同的城鎮化道路和不同的特點。城鎮化是受工業化和經濟社會發展所帶動，但是它的推進，也反過來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對待城鎮化，既不能“人為抑制”，也不能“拔苗助長”。根據世界各國和我國自己城鎮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以此指導我國的城鎮化進程，這是比當前紛紛“提指標”，“搞攀比”更有意義的事情。

20世紀是全球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時期，尤其是二戰以后，全球城鎮化率到20世紀末達到48%，而20世紀初只有13%，100年間提高35個百分點。全球城鎮人口達到28.6億。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大量發展中國家開始城鎮化，其中一部分國家出于農業生產率低下，農民缺少生計，大量涌入缺乏就業崗位的大城市而造成所謂“過度城鎮化”現象，一部分發達國家則基本達到了城鎮化相對停滯的階段。這些國家的城鎮化率不再上升，但并不意味著城市停止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紀全球城鎮化過程中，隨著城鎮人口數量的增長和他們在國家和地區總人口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城鎮的空間形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大城市的不斷增長。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1950年71座，2000年增加到388座。人口超過1000萬的巨型城市是20世界后半期出現的。1950年只有1座，2001年已有17座，其中13座在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上海、北京）。這種巨型城市無一例外地都是“區域性的城市”，城市的“范圍”就是一個“區域”，其影響范圍就更大了。從區域范圍看，有些發達地區出現了以一個或幾個大城市為核心，周圍分布著成組成群中小城鎮的都市連綿區。這種特大城市組群形態的出現是經濟發展，特別是交通運輸條件發展所促成。可見，全球城鎮化不僅表現在數字上和比重的提高，還包含著豐富的、空間形態上的發展變化，表現出多樣的形勢和特點。

中國的城鎮化，有自己的發展歷程和特點。自建國時，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1個階段從1953—1958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國家開始進行工業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大規模的工業建設吸收大批農民進入工廠，城鎮人口有計劃的增長，是城鎮化穩步進行的時期。全國城鎮化率從10.6%提高到16.3%，年均提高0.63個百分點。第2個階段從1958—1978年是城鎮化徘徊、停滯的階段，由于“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干擾，指導思想搖擺和一度曾試圖走“非城市化的工業化道路”，城鎮化率20年至提高1.6個百分點，年均增長0.08個百分點，還有幾年是負增長。第三個階段從1978年至今，是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城鎮化率至2002年提高到39.1%，年均增長0.88個百分點，1998年后幾年超過1個百分點。這同中央指出城鎮化是解決“三農”問題重要途徑之一和在“十五”計劃中明確提出推進城鎮化的戰略，調整部分限制和不利于農民進城的政策等因素有關。中國50年的城鎮化歷程表明：①工業化和經濟社會發展帶動了城鎮化，城鎮化又會從正面或負面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②國家的有關方針和政策，對城鎮化進程有很大影響；③至2020年或更長時期，中國的城鎮化還將經歷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

中國城鎮化的顯著特點是：就全國而言，城鎮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是農村人口向城鎮的遷移。其“動力”來自兩個方面：農村存在大量富余勞動力；城鎮存在吸引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包括正規和非正規的）。從1980年代開始的“民工潮”最能說明這個問題。這個“潮”并非經過組織，基本上是自發形成，至2003年底，全國已形成近1億人的“潮流”。起初是沿海城市發展“外向型”工業，農村富余勞動力是“廉價勞力”的巨大源泉；鄉鎮企業的興起則是另一個吸引農村勞力的塊體。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從“離土不離鄉”到“鄉村城鎮化”，從“小城鎮戰略”到大規模“跨區流動”，都是不同形式的城鎮化的表現。當前的情況時，經濟發達的大中城市，每年要“吸納”相當數量的“流動人口”，其中滯留半年以上的被視為“城鎮人口”（按照全國“五普”的統計口徑）。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和城鎮，則是“輸出”流動人口，涇渭分明。據有關部門調查，幾年來這類流動人口中，只有17%左右在城鎮“定居”下來，成為“真正”的城鎮人口，80%以上是“候鳥型”的流動人口。他們每年到城市打工掙錢，年終帶錢回家過年，這是造成我國規模罕見的“春運潮”的根源。大量農民工愿意去城鎮“打工而不久居”是反映了當前城鄉經濟水平差異的現實狀況，包括城鎮（特別是大城市）生活居住的“門檻”過高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國當前的城鎮化主要是依靠農民的遷移（多種方式），與歐洲某些國家在早期城鎮化時期依靠農民破產而進城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國，黨的政策保護農民擁有耕地的使用權，擁有宅基地和自留地的權利，也是中國的特點。但是從長遠看，只要農村還存在源源不斷的富余勞動力，城鄉的生活和收入水平還存在顯著的差距（這種差距近幾年還有所擴大），農民流向城鎮，“候鳥型”和“留下久居型”都會長期存在。從理論上講，只有當這種差距基本消失，流動才會停止。總的看來，我國城鎮人口的增長，除了主要來源是農民之外，還有城鎮人口的自然增長，高校畢業生和復轉軍人中原農村生源、兵源的留城等，境外移民數量很少。就單個城市而言，城鎮建的流動逐年增多。可見，實際上“化”的過程是多種形式的，甚至每個城鎮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不像有些同志想象得那么簡單。至于當前比較普遍存在的，在城市人口規模上盲目主觀地“做大”，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其次，中國地區差異很大，情況比較復雜，表現在分省（區）的城鎮化水平上差別也較大。總的說來，城鎮化率的高低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呈正相關關系，但具體分析起來不僅如此。例如，以全國分省（區）2000年的城鎮化率做個比較，除4個直轄市外，在27個省（區）中，廣東高達55%，云南為23%，數值相差1倍多。這種差距并不正相當于兩勝競技水平的差距。東北三省城鎮化率均達50%上下，內蒙40%左右，新疆35%，均高于不少內地省份，但并不正好反映經濟水平的相互關系，而是由于各省（區）本身地理、歷史、政治、農業結構、人口密度等提點不同所致。國外的城鎮化也有類似情況。例如，以1999年世界城鎮化水平而言，高收入國家平均7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75%，指數很接近，但兩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很大。這是由于拉美一些國家存在“過度城鎮化”現象的緣故。可見，當前國內一些地區和城鎮簡單化地在城鎮化率的數值高低上搞“攀比”，不如結合自己地區的特點，從實際出發，很好研究如何在經濟發展、城鄉建設上實實在在地多做工作有意義的多。

最近，國家正在研究制定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城市發展與城鎮化”被列為重要專題，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斯蒂格列茨（J.E.Stiglitz）教授把中國的城鎮化和美國的高科技并列為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進程的兩大關鍵因素，并認為城鎮化是新世紀對中國的第一大挑戰[1]。這位學者的論斷是正確的。中國2002年的城鎮化率39.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8%），全國城鎮總人口5億，總量為世界第1位，大約是美國全國人口1.8倍。21時解除其對我國是一個戰略機遇起，解決“三農”問題是國家的“重中之重”，原有城鎮也需要發展和提高。從各方面分析，把城鎮化看作是中國21世紀（初、中期）最巨大的一項社會工程是不為過分的。專家們認為，根據對今后一段時期全局情態的分析，我國至2020年城鎮化率預期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是較為適當的。以此推算，我國至2020年的城鎮化率可能達到57%，城鎮人口年均增加1800多萬人，總共有3億農民轉為城鎮人口（比美國現在的全國人口數還要大），如果計入城鎮人口自然增長因素，城鎮總人口將達到8.4億。這是一個巨大的數量。

3億農民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轉移到城鎮，成為城鎮人口，在世界城市發展歷史上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壯舉”。不少學者指出：真正意義的城鎮化，不僅是農民“身份”的改變，還包括從市的產業、生活居住的方式、文化素養等各方面的變化。這無疑需要經歷一個較長的過程，而且變化是漸進的。即使第一步——“身份”的變化，也不僅只是戶籍的改變，而是有很多基礎性的條件需要準備。經過一定研究得出的初步結論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影響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主要“瓶頸”，不是戶籍、政策等問題，排在首位的是“就業”問題。其后是資源問題，即水源、能源、土地等問題。我國城鎮的就業形勢一直比較嚴峻，從1978～2020年，全國城鎮年均增長就業636萬人，近幾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2.9%，如果加上“隱性”事業，數字將更大一些。如果今后按照年均新增城鎮人口1800多萬人計，需要新增的就業崗位為年均800多萬個，任務是非常艱巨的。為此必須進一步發展城鎮經濟，擴大規模，開拓新的產業，在結構調整上注意發展能過提供較多的就業崗位，生產鏈較長的企業。

資源問題是另一個重要“瓶頸”。我國大部分城鎮存在“缺水”問題。有些城市盲目“做大”，往往“盲”在不顧水資源的制約，指望國家來解決燃眉之急（包括遠距離調水等）。這是一種只顧局部、不顧全局，不計成本，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片面觀點。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還要特別注意城鎮合理的布局和合理的發展規模，把推行“節水型”城鎮，作為一種戰略性的措施。能源問題也是嚴峻的。每年新增1800多萬城鎮人口，對電、石油、燃氣、煤等能源消耗的增量是很大的。僅以石油而言，我國現在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我國的城鎮，特別是大城市已開始進入“汽車時代”，勢頭方興未艾。面對這種態勢，唯一的選擇是大力發展多種交通方式的城市公共交通，與私用汽車“比”便利，“爭”客流；從長遠看還要調整城市的能源結構，采用“綠色”的、可再生的新型能源，比堅決推行“節能城市”戰略等。土地是城鎮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資源。我國現有城鎮的土地利用與世界各國比較，是屬于“中等高密度”的。大量農民成為城鎮人口，他們的居住形態將從分散、低層、獨居為主變為集約型、多層為主的城市社區，如果原來的宅基地也能轉換為城鎮居住用地，那么城鎮化并不比農村多占土地。城市本來就是一種集約型的居住方式。近幾年那種盲目圈地造成的耕地流失和浪費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相信會逐步得到糾正。但是新增城鎮人口總要占用一部分土地，包括耕地。年均新增1800多萬人，如果按現行規劃用地標準簡單測算，則需要2000km2左右的土地（合300萬畝）。數字也是很大的，并且超過近幾年土地供給的規模。中國的城鎮應該提倡和利用低，在合理的基礎上節約用地，做到“精明增長”。在空間結構上采取“緊湊發展”的模式，但要保證必要的生態環境條件，合理的密度。項目建設（包括工業、交通等在內）要滿足衛生的要求，采取合理的用地標準。

如何應對我國今后20年左右的城鎮化，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是一項重大的課題，需要長期的研究。現在僅就近幾年學術界和領導層經常關注和討論的幾個問題，談一下筆者的看法：

1.什么是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似乎直到今天，“道路”還不清楚。道路不清怎么走？或者說，先把道路搞清楚在開始“化”，這都是不現實的。筆者認為，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就在我們的租下，如果從“改革開放”算起，經濟走了20多年，問題是需要很好地總結經驗，不斷提高和完善。中國的城鎮化就得從農民進城開始，一步一步地“化”。別國的道路可以借鑒，但不能簡單地搬用。

2.城鎮化從“數量”到“質量”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當前的傾向之一是，只求“數量”，滿足于城鎮化率的提高；傾向之二是，追求所謂“理想化”的、“正規的”城鎮化，一蹴而就，一步到位。這都是不夠全面、不夠實際的。從前面的分析看，如此快速的城鎮化，要把大量農民在較短時期轉移到城鎮，而且在還存在嚴重的“瓶頸”和巨額城鎮化成本的現實情況下，只能接受“正規”和“非正規”并舉并存的事實。可能在今后一段時期，“候鳥型”農民工、大城市的流動人口，“非正規經濟”的就業的等，會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大城市長期存在。從城市規劃和管理上，不要把這些一概看作“臨時”和“不正規”，而是應該妥善的予以統籌和安排。因為它正是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一種反映。

3.中國城鎮化采取什么樣的空間模式。這個問題涉及到：“化”到城鎮的農民主要向什么樣的城市集中？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鎮還是“農村城鎮化”？我國實行了幾十年基本不變的城鎮發展方針在1990年代末作了調整，概括說來就是不同規模、不同等級的城鎮協調發展。這種調整適應了市場經濟的規律和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城鎮的發展受到經濟規律的影響和作用，往往不是人們主觀意志能過左右的。今天全國農民向城鎮遷移的大動向，一定程度上是這種規律的反映。但是，人的主觀能動性（表現為規劃、調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特別在資源和環境保護，重要的制約的開發引導，基礎設施的綜合規劃等方面一定要較強宏觀的監測和調控，包括做好區域城鎮體系的規劃和城鎮規劃，使中國的城鎮化走向健康發展之路。

第五篇：中國的城鎮化歷程

中國的城鎮化歷程

城鎮化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起步階段：城市人口占總人數的30%以下 加速階段：城市人口占30%~60%之間，穩定階段：城市人口占60%以上。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與西方國家相比較晚，從19世紀后半期開始。中國城市化的起步階段大概是從19世紀后半期到20世紀末。城市化的起步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低，城鎮化本身就很困難，但是國家為了配合國家的優先發展重工戰略，卻設置了一系列的政策來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195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此后，以戶口制度為基礎，先后制定了糧食、副食品、燃料、住房、教育、就業、醫療、養老等制度，將“城市人”和“農村人”分為兩個不同的“二元世界”的身份。直到20世紀90年代，戶籍制度的壁壘才被慢慢打破。

中國城市化的加速階段大概從20世紀末開始，至今尚未結束，去年統計中國的城鎮化率達到51.27%。

城市化發展的加速階段速度往往很快，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從1993年到2009年，中國的城鎮人口由33173萬增加到了62186萬，年均增長4.3%，城鎮化率由28%提高到46.6%，年均提高1.24個百分點。

總的來說，中國的城鎮化的特點有三：速度快、城市規模大、地區發展不均衡。雖然中國城市化速度在前期受到影響，但是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城鎮化速度還是很快的；而城市規模方面，中國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占全球的20%；從地區發展速度方面看，中國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城市化程度要遠遠高于內陸地區，2011年中國大陸各省區城鎮率排行榜中前五名都是沿海省份。

推動城鎮化的意義是重大的，不僅能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有利于改善民生，而且還是推動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所以城鎮化發展一定要保證穩定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