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后的武士》與日本銀行的誕生

電影《最后的武士》中，從戰爭中退下來的美國老兵納森（湯姆·克魯斯扮演）受雇于日本政府，參與了政府軍與武士之間的戰爭，最后在戰斗中重新找到了作為戰士應有的忠誠、勇氣與榮譽。影片中精彩的打斗場面，令眾多影迷大呼過癮，阿湯哥的帥氣演出，也吸引了無數粉絲的眼球。不過各位又是否了解，作為影片背景的西南戰爭，如何間接導致了日本近代的幣制改革乃至日本銀行的誕生呢？

《最后的武士》劇照

明治維新后，在推翻幕府封建統治中起主導作用的武士階層，卻在隨后的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中被剝奪了政治與經濟上的特權。隨著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的出臺，武士失去了政治權利；廢刀令和征兵制的實施，取消了武士的軍事特權；金祿公債制度的實行，用贖買的方式剝奪了武士的經濟來源。最后，心懷不滿的武士們于1877年在日本西南的鹿兒島縣發動了反對維新政府的大規模武裝叛亂，是為日本最后的內戰——西南戰爭。

叛亂武士的領導者西鄉隆盛，生于下級武士家庭，曾在推翻幕府的倒幕維新運動中立下卓著的功勛，被譽為“維新三杰”之一。1873年，西鄉隆盛由于在“征韓論”之爭中與其他人政見不合而辭職返鄉。在武士與明治政府的沖突愈演愈烈之時，被武士們推為領袖的西鄉隆盛毅然“但以此身付眾人”，決心與武士們共進退。最終，武士們的叛亂被明治政府平定，西鄉隆盛兵敗自殺，但其在死后仍然深受日本民眾的尊敬和愛戴。

西鄉隆盛

西南戰爭歷時八個月，雙方傷亡慘重，政府耗資巨大。明治政府平叛共花費了各項相關費用近4200萬日元，要知道，1877年日本政府全年的財政收入預算規模也不過5100萬日元。為了籌集軍費，日本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紙幣填補財政赤字，數額高達2700萬日元。加上此前發行的各類政府紙幣，截至1878年12月，日本政府發行的不兌換紙幣總額達到了11980萬日元。此外，市場上流通的紙幣還有為了暫時應付財政支出而發行的可兌換政府紙幣和大量由國立銀行發行的銀行券。另一方面，日本當時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導致正幣（即金銀幣等商品貨幣）外流，紙幣進一步貶值，國內物價飛漲。因西南戰爭爆發而被激化的通貨膨脹加劇了日本政府的財政困難，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日本發行的政府紙幣——太政金札

日本發行的政府紙幣——壹圓紙幣

1881年10月，松方正義出任大藏卿（相當于財政部長）。他認為，通貨膨脹的根源在于濫發紙幣，應當采取緊縮性的政策來整頓當時的財政與貨幣狀況。

松方正義

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回收市場上流通的過量紙幣。一方面，松方正義通過加稅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其大力推進出售經營不善的官營企業，減少財政支出。用現代經濟學的語言來解釋，就是政府采取了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由此，政府每年從財政收入中擠出700萬日元，用于回收紙幣、購買正幣。此外，松方正義還通過各種方式大力增加金銀儲備，以實行平抑通貨膨脹的目標。從1881年到1885年，市場上流通的各類紙幣總額減少3480萬日元，而官方儲備的硬通貨則增長了五倍多。在此期間，紙幣的價值開始回升。1日元銀幣兌換1日元紙幣的比價在1881年4月時達到最高點1:1.795，到1886年時銀幣與紙幣之間已經幾乎不存在差價，紙幣的信用得以恢復，通貨膨脹得到控制，持續五年的貿易逆差也開始轉為順差。

一圓銀幣

松方正義在整理紙幣的同時，也在著手建立日本近代的貨幣制度和信用體系，健全財政與金融體系，以求徹底遏制通貨膨脹。1882年3月1日，松方正義提出創立中央銀行的建議。1882年6月27日，日本政府（此時日本國會尚未成立）頒布《日本銀行條例》，決定設立中央銀行。1884年5月，政府又公布了《兌換銀行券條例》，規定日本銀行壟斷銀行券發行權，從根本上結束了銀行券分散發行的混亂局面。此外，日本銀行還負責代理政府各項收支，同時對各銀行進行監督以及中介融通（之所以強調對各銀行的監督和中介融通作用，是為了對應“發行的銀行、國家的銀行、銀行的銀行”這三大職能）。日本銀行的設立成為了日本確立近代銀行體制的重要標志。

日本銀行券——貳百圓

松方正義的財政改革結束了日本長期以來混亂的貨幣制度，確立了現代的中央銀行制度，為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西鄉隆盛領導的西南戰爭雖然加重了日本政府的財政危機，卻也間接促進了日本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這比甲午戰爭的爆發早了12年，比中國人自己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早了15年，使得日本成為亞洲最早建立中央銀行制度的國家。

第二篇：軍刀VS火槍,不可錯過的日本戰爭電影《最后的武士》

軍刀VS火槍,不可錯過的日本戰爭電影《最后的武士》

想必看過軍武次位面第四期《火力時代》的觀眾都對節目開始時加特林機槍掃射騎兵的這個畫面記憶深刻，畫面中武士們身披鎧甲手持武士刀，冒著鋪天蓋地而來的子彈無畏沖鋒，英勇獻身的場面既悲壯又令人感覺奇怪。為什么騎兵吃飽了撐的要對機槍陣地發起沖鋒呢？這還要以一部講述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武士的電影《最后的武士》講起。《最后的武士》海報

武士道在日本文化中有非常深遠的地位，其地位甚至可以相當于儒家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你以為武士道僅僅是對主子的愚忠和不懼死亡那就大錯特錯了。真正的武士道其實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受到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以仁義禮智信為自己的信條，以戰勝為榮以失敗為恥，嚴格遵守自己的武士操守絕不枉殺無辜也絕不畏懼強敵是一個優秀武士的處事原則，在《最后的武士》中森勝元敢于以少數武士起兵對抗天皇的現代化軍隊就可以說是把這一點體現的淋漓盡致。影片中森勝元對天皇的忠誠絕對不是二戰中日本鬼子對天皇的愚忠和濫殺無辜，而是一種對天皇對國家不合理的做法敢于挺身而出，敢于諫言，甚至敢于犧牲的無畏而理智的精神。本片主要角色之一武士首領森勝元

影片主角是大家再熟悉不過的好萊塢大牌影星“阿湯哥”，阿湯哥在本片中飾演一名退役的美國上尉納森.阿爾格蘭，這位美國上尉不僅參加過南北戰爭，也參加過對印第安土著的鎮壓。退役的他懷著對戰爭的無限創傷決定遠離戰爭，于是他成為了一名表演滑稽戲的馬戲團演員正在表演喜劇的退役軍官納森上尉

然而我們的納森上尉并不是一個好演員，在一次喜劇表演中，他再次回想起了以前自己參加戰爭的種種經歷，創傷再次席卷了他的腦海，使他在一次戲劇表演中做了一次十分“精彩”的表演，納森上尉高超的槍法也在這次表演中表現的淋漓盡致。納森上尉在劇院上為大家展示了自己高超的槍法

值得一提的是納森手里的這把槍，他使用的正是美國南北戰爭中為聯邦軍立下汗馬功勞的溫徹斯特連發式步槍，這種步槍跟以往的步槍不一樣，是可以連發的武器，這種武器一經使用之后便把南方軍隊打的七零八落，并為結束這場漫長的內戰節省了時間，溫徹斯特連發式步槍由于結構復雜，制造困難，所以只有進行工廠流水線生產方式的北方聯邦軍隊能在戰爭中大量裝備。溫徹斯特連珠槍

俗話說的好——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我們的納森上尉由于其卓越的軍功被一名日本政客看上了，雖然納森不想再參與任何戰爭，但是日本政客高額的工資和待遇再次讓納森上尉好了傷疤忘了疼，在高官厚祿的引誘之下，納森上尉果不其然上了鉤，很快兩人一拍即合，我們的阿湯哥便孤身一人遠赴重洋幫助本子訓練軍隊，并鎮壓叛亂去了。在高高官厚祿利誘下決定為日本訓練新式軍隊的納森上尉

戰爭總是殘酷的，而訓練有素的士兵往往可以在殘酷戰場中更具生存能力也更能使人畏懼，納森上尉訓練的所謂“現代化日本軍隊”實際上就是一群拿著前膛霰彈槍的農民，這些農民面對身披鎧甲手持武士刀的職業武士瞬間喪失了抵抗意志，很快被日本武士的騎兵沖的七零八落，阿湯哥所扮演的美軍上尉森那也因此被俘。被叛亂武士起兵沖散的日本新式軍隊

看到影片中提到的前膛槍戰列線戰術，小編免不了又要多嘴兩句了。在18世紀末火槍盛行的時候，西方國家總是以橫排的戰斗隊形最大程度的提高火槍的殺傷力，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那時的火槍準度不高射速也慢，排成橫排射擊可以大大提高火槍的命中力度和對敵人造成面殺傷。這樣的做法在準度更高射擊速度更快的線膛槍出現以后逐漸就被取消了。然而《最后的武士》的歷史背景是日本的西南戰爭時期，那個時候線膛槍已經基本代替了火槍，影片中日本新式軍隊還排成隊列進行射擊的戰術實在是有些過時了。緊張而又缺乏訓練隊形混亂的日本步兵

阿湯哥被俘之后并沒有被殺害也沒有被虐待，他不僅獲得了叛軍武士頭目森勝元的信任，更是跟自己殺死的武士的老婆搞上了關系。好吧，小編在這里對好萊塢導演的想象力真是佩服的五體投地。當然這還不算完，在經歷了一番武士道有沒有必要存在的論證和與日本政客撕逼的老套劇情之后，我們的阿湯哥飾演的美國上尉納森終于跟隨日本武士領袖森勝元一起背叛了他的老東家——日本政府。背叛東家的納森上尉與武士頭目森勝元

日本政府軍隊首先對反叛武士部隊發起了進攻，此時的日本軍隊已經受到了嚴格的訓練并且手持射速更快，射擊精度更好的后膛槍。不過在我們想象力超強的好萊塢導演眼里，再強的武器在主角光環面前也都是渣渣，在電影里手持弓箭長矛和長刀的反叛武士軍隊很快便把訓練有素并配備了后膛槍的日本新式軍隊殺的片甲不留。被打的落花流水的政府軍先頭部隊

雖然消滅了日本政府軍的先頭部隊，但是森勝元的人馬也在這次遭遇戰中所剩無幾了，于是乎這群最后的武士進行了一場最傻最天真的死亡大沖鋒，不過在平射炮和后膛槍的狂轟亂炸之下這群日本武士很快被干掉一大半。最后的武士們將為自己的“榮譽”進行最后的沖鋒

值得一提，日本政府配備的這種平射野戰炮是當時歐洲軍隊常用的制式武器，除了發射實心炮彈攻擊堡壘以外，這種火炮還可以發射開花炮彈對敵方人員進行有效殺傷，實力不可說是不恐怖。日本新式軍隊裝配的平射炮 然而對森勝元進行最后一擊的則是這個時代殺人效率最高，射速最快的武器加特林機槍，這種人類歷史上第一款機槍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后被一位醫生研制出來，這種武器之所以被制造出來是因為醫生希望速射武器可以更好的節省人力并減少戰場上士兵的死傷，然而事與愿違，這種武器的出現為人們找到了一種更有效更快速的殺敵方法，加特林機槍射速雖然快，但是卻很容易出現故障，以至于后來沒什么人使用這種武器。直到現代戰爭中電動加特林機槍才使這種過時的武器重新回到了歷史舞臺上，在電影最后一幕中，日軍使用加特林機槍把沖過第二道防線后所剩無幾的幾名日本武士打成了篩子。日軍裝配的加特林機槍以及被擊斃的武士們 電影結束時，阿湯哥拿著陣亡武士森勝元的劍交給天皇，告訴天皇：一個國家可以學習別人也可以變革圖強，但是絕對不能放棄自己的傳統而失去自己的特性。這也可以說是本片的核心觀點，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不管是明治維新成功后的近代化日本還是二戰后經過民主改造的現代日本，仍然有其未拋棄的文化和傳統習俗，一個國家必須根據時代進行適合自己的學習和變革，但與此同時絕不能丟棄自己民族的靈魂，這便是《最后的武士》給我們的時代借鑒意義。大家想了解更多關于《最后的武士》、以及相關軍事史戰爭史的朋友們歡迎在各大視頻網站觀看《軍武次位面》旭日攻略系列節目，在騰訊視頻、優酷、愛奇藝、搜狐視頻、鳳凰網、土豆網、樂視網、ACfun、Bilibili、風行網、開迅、阡陌等視頻網站，每期有數百萬觀眾，和你一同收看！

第三篇：南京體育學院--最后的武士觀后感

《最后的武士》觀后感

5114125孫磊

看完《最后的武士》，得知背景產于1877年明治維新時代，那是一個**的時代，日本天皇急于向西方現代國家學習，想改變本國經濟落后的狀況，西方的先進槍炮無疑要替代原始的武士道冷兵器作戰，于是就引發了一場武士與槍炮之間的矛盾。

歷史的的前進車輪是朝著現代化科技發展，最后無疑是冷兵器失敗了，但是，武士道精神卻一直延續著，這就是日本人的聰明所在，他們善于學習其他民族的長處與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相結合，甚至拿其他民族的文化融合成自己民族的文化。影片中，那個女的忍著自己丈夫被殺之痛，把仇人養在家里，著需要多大的寬容與忍耐，同時，也反應了他們民族把戰死沙場看做是很榮耀的事情，也很尊重敵人。武士已死，但是道這種文化卻一直還保留著，如二戰時候日本的神風突擊隊，即使飛機快要炸了，也要落到美國人的軍艦的爆炸，以及效忠天皇切腹自殺，再到現代的相撲，劍道，柔道，茶道，和服等等，日本在改變自己的過程中，精華部分永遠的得到保留，這一點，是我非常值得尊敬的地方。

想想我天朝地大物博，應有盡有，近60年來發展的突飛猛進，但是，發展的同時，本民族的精髓卻丟失的一干二凈，孔子的儒家文化現在只能在嘴頭上說說而已，人們都在金錢、利益、權利全面露出猙獰的面孔，從小月月事件到老人摔倒訛錢演變成摔倒沒人扶，再演

變到校長開房事件，這是仲么了，我天朝5000年的文化根基演變成這個模樣。

希特勒曾經說過：要毀掉一個國家，先毀掉他的文化，要毀掉文化，就先毀掉他的民族，要毀掉他的民族，就要先毀掉他的學校，要毀掉他的學校，就要先毀掉他的語言。

因此，中國這一點做得非常好，中國現在大力在全球貧窮國家建立孔子學院，教他們學習漢語以及武術，大力推廣中國傳統文化，我認為，此乃一石二鳥，又能得到那些國家的支持，又得到聯合國的認可。

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有待挖掘，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夢”復興之路，我很喜歡。現在不少中小學校以開展武術課，以及學習《弟子規》等傳統禮數。

日本人選擇了一條保留傳統但學習西方經濟科技的道路，打出了自己的民族更具有特色，而我們的國家在新民族主義時期，率先打到了自己的傳統文化，一味的求知效仿西方國家，后來又引進了馬克思，很好，新中國成立了，文化大革命也來了，5000年的文化根基只能依靠現存的古籍來摸索。

因此，《最后的武士》希望更多地對中國人起到反省借鑒的作用。

5114125

孫磊

第四篇：比較文學的角度分析點評電影《最后的武士》

對于《最后的武士》不可掩飾的失落情緒是在觀看的最后一刻才變得徹底清晰的，因為此前影片搞混了我對它的定位：我一直在問自己，這究竟是純粹的視覺商業大片，還是試圖凸現歷史悲情以及個人命運的細致的時代畫卷？在那個煽情到我沒有流下一滴眼淚，平庸到任何人都能看出電影編導妥協心態的結尾在2小時30分鐘之后到來的時候，請允許我對親愛的克魯斯先生表達我的失望：盡管從影片的進程來看，湯姆的角色和全片宏大的視覺世界幾乎注定會獲得奧斯卡的垂青，因為在我們不遠的記憶中，小金人對于此類古裝“史詩”電影頻頻頷首，《武》輝煌的前身就是悲情史詩《勇敢的心》和羅馬斗士宣言《角斗士》。但作為一個并非資深的觀眾，我不知道，好萊塢的古裝“史詩”夢何時才會醒來。在蒙蔽我們雙眼的流暢漂亮恢宏精致的畫面當中，已經迷失了最初和最深的一些盼望，春花秋月如果僅僅代表表象的精致完美，而并非給我們帶來遺落在歷史角落里那些悠長的嘆息，和本來應該關注的那些關于人類最本真的命題，“往事知多少”就會變成一個華麗空洞的姿態。

這也并不是說，《武》就此淪為一個沒有看點的爛片。鑒于我在近期得到機會看了不少港臺出產的娛樂片，于是在受到《武》的致命濫俗結尾的打擊之后，我還是要說好萊塢在商業電影制作態度的認真上，為世界其他同行樹立了優秀的范本（尤其是那些我認為只能給零蛋的臺灣拍攝的所謂的偶像電影）。《武》一片無論在攝影畫面的細致優美上，還是在動作的精益求精上，又或者是音樂的回腸蕩氣上，都稱得上是目前好萊塢最頂級的商業古裝動作片。這也是為什么我心態矛盾地為本片評分設立了觀賞性的緣故，若論及感官沖擊，《武》在今年已經露面的巨片當中，絕對可以排到前三名；然而視覺先行卻犧牲了故事和人物刻畫的深度，使得它和那些動蕩人世間表現個人或者人群的變遷的史詩電影有了難以跨越的鴻溝，我甚至開始懷念《勇敢的心》那充沛的悲情和激昂的高潮。

豐滿美麗的極致

數月前看《干掉比爾》，視覺上的凌厲風格可以說是本看到的最好的表現。而《武》則完全是對立的一種風格，為《燃情歲月》掌鏡的攝影為我們再次帶來唯美的意境。你或許還在懷念《燃》當中草原上沉沉的暮靄，森林中孤獨的樹影，《武》里面卻有更動靜皆宜的影像：當武士們馬蹄飛揚進入寧靜清幽的小村落，鏡頭里呈現出一種“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的古意盎然；勝元站在古廟旁邊，廟宇里的櫻花樹飄落下粉紅宛如云霞的花瓣；狹窄的日式館屋里面，武士和刺客的揮刀具有流暢同時緊迫的情景感；浩大全景式的平原戰隊，有寬廣的視野和宏偉的氣度。影片里面的很多鏡頭，看得出都是精雕細琢的結果，即使把他們獨立出來，也不能破壞這些鏡頭完美的畫面感。

同時影片的配樂非常優秀，時而清雅秀麗，時而金鼓齊鳴，在很多段落，具有東方韻味的日本樂音從銀幕的深處傳過來。特別是納沙·艾爾格蘭（湯姆·克魯斯飾）在影片的中段由于被叛亂的武士俘虜，居住在屬于勝元兒子的村莊，這一段鏡頭追求一種悠然清淡的風格，而那似有若無的日式叮咚的音樂聲，在多麗子（加藤小雪飾）婉約轉身的時候，在納沙漸漸平和的心境里面，不經意間響起，使得影片的畫面和聲音的情緒如此和諧的交融在一起，東方音樂所具有的蒼然遼遠的意境也讓多麗子唇邊羞澀的微笑更加地秀麗。

形大于神？

這些優點的確很容易讓我就投入到電影的畫面中去，然而上面這些說的似乎都是形式外在，我始終無法在內心的情感上真正的被影片的敘事所打動。我驚詫自己在如此壯闊的戰爭場面和細微的個人感情皆有的影片中，竟然沒有一次被影片的哪怕一個微小的細節由衷地深深感動。曾經在《干掉比爾》里面提到昆汀使用的雕飾主義經常會產生怪異的心理沖擊力，而《武》片的整體則因為刻意的求工，人工雕飾的痕跡過濃，感受不到最原始的激情。不要提最后那個妥協的尾巴，即使影片的高潮戲最后決戰，表現武士精神的壯烈，我僅僅是在感嘆場面的宏偉，那拼盡后的殞命卻絲毫引不起我的共鳴。這固然有決戰戲節奏安排的不夠好的緣故，大巧的形式后面情感的失落看來才是真正的原因，那些剪接流暢畫面優美的鏡頭越看越象是好萊塢大作坊被磨得透亮圓潤的精致瓷器，磨掉的棱角是鋒芒畢露的創造力（這使得我異常地懷念《干掉比爾》和昆汀，當電影失去了吸引我們最初的新鮮創作沖動，不知道是不是影片自身的悲哀）。

是否圓熟流暢的商業片就要徹底喪失作品內在的激情？當我們在影院里隨同美國上校納沙來到一個陌生的東方國度，當我們看見他受傷、被俘、感受、同情、戰斗、犧牲，不應為英雄的熱血美人的眼淚孩子的笑顏而甘心的流淚嗎？比較和《武》基調和題材都非常類似的《勇敢的心》，我記得每次在看到結尾華萊士用生命發出的自由的呼喊，仍然心潮澎湃地流淚不止。你說煽情也好，你說廉價的感動也好，你說缺乏對真實歷史的理解也好，至少在和華萊士一起歷經生死慘變、揭竿而起、浴血奮戰之后，我為英雄的壯烈暢痛一哭。這種情緒在看《武》的時候卻是沒有的，也許激情喪失直接帶來了故事的失真和感情的膚淺，這有可能是導致《武》在我這里失效的最根本的原因。

試圖復述的歷史

很多人對于《勇敢的心》都沒有好感，尤其是西方的影評人，可能這里面滲透的宗教糾葛和人文歷史細節的差異使我們東方人在看這個電影的時候并不能理解到西方人的挑剔；就好象對《臥虎藏龍》大唱贊歌的美國眾多專業影評人也無法和癡迷武俠的中國普通影迷達成共識一樣。不知道日本，這個在“菊花與刀”的文化千年而下脆弱而強橫的水中島國，會對《武》給予怎樣的評價，那些表面的東方柔和的內蘊，穿素服的日本女子柔情似有還無的眼波，是想要動情描繪日本這個東方異域的努力。然而這一次《武》的編導們，挑選了一個在根本的思維方式和文化認同上比《勇》更陌生更容易犯錯誤的地域和歷史，畢竟美國人在兩百年前是坐著“五月花”從英國來到新大陸的清教徒，所以《勇》里面還能看到對于宗教和民族矛盾的刻畫，從而烘托了蘇格蘭英雄華萊士的心理背景。但《武》中對于日本和日本人的歷史陳述和人文性格的描繪，則完全變成了為貼上商業標簽的大場面一次完美的點綴，同時滿足美國大多數觀眾對于東方那個小島國神秘獵奇的心態。（當你在美國生活過以后，你就會發現，美國民眾對世界各國的認識，完全停留在白癡級別，他們或許會認為印度是非洲的某個國家，新加坡境內都是沙漠，所以對于遙遠東方文化的淺薄解讀總是能換來大多數觀眾的青睞）。

影片試圖表達的思想其實是很有意義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生而為何人，根在何處”（We cannot forget what we are, and where we come from)，這不僅放在19世紀末期紛亂社會變遷的日本社會意味深長，即使放在任何一個面臨變革的國家和民族甚至個人面前，都是值得珍視的。雖然這個主題未必有多么深奧，但是在明治維新的早期，復雜的社會情態，顛覆性的階層結構，劇變的經濟模式，當對于傳統的堅守與斬斷和以上錯綜復雜的關系糾結在一起，應該會有矛盾非常集中的事件和人物出現。這里我又想到了《勇敢的心》，雖然我對于這段真實歷史沒有過多的了解，但至少從影片的最開頭，就明顯的從殘忍專制帶有極端侮辱性的“初夜權”情節，感受到此后一步步激化的矛盾，華萊士的形象也在沖突風暴的中心有了最為鮮明的體現。《武》卻對于明治社會的矛盾速寫，采取了簡化的方式。從電影開頭到影片的末尾，我始終沒有弄明白武士群體武裝暴動的原因，影片給我們的解釋是勝元的話語和舉動：他告訴納沙自己起兵造反是為了效忠明治天皇，使天皇不至于受到身邊維新激進勢力的絕對控制；他在國會不肯讓步的行為，也表現出他作為武士的忠義之血。對于《武》，我們不能要求出現黑澤明《七武士》中對于武士價值的人文思考，但是這種最大限度利用某種虛無的精神去解構歷史的出發點，脫離了人物生活時代的現實基礎，如此淺薄的武士觀，造就了不折不扣的商業大片的視點，而不能引發觀眾深層次的共鳴。

另外影片選擇了外國人納沙的視角來完成對于武士精神的觀察、理解和傳承，也是一個頗有看點的立意，因為這中間納沙個人經歷反映出來的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會是矛盾的一個方面。納沙在寧靜的鄉村中，通過與勝元和其他武士的朝夕相處，使他對于武士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東西方在觀念上的沖突是顯而易見的，比如納沙和武士們最初在對待死亡的態度上的語言沖突。但電影同時安排了通過人性中的共同之處使文化差異很大的兩者之間最終相互接納：納沙內心在美國剿殺印地安人土著居民的過程中形成的對于強勢種族的懷疑和個人痛苦，使得他在逐漸接納反叛武士這個當時在明治社會中同樣屬于弱勢群體的團體時，過程和情感的轉變都比較自然。對于自我的懷疑是納沙這個角色很利于湯姆·克魯斯發揮的部分，可惜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對于印地安題材不敢涉入過深的緣故，在這一方面并沒有更深入的刻畫，而且納沙同時還要沖鋒陷陣和談情說愛，為了商業目的，克魯斯也缺乏更大的發揮余地。老實說，克魯斯這次還是很敬業的，動作招式在我這樣缺乏專業知識的觀眾看來，有利落兇猛的神韻，雖然人物的表演還是給人流于表面的印象，這一次恐怕劇本難辭其咎。

宏大的流行和低下的深情

史詩是什么？恐怕不只是浩瀚的戰爭場面或者社會畫卷，更重要的是碌碌紅塵輾轉人間中，在人們心靈上下起落時傳遞、遺失或者畢生懷念的卑微低下的那份深情，這樣的東西在歷史浩浩殤殤的涌動里，是值得被我們反復書寫、陳述、觀看的。《武》在宏大的流行上面已經做到極致，但那些低下的深情在此處蕩然無存，愛情只是為了建筑巨片的一個工整的要素。還記得大衛·里恩的《日瓦格醫生》?那些偶然命運中不可逆轉的深情，社會變遷肉體消亡都不能使之湮滅；《武》卻在可以猜想的劇本中完成了一次對于人物命運在復雜歷史中的簡單化敘述。當然如果你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假期找到完全的視覺享受，那么請你把我上面說的話都當作是一個觀眾對于《最后的武士》一次不怎么滿意的囈語.

第五篇：戰火中誕生的英格蘭銀行

英國從“中間區域”突圍

—— 戰火中誕生的英格蘭銀行(一)徐瑾 10月3日 14:55

中央銀行大概是最神秘的銀行，中央銀行家也往往成為報紙頭條主角或者陰謀論的核心。作為現代中央銀行的鼻祖，英格蘭銀行曾經被冠之以“堡壘中的堡壘”，其誕生亦被視為當時最重要的金融革命，那么這座“堡壘”是如何平地而起的呢？

今天談起中央銀行運作規范，往往言必及英格蘭銀行以及美聯儲如何如何，以至于《xx戰爭》中大喝一聲：“你知道中央銀行是私人銀行么”，不少人頓時傻眼，馬上以為知道驚天秘聞，隨即對于陰謀論之流五體投地。事實如何？歷史猶如化石，永遠是層層疊疊而就，真相總是比有的人想的單純，也比另一部分人想的曲折。英格蘭銀行在17世紀誕生，其成立的主要原因其實只有一條，戰爭。

聰明不過希臘人，他們早說戰爭是一切緣由之父，而一切戰爭的母體則是金錢。作為大陸強國的法國和海洋強國的英國，在歐洲歷史上一直斗爭不斷。法國在西歐面積最大，人口又是英國三倍，這些因素在冷兵器時代都非常重要，而英國之所以能夠持續應對甚至在18世紀壓倒法國，其背后離不開制度的作用，尤其金融體系的支撐與財產權的保護。

制度為什么如此重要？曾經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家獎的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在其名著《西方世界的興起》中如此評價17世紀英國的處境，“法國的規模和西班牙的財政資源使這兩個國家都成了歐洲的強國。尼德蘭的效率達到了同樣的目標。這三個國家都向英國提出了不斷的挑戰……英國必須尋找一個中間的領域。”

所謂“中間領域”，對于英國而言就是開拓新市場，學習新制度，使得原本在16世紀完全看不出冠軍樣的英國在18世紀領跑，成為一個“最有效率、發展最快”的國家。事實上，歷史上的歐洲的地理分割縱然使得各類沖突綿延不斷，但也造就了不同的制度競爭以及國家演化，誰占優，引來效仿，誰落后，難免淘汰。

依賴商業和貿易，英國面貌開始變化。按照經濟史學家麥迪遜的數據，從15世紀末到17世紀末，英國人口增長大概4倍，同期法國人口只增加了四分之一，英國人均壽命以及城市化也高于法國，倫敦人口增加了13倍，倫敦成為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

金融業影響滲透入政治，反過來說，金融業的發軔更離不開政治制度的變革。比起歐洲的其他同儕，英國銀行業起初委實不起眼。意大利人13世紀已經開展城邦債券，其北部城市熱那亞的作用一度被歷史學家認為比肩今日的國際結算銀行，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在16世紀已經孕育了現代期貨期權交易，相形之下，17世紀末的英國的金融業遠遠談不上繁榮。倫敦城的金匠們剛剛開始學習利用個人信用經營銀行業務，比如保留一部分儲戶的現金，同時將剩余部分借貸出去，金匠的收據也開始作為銀行本票的雛形大行其道。《利率史》中如是吐槽當時的倫敦，“沒有貨幣市場，沒有實質性的銀行，沒有組織有序的國家債務”，其運作模式被視為難以脫離中世紀君主貸款窠臼。

不僅因此，國王之手始終不時染指金融。1640年，國王查理一世曾經因為財政枯竭而通知鑄幣廠不許支付，這使得商人們已經放入鑄幣廠的金銀強行被國王“借走”。

當時，鑄幣廠的地位比起今天的銀行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當年艾薩克·牛頓晚年就一直擔任皇家鑄幣廠廠長，并且因為督辦得力被封為爵士。如此所在，理所應當應該被視為安全的托管所在，但類似的事卻發生過不止一次。1666年英國就規定了鑄幣自由，意味著只要付出一定熔鑄費用，人人都將金銀送去鑄幣廠換來足額貨幣。然而，查理二世在1672年再次犯規，讓財政部匯票贖回暫停，此舉令不少頗具聲望的金匠破產，對公眾打擊不小——須知，英格蘭早期的銀行業與金匠業淵源甚深，不少人認為銀行家主要來自金匠，但也有金融史學家認為銀行起源不僅甚至不是主要來自金匠，還有商人、公證人、實業家、包稅商。

類似事件使得英國民眾充滿了不安全感，一方面促使他們把現金存入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家手中（如前所說，他們不少是金匠出身），另一方面日漸充盈的社會資本此刻非常需要可靠的儲蓄之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銀行。可以說，歷史已經準備好了舞臺，等待英格蘭率先從中世紀突圍，開啟銀行業新時代。（待續）

英國國王的信用原本在歐洲不差，尤其對比后來經過約翰.勞事件折騰的法國，但上述一連串鑄幣廠和財政部“停擺”、“出借”事件則讓商人們人人自危，使得繼任的英國國王信用降到谷底，陷入借錢困難的窘迫境地，也為民間商業力量有了更有利談判條件埋下伏筆。

國王永遠缺錢，中世紀銀行很大一塊主顧就是各國君主，主權信用不高在十七世紀也是常事。如果能利用原本信用不錯的英國國王信用的暫時低落大賺利息，對于投資人是個可以善加利用的“優勢”，但也得一個必要條件，那就是私人產權的保護。換而言之，投資人必須免于被政府隨意掠奪的恐懼，避免1640年與1672年那樣狀況重演，這意味著必須依賴對君權甚至公權的有力約束，這一前提條件隨著光榮革命而成為現實。

光榮革命于1688年爆發，來自荷蘭的威廉三世成為第一位立憲意義上的英國國王。他同時也是荷蘭總督，隨他而來也有荷蘭商人的財富以及金融理念。通過君主立憲制，國王的權力進一步被“關進籠子”，財產的勝利則逐步使政府定位由壓迫者變為保護者：與此同時，從阿姆斯特丹涌入的創新金融風潮也迅速被倫敦同行們學習領會。

從麥迪遜數據可知，在17世紀只有一個國家的收入增長超過英國并且達到更高收入水平，那就是荷蘭，而伴隨著威廉登基英國，使得英國經濟制度以及金融創新都追隨了荷蘭的腳步，就像英國的追趕著學習英國那樣亦步亦趨，當時英國媒體曾經如是抱怨荷蘭對于英國的入侵，“我國的所有商人都正在變成荷蘭的代理人。”

更大圖景地看待，英國不僅有效學習了荷蘭這一最佳版樣，而且也契合了當時的時代潮流：民族國家的復興。伴隨著工業發軔，歷史的潮流開始變化。歷史的風向在轉變，以往城邦領風氣之先的趨勢不再，歷史學家把阿姆斯特丹的崛起幾乎成為最后一個城邦的傳說，一度因戰亂、黑死病而隕落的民族國家的重新崛起，現代經濟的擴張背后需要強大國家的支撐，國家力量與市場利益形成合力，“國家在為別人和為金錢出力的同時，也為自己效勞。”

對比之下，歷史學家大多公認英國和法國雖然同為西歐大國，但在17世紀的發展路徑完全不同。布羅代爾認為，“作為早熟政治成果的民族國家很晚才過渡到作為經濟成果的民族市場，而民族市場則預示著領土國家在物質方面的勝利”——這兩句話各有指代，法國被認為是歐洲第一個現代國家，但由于各種國內分割和牽制，卻遲遲未能建立統一的民族市場；英國不同，與歐洲大陸的地理隔絕，加上與蘇格蘭等地并入，英國成為首個形成民族市場的領土國家，并且在1688年光榮革命后，英國“迅速轉入商人統治之下”。

世代如落葉，城邦與國家的命運隨著經濟趨勢的變化而流轉。“在經濟世界的中心，總有一個強大的、咄咄逼人的和享有特權的國家，這個與眾不同的國家充滿活力，既使人害怕，又令人欽佩。十五世紀的威尼斯就是如此，十七世紀的荷蘭，十八和十九世紀的英國，以及今天的美國，都是如此。”伴隨著英國命運的變化，歷史的舞臺已經搭就，英格蘭銀行呼之欲出。

1694年，對抗法國的“九年戰爭”已經打了5年，英國每年開支由200萬英鎊上升到500萬英鎊至600萬英鎊，政府的財力已經山窮水盡。

來自荷蘭的威廉三世幾乎是英國對抗法國一個縮影，他的一生也都在對抗強大的太陽路易十四。他一方面以自己的名義四處舉債，主要對象是支持他的輝格黨商人，根據《利率史》記載，某些貸款利息甚至高達30%，另一方面政府也出面發放貸款，成本同樣不菲，折算下來也高達14%，對比之下，荷蘭等地的貸款利率僅為3%到4%，且無需貸款擔保。面對如此沉重的財務成本，即使國王，也不堪重負。他甚至給屬下的信中埋怨道“看在上帝的名義上，趕快決定為這里的軍隊找到一些信貸”，如果不能獲得資金，國王自認將打敗仗，“我必須去印度”。曠日持久的戰事，孤注一擲的國王，資本豐厚的公眾，有貸款的需求，有投資的需要……數項因素組合在一起，作為救命稻草，英格蘭銀行作為最后一種籌資方法出現了，其首要目的就是為政府募集軍事軍費，以對抗強大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數月之內，千余家商家以私人合股公司方式組建，股本120萬鎊，以年息8%貸款給政府，與之對應，還款由輪船、酒類等稅收和關稅作為擔保，英格蘭銀行獲得4000英鎊作為管理費，國王也授予其有期限的特許經營權，也永久性地免去每年繳納十萬英鎊的義務。

回望英格蘭銀行的組建，今天不少觀察家往往將其與為英國國王“分憂”等愛國主義情結直接聯系在一起，其實究其根源，或許首要目的正是為了將國家目的與君王野心有所切割，讓國家的歸國家，國王的歸國王，“由國家預算代替國王的荷包，由國債代替皇債”。

為什么股東（甚至公眾）愿意做出這樣的盤算？利益是人的本性，當年英格蘭銀行的股東包含各色人等，主要源自金融城的商業人士，也包含一些阿姆斯特丹人以及猶太人。金融史學家金德爾伯格指出，除了為戰爭籌資，英格蘭銀行的私下目的是貸出銀行券牟利；也有學者認為因為戰爭積累不少現金的商人急需投資機會。

無論何種具體動機，最終的結果促成英格蘭銀行，這樣一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機構誕生：“既不是金匠的金匠作坊演變為銀行家的銀行，也不是商人中的精英為了私人目的而創立了一個效率更高的支付機制”。

從更大格局來看，英格蘭銀行的成立對于英國的權力重新劃分以及國家秩序重整也至關重要。當時的英國人已經意識到，與國王共舞是件微妙的生意，如果國王過分貧窮，那么可能國家不安全，國民不安生；如果國王過分富裕，那么難免浪費。如此情況之下，一旦引入英格蘭銀行的制度安排，國王的收入歸國王，而軍事以及其他費用歸議會，這些費用由有產者提供，同時通過借款，也切切實實讓當時積累財富的有產者獲得穩定回報的渠道。一切安排背后仍舊權力與商業的勾兌與交換，正如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所言，中央銀行首先是權力與國際統治的工具，“我幫助你，救活你．但是你得聽我擺布。”

回看歷史，當時銀行業最為先進的銀行業誕生于荷蘭和英國，與其制度環境緊密聯系。專制主義仍舊是當時歐洲（甚至世界）的主流，英國略好于其他國家，畢竟13世紀就有約束國王的《大憲章》，而光榮革命的產物之一就是君主立憲制，《權利法案》開始有了個人自由等字眼，其精髓也被世人認為是以法律權利代替君主權力。

在經濟學家看來，英格蘭銀行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資本競爭的時代，誰最能克服專制體制對于經濟行為的阻礙，自然金融業也最為發達。盡管生來和政府需求掛鉤，也算拯救王國軍隊于水火，但當時的英格蘭銀行可沒有什么穩定之類的央行義務，“最后一種方法”和“最后的貸款人”還扯不上關系，這家機構看起來仍舊只是一家對股東負責的私人機構。

作為一家私人銀行，英格蘭銀行如果非要說起特別之處，仍舊是在于客戶。畢竟和所有銀行一樣，客戶始終是銀行經營的關鍵，和當年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找了教皇作為主要客戶一樣，英格蘭銀行從成立開始就使得政府成為其首要客戶。

盡管如此，在設立初期，為了避免人們的擔憂，政府貸款局限于議會授權貸款之內，同時英格蘭銀行被禁止購買公有土地。關于英格蘭銀行特許權的經營時間和延長，并非容易得來，期間也經過多次討論博弈，這又是另一段長長的故事了。學者塞耶斯在《英格蘭銀行1981~1944年》曾無不打趣地表述英格蘭銀行行長的職責為三項：其法定任務是確保鈔票可以轉換為金幣，其政治任務是顧及政府的金融需要，其商業任務是為利益相關者提供收入。

在近日流行的《美聯儲》一書中，一位終身反對美聯儲的眾議員曾經宣稱“美聯儲就是一個十足的怪胎。”書中接著援引供職美聯儲近30年、擔任達拉斯儲備銀行行長及美聯儲委員的菲利普·E.科德韋爾（PhilipE.Coldwell）的話：“從某種程度上說，美聯儲會把自己看做是美國政府。但有些時候，避過某陣風頭之后它又不把自己當做是政府。”

所謂怪胎，就在于是其官方與非官方的模糊與曖昧。作為美聯儲模板之一的英格蘭銀行，在其歷史也一直面臨類似糾結，從誕生之初種下的“特別”，也為日后英格蘭銀行的命運打上了烙印，中間的曖昧以及扭曲也造成了一連串故事：多數情況下這樣的“特別”可以帶來好處，但有時候則也意味著責任。

也正因此，十九世紀最偉大的金融編輯白芝浩就在其巨著《倫巴第街》中指出“英格蘭銀行不但是金融公司，而且還是一家由輝格黨創立的金融公司”，但他同時也承認，英格蘭銀行在他的時代可謂世界上離黨派政治最遠的機構。

從英格蘭銀行成立之日起，出售銀行券牟利就被視為一個重大動機，金德爾伯格甚至認為19世紀英格蘭銀行發出的銀行券不僅沒有改善貨幣供應，反而使得貨幣供應更差。

銀行券是當時銀行的主要業務之一，算是鈔票的前身。早期的銀行券往往可以隨時兌換黃金，比起匯票更為便捷，都是私人銀行發行，并且有多家銀行加入發硬。與之對應，發行銀行券的銀行也需要有相應的黃金儲備，并不是如同今天的印刷鈔票即可，因而資信良好的銀行券也更受歡迎。馬克思顯然也是一位熱衷談論貨幣的狂熱者，他的文章中多次出現對于英格蘭銀行以及銀行券等的討論，他曾經如此總結“只要銀行券可以隨時兌換貨幣，發行銀行券的銀行就決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銀行券的數目”。銀行券日后被作為鈔票、法幣之類的衍生，也是在歷史之中逐漸形成。18世紀的英國尚無如是認識，當時有超過200多家銀行發行銀行券，但是數額和面額甚至信用都無法和英格蘭銀行比肩——私人銀行往往更為進取，但是銀行券的初始發行往往難以克制，最終往往以擠兌破產收尾。

英格蘭銀行最開始主要是為政府債務，從事匯票、本票等普通銀行業務，由于其資信良好，他們的銀行券也大受歡迎。英格蘭發行的銀行券最初面額不菲，往往局限于倫敦地區，也不是尋常的零售方式，往往是作為大額交易中黃金的替代品。盡管英格蘭銀行資信良好，但它的利潤和大多數銀行一樣，依賴于公眾對于其發行銀行券的自愿接受和流通，這意味著當有人需要兌換銀行券時候必須給出回應，即使在危機時刻。

18世紀的歷史仍舊波瀾不斷，無論是1720年南海泡沫還是1745年詹姆斯二世的孫子入侵事件，抑或1793年拿破侖的影響，倫敦都是**中心，政治事件都引發了金額危機。在面臨擠兌時候，英格蘭銀行采用了以時間換空間的辦法，在1720年時還是1745年，面對兌換的要求，英格蘭銀行故意放慢支付行為，往往以較小面值的硬幣支付銀行券，同時又用“贏得的時間”召集倫敦商人表態愿意接受英格蘭銀行的銀行券。

到了1797年，形勢更是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法國人即將登陸的傳言令倫敦銀行難以為繼，不得不暫緩兌付，索性由政府出面決定，而皮特首相不得不出臺法案，在忐忑之中禁止兌換，后果如何呢？按照布羅代爾的敘述，少年得志的皮特素來自信，但也深怕這一法令產生不可收拾的后果，結果卻令人意外，不僅一天之內就有1140商人簽署了愿意接受銀行券的聲明書，同時 《銀行限制法》也由原定的六星期變為實施了近四分之一世紀，期間一切運行正常，“拿破侖戰爭期間居留英國的一名法國人甚至說，所有這些年頭，他未見過一枚金畿尼。一場本身特別難以支持的危機就這樣度過了，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失。……銀行券原則上沒有任何但保，但照舊流通，與鑄幣的比價保持不變、至少直到1809至1810年間是如此。”

英格蘭銀行的一小步，最終造就了金融史的一大步。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不僅恐慌在千鈞一發之際停滯，同時英國人接受了紙幣。英格蘭銀行的銀行券取代了硬幣，現代意義上的紙幣開始流通來看，這是金融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不可否認，紙幣雖然是中國人最早發明，但是大范圍的接納卻是始于英格蘭銀行的系列實驗，這對于人類文明的帶來革命性的意義，正如亞當·斯密早在就認識到紙幣對于經濟遠遠不是方便那么簡單，而是再造了經濟的空間與要素，“在任何國家流通中的，并使土地和勞動力所生產的產品借以流通并分配給適當的消費者的金銀貨幣，都是死的存量。貨幣是一個國家資本中很有價值的一部分，但不給國家生產任何東西。銀行明智地用貨幣代替大量金銀，使得國家能將大量這種死的存量變為積極的生產性存量。在任何國家流通的金銀可以恰當地比作公路……用一個極端的比喻，銀行明智行動……提供了一種空中通衢。” 值得注意的是，倫敦進行的一切金融實驗甚至不完全依賴權力強迫，很多程度上基于英國公眾的自由選擇。按照里瓦爾的見地，“貨幣的強行流通并不等于說是合法流通。沒有人被迫接受這些紙幣作為付款。但是，倫敦的商家，仍然不打折扣地繼續接受這些紙幣。”除了愛國之心以及公民責任，民眾的支持更多源于他們對于政府以及國家的信心，這種信心源于英格蘭銀行等機構的穩定經營，也基于政府議會的承諾的穩定性。

這是對整個英國體系的信任投票，而這種信任，反過來不僅促使了紙幣的誕生，也為英國的稱霸奠定了溢價；“銀行券的保證金肯定不是金銀，而是不列顛諸島巨量的勞動產品。英國用它制造的工業品和它的轉口貿易取得的收益向它的歐洲盟友提供數額驚人的資助，從而使他們能打敗法國，維持一支在當時嘆為觀止的艦隊以及龐大的陸軍，從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扭轉局勢，使拿破侖陷于困境。在那個時代，任何別的國家都沒有能力做同樣的事。”

19世紀是歐洲全面邁入工業革命的大時代。根據經濟學家麥迪遜的數據，從1870到1913年，幾乎所有國家的貿易增長都快于他們的收入增長，這說明那是一個貿易加速的全球化時代，當時的全球投資非常活躍。這樣的時代事實上或許需要一個帝國為之提供穩定的政治、經濟秩序，英國充當了這樣的角色，雖然一直被詬病為帝國主義，但是似乎比起其他同儕干得出色。

19世紀的英國遠非17世紀的英國可比，尤其在金融領域。根據《世界經濟簡史》的記錄，19世紀的英國成為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而且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內領先同儕，1870年時占據世界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1880年，其面紗和布料的產量超過其余歐洲國家總和。

19世紀末世界經濟已經達到高度一體化程度，這離不開倫敦作為金融中心的貢獻，尤其是19世紀英國也一直堅持金本位制，而18世紀時雖然宣稱是復本位，但實際金子仍舊受歡迎得多，伴隨著新世紀銀礦的發現，白銀愈發貶值，金本位的地位更是得到空前的鞏固。

由此可知，這也一個金融狂飆的年代，各種幣制實驗以及理論層出不窮。貨幣攫取了每個人的關注力，不僅諸多李嘉圖等經濟學家都參與論戰，各類大師對此著迷不已。比如，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存在各種解讀，最有趣的說法是其發明權最早可以追溯到哥白尼，對比后來牛頓對于黃金白銀比價的關注，難怪經濟學家驚呼“這兩位天體力學的英雄并沒有忽視貨幣力學。”

金融不是一張白紙，貨幣起源注定不同金屬都在交換中存在重要地位，但也造成困擾，從比價穩定到數量，最常見就是剛剛談到的格雷欣法則——“劣幣驅逐良幣”，也是在金銀固定兌換比率之下，當市場比價與法定比價不同時，市場比價比法定比價貨幣（良幣）將逐漸減少，而市場比價比法定比價低的貨幣(劣幣)將逐漸增加。譬如銀的市場價格比實際價值高，那么意味著銀被高估，同時也表示金被低估，那么人們就會融化金幣，同時將銀幣花出去，最終的結果就是市場的金幣越來越少，反之亦然。

于是，在金銀復本位制度之下，兩種金屬的不同比價往往導致重新鑄造成為常態，從而可能進一步引發價格失衡，銀子往往是麻煩的開始。

在崛起的過程之中，英格蘭銀行以及英國在歷史上如何面對這些棘手問題呢？伴隨著上篇所提及的英格蘭銀行券的廣泛使用，也促成了英鎊此后作為世界貨幣的第一傳奇，這是一個偶然。考察英鎊在長時間的歷史表現，或許也可以幫助理解英國的獨特：為什么英格蘭銀行出現在倫敦？為什么倫敦公眾可以接受紙幣這一安排，以及英國后來的衍生金融制度設計。

1717年，英鎊按黃金固定價格，據說是根據牛頓的建議將黃金固定為3英鎊17先令，這個價格持續到1931年，這年被認為金本位元年。此外，銀子雖然不那么受歡迎，仍舊在使用，其非貨幣化直到19世紀末才在主要國家完成，對比中國，遲至20世紀40年代才最終放棄銀本位制。

可以想象，英格蘭銀行以及英國政府、人民為之付出了相應代價，才使得英鎊幾乎以超然歷史之外的姿態存在，但他們也收獲了信用，英鎊資信之佳，被認為接近黃金，因此四處被接納，以至于學者不得不承認，金本位時期最通行的國際付款方式不是黃金，而是英鎊的銀行本票。

與此同時，英格蘭銀行不僅制定倫敦的利率，相當長的時期也內制定了世界的利率，對比之下，英國的其他跟隨者的各種實驗往往以通貨膨脹收場，也使得法國之類的國家無法像英國那樣借錢打仗，而只能以硬通貨交易。

麥迪遜認為英國在十九世紀的優秀表現與金融體系相關，除了穩定健全的公共信用和貨幣體系、相當規模的資本市場和公債市場之外，從1821年保持下來的金本位制度也相當關鍵，而這為旨在穩定匯率提供了有利條件。

19世紀的下半個世紀，幣制的不同也造就持續的爭議和間或的混亂。金本位的英國和復本位的法國央行之間也有過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合作。英國銀行業期間針對貿易融資較多，大陸國家則有不少工業貸款，這或許展示兩種銀行業經營不同思路。

金融歷史沒有恒定不變的優勢，即使是金本位制度，也不能永葆英國于繁榮，這也是20世紀一戰以及大蕭條之后的系列故事。二十世紀初時，大部分國家都實行金本位，發行貨幣以黃金為“錨”，意味著各國法幣幣值與一定重量的黃金掛鉤，而黃金又受開采量以及黃金發現等意外因素影響，貨幣發行機械地受制于黃金儲備，常規情況之下并無大錯，但如果變動時代，那么最終將導致不可避免的動蕩與危機，比如大蕭條時期。

在剛剛成立的第一個一百年內，英格蘭銀行成功活下來。這并不容易，正如我們前面介紹的，歷史上的英格蘭銀行并非生來有壟斷特權，也屢次遭遇擠兌，18世紀英格蘭銀行銀行部也數次接受資助，上文提到1797年甚至直接停止兌付。

盡管如此，英格蘭銀行仍舊贏得信用。白芝浩（Bagehot）描述“英語世界的人都相信英格蘭銀行不會破產”，英格蘭銀行也被視為“倫敦各銀行存放準備金最便捷、最安全的地方”。

民間中也有俗語“像英格蘭銀行一樣可靠”（as safe as the Bank of England），用來形容一個組織足夠安全，也用來形容不用擔心某事出錯。當然，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使用多少有點老套且不合時宜。不過，其“黃金”一樣的信用背后，也離不開恐慌的推動，恐慌猶如大海中的鮮血，分分鐘可能引來擠兌的鯊魚，這對于銀行業來說是強者恒強與排除競爭對手的機會，英格蘭銀行在其中屹立不倒。

進入十九世紀，英格蘭銀行的穩健經營使得其在國內繼續獲得特許權，在國外也贏得不少追隨者。甚至法國學者讓·里瓦爾（Jean Rivoi）也不得不承認“就像合眾國和法國那樣，整個世界在19世紀期間，開始慢慢遵循英國制度”。如此趨勢之下，英格蘭銀行的模式也被世界拷貝，正是在19世紀，世界迎來第一波中央銀行的熱潮，期間設立了大概20余家央行，被視為幾乎是英格蘭銀行翻版的法蘭西銀行于1814年成立，荷蘭銀行、日本銀行、俄羅斯銀行等也相續成立，其尾聲是以美聯儲1913的設立告終，世界也追隨英國的步伐開始擁抱金本位。

1833年英國國會通過方案，英格蘭銀行發行的銀行券成為全國唯一法定償還的貨幣；1844年，英國國會通過又《銀行特許條例》，這也就是所謂《比爾條例》，事實上使得英格蘭銀行獲得貨幣壟斷發行。該條例規定英格蘭銀行為國家發行銀行，同時其他銀行不得增發鈔票；同時規定英格蘭銀行一分為二為發行部與銀行部，發行部限額為1400萬英鎊，這部分信用無需黃金準備；超出的部分必須保持足額準備。

這被歷史學家們認為英格蘭銀行事實上是壟斷了銀行券的發行，不過直到接近一百年后的1928年，英格蘭銀行才算完全壟斷銀行券發行，而直到1946年，英格蘭銀行才收歸國有。在19世紀這一百年間，英格蘭銀行對于自身作為中央銀行的定位以及認知，仍舊是一場充滿試錯的探索。

英格蘭銀行地位不僅依賴于政府，更依賴于競爭的勝利。按照白芝浩的研究，直到1844年之前，倫敦私人銀行如果有意，仍可以發行票據，但是在100年前，他們事實上已經被迫退出這個領域。也就是說，在相關法律的條款發布之前，英格蘭銀行事實上已經獲得公認的壟斷權。

至于1833年和1844年的法案變化，其背后也有眾多原因。戰爭仍舊是一切的扳機。19世紀英法仍舊在學習之中繼續敵對，拿破侖戰爭背后仍舊是金錢角力，英格蘭銀行負債劇增到8.5億英鎊，和成立之初的120萬英鎊成為云泥之別，隨著英國政府開始轉向資本市場籌資，英格蘭銀行的債務情況也開始穩定，而具體操作，就是我們稍后會介紹的英國特有“四角關系”。

英格蘭銀行逐漸成為銀行中的翹楚，逐漸有了更多現代央行的角色功能，但這些都是在探索以及互動之中逐步促成。英格蘭銀行治理機構主要由理事會、行長及副行長組成，成員由政府推薦，英王任命，要求必須是英國國民，65歲以下，但下院議員、政府工作人員不得擔任。理事會有輪流離任，往往選自金融城的商業精英，最開始本行往往是商人，不少是年輕人，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曾經擔任過期董事會成員，從董事會成員行業背景也往一窺英國的工業變遷。

白芝浩考察過英格蘭銀行的治理機構，結論是這個委員會盡管表現“堪稱優秀”，但仍舊“權力不確定”，因此并不意味著他們不會犯錯，以后我有機會還會談到，譬如英格蘭銀行如何應對十八世紀的“錢荒”。

無論如何物換星移，中央銀行家仍舊是金融市場的呼風喚雨者，他們可以被簡單定義為利率的定價者，甚至進而也決定在市場可以發多少鈔票的人。因為英格蘭銀行的榜樣力量，大部分時間內，中央銀行的私有角色與公共力量仍舊并存，他們對于股東和國家同時負責——直到二十世紀初期仍舊如此，大部分的中央銀行家最重要的目標仍舊被定義為“維護幣值的穩定”（更多細節可參見《金融之王》）。于是，這也注定了就業、增長、物價等衡量不被視為首要因素，中央銀行舉措也難以避免趨于保守，在對抗通脹方面或許卓有成效，但在變動的時代難免力有不逮，就像中央銀行在大蕭條期間的表現令人不滿。

也正因此，中央銀行這套系統今天看起來好像運行暢順、完整無缺，但任何制度不會憑空出生于虛空，正如白芝浩所言：“當我們面對一項艱巨的任務時，就不應該認為面對的是一項輕松的任務；或者說，當我們生活在一種人為狀態中的時候，就不應該認為處于一種自然狀態”。

中央銀行并非設計的結果，卻揭示了人類智慧的試錯以及改進。中央銀行的諸多行為原則以及最終目標，事實上也由一步步演化而來。從英格蘭銀行的模板可以看出，中央銀行往往最早是私人設立，前身也往往是商業銀行；這或許是對于習慣于一切國有化的國人難以理解，但卻只是經濟常識而已，就像貨幣的國家化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通過漫長的私人貨幣的演化而來，正如今天很多學人會對哈耶克提出貨幣的非國家化觀點嗔目結舌一樣——無他，多怪的原因，往往只是少見而已。

主要參考資料：

《倫巴第街--貨幣市場記述》白芝浩 著,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8年 《英美中央銀行史》約翰.H.伍德 著上海財經大學出版2011年

《西方世界的興起》道格拉斯.諾斯 羅伯特.托馬斯著 華夏出版社著 2009 《西歐金融史》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 著中國金融出版社 2010 《利率史》悉尼.霍默 著 中信出版社 2010 《金錢關系》尼爾.弗格森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 《貨幣崛起》尼爾.弗格森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 《貨幣史》讓? 里瓦爾 著 商務印書館, 2001 《資本主義的動力》費爾南·布羅代爾 1997第1版

《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 費爾南·布羅代爾 1993年第1版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s: new and old.John H.Wood 2006(http://www.tmdps.cn/sites/cato.org/files/serials/files/cato-journal/2006/11/cj26n3-11.pdf)http://www.bankofengland.co.uk/

英國內在的“四角關系”

—— 戰火中誕生的英格蘭銀行(七)徐瑾 今天 21:08 分享

按照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的總結，人類在十七世紀見證了三種類型的金融創新：阿姆斯特丹的威瑟爾銀行開創了支票賬戶系統和直接轉賬過戶，斯德哥爾摩的瑞典銀行引入部分準備金體系做法，而應戰爭融資之需而誕生的英格蘭銀行也貢獻了極大的價值，那就是利用部分的貨幣壟斷權，采用本票沒有利息的形式促進付款。

支票賬戶、存款準備金、本票付款，這些今天我們司空見慣的尋常物件，在不經意間其實改了我們的生活方式，看似銀行業一小步，卻促進了商業社會的一大步，其背后邏輯何在？

之所以強調英格蘭銀行的重要意義，原因在于其發揮的效應不僅局限于商業領域，它事實上改寫了私權和公權之間的運作關系，其背后也隱含以金融對抗專制的邏輯，商業以自己的力量實現了自身目的及政治訴求。英格蘭銀行這樣的機構偏偏誕生在英國，并不純粹是運氣，而是英國的制度傳統有關，據說即使在英國君權最為囂張的時代，國王亨利七世也被要求靠自己過活。

（雨中的英格蘭銀行。圖片來自網絡。）

弗格森是蘇格蘭人，被視為一個徹底的“帝國主義者”，他毫不掩飾對于大英帝國昔日榮光的緬懷。他的研究中多次強調英國制度設計中由征稅機構、中央銀行、國債市場、議會組成“四角關系”的優越性：首先，專業的征稅官僚機構使得國家財政征收得力，優于法國的包稅人制度，這也衍生了優秀的教育制度；其次，納稅人通過納稅來換取立法權，介入了國家預算各個環節，這無疑促進了私人產權的保護；第三，國債體系使國家開支穩定，不會因為戰爭而驟然變化、甚至掠奪民間，債市的活躍最終也帶來資本市場的繁榮；最后則是中央銀行，通過管理國債發行、征收鑄幣稅，中央銀行衍生出匯率管理、最終貸款人職能。

維持這一體系的核心要點在于什么呢？弗格森指出，維持紙幣和黃金的可兌換性雖然是這個體制的關鍵，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回顧此前歷史，例如當英格蘭銀行在1797年2月和1821年5月被迫中止“現金付款”時，它并沒有對這個體系產生致命的后果，這受益于大規模、自由管理的金融市場的發展。盡管這一整套機制日后被認為卓越，當時英國國債體系曾經引發很多討論以及抨擊，“英國公眾認為這些新花樣與股票投機是一碼事，是奧倫治的威廉從荷蘭的行李中帶來的外國招數”。多少和今日美國國債的情況類似，19世紀英國國債也遭遇很多批判，有人計算1824年歐洲全部公債高達380到400億法郎，英國超過四分之三，而當時法國大概40億公債，經濟學家薩伊對英國債務制度持嚴歷的批評態度。

根據布羅代爾研究，“一直要等到十八世紀最后幾十年，英國公債的優越性才為世人公認”。從稅收變化可見一斑，18世紀英國稅收比例高于法國，1715年為17％，1750年18％，1800年拿破侖戰爭期間令人咋舌的24％，差不多時期的法國僅為10%；此后開始出現變化，到1850年降為10％，其背后原因在于資本市場尤其是國債市場消化了政府赤字，英格蘭銀行的債務從1805年開始穩定。

到了19世紀初期，皮特首相甚至自信滿滿地在下院宣布：“這個民族的生機乃至獨立建立在國債的基礎之上”，1774年的一條札記可謂道出英國崛起背后的本質“英國自身弱小，若無商業、工業及其僅存在帳面上的信貸、決不可能對幾乎整個歐洲發號施令”。

英法數百年的爭斗之中，法國贏得戰爭的勝利，卻最終輸掉了整個戰役，英國在政治方面的影響力或許在下降，但是其經濟的影響力卻達到頂峰。很多學者都指出，與法國相比，英國在17世紀最大的突出成績伴隨著貨幣制度的現代化，英國設立一個健全的財政體系。財稅體系的變化，也源自政治模式變化，國王資金來源從17世紀起主要依賴于地主以及商人控制的眾議員，因為國會的制衡，也使得稅收的合法性得到保證。

法國的稅收和債務都低于英國，但是民眾的不滿卻最終引發了革命，原因也在于英國的光榮革命為民眾讓渡部分權力，給出了經濟上的可信擔保，使得英國政府成為一個可信任的政府。換而言之，英國國債機制的成功來得并不容易，是幾代人的努力與契約的結晶，其基礎仍舊在于穩定市場預期基礎形成極高的國家信用，法治的保障是市場與社會運轉的基石，其背后需要英格蘭銀行這樣機構的作用，更需要公眾與政治的保證，正如布羅代爾所言，“因為源自所謂英國金融革命的這一體制不管多么巧妙，它必須對公債持有者按期還本付息。做到這一點與維持英鎊的經久穩定同樣是件費勁的事。”

回看歷史，信用是金融業的安身立命之本，很多時候無需行動，僅僅是對于未來不確定的擔憂就可以摧毀一家銀行甚至一個國家的貨幣，建立信用往往比起摧毀信用艱難百倍，按照《英美中央銀行史》的說法，政治革命造成“公共信用中的金融革命”需要一兩代人的努力。

附，主要參考資料：

《倫巴第街——貨幣市場記述》白芝浩著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 《英美中央銀行史》約翰.H.伍德著上海財經大學出版2011年

《西方世界的興起》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著華夏出版社2009年 《西歐金融史》查爾斯·金德爾伯格著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 《利率史》悉尼·霍默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 《金錢關系》尼爾·弗格森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 《貨幣崛起》尼爾·弗格森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 《貨幣史》讓·里瓦爾著商務印書館2001年 《資本主義的動力》費爾南·布羅代爾1997第1版

《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費爾南·布羅代爾1993年第1版 《Independentcentralbanks:newandold》JohnH.Wood著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