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楓橋經驗的誕生、發展與創新

楓橋經驗的誕生、發展與創新 2013-10-11 14:56 來源： 浙江日報

楓橋在哪里？

在中國的版圖上，楓橋只是一個普通的江南小鎮。但是，作為“楓橋經驗”的發源地，楓橋，一直沒有離開過人們的視線。“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1963年，毛澤東同志在楓橋人創造的這一經驗材料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從此，“楓橋經驗”成為全國政法戰線一面高揚的旗幟，一直引領我國基層社會治理創新。

半個世紀后的今天，總書記提出，全力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在催人奮進的新號角吹響之際，回顧“楓橋經驗”的誕生與演進，我們可以發現，它依然是一面必須高舉的鮮明旗幟，一筆不可多得的精神財富。

有了這面旗幟，將使我們更加堅定地走好“為了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路線，讓群眾真正成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平安和諧的中流砥柱。

有了這筆財富，將使我們更加有信心按照“一手拿經濟報表、一手拿平安報表”的要求，腳踏實地建設“兩富”浙江，同心協力共筑中國夢。

誕生記—— 可貴探索 寶貴經驗

楓橋經驗，起源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改造“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分子)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中央決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但許多地方在具體推行過程中，依然是定指標、“關一批”、“判一批”、“殺一批”的做法。1963年6月19日，浙江省委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的精神，派省委書記處書記兼宣傳部長林乎加率領的省委工作隊到諸暨縣楓橋區，會同諸暨縣委在楓橋區7個公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試點一開始，當地一些干部和群眾積極分子也提出了不少過激要求。針對這一情況，省委工作隊發動楓橋群眾開展“武斗好還是文斗好”的大討論，廣大干部和群眾形成“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敵人，擦亮社員眼睛”的一致看法。

試點的西疇大隊有一個原有1400多畝地的大地主，土改后一直拒絕參加勞動，留戀過去不勞而獲的地主生活，把現在自己居住的十多平方米房子比喻為僅容納一個膝蓋，還寫了一本署名“容膝齋”的反動詩抄。先后斗了他20多次，都沒有制服，群眾稱他為“橡皮碉堡”。這次運動試點中，群眾同他進行充分說理，其他四類分子也揭發他在家偷偷寫反動詩。這個被稱作“橡皮碉堡”的地主分子，終于交待了制造謠言、記變天賬、寫反動詩等事實。群眾高興地說：“說理斗爭真是好，橡皮碉堡攻破了！”他自己也說：“這次評審，對我很有助益，我服了。” 試點中，7個公社有67名四類分子被列為重點對象，斗爭會上干部、群眾堅持擺事實、講道理，不打不罵，并且允許斗爭對象申辯，結果沒有捕一個人，就把全部四類分子說服了。隨后，浙江省公安廳將楓橋區社教運動中創造的“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經驗，報告公安部。1963年10月下旬，當時的公安部領導謝富治向正在杭州視察的毛澤東同志口頭匯報了這一做法。

毛澤東同志對楓橋“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采取說理斗爭的方式教育說服“四類分子”的做法很感興趣，當即指出：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

遵照毛澤東同志指示，1963年11月，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廳蹲點研究和討論總結，最終形成以浙江省委工作隊和諸暨縣委署名的《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同年11月20日，毛澤東同志在公安部起草的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作“依靠廣大群眾，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反動勢力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為新人”的發言稿上批示：“此件看過，很好。講過后，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發到縣一級黨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字前面寫幾句介紹的話，作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應提到諸暨的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11月22日，毛澤東同志在和當時的公安部領導汪東興談話時說，公安部日常的具體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是如何做群眾工作，教育群眾，組織群眾，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從諸暨的經驗看，群眾起來之后，做得并不比你們差，并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眾。

至此，楓橋經驗宣告正式誕生。演進史—— 風雨嬗變 歷久彌新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楓橋經驗主要是改造“四類分子”的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楓橋經驗主要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經驗。1964年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中央關于依靠群眾力量，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同時轉發《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同年2月，第13次全國公安會議提出在全國推廣“楓橋經驗”。此后，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習、推廣“楓橋經驗”的高潮在全國形成。1971年

文革期間，楓橋經驗受到沖擊并一度中斷。1971年春的第15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周恩來總理親自到會講話。會議以紀要的形式由中共中央轉發，再次肯定“楓橋經驗”是依靠群眾專政的好典型。1973年 1973年，公安部派人到楓橋蹲點半年，形成《“楓橋經驗”在前進》調查報告，以及《對一般流竄犯就地改造比矛盾上交好》等8個典型材料。1977年

1977年10月6日，公安部組成聯合調查組，在楓橋蹲點調查長達14個月，調查總結出普及楓橋經驗的6條標準：教育改造有違法犯罪行為的人，成效顯著；發案少，治安好，鞏固了集體經濟，促進了生產；等。1979年

楓橋區干部群眾在全國率先給改造好的“四類分子”全部摘帽，為全國開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得到當時的公安部部長首肯。1979年2月5日，《人民日報》就此發表《摘掉一頂帽，調動幾代人》長篇通訊，全面介紹楓橋區給“四類分子”摘帽的經驗。1980年至1990年

上世紀80年代，楓橋區率先提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口號，并在實踐中逐步探索形成“打、防、教、管”融于一體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新經驗。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員會向全國推廣“楓橋經驗”。1991年 199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提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方針，是解決我國社會治安問題的根本出路。”1991年3月21日，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成立。

半個世紀過去，有多少紅極一時的典型、樣板，在歲月的滌蕩下銷聲匿跡。

“楓橋經驗”，卻一直與時俱進，在新時期展示出越來越強大的生命力，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時代價值。薪火綿延的奧秘在哪？

在于，“楓橋經驗”不管處于哪個年代，“為了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這一根本始終沒變，“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這一目標始終沒變。

在于，浙江省歷屆黨委、政府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進程中，堅持不懈地拓展和豐富“楓橋經驗”的時代內涵，使其始終呈現鮮明的自身特色和時代特點，不斷煥發新的活力。

于是，我們看到，“楓橋經驗”的工作理念在逐步發展—— 從“黨政動手，依靠群眾，立足預防，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促進發展”，到“靠富裕群眾減少矛盾，靠組織群眾預防矛盾，靠服務群眾化解矛盾”?? 我們看到，新時期“楓橋經驗”的工作方法在不斷改進—— 從“組織建設走在工作前，預測工作走在預防前，預防工作走在調解前，調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到“預警在先、矛盾問題早消化；教育在先、重點對象早轉化；控制在先，敏感時期早防范；工作在先，矛盾糾紛早處理”的“四先四早”工作機制，再到“治安聯防、矛盾聯調、問題聯治、事件聯處、平安聯創”的“五聯”社會管理模式??

我們看到，新時期“楓橋經驗”的創新做法在遍地開花—— 從浦江的領導下訪，到普陀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從溫嶺的民主懇談，到武義的村務監督；從余杭的綜治中心到金華的應急聯動；從慈溪的和諧促進會，到江東的鄰里中心?? 正如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浙江調研時指出，“楓橋經驗”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廣、不斷創新。

面對紛繁復雜的新形勢、新任務，我們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創新和發展“楓橋經驗”，不斷賦予“楓橋經驗”新的時代內涵，不斷形成新的實踐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論成果，使這個老傳統歷久彌新，讓這棵常青樹更添活力。十大創新做法 民主懇談聚人心

溫嶺民主懇談會的雛形，是1999年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教育論壇”，其創意在于變“干部對群眾的說教”為“干部與群眾的對話”，是探索構建社會公眾廣泛參與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基層地方治理新模式。目前已在全省推廣，并于2004年獲得第二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領導下訪解民憂

2003年9月18日，時任省委書記習近平率部分省領導和省直15個部門負責人到浦江縣下訪，開了全國省級領導干部下訪的先河。如今，領導下訪這一做法，不僅成了全省各級領導干部一以貫之的自覺行動，也已在全國推開。綜治中心促穩定

2004年初，全國首家鄉鎮綜治中心在杭州市余杭區喬司鎮成立。中心集綜治辦、信訪辦、司法所、巡防隊、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等部門于一體。這是新形勢下如何做好社會穩定工作的一項創新做法。目前，全省所有鄉鎮（街道）均已建立綜治中心。村務監督更陽光

2004年6月，武義縣率先開展村務監督委員會試點工作，在后陳村建立了全國第一個村級民主監督組織，由群眾選舉產生村務監督委員會，在村黨支部的領導下，實行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的村務監督特別是村級財務監督。目前，全省所有行政村都建立了村務監督委員會。老鄉警察管老鄉

2004年8月，諸暨市公安局與江西省遵義縣等地公安局協商，遵義縣先后派出4名民警，與店口派出所建立本地民警和外來民警共同組成的外來人口管理警務組。“外警協管外口”模式，是我省外來人口管理的大膽探索和制度創新。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公安部長***先后3次批示，要求在全國推廣。法律服務一體化

2009年開始，省司法廳在國內率先建立公益、專業、便民的司法行政法律服務中心，為群眾提供窗口化一站式服務，并大力開展“法律服務進社區（村）”活動。目前，所有縣（市、區）均已建立法律服務中心，基本實現村居都有法律顧問，唱響了城鄉公共法律服務一體化的浙江“好聲音”。這一做法，已推向全國。應急聯動保民安

2008年，金華市在國內率先成立應急聯動指揮中心，將原公安

110、消防119、交警122、衛生120、工商12315、城管96310、供電95598等多個部門的報警接處平臺合并為新的110，構建了以應急聯動指揮中心為中樞、以政府各部門為骨干的應急大聯動工作體系。此舉在全省推廣，曾獲得全國管理科學創新獎。鄰里中心激活力

2008年開始，寧波市江東區開始探索建立社區鄰里中心。有了鄰里中心后，不僅很多處于休眠狀態的社會組織活躍起來，還孵化出更多居民急需的社會組織。目前，江東58個城市社區都設有鄰里中心。這一做法已在全省推開，并獲得去年的“中國社會創新獎”。網格管理強服務

2007年，“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社會管理服務新模式在舟山市普陀區桃花鎮誕生，全鎮被分成32個管理服務網格，所有居民被納入單元網格中，每個網格配備一支服務團隊，團隊里有鄉鎮干部、社工、民警、教師、醫生等。目前，已在全省推開。

第二篇：楓橋經驗

習近平就創新群眾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

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為此，1963年毛澤東同志就曾親筆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楓橋經驗”由此成為全國政法戰線一個膾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楓橋經驗”得到不斷發展，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黨政動手，依靠群眾，預防糾紛，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促進發展”的楓橋新經驗，成為新時期專門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典范。

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 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

新華網杭州10月11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就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發揚優良作風，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

習近平指出，50年前，浙江楓橋干部群眾創造了“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楓橋經驗”，并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成為全國政法綜治戰線的一面旗幟。浙江省各級黨委和政府高度重視學習推廣“楓橋經驗”，緊緊扭住做好群眾工作這條主線，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11日在浙江杭州召開。會議強調，要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習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高度，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以與時俱進的精神，研究新情況、把握新規律，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完善工作制度機制，不斷提高新形勢下群眾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實解決好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出席會議并講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兼秘書長楊晶主持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國務委員、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公安部部長郭聲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中國法學會會長韓杼濱等出席會議。

經驗淵源“楓橋經驗”之一

平安建設的歷史源流:楓橋經驗

平安建設的歷史源流:楓橋經驗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為此，楓橋在各居委會、村，甚至在一些重點企業都建立了相應的調解組織。近年，楓橋鎮共成功調處民間糾紛1000多起，調處成功率達97.2%，其中80%的糾紛在村一級就得到了解決。此外，楓橋鎮在健全普法工作網絡的基礎上，每年投入20多萬元用于法制宣傳教育，并對曾經有過違法行為的人員，堅持“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幫一時幫一世”的原則。

“楓橋經驗”之二 幫扶刑滿釋放人員。

五年來，楓橋200多名刑滿釋放人員中，絕大部分人已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改好率達99.15%，有的人成了致富能手，有的人還入了黨，當上了村干部。

“楓橋經驗”之三

外來務工人員管理新模式。隨著經濟發展，楓橋鎮還針對外來務工人員推出新的管理模式，統一為外來員工解決住房和子女入學等問題，每年還評比“十佳外來優秀青年”，授予中高級人才以“榮譽鎮民”稱號。

2平安建設

由來

2008年11月24日，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浙江省委在浙江紹興召開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45周年大會，使得生活在今

天的讀者感到一頭霧水。因為人們對毛澤東批示的內容并不了解。按理新聞報道中應當有所交待，然而《人民日報》的報道卻是語焉不詳。本人經過查找，終于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416頁找到了出處，這就是《對謝富治在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的發言稿的批語（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內容抄錄于下：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過，很好。講過后，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發到縣一級黨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寫幾句介紹的話，作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應提到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日 注釋

后面有四條注釋：

1.謝富治，當時任公安部部長。楓橋經驗傳播各地25 楓橋經驗傳播各地2.彭真，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3.此件，指謝富治準備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作的題為《依靠廣大群眾，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反動勢力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為新人》的發言稿。

4.諸暨的好例子，指浙江省諸暨縣的經驗，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發動群眾，通過說理斗爭，制服敵人，把“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內部肅反的方針用來處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揭發出來的有破壞活動的地、富、反、壞分子。

抄到此處，還是沒有搞清楚什么叫“楓橋經驗”。于是再查地圖，發現諸暨轄區內有個楓橋鎮，猜想“諸暨的好例子”大概講的就是楓橋的做法。經過這一番考證索引，算是對“楓橋經驗”的由來有了一個粗略的了解。

眾所周知，自從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以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開始大力度推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楓橋經驗”，難免帶有極左思想，專政思維。讀者只要對以上3、4兩條注釋稍加分析，就不難得出結論。“楓橋經驗”的精髓，說到底，就是發動群眾，加強專政。令人不解的是，本來是用于對敵斗爭的“楓橋經驗”，今天又為何掛上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招牌，這中間又經過了怎樣的語義轉換？

補充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謝富治于1966年8月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楓橋經驗

楓橋經驗、政治局候補委員。196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1969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同年被選為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參與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1972年3月26日于北京病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其黨籍并撤銷原《悼詞》。1981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他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中國有“不因人廢言”的古訓。所謂的“楓橋經驗”，雖然是謝富治總結的，但他當時還不是罪犯，而且受到毛澤東的贊揚，我們沒有必要視其為“大毒草”。

“楓橋經驗”創造于1963年，其要旨是怎樣妥善處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問題，經驗的主要內容是“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而毛主席當年在了解到“楓橋經驗”之后，非常重視，親筆作出了如下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45年來，“楓橋經驗”不僅為楓橋鎮、浙江省、乃至全國相關工作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和參考。

第三篇：楓橋經驗

楓橋經驗

楓橋經驗，源于20世紀60年代初，由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開始提出并實踐。主旨是提出并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

近年來，淮安市清河區開展以服務群眾為重點的格化社會管理服務工作，其本質與“楓橋經驗”一脈相承，此舉將過去的經驗與現代信息化手段有機結合，把排查出來的矛盾問題就地化解。

全力提升安全感

按照“排查全覆蓋、管理無縫隙、服務全方位”和“有問題及時發現、有矛盾及時化解、有需求及時服務”的總要求，以“格化、信息化、精細化、扁平化”為主要特色，全面推行格化社會管理服務工作，有力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

今年以來，全區共排查各類矛盾和隱患30213件，辦結30173件，辦結率達99.87%,取得“兩降一升”的效果，即群眾信訪量同比下降13.2%,可防性治安案件發案率同比下降16.5%,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顯著提升。

突出抓好“四個一”

編織一張-縱向到底、橫向到邊。一方面成立區、街道、社區三級社會管理服務中心，形成區、街道、社區、格、樓棟等五個層級的組織絡體系；另一方面，將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的工作力量整合起來，對格排查出來的相關問題，及時承辦、會辦并處臵，確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區。

組建一支隊伍-管理有序、服務有力。將全區38個社區劃分成265個格，每個格配備“1+N”的人員，建設了一支5000多人的社會管理服務團隊：“1”是指由政府為每個格配備一名專職格管理員；“N”是指兩名以上的退休老干部、老黨員或社區志愿者，加上小區物管人員、熱心居民、環衛工人等各類社會群體。

搭建一個平臺-信息收集、研判調處。建成區社會管理服務中心，將承擔社會管理服務職能的38個相關部門或職能科室集中到一起，集中辦公、集中受理、集中服務，凸顯矛盾調處、研判分析、應急指揮、信息流轉四大功能，使訴求表達、矛盾調處、應急預警、維護公共安全、管理特殊人群、絡監管六項任務在一個工作平臺上就能落到實處。開發格化社會管理服務軟件系統，研發與系統聯動的社管E通手機平臺，實現社會管理服務信息及時采集、及時梳理、及時交辦，全面提升社會管理服務的效率。

健立一套機制-反應迅速、高效運行。

健全問題排查機制。格員每天深入格走訪民情、排查矛盾、了解需求，并及時將信息整理上。

健立分級辦理機制。一般性問題交由格、社區幫辦代辦，較大問題交由街道及區相關部門承辦，重大問題由區主要領導或分管領導牽頭會辦解決，并由社管辦跟蹤督辦，辦理結果每天通一次。對重大突發事件，第一時間通過短信發送到區主要領導、分管領導手機上，確保“身邊事不出格，小事不出社區，大事不出區”

健立分析研判機制。定期分析研判全區社會穩定形勢，對重大項目、政策、決策進行風險評估；

健立點評通機制。對街道和部門按月、按季度考核，通過領導點評和工作成績排名進行獎懲。同時，加強對格員的考核，通過“星級”格組長、“十佳格協管員”和“十佳志愿者”的評選，激勵格員和志愿者工作提高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推動格化社會管理服務工作深入扎實開展。

做好“三個堅持”

堅持寓管理于服務，爭取群眾支持。工作開展之初，部分群眾對格員上門走訪存在偏見，認為是來管他們的，甚至是監督他們的。格員以服務為著力點，通過設臵格服務導向牌、發放格便民服務卡、提供代辦服務以及開展各類社區活動，拉近彼此距離、增進彼此感情。如今，居民不僅積極配合格員工作，還能主動反映情況、提供信息。

堅持工作重心下移，調動基層積極性。化解社會矛盾，關鍵是發現要早、處理在萌芽狀態。社區處于社會管理服務的最基層、第一線，是發現和化解社會矛盾的第一陣地。社區工作人員敬業精神和能力水平決定著社會管理的工作實效。因此，要搞好社會管理服務工作，必須打牢社區這一基層基礎，不斷提高社區發現問題、化解矛盾的能力。

堅持充分整合資源，形成管理合力。社會管理服務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面廣、政策性強、工作量大，靠少數部門“單打獨斗”不行，靠黨委政府“大包大攬”也不行。因此，清河區在深入實施格化社會管理服務中，充分整合行政資源，積極利用社會資源，將兩股力量合而為一，形成強大的工作合力。一方面，積極清河開展共駐共建活動，借駐區單位，以及轄區企業、社團組織等方面的力量，共同做好社會管理服務工作；另一方面，深入開展各類群管群治活動，積極動員和組織居民參與治安巡邏、城市管理等工作，形成社會管理人人參與、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楓橋經驗”之一

平安建設的歷史源流:楓橋經驗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為此，楓橋在各居委會、村，甚至在一些重點企業都建立了相應的調解組織。近年，楓橋鎮共成功調處民間糾紛1000多起，調處成功率達97.2%，其中80%的糾紛在村一級就得到了解決。此外，楓橋鎮在健全普法工作網絡的基礎上，每年投入20多萬元用于法制宣傳教育，并對曾經有過違法行為的人員，堅持“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幫一時幫一世”的原則。

“楓橋經驗”之二

幫扶刑滿釋放人員。五年來，楓橋200多名刑滿釋放人員中，絕大部分人已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改好率達99.15%，有的人成了致富能手，有的人還入了黨，當上了村干部。

“楓橋經驗”之三

外來務工人員管理新模式。隨著經濟發展，楓橋鎮還針對外來務工人員推出新的管理模式，統一為外來員工解決住房和子女入學等問題，每年還評比“十佳外來優秀青年”，授予中高級人才以“榮譽鎮民”稱號。

平安建設

2008年11月24日，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浙江省委在浙江紹興召開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45周年大會，使得生活在今天的讀者感到一頭霧水。因為人們對毛澤東批示的內容并不了解。按理新聞報道中應當有所交待，然而《人民日報》的報道卻是語焉不詳。本人經過查找，終于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416頁找到了出處，這就是《對謝富治在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的發言稿的 批語（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內容抄錄于下：富治、彭真同志：此件看過，很好。講過后，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發到縣一級黨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寫幾句介紹的話，作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應提到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第四篇：淺談楓橋經驗

【篇一】

一、從楓橋經驗的歷史去深刻認識內涵

（一）楓橋經驗的歷史背景

在上世紀60年代初，新中國面臨嚴峻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在國際層面上，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造成了雙方關系的全面惡化。印度在美國和蘇聯就企圖蠶食中國領土的支持，最終爆發邊境軍事沖突；

臺灣當局利用大陸的經濟暫時困難，加快實施其“反攻大陸”。因為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災害，中國的大躍進運動的挫折，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是困難的。在中國和國外的反中國的敵對勢力認為推翻共產黨新中國政權的時候，要嘗試“和平演變”。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如何教育和改造“四類分子”，把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鞏固政權，是全黨面臨的重大課題。1963年2月，中央決定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其目的之一是把四類分子中的大部分轉化為社會主義新人民。中央明確，針對攻擊報復和搶劫殺人、縱火、投毒這種刑事案件司法必須立即逮捕，而對有破壞活動的“四類分子”采取“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當時的浙江省諸暨縣楓橋區廣大干部群眾遵循中央的這一指導精神，沒有逮捕一個人，就制服有違法行為的“四類分子”，創造“依靠和發動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經驗，即“楓橋經驗”。因此，“楓橋經驗”是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歷史階段的產物。

（二）深刻的內涵認識

堅持“楓橋經驗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為了群眾的核心和靈魂”，倡導以人為本的理念，值得追求和弘揚。初期，楓橋的治理經驗是，只要實事求是，認真聽取群眾意見，維護群眾的根本利益，從根本上防止和化解矛盾源頭，可以使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同時吸收“楓橋經驗”中“以人為本、民生優先”理念的同時，實現社會管理從“管理”到“服務”，要有針對性地對公眾提供個性化服務。

“楓橋經驗”是人民調解制度的核心。這一制度之所以具有強大生命力，是因為它符合我國國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與訴訟相比，其優越性在于將“后處理”改為“事件前”，避免了矛盾的進一步惡化。此外，一個社會的矛盾是不可預測的風險，并加強基層治理的風險評估可能是一個方面，“楓橋經驗”是值得探討的。社會風險評估不僅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涉及到多學科的應用和多部門的協作。因此，借助現有的大數據平臺，可以對各級管理人員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進行分析，為社會保障的綜合決策提供科學的指導。

最成功的經驗是動員群眾進行基層治理，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即各部門在合作治理中要自覺地使用大數據，分析安全形勢、部署任務在基層社會利用大數據進行群防群治這一舉措的提出，是我國公安機關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成功探索。從國情出發，目前中國仍然是在新舊體制交替時期，和社會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不足，不能有效配置。因此，必須動員群眾力量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隊伍建設，利用公安數據的歷史數據，不僅緩解了警力嚴重不足的問題，而且適應了警務工作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從社會制度上來看，我國的群防群治模式是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統一領導下，齊管共抓，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二、做好基層黨建，優化社會治理

（一）落實基層黨建工作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就是要通過治理主體的多元和治理手段、方式的多元，努力構建政府治理、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等“多元互動”的生動局面。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九的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在“楓橋經驗”第五十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終踐行群眾路線，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最多跑一次”等改革，激發社會活力，培育和引導社會組織參與在社會治理與社會治理的促進黨的建設的一個很好的工作，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建立“楓橋經驗”的升級版，使人們獲得更多的安全感，獲得幸福感。

首先要創建“紅楓黨建”品牌，全面提升基層黨建引領的能力水平。楓葉紅大地，黨建聚人心。楓橋鎮打造“紅楓黨建”品牌為載體，以建設服務型黨組織，選村黨支部書記，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黨支部，支部書記和村主任分別擔任調解委員會主任，壓實村級治理第一責任；

聚焦社會組織黨建新領域，做到基層黨組織全覆蓋；

運用好黨員亮分、亮牌、亮業績“三亮”載體，發揮先鋒模范作用，使每一個黨員都成為一片紅葉，讓每一個支部成為一樹紅楓，讓楓橋黨組織成為一片紅楓林，全面提升基層黨組織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號召力。

其次要建立基層綜合管理平臺，提高服務人員的能力水平。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為牽引，以“四個平臺”建設為龍頭，以智慧防控為支撐，以優化公共服務為目標，構建信息采集、隱患排查、矛盾調解、民生服務于一體，線上線下深度融合，上下左右融會貫通，實現信息匯聚、智慧派單、可視指揮、數據研判、留痕管理等功能的運行系統，做到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干部再多跑一次、群眾最多跑一次”，實現“一證通、辦一生事”，不斷提升辦事辦證服務的便捷化和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后要創建精神文化新家園，全面提高治理文化建設的能力水平。楓橋文化誕生了“楓橋經驗”，“楓橋經驗”的創新發展推動了楓橋文化的豐富發展，形成了楓橋所特有的“楓橋精神”，這就是敢為人先、勇立潮頭的創造精神，以民為本、春風化雨的和合精神，就地解決、舍我其誰的擔當精神。大力推廣“楓橋精神”，已成為楓橋人民群眾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是“楓橋經驗”不斷創新發展的強大原動力。大力弘揚傳統道德文化，不斷賦予時代新內涵，樹立新的社會風尚，弘揚閱讀文化，提高人的文明素質；

弘揚孝義文化培育現代公民精神。弘揚不平等、良訟的理性文化，強化現代法治意識。弘揚地方文化，樹立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現代生態文明觀。加大對農村文化體育基礎設施的投入，積極開展農村文藝活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社會治理困境和優化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在中國當前社會治理的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中有一些是老問題，有的是轉型期的新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社會矛盾和糾紛的方式上，也可能表現為制度化的缺陷。例如，伴隨著農民工進城的社會穩定問題，伴隨著高校擴招的社會失業問題，伴隨著經濟產業化和老齡化的社會保障問題，以及城鄉二元發展模式下的城鄉三大問題。許多這些社會問題直接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如大量的上訪者，增加或持續性犯罪無處不在，與社會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如何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特別是如何處理表現為顯性沖突的社會矛盾，在中國目前的社會治理的一個大問題。

“楓橋經驗”治理方式，是一個成熟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系，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經驗已經成為一個在中國的基層社會治安綜合管理模型。該系統的運行和實施有賴于完善的組織網絡和有效的工作機制，并依賴于格式化的檔案管理，使所有人和一切都能納入這樣一個綜合治理體系。從楓橋經驗中，我們可以學習到“組織建設走在工作前,預測工作走在預防前,預防工作走在調解前,調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在該工作方法中,如何完善組織建設是重中之重。這一網絡的核心仍然是充分動員社會各組織和干部群眾，建立群防群治網絡。組織建設走在工作前,一是需要高度政治責任感的領導隊伍；

二是需要反應靈敏的信息員隊伍；

三是需要責任明確的指導員隊伍；

四是需要業務素質強的治調隊伍，在此基礎上才一能建立高度靈敏、能及時發現矛盾苗頭和不安定因素的預警機制。另外，“楓橋經驗”的工作機制與格式化的管理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主要表現為一系列一整套的規章制度和資料檔案。楓橋鎮實行的“一日、一會、一卡、一表、一活動”制度,進一步加強了信訪渠道。治理方式的確立，不僅意味著規章制度的建立和治理方式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建立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這就意味著尊重良好的傳統和治理經驗。此外，這一系列表格和檔案不僅針對治理對象和治理事務，而且還對管理人員本身形成約束。

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點和難點，加快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浙江“楓橋經驗”是著名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是品牌，是毛澤東和習近平兩代國家領導人指示推廣的經驗。在新的歷史時期，“楓橋經驗”的創新和發展，是提高社會基層治理現代化水平的標準方法。

標準化是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途徑。在黨的第十八次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我們制定了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計劃。標準化是治理現代化的基石，離開標準化，治理現代化無從談起。楓橋經驗證明了一個強大的創新實踐，積極通過基層社會治理的標準化工作，促進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層沒有立法權，不能制定更為細化的法律條款，因此可以把“標準化”建設作為基層“立法”的補缺，而浙江是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實驗田，先后涌現了許多具有實效性、知名度的典型經驗，我們可以把“楓橋經驗”這個全國有名的基層治理經驗編制成更具操作性、普適性的工作標準，顯然有著突破性意義與價值。

三、基層檢察工作和法治模式的探索

（一）將楓橋經驗放到基層檢察工作中

近年來，網絡犯罪案件出現井噴式增長的新形勢。特殊案件的處理已成為司法機關的基本要求。建立專門的辦案機構和特殊的辦案機制，是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徑，也是符合世界司法發展的普遍規律。選擇案例經驗豐富、業務骨干和計算機輔助人員和互聯網的專業知識，建立一個網絡犯罪辦案組，實現一種案例指導、案件調查、案件防控工作，不僅可以促進和辦案經驗，研究者繼承的積累，研究者還將確保人承擔責任，合理的司法資源，從而降低目前司法機關普遍面臨困境的情況下小于。同時，要加強辦案力量的專業培訓。在特殊人員的基礎上，根據案件的可持續發展，后續的定向培訓是必不可少的。通過加強交流與合作的企業，通過企業網絡技術、財務等相關知識的培訓，為檢察官邀請專家學者進行互聯網法律講座和研討會、企業培訓人員、企業人員的跟蹤和指導，以實現大數據的精準分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闡明辦案的法律關系。

探索集約高效的出庭模式，不同于傳統的單獨犯罪或少數群體犯罪。灰色產業鏈和黑產業鏈的運作模式往往會導致大量的犯罪嫌疑人。如何實現有效審判，是檢察機關在“案多人少”困境中必須解決的問題。在這方面，可實行個案繁簡分流，分類指控，提高工作效率，節約司法資源。一是要注意訴訟前的溝通，參與訴訟，充分聽取犯罪嫌疑人和辯護律師的意見，特別是訊問犯罪嫌疑人，告知他們可能的刑罰，了解他們的心理動態，積極開展罪犯教育。在充分了解辯方意見和犯罪嫌疑人認罪態度的情況下，除按照犯罪內容分案外，還可根據庭審難度對案件分批起訴、分案處理，對于個別犯罪嫌疑人不認罪、案件定性爭議大而可能影響開庭進程的，應根據具體情況各個攻破，以提高整個案件的庭審效率。二要注意庭前溝通，簡化庭審。鑒于網絡犯罪案件中有大量證據材料、被告人和辯護人，可以在起訴后首次與法院溝通，告知起訴方式，便于法院集中審理案件。充分利用庭前會議，解決管轄、回避、非法證據排除等程序性問題，并就證據有無異議、是否申請調取新證、全案定性等爭議焦點，明確控辯雙方初步觀點，為提高庭審效率打好基礎，促使庭審實質化。

另一方面，楓橋經驗是一面社會治理的旗幟。面對日益猖獗的網絡犯罪形勢，打擊與治理并重是解決網絡犯罪社會問題的最佳策略。檢察機關要注意源頭預防，深化社會治理，堅決杜絕“一抓一訟”的機械化做法。所以，我們應該更注重同步法制宣傳，要充分利用“兩微一端”等新媒體，結合辦案活動大力宣傳相關法律知識，并建議和鼓勵受害者網絡公司利用其平臺進行廣泛宣傳，防止更多的人上當受騙。特別是在處理一系列案件的過程中，還可以利用網絡平臺的“群發”功能，告知被害人舉報、提交證據，發揮“社會人的社會事務管理”的主動性，便于后續辦案。另外，我們應該主動回應社會的關注。隨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長，司法應發揮積極作用，實現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實現司法價值最大化。因此，我們應該打破封閉的思想的情況下，認真開展調查和總結，以“一案一總結一建議”的方式，積極向案發單位和黨委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提供檢察建議，服務社會大局，回應群眾期待，打造和諧共生的司法生態。

（二）結合楓橋經驗后的法治模式探索

事實上，“楓橋經驗”本身蘊含著中國特色法治模式。

一是“楓橋經驗”的目的是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這與中國特色法治不謀而合。“楓橋經驗”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楓橋經驗”與中國法治的終極目的是為了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但“楓橋經驗”尋求的是一種比法律途徑成本更低、時間更省、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的矛盾解決方式。“楓橋經驗”包含著更多的政治色彩，它一方面是傳統的教育管理，并且在“以和為貴”的傳統儒家文化基礎上注入了新的政治教化的內容；

另一方面，這種治理方式與時代的政治運動緊密結合，形成了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思想教育、集會、整頓等一整套政治途徑。這些都是為了達成自己的目標也就是社會和諧。

二是“楓橋經驗”的實施與當地的人文歷史環境緊密結合。一切現代法治都有相應的經濟條件和文化遺產作為基礎。“楓橋經驗”誕生于中國的基層，成長于中國發展的潮流中,它在自覺地整合、維護、發展、創新這樣的經驗,它是一種注重自身傳統和經驗、注重點滴積累的思路,這也正是是法治的內在要求。長期保持中國傳統，維護社會生活的安定與和諧，就是尊重法治。每一次的發展和創新“楓橋經驗”，都可以說是建立在自身獨特的社會傳承、文化脈絡、公民意識和政治底蘊的基礎之上的。沒有楓橋地區這么悠久的人文歷史傳承,“楓橋經驗”也不可能在不同時代背景下都能展現新的內容和風貌。“楓橋經驗”的做法，反映的是一種法律的本土資源，它繼承中國古代儒家思想的“和諧”，并結合現代觀念和現代管理技術，實現我國法律文化傳統和現代文明的統一協調系統的法治建設。

三是“楓橋經驗”的實施是動員群眾發揚民主。“楓橋經驗”初創時期對“四類分子”的幫教轉化,是將“四類分子”放在群眾中監督改造,依靠群眾開展的幫教轉化工作。近年來，楓橋經驗在創新和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的全面管理上，充分發揮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實行基層民主法治,建設和諧社會。隨著時代的發展，“楓橋經驗”在新時期把富人減少沖突，通過組織群眾預防沖突，在解決群眾矛盾的服務新理念。它的實施手段自始以來都是驚人的一致,就是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而民主法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讓生活在制度下的人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參與到與身邊的事務中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合力推動社會的發展。

四是“楓橋經驗”實施過程中的強烈的政治性“楓橋經驗”所蘊涵的中國法治模式是政治運作的衍生品。“楓橋經驗”以政治權威為后盾,是實現國家政治目的、傳播社會主義價值的過程它也是人民群眾在解決各種矛盾、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過程中創造的智慧結晶。它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很強的階級性。無論是解決敵我矛盾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無論是自上而下的動員或自下而上的自治，都是服務于中國法治、中國政權。我們在實踐“楓橋經驗”的過程中培育起民主自治的土壤和傳統,使這種經驗成為普通民眾的一種本能,逐漸形成用理性思維解決問題的發展過程,進一步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的基礎。

總之，要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準確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變化提出的新任務新要求,積極推動工作理念、機制、方法創新,努力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法治中國,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按照黨建引領的要求,抓黨建、帶隊建、促業務,為人民生活發展進步提供根本保證。牢記人民是最好的老師、群眾是最大的力量源泉,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創新群眾工作方法,把社會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發揮好城鄉社區群眾自治組織的基礎性作用,引導社會成員在法治軌道上主張權利、解決紛爭,用公序良俗的力量規范社會行為,促進善治。注重關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快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篇二】

上個世紀60年代初，浙江諸暨楓橋通過發動和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堅持矛盾不上交，實現了“捕人少，治安好”，“楓橋經驗”由此誕生。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記者再次探訪作為“楓橋經驗”發源地的浙江時，發現它的內涵在新時代更加豐富：從過去單純的化解矛盾糾紛、維護治安穩定，如今拓展到防范化解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安全風險，成為創新基層社會治理、促進社會平安和諧的重要法寶。

當今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科技革命深刻改變著我們的時代面貌，過去的按部就班已經遠遠不能跟上世界變遷的步伐，“楓橋經驗”的紅旗在遍插全國的大街小巷之后，銳意進取的浙江諸暨人，則緊跟時代脈搏，再次賦予了其新的內涵。楓源村通過“全科網格”實現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微事不出格”；

諸暨市創新實施流動人口多元化融合式、信息化一站式、集約化旅館式、網格化標配式“四化四式

”服務管理新模式，有效地減少了安全隱患，有力地促進了社會融合；

杭州互聯網法院“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則走得更遠，用戶只要使用一個賬號登錄平臺，就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和糾紛特征，選擇多種糾紛化解方式，真正做到“一次也不用跑”。

更加的接近群眾，覆蓋也更加全面無縫隙，網絡工具率先使用，更便捷、更高效。走在前沿的浙江人再次給我們上了一課，在基層綜合治理上，我們不僅要學會苦干實干，還要學會敢干巧干，能干會干。不斷的摸索和總結，提煉和提高，找到好方法并付諸實施，施惠于人民群眾，切實提高綜合治理能力，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網格化現在基層都有鋪開推廣，但是網格員是否都能做到“全科”，這就不容我們太過樂觀了，流于表面，敷衍了事，業務不精，混水摸魚等等現象，我們都應該加以清理，要把網格做實、做透，做到真正的能服務于網格內的群眾，“全科網格員”要能做到大家隨呼隨應、隨叫隨到，并且業務精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切實的服務群眾。

另外浙江的網絡化應用確實先進，更集約、更高效、也架設了更高端的資源整合系統，對群眾的矛盾糾紛化解需求更有助益。因此，各地應盡快學習，盡早架設類似系統，讓群眾的需求能通過網絡更便捷的找到服務窗口，更精準和全面的為其透徹分析，以方便其選擇，促進矛盾糾紛的化解。

【篇三】

56年前，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的楓橋經驗。毛澤東同志親筆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在當下，學習楓橋經驗，仍有著重大意義。

“楓橋經驗”的實質，是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群眾的事情群眾自己決定，做到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我們不止要學習它“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精髓，深入人民群眾，將基層工作與群眾利益相結合，更要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把工作實際化、速度化、透明化，做到讓群眾真心滿意。

楓橋經驗的靈魂是群眾路線。群眾路線始終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這是由我們黨的宗旨決定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是一句口號，這是由無數的共產黨員通過實踐證明了的。貴州息烽縣溫泉鎮政府就用實際行動踐行了新時代下應該如何更好的為人民服務。他通過不斷完善聯系服務群眾制度，黨委班組帶頭深入村組、深入群眾，要求包村干部每周到村組走訪村組干部和群眾最少2次以上，收集社情民意，了解群眾所思所想所盼，不管是不是自己分管領域內的群眾訴求，一律要認真記錄，并向具體責任領導和部門進行匯報，力爭把每件事都具體落實，堅決杜絕群眾訴求被踢皮球、無人管無人問的現象。通過實際行動踐行了黨的群眾路線，譜寫了一曲新時代的黨民魚水情。

楓橋經驗的重心在基層建設。基層歷來是社會治理的重心和難點所在。因為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了絕大多數，基層的工作千頭萬緒，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必須把基層工作責任具體化、透明化。力促各部門團結一致，加強部門間的聯動合作，創新群眾工作方法，與時俱進的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以群眾利益為起點，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以改革創新為動力，把自治、法制、德治作為根本方式，采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處理矛盾，避免矛盾升級，構建基層社會善治體系，努力激發基層社會治理新動能，把各類矛盾防范在源頭、化解在基層，消滅在萌芽。

楓橋經驗的關鍵是民生。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只有將民生放在首位，大力發展經濟建設，不斷完善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努力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要群眾能夠安居樂業，那么社會矛盾必將大為減少；

衣食足是禮儀興的基礎，只要群眾能夠享受到民生改善帶來的福利，公民素質的提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全民素質的提升必將使他們在處理矛盾時必將更加理性，把腦海中違法的因素消滅在襁褓里，使矛盾糾紛就地合理解決成為現實。

楓橋經驗誕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50多年來，其內涵不斷發展。說一千道一萬，要讓“楓橋經驗”在新時代發揚光大，就要學會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去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化解矛盾。只有本著為了群眾，依靠群眾的信念，才能讓人民群眾對我們的工作滿意和認可，有效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篇四】

誕生于1963年的“楓橋經驗”是源于浙江諸暨、聞名全國的政法工作旗幟和基層社會治理典范。“楓橋經驗”的核心內容是“矛盾不上交”，在55年的發展歷程中化解了大量基層社會矛盾和糾紛，為國家和社會減輕了壓力。由此，“楓橋經驗”也從早期的社會改造經驗、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經驗轉型為社會治理經驗。

2013年紀念“楓橋經驗”5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對“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批示，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發揚優良作風，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習近平總書記的批示，為“楓橋經驗”新發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構建“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

“楓橋經驗”深刻體現了人民群眾的集體智慧。“楓橋經驗”之所以歷久彌新、久盛不衰，關鍵就在于堅持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依靠好群眾、發動好群眾、凝聚好群眾。做好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既是堅持黨的根本宗旨、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化解社會矛盾、強化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舉措。新時代，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的過程就是黨群關系不斷重塑的過程，也是不斷考驗黨引領和組織社會能力的過程。

在推進基層民主建設和法治建設的過程中，楓橋的干部群眾勤于思考、勇于實踐，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不斷構建交流、對話和溝通的平臺，在國家和社會、黨和人民、政府和公民之間探索建立良好的互動機制，實現糾紛解決在基層并使民主、法治在基層扎根。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不僅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在要求，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新時代“楓橋經驗”創新發展的重要方向。

第一，加強自治是重要內容。鄉村治理有其內在復雜性，治理主體多元，治理內容復雜，治理方式交織，區域性地方性特征鮮明，規范性與鄉土性交融，傳統性與現代性共生，穩定性與變動性并存。要順應鄉村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需要，因應鄉村居民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建立健全符合國情域情、體現時代特征、規范有序、充滿活力的鄉村治理機制，就必須堅持和完善鄉村群眾自治制度。這里面，在鄉村治理中實行村民自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鄉村治理領域的實現形式，是健全鄉村治理體系的核心內容。

第二，加強法治是重要保障。鄉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是法治基礎上的自治。自治需要通過法治加以規范和保障。我國憲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這為村民自治的運行提供了頂層設計與方向指引。規定村民委員會主要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等，依法界定其職責范圍，實際上也是鄉村治理的主要內容。要依法賦予并保障村民自治權限，劃定村民自治的政策法律邊界，逐步營造自覺守法、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圍，引導群眾依法行使權利、表達訴求、解決糾紛。

第三，加強德治是重要引擎。新時代，我們要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沉淀在民族精神中的推己及人、行為適宜、遵守規矩、謹守本分、明辨是非、溫和友善、誠實守信、忠國愛家等傳統美德。同時，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展社會主義先進鄉村文化，塑造與時代要求相適應的新道德標準。通過道德標準體系的完善、鄉土信任的重建，正民心、樹新風，營造鄉村德治氛圍，維護鄉村德治秩序。

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應當吸收優秀德治傳統。早在明代，王陽明就提出“天下之患，莫大于風俗之頹靡而不覺”的觀點；

顧炎武更是強調，“法令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

法令繁而教化亡，則機變日增，材能日減”。這些發人深省的觀點提醒世人：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要關注良好道德和風俗習慣的養成，要關注法律的本質在于引導和教化人們走向更高的道德水準。一個社會的和諧發展除了不斷完善既有的制度規則，也要注重民族精神和優秀文化的傳承。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治理格局

信息化時代，做好網絡管理工作既是社會管理的難點問題，也是不斷創新發展社會治理的重要契機。網絡輿論是網上意識形態的重要表現形式，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對新時代社會治理模式帶來了新挑戰。

互聯網時代的社會治理，應當特別重視平臺治理。平臺是動態的、多元的網絡生態圈，在不斷進化中逐漸形成了一套自我治理體系。這套體系不僅發揮著規制和引導作用，而且正從網絡走向現實。平臺治理的多元化和動態化，深刻影響社會治理格局的發展變化，并形成了一種互動乃至緊張。在一些平臺治理的過程中，國家權力與平臺權力甚至產生了一定的沖突。加之公權和私權存在交叉，虛擬社會平臺權力正不同程度地侵蝕著國家的部分行政權和立法權。這個模糊地帶、交鋒地帶，正是新時代社會治理的矛盾所在。由此，必須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濟、技術等手段，加強對網絡虛擬社會的建設和管理，不斷提高依法治理、科學治理、動態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此外，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格局中，政府管理承擔了絕大多數社會治理任務。但社會治理不僅是加強社會治安和維護社會穩定，不僅是政府對社會的單向度管理和控制，還必須注意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遷，要讓渡一定的空間給社會進行自我管理，尊重社會管理中的市場邏輯和自治邏輯。

就此而言，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需要進一步發揮社會組織和人民的力量。其中，首先當然是堅持“黨委領導、政府負責”，重點包括推動黨政部門的職能轉變，讓黨委政府能夠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進行執政能力建設、行政服務水平提升。

進一步來看，黨委政府的工作重點應集中于社會矛盾化解、社會治安防控、社會事務管理、社會公平執法等平面工作上；

動態層面的社會治理，則需進一步發揮群眾參與。事實上，隨著社區成員結構的日益多元化，社會秩序的管理也要走向多元化治理。只有依靠相關政府部門合理的引導和培育，各類自治組織才能在社會建設中煥發持久活力；

只有通過社區民主自治和培育社會組織，才能進一步推動“放管服”改革，進而實現治安管理和城市管理、市場管理、行業管理的有機結合、良性互動。

【篇五】

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新時期，學習“楓橋經驗”，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有著重大意義。

“楓橋經驗”的精髓，是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群眾的事情群眾自己決定，做到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事實證明，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利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處理方式將矛盾化解在基層，對避免矛盾升級，維護良好社會環境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學習“楓橋經驗”，要加強基層建設。基層是社會治理的重心、難點和希望所在。針對一些地方村（居）委會行政化色彩較濃問題，要明確政府管理權和居民自治權的邊界，把不必要的行政事務剝離出去，把不能缺的群眾自治內容納入進來，使其回歸本源；

針對群眾自治組織體系不完善、作用發揮不充分問題，要健全以黨組織為領導、村（居）委會為主導、人民群眾為主體的新型基層社會治理框架，更好發揮群眾自治功能；

針對群眾參與社會治理動力不強、渠道不暢問題，要搭建便捷的議事平臺，推進基層議事協商制度化，鼓勵群眾“說事、議事、主事”。

學習“楓橋經驗”，要加強風險防控的能力。第一時間發現問題并及時處理，從源頭上防范矛盾風險是“楓橋經驗”的重要內涵。要把社會治理的著眼點放到前置防線、前瞻治理、前段控制、前期處置上，提高預測預警預防能力，把各類風險防范在源頭、化解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

“楓橋經驗”誕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50多年來，其內涵不斷發展，但堅持黨的群眾路線這一精髓一直未變。說一千道一萬,學習“楓橋經驗”就是要學會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去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化解矛盾。為了群眾、依靠群眾，讓人民群眾對我們的工作滿意和認可，才能有效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第五篇：楓橋經驗

2013年是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紀念年，同時，10月11日，習近平就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發揚優良作風，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所以，“楓橋經驗”是2014考研政治命題的熱點。文都網校在深入研究十八大報告、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精神和大綱解析的基礎上，預測一道關于“楓橋經驗”的材料分析題，希望能對即將參加考試的考生帶來幫助。

結合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1

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11日在浙江杭州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就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發揚優良作風，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

習近平指出，50年前，浙江楓橋干部群眾創造了“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楓橋經驗”，并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成為全國政法綜治戰線的一面旗幟。浙江省各級黨委和政府高度重視學習推廣“楓橋經驗”，緊緊扭住做好群眾工作這條主線，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會議強調，要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習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高度，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以與時俱進的精神，研究新情況、把握新規律，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完善工作制度機制，不斷提高新形勢下群眾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實解決好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摘編自《新華網》(2013年10月11日)

材料2

“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上世紀60年代，浙江諸暨市楓橋鎮創造了化解基層矛盾糾紛的“楓橋經驗”。50年來，“楓橋經驗”的基本精神不動搖，而且被不斷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傳家寶”不但沒有失效，反而更加成為社會穩定的堅硬磐石。

“楓橋經驗”為何能50年長盛不衰?因為它的精髓就是“走群眾路線”。

杭州市下城區長慶街道王馬社區會議室里坐著四位老人等待開會，他們是當地百姓議事組織的成員。其中一位樓長吳菊仙對記者說：“社區綠化帶里有人亂停車，還有人亂倒垃圾，大家準備商量一下怎么解決。還有人在陽臺上放的花盆太多，容易掉下來，我也過來反映一下。”

吳菊仙說：“好多事反映了，很快就能解決。”困難群眾、獨居老人、殘疾人、失業人員等每月必訪……這是王馬社區已經建立6年多的“66810”為民服務體系的內容。“六必到”、“六必訪”、“八必報”、“10條為民服務線”，居民都耳熟能詳。如今，王馬社區的干部又把這一工作方法全面運用到了社區平安建設中。

社區黨委書記金穎說：“我們社區是老小區，老人黨員較多，而且比較熱心。在很多工作中，我們的樓道長、社區黨員、群眾骨干在發現問題、收集民意、和事調解上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平安建設離不開扎實有效的基層基礎工作。村街社區、企業單位是社會的細胞。只有細胞充滿活力，身體才能健康;只有基礎牢靠、基層安寧，社會才能和諧穩定。

在新的歷史階段，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實踐好，把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維護好，才能凝聚起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強大力量。平安建設的重點在基層、難點在基層，希望也在基層，必須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群眾，充分整合社會各方面力量資源，切實形成整體工作合力。

在遍布杭州全市的“和事老”們的努力下，很多鄰里糾紛、家庭矛盾都被化解在萌芽狀態。到2012年底，僅杭州市備案管理的基層社會組織就已達8963家，成為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樣在寧波，17.2萬名社區“和諧促進員”的名頭也很響亮。

來自浙江省司法廳的統計數據表明，浙江省目前已在醫療、交通、勞動、物業等領域或行業建立行業性專業人民調解組織800余個，調處矛盾糾紛占全省矛盾糾紛調解總數的三分之一。2012年全省共排查各類矛盾糾紛41.4萬件，成功化解40.51萬件，化解成功率達到97.85%。

浙江省委省政府緊緊扭住群眾工作這條主線，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楓橋經驗”。把群眾路線與法治方式結合起來，支持群眾依法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圍。

“楓橋經驗”是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為了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是“楓橋經驗”歷久彌新、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堅持黨的群眾路線這個“傳家寶”，正在各地平安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群眾工作貴在建立健全科學民主決策和管理機制。湖北省建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在重大決策之前先問群眾“同不同意”、“滿不滿意”，把好涉及群眾利益的“民意關”。兩年來，全省對4012個重大決策事項進行了風險評估，其中3549個事項準予實施、371個暫緩實施、92個不予實施。

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人們有理由相信，在新的歷史時期，“楓橋經驗”與時俱進、改革創新，必定能為“平安中國”打下堅實的基礎。

——摘編自《新華網》(2013年10月11日)

材料3

“楓橋經驗”是楓橋人民的偉大創造，“楓橋經驗”在形成初期就具有先進的理念，歷經50年特別是近20余年的發展，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其重要的根源之一就是堅持了改革創新，與時俱進。50年來，楓橋人始終是他們孜孜不倦的追求改進工作作風，創新工作方法，這是“楓橋經驗”永遠年輕的關鍵所在。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發展方式轉變和深化改革的新的歷史時期，思想多元、利益多樣、矛盾多發，能不能解決好各種各樣的矛盾，關系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宏偉藍圖的實現。“楓橋經驗”的基本精神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如果沒有開拓創新精神，沒有工作的新思路，沒有適應時代發展的新舉措，就不可能解決好各種錯綜復雜社會矛盾的，就不會推進社會管理的進步。這必然要求我們一定要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廣集民智，廣納民策，及時化解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提高新形勢下做好群眾工作能力和水平。

——摘編自《人民網》(2013年10月22日)

(1)新時期，為什么需要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和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4分)

(2)“楓橋經驗”對我們今天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創新有哪些啟示?(6分)

【考查考點】

毛中特——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

【答題思路】

這道題是關于黨的群眾路線、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材料分析題。2013年是毛澤東對“楓橋經驗”加以肯定、贊揚并主張給予推廣講話50周年紀念年，同時，2013年10月11日，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作出重要指示強調，一定要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所以，“楓橋經驗”是2014年考研政治命題的熱點。

回答第一問首先要總述：“楓橋經驗”對于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堅持走群眾路線，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這里其中的關鍵詞或關鍵句是：“楓橋經驗”、“群眾路線”、“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考生能回答這3個關鍵詞或關鍵句，就能得到1分;然后，分開論述：第一，為了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要求。第二，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黨能否長期執政的關鍵所在。第三，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中國共產黨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不斷取得事業成功的根本保證。第一、第二、第三關鍵詞或關鍵句分別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要求”、“黨能否長期執政”、“戰勝困難和風險、取得事業成功”。第一、第二、第三各1分。

回答第二問首先要總述：完善社會管理是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任務;創新社會管理，必須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強化基層基礎工作。這里的關鍵詞或關鍵句分別是：“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和諧”、“推進社會體制改革”。采分點分別是1分。然后分別論述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具體措施。第一，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關鍵詞：“社會管理科學化”。第二，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關鍵詞：“政府公共服務方式、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第三，完善和創新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務。關鍵詞：“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第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關鍵詞：“人民內部矛盾”。第五，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關鍵詞：“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政法工作”。第六，深化平安建設。關鍵詞：“平安建設”。第七，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工作機制。關鍵詞：“國家安全”。第一至第七3.5分。

【參考答案】

(1)“楓橋經驗”是50年前浙江楓橋干部群眾創造的“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一條寶貴經驗，并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它對于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堅持走群眾路線，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根本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新中國成立前后，黨不斷通過整黨整風等多種形式密切黨群關系。針對新時期黨群關系中出現的新問題，黨中央強調指出，能否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直接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從生死存亡的高度認識黨群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分)

第一，為了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要求。中國共產黨只有始終堅持唯物史觀，把尊重社會發展規律與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統一起來，把為崇高理想奮斗與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統一起來，才能把完成黨的各項工作與實現人民利益統一起來，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政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特征。(1分)

第二，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黨能否長期執政的關鍵所在。黨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順民意、謀民利、得民心，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1分)

第三，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中國共產黨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不斷取得事業成功的根本保證。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主體，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創造者，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推動者，是決定我國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我國改革開放和建設的順利推進，黨的領導地位的不斷鞏固和加強，都需要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1分)

(2)完善社會管理是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任務。完善社會管理，根本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營造良好社會環境。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包括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做好社會管理工作，促進社會和諧，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1.5分)

新時期，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同時進行，社會矛盾不斷涌現，穩定風險因素普遍存在。創新社會管理必須重視源頭治理，強化基層基礎工作。加強社會建設，必須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要圍繞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加快形成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1分)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具體要求：第一，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必須加強法律、體制機制、能力、人才隊伍和信息化建設。第二，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功能，強化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在社會管理和服務中的職責，引導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第三，完善和創新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務。第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完善信訪制度，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的工作體系，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渠道。第五，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加強政法隊伍建設，切實肩負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捍衛者的職責使命。第六，深化平安建設，完善立法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強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第七，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工作機制，高度警惕和堅決防范各種分裂、滲透、顛覆活動，確保國家安全。(3.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