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楓橋經驗與基層社會治理楓橋經驗兩篇（參考）

篇一

“楓橋經驗”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發展于改革開放新時期，深化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大致經歷了“管制——管理——治理”三個發展階段，目前正在走向“善治”。從社會管制到社會管理，再到社會治理，“楓橋經驗”集中體現了社會治理領域的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理論創新，實現了兩次歷史性變革和飛躍。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楓橋經驗”也踏上社會治理新征程。從基層治理來看，新時代主要面臨四對突出的矛盾：第一，基層社會矛盾日益多元化與政府解決矛盾主要用行政化手段之間的矛盾;第二，基層群眾民主法治意識日益高漲與政府“人治慣性”之間的矛盾;第三，“互聯網+”時代高效性治理要求與政府傳統低效手段之間的矛盾;第四，基層社會治理日趨精細化與政府缺乏專業性人才之間的矛盾。因此，“楓橋經驗”必須加快轉型升級，不斷提高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這既明確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主要指向，也為新時代“楓橋經驗”要解決的四對難題提供了對癥下藥的良方。55年來，“楓橋經驗”一直是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領頭羊，新時代要繼續引領基層治理新走向，必須在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與專業化方面有新的建樹。

首先是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社會化水平，這是最能體現“楓橋經驗”特色的。因為“楓橋經驗”的核心內涵是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以人民為中心，動員廣大社會力量參與。

其次是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這是“楓橋經驗”走向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單純依靠動員群眾已經無法解決當前涉及重大利益沖突、體制機制引發的矛盾，因此要運用現代化國家普遍適用的法治方式來定紛止糾。

再次是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這是為“楓橋經驗”插上互聯網的翅膀。傳統“楓橋經驗”主要是手工式、面對面地解決矛盾，新時代“楓橋經驗”要充分利用“互聯網+”來提高治理效率。

最后是提升基層社會治理專業化水平，這是“楓橋經驗”最為薄弱的，也是重點要突破之處。原來“楓橋經驗”主要依靠機關干部、村干部解決問題，部分人員因缺乏專業知識，在治理過程中往往是事倍功半，新時代“楓橋經驗”要善于通過專業的人、專業的機構解決專業的事。

篇二

“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

以黨建為引領，以人民為中心，這是“楓橋經驗”的本質特征。讓人民做主，與各項基層治理相結合的同時，始終重視堅持黨建引領的作用，以黨的引領力為基層治理指對方向，以精細化的專業服務強化了基層黨組織的作用，從而構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在基層社會治理中，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充分發揮了帶頭作用，對標先鋒模范，服從大局指示，使“楓橋經驗”不僅在基層社會治理中行之有效，更因其是黨領導人民創造的成功方案而與時俱進，影響深遠。

以黨的領導為關鍵因子，為全面加強黨的建設提供了經驗啟示。“楓橋經驗”經受住了時間和人民的檢驗，歷久彌新，這給與了黨的建設諸多啟示：

強化黨的領導可以健全社會治理機制。基層是社會治理的基本空間，基層治理的核心便是黨組織。事兒干的成不成、事兒做的好不好都依賴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黨的領導貫穿治理始終，這才是保障和統籌引領基層治理的首要因素。

持續以黨建為引領，充分發揮黨的政治優勢可以“反轉”形成治理優勢。基層黨組織是奮戰在一線的堡壘，基層的黨員干部則是奮勇向前的“排頭兵”，增強黨的組織號召力，使其能夠服務群眾、匯聚人心、防止風險、化解矛盾，這樣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效用既合情又合理。

推動黨的工作方式不斷更新并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切實增強了黨的執政能力。“楓橋經驗”強調“黨領導下的群眾廣泛參與”。這樣既堅持了人民群眾在基層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形成分工明確、良性互動的治理模式，并且貫徹執行了黨建引領的核心思想，在黨的合理推動與正向激勵下，人民自覺與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提升了基層治理智能化、科學化、專業化水平，從源頭出發，將矛盾化解在了基層，構建了和諧穩定的基層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