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養老金制度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由養老金制度引發的對 的預期防范。但是相對的，高儲蓄率對應著消費的不足，對經濟的進步也許并不是一件好事。建立完善養老福利制度無疑能夠消除人們的后顧之憂，使人們能夠放心大膽地去消費，把部分原計劃用于養老的儲蓄拿出來消費，有利于帶動內需，拉動經濟發展。

最終消費需求決定投資需求，根據乘數理論，投資增加會導致生產和收入的增加，并且投資增加對生產和收入具有成倍擴張的作用。乘數的公式：K=1/1-MPC，乘數的大小取決于邊際消費傾向，且MPC越大，乘數越大。因此，消費需求的擴張是整個需求擴張的基礎。馬克思指出，“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消費需求的增加必然促進有效供給的增加，使相關生產部門提高生產能力，擴大生產規模，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就業人口，讓更多的城鄉居民實現就業，獲得更高、更穩定的收入，提高購買力，擴大消費需求。通過消費促進就業，就業帶動消費，形成擴大消費需求與擴大就業的良性互動。我國近二三十年經濟發展可謂突飛猛進，但大功臣卻要數投資和出口，居民消費需求占GDP的比重始終偏低，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我國政府長期堅持適度消費原則，通過宏觀調控努力使消費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同步增長，然而這一政策卻導致了近些年來我國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的不斷降低。③胡錦濤主席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需要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因此，在我國，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潛能是巨大的。

那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呢？

首先必須發掘農村消費潛能，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占總人口的比重很大，農村市場的潛力巨大，如果能帶動農民消費，將會極大地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而目前狀況是，農村的基礎設施還不健全，消費環境相對惡劣，政府應該積極鼓勵中小企業到小城鎮地區投資，同時增加基礎設施建設，修橋鋪路，改善交通環境，大力發展現代流通方式，以方便農民購物。

對于背走他鄉來到大城市的普通打工群眾來說，高昂的房價則是壓在心頭的一塊巨石，越來越多的人涌入北上廣，越來越多的人蝸居在城市的一角，甚至有的人辛辛苦苦打了二三十年工，最后卻連北京上海的一間廁所都買不起。在這樣的壓力下，試問這些城市的新興力量如何才能毫無憂慮地去消費呢？近幾年來房地產變態地發展趨勢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有所抑制，但是房價的變化并不大，只能算是小打小鬧式的波動。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加大對經濟適用房的投資建設，嚴格打壓炒房，哄抬樓市的現象，使人們擺脫“房奴”的厄運，快樂的消費。

③ 范劍平，擴大內需與調整消費政策

由于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醫療，教育等費用太高，長此以往，會對老百姓造成一種消費的心理恐懼，尤其是收入不高的農民，高昂的醫療教育費用無形中迫使他們加大儲蓄而不愿消費，因此，中國必須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對農民的醫療教育補貼，堅持完善養老金制度，解除人民的后顧之憂。而我國作為世界

第二篇：退休制度影響養老金

退休制度影響養老金

退休制度中對于養老金支付影響最大的就是退休年齡了。一般而言，退休年齡往往是各國養老金給付的起始年齡，所以退休年齡的高低對一國的養老保障體制有著直接的影響，對養老金的支付有著重要意義。退休年齡高，則意味著老年人領取養老金的時間相對較短，而繳納保險費的時間則相對較長，這樣保險基金的收入相對增加，支出相對減少，從而對養老金的運營較為有利，使養老保障體制所面臨的養老金支付壓力較小，存續和運轉起來就容易得多。相反，退休年齡低，則意味著老年人領取養老金的時間相對較長，繳納保險費的時間較短，養老保險基金的收入就會減少，支出增加，養老基金的支付壓力加大，其存續和運轉的難度也就隨之加大。

退休年齡的調整，關乎養老金支付多寡的問題，關乎如何制定養老金支付的計劃。一定時期內，養老保險的收入是一定的，所以養老金支付是影響一國養老保障體制存續和運轉的主要因素。在給付水平一定的情況下，需要支付的養老金總額與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和領取時期長短有關。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又受到退休年齡和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也就是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影響。而領取時間的長短則與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和退休年齡有關。

第三篇：兩岸關系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縱深影響

兩岸關系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縱深影響

摘要：自2008年以來，臺灣海峽兩岸關系由過去60年的緊張對抗轉而走上和平發展的新道路。兩岸直接“三通”更是大大加強了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必然對中國經濟產生了重大的積極影響，實現兩岸共贏。

關鍵詞：和平；穩定；兩岸關系；經濟發展

自從1949年國民黨敗逃臺灣后，兩岸的統一問題一直牽動著全體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心，成為中華民族近半個世紀乃至未來一段時期為之奮斗的目標。50多年來，隨著海內外形勢的變化，兩岸經歷了從軍事上對抗、政治上對峙、人員彼此隔離走向了軍事上停止對抗、政治上局部對話、文化交流和人員逐步往來的互動過程。當前，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深入發展，科技進步的日新月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快推進，給兩岸關系的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祖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兩岸經濟關系日趨緊密，臺灣經濟興衰日漸受制于祖國大陸經濟發展和兩岸關系疏密。兩岸經濟融合加深的直接結果之一就是有助于兩岸關系的改善，實現兩岸對話，尤其在當前海峽上空“黑云密布”的時刻，兩岸經貿已成為最重要的維系兩岸和平往來的紐帶、指標和重建互信的渠道。同時，兩岸經貿也已成為影響臺灣經濟發展的關鍵，將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一、兩岸經濟合作的回顧

兩岸經貿合作日益密切始于1979年年初祖國大陸提出 “三通”倡議，但兩岸經濟關系真正開始由秘密走向公開，并隨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是自1987年蔣經國先生宣布開放臺胞赴大陸探親以后。另一方面，大陸已經成為臺灣累計對外投資最多的地區，對祖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兩岸經濟關系經過近30年的發展，已日益成為推動兩岸經濟發展、加強兩岸間聯系的重要紐帶。

海峽兩岸貿易總額從1979年的0.46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783.3億美元，此25年間年平均增長率為31.9％，其中臺灣地區向祖國大陸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7.9％，祖國大陸向臺灣地區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4.6％。2003年臺灣地區向祖國大陸出口493.7億美元，占當年臺灣地區出口總額的24.5％，與祖國大陸的貿易順差成為臺灣地區貿易順差的最大來源。從2003年起，祖國大陸超越美國、日本，成為臺灣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并且是臺灣地區最大的出口市場，臺灣地區是祖國大陸第二大進口市場。

四、我國臺灣地區“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師資隊伍建設 通過加強教師的專業教育和技術能力對師資隊伍建設實行專業化，以便實現技職教育的品質化和精致化。到了2007年，兩岸貿易總額突破1 200億美元，已經占臺灣對外貿易總額的30％。臺商到祖國直接投資也迅猛發展。有學者作過統計，近年來臺商海外投資的3/4都集中在大陸，上市上柜公司80％在大陸都有投資。

二、兩岸經濟發展的現狀與相互依存性

大陸經濟自建國以來雖然經歷過重大挫折，但仍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通過轉變經濟體制和實行改革開放，使經濟實現了近30年的高速發展，年平均增長率約10％，成就了“中國奇跡”。同時，臺灣大地震對島內信息產品的生產帶來沖擊，為滿足分散風險的要求，臺商繼續將部分生產基地轉移到大陸，祖國大陸已成為臺商島外投資的首選地區。中國大陸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全球貿易額的比重從 1981 年的1.1%上升到 2004 年的 6.39%，并已成為全球第四大貿易國。中國在區域經濟中的穩定與帶動作用亦是日趨明顯，并已成為東亞地區經濟穩定與增長的重要動力。

兩岸經濟由于貿易總額較大，互補性明顯，所以相互依存度也較高。對外貿易是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而臺灣地區經濟的外貿依存度本來就很高，并且臺灣與祖國大陸的貿易占臺灣地區對外貿易的比重又很高，因此，海峽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已經成為

推動祖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1979年以來，兩岸經貿關系的發展大致經歷了解凍與復興階段（1979～1991年）、快速發展階段（1991～1998年）和全面合作階段（1998～）。1998年以來，兩岸雖經歷了東亞金融危機、臺灣政黨輪替等事件，但兩岸經貿仍平穩快速發展，達到一個新高度。臺灣對大陸地區出口依存度由1990年的4.88%，上升到2007年的30.1%.1979-2007年，兩岸貿易平均年遞增率高達30%以上。2007年，大陸已經成為臺灣最大的出口市場和貿易順來源地，最大的投資目的地。

據統計，截至2009年底，兩岸累計貿易總額已達到9500多億美元。臺商在大陸設立投資項目已近8萬個，累計實際投資達到493億美元，如果加上臺商經過第三地的轉投資，累計實際投資約800多億美元。臺灣是大陸第七大投資伙伴，大陸是臺灣最大的出口市場、順差來源和投資目的地。2009年，大陸對臺專項采購約140億美元，并采取措施支持臺資企業參與大陸重大基礎措施建設，分享擴大內需所帶來的商機，對協助臺灣提振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

同時,臺商也為大陸帶來了資金、技術，擴大了對外貿易，增加就業，兩岸已在相當程度上已形成了榮枯與共的利益共同體。目前兩岸投資主要是臺胞到大陸投資,1987年到現在，臺商投資的主要特點是：（1）投資總額大幅度上升。1987，臺胞對大陸投資只有80家，合同投資金額約1億美元，到2009年貿易總額達1062.3億美元。（2）投資領域較為廣泛，投資整體水平有所提高。90年代以來，特別是近幾年，臺灣大財團進入大陸，投資大多在機械、電子、化工、軟件、汽車、能源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3）投資規模逐漸大型化。迄今為止，臺灣100家大財團中，已有1／3到大陸投資或計劃到大陸投資。（4）投資地點由沿海向內地拓展。

三、兩岸經濟合作的前景展望

隨著兩岸關系“求和平、求穩定、求發展”主軸的確立，兩岸經濟合作必將向縱深方向發展，兩岸經貿往來更加密切，經濟融合度也將進一步提升。

（一）兩岸經濟合作的方向：區域經濟共同體

自2005年連宋兩位主席造訪大陸，并提出了“兩岸共同市場”和“兩岸自由貿易區”以來，就表明了臺灣有識之士在深思后對推動兩岸關系已經達成了共識。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為使本國經濟立于有利競爭地位，加強與鞏固同本區域經濟體的合作顯得十分重要而且必要。透過香港這個中介與大陸進行經濟合作，促使兩岸三地優勢進一步相互結合，推動兩岸三地生產要素的流動和配置，形成互補、互利、互惠以及相互依存的經濟關系。首先，從臺灣角度來看，如兩岸政治僵局在未來仍持續不前，臺灣將可能被排除在整個亞洲經濟之外，最終導致臺灣經濟進一步邊緣化。其次，推動兩岸制度性經濟合作已經成為兩岸經濟發展的必然。在兩岸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中，大陸已經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海峽西岸的福建省提出了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戰略，將在新的發展機遇下，依托大陸經濟的實力，輻射海峽兩岸，促使兩岸攜手，深化合作，謀求雙贏。

（二）以“三通”為突破，深化兩岸經濟合作

2008年6月，兩岸海協會與海基會才在暌違九年以后再次會談，并就兩岸直航等問題達成協議。隨著兩岸相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兩岸經貿交流日益密切，兩岸政治僵局雖有所緩和，兩岸的交流與往來正逐漸步入正軌，對兩岸經濟合作影響巨大。據臺灣《新新聞》估計，單兩岸實現海運直航一項，每年不但可以省下寶貴的時間，還可省下高達約2億新臺幣的運輸成本。臺灣的各項民調也表示，島內約有70％的民眾認為“三通”有利于臺灣經濟的發展。相信經過兩岸共同努力，完全意義上的“三通”將開啟兩岸經濟發展的新篇章。2003年中國大陸有12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企業，但是其中無一家是制造業企業。

“三通”和雙向投資的啟動，乃是兩岸經濟關系正常化大趨勢下的新突破。這改變了過去臺

資企業將研發基地留在臺灣，只將工廠搬到大陸，兩岸企業各行其道的局面，兩岸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產業互補和共同發展，增強兩岸產業實力。

兩岸在“三通”問題上所取得的突破性進展實屬不易，兩岸應以此為契機，順應歷史潮流，努力發展直接雙向的交流與合作，推動兩岸經濟共同發展，讓中華兒女共同攜手，共創輝煌。

參考文獻：[1]時事報告大學生版，2009-2010學第2期總第64期

[2] 張子鳳：《加強經貿合作 促進共同繁榮——試析祖國大陸與香港、臺灣經濟

合作關系》1998年第1期

[3] 盛九元.新格局，新展望——看選后兩岸關系與經貿發展[J].兩岸關系，2008，[4]張春英.海峽兩岸關系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5]兩岸對話與談判重要文獻選編[M].九州出版社,2004.

第四篇：對養老金制度的看法

對養老金制度的看法

提綱：1.德國、美國、日本的養老金制度

2.我國的養老金制度和我的看法

3.我對推遲退休年齡的小看法

當今社會，養老已經成為越來越多人關注的話題。年輕人為了自己老了以后能有個依靠，開始自主的繳納養老金。

德國是世界上最早頒布《養老保險法》的國家，原因在于德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已成負數，人口趨向老齡化。德國養老保險實行個人、企業和國家共同負擔制，最大的特點是實行代際協調制度，即由目前工作的人員承擔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正常情況下3個勞動者負擔一個退休者，但據預計，2O年后這個比例會降到1.3∶1，顯然，那時整個養老金制度將崩潰。目前，為了彌補整個養老金的虧空，德國政府補貼占養老金支出比重已由先前的1/4上升到1/3，財政不堪重負。

在美國，據預計2018年前后，美國養老金年支出將會超過年收入，而到2042年前后，美國養老金將完全破產。而美國的養老金制度靠“三條腿”支持：“第一條腿”是每個公民必須參加的社會保險，政府每年給予大量補貼；“第二條腿”是企業年金（即企業資助的職工個人儲蓄賬戶）；“第三條腿”是個人資金的各種收益。

而我們的鄰國日本，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老年人在全國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提高，社會負擔越來越重。另外，日本實行超低利率政策，股市又長期低迷，日本養老基金的資金運作十分困難。日本厚生勞動省所管轄的養老金基金2001年至2003年曾連續三年出現巨額虧損，累計虧損達6萬多億日元（1美元約合119日元）。

這些種種的都證明了，世界的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但是每個國家的財政支出將無力承受這筆不斷增長的支出，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帶來的陰影還未完全消融的今天。

而我國2012年60歲以上的老人已超過1.7億，而且這個速度還在增長，增長的速度越來越快。我們中國有句古話：“養兒防老”。但是對于生活壓力日漸增加的年輕一代來說，一對夫妻要養4位老人，一個孩子，這個經濟壓力可想而知。但是，我不是建議說年輕一代就不養老人，因經濟問題而推脫養老人的責任。而是應該為老人、為自己、為家庭考慮一個周全的解決方法。養老金應運而生。

但是我國的養老金制度并不是很完善，世界上也沒有哪個國家的某個制度堪稱完美。就我國的養老金而言，一般都是自己和自身所在的企業一同繳納，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政府會有一定的補助。而沒有單位的個人或者單位不給于繳納的單位，只有自己全權繳納。所以，為了自己老了，有所依靠，當今社會的人們都自主的繳納養老金。

但是現有的養老金制度只能解決現在上班的人的養老問題。在出臺《養老金制度》之前，有很多老人，也是革命的一些革命老人的養老問題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無論基于何種的理由，我們都有義務與責任撫養這些給予我們好日子的老人，給予他們美好的晚年生活。而這些負擔就落在了政府頭上。贍養這些孤寡革命老同志的經費是財政支出的，這給政府造成了一定的負擔。

還有一些貧困戶的老人、孤寡老人、農村的留守老人，這些老人該如何過上較好的晚年生活，都是我們這些小輩應該考慮的問題。雖說，國家現在有了低保，有了一些減免的政策；各地的居委會也在想辦法。但是，這力量并不是能幫他們脫困，而且也不是所有老人都能幫助到。因為現在，我們還是能看到一頭滿頭銀發的老人出來拾撿塑料瓶，或是提著、背著竹簍在街邊賣水果、蔬菜等。更讓人心酸的是，有些老人還在街邊乞討。每每見到這些老人，都讓我們心酸的同時也憤慨那些老人的子女的行為。同時，也令我們深思，為何中國的政府的機制是那么的不完全。有一天，我去南屏街，看到一對外國的夫婦遞給一個街邊的乞討的老人人民幣10元，并對老人的行乞很驚訝。妻子問丈夫：“is beg?”丈夫只是點點頭。我在旁邊，一度有些茫然。人人都說中國強大了，昆明正在飛速發展，但是為何我們還能讓老人在街邊行乞？

現在，大家又聽說要“推遲退休年齡”。而有很多報道和個人觀點都認為推遲退休是必然的趨勢。我認為：這是政府在為了減輕養老的負擔而出臺的一項措施，同時，推遲退休的年齡也可以為國家創造更多的財政收入。所以我也認同這是一項必然的趨勢。但是很多上班族都反對，特別是離退休年齡不足5年的上班族們特別反對。因為這大大增加了他們的身體和精神上的負擔。而且在很多人的心中都認為，政府之所以不能彌補支付養老金的財政缺口是因為政府把財政資金過多的用于公共設施和其他的隱形支出。所以大多數人都不愿意推遲退休年齡。雖然我認為一部分原因是這部分的人已經在倒數著自己的退休日期，突然間要增加時間，心里多少肯定會有抵觸情緒存在。而這部分理性人的存在，將會使得“推遲退休年齡”的這項政策不能順利的實施下去。

第五篇：中國的人口生育政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中國的人口生育政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生育政策是指由國家制定或在國家指導下制定的規范育齡夫婦生育行為(包括生育數量和質量)的準則。

中國現行生育政策主要是，國家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根據當地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和人口狀況規定。少數民族實行計劃生育的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把國家確定的現行生育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從法律上確定了中國現行的基本生育政策。

但是，隨著國情與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變化，我過的計劃生育正常是不斷變化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生育政策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鼓勵生育，計劃生育以及小步調整階段。

⑴ 1949年至1953年，那時的代表性政策是1952年衛生部制定的《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充分體現了鼓勵生育的傾向。1954年至1959年間，政策略有反復，盡管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提出節制生育的觀點，但隨后又顛覆了這種觀點。

⑵ 上世紀70、80年代生育政策逐漸收緊。1964年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憲法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十二大報告“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均顯示計劃生育政策的重要地位。

⑶ 1991年以來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小步調整。各省市實行了多樣化的生育政策，如照顧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農村地區更為寬松，少數民族也有適當照顧。

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化，中國人口增速曾出現急升和急降

中國人口在上世紀50、60年代高速增長，這期間相比之前的戰爭和動蕩時期人民生活條件逐漸改善，人口死亡率由50年代初的1.7%大幅下降至60年代末期的0.7%，與此同時出生率一直維持在3%以上。這一時期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也處在2%以上的歷史最高水平，從而使中國的總人口從1949年的5.4億迅速增加到了1970年的8.3億。

1970年代，政府出臺了計劃生育政策和獨生子女政策，這一政策使得中國的人口出生率顯著下降，由1970年的3.3%驟降至1980年的1.8%。進入80年代以后，死亡率保持穩定，而出生率則在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影響下繼續下降，從而導致人口增長率持續下滑。雖然1990年前后曾出現過一輪嬰兒潮，人口出生率曾小幅回升到2.3%，但隨后人口出生率延續了逐步放緩趨勢。到2010年已降至1.2%左右，目前穩定在這一水平。

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動與調整，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首先，人口紅利曾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整體來看，我國總撫養比由上世紀70年代初的78%一路下降至2010年的38%，正是由于生產性人口多于消費性人口，儲蓄維持高位，這為資本形成提供了充足保證。同時大量年輕勞動力的存在不僅解決了勞動投入問題，也有利于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保證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因此，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以后，人口紅利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動力。

然而，“十二五”期間人口紅利拐點顯現。隨著生育率的下降、老齡化的加快，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將減速直至停止，這種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也將逐漸消失。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數據，我國人口撫養比在2010年停止下降開始回升，此后因老年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顯著上升而提高。也就是說，在“十二五”期間，中國將失去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意義上的人口紅利。

其次，現行的人口政策使人口老齡化加速。

在現行人口政策下，中國老年人占比將加速增長。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老年人口(65歲以上)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了8.87%，相比10年前增加了1.91個百分點，老齡化速度很快。向未來看，如果人口政策不調整，那么在未來的20年，第一波和第二波嬰兒潮的人群就將相繼進入老年階段，從而加速中國的老齡化速度。

如果我國的人口政策不調整，可能加快進入老齡化社會。與國際比較，中國目前還屬于比較年輕的社會，人口年齡的中值為34歲。2010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比已經達到了23%，人口年齡中值達到45歲；德國、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也超過了15%。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將升至24%，人口年齡的中值將達到46歲，相當于現在的日本。

第三，“單獨兩孩”政策放松后可能拉長人口出生高峰。

目前我國處于第三波嬰兒潮的人結婚生子高峰，接下來新出生人口將逐步下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主要經歷了三次嬰兒潮，分別是1949-1957年、1963-1970年以及1980-1987年。目前隨著80后逐漸步入婚齡，中國將迎來第四次新生人口高潮。

放松“兩孩”政策不會改變下行趨勢，但與當前的出生高峰相疊加，則將拉長這一人口出生高峰的時間。根據測算，如果“兩孩”生育率提高20%，人口出生高峰有望持續到2020年，延長5-6年，預計新增新生兒數量合計1000萬以上，年均150萬人。養育高峰維持時間更長，有望再持續9-10年到2030年。

在國家衛生計生委主任李斌的眼中，逐步調整完善計劃生育政策，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在日前出版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輔導讀本中，李斌認為，實踐證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符合國家長遠發展，符合群眾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而單獨兩孩政策有利于延緩人口老齡化速度。能夠促進我國向人力資本強國轉變。

“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意義重大。”李斌指出，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人口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口眾多仍然是我國基本國情，人口結構性問題正在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當前，我國人口撫養成本比較低、勞動力資源比較充足，在這個時期調整完善生育政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以下簡稱單獨兩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勞動力規模，延緩人口老齡化速度；有利于改善人口性別比結構和家庭結構，促進我國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轉變。

同時，還有利于進一步縮小國家政策與群眾意愿的差距，促進家庭幸福、代際和諧和社會穩定；有利于穩定低生育生平，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目前，隨著第一代獨生子女普遍進入婚育期，城市“421”式簡單的家庭數量顯著增加。這樣的家庭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弱，并因此導致空巢家庭、失獨家庭大量存在。

有觀點認為，單獨兩孩政策實施后，可以在政策上終止“421”式的家庭結構，取而代之的是“422”，可明顯增加家庭人力資源，提高家庭抗風險和未來照顧老人的能力；同時，有利于家庭自身發展。

目前啟動實施單獨兩孩政策，近中期不會影響老年人口總量，但會微弱地降低老齡化水平。據測算，單獨兩孩政策與現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齡化水平將從24.1%降到23.8%；2050年從34.1%降到32.8%。

“實施單獨兩孩政策保持了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易為社會接受。”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全會《決定》公布后說，遼寧、吉林、天津等7省市農村已實施單獨兩孩政策，具有實踐基礎。

然而，計劃生育政策必須須長期堅持。據相關數據統計顯示，在2013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調整之前，即原國家計生委與原衛生部合并之前，李斌曾任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在其任期的4年內，全國人口只增加2902萬，“超額”減少1711萬人口的出生。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李斌在其署名文章中表示，實踐證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符合國家長遠發展，符合群眾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

“研究表明，目前就實施普遍兩孩政策存在著很大風險。”王培安也認為，一是會導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動，給各項基本公共服務帶來很大的壓力；二是給教育、衛生等公共資源配置以及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因此，兩孩政策的效果與影響，還有待實踐的考證。我們必須用實踐來檢驗政策的正確與否。

人口生育政策，影響我國的人口結構，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更對我國長遠的戰略發展有更加重要的影響，所以，人口生育政策，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而變化，要適應時代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