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規模與效率

規模與效率：華為研發費用真的過高嗎？

2017-04-04 21:56

2016年度財報，營收同比增長34%，達到5216億元（751億美元），凈利潤371億元人民幣（約合54億美元），同比微增0.4%，研發投入高達764億元（110億美元），但由于利潤率自2013年以來首次跌破兩位數和屢創新高的研發投入還是引發了業內的爭議，甚至有觀點認為，華為過高的研發投入拖累了華為的利潤。事實真的如此嗎？華為的研發投入真的過高嗎？

由于去年華為的研發投入首次破百億美元，所以我們不妨先看看去年主要科技企業在研發投入上超過百億美元的企業的研發、營收和研發占營收百分比的情況。其中研發投入超過百億美元，按研發投入計算的企業排名是三星140億美元、英特爾121億美元、谷歌120億美元、微軟119億美元、華為110億美元、蘋果100億美元；按營收計算的企業排名是蘋果2170億美元、三星1810億美元、谷歌883億美元、微軟853億美元、華為751億美元、英特爾594億美元；按研發投入占營收百分比計算的企業排名是英特爾20.37%、華為14.65%、微軟13.95%、谷歌13.59%、三星7.73%、蘋果4.6%。

在上述6家研發投入超過百億美元的企業中，華為的研發投入排在第5位、營收排在第5位、研發占營收的比例排在第2位。由此看，華為在百億美元研發投入的企業中，以絕對值衡量，其投入實際上并不高，而且在研發促進企業規模（以營收衡量）的增長上與其他科技企業相差無幾。例如以研發投入的絕對值衡量，除了蘋果這個個例外，基本上是研發投入越高，營收越高，排名越靠前。

但當我們將上述企業的利潤來和研發投入作對比的話，問題就來了。按利潤排名上述企業分別是蘋果600億美元、三星250億美元、微軟201.8億美元、谷歌194.8億美元、英特爾103億美元、華為54億美元。

我們這里以研發投入的最大和最低為例，看看華為研發對于促進利潤方面的表現，即華為與研發投入最大的三星相比，其以三星78.5%的研發投入，換來的是僅為三星21.6%的利潤；以投入最低的英特爾1.1倍的研發投入換來的是其52.4%的利潤。如果說上述在促進企業規模（營收）的增長上，華為的研發投入并不高的話，那么在促進企業效率（利潤）的增長上，華為的研發投入確實又過高了，或者說華為在研發投入的效率上，與上述科技企業間存在著不小的差距。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在此的統計僅是一個參考因素，因為不同的產業、不同的廠商因為技術緯度、市場競爭緯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加之企業運營中諸多與成本相關的因素，其獲取利潤的難度各異，并非只是受研發投入這個緯度的影響。盡管如此，華為在研發上的投入還是值得認真復盤，尤其借鑒別人在研發投入的經驗不無益處。

從上述6家研發投入過百億美元的企業中，我們發現蘋果和三星是科技企業中，以營收、利潤和研發投入三者之間表現最為突出的企業。所以看看這兩家企業，尤其是蘋果的創新模式對于華為提升研發投入的效率（促進利潤增長）更具參考價值。說到蘋果，其實2016年，蘋果的研發費用也已經高達100億美元，遠遠高于2015年的81億美元以及2014年的60億美元。按照銷售收入占比來算，蘋果去年花費了5%的收入用于研發，高于過去3%的比重。日前，蘋果首席財務官馬斯特里披露了增加的一些原因，其中包括增加對芯片和傳感器等領域的研發投入。馬斯特里提到，幾年前，蘋果相關產品的技術研發更多由供應商來完成，但是蘋果在基礎技術領域開始親自做更多的基礎研究，主要是芯片和傳感器。而最新的消息稱，蘋果已經在研發自己的GPU（圖形處理芯片）。

提及芯片，早在iPhone4時，蘋果就已經開始使用自主芯片（應用處理器），并從iPhone5開始進一步將架構替換為自主的Swift，這種采用自主創新的結果就是，盡管蘋果iPhone的芯片主頻落后(其實是實現了省電)只是同期其他Android陣營旗艦的幾乎一半，但是性能不輸，甚至超越，直至今日的大幅領先對手，而這已經成為iPhone的一個差異化亮點。

再看三星，其研發投入居6大廠商之首，并主要集中在半導體、屏幕的研發投入上。以屏幕為例，通過大量的研發投入，三星在 OLED 屏幕上的領先地位已經顯現出優勢，大量來自中國手機企業的訂單使其前期巨大投入能夠迅速回收成本，而且今年已經收到來自蘋果的天量訂單，和三星相比，中國OLED屏幕制造商主要需要跨越兩個技術障礙：提高屏幕分辨率以及使用塑料基板技術。在這兩個領域，三星大幅領先于中國企業。在中國廠商中，上海和輝光電今年的技術將達到三星屏幕2014年的水平。和輝光電大約落后三年，其他中國廠商大約落后四到五年。另外三星在芯片領域的研發投入（10nm）也獲得了高通驍龍 835 的訂單。

不知業內看了上述蘋果和三星在創新方面的投入作何感想？我們看到的是它們的研發投入不僅是產品，而且是對于產業發展至關重要或者不可或缺和替代的基礎性產品，并可以借此形成自己在產業中獨特的競爭力。以此衡量，華為的研發投入盡管多數也是聚焦于產品層面，但支撐產品層面背后的技術在產業中是否具備獨特和不可替代性，尤其能否形成獨特的競爭力仍有待精細化，也就是說要在大研發的基礎上，找對產業中關鍵的技術點，且需要在關鍵技術點上盡可能地領先對手。

除了上述蘋果和三星在研發投入的“準點”外，蘋果提升創新效率的另外一個辦法是驅動其產業鏈的相關供應商去研發最新的技術。

眾所周知，蘋果每年都會花費數百億美元采購與iPhone相關的芯片、屏幕、相機閃光燈等部件，這個采購的金額自然會驅動著相應供應商去創新來滿足蘋果屆時的需求。例如芯片制造商臺積電和三星目前都在投入研發更小的芯片制程技術(例如臺積電的7納米和三星的10納米)，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下代，甚至下下代iPhone所需芯片的要求，而誰都清楚這些創新最終都會間接為蘋果所用，轉換成實在的營收和利潤。

我們注意到，在去年研發投入排名前5名的臺灣科技公司中，有4家公司隸屬于美國蘋果產業鏈，其中包括臺積電、富士康、和碩科技和臺達電子。其中臺積電是蘋果應用處理器的主力代工廠，而為了保有蘋果供應商的位置，臺積電去年在研發的支出達到了創紀錄的22億美元，同比前年10.67億美元的研發支出大幅上漲。三星今年為了滿足新款iPhone對于屏幕的需求，擬投90億美元擴大OLED產能，而更早之前已經破產的藍寶石公司，由于蘋果的巨大采購量迫使這家公司拼命去研發最新的技術，按照蘋果的要求試圖大規模投產，但是最終失敗導致公司破產，而蘋果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承擔相應的創新風險或者說讓合作伙伴分擔了創新的風險，進而間接提升了自己的研發創新效率。當然，華為目前尚不具蘋果在產業鏈中的影響力，但這種借力創新，甚至是轉移創新成本的方式，華為確實值得認真考慮，不必什么創新都要事必躬親，甚至陷入“惟我”創新論的誤區。

最后，我們發現，無論是標志蘋果創新的iPhone還是iPad，當時在所屬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產業中，蘋果都是后來者。例如在智能手機產業中，早在2007年蘋果發布iPhone之前，諾基亞和黑莓都曾推出過這種產品，而谷歌早在2003年便推出了Android操作系統的開源版本，微軟也是在iPhone問世前幾年推出了Windows Mobile移動操作系統。而在平板電腦產業中，早iPad問世十年多以前，就有許多公司發布了各式各樣的平板電腦，最典型的就是2002年微軟推出的Tablet PC。

相比對手上述嘗鮮式的創新，蘋果則更多聚焦于市場和用戶，即通過觀察市場和用戶，看到他們如何與自己的產品或競爭對手的產品互動，并觀察遇到的問題中隱藏何種機遇的“需求捕獲型”創新模式推出了體驗最佳的產品，在規避了作為第一個“吃螃蟹”人的創新風險(前期研發投入的血本無歸和彎路)的同時，間接提升了自己的創新效率。例如蘋果并非觸摸屏的發明者，但蘋果開發的觸摸屏產品提供了比其他產品更優秀的用戶體驗，當然蘋果也賺到了比其他公司更多的錢。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從研發投入對于企業規模的營收的促進上，華為已經與研發百億美元的主要科技企業實力相當，但在促進企業效率的利潤上依然存在著距離，而這背后反映出的是華為與這些企業在創新方法論和模式之間的差距，所以在研發投入不斷增長的情況下，根據產業的發展變化，及時復盤自己的創新方法論和模式對于華為未來最大限度發揮研發的真正價值就顯得尤為重要

第二篇：效率、規模效益和集中化相關問題思考

效率、規模效益和集中化的相關問題思考

營運管理或供應鏈管理討論的問題是營運效率和規模效益。一般說來，營運效率并不直接帶來實質性的經濟利益。特別是在大多數供應鏈都在強調其“快速反應能力”的情況下，我們注意到所為高營運效率在帶來高客戶滿意度的同時也產生很高的營運成本。因而我們相信營運效率是幫助企業內外成長的手段，而規模效益才是企業真正盈利之道。

討論：對于上述觀點，我認為是基本是正確的，但也有部分補充意見：在市場競爭不同階段下，營運效率和規模效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一、在物質短缺的市場環境下，公司營運效率將決定公司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中國從78年改革開放，社會經濟從物質短缺逐步發展到相對充裕的階段；在物質短缺和信息相對不發達的階段，一個企業的營運效率，直接決定了企業的盈利和生存。如各種手工作坊，一定是質量好、服務響應快速的小作坊能掙錢并逐步做大。

我一個同學，從01年開始，涉足燈飾貿易并在古鎮開辦工廠；公司從夫妻檔開始，逐步做大，01到07年6年間，每年的收入都是翻番，目前產值已經超過一個億。回想當年，他曾經告訴過我：只要你能快速拿到比人家漂亮的產品或者自己生產，就可以一個貨柜一個貨柜賣到中東，你就會掙得比別人多。

實際上，今天依然但依然有部分行業處于供不應求和一個非充分競爭的環境，如房地產。雖然經過08年的地產低谷，到現在，還是有不少小開發商存在，他們的取勝之道，在于對市場的快速響應，產品快進快出，只要不過分壓貨，確保一定現金流，就能在08年金融風暴中挺過來，并逐步長大。

當然，在這些年中，也有不少企業倒閉，基本上都是自己內部經營不善引起的。自然界中，基本規則是適者生存，在市場經濟中也同樣適用；因此，規模效益是企業盈利的基礎，但不是所有決定因素。

二、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下，規模效益是企業真正盈利之道：

公司存在的目的在于盈利，公司能存在并持續經營來自三方面：業務收入、凈利潤和現金流。因此，財務指標將決定一個公司是否能夠盈利，是否能夠生產。

而公司的人才、管理（治理）水平、技術和其他資源等，都是基礎條件，但必須轉化為產品，贏得客戶和市場，轉化為收入、利潤和現金，公司才能生存和發展。因此，基礎條件是基礎，但不是直接決定公司盈利水平。

公司營運的基本衡量指標為營運效率，包括：質量、時間、成本和環境等四個主要維度。效率關注的是一個公司如何在盡量少投入的情況下，得到更多的產出。同樣，我們可以認為，營運效率中，質量和時間影響客戶和使用感知，再進一步影響市場，但成本直接影響競爭力（波特競爭理論：產品差異化和低價格）和市場占有率；因為，低成本將意味著高競爭力。一個公司，產品和服務是有一定成本的，降價是需要有基礎；換句話說，低價格競爭是一個雙刃劍，給市場帶來高競爭力的同時，給自己公司帶來“大”殺傷力。采用低價格競爭策略，前提是自我公司營運成本足夠低，如沃爾瑪“天天最低價策略”，核心支撐力量來自物流成本降低10%。

對于單獨一個公司而言，成本由于構成的特點（歸納為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兩部分），在產品和服務規模沒有上去之前，成本無法大幅度有效降低，因此，效率對一個公司而言，是公司成長的基礎，但通常不能帶來直接的收益。

規模效益指的是產品和服務在規模效應上獲得的收益，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規模經濟；

這里不討論規模不經濟的情況。因此，從成本的構成成分分析，規模效益將是市場經濟環境下一個公司盈利的根本。

2007年8月底，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向上海證券報表示，三年內，國資委將根據利潤水平、成本控制能力等因素構成的綜合指標為中央企業排定座次。屆時做不到行業前三名的，將被國資委強制重組。這種態度，也從側面表達了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下，企業直接拼的就是規模。

三、集中化和電信企業的營運管理；

目前，中國電信市場仍然處于寡頭壟斷的階段，有競爭但不算特別充分，但總體利潤率已經較低，如電信為1.63%；聯通為1.98%；相對而言中國移動利潤率排名較高（500強第35名），但利潤率不斷下滑：從07的30%以上下滑到10年的16.25%；（摘自百度文庫：2010年世界500強利潤率排行）；

因此，電信企業的經營和生產，將越來越重視營運管理；在這里，我們主要針對網絡營運管理和集中化問題進行討論。

電信公司的產品也就是服務，跟其他行業的服務一樣，具有即時在線的特點，用戶服務使用過程中，對質量（或體驗）、故障等網絡運行狀況非常敏感，對于各種質量異常事件（如電話掉線、單通和質差等）發生可能會立即投訴。

由于電信服務上述特點，網絡營運管理需要重點考慮：1）成本；2）質量；3）用戶感知；另外，網絡管理也涉及環境問題，這里不做討論。

從集團公司的角度出發，集中化作為提升網絡營運管理的戰略性措施，早在2001年，集團公司已經提出，經過近10年的改革和完善，已經形成了以省和集團為中心的兩級集中管理模式，并形成三化（集中化、標準化和信息化）的指導原則。外界對于中國移動的集中化管理，也給過較高的評價：

“通過實施集中化管理變革，中國移動建成了世界一流移動通信網絡，保持了世界一流的網絡質量，形成了領先的網絡優勢。最新國家對標結果顯示，中國移動在網絡覆蓋率、網絡質量、計費準確率等指標處于對標企業的領先位置，網絡人口覆蓋率已經達到98.4%；網絡質量連續四年在對標企業中位居第一。”（摘自國資委文章《中國移動推行集中化管理，提升企業運營效率》）

下面我們將針對集中化如何提升企業運營效率上進行探討。

營運管理（供應鏈管理）的本質在于：1）以最經濟的成本將產品配送到最終客戶；2）目標是減少商業的不確定性；3）本質在于提高產品的快速反應能力。

我們討論網絡營運管理，目標集中在網絡運行成本、質量保障和客戶感知提升，并就集中化和不確定性以及快速反應能力的關系進行討論：

1、集中化和運行成本關系：

什么是集中化，“集中化是集中管理的核心。通過集中化，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最大限度的發揮資源價值。集中化主要體現在網絡建設集中化、網絡運行維護集中化和企業管理集中化三個方面”。

集中化直接影響是實現網絡營運管理的規模效益。包括：

1）人員使用上的規模效益：主要體現在監控值班和開通配置的人員安排上；

這里已業務開通配置作為案例進行說明：在集中化之前，各個地市公司，都在本地設置業務開通配置人員，全省共近100人；集中化后，業務配置的職能主要集中在省網管中心資源配置室進行，所有人員數量約為34人；

業務開通歷時也更可控、更穩定。

2）工具和支撐手段的規模效益：IT技術的發展，使得我們的生產和管理支撐

范圍和水平大幅提升；全省21個地市，信息化手段在集中化前各自開發和

使用，集中化后，基本實現統一的開發和建設，統一標準和流程，提升支

撐手段的使用效率，也提升全省維護的規范化和標準化。

總之，通過實施集中化管理變革，中國移動從網絡建設與運維等各個方面有效控制了經營成本，取得了明顯的低成本運營優勢。最新國際對標結果顯示，2009年中國移動每客戶運營費用為85.6美元，2005年到2009年，中國移動每客戶運營費用整體控制較好，遠遠低于傳統市場的電信運營商。

2、集中化和網絡營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管理；

集中化，具有綜合的功能，將降低網絡營運管理中的“需求”不確定性，主要體現

在：

1）對人員需求的不確定性——故障處理和業務配置：網絡故障處理，是網絡維護

過程中一種常態和重要工作，分散維護就要求各個地市公司都要有相應數量的專家值班，確保對故障的及時響應和處理。集中化后，全省的專家統一安排，應對各地市的各種故障。從故障發生對人員需求的不確定性來看，確實大幅降

低人員的需求不確定性，提升專家處理故障的綜合效率。

2）網絡資源的集中管理和調配——廣東作為全國經濟大省，目前也是人口第一大

省，外來人口和流動人口數量巨大；省內經濟發展也不平衡，兩翼經濟和珠三

角的經濟差距巨大；因此，廣東的網絡存在巨大的話務潮汐：每年春節，珠三

角的用戶大量回流內地和粵東粵西。因此，網絡集中化管理，資源的集中管理

和調配，實現省內資源的動態調配，最大化匹配話務和業務的流動和變化。

3）備板備件的集中化管理——備件是網絡維護的基本條件；故障的不確定性決定

了備件需求的不確定性；備板備件的相對集中管理，降低需求的不確定性，提

升備板備件的利用效率。

3、集中化和和客戶服務過程中的異常事件反應速度之間的關系；

客戶感知為個體的體驗，直接來自細節和個性化的認知；網絡KPI很好，只是說明網絡基本情況良好，但不能代表客戶感知好。對于客戶感知提升管理，重點在于我們對異常質量事件（如掉話、雜音、空錯號等）的反應速度提升上。

集中化實現和強化了規模效益，降低需求的不確定性；但從另個角度看，人員和管理的集中化，和客戶體驗屬地化之間的不匹配關系，決定了我們對通信異常事件的反應速度降低；對于故障處理的以及備板備件的調配中，也都存在反應速度的限制問題。

因此，我們在充分強化集中化優勢的同時，我們必須針對反應速度提升，采取有效措施，才能真正我們達到通過集中化提升網絡營運管理水平的目的。

對于不同的質量事件，我們采用不用的措施：1）已知質量事件，如掉話和質差等；我們需要提升絕對速度，并解決事件集中度問題。具體措施，部署信令監測和異常話單分析系統，通過IT化手段，解決事件的發生和集中度監控，并強化；2）未知的事件，如設備和終端匹配、全國各個地市設備匹配問題等；需要相對速度，能解決更重要，具體措施：整合全省專家和IT資源，共享案例，強化會診；——省城的醫生見過的病人比我們見過的正常人多；3）對于故障的反應速度，主要限制條件是專家駐點到現場時間；具體措施包括考慮設備和備板備件庫相對集中設置，確保專家和備件到達故障設備的地點不超過2小時（和故障規范相關）；同時需要提升網絡容災能力度。

結論：在充分競爭的環境下，企業營運效率提升是企業發展的基礎，規模效益是確保企業盈利的有效措施。對于中國移動來說，集中化是實現公司低成本戰略的關鍵，但同時必須應對集中化帶來的對終端客戶使用問題反應速度下降的挑戰，只有保證客戶感知的前提下，集中化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支撐中國移動的進一步發展。

第三篇：我國金融機構的的組織規模空間分布與效率改進

我國金融機構的組織規模、空間分布與效率

改進

文章編號:1009—9190(2004)1—0025—06 我國金融機構的組織規模,空問分布與效率改進 胡月曉申紅

[摘要]金融機構的組織規模和網點分布密切相關,規模擴張通常意味著分支機構網點的空間擴張.金融業是關系密集型行業,關系在不同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中的重要性是不一樣的,其經營的經濟規模也是不 一

樣的.個人保險類金融產品關系性最低,其經營也最接近普通消費品的營銷原則;公司類產品最具有關系

性,其經營最依賴于銀企雙方的關系.金融產品和服務中關系型的經濟規模較小,非關系型的經濟規模較大.金融機構經營領域是不同關系類型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業務集合,這很容易使金融機構過度膨脹.通過機構

專業化,組織集團化和配送一體化可以改變這一特征并提高金融機構運營效率.[關鍵詞]金融機構;組織規模;空間布局;效率協調 提高核心競爭力是當前金融開放條件下各家商業 銀行面臨的首要課題.對中國商業銀行尤其是四大國有 商業銀行而言,調整從傳統體制繼承下來的機構網點分 布成了這一過程中的首要任務.網點,機構分布的調整 與規模的擴張和收縮相關,兩者共同影響和決定了金融 機構的運營效率.本文先就組織規模,機構分布與經營 效率的關系進行分析,然后指出了金融產品的關系性質 在決定金融機構網點分布方面的重要性,接著就目前我 國金融機構網點分布密集的原因進行了簡要考察,最后

就如何改善機構網點分布及相關理論的應用提出了一 些建設性意見.一 ,組織規模與效率改進(一)規模與效率

金融機構的規模是和機構的網點分布即空間分布 相聯系的.組織規模的擴張通常意味著機構的空間擴張 和分支機構數量的增多.經濟規模的概念說明經濟組織 達到最高投入產出比時有一最適規模水平.最有效投入 產出比意味著,經濟組織在一定經濟規模狀態下,利潤 率達到最大.通常經濟組織并不會停留在這一最佳規模 上持續經營,即使該組織能夠控制內外影響其規模和運 行效率的諸多因素,也往往有強烈的擴張動機.企業的 行為是財務或收入的最大化而非收益率的最高,投資決 策的準則是凈現值最大而非內部收益率最高.影響組織 規模過度擴張的因素是市場結構和市場準入條件.H?范 里安認為,基本由技術決定的平均成本曲線形狀,是確 定一個市場究竟是何種結構的重要方面,使平均成本最 低的產量水平即最低效率規模,相對于市場容量來說, 如果比例較小,那么市場將是競爭性的;反之則會產生 壟斷.在競爭性的市場結構下,相對無效率的經濟組織 不可能長期存在.由生產技術和現存市場行為決定的市 場進入難易情況,則決定和影響了市場結構的形成和發 展.從社會整體上來說,作為某種產出或服務提供者的 經濟組織基本上處在經濟規模上運行時,該行業資源配 置效率達到最佳.(二)我國金融組織的規模和效率

張杰(1998)認為,中國的金融組織規模過度膨脹, 即存在組織過剩現象.這種金融組織的過剩,是因為在

中國的漸進改革過程中,轉軌經濟的平穩過渡和持續發 展對金融資源的需求較高,這種過渡需要金融產權邊界 有一個迅速擴張,而中國壟斷的公有金融產權安排規則 為這一擴張準備了條件;金融機構過度膨脹的原因是其 成本并沒有進入各金融組織的生產函數.當改革進展到 一

定階段,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確立,這種過度擴張的金 融機構膨脹,規模過大的弊病即刻就顯現出來.市場經 濟體制的形成和發展還極大地提高了各種組織的運行 效率,在同樣產出或提供同量服務規模的水平上,組織 的規模就顯得過于龐大對效率的追求,使得各國有銀 行紛紛開始進行撤并機構和減員增效的改革.張杰(1998)預言,相對于金融組織擴張的前漸進改革時期而 言,中國后漸進改革成功的關鍵是國有金融組織規模的 收縮.金融組織規模無論過大過小,都不利于資源配置效 率的提高.張健華(2003)利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ata [作者簡介]胡月曉,男,華東師范大學金融系博士生(上海,200062);申紅,女,上海財經大學統計系博士生(上 海,200437).金麓論壇2OO4年第1期

EnvelopmentAnalysis,DEA)計算了我國銀行業的規模效 率問題,計算結果表明,我國銀行業中最具活力,效率最 高的是l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效率最低的是服務范圍 限制在單一地區的城市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在歷年 的效率評價中均處于規模報酬遞減區域.這說明,在我 國目前的銀行結構中,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規模過于龐 大,眾多的城市商業銀行則沒能達到經濟規模水平,而

l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則相對處于較佳經濟規模的位置.二,金融組織的經濟規模和有效規模(一)金融組織的規模經濟

金融組織的規模經濟,是指隨著金融組織業務規模 的擴大,人員數量的增加以及機構網點的增多等而發生 的單位經營成本下降和單位收益上升的現象.金融組織 規模與成本收益間的變動關系,也反映了規模經濟的一 般原理.金融組織的規模經濟同樣包括內在經濟和外在 經濟兩個方面.內在經濟是指單個金融機構由于業務經 營規模的擴大而由內部原因引起的收益增加,如專業化 程度的提升,平均分攤的固定成本的下降等因素引起的 “X一效率”提高等.外在經濟則是指某個金融行業由于整 體規模的擴大,從而使其中的單個運營機構得到良好的 人才,信息,資金融通和聯行結算等便利服務而導致的 收益遞增現象.外在經濟主要指金融機構聚集形成金融 中心,從而產生金融中心的聚集效應和外部規模經濟效 應.潘英麗(2003)詳細探討了金融機構空間聚集即金融 中心形成的微觀基礎,并提出通過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 率和提供近距離交流與溝通的便利體現了金融中心的 聚集效應;金融中心的外部經濟規模效應則包括“節約 周轉資金余額,提供融資和投資便利”,“提高市場流動 性,降低融資成本和投資風險”,“金融機構的合作得以 開展,其輔助性產業得以共享”.由此我們可知,產生外 部經濟的金融中心聚集效應對金融組織內部經濟也發 生著重要影響.(二)規模經濟和金融組織的空間分布

從交易的角度看,無論是因專用投入的采用而導致 的專業化程度提升,還是因重復使用頻度增加而引起的平均分攤成本的下降,其根本原因均在于交易次數增多

引起重復交易,從而引起每次交易費用的下降.從制度 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金融機構的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是 由金融交易當中市場交易效率和管理交易效率的提高 所致.由于不同類型的金融產品彼此之間雖有一定的關 聯度,但并不因此構成上下序列關系.因此,金融交易基 本不涉及縱向一體化,因而金融機構組織規模的擴大并 沒有在不同的金融產品間引起“制造”或“購買”的問題.金融機構組織規模擴張所引起的規模經濟主要來自金 融機構所經營金融產品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所以金 融機構空間分布對金融機構規模經濟的情況有重要影 響.這一影響的情況決定了金融機構擴張的方式,即決 定了金融機構是采用遠距離擴張方式還是近距離擴張 方式,是毗鄰擴張還是跳躍式擴張.這對當前我國金融 機構的“攻城掠地”戰略有重要影響.若上級金融機構能夠有效地控制下級機構的運轉, 則該金融機構體系中任一機構的運行效率將達到或接近該組織體系中運行最好機構的效率.否則,該組織中 各個機構的效率將是分散分布的.這種情況下,隨著金 融組織規模的擴張而帶來的機構擴張,其整體效率變動 情況將充滿不確定性.上級機構對下級機構的控制包括成本控制和收益 控制.由于金融產品大部分是以關系為基礎向顧客提供 的服務,因此,隨著空間距離的延伸,上級機構對下級機 構的控制,成本效率要比收益效率衰減得更厲害.因為 以關系為基礎提供的服務更多地依賴當地組織的行為, 這意味著從一定距離上管理收益要比管理成本困難的 多.運行高效的金融機構(成本控制和收益水平均處于 領先水平),在一個距離中心機構遙遠的地方設點進行 遠距離擴張時,該分支機構雖能在當地地方金融機構的

競爭中確保成本領先,但未必能保證經營領先.空間分 布微弱的收益效率(相對與成本效率來說,因其衰減的 較快)使得機構擴張和地域分散化所帶來的收益大幅下 降,甚至抵消大部分成本效率.這種情況下,擴張機構將 不具有競爭優勢.對不同的金融產品來說,關系在其中 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樣的.對以專業化和關系為基礎的借 貸和地方導向的金融服務而言,對其進行遠距離的監管 和運營是無效率的.這就決定了服務于地方經濟的地方 和中小金融機構生存的基礎和空間.以關系為基礎的借 貸構成了當前我國商業銀行的主要業務,這意味著我國 的銀行市場存在著很大的分割性,因而在某些地方低效 運營的金融機構也有生存土壤.再加上無退出機制,各 種規模和效率的銀行共同存在就成為一種必然的現象.運營高效的金融機構要實現空間距離上擴張,就只能在 關系程度較不重要的某些產品方面實現,Berger和 DeYoug(2000)認為,就銀行機構空間分布的地理范圍而 言,沒有最佳范圍標準.(三)金融機構的有效規模

對金融企業而言,規模的擴張往往意味著空間位置 的擴展,即機構網點的增多.金融產品和服務具有以關系 為基礎的特征,而空間距離對于關系的維護和發展又具 有相當重要影響.因此,對金融企業來說,空間布局對其 規模經濟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一

般說來,個人金融產品,公眾產品較不具有關系 r—T_

胡月曉,申紅:我國金融機構的組織規模,空間分布與效率改進 特征;企業金融產品,公司產品則多具關系性.不具關系

特征的金融產品較易取得規模優勢,其經營特征和普通 消費品的經營相似,如金融機構網點眾多帶來的便利效 應,品牌和聲譽等,因此經營企業可在較大規模的程度 上開展業務;以關系為基礎的金融產品則不具有規模優 勢,尤其是空間優勢.對商業銀行零售業務方面的經營 而言,其業務經營學習的典型不是其他銀行而是那些消 費品行業的主導者,如麥當勞,可口可樂和娃哈哈等.銀 行在個人金融產品這種零售業務的經營方面,需要創立 一

個像“肯德基”(KFC)或“萬寶路”(Marlboo)那樣強有 力的品牌認同.零售銀行業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 對消費品營銷原則的運用.某項金融產品或服務經營的 最佳經濟規模與該項業務中關系特征密切相關,一般來 說,關系比重越大,經濟規模就相對要小些.對于不具關系重要性的個人性金融產品而言,其有 效運營的規模或經濟規模見圖1.許多研究表明,金融行 業(尤其銀行業)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是一個相對平穩 的U型曲線,銀行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是“碟型”而非u 型的(于良春,高波,2003;張健華,2003).由此可以推 斷,接近長期平均成本曲線底部的邊際成本曲線MC是 一

條近似平行與橫軸的直線.對不具關系性的金融產品 來說,規模擴張,外地網點(分支機構)的設立會導致需 求曲線向上彎折(規模優勢彰顯),這會導致金融機構邊 際收益曲線的向上移動(由MR至MR2),從而很可能與 MC有兩個交點Q,和Q2.因此,對于不具關系性的金融 業務領域的經營規模而言,其經濟規模往往是一個區 間,而非一個點.這與實踐情況很符合,對銀行規模經濟 的深入研究表明銀行的最佳規模往往是個區間(Q，Q2)而非一個點.按照施蒂格勒(1983)的研究,金融機構 的長期邊際成本曲線和長期平均成本曲線在一個很長 的范圍內通常是水平線,因此存在一定范圍內的規模經 濟區間.成本曲線形狀和較不具關系特征的個人金融產 品的需求曲線,共同決定了金融機構此項業務的經濟規 模區間.即在一定規模范圍內,其經營效率是一致的和 最佳的,我們可以把這一區間稱作有效規模區間.對于較具關系性的金融產品來說,其需求曲線在某 處斷開下移,因為規模擴張,外地網點的設置所面對的 是一個與原來不同的,在關系維護中處于劣勢的市場.因此,該項業務的經濟規模仍僅有一最佳點,而非一段 區間(見圖2).由于金融機構往往對消費者和客戶提供 多種金融服務,不同產品間關系性特征具有很大差異.決定金融機構有效經濟規模的是該機構經營的金融產 品和服務的業務集合,因而金融機構有效經濟規模的決 定就具有較大的變動性和復雜性,且較多地受到金融機 構經營方針,策略和管理的影響.圖1不具關系性金融產品(服務)的經濟規模 圖2較具關系性金融產品(服務)的經濟規模 三,金融機構有效組織規模的決定因素

我們衡量金融機構有效組織規模的標準是投入一產 出比率,即同行業中投入一產出比率處于較佳水平的組 織機構被認為是處于相對有效經濟規模水平上運行的 金融機構.具體地講,處于有效經濟規模上運行的金融 企業在與同行的比較中,其費用率,不良率較低,而收益 比率卻較高.綜合以上分析,決定金融機構有效運行規 模大小的因素主要以下幾點: 1.業務性質,主要指關系的重要程度.關系在金融 業中的重要性是由金融的本質所決定的.金融的本質是

服務,金融業隸屬服務業.無論有無實際資金的轉移,金 融交易基本上都涉及未來資金流動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因而信息在金融交易中的重要性就尤其突出.金融交易 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雙方對過去,現 在,未來信息的掌握,以及這些信息是否充分可靠.對銀 行和企業間借貸而言,這種信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取決 于銀企雙方的私人關系,深受關系密切程度的影響;銀 疆■——1一一一一—T—一…

坌融論壇2004年第1期

行中的信用卡業務和保險業則更多地依賴自身經營優 勢,即受私人關系的影響較小,因此保險業和信用卡的 經營更多地具有與經營普通消費品相似的特征.總的來 說,對公司的金融業務,對私人關系的倚賴程度較高,其 中又以借貸為甚;針對個人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則相對地 不依賴于雙方的私人關系,尤其是保險業.對不同的金 融部門來說,其對私人關系依賴度由高到低依次為銀 行一證券,基金,信托一保險.關系在金融業中的重要性和程度差異,造成了不同 金融機構有效經濟規模的差別;關系在金融業中的不同 性質,也有助于說明金融機構全球擴張中出現的本土優 勢和全球優勢現象.本土優勢是指國內機構通常比國外 機構運行更有效率,部分原因是遠距離經營和監管的組 織不經濟.經營方面的問題是不同國家員工間的沖突或 協調所造成的高成本;監督上的問題是評估遠方市場上 經理行為和結果的困難,以及難于斷定其與該市場上其 他機構相比運行如何等;組織不經濟使得建立和維持與 中小企業借款關系和與家庭部門的零售存款關系困難, 因為這些賬戶的維持都需要當地信息和地區的集中,都

帶有地方性,都需要搞好與當地客戶的關系.本土優勢 也可能不是來源于距離而是其他障礙,如語言,文化,貨 幣和監管機構的差異,其他國家(地區)市場的獨特性, 對外來金融機構的偏見等,所有這些因素都不利于關系 的維護和發展.這些障礙導致外國金融機構提供同樣服 務的成本較高,或與國內的金融機構相比,提供同質同 量金融服務所獲得的收益較低.全球優勢是指擴張的金 融機構通過輸出更高的管理技能,利用更多資源,實現 比當地金融機構運行高效,成本降低的現象.這種優勢 的取得來自于通過較好投資和管理技能提高收益,如通 過提供更符合消費者偏好的金融服務,分散更高風險和 取得更高回報等.由于不同金融服務對地方關系和私人 關系依賴程度的差異,對經營多種業務的金融機構來 說,其擴張過程中的本土優勢和全球優勢是并存的,機 構性質不同,業務差異造成了表現形式的差異.2.技術進步.影響金融業有效組織規模的技術變化 主要指信息技術的進步.信息技術的進步改變了信息交 流的方式,從而影響了金融交易的形態和發展變化,進 而影響交易雙方的關系依存狀態.技術進步帶來的交易 便利和交流方式的改進,使得金融機構與客戶間的聯系 程度更加緊密,交往更加頻繁,雙方依存度加深,從而交 易雙方的關系更加密切,交易成功與否更加依賴雙方的 私人關系.這意味著技術進步增加了金融交易中關系的 重要程度.另外,技術進步帶來的信息交流的便利,使得 私人關系在金融交易中的重要性又相對下降,而與私人 關系相對的,無差別的,體現自身經營優勢的公眾影響 的重要性上升.私人關系下降,公眾影響上升,意味著金 融機構有效組織規模的上升.因此,技術進步對金融業 經濟規模的影響是雙重的,哪一方面占優勢則要依金融

機構性質和業務情況而定.當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對 一

個既定地點而言,技術對二級市場交易的替代作用比 對一級市場交易和特殊交易的替代作用大的多.對一級 發行業務和特殊交易而言,關系網的作用要大得多.”(潘英麗,2003)一級市場交易和特殊交易主要是與企業 的交易,按照上面所言,金融機構與企業的交易一般說 來,私人關系在其中起著較大的作用.3.金融創新.金融創新通過對金融交易雙方關系的 影響,對金融機構的有效經濟規模發生兩方面的影響: 對能增加金融交易中雙方私人關系重要性的金融創新, 均縮小了金融機構有效經濟規模的區間,減小了其經濟 規模水平;對能減少金融交易中雙方私人關系重要性的 金融創新,均增加了金融機構經濟規模的水平,延長了 其有效規模的區間.如個人消費貸款中還款保險制度的 引入,使得該項交易對雙方私人關系依賴度下降,而金 融機構自身實力規模與公眾關系等方面的重要程度則 上升,金融產品(服務)的營銷更加接近普通消費品的營 銷原則,只要金融交易規模的擴大,銀行和保險公司就 能有效的分散風險,減少成本和增加收益.可見,不同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交易雙方關系在其 中的重要程度有很大差別.對交易雙方私人關系有決定 性影響的金融業務而言,受雙方關系制約,金融機構規 模擴大并不能帶來成本的下降和收益上升,因而依靠規 模增大,網點增多并不會帶來單位運營成本的下降.而 對交易雙方私人關系不太重要的場合,規模擴張,網點 增多則會帶來較多的規模經濟效應,如由于網點增多給 顧客帶來的結算便利,使得信用卡發卡量上升,信用卡 經營的單位成本就相對下降.四,金融體系的過度膨脹與效率降低

金融業中私人關系的重要性,說明金融市場在某 種程度上是分割的.金融市場的分割,意味著各種效 率的金融機構可以同時并存.又由于各金融機構組織 同時經營著許多業務,其業務集合中往往既包括私人 關系占有支配地位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又包括私人關 系不甚重要,而主要依賴公眾影響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非關系金融業務的經濟規模水平通常處于一個較高位 置,且常常處于一個較寬廣的區間上,不考慮“X一效 率”,各種規模的金融機構均可處于有效經濟規模經營 水平上.對關系重要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來說,經濟規 模水平較低,其有效規模范圍為一個點(見圖2).因 此.經營各種產品組合的金融機構,為獲取私人關系 I]一一1_一

胡月曉,申紅:我國金融機構的組織規模,空間分布與效率改進 不太重要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的規模優勢,各機構常有 擴充規模,網點的動機和傾向0只要機構在私人關系 重要的業務領域在某一地維持一定水平和優勢,那么 即使機構的擴張是不經濟的,這種出于對未來規模經 濟和優勢的期望也會使之進行下去.不同金融機構的 經營能力不同,均著力于擴充規模和網點上,則會造 成整個金融體系運營效率的下降,尤其是對實行混業 經營,集多種經營于一身的金融體系來說.金融市場的分割和經營的多樣性,導致了不該擴 展的金融機構擴張,進而整個金融體系過度膨脹和效 率降低.市場分割導致相對低效的金融機構的存在, 該機構為獲取同時經營的,不具市場分割性的其他業 務的規模優勢,必然要進行擴張.因此,除非在金融

監管方面有相應措施,全能型金融體系應比分離型金 融體系更無效率.但實際上,兩種金融體系的長期并 存和近幾年來全能型金融體系的發展趨勢,說明兩者 的運行效率至少是一樣的.由此可以斷定,全能型金 融體系至少在網點設置,市場準入的監管方面比分離 型金融體系來得嚴格,或者可能在組織設置或機構監管 等方面存在著差別(見表1).表1外資銀行市場準入的監管比較 不超避15%鬻警 不小于6% 僅抽象的要求必須具備 應付擠兌能力 _ 不超過18% 五,單個組織規模與機構整體效率的協調

關系在金融業務中的重要性所造成的市場分割,產 生了金融市場上的局部壟斷,這使得效率差異的各種金 融機構得以共存.但在關系相對不占重要性的金融業務 領域,各金融機構則面臨直接的競爭.對銀行和保險公 司的零售保險業務而言,交易雙方都可無沉淀成本的離 開對方而另投它方.這樣,對金融機構而言,其面臨的市 場既有壟斷性的,又有競爭性.除上面所言的監管外,協 調兩種類型市場間的經營,就成了提高各金融企業機構 整體效率的關鍵.1.機構專業化.將兩種類型的市場分離,割斷兩種 市場上的交叉補貼關系.集中于關系型業務的金融機 構,會自覺將經營規模停留在有效規模水平上,而不像 為尋求非關系型業務的規模優勢而著力擴張.集中于非 關系型業務的金融機構,則由于面臨本外地各種機構的

直接競爭,經營效率不佳的機構就會被迫退出市場.市 場競爭的結果減少了資源的重復配置,并保證了只有效 率最高的機構才能生存和發展.機構專業化的結果和外 在表現是,金融業分工的深化和虧損部門(機構)的減 少.如將信用卡從傳統銀行業務中分離,成立專門的信 用卡公司等.2.組織集團化.機構專業化需要成立專門性的金融 機構,機構專業化并非為取得一般的專業化收益.一般 的專業化收益通過機構內部的分工也能實現.機構專業 化需要機構內部的獨立,實際生活中的表現就是要使各 個專業性的機構成為具有獨立決策權的法人或非法人.為保留和獲取金融業中普遍存在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 應,各專業化機構間又必須維持某種形式的聯系.整合 兩方面需要的結果是成立多元化的集團或金融控股公 司.多元化金融集團和金融控股公司在公司治理機制方 面既能發揮市場的激勵機制,又保留了等級制的權威.從企業內部管理交易的角度,組織集團化也是節約交易 費用的一種企業組織形式.金融集團正越來越多的成為 眾多金融企業的組織形式,金融集團內部機構專業化的 存在大大提高了集團整體的經營效率.3.配送一體化.全能型金融合并是否能取得范圍經 濟,依靠消費者是否偏好“一站式”金融服務,是否愿意 消費更多的金融服務.機構專業化和組織集團化要求改 變現有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合成和配送方式,改變以往搭 配銷售的方式.現有專業化的分支機構在推銷合成產品 時并不具有比較優勢,如銀行分支機構在推銷人壽保險 和共同基金方面,并不具有比較優勢;同樣,保險公司網 點在銀行零售產品銷售如儲蓄,信用卡方面也不具成本 優勢.而一體化金融產品的銷售和配送機制,能夠較好

地滿足消費者各方面的需求,因而代表了金融業的一種 發展方向.六,金融機構有效經濟規模區間理論的啟示 1.對外資金融機構戰略的認識和預測.金融業務中 關系重要程度的差異,是不同業務領域中業務擴張難易 程度不同的原因.對銀行業務而言,零售業務尤其是信 用卡業務是較少關系的.綜觀外資商業銀行在中國經營 業務的發展,除了在與其有淵源關系的本國投資企業開 展結算,融資等業務外,對開拓中國市場的突破口無一 例外的選擇在個人零售業務上.我們拋開政策的影響因 素,外資金融機構選擇關系較不重要的業務作為其開展 中國業務突破口較能發揮其長處.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 因,中資商業銀行對個人零售業務往往重視不夠,經營 能力不足.中資銀行慣來重視關系占重要地位的金融業 務,如信貸和對公存款,在經營中較為重視關系的作用.一—1r.————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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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嗣論l云2004年第1期

因而當前中資銀行鮮有感受外資銀行壓力存在的.中外 雙方在關系兩端的不同業務領域開展經營,雙方自然相 安無事.問題是,當外資熟悉了中國市場,建立了開展關 系型金融產品和服務所需的私人關系后,當限制放開 時,外資還會局限在個人零售業務上嗎?面對這一潛在 壓力和威脅,中資機構除了要繼續重視維護關系,努力

留住客戶外,還需要在關系不重要的個人零售業務上下 工夫,力求在非關系型業務上有一個大發展,切不可將 這塊市場拱手讓于人,如我國臺灣20世紀80年代開放 之初將信用卡市場就拱手讓給了外資銀行,現在再想爭 取回來,成本和難度都極大地上升了.2.金融機構擴張的戰略途徑選擇.關系的建立非一 日之功.除非相互“挖墻腳”,新設機構在關系型業務方面 要想在短期內有一個飛速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現實 生活中許多新設機構在開出優厚條件招收員工時,往 往標明要求有“客戶資源”.關系型業務領域的進入障 礙顯然是較高的,這也是關系型金融產品和服務市場 的壟斷和分割之所在.非關系型金融產品和服務尤其 是個人性產品,卻由于規模增加所彰顯的品牌,聲譽, 實力,以及網點遍布所帶來的便利而帶有較大的規模經 濟.也就是說,關系型金融產品帶有區位優勢,非關系 型金融產品則有規模優勢.這就要求金融機構在進行規 模擴張,網點增設尤其是進入外地市場時,需要采取依 次推進的戰略,先重點是有規模優勢的非關系型金融產 品領域,等慢慢建立起與當地的私人關系后,再向關系 型產品領域發展,即先建立規模優勢,再謀求區位優 勢.從外資進入中國的經營現狀看,可以判斷外資機構 正是遵循這一規律的.口 [參考文獻] 1]H?范里安.微觀經濟學:現代觀念[M].上海:上海三聯 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張杰.中國金融制度的結構與變遷[M].太原:山西經 濟出版社,1998.3張健華.我國商業銀行效率研究的DEA方法及1997— 2001年效率的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03,(3):11-25.[4]潘英麗.論金融中心的微觀基礎——金融機構的空問聚 集[J].上海財經大學,2003,(1):50-57.[5]潘英麗,吉余峰.金融機構管理[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 社,2002.[6]BergerandDeYoung.theEffectofGeographicOnBankEf-ficiency[R].FederalReserveBankofChicago,Wo,t,i=s Paper.2OOO,(4).:7]Berger,DeYoung,HesnaandGregery.Glob-1;7~tlonofFi.nancialInstitution:EvidencefromCross-BorderBank;ng Performance[R1.Brakings-WhartanPapen~OnFinancial Services,RobertE,LitanandAnthorySantomero,eds.2000,(3).:8]Berger,DeYoung.andGregery.EflqciencyBarrierstoCon.solidationoftheEuropeanFinancialServicesIndustry[J].EuropeanFinancialManagement,2000,(6】:269-282.[9]于良春,高波.中國銀行業規模經濟效益與相關產業組 織政策[J].中國工業經濟2003,(3):4o-48.[1O]G?J?施蒂格勒.產業組織和政府管制[M].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6.(責任編輯:春暉)(上接第13頁)與上崗,任職,晉升和獎懲等緊密結合 起來.對培訓時間要有明確的硬性規定,逐步把培訓 時間與上崗資格,上崗要求結合起來,每年的培訓時間 必須保證,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或不參加培訓.凡拒 絕或不參加培訓的不得從事相應的信貸管理崗位的工 作.每次培訓結束都要有測試,測試不合格的,要重新 培訓,并視情況降低資格等級,權限等.對培訓測試成 績優秀者要給予獎勵,并在今后的晉升中作為重要參 考依據.3.強化激勵.員工行為導向最有效的辦法之一是激 勵,而激勵的基礎是有一套尊重員工,信任員工,培育員 工的政策和機制,使員工在公開,公平,公正的機制下, 從理念到制度都把全行整體利益及員工自身利益調整 到一個方向上,構成一個有機價值鏈,使員工的積極性, 創造性得到充分的調動與發揮,實現用滿意的員工去實 現無缺陷的管理,再用滿意的員工和無缺陷的管理去贏 得客戶的滿意.要增強和完善激勵機制,包括員工的培 養,使用,發展和報酬的分配與獎勵機制,參與和溝通機 制,授權機制等,對分支機構,對員工個人進行無缺陷管 理的考核,并納入全行的經營管理目標考核體系,把考 核結果與個人收益,個人發展直接掛鉤.這樣既可以激 發員工的熱情和責任,又可以有效地防止短期行為,不 斷加大激勵力度,對做得好的員工及時進行表彰,對做 得不好的員工及時采取措施.在激勵的同時還應完善約 束機制,包括監督機制和懲罰機制.IJ [參考文獻] :1:楊鋼.質量無神[M].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2:菲利普?克勞士比.質量無淚[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 版社,2002.3:周朝琦,侯龍文.質量管理創新[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 社.2000.4:羅振壁,劉衛國.企業流程設計與現代化質量管理[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3.:5:羅國英.創建提升質量的軟環境[J].中國質量,2OO2,(9):15-19.(責任編輯:春暉)可一一T_一

第四篇：中國財政支農規模與效率的實證分析1978～2013

中國財政支農規模與效率的實證分析1978～2013

？眼摘 要？演財政是國家支持農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發展現代農業的進程中，如何完善財政支農制度，調整財政支農目標，提高財政支農效率，成為當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決的重大課題。文章采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方法，系統梳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財政支農規模與效率狀況。研究得出，導致財政支農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是支農規模過低和效率不高以及支農資金分配結構不合理、自籌資金部分所占比重依然過大等問題突出，高效、規范的財政支農機制還未形成。

？眼關鍵詞？演財政支農；規模；效率

[中圖分類號]F812.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05-0035-08

一、引 言

農業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產業，它不僅提供糧食和食品等重要的生存物質，而且是支撐工業、服務業等其他產業發展的堅強保障。但是，農業又是弱質性產業，主要表現為農產品生產者眾多且比較分散，農產品需求彈性較小但是供給彈性大[1]，差異性小、進入壁壘低，生產周期長、生產不易根據市場需求進行調整，生產條件對自然高度依賴、生產風險大等等。上述特征決定著農業生產需要面對市場、自然、社會等多重風險，投資效益不高，普遍存在著農業資金匱乏的難題。基于此，對農業生產給予保護與補貼就顯得尤為重要，當然這也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2]。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依靠財政手段對農業發展的資金支持力度也在日益加大。特別是2004～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連續12年關注農業和農村發展，“三農”問題被作為“重中之重”上升為國家戰略定位的制高點。同時，在“支農惠農”和“強農惠農”思想的指導下，國家加大了支農力度，先后出臺并實施了以“四減免”和“四補貼”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3]。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加強農業支持制度建設，完善農業支持政策體系，是黨的十八大關于新一輪農業農村改革發展部署的重要內容[4]。如何在經濟增速放緩、農業面臨“雙重擠壓”和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的背景下創新財政支農政策，強化農業基礎地位是必須破解的重大課題。為此，本文將采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方法，系統梳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財政支農規模與效率狀況，以進一步調整和優化財政支農的政策體系，提升財政支農效率。

二、財政支農規模分析

當前有關財政支農支出的概念尚未達成一致意見，這是因為財政支農包攬的業務范圍廣，涉及的部門多，加之相關統計數據不完整①。從數據的可獲取性考慮，本文將“財政支農支出”定義為如下計算公式：

財政支農支出=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全國農業綜合開發財政投入（1）

在此定義上，對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財政支農規模進行相關研究。

（一）絕對量的對比分析

1.國家財政狀況

從1978年到2013年財政收支狀況來看，大部分年份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且總體處于上升趨勢。1978年財政赤字總額為-10.17億元，1979年則攀升到135.41億元，隨后在個別年份稍有盈余的波動中，上升至2013年的11 002.46億元。36年間，財政赤字總額年均增幅為13.4%，具體變化詳見表1。總體而言，國家財政壓力持續處于偏緊狀態。

2.財政支農資金規模

從財政支農的資金規模來看，除去1981年以及1999年的環比小幅下跌外，大部分年份都處于持續上升趨勢，1981年為110.21億元，隨后增加至1998年的1 237.82億元，1999年略減為1 179.85億元，2003年繼續增加到1 903.67億元。在“中央一號文件”連續聚焦“三農”的背景下，財政支農資金總額高速增長，2013年高達12 732.95億元。1981年支農規模下降是國家體制性“重工輕農”的結果，這在未來改革中逐漸得到扭轉；而1999年的降低則是1998年特大洪災后的一種自然回調。從1978～2013年全階段看，年均增幅約為13.68%，如果從2003～2013年分階段看，年均遞增22.44%（見表2）。因此可以說，財政支農資金規模年均增幅在持續增加，但與其他支出項目相比，總體數量還偏小，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支農力度。

3.國家財政狀況與財政支農資金規模的對比分析

從1978～2013年的發展歷程來看，在國家財政總體偏緊的硬約束下，財政支農資金規模持續上升。尤其是2003年以來，在黨中央提出的“三農”工作是“重中之重”思想的指導下，國家財政對于農業的支持力度明顯增強，支農資金規模快速增加。如表1，尤其是2003～2013年間，快速上升的財政赤字額并沒有影響乃至改變財政支農資金額穩定增長的良好態勢。

（二）相對量的對比分析

1.財政赤字占比與財政支農資金占比的對比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1978～2000年財政赤字占財政總支出之比處于上升趨勢，從0.91%增至15.68%。其后出現階段性下跌，減少至2013年的7.85%，36年間共增加了6.94個百分點。而另一方面，財政支農支出占比僅出現細微波動，由1978年的13.43%略微增加到1979年的13.60%，然后持續降低到1995年的9.10%，后又增加到1998年的11.46%，此后上下浮動在8%左右，36年間降低了4.06個百分點（見表1）。1978～2013年間，財政赤字占比呈快速增加趨勢，而財政支農支出占比僅出現略微降低，基本保持穩定。這說明，國家對財政支農工作非常重視，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2.財政風險的對比分析

用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作為衡量財政風險的指標，國際經驗以3%②為警戒線。這一指標顯示，過去的36年內，僅有1979年財政赤字占GDP之比超過3%，達到3.33%。其余年份中，超過2%的有2000、2001、2002、2003年；超過1%的有1980、1991、1994、1998、1999、2004、2005、2010、2011、2012、2013年，其余14年均低于1%（見表1）。這說明我國財政風險尚處于可控范圍。

3.財政支農資金占比與農業GDP占比的對比分析

1978～2013年間，財政支農支出占比處于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13.43%下降到2013年的9.55%，下降幅度僅為3.88個百分點；而農業GDP占比從1978年的27.94%以較快的速度下降到2013年的10.21%，下降了17.73個百分點，降幅遠高于前者。由表3可見，改革以來的36年間，在財政支農資金占比僅出現略微降低的情況下，農業GDP占比出現了顯著下降趨勢。這說明，盡管國家支農資金規模持續在增加，但依然處于偏小的狀態，無力改變農業GDP占比迅速下滑的態勢，未來需要進一步加大“三農”投入力度。

本文將財政支農資金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與農業產值占GDP的比例之比界定為財政支農系數。該指標能夠很好地展現財政支農資金占比與農業GDP占比之間的動態變化關系。該系數值越大，表明國家對農業投入力度越大。如表3所示，從1978～2013的36年間，財政支農系數明顯呈現上升趨勢，從0.48變化到0.94。所以，整體而言，國家對“三農”工作日益重視，財政投入也逐漸在增強。

4.財政支農資金內部結構的對比分析

如表4所示：①1978年以來，財政支農支出1占比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只是在個別年份出現環比下降（如1998年、2000年、2003年）。②農業基本建設支出占比總體呈現出先下降、后增加、再下降、再增加的趨勢。第一輪增加是因為1998年特大洪災的影響，國家大力加強農業基本建設支出。第二輪增加是因為國家提出“新農村建設”的歷史任務。這說明農業基本建設支出所占份額的大小常常受制于國家政策的調整變動。③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在1978～2013年的36年間年均占比僅為0.82%，而且在1991～2013年間，該指標都低于平均水平。這說明，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占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處于極低的水平上，這是造成我國農業科技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同時也反映出我國財政支農資金分配結構不合理。④農村救濟費占比盡管有所波動，但一般比較平穩，多處于3%～5%之間。⑤農業綜合開發財政投入占比總體呈現出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型”曲線狀態，該項支出還處于不穩定的上下波動之中，不利于穩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總體來看，財政支農資金的內部結構比較失衡，財政支農支出占比太大，過高的“財政吃飯供養”份額嚴重削弱了“生產性支農”部分。嚴重制約了財政支農效率的提高。

5.農業綜合開發各項投入內部結構的對比分析

由表5看出：①農業綜合開發投入中，中央財政投入占比呈現逐步增加的趨勢，并且日益占據份額第一的位置，這說明國家財政支農的力度在加大；②地方財政投入占比相對比較穩定，這可能與地方財政投入多是配套支出有關；③銀行貸款占比在持續降低，這說明逐漸增加的財政投入使得農業綜合開發單位不再過多的借助于金融機構的貸款支持；④自籌資金占比呈現日益下降的趨勢，并且逐步從份額第一的位置上退居其次，但是該部分比例依然過大，這說明在農業綜合開發中，國家財政支農投入依然任重而道遠。

三、財政支農效率分析

（一）財政支農資金投入散亂、渠道復雜、項目重復交叉、管理無序等問題突出

首先是資金投入散亂，如表6所示，現階段，中央層面具有分配、使用和管理涉農資金權限的部門涵蓋發改委、農業部、科技部、水利部、林業局等12個國家部委。在基層，多個農口部門和涉農單位同時在管理和分配著支農資金。上述管理機制直接造成大量支農資金在使用上不同程度的存在著小、散、亂等現象[5]，支農資金的利用效率低下，管理成本較高，規模效應無從談起。其次是渠道復雜。僅中央財政涉農支出項目就包括建設投資（國債資金）、農業科學事業費、農業科技三項費用、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業綜合開發支出、農林水氣等部門事業費、支援不發達地區支出、水利建設基金、農業稅災歉減免補助、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農產品政策性補貼支出、農村中小學教育支出、農村衛生支出、農村救濟支出、農業生產資料價格補貼等15個大項[6]。這直接導致支農資金下達渠道分散復雜，難以形成有效合力。再次是項目重復交叉。支農資金管理部門繁多的現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涉農部門職能重復交叉的弊端，多個涉農項目重復投入，重疊立項的情況屢見不鮮。如農業水利基礎設施項目既在水利部門立項，又歸屬農業開發部門投資，造成支農資金的浪費和無效使用。最后是管理無序。財政支農資金的管理涉及多個部門，常常出現政出多門、無人負責、相互推諉的情況，造成支農資金使用中的無序，甚至出現涉農資金被擠占、挪用的惡劣情況，導致財政支農資金利用效率和社會引導效應不高。

（二）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結構不合理

首先是在財政支農資金使用對象上，對于農村基礎設施投資過于重視，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和生態建設投資占據較大比重，農業生產直接投資所占比例較小[7]。其次是涉農部門事業費支出過高，行政人員經費開支較大，影響支農資金規模效應的發揮。再次是財政支農資金對于農村人力資源投入偏少，而且對于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支持力度較弱，影響了財政支農整體效益的顯現。最后是財政支農資金對于社會公益性強、戰略意義顯著的基礎性農業項目如農業病蟲害防治、土壤與種子改良、配方施肥等投入明顯不足，發展較為滯后。

（三）財政支農資金來源不均衡

當前，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存在著“事權”和“財權”的不均衡現象。中央財政較為豐盈的財政實力擔負著落實中央政府惠農政策的任務，但是較為清貧的地方財政很難進行資金配套，但是卻承擔著各項支農政策在基層實施的重任。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鄉鎮財政基本上維持著吃飯財政的窘迫局面[8]，缺乏落實支持農業農村發展各項政策的財力保障。上述現象直接造成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在支農資金支出方面的不平衡。

（四）農業科研投入長期不足，農業R&D效率不高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農業農村發展，我國構建了較為完備的現代農業科技政策體系，推動了農業科技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科技資源的優化配置。然而，由于我國現代農業科技投入的實施涉及多個部門，缺乏統一協調，再加上各個區域農業發展水平差異顯著，現代農業科技投入產出效率和科技資源的均衡化配置還存在諸多問題。突出表現在現代農業發展與農業科技投入之間缺乏有效支撐、農業科技資源供求失衡、農業科技投入力度偏弱、農業科技推廣活力不足等方面。如圖1所示，1978～2012年，我國的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占農業產值的比重長期處于較低水平，普遍低于1%的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FAO標準）[9]。

（五）財政支農資金使用中存在著錯位、越位和缺位現象

首先是錯位現象。目前，財政支農資金補貼過多地支持了“綠箱”補貼政策，造成了農產品進出口價格體系的紊亂和扭曲，不符合WTO規則的相關要求[10]，需要對上述錯位的農業支持政策進行調整和完善。其次是越位現象。WTO《農業協議》對糧食風險基金和購銷公司的各種財務掛賬行為做出了約束，但是我國的財政支農投入方式卻在上述兩個方面出現了越位現象。再次是缺位現象。現行WTO規則對農業發展較為支持的科研投入、農產品質量安全、供銷信息服務、農民合作等形式的“綠箱”政策在我國財政支農體系中處于弱勢地位，支持力度亟待加強。

四、研究結論

從財政支農支出的規模、效率、結構等方面考察，可得出以下5點結論：

第一，規模不高是導致財政支農水平低下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家財政總體偏緊的硬約束下，財政支農資金規模持續上升。尤其是2003年以來，在黨中央提出“三農”工作是“重中之重”思想的指導下，財政對于農業的支持力度明顯增強，支農資金規模快速增加。但支農資金規模絕對數量依然處于偏小的狀態，無力改變農業總產值占比迅速下滑的態勢，未來需要進一步加大“三農”投入力度。

第二，效率低下是導致財政支農水平不高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我國財政支農重點不突出，“撒胡椒面”式的投入方式致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資金來源渠道多和投入分散弊端造成資金管理成本高，調度困難，體制轉軌的不完善性又使得該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因此，財政支農資金迫切需要大力度進行整合。

第三，財政支農資金結構失衡，嚴重影響了財政支農的效率。財政支農資金內部結構不合理，其中，支農支出1占比太大，過高的“財政吃飯供養”份額嚴重削弱了“生產性支農”部分。“生產性”支農資金比重亟待提高，尤其是農業基本建設、農業科技三項費以及農業綜合開發等方面。

第四，國家財政支農仍是未來財政支農的主要力量。農業綜合開發投入中，中央財政投入占比呈現逐步增加的趨勢，并且日益占據份額第一的位置，這說明國家財政支農的力度在加大。但是自籌資金部分所占比重依然過大，這說明在農業綜合開發中，國家財政支農投入依然任重而道遠。

第五，目前尚未形成高效、健全、規范的財政支農機制。近年來，財政支農資金管理取得了顯著優化，但管理中“重分配、輕監管”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支農資金使用過程中程序長，環節多，成本高，績效考評和問責機制薄弱的情況仍未得到明顯改觀。

第五篇：公平、效率與就業

文章標題：公平、效率與就業

正確認識公正、效率與就業的關系，對于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端正在就業問題上的指導思想均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xiexiebang.com文章-http://www.tmdps.cn/xiexiebang.com幫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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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中，公平就是社會公平，它主要是指社會財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效率就是勞動效率，即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社會公平即社會財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又可歸結為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僅就勞動平等而言，它實際上包含兩個內容：一個是任何人的收入都只能主要來自勞動，只能以自己的勞動同另一種勞動相交換，從而獲取消費品，不能無償地占有他人的勞動，人們在獲得收入的方式上是平等的。二是每個勞動者有平等地參加勞動的權利。而勞動平等與報酬平等，最終又可歸結為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只要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就能體現現階段的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從而體現社會公平。

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中，社會公平與勞動效率的關系就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與勞動效率的關系。這兩者的關系盡管存在著矛盾，但又是相互統一、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沒有公平就談不上效率。這一思想在近二、三十年西方出現的組織行為理論中也得到了反映。這一理論認為，職工在一個組織中的積極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職工在主觀上所決定的他是否得到了公道的待遇，他付出的勞動是否得到了應有的補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道的待遇和就有的補償，可以理解為平等勞動的權利是否得到落實以及一定量的勞動支出是否得到應有的報酬，即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是否得到最終體現。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按勞分配既不是平均分配，也不是差距過大的分配，這兩種情況的出現都會導致勞動者心理不平衡，影響社會安定，從而降低或破壞勞動者的積極性，生產力就不能高速發展，效率也就談不上。例如，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以起到示范和激勵作用，本身也是一種公平的體現，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先富起來的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即為社會提供有用勞動。如果不把握住這個條件，非法致富也允許，就會失去公平，非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會導致人們心理失衡，產生消極破壞作用，從而降低效率。另一方面，效率又是實現公平的條件。沒有效率，生產力不能高速發展，實現公平就缺乏物質基礎。沒有效率，導致勞動者的勞動得不到應有的補償，更不能為勞動者提供平等地參加勞動的機會，公平就無從談起。

所以，只有堅持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為主體，才能體現社會公平，才能促進勞動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反過來為實現社會公平提供物質條件。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上必須把握的基準思想。據此制定的分配政策在實踐中才會有較好的效果。任何忽視按勞分配的傾向都是有害的。

當然，由于在執行按勞分配原則過程中容易出現某些偏差，以及現階段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市場因素的復雜情況，有時會出現分配不公的現象，導致收入差距過大或過小。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國家除了不斷調整分配政策外，還應采取行政、經濟手段進行干預。一方面，通過稅收等手段，對由于非勞動因素而導致的不同經濟收入進行必要的調節；另一方面，對經濟條件差、致富困難較大的地區和勞動者，要加以扶持，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在物質技術上給予幫助。目前，為了控制貧富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應著力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促進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這將成為今后深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標。

實現社會公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要落實每個勞動者有平等的參加勞動的權利，這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這一內容表現在就業問題上，就是要實行充分就業政策，為每人勞動者提供“各盡所能”的機會。一個人要生存，就應參加勞動，為社會創造財富，這是每個人應有的權利，也是他們應盡的義務。任何人都不應剝奪這種權利的義務。當然，勞動者有平等參加勞動的權利，不能絕對地理解為每個人都必須有工作崗位，不存在任何失業現象。因為平等參加勞動者有一個前提，即勞動者必須具有一定的勞動能力和勞動技能。如果沒有這種能力和技能，就有可能失去工作崗位導致失業。尤其是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更是如此。因此，我們實行的充分就業是包含合理失業率的充分就業。政府有責任花費更多的力氣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不應該當作一般的經濟問題來對待。正是因為每個勞動者的能力和技能不同，隨著經濟的發展，如果適應不了高技能的工作崗位，就應向報酬較低的低技能工作崗位流動。這樣能迫使每個勞動者不斷地提高自己的素質和技能，以適應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斷變化的工作崗

位的要求，它既體現了公平，又體現的效率，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平與效率較為完善的統一。當然，對從計劃經濟體制中走過來、吃慣了“大鍋飯”的人產來說，要接受從報酬較高的高技能工作崗位向報酬較低的低技能工作崗位流動的現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這里的關鍵是個轉變觀念的問題。應認識到過去那種“干與不干都一樣，干多干少都一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

返了。市場經濟講的是實力，靠的是競爭，是生存的競爭，要在這種競爭中站穩腳跟，必須正視現實，樹立自強、自立、自信的意識，積極投身于市場，靠自己的努力去實現自身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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