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產業組織學研究的理論前沿與現實關切

產業組織學研究的理論前沿與現實關切?

——“2010年中國產業組織前沿論壇”綜述

肖興志

于

左

吳緒亮

2010年7月24日—25日，東北財經大學產業組織與企業組織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聯合中國工業經濟學會、《經濟研究》雜志社在大連市舉辦“2010年中國產業組織前沿論壇”。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香港嶺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80余位專家學者匯聚濱城，共享產業組織研究的盛宴。

論壇開幕式由產業組織與企業組織研究中心主任肖興志教授主持，中國工業經濟學會理事長呂政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春學研究員、東北財經大學副校長夏春玉教授代表主辦單位致辭。呂政研究員、史忠良教授、鄭紅亮研究員、王誠研究員、林平教授、張昕竹研究員等主持了會議討論，與會學者圍繞中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關系、“新醫改”與政府規制改革、安全規制波動、網上拍賣等產業組織前沿問題展示了豐富的成果并進行了熱烈研討。

一、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新空間

（一）文化傳統與產業組織

每個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結構中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一個人的效用函數既受到他所接受和供給的商品或勞務的影響，也受到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的影響。楊春學據此出發，闡釋了文化傳統對產業組織結構的影響，并指出從文化傳統和“社會資本”的角度可以大大拓展現有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范疇。他認為，一個經濟體中社會資本的豐裕程度及其形態表現也屬于一種產業組織特征，從社會資本的角度可以針對企業邊界、企業規模等重要產業組織問題給出嶄新的解釋，因此是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一個前沿領域。

楊春學指出，斯密認為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所限制（即著名的斯密假說），而福山（F.Fukuyama）以社會學的“社會資本”概念來定義一個社會的成員相互信任、以組織形式進行合作的傳統，從社會心理和文化傳統的角度來說明各種市場經濟模式之間的重大差別，從而表明勞動分工還取決于文化傳統，大大拓展了斯密假說。楊春學進一步闡述，如果把社會分為信任局限于有血緣關系和熟人之間的“低信任度社會”與信任擴展到陌生人的“高信任度社會”，那么很多國家和地區產業組織模式的差異都可以得到解釋。

（二）時空結構與產業組織

時空結構或時空關系是社會經濟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但過去對時間的研究大多脫離空間基礎，對空間的研究也有忽視時間因素的傾向，結果缺少統一的經濟時空觀和分析方法。榮朝和指出，從總體上看，經濟學仍沒能很好地解決時間分析和空間分析問題，在主流微觀經濟學的經典分析框架和模型中，所有的經濟活動和市場交易幾乎都是瞬間發生在沒有距離概念的“針尖”上，因此現實世界無法得到如實反映。他判斷，經濟學需要跨過由于自身分析手段原因無法對現實時空中的經濟現象給出合理解釋的階段，也不能再將原本統一的時空問題割裂成相互脫離的時 ?肖興志、于左、吳緒亮，東北財經大學產業組織與企業組織研究中心，郵政編碼：116025，電子信箱：office@io-base.org。

該文發表于《經濟研究》2010年第9期。

間問題與空間問題，而產業經濟學也到了應該思考時空經濟結構中的產業組織問題的時候。

二、規制理論前沿與中國規制政策改革

（一）“新醫改”與政府規制改革

2009年4月中央和國務院發布新醫改意見，中國新醫改正式啟動。張昕竹認為，新醫改總體目標和思路明確，但路徑仍不確定，特別是醫療服務行業面臨的許多政府規制問題有待研究解決。

張昕竹指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是醫療行業基本特征，醫療服務市場存在市場失靈。非市場化社會制度的出現，加之市場化因素導致的盈利動機，同時會帶來醫療服務市場的其他問題，即“旨在優化資源配置的社會調整過程自我產生前進的障礙”，并產生復雜的次優問題，從而不但引出福利比較的基準問題，而且對政府制定合理的規制政策提出巨大挑戰。就中國而言，在醫療保險市場上，政府在建立基本醫療保障體系上職能缺位，造成醫療保障體系不健全，在很多方面甚至是缺失的；在醫療服務市場上，政府經濟規制缺位和越位并存。此外，對藥品和醫療服務價格的規制不當，特別是15%零售藥價加成（或零差率）規制，以及對醫療服務定價過低，造成相對價格扭曲，扭曲了醫療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的激勵，使得藥價虛高，基本藥物中低價藥退出，并產生過度醫療和過度用藥問題。

張昕竹認為，中國新醫改的大方向已定，即承認市場有缺陷、政府應與市場相結合，但政府和市場的定位還有待于進一步確認。為此，他給出政策建議：其一，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包括推進醫療服務市場市場化進程，進一步培育醫療保險市場；其二，政府應擔負起主要作用，包括根據國情建立和完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加強和改善政府規制，改善政府治理，同時大力培育社會組織，引入相關利益者，完善保險市場和醫療服務市場治理等。

（二）安全規制波動及其影響的實證研究

中國煤礦安全規制的執行尺度呈現波動特征，規制不足（Inadequate Regulation）和規制過度（Excessive Regulation）兩種現象交替出現。肖興志、陳長石據此提出“規制波動”的概念，將其界定為：在對煤礦企業進行規制過程當中，由于地方政府目標函數的雙重性所造成的規制不足與過度規制交替出現的現象(以煤礦事故的發生為界限)。他們認為，安全規制波動廣泛存在于中國煤礦安全規制過程中，與煤礦高傷亡率一起構成中國煤礦安全規制的最顯著特征。

肖興志、陳長石將經濟激勵體制納入理論框架分析當中，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煤礦企業三方的委托代理模型，進一步推出實證假設：中國煤礦安全規制水平波動對煤炭產量所造成的影響是非對稱性的，采用平滑遷移回歸模型對這種非對稱影響的存在性進行檢驗。他們所做的實證研究得出了兩方面很有價值的結論，其一，煤礦安全規制波動是中國煤礦安全問題難以解決的直接原因，而圍繞煤炭這一巨大利益體所形成的利益聯盟和激勵制度是造成中國煤礦安全問題難以解決的深層原因；其二，煤礦產權改革是在經濟層面對煤礦事故與煤炭生產之間的一次權衡，它能夠減少煤礦事故，卻無法徹底解決煤礦安全問題，消除安全規制波動，保持規制水平的穩定性才是治本。因此，要實現煤礦安全問題徹底解決的目標，根本的出路在于繼續推進煤礦安全規制體制改革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

（三）社會性規制體系重構與自然壟斷行業改革

中國社會性規制依然存在規制機構缺乏獨立性、社會性規制機構之間缺乏協調等問題。白雪潔認為，對“自然-經濟-社會”互動發展系統的發展次序、優先地位、組合關系、政策偏重等的不均衡設置會形成不同的國家發展模式，中國發展模式的轉型過程實質上是一系列有關自然-經濟-社會的制度變遷過程，這一過程對社會性規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王軍通過構筑一個兩國貿易模型來揭示環境規制與國際競爭力的關系，試圖找到波特假說成立的理論依據，在經驗上驗證污

染避難所假說的適用性。王軍的研究發現，在古諾—納什均衡的條件下，如果一個國家推行更加嚴格的環境規制，那么從事創新活動的企業就能夠贏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和國際競爭力。

放松規制是中國自然壟斷產業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范合君、王文舉建立了一個兩部門模型分析了放松規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他們的研究發現，自然壟斷產業放松規制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并且產業放松規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遞增的。鄭世林實證分析了規制、競爭、產權改革政策對中國電信部門績效的影響，發現在不考慮政策之間影響的情況下，中國電信放松規制和兩次拆分競爭改革顯著改善了產業績效；當考慮政策之間的交互影響時，發現產權改革的負效應主要來自于競爭和產權改革之間的交互影響，而產權改革自身卻顯著改善了部門績效。姜春海分析了現行煤電價格聯動政策存在的煤電價格信息難以準確統計、聯動幅度確定隨意性較大、聯動的計算周期跨度過長等主要缺陷，并提出了調整價格聯動幅度、適當縮短聯動周期、完善煤電交易機制等建議。

三、反壟斷理論前沿與中國反壟斷政策實施

（一）中國反壟斷法和產業政策：競爭中性原則

中國反壟斷執法機關是否應該考慮產業政策因素？林平認為，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有本質的不同。競爭政策保護的是市場競爭，而不是競爭者，因此政府只是“比賽的裁判”，而產業政策實施中政府則是直接干預甚至參與比賽。產業政策雖然在很多情形下可能會妨礙競爭，但是在某些情形下也確實可以促進競爭，例如通過培養新進入者(空中快車與波音)、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利用“看得見的手”來培育市場等。至少從尊重法律的角度來說，中國反壟斷執法機關應該考慮產業政策因素。反壟斷執法過程中應如何考慮產業政策因素？林平提出“競爭中性原則”（Competition-Neutral Principle），并認為該原則包括三個要點：第一，保護競爭是反壟斷法的最終極目標；第二，執法機關只應在一項行為/集中既不顯著地限制、排除競爭，也不顯著地促進競爭時，才考慮產業政策因素；第三，對競爭效應的評估，應獨立于產業政策考量。

林平同時認為，在中國現有經濟環境里，產業政策影響相關市場的結構、技術進步、市場進入等，競爭效應測驗是在產業政策和其他因素共同決定的市場環境中進行的，因此真正做到競爭中性是非常困難的。但至少兩點應該達成共識，即反壟斷不應成為產業政策的工具、國家安全審查不是產業政策的工具。

（二）中國的競爭政策體系目標及設計

競爭政策的制定及實施與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呈現正相關關系并帶來了經濟增長，但這一結論僅僅是觀察性的。于良春通過對競爭政策的歷史回顧認為，競爭政策的設計要與本國的國情及具體的經濟環境相適應。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在本身國情的約束下，競爭政策所要實現的目標可能會更多元化。此外，雖然中國的競爭政策設計的目標出現了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不同的目標，而且設計的邏輯起點不同，但競爭政策設計在應用經濟學作為基本的工具時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并沒有很大的區別，所不同之處更多地體現在了對具體標準的規定方面。對于競爭政策設計中所涉及到的具體標準，我們應基于市場規模、市場結構、各國競爭政策設計的目標等具體的情況來進行確定。不同標準的設計對產業中的企業的激勵作用是不同的，邊界值一旦確定就具有了與眾不同的意義，因此對邊界值的設計應投入更多的精力來進行。

中國一個廣為關注的焦點問題就是行業間工資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余向華的微觀實證表明，中國的行業壟斷性對于行業工資決定進而行業間工資差距的影響較大而且顯著，從調查數據看，校正了自選擇偏差之后，就平均工資水平而言，壟斷行業高出非壟斷行業大約39%。

（三）默契合謀、規模經濟與鐵礦石定價

近年來，中國在進口鐵礦石價格談判中持續被動，引起了一些產業組織學者的關注。于左、彭樹宏構建了企業部分交叉所有權下默契合謀形成機制的理論模型，發現企業之間形成默契合謀的可能性隨交叉所有權比例的提高、一定范圍內市場需求量的增加和交易頻率的增加而增大。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將企業部分交叉所有權（共同所有權）納入并購控制的反壟斷立法及執法審查，以及中國反壟斷執法機構積極行使反壟斷法域外管轄權，對“兩拓”涉嫌默契合謀行為和申請設立鐵礦石生產性合資企業進行全面深入的反壟斷審查等政策建議。孫澤生基于生存能力法的規模經濟測度發現，鐵礦石貿易的規模經濟區間為5%以下；鐵礦石消費環節的規模經濟區間為10%以下，導致了多種形式的鐵礦石貿易中介組織共存的特征。

四、合約、激勵與企業策略性行為

（一）合約與激勵理論

具有人力資本專用性質的飛行員勞務合約被公認為缺乏合約效率，即投資不足和準租金擠占。而于立、劉鳳芹的研究發現，飛行員勞務合約不存在投資不足問題，關于薪金糾紛中的敲竹杠行為也不是專用性人力資本導致的，而是市場需求變化和行政制度使然。可選擇性默認合約可較好地解決這類問題，縱向一體化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然的解決方案。彭宜鐘建議采用證券化的思路應對生態違約風險，認為這種新的證券化產品通過把生態品質的維護轉化為一種完全由利益驅動的交易，開創了一套以交易化手段應對生態違約的新機制，大大提高了生態違約風險應對措施的有效性。

勞動分工與交易的出現帶來了激勵問題。陳艷瑩的研究表明，與只披露產品質量是否超過臨界值的“通過型”認證相比，將產品質量劃分被不同等級的“評級型”認證能更大程度地吸引企業參與自愿性認證。中國目前的自愿性認證多數采用“通過型”的信息披露方式，是導致認證覆蓋率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孟大文從多維機制設計的視角解釋了激勵損失，發現當存在不可觀測的風險規避或成本的時候，相對于最優合約而言，次優工資合約的激勵作用降低，而風險規避和成本的多維不對稱信息會導致所有代理人激勵的缺失。孟昌從委托—代理視角來分析信息不對稱情況下行政性進入壁壘和規制內生出的生產者激勵問題，認為在行政性進入壁壘下的規制經濟中，如果規制者面臨事后的信息不對稱，那么提供固定價格契約和成本加成契約等都會誘使被規制者隱藏其私人信息，實施高報成本的策略。

（三）企業策略性行為

上市公司并購行為的實施一直受到金融市場的高度關注。盧東斌從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產業沖擊及其影響入手，根據其強度設置了9個象限，分析了每個象限內的企業可選擇的并購戰略，并對1999年至2009年中國上市公司并購活動進行了實證研究。盧東斌的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的并購活動確實存在著產業間的不均衡，而且影響產業內企業收益的外部環境的變化將會對產業內的并購活動產生重要的影響。產業沖擊顯著影響產業內企業并購活動的發生，這與一般并購動因理論中的只有在經濟繁榮、企業在尋求擴張的情況下才會進行并購的傳統理論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盧東斌的研究為后金融危機時代思考產業沖擊與企業并購戰略選擇提供了重要依據。

對中外企業聯盟的組建動因的研究，普遍認為外國企業為了獲取市場，而本土企業為了獲取技術，原毅軍卻認為這一認識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從價值創造能力角度出發，他分析離散變量下的企業決策行為，得出價值創造能力最大化是企業行為決策的唯一準則的結論。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以價值創造為導向的中外企業聯盟的組建動因，從而解釋了中外企業自愿組建聯盟的內在機制。他的研究為解釋中外企業聯盟中的企業的組建和分工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蔣傳海考察了在具有消費者尋求多樣化購買行為的市場中，相互競爭的企業基于消費者的購買歷史實行差別定價行為的本質特征和形成機制。他的分析顯示，企業為了應對消費者尋求多樣化購買行為，會采用獎勵忠誠式定價機制；消費者尋求多樣化購買行為會弱化企業兩期的價格競爭，導致企業存在“默契合謀”；在不對稱定價策略下，有能力根據消費者的購買歷史進行差別定價的企業能夠在競爭中獲取優勢。他的研究對現實經濟中的許多重要經濟現象和企業競爭策略的本質特征提供了理論解釋，如常旅客計劃、會員卡發放和優惠券折扣等。

五、網上拍賣、雙邊市場與國際電信資費

（一）網上拍賣

世界范圍內網上拍賣交易的價值急劇增長，日益成為商品交易的流行趨勢。這一現象引起了產業組織學者的關注。陳宏民指出，網上拍賣研究的最新進展主要包括：競價策略，如末尾搶標效應；欺詐風險，如聲譽機制建立；買方合謀，以及與代理商的縱向合謀；拍賣方式選擇與保留價格設置；網上組合拍賣：機制設計與均衡價格決定。他認為，網上拍賣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包括：把網上拍賣看作拍賣行為在網絡上的延伸，而不是將其視為網上交易的一種特殊方式；把網上拍賣僅看作為買賣雙方的行為博弈，忽視拍賣交易平臺的第三方中介作用；集中于單一產品的拍賣，忽視網絡外部性對交易雙方收益的長期影響，從而無法有效探索聲譽機制的內生機理和最優形式，難以杜絕網上欺詐與網上組合拍賣中的虛名投標問題。陳宏民進一步考察了具有競爭性賣方的網上拍賣，發現網上拍賣中存在著顯著的、內生的交叉網絡外部性。他指出，這一研究領域方興未艾，進一步的研究可關注平臺的功能和影響、多產品、多賣方的拍賣以及拍賣物品的屬性研究。

馮中越建立了競買者與競賣者多階段信號傳遞博弈模型，研究發現：競買者并不以其真實價值出價，最高出價等于其價值減去參與其他拍賣的預期收益（外部選擇權的支付剩余）的價格；交易雙方仍然選擇博弈前各自收益最大化的策略；拍賣從一開始就會有競價，競價價格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上升，但由于其他低起價拍賣的進入而增速有所減緩，后期受到競買者遲出價策略的影響，價格增速將大幅提升；平行網上拍賣是有效率的；交易價格最終取決于進入到該拍賣的次高價值競買者的出價。

（二）雙邊市場與國際電信資費

支付卡網絡服務的雙邊市場性使其定價機制有別于傳統商業模式，在這一領域應用傳統的基于“單邊邏輯”的規制可能帶來不合意的政策效果。王文祥、史忠良認為，該領域進一步的研究總體上應沿著兩條路徑展開：一是在模型研究方面，應盡可能使假設條件接近現實，比如考慮支付卡網絡之間以及商戶之間的各種不完全競爭情形、支付工具之間的競爭，另外可針對各經濟體（或區域）的具體環境條件設定模型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二是在實證研究方面，現有的研究大多數是從構建數理模型著手，其理論的解釋力度是否夠強，是否反映了支付卡產業的內在機理，這些都有待于通過實證研究加以檢驗，而目前實證研究極度稀缺，近十年來各國的規制實踐可能為實證研究提供了初步的數據條件，這是支付卡經濟學研究將來可能取得豐碩成果的領域。

居恒、譚國富建立了一系列雙邊寡頭壟斷模型來考察國際電話市場的均衡價格和結算費率，解釋不同組織形式接入談判的經濟效果，并運用美國市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他們的研究發現，競爭能夠降低資費，但是程度非常有限；按照流出比例分配流入流量，對于資費沒有實質影響，反而會增加接入價格；統一談判原則下，單方面競爭和“比例分配原則”都會增加凈支付，有損美國運營商；當外國市場不存在有效競爭的情況下，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直接規定接入價格的上；市場的有效性最終取決于兩國共同開放競爭。如果僅有單方面的競爭，政府需要設定接入

價格。

六、技術創新、產業結構與中國經濟增長

（一）技術創新與效率

以往的研究對技術外溢的組成部分沒有細分，所以對何種技術形式對技術外溢起到主導作用無法進行深入分析。劉秉鐮提出“技術勢能”假說，以高技術產業為研究對象，分階段考察了“技術勢能”各組成對中國高技術產業技術外溢的影響。研究發現，總體上外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技術外溢的效果明顯，依次表現在規模效率、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上，但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勢能”抑制了技術外溢效應，主要表現在抑制了規模效率和技術進步，而在技術效率上則表現出了溢出效應。王維國的研究表明，行業間相對技術效率水平與要素替代性征差異明顯，資本密集行業與勞動密集行業要素配置效率優化存在反向特征，借助于要素替代與規模提升的節能路徑只在部分行業適用。龐瑞芝將創新理解為一種從投入到產出的生產過程，通過網絡DEA模型的實證分析，發現中國工業創新過程整體效率偏低，“創新知識轉化”效率低是主要制約因素。

產業高度集中導致更多的研發支出，還是更高的研發強度導致了高度集中的市場結構？唐曉華、趙豐義、張丹寧認為，產業組織學研究領域逐漸達成的一個共識是，集中度和研發強度皆為內生變量，應該同時在一個均衡系統中決定。產業升級的關鍵在于找到系統的外生解釋變量，通過改變外生解釋變量促進集中度與研發密度協同升級。王傳榮的實證研究發現，市場結構與創新激勵之間呈現明顯的“倒U型”關系，企業規模與創新激勵表現出“弱倒U型”關系；國有企業產值比重與創新激勵之間呈“非線性單調負相關”關系，外資產值比重與創新激勵之間呈“正U型”關系。

根據熊彼特經濟周期理論的觀點，創新是一種逆經濟周期的現象，茆健、林玨的實證研究卻給出了不同的結論。他們發現，總體上中國民營企業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順周期特征，小企業技術創新不足的原因來自金融約束效應。

（二）產業結構與中國宏觀經濟增長

如何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是當前中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然而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結論卻并不完全一致。鄭若谷、干春暉、余典范的研究發現，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進程對經濟增長具有鮮明的階段性影響，而且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高級化則恰恰相反，但它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是相同的。總體上，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要遠遠大于產業結構高級化，政府在制定產業結構政策時應更多地關注產業結構合理性的調整而不應過度執著于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推進。

趙進文運用Panel Data模型實證分析了1989年至2006年間中國影響日本制造業產業外包的主要因素。他的研究表明，不僅日本從中國進口的中間品比例和中國制造業各產業在世界出口的比較優勢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而且資源稟賦和勞動生產率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此外，盡管規模經濟也是一個顯著的影響變量，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會延緩整個外包發展的增長趨勢。

自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帶來巨大沖擊以來，中國工業部門已經實現了經營狀況的企穩回升。孔憲麗對中國工業經濟運行狀況進行了及時的跟蹤分析，發現2000年以來中國工業經濟共經歷了三次完整地景氣循環，現正處于第四次循環的下降期。

“2010年中國產業組織前沿論壇”受到產業組織學界的廣泛關注，征文發出一個月便收到60余篇學術論文，后甄選出44篇高質量論文匯編成冊，反映了中國產業組織學研究的大致水平。參會學者普遍認為，此次論壇的成功舉辦對于促進中國產業組織學（產業經濟學）領域的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推動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篇：山西省產業轉移的理論與實證研究

山西省產業轉移的初步研究

摘 要：新一輪國際國內產業轉移正在加速，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積極承接國際國內產業轉移，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競爭力增強，是山西省深入改革、擴大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在分析國際國內產業轉移的階段性特征基礎上，利用東南沿海經濟趨緩的機遇，加快承接產業轉移步伐，有利于從整體上推進山西經濟轉型發展。結合新形勢新要求，剖析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力圖找準解決問題的突破口和有效途徑，提出切合實際、行之有效的對策措施和政策建議。

關鍵詞：產業轉移；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區域分工；煤化工業；

1.問題背景

產業轉移理論源于美國經濟學家弗農的工業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劉易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理論。產業轉移理論認為，區域經濟的發展取決于其產業結構的狀況，而產業結構的狀況又取決于地區經濟部門特別是其主導產業在工業生命周期中所處的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階段的變化，生產活動逐漸從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轉移，而這種梯度轉移過程主要是通過多層次的城市系統擴展開來的。

產業轉移理論以不平衡發展規律為基礎，承認區域間不平衡的現實，認為條件好的地方應較快地發展起來，并通過產業和要素從高梯度到低梯度的轉移，帶動條件差的地方發展。產業轉移理論主張發達地區應首先加快發展，然后通過產業和要素向較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轉移，以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產業轉移是由于資源供給或產品需求條件發生變化后，某些產業從某一國家或地區轉移到另一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行為和過程。產業轉移是以企業為主導的經濟活動。產業轉移分為國際產業轉移和區域產業轉移，前者指的是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后者指的是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地區利用率先開放和區位優勢，抓住發達國家和港澳臺地區產業轉移的機遇，承接發展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加工工業。經過多年快速發展，東部地區資本相對飽和，本地市場已難以滿足資本增值需要。再加上土地、勞動力、能源等生產要素供給趨緊、產業升級壓力增大、企業商務成本居高不下、資源環境約束矛盾日益突出等問題，急需完成從規模擴張向結構提升的轉變。其中，加工工業和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騰籠換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趨勢明顯。

產業轉移理論把經濟效率放在區域發展和生產力布局的首位，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制定地區發展戰略時具有重要意義。

山西省應該利用經濟變動時期重新洗牌的機遇，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積極承接國際國內產業轉移，從整體上推進山西經濟轉型發展。

1.1國際產業轉移的特征

國際產業轉移促進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重新組合和優化配置，加快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全球化。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國際上先后大致經歷了三輪產業轉移：

第一輪 全球第一輪產業大轉移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將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向日本、聯邦德國等國轉移，集中力量發展半導體、通訊、計算機等新興技術密集型產業。

第二輪 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聯邦德國等國轉向發展集成電路、精密機械、精細化工、家電、汽車等耗能耗材少、附加值高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而亞洲“四小龍”等獲得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良機。

第三輪 上世紀80年代以后，美國、日本和歐洲發達國家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而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特別是世界加工制造中心和世界電子信息產品中心向中國轉移。

改革開放以來，在國際產業轉移浪潮中我國大致承接了三次。

第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我國抓住國際上以輕紡產品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歷史機遇，加快了輕紡產業升級換代步伐。

第二次是20世紀90年代，我國抓住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的難得機遇，極大地促進了機電產業發展和出口。

第三次是世紀之交，我國抓住加入WTO帶來的新機遇，新一輪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生產制造環節大規模向我國轉移，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灣、福建沿海地區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信息產業基礎。

1.2國內產業轉移的特征

從總體上看，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產業轉移規模越來越大。據測算，到2010年，僅廣東、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要轉出的產業產值將達到14000億元左右；二是轉移的產業主要以加工制造業為主，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轉移的勢頭強勁；三是對資源能源依賴較強的上游產業轉移趨勢明顯；四是來源地相對集中，大都來自長三角、珠三角、閩三角等地；五是與東部地區相鄰且交通運輸條件較好的中西部省區，在吸引產業轉移方面占據明顯優勢。

目前，東部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已經漸成氣候，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這種趨勢還會繼續加強。一是產業轉移的層次會逐步提高，產業轉移的重點由以前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化；二是生產能力轉移不再是個別企業的孤立行為，產業轉移從原來的單個項目、單個企業，或者說是單個產業，轉變為包括產業的整體性轉移。不同產業之間的相互整合，也從單純的制造業向制造業、服務業和科研開發業轉移，轉移的領域更寬、更大；三是產業轉移的主導角色轉變，從政府的主導作用向企業主導作用轉變，企業主導作用越來越強；四是產業轉移既給中西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創造了機遇，也提出了挑戰。傳統產業采取梯度方式，主要著眼于勞動力優勢與區位優勢；而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型產業轉移以跨越方式，更注重承接地的技術、人才、研發能力等綜合優勢與信息基礎設施、體制條件等，這使得承接地機遇和挑戰并存。

2.山西省承接國際國內產業轉移的現狀分析

新一輪國際國內產業轉移正在加速，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積極承接國際國內產業轉移，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競爭力增強，是山西省深入改革、擴大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山西省始終堅持擴大對內對外開放，緊緊把握能源、資源豐富和重化工業及裝備制造業良好基礎等比較優勢，積極營造承接產業的良好環境，不斷創新思路和舉措，著力招商引資，國際國內產業向山西省轉移規模逐年增長、層次逐步提升，并呈現出加速的態勢。

2.1山西省承接產業轉移的總體情況

山西省經濟外向度較低，私營經濟發展緩慢。從國際產業轉移方面看，2007年山西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占到全社會投資的16.04%，居中部地區最后。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私營企業投資工業企業個數僅占中部的4.9%，遠遠低于GDP所占比重。但是2007年，山西全省實際使用外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按照國家利用外資口徑統計，全年新批外商投資企業152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增長1．82倍，遠高于中部六省37％的增長速度，占中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總額49．3億美元的27．2％。其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13．4億美元，增長1．82倍，占中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總額的27．2％。

世界500強的韓國電力公社、德意志銀行入股的格盟國際能源有限公司到資7．7億美元，是最大的外資到位項目。鴻富晉精密工業（太原）有限公司、山西世茂商務中心有限公司、山西伯恒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山西威奇達藥業有限公司等一批外資企業增資活躍。從行業來看，2007年外資投入山西省12個行業，服務業成為投資的重點，資金到位達7．7億美元，居各行業之首，居第二位的是制造業，位居第三的是煤化工。

2.2山西省承接產業轉移的階段性特征

從三個方面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

一是產業方面主要集中在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十五”時期，我省外商直接投資累計總額為86,676萬美元，但農業和第三產業合同引資僅占3.0%、10.9%，而第二產業所占比重高達86.1%。但是從2005年以后，山西省將外商投資重點轉向第一、第三產業，2007年外資投入山西省12個行業，服務業成為投資的重點，資金到位達7．7億美元，居各行業之首，居第二位的是制造業，位居第三的是煤化工。

二是區域方面以太原為中心輻射全省的區域分布新格局已初步形成。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區位的選擇主要以政治、經濟、文化、基礎設施等人文環境與物質環境較好的區域為重點。從我省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分布來看，2000年，在全省外商投資合同總額中，太原所占比重高達50 %，而陽泉、朔州、忻州、晉城分別僅為0.4%、1%、1.7%、2.6%。“十五”時期，隨著山西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特別是大運、太長經濟帶的作用，山西全省的經濟資源得以合理配置，各區域經濟相互作用、相互促進，我省招商引資發展趨于均衡，全省外商直接投資逐步形成以太原為中心輻射全省的區域分布新格局。2003-2005年，在全省外商實際投資累計總額中，太原市所占比重為37.27%，同期朔州、運城、大同、晉中、呂梁、晉城以豐富的自然資源，較為發達的交通等優勢取得了相應的份額，所占比重依次上至為14.31%、14.06%、9.69%、5.74%、5.13%、5.03%。

三是投資國別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國比較單一，歐美國家外商直接投資相對較少。改革開放以來，我省外商投資來源國逐步增多，到2005年末，在山西投資的國家和地區達21個，其中亞洲8個，歐洲5個，美洲4個，大洋洲3個，投資性公司1個。從世界各國投資額來看，亞洲48181萬美元，歐洲6820萬美元，北美洲19291萬美元，拉丁美洲34898萬美元，大洋洲718萬美元，來自歐美的資本有較大幅度的增長。投資國家正向美國、日本、韓國、法國、加拿大、新西蘭等發達國家拓展。但由于一定的地緣優勢和人文傳統，港澳臺地區仍然是山西外商投資的主體。從2000-2004年看，港澳臺地區在山西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項目累計為167個，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項目的41.96%；港澳臺地區在山西利用外資協議總額累計已達74840萬美元，占外商協議投資總額的42.41%。

從三個方面看承接國內產業轉移：

一是產業方面仍然主要集中在包括煤炭等重工業在內的第二產業，近幾年逐步從煤化工、裝備制造、新材料等領域向高新技術、食品加工、物流、農業、服裝制造等第三產業領域轉型。

二是引資渠道主要是2006年后的三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第一屆中博會山西省境內省外招商引資項目85個，總投資額34.90億美元，擬引進資金額30.68億美元。第二屆中博會山西省共簽訂內資項目212個，金額達649億元，僅次于東道主河南省。第三屆中博會山西省簽內資項目229個，引資438.1億元。

三是來源地區主要是東部地區，且近年來所占比重進一步提高。第二屆中博會，來自東部沿海地區的投資項目143個，占內資項目總數的72％。

3.山西省承接產業轉移存在的主要問題

3.1承接產業轉移數量少、規模小，對經濟拉動作用不明顯，與東部地區存在較大差距，與中部兄弟省區相比也不具優勢。

首先，外商直接投資總體水平偏低。外商投資規模小，資金到位率差。據統計，“十五”期間我省外商直接投資比“九五”期間減少２億美元，尤其是2004年山西對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利用外資不到１億美元，僅占全國利用外資總額的0.2%,2005年也僅占全國利用外資總額的0.5%，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其次，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含量低。從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省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投向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較少。據調查，外商直接投資在我省勞動密集型產業約占80%左右，而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僅占20%左右，遠低于全國水平。這種狀況不利于山西企業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優化，不利于產品檔次的提高，更不利于開拓國際市場能力的增強。

3.2區域分布不平衡，產業投向不合理。

首先，山西省全省11個市的分布上存在較大差異。外商直接投資集中在太原、呂梁、運城等地區，集中程度較高。這種狀況擴大了各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加劇了本來就較嚴重的地區不平衡，使部分區域經濟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較雄厚的工業基礎得不到開發利用。尤其是，各區域無視區域經濟的功能和產業布局規律，四面出擊，競相競爭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盲目提供優惠條件，致使招商項目在全省各區域經濟發展重復雷同，造成各區域經濟間優勢不能互補，經濟經構不合理。利用投資拉動區域經濟結構調整的效果低。

其次，產業投向主要集中在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十五”時期，我省外商直接投資累計總額為86,676萬美元，但農業和第三產業合同引資僅占3.0%、10.9%，而第二產業所占比重高達86.1%。投向地區結構和產業結構不盡合理，表明山西省通過利用外資來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布局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實現，相反卻加大了地區差距和發展的不平衡。

3.3能耗高,污染重,是山西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

山西省作為資源大省，能源大省，新中國成立以來,山西一直是國家重要能源和重化工基地, 在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付出了污染嚴重、能耗過高、治理艱難的沉重代價。能耗高,污染重,是山西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也是實現科學發展的“短板”，嚴重制約了山西招商引資的硬件環境。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就是產業結構畸形和生產方式落后。

3.3.1發展軟環境特別是政務環境改善不夠。

從政務環境看，政府職能還未根本轉變，管理越位、錯位、缺位問題還較為突出，“事難辦”仍在一定范圍內不同程度地存在；各職能部門之間的協調不夠，合力不強；在一些外資項目的推進中，不少職能部門習慣被動辦事，不積極主動為外商協調解決問題，存在應付、講形式的情況；政府部門權力意識偏重、服務意識較差，審批項目復雜且環節多。在招商引進上，缺乏專門機構和專業化招商隊伍；缺乏創新的招商手段和措施，專業性招商知識很少，項目庫建設不規范且滯后，無法滿足客商咨詢需要等。此外、法制環境、經營環境、生活環境、人文環境等方面也有不少有待改進的地方。

3.3.2國民經濟外向度低，對資源型產業依賴性較強，開放型經濟不發達。

山西省對資源型產業依賴性較強，39個工業行業大類中，具備區域比較優勢的僅有7個，包括煤、焦、冶金、電力，全部屬于高能耗產業，而中部地區其他省份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都在15個以上。山西省產業結構呈現斷層，缺少能夠作為接續產業的過渡產業，資源性產業份額偏高，限制了其他行業的發展。

山西省經濟外向度較低，私營經濟發展緩慢。思想不夠解放、認識不到位，對招商引資加快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缺乏動力和壓力。不少貧困區縣仍習慣于把精力放在向省里爭資金、爭項目上，不愿主動走出去，大氣魄承接國際國內和市內產業轉移。

4.山西省承接產業轉移的政策建議

當前，發達國家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已成燎原之勢，“堅持一個統領，實施兩大戰略，抓好四個重點，實現五個突破”就成為山西省承接產業轉移的基本思路。即：即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商務工作發展全局；全面實施“開放興省”和“流通活省”兩大戰略；著力抓好優化發展環境、創新體制機制、調整商務結構、加強隊伍建設四個重點；實現山西省吸收外商投資、開發區建設、國內貿易、對外貿易、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新突破。

4.1積極貫徹以市場換技術的方針，切實提高利用外資的技術含量。

外商直接投資是打包的技術，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會給山西帶來先進技術，這也是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戰略目標。改革開放以來，山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數量發展上較好，但質量上則不盡如人意。外資的質量主要是由外資的技術含量所決定，為此要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就必須貫徹以市場換技術的方針，努力增強利用外資的技術含量。立足山西市場的實際，一定要結合有利于促進山西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一是對高新技術和我省起步較晚的領域，積極鼓勵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二是對山西的關鍵產業及正在成長中的幼稚產業，嚴格把好技術標準。三是對煤炭、化工等相對成熟的競爭產業應注意生產水平和產品的創新能力，鼓勵其向省外、國外市場發展。

未來一段時間，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資本效應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技術效應。開放山西市場必須與獲得技術相平衡，才能進一步提高山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整體素質和效果。

4.2改善直接投資結構，促進山西經濟結構優化升級。

直接投資結構的合理與否，對我省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至關重要。外商直接投資結構合理，資本、技術密集型的外資項目多，國際大型跨國公司投資項目比例大，就能保證國際先進技術源源不斷地注入我省的企業和產業，改善企業的整體素質和產業結構，從而更好地促進山西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為此，必須適時、靈活地調整外資政策，改善外商投資結構。

一是實行產業傾斜政策。引導外商直接投資向山西的“瓶頸”產業和急待發展的產業傾斜，主要包括：首先，向基礎產業和第三產業傾斜，促進山西向現代農業、裝備制造業、化工工業、農產品加工業、第三產業等“短腿”和“瓶頸”產業發展，實現產業分布均衡；其次，向技術密集、資金密集型產業傾斜，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最后，向支柱產業傾斜，促進諸如煤炭、冶金、制造業、原材料工業等產業的成長壯大，實現產業素質優良化。

二是實行廠商傾斜政策。為改善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要鼓勵有實力、有誠意、素質高、技術先進的外商前來投資，特別是跨國公司、投資基金的投資，限制素質較差的中小外商投資。

三是實行項目傾斜政策。鼓勵科技含量高又有利于山西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優化升級的項目，限制一般外資項目，特別是環境污染較重的項目。

4.3改善投資環境，增強投資引力。

要從“率先”和“加快”的戰略高度，深化對投資環境重要性的認識，大力倡導環境競爭力決定著發展的競爭力，抓環境建設就是抓經濟發展。當前投資環境存在的主要矛盾已從硬環境逐步轉向軟環境。改善投資環境，必須高度關注政府在改善投資環境過程中的作用。從最近幾年的經濟發展態勢看，我國不但存在產業由東向西進行梯度轉移的問題，在觀念和政府行為模式上也存在梯次傳播和學習的過程。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著力打造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進一步加強審批事項改革，減少政府審批項目，優化辦事流程。深化投融資、土地、資本、勞動力等體制改革，為市場主體和資源、信息、技術、人才、各類生產要素的自由暢通流動創造條件，營造“安商、親商、富商”的良好氛圍。積極利用各種有利政策，搶占承接產業轉移先機。

4.4加快產業技術創新。

產業轉移有利于區域產業調整與經濟發展，但是一味地接受傳統產業的轉移而無技術創新極易導致產業承接的失敗和挑起區域矛盾。從某種意義上說，產業技術創新是產業轉移成功的基本條件。在新的經濟形勢下，僅靠廉價勞動力已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競爭優勢，產業技術創新要求在承接產業轉移和產業融合過程中對原有的技術必須進行再造，只有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和生產出較高附加值的產品，才能使該地區在國際、國內市場中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

4.5招商引資要有針對性目標。

山西的招商引資一定要有利于“三個優勢”的增強，對外擴大開放一定要走“先引進來、再走出去”的發展思路。

一是適應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為外商投資提供更為優越的“區位優勢”。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內經濟結構優化，特別是“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為山西的招商引資提供了有利時機。為此山西應充分利用“承東啟西”的重要戰略地位，從單純引外資到內、外資一起引，將招商引資從優惠政策、優質服務向生存環境、生活質量、文化氛圍等綜合環境轉變，切實增強山西的“區位優勢”。

二是通過“引進來”增強“所有權”優勢。繼續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招商引資的重點，實現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多元化，立足市場依托優勢資源、優勢產業，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資金，并不斷加以消化，形成本省企業獨具特色的“所有權”優勢，提高本省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三是實施“品牌”戰略，建立國內、國際市場營銷網絡，增強“內部化”優勢。通過與外商合作的方式，逐步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并不斷強化“品牌”的知名度、影響力，以“品牌”為核心，組建規模企業，建立國內、國際市場營銷網絡，提高跨國經營的“內部化”優勢。

四是實施“走出去”戰略，廣泛開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依托形成的“所有權、內部化”優勢，積極拓展對境外投資的空間，推進省內具備條件的各級各類有競爭力的優勢企業進軍海外，在境外發展山西的優勢產業，培養海外經濟增長點。同時繼續加強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擴大山西在海外的知名度。

參考文獻：

[1] 盧根鑫.國際產業轉移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第三篇：工程管理學領域研究動態與前沿

工程管理學領域研究動態與前沿

工程管理是門交叉性學科，即工程與管理的結合。因為大多學校的工程管理都設置在工科學院，所以這門課程依然是偏工程為主。工程管理專業的學科教育是在管理工程專業、涉外建筑工程營造與管理專業、國際工程專業、房地產經營管理專業以及其他相關專業教育的基礎之上逐漸發展形成的。

同時，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是社會分工越來越明確，社會生產越來越精細，專業隔離越來越明顯，隔行如隔山的情形越來越普遍；而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生產卻越來越要求復合型的人才，即常說的T型人才。單純的具有管理技能，或者是單純的具有工程技術的人才，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工程管理專業出來的同學，正是T型人才的典范，他們懂技術，又懂得管理，恰好適合社會所需。

有不少人認為工程管理就是一種單純的管理學科，這是不正確的。程管理專業的培養目標是培養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德智體全面發展，具備工程技術及經濟管理、法律等基本知識，獲得工程師基本訓練，具有較強實踐能力、創新能力、組織管理能力的高級工程管理人才。工程管理專業與國家注冊監理工程師、國家注冊造價工程師的知識結構相接軌，專業方向涵蓋工程項目管理、房地產管理經營、工程投資與造價管理、國際工程承包等方向。畢業生可從事工程咨詢、工程項目施工、房地產開發與經營的相關工作，專業覆蓋面寬，從業范圍廣，社會需求大。

業務培養目標：本專業培養具備管理學、經濟學和土木工程技術的基本知識，掌握現代管理科學的理論、方法和手段，能在國內外工程建設領域從事項目決策和全過程管理的復合型高級管理人才。業務培養要求，本專業學生主要學習工程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論、方法和土木工程技術知識；受到工程項目管理方面的基本訓練；具備從事工程項目管理的基本能力。畢業生應獲得以下幾方面的知識和能力：掌握工程管理的基本理論和方法； 掌握投資經濟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熟悉土木工程技術知識； 熟悉工程項目建設的方針、政策和法規；了解國內外工程管理的發展動態；具有運用計算機輔助解決管理問題的能力。工程管理專業的就業領域涉及建筑工程、工程施工和控制管理、房地產經營以及金融、賓館、貿易等行業部門的管理工作。這一專業涉及就業領域對人才的大量需求比較普遍。從銀行證券到酒店賓館，從建筑企業到房地產開發公司都急需補充大量的工程營造管理及相關專業的人才，因此人才市場上對該專業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該專業就業領域所涉及到的工作是：綜合系統地運用管理、建筑、經濟、法律等基本知識，側重于工程建筑、施工管理以及房地產經營開發，并熟悉我國相關的方針、政策和法規，進行企業工程開發建設項目的經營和管理。

近年來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國家修改制定了一系列相關的就業政策，為專業人才的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市場環境，完善了專業人才尤其是高校畢業生脫穎而出的市場機制。與專業就業領域相關的主要行業之一是房地產業。這一行業的發展趨勢隨著國民經濟整體形勢不斷好轉逐漸走向高潮，住宅投資和市場需求全面看好。但機遇與競爭并存，激烈的市場競爭對房地產業的開發建設、經營管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在工程管理學領域的、研究方向分別有項目管理，信息系統管理，建筑管理等，特別是系統管理，屬于熱門方向，多數學校都在進行研究。另外，建筑工程管理也不遜色，下面就針對這幾個熱門方向簡單介紹一下：

1.項目管理：

項目管理是一門應用科學，它反映了項目運作和項目管理的客觀規律，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總結研究出來的，同時又用來指導實踐活動。項目管理的目的是通過對工程項目施工活動進行全過程、全方位的計劃、組織、控制和協調，使工程項目在約定的時間和批準的預算內，按照要求的質量，實現最終的建筑產品。實際上也是與土木工程學科相關聯的。

工程項目管理的主要內容有進度控制、質量控制、成本控制、合同管理、安全管理和組織協調。

目前國際上工程項目管理的研究重點集中在質量管理/性能化設計、成本管理/價值工程、風險管理、信息技術應用、健康/安全/環境管理、廉潔管理等方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工程項目管理的現狀和發展趨勢。

1)質量管理/性能化設計

質量管理是工程項目管理中一個永恒的主題。建筑產品的性能化設計對質量控制提出了新的挑戰。同時質量管理的概念也從確保可交付實體產品的質量范疇延伸到建筑產品的全面性能/功能(Total Performance)和工程項目全過程管理(服務)的質量保證，如可行性研究的質量、設計的質量以及通過資格預審等確保采購的質量、運營和維護管理的質量(如為產品增值)。, 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對工程建設管理過程要求的進一步提高，目前發達國家的建設規范正在逐漸向性能化轉變。在交付性能化產品的要求下如何實施工程項目管理，即如何提供一個性能化的工程項目管理服務，就成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問題。它涉及到對工程項目管理目標的再認識、對整個建設過程的重組、各專業和各個階段工作的協調等眾多具體問題（如圖），這一趨勢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

2)成本管理/價值工程

目前的成本管理主要是關于成本估計、成本控制和成本變化風險等，其中的全面成本管理(Total Cost Management)和全壽命期成本(LCC，Life Cycle Cost)管理概念已成為各國關注的熱點。特別是LCC，它在一個拉長的時間軸上(項目全壽命期)綜合考慮項目的總成本包括建設成本、運營成本、維護/維修成本、損失成本(如對環境的破壞)和拆除成本等，而不是僅僅關注某個階段、某個方面的成本，為工程項目管理中的成本管理賦予了新的內涵，使其更為全面。此外，價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近年已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如美、澳和香港等地應用，如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和西線鐵路工程，取得了較大的成效。

3)信息技術的應用

從目前國際上建設工程領域信息技術(IT)應用的現狀來看，已經體現出了標準化、集成化、網絡化和虛擬化等特點，研究熱點則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①建設過程(Process)和產品(Product)的計算機模擬/虛擬及其可視化，以及項目全壽命期所有信息的標準化；②建設過程的重組(Re-engineering)和集成供應鏈(Integrated Supply Chains)的確定；③與IT的應用與管理相關奈侍猓縲Ч⑵攔?Evaluation)和人的行為(Behavior)等。可以預見工程領域未來IT應用的趨勢將主要體現在以下七個方面：①基于建設產品和建設過程(而非文件)的信息管理；②建設項目全壽命期各階段之間信息的無遺漏、無重復傳遞和處理；③用可視化技術改善各階段之間的信息/溝通；④模擬、虛擬和靈敏度分析技術的應用；⑤基于互聯網的工程項目管理，特別是項目的采購和承包方式及相應的政策/法規；⑥建設管理和建設過程的改進和重組；⑦知識管理，如將已有知識應用于新項目。總之，將IT全面地應用于工程項目管理全過程，是未來IT應用的重中之重，其結果將給工程項目管理帶來革命性的工具和變化。

4)安全/健康/環境(HSE)管理與可持續發展

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使得安全、健康與環境問題在世界范圍里受到空前關注。工程建設領域由于勞動力密集而使安全和健康問題突出，由于改變自然狀態而對環境產生極大影響。因此工程項目管理中的安全、健康與環境管理正在成為一個熱點，有關安全與環境的法律法規正在加強，安全與環境管理的保證體系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企業接受，并被有機集成到工程項目管理流程中。同時，工程建設過程對工人和周邊人群健康的危害也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美國從上世紀60、70年代開始至今，建筑業的平均事故率下降了近

50%，這與在工程項目管理中重視安全、健康與環境管理有著很大關系。可持續發展，正如其在環境、社會經濟等方面一樣，正受到越來越多的工程項目管理者的重視，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其原因部分可歸結為各國政府制定的日趨嚴格的環境保護政策，以及人類與日俱增的對未來社會的責任感。因此必須從工程項目管理的角度，對其施工場所、建設過程和建筑產品進行全壽命期的分析和研究；另外，廢物處理、資源管理、交通運輸和環境的污染與改善都與建筑業的可持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

5)風險管理/應急管理

風險管理是近十幾年來工程項目管理領域的熱點問題。工程項目的不確定性導致其具備一定的風險，無論項目大小。項目管理者在復雜的環境中對不確定的事物做出判斷和決策，項目自身的復雜性、位置、參與方、過去的相關經驗等都是風險的來源。風險管理致力于在風險發生前，通過減少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或降低風險發生后可能帶來的損失來達到風險管理的目的。風險管理主要有三大步驟：風險識別確認、風險分析和評估、風險應對。風險應對時，要根據風險公平分擔原則，制定各種風險的應對措施以及風險管理框架，還要善于從項目案例中總結風險管理的經驗教訓。目前國外各大承包商都已經將風險管理作為他們的核心業務之一，以減少損失、增加收益。

6)廉潔管理

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都曾面對腐敗問題的困擾，腐敗問題近些年更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各國政府多年來動用各種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打擊腐敗現象，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工程項目管理中的腐敗問題還可以通過企業管理和工程項目管理的手段得到遏制。一個公開、公平、公正及高度透明的管理制度不但符合公眾利益，還可消除腐敗，因此越來越受到工程管理者的重視。2001年，國際咨詢工程師聯合會(FIDIC)出版了工程咨詢業的廉潔管理指南，提出了廉潔管理的原則和工程咨詢公司的廉潔管理框架，包括道德規范、政策宣示、檢查表格等可操作的管理工具。

2.系統管理：

系統管理是學習管理企業內部計算機系統的軟件，軟件功能包括：軟件發和升級，用戶資料管理，版本控制，備分和恢復，日程安排，系統分析和設計，應用發展和實施等。

信息系統在土木工程中的應用越來越多，但其中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問題。

1)信息系統的開發問題

一個信息管理系統從使用者的角度看，它總是有一個目標，具有多種功能，各種功能之間又有各種信息聯系，構成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形成一個功能結構。管理信息系統的開發是一項大的系統工程性質的工作，一般的系統工程有三個成功要素：1.合理確定系統目標；2.組織系統性隊伍；3.遵循系統工程的開發步驟。首先領導人員要有一些管理信息系統的基本知識，能大概的知道計算機原理和功能，以及它包括的主要設備；其次，領導人員最主要的應有提高自己管理水平的設想和運用現代化管理科學的設想；再次，領導人員要懂得管理信息系統的開發步驟和每步的主要工作；最后，領導著要會用人，會組織隊伍。

從信息系統開發的角度看：適宜于土木工程的信息系統的開發者必須是兼具土木工程專業知識和信息系統開發知識的復合型人才，然而目前土木工程中從業人員中，具備信息系統開發知識的人才偏少，導致信息系統開發存在一定的難度。

2)信息系統的功能問題

目前土木工程中的大部分信息系統目前尚依賴于人的參與作對比分析，不能直接對獲得的信息進行后處理并給出合理的建議，這樣使得人常處于信息的海洋中，面對浩瀚的信

息無可適從。以青馬大橋為例，目前在線監測系統已獲取了大量的信息，這些信息記錄在光盤上，需要幾輛汽車才能裝完它們。如何分析、甄別它們是信息系統建立時需要首要考慮的問題。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信息系統在土木工程中的應用有助于保證土木工程的建造質量、降低建造成本、提高工程的服務水平，信息系統在土木工程中的應用具有光輝的前景；土木工程從業人員應重視信息系統的建設，加強工程信息系統本身參數的研究，盡量利用較少的信息參數即能對工程進行合理的判定；信息系統從業人員應該主動參與土木工程建設，橫向發展，主動建立適應于土木工程建設、監測的信息系統，從更高的層次解決土木工程中的實際問題；信息系統從業人員應該努力使信息系統具有后處理功能，使人能夠從信息的海洋中解放出來；結合實際的大型工程，進行人才建設，培養出兼具土木工程專業知識和信息系統開發知識的復合型人才。

3.建筑管理工程：

建筑管理工程是側重對整個建筑過程進行管理。是針對建筑工業（包括建筑，建筑管理和建筑技術）的管理和技術方面的學習。例如：

1)應用電子技術

首先，現在的建筑工程一般規模都比較大，僅從預算這一塊來講就很耗費人力物力，對于預算這樣十分有模式的工作來講，是計算機有著比人腦更大的優勢。其次，在工程的招投標，工程成本控制階段，資料的整理儲存，人腦和傳統的“鐵皮柜”存儲，不緊容易出錯，而且儲存和查找資料都不是很方便，電腦的儲存，處理，查找功能都很方便。總體來講就是要有人腦來判斷，決定，控制；由電腦來分析處理儲存，由軟件來整合人腦和電腦的優勢。

2)可持續發展技術管理

技術管理主要考慮兩個方面：項目設計的先進性和技術本身的先進性。項目的設計要具有科學性、超前性，并有發展余地。設計時除了要考慮人們現在生活需要，還要考慮未來需要，使項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能與以后的經濟、技術、文化發展相銜接。設計的先進性還表現在盡可能利用已有的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為以后發展留出接口技術本身的先進性主要指項目實施技術和運營技術的先進性。項目的技術先進性表現在已09資源環境與工程有先進技術成果的應用上，表現在為以后技術發展留出的接口上，項目的技術先進性使項目能經得起時間考驗，同時具有可持續發展前景。

第四篇：社會主義榮辱觀的理論與現實基礎

胡錦濤總書記關于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論述，提出了一系列相關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正確認識提出社會主義榮辱觀的理論與現實基礎，是理解與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前提。

一、社會主義榮辱觀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反映。榮辱觀是人們關于榮與辱的根本觀點和態度，是一定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人們為了生存，就必須進行生產。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產生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個人與自然的各種關系和矛盾，并由此產生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些關系，解決這些矛盾的態度和方法，提出評價這些行為的是非、善惡、美丑、榮辱的標準。然而，由于“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09頁），因此，人們總是站在自身利益的地位去判斷是非、榮辱，選擇自己的行動，形成自己的榮辱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個社會集團都有自己的榮辱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51頁）在當代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形成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和利益關系的多層次，從而也形成了價值取向多樣化的局面。但是，無論哪種利益主體都應該按照一定的標準做出有利于社會文明進步，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價值選擇。否則，社會生活就無法正常進行，經濟社會就無法健康發展。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正是適應社會主義經濟關系而提出的判斷是非、榮辱的價值標準，因而它應是我國人民共同遵循的道德準則。

二、社會主義榮辱觀體現了維護人的人格尊嚴的要求。人格是指人與動物相區別的內在規定性，是個人做人的尊嚴、價值和品質的總和。它要求一個人應有高尚的道德理想，勇于承擔對他人、對社會的道德義務，正確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做到自尊、自愛、自強、自律。古人云：“不知榮辱乃不能成人”，“寧可毀人，不可毀譽”，“人不可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一個人不能沒有羞恥之心，有了羞恥心，才可能避免去做可恥的事情。知恥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質，最基本的人格尊嚴。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人格是人的脊梁，國格是民族的靈魂。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多少志士仁人為了國家民族的尊嚴和利益，不惜赴湯蹈火，以自己的鮮血乃至生命譜寫了中華民族的正氣之歌。這種正氣就是中國人的人格、國格，是中華民族維護祖國榮譽和民族尊嚴的生動寫照。社會主義榮辱觀作為當今我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作為評價人們行為是非、榮辱的基本標準，鮮明地體現了維護人格、國格尊嚴的需要，體現了以人為本、以德立人的社會道德要求，是對現實生活中少數人格異化、國格喪失行為的鞭撻。

三、社會主義榮辱觀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勞動人民在生產實踐和反對剝削、壓迫的斗爭中形成了勇于反抗封建剝削和壓迫的革命精神；反對封建特權，主張“等貴賤，均貧富”的平等觀念；要求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的愛國精神；團結友愛，互相幫助的品德；勤勞勇敢，樸素節儉，艱苦奮本文來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費文章請登陸www.tmdps.cn查看斗的品質；等等。在待人接物方面，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等，是人們常常引用的名言；在對待事業和國家的態度上，范仲淹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成為人們所尊崇的名句；在個人修養方面，曾子說的“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說的“人不可以無恥”等，人們常常用來互相勉勵。這些傳統美德思想，對當時社會進步起了重要的作用，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胡錦濤總書記關于“八榮八恥”的論述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與時代精神的有機結合，使社會主義榮辱觀充滿生機與活力，成為社會主義公民最基本的價值取向。

四、社會主義榮辱觀是針對一些社會風氣提出的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實踐既需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又需要確立起全體社會成員普遍遵循的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形成維系社會和諧的高尚精神紐帶和良好道德風尚。熱愛祖國、與時俱進、科學文明、團結友善，是當今中國社會精神風貌的主流，這是無可置疑的客觀事實。然而，社會上的一些人不明是非、不知榮辱、不辨善惡、不分美丑，把腐朽當神奇，把謬誤當真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與社會主義道德要求相背離。正是針對當前社會風氣中存在的這些問題和基于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需要，胡錦濤總書記明確指出，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絕對不能混淆，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必須旗幟鮮明。“八榮八恥”概括精辟，切中時弊，寓意深刻，涵蓋了個人、集體、國家三者之間的關系，涉及人生態度、社會風尚的方方面面，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基本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具有很強的思想性、指導性和現實針對性,是全社會應該遵循的價值準則。

第五篇：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的發展與中國現實

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的發展與中國現實

[摘要]中國改革的成功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基礎。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經濟體制改革以前，作為私有制經濟，經歷了限制、改造和最后取消的過程；經濟體制改革以后，我國破除了過去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形式，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基本經濟制度要求我們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我國現階段發展私有制、保護合法私有財產不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在發展私有制經濟過程中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關系，必須自覺劃清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

[關鍵詞]所有制；公有制；私有制；合法私有財產

[中圖分類號]F04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0)10－0033－05

一、馬克思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中關于公有制與私有制關系的論述

馬克思在對未來社會經濟關系的性質及其特征的科學預測中，對社會主義所有制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意見或一些理論構想。關于未來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理論，是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研究和批判中發現并科學論證的。由于馬克思畢生所關注的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什么必然被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因此，對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關系，馬克思自然從總的方面認為二者是對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

第一，對私有制的批判，構成馬克思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形成和發展的起點。馬克思在他所作的建立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第一次嘗試《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著作中，力圖以對資本主義私有制關系的剖析作為政治經濟學的主題，提出要“從私有財產同真正人的和社會的財產的關系來說明作為異化勞動的結果的私有財產的普遍本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顯然，馬克思是把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作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對立物提出來的，認為，未來社會生產資料是“社會的財產”，這種生產資料占有方式是對資本主義私人占有方式的直接否定。

第二，提出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變革資本主義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這里，明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概括了共產黨人的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無產階級的對立。

第三，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向社會主義公有制過渡的歷史必然性做了科學探討。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分析中，馬克思認為，“個別人占有生產條件不僅表現為一種不必要的事情，而且表現為和這種大規模生產不相容的事情”，“私有制作為公共的、集體的所有制的對立物，只是在勞動資料和勞動的外部條件屬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因此，資本主義私有制必將完成它的歷史使命，被生產資料公有制所代替，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

第四，建立未來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必經之路，是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判了“拉薩爾的幻想”，即試圖不通過社會的革命轉變，依靠資產階級國家幫助建立社會主義。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駁斥杜林把暴力看作絕對的壞事的荒謬觀點時指出：“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并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這就深刻地說明，從資本主義私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必須經過暴力革命。

第五，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未來社會經濟關系的基礎。馬克思在對社會經濟形式發展的比較中，設想未來社會“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這些是馬克思所揭示的未來社會經濟關系的主要特征，顯然，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未來社會經濟關系的基礎。

二、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與實踐中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關系

1、列寧過渡時期理論和新經濟政策理論中有關社會主義所有制問題

列寧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將馬克思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付諸于俄國的具體實踐，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也進行了艱難探索，在公有制和私有制關系上的豐富和發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各個國家的過渡時期在經濟上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即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因為“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這就是說，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可以既有資本主義成分也有社會主義成分，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

第二，俄國過渡時期的根本任務，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列寧就明確地把實現社會主義生產資料作為蘇維埃政權的一項重要任務。相繼采取了對私有制的大中小企業和地主莊園分別實行沒收、贖買、改組和聯合的辦法，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之后，又提出“由繼續剝奪資本家這個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復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生產的條件。”可見，過渡時期結束之日，就是私有制變成公有制之時，這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實現的。

第三，在新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允許農民的自由貿易和私人商業的發展。列寧指出：“既然國際國內的全部經濟政治條件給我們造成了這樣一種經濟現實，即不是商品交換而是貨幣流通變成了事實，……。”那么，“只有經過這條道路我們才能恢復經濟生活。必須恢復正常的經濟關系體系，恢復小農經濟……。”這是列寧總結了新經濟政策實施初期的教訓提出來的，實際上已經立足于資本主義關系，允許個體私有制存在。

2、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中的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

無論過渡時期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還是新經濟政策時期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所有這些都只能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權宜之計。社會主義經濟的最終建設目標還是要建成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斯大林時代便將這種單一公有制理論付諸實踐，并在實踐中有所發展。1929年底，斯大林正式廢棄了新經濟政策，他說：“我們所以采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是不能建立在公有和私有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所有制基礎之上的，只能采取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

制這兩種公有制形式。這一觀點在斯大林直接領導編寫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樣，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在所有制上采取的是單一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即以國有經濟為代表的公有制。這種模式曾一度成為“二戰”后社會主義國家效仿或流行的模式。

3、前蘇聯東歐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社會中公有制與私有制關系的探討

20世紀50年代以后，社會主義國家一度流行的“蘇聯模式”的弊病日益顯露，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評。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中，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對公有制和私有制關系進行了新的探討。他們在設計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時，不主張把作為市場經濟基礎的所有制理解為單一的結構，相反，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建立多種所有制形式。在所有制結構的選擇上，他們探討了社會主義現階段可不可以允許私有制和個體所有制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問題，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可不可以兼容一定形式的非公有制?對此，波蘭經濟學家蘭格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除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外，還存在著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例如農民、工匠和小規模企業家的個人所有制。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充分肯定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在社會主義中的地位。捷克經濟學家錫克認為，集體所有制應當和公司合營、私有制形式相并存。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由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兩大部分構成，非國有經濟包括私營經濟。匈牙利改革的一個重要成就是私有經濟的發展。

三、我國現階段為什么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20世紀以來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實踐，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實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中國改革的成功也為馬克思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基礎，尤其在所有制結構問題上，破除了過去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形式，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1、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經濟體制改革以前，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關系是對立的，私有制經濟經歷了限制、改造直至取消的過程。這在理論上有馬克思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做科學依據，在實踐上符合中國國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

新中國建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的社會性質，使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1919～1949年)；第二步，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1949～1956年)。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就是變私有制為公有制的過程。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留下來的多種不同性質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形式，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為了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就需要對這些私有制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私有制性質不同，改造的方式也不同。具體途徑是：無償沒收大資本，建立全民所有制；和平贖買中小資本，壯大全民所有制；改造個體私有制，建立集體所有制。這樣，到1956年底，私有制基本消滅，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確立，過渡時期結束。我國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2、改革開放后，允許發展私有制，但絕不是放棄公有制

改革開放30年，我國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之一就是突破了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單一公有制經濟的舊觀念的束縛。一方面，在改革開放前，公有制經濟比重過高，生產關系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使得生產關系某些方面不適應生產力發展，因而，對當時的很大一部分公有制經濟來說，它們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必須要調整和改革，使這部分公有制經濟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另一方面，在改革過程中，當公有制經濟退出的份額將要達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所要求的最低界限的時候，必然會發生是否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爭論。其實，發展私有制決不等于放棄公有制。

首先，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統一關系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內的統一。改革開放30年中，非公有制經濟逐漸從體制外納入到體制內，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由對立的關系到共同發展、相互促進、平等競爭的統一關系。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關系的重大突破起始于1997年黨的“十五大”。這次會議在我黨歷史上首次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命題，并指出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2002年黨的“十六大”把“兩個毫不動搖”相提并論。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消除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2004年十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把黨的十六大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方針政策寫入了憲法。其中關于非公有制經濟有兩處重要修改。第一，進一步明確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方針。“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第二，完善對私有財產保護的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非公36條》)。這些方針政策在理論和實踐上為非公有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其次，國家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同時，在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方面也取得了重要進展。特別是為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圍繞國有企業改革，已將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推到前沿。2003年，國務院公布了《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條例》指出：“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進一步搞好國有企業，推動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制定本條例”。2007年，十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物權法》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2008年，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國有資產法》指出：“為了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制度，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加強對國有資產的保護，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制定本法。”這些法律都是與《憲法》所規定的“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一基本法律相一致的經濟法律。它們與“兩個毫不動搖”方針一道，共同維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3、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有利于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毋容置疑，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既是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狀況的客觀要求，也是由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特別是在目前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和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更有利于公有資產在產業屬性、技術構成、科技含量、規模經濟、資本增值力、市場競爭力等方面有質的提高；也更有利于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在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也能更好地發揮國有經

濟的主導作用，更有效地支配著國家的主要經濟資源和自然資源，提供更多的物質產品、國民收入和財政收入；為國民經濟的技術進步和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對國民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起到重要保證和領導作用。

四、我國現階段為什么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60年中，對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關系的認識和處理經歷了一個由否定到肯定的過程；從消滅私有制―允許發展私有制一保護合法私有財產。但是，我國現階段發展私有制、保護合法私有財產不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至于現階段為什么允許發展私有制，要從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規律上解釋，要堅持“生產力標準”。

第一，生產力狀況決定所有制形式。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調整和變革所有制的目的，只能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發展，而不能把所有制本身是公是私，是這種形式還是那種形式，作為目的去追求。到現在為止，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未達到消滅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程度。相反，我國生產的社會化程度不高，具有多層次性，非公有制經濟更有發揮作用的廣闊天地。

第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和私有制不是對立關系。我國現階段的非公有制在很大程度和范圍上是私有制。關于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關系，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被認為是對立的同時，他們也認為，私有制與其他所有制一樣都是歷史的，最終會滅亡，但這是一個歷史過程。這樣，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思所認為的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對立只是性質上的對立，他們并未對公有制與私有制在社會主義社會能否并存進行預測。而在他們去世以后這一百多年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斷調整，使私有制形式不斷變化；社會主義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出現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情況，個體、私營等具有私有制性質的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同時存在。因此，資本主義私有制在現階段暫時消滅不了，它既在世界上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并存，也在社會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并存。

第三，非公有制經濟自身的弱點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對其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是改革開放后允許發展起來的，由于其歷史較短，其生產力水平和管理水平也較低。從生產力方面看，我國非公經濟的產業分布較廣，其中主要分布在第三產業中的餐飲、商業、運輸等服務業，以及進入障礙比較低的制造業。從管理水平上看，有的非公企業低水平重復投資，追求短期化目標、違法經營、家族治理等。所有這些亟待國家依法實施監督和管理，將其引導到現代企業制度上來，從而得到健康發展。

第四，法律形態的所有制要反映現實形態的所有制。研究所有制，首先要研究現實形態上的所有制，這是第一性的。而法律形態的所有制則是第二性的，它反映現實形態的所有制。法律形態的所有制即財產所有權或“產權”。馬克思認為，產權是財產所有關系的法律表現，或“財產關系……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我國現實形態的所有制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那么，在法律形態上就既有公有產權又有私有產權。國家法律在保護公有財產不受侵犯的同時，必須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恰恰是由現實形態的所有制決定的，或者說反映了現實形態的所有制。

第五，保護非公有制經濟合法權益和公民私有財產有利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非公有制經濟合法權益大多落到其從業者，即個體、私營業主身上，他們的合法權益很大程度上由其合法非勞動收入構成的合法私人財產體現。其他公民的私有財產除合法勞動收入構成的生活資料外，還包括由合法非勞動收入構成的各種物業資產租賃的收益，以及儲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的收益。這些都屬于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就是說，私有財產的內涵不僅包含屬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具體形式的所有制，還包括公民或私人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它比私有制具體形式寬廣得多。我國未來20年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對即將步入小康社會的公民的最大的保護，就是保護他們的合法私有財產，讓他們有一定的財富積累，更快地奔向小康。憲法如果不在強調“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時，明確“保護私有財產”，那就不僅意味著憲法沒有反映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而且意味著人們努力追求和創造財富的行為失去激勵和保護。因此，為了實現小康，有必要從法律上明確保護私有財產。

五、結語

社會經濟發展是“一種自然史的過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要自覺劃清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我們不能脫離現實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而片面追求純而又純的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必須運用一切可以運用的手段不斷地提高社會生產力、不斷地提高綜合國力、不斷地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這就不能排斥非公有制經濟，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不能搞私有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要求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以便不斷地發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不斷地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因此，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關鍵是要貫徹“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這就是我們在現階段認識和處理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的關系時所做出的必然選擇，也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不能搞私有化和單?公有制的辯證法。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21。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寧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63。

[7]列寧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7。

[8]列寧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9]斯大林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151。

[10]吳易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形成與發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578，579。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9。

責任編輯：黎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