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研究金融詐騙和金融危機等問題的現實與理論意義
第二章 研究金融詐騙和金融危機等問題的現實與理論意義
一
與傳統產業相比金融行業是一個新興產業,具有不成熟、不穩定、不健全等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長久以來人們對經濟規則和法規的不斷完善使這個新興產業逐步走向規范,摸著石頭過河的勇氣固然可嘉必定不是上善之選,我們試圖尋找一條佳徑亦或是一種規律避免不必要的挫折和彎路,完成工業生產、農業耕種準備階段經濟儲備,以使人們的勞動有計劃、有步驟、有條不紊的進行下去。實踐中遇到的困難使我們不得不面對現實,那些計劃好的、以為萬無一失的的計劃在善變的環境面前簡直不堪一擊,人們有時親身經歷一個計劃良久、籌劃細致、準備充分的的計劃在現實面前被瓦解的支離破碎的全過程,不可測性、不確定性的存在與人性中不可撼動的生物屬性同樣不可避免。真正的金融活動與實際生產生活緊密相連,有些時候明知有錯但無法立即停止、或及時停止計劃但后續預期外的不良影響依然繼續、所謂一步錯步步錯的現象時有發生,人們在不斷修正意外以使原計劃繼續下去的變通之術五花八門,使得金融行業原本枯燥無味的數字問題或多或少有了人情味,不知不覺中呈現出條條大路通羅馬的繁榮景象。
“小偷”、“騙子”是人類發展中自古就有的職業,無論人類主觀愿意不愿意、亦或道德界定應該不應該,他都伴隨著各朝、各代、各國、各區域而存在。小偷有小偷的行規、騙子有騙子的傳承,人類中的不同群體同自然界的許多其他生物一樣按著各自的生存之道生活和發展著,透著智慧、透著技巧和透著人類文明積淀的精華。生存之道,解決之道。統治解決的是如何引導人們向真善美方向發展,摒棄那些帶給他人傷害多于帶給自己利益的行為,讓生存變得容易、讓競爭變得公平、讓人世間的道理更通俗易懂、讓人與人的關系更加和諧、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不實的分析為何可恨可氣,那是因為它影響人對現實的思考,從而影響現實生活和相關利益人的切身利益。利益關系是非關系容不得人們馬虎因而受到關注,金融詐騙即是利益一方對另一方在利益受損情況下的指控。信息不對等、操作不合規、手續不合法、利益關系不明晰都有可能出現詐騙的可能,騙子的騙術高明有時體現在對機會把握的準確,相反再高明的騙術如果沒有可乘之機也無法實現其勾當。2010年12月6日,濟南公安局經偵支隊接到報案,齊魯銀行在受理業務咨詢過程中發現一存款單位所持“存款證實書”系偽造。案件發生后,該局組成專案組專案專辦,迅速采取行動將嫌疑人抓獲歸案。隨著調查的深入,齊魯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涉嫌遭遇高額騙貸一案,其風險痕跡早在2010年年初就已露出端倪。2010年4月由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所出具的《齊魯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度財務報表及審計報告》顯示,齊魯銀行的第三方存款質押業務存在借款人營業收入與貸款規律不匹配,存款質押合法性等諸多問題。為此,《報告》注明了“保留意見”。此外,由擔保人提供的存款質押的合法性也存在疑惑。
在經濟案件中,可以清晰的感知到銀行、證券、保險行業作為金融交易的主要機構和場所,在金融活動中承擔著巨大的責任與風險。這些機構是為經濟活動提供擔保、服務、場所的合法組織。合法機構、合法服務程序與內容,存在著巨大的危機,即使訴諸于法律手段也難辭其咎,對這樣的一種現狀國家機構無能為力?!胺啦粍俜馈边@是銀行、證券、保險相關國家機構工作人員對當前經濟案件的直接體驗。齊魯銀行案的涉案人員包括:銀行內部人士;當地大型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財務部門負責人;手握實權的黨政部門官員;以及穿梭于銀行、企業、政府官員之間的說客和中間利益人。這些涉案人員的職務幾乎是經濟建設前期——籌資階段資本運營全過程中的大部分重要職務。
我們要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大量從事經濟活動的工作人員涉嫌各種各類的經濟案件,透
露出相關法律法規的漏洞總和高于經濟法實施正常水平,或者說這種情況下人們所依照的經濟法條只能算作法規而不能上升到一旦違反足以量刑的法律高度。在高等教育中法律被劃入人文學科,人文學科自然離不開對唯心說、人性論的分析。法律是人性化的、法律是依照人們主觀情感、基本需求而設計的,因此違法法律才會有如此嚴厲的懲治措施,當法律所約束的社會群體多數人處于對某法律的違反狀態,那么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不會把量刑放在首位,修改法律法規使之能夠有效指導人們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各類經濟問題才是依法治國、依法興邦的準則。
從清末洋務運動受到?;庶h的堅決抵制砸機器燒工廠抵制洋貨,到建國初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抵制資本運營,在《刑法》中增設“投機倒把”罪名并堅決打擊。在長期的貧窮和貧困的煎熬中,人民終于認識到資本運營對興邦的重要性,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調整,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國兩制、發展才是硬道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而此時的中國法條中有關經濟類幾乎一片空白,無法可依甚至連參考意見都少之又少,摸著石頭過河似乎成為沒有辦法的辦法。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先驅率先垂范,于是即在意料中又在意料外的事情如期而至,一批又一批觸犯法律的行政官員受到法律的嚴懲,先后施以重刑,卻出人意料的換來了改革開放的大獲全勝。經濟建設發展到今天,我們循著前人的腳步,依稀可以看到前人做決定時的舉棋不定。法律的健全與嚴謹可以指導從事經濟建設的工作者朝著正確、規范、安全的方向前進。“經濟”在當今被大多數人看成“利益”代名詞的今天,完善經濟法律法規成為經濟建設的當務之急,只有完善的法律作保障才能保護好經濟建設者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
二
中國第一張信用卡是中國銀行在1985年才發行的。由于信用卡業務處于起步階段,各項法律規范、風險防范機制都不健全,國外和港澳地區的一些不法分子乘機在大陸采取以假充真,多提冒領、惡意透支等非法手段,利用信用卡進行詐騙活動。
金融詐騙罪,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使與其金融交易地位相對的金融交易主體陷于認識錯誤或持續陷于認識錯誤,因而自動的向行為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數額較大的資金、金融工具、其他財物或服務,從而主要侵犯金融秩序并同時侵犯公司財產所有權,觸犯《刑法》并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行為。
在司法實踐中,金融詐騙罪是近年來發生在金融領域內波及面廣泛,社會危害性極其嚴重,在金融犯罪中增長最快的高頻犯罪,在金融領域中,有些犯罪對金融秩序的破壞只是其次要特征,對國家財產所有權的侵害才是其主要特征,如信用卡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集資詐騙罪等。
根據《刑法》第196條的規定,本罪的具體行為方式有以下四種:
㈠、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取的信用卡。
㈡、使用作廢的信用卡
㈢、冒用他人信用卡
㈣、惡意透支
犯罪數額的計算
在ATM機上利用信用卡進行詐騙時,行為人一般采取兩種方法:一種是取現,一種是轉賬。在ATM機上使用偽造、作廢的信用卡或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或冒用他人信用卡,騙取或轉賬數額在5000元以上的,或惡意透支1萬元以上的,應認定為“數額較大”,以信用卡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在司法實踐中發生的此類案件,行為人或者在同一個ATM機上分多筆取款,或者在多個ATM機上取錢,對其取款數額應當累計計算。如果行為人在ATM上累計取款,或轉賬數額尚未達到5000元的,或者惡意透支尚未達到1萬元的,則不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可以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給予行政處罰。行為人拾得他人信用卡后,在ATM機上取款或轉賬的,同樣適用上面的數額計算方法。
1985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關于轉發上海市人民檢察院“處理利用信用卡進行詐騙活動的幾點意見”的通知》,《通知》指出,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開辦了“信用卡”業務,由于是一項新業務,國內又尚未安裝電腦控制設備,致使少數外來不法分子有機可乘。外國和我國港澳地區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在我國境內進行詐騙犯罪的案件出現多起,對我國社會經濟管理秩序危害頗大。為了打擊利用“信用卡”進行詐騙的犯罪活動,以保障我國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政策的貫徹實施,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對如何處理此類案件提出了幾點意見,這些意見目前還是可行的,值得參考。上海市人民檢察院《關于處理利用“信用卡”進行詐騙活動的幾點意見》規定:
⑴、凡持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以非法手段獲得他人的“信用卡”以及被列入取消名單的“信用卡”,在我國境內騙取外匯,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應追究刑事責任;
⑵、凡有計劃、有預謀結伙入境,利用“信用卡”采取隱瞞真相或虛構事實,騙取外匯數額巨大的,應追究刑事責任。有的雖然數額巨大但情節較輕,在我國境內無其他違法行為的,可不追究刑事責任,如果發卡銀行(公司)要求在國外起訴的,可由外國按當地法律處理;
⑶、凡中國銀行或“信用卡”發卡銀行提出向持卡人進行追索款項的,應由我司法部門按民事訴訟程序處理,如需要公安部門協助時,則由公安部門協助處理。
近年來,信用卡業務在我國境內飛速發展,可以稱得上是“井噴”式發展,而且我國信用卡業務的發展還具有很大潛力。由于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均衡,目前信用卡的使用還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全國廣大的二、三線城市,中西部地區甚至縣、鄉、鎮還沒能覆蓋,現金支付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各大銀行將大量精力放在占領這些市場上,而忽略了對信用卡業務風險的評估和監管。這些都給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與信用卡相關的犯罪行為大量出現,不但境外不法分子使用偽造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惡意透支等行為時有發生,而且企事業單位的公司卡在申領和使用過長中也出現諸多問題。為加強信用卡管理,嚴肅經濟紀律,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國內貿易部于1994年11月28日印發了《關于加強信用卡管理的若干規定》內容上主要是針對企事業單位申領,使用信用卡的相關環節做出了詳細的規定,從而規范了企事業單位的用卡行為。
但是,這只是以部門規章的形式對信用卡的申領和使用作出規定。未依法懲治利用信用卡騙取財物的犯罪活動,1995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合印發了《關于辦理利用信用卡詐騙犯罪案件具體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辦理利用信用卡進行詐騙活動的案件如何具體使用法律的問題做出了解釋:
⑴、對以偽造、冒用身份證和營業執照等手段在銀行辦理信用卡或者以偽造、涂改、冒用信用等手段騙取財物、數額較大的,以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
⑵、個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或者明知無力償還,利用信用卡惡意透支,騙取財物金額在5000元以上,逃避追查,或者經銀行進行還款催告超過3個月仍未歸還的,以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持卡人在銀行交納保險金的,其惡意透支金額以超出保證金的數額計算。
⑶、行為人惡意透支構成犯罪的,案發后至人民檢察院起訴前已歸還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于追究刑事責任。
⑷、對實施上述犯罪行為的銀行工作人員、應當依法從重處罰,該解釋為及時有效地打擊信用卡詐騙活動提供了司法依據。
三
由于對真實的風險缺乏了解,當某種預期之外的風險事件被觸發時,投資者往往無法
進行理性的判斷和決策,為了避免最壞情況的發生,他們會選擇逃離市場,當投資者逃離成為群體行為時,市場正常的運行機制被徹底破壞,危機隨之放大。從1970年的商業票據危機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人們都可以觀察到類似的現象。當危機出現后,市場在短期內恢復平衡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央行的危機救助變得異常重要。
1、1970年美國商業票據危機
1970年,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公司拖欠了8.2億美元的優惠利率商業票據。那時的商業票據市場作為新興事物發展的并不完善。但是為應付越來越多的企業貸款要求,商業票據市場在2世紀60年代發展的非常迅猛。然而,當時的票據市場并不存在現代票據市場所必備的評級機構以及后備流動性融通。當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公司的拖欠違約事件一發生,眾多的貨幣市場投資者開始重新估計他們的借貸模式和評級準則。而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脫離票據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開始完全不購買商業票據。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美聯儲開始鼓勵銀行購買商業票據,市場才重新恢復正常。
而1997年美科力融資的案例中,美科力也是一個商業票據的借貸方,拖欠了5億美元的商業票據。這次違約事件在現實生活中比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公司的違約影響更大,而且同樣也是屬于市場中的意外情況。但是與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公司的例子不同,美科力融資事件并沒有對票據市場產生多大的影響作用。因為大家迅速發現這次票據違約的原因是美科力公司的審計欺詐,因而形如1970年的不確定性在市場中泛濫的噩夢就沒重演。2、1998年對沖基金危機
另一個例子是1998年秋天發生的對沖基金危機。在那時的投資者心目中,對沖基金是一個新生的金融機構,且對它的構成并不是十分了解。而在1991~1997年間,對沖基金的資金規模從100億美元增加到800億美元(跟今天上萬億的對沖基金規模不能同日而語)。在1998年的秋天,俄羅斯政府證券價差、巴西政府債券價差以及美國長期國債價差之間前所未有的聯動性,使得長期以來被投資者信任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也未預計到。在這種情況之下,標準的風險管理模式已經不再適用。因而在造成了金融市場的參與者紛紛以“最壞打算”為基礎來建立新的風險管理模式。而對沖基金之間相似的戰略戰術以及相似的資產空間是他們紛紛逃離金融市場的重要原因。投資者的不確定性就造成了金融市場的非流動性和金融危機。
3、2007~2008年次貸危機
在2007年的早些時候,銀行都擁有著充足的流動性。從他們當時良好的資產負債表結構來看很難聯想到會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爆發這么嚴重的危機。危機的一個重要的放大機制就在于投資者對相關知識的缺乏和投資者的不確定性。很多投資者手中都握有一些歷史相對短暫的金融創新工具。當AAA級債券遭受損失時,投資者開始意識到他們并沒有充分了解他們所購買產品的證券化信貸結構。投資者對一些高風險債務違約并不感到奇怪。但是,當他們看到高風險債務的違約造成了對大批的以刺激貸款為基礎的產品如此大的影響時,投資者開始恐慌。此外,由于其他的信貸產品大都與次貸產品有著相類似的機構,于是投資者的不確定性在金融市場上開始泛濫。
因此,因為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違約而造成的小部分現金的沖擊,造成了對投資者不確定性的一個很大的沖擊,并且,投資者的不確定性傳染了整個金融市場。而投資者對這些不確定性傳染了整個金融市場。而投資者對這些不確定性的反應就是逃離。而且他們開始重新規劃新的投資模式。但同時,投資者們還沒又對這個事件有著更清楚的看法,因而為了保護自己,他們在不了解真是風險的情況下,以應付最壞的情況的方案來設計新的投資模式。所有的這些逃離造成了流動性的損失,以及隨之而來的一些附帶效應。
當金融問題擴大到社會大部分群體時,就不再稱之為金融問題而稱其為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波及到社會制度、社會階級,因此在處理危機時操作者會特別警覺,制度的變革、新階
層的崛起多于金融危機有關。我們研究金融危機,分析形成原因、解決辦法、社會影響,對于指導金融活動具有指導作用。
第二篇:研究金融危機的目的與意義
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國際金融危機后,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面對危機,我們不僅要看到此次危機給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帶來的挑戰,更要看到其中蘊含的機遇。那么,在我國經濟與世界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海外投資、進出口、金融證券保險業、房地產業、旅游業、勞動就業、經濟增長、經濟地位等層面都會產生哪些影響,又會蘊含哪些機遇呢?
第一個層面,海外投資。一方面,危機發生后,海外資本市場出現暴跌,對我國較多海外投資都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風險也不可忽視,一些項目可能面臨著資產價格縮水、投資收益下降、投資回收期延長等一系列風險。
另一方面,國際金融風暴使得海外許多股市大幅縮水,資產價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歷史低位;一些公司為了渡過目前的難關,賤賣公司資產或控股權;一些國家大幅降低了外資進入門檻。這些都為我國相關企業、機構創造了一系列海外直接或間接投資的潛在機會。國際金融危機延續時間越長,破壞程度越大、經濟恢復越慢,我國海外投資的潛在機會就會越多。
第二個層面,進出口貿易。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和地區,而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的目標地也主要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因此這次危機對我國進出口將產生重大影響,尤其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將會帶來沖擊,一些出口導向型企業面臨著資金回收困難、訂單減少的風險。我國一般性貿易出口收入、貿易順差、外匯收入等一系列宏觀經濟指標可能都會發生重要變化。
就我國進口而言,一些國家基于生產自救可能會出臺一些有利于產品出口的政策,如降低出口關稅、降低出口價格、放松技術封鎖等。目前,一些大宗商品如石油、銅、鐵礦石等價格大幅調整降低了我國進口相關商品的成本,這些都有利于相關商品的進口。我國企業應抓住這一機遇,根據自身的需要和能力,擴大技術類、資源類、短缺類、價格優勢類商品的進口。
第三個層面,金融證券保險業。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利率聯動、匯率波動及其對金融機構經營的影響;金融環境的變化對銀行貸款業務可能產生重要影響;海外金融機構的風險可能傳導到其設置在我國的分支機構上來。對我國證券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股價波動及其對證券機構經營、業績和對投資者投資收益的影響;股價波動對市場融資功能的影響及其對上市公司IPO和再融資的影響。對我國保險業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利率波動對保險業經營及業績的影響;資本市場波動對保險業投資收益的影響。
就影響程度而言,我國金融證券保險業對外有所開放但尚不充分,這就決定了此次危機所產生的影響程度相對有限。一方面,在國際金融、證券市場沒有穩定之前,我國金融、證券市場不可能走出反向的單邊行情。另一方面,影響我國金融、證券市場未來走勢的主要因素仍是國內的市場環境和運行機制。今后我國仍會堅持金融改革、開放、創新的發展路徑,但市場監管和風險防范會進一步加強。
第四個層面,房地產業。這次危機從源頭上看是房地產市場危機。因此,由房地產市場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房地產業會產生多方面的影響:首先,我國幾個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部分二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有可能面臨一些海外投資客拋售房產、抽離資金的情況;其次,基于美國這次房地產市場危機的深刻教訓,我國未來會進一步規范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會控制房地產虛假需求的擴大和價格的暴漲暴跌,以避免房地產市場的劇烈波動引發金融業系統性風險。
第五個層面,旅游業。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旅游業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受危機影響較深的國家,基于發展本國經濟、增加就業的需要,可能會出臺促進本國旅游業發展的舉措,以吸引更多境外游客。因此,我國居民出國旅游可能會更加便利,國內旅游業面臨著旅游人數分流的潛在壓力;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機引發經濟衰退的影響,海外入境的人數可能會明顯減少,這對涉外旅游會產生較大影響。
第六個層面,勞動就業。此次危機對我國勞動就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放緩,新增就業機會可能相對減少。因此,未來一定時期可能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二是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等金融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失業金融從業人員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少的國家和地區。因此,我國面臨著引進海外金融人才的良好機遇,國內金融業也可能面臨著更加嚴峻的人才競爭的態勢。但從長遠來看,這種人才競爭對我國金融、證券、保險業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第七個層面,經濟增長。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會對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基礎、方式與西方發達國家明顯不同。同時,我國經濟仍是投資推動型經濟,鐵路、公路、機場、港口、電網、城市基礎實施、新農村建設等領域仍有巨大的投資空間。一旦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較深而出現GDP增速下降較多時,我國投資型經濟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八個層面,經濟地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恢復經濟的復雜程度、困難程度會比我國大得多。因此,在未來幾年增速趨緩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總量與發達國家的相對差距將會縮小,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將會上升。具體而言,一些大宗商品的定價可能會考慮“中國企業談判因素”,而不是過去那種我國“需求什么”國際市場“炒什么”、“漲什么”的格局。
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民群眾關心的理論熱點問題不斷涌現。捕捉和發現問題,分析和說明問題,是統一思想、形成共識、凝聚力量進而解決問題的重要前提。本報從今天起在理論版開設“熱點追蹤”專欄,圍繞人們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采用研究綜述等形式,反映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進行的理論分析和研究探索,以便讀者了解相關研究的概貌和進展,為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提供思想理論支撐。
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沉重打擊了世界經濟,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影響。危機面前,我國經濟理論界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迅速投入相關研究工作,進行實地調研,開展學術交流,積極建言獻策,努力為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貢獻智慧。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我國經濟形勢,是經濟理論界研究分析的熱點課題。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我國經濟形勢作出了判斷和分析,對如何解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進行了思考和探索。
經濟形勢分析及走勢研判
總體經濟形勢向好。專家學者普遍認為,我國經濟下滑趨勢已初步得到遏制,經濟出現回升勢頭,但增長的基礎尚不穩固,仍處于困難時期。今年前幾個月的經濟數據喜憂參半,表明擴張性政策尚未完全抵消經濟加速下滑的影響。也有專家認為,雖然經濟增長的嚴峻局面得到緩解,但真正企穩回升、進入持續上升通道仍需時日。還有專家認為,我國經濟已經觸底企穩,但可能不是尖底而是平底,也就是經濟發展將呈現U型走勢,可能要經過兩三年盤整后才能重回快速增長的通道。
外需增長不容樂觀。有專家認為,我國穩定出口的政策措施效應開始顯現,對外出口有望止跌企穩。也有專家認為,我國出口形勢如何,關鍵要看外部市場何時回暖。目前,全球經濟仍處于困難時期,發達國家今年還走不出危機,因而全年出口下降是必然的,但出口下降的幅度不會繼續擴大。預計世界經濟下半年降幅會有所縮小,我國出口負增長的幅度今年下半年將不斷收窄。
內需開始啟動。從投資需求看,專家學者普遍認為,今年以來投資表現突出,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力量。特別是新開工項目增長快,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牽引力。在大規?;A設施建設的前期土地開發完成之后,投資對工業及其他產業的拉動作用會表現得更明顯。從消費需求看,一般認為我國消費需求增長仍有很大潛力。就業形勢嚴峻導致城鎮居民收入增速減慢,農民增收難度加大,將會使消費增速相應有所降低。但受稅收減免、汽車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等刺激政策推動,汽車家電消費等將保持較快增長。房地產的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會得到部分釋放。消費需求基本保持穩定。
經濟結構趨于優化。從產業結構看,低端工業增長減速,基礎設施、服務業增長加速。高能耗行業增長減速,經濟增長回暖與單位能耗下降并存。高新技術產業、高端制造業的投資在增加,高新技術產業帶動整體工業回暖的作用在增強。
從區域結構看,以往主要依靠東部地區率先恢復的危機應對模式有所改變,中西部地區主要經濟指標的增速明顯快于東部地區。從收入結構看,國家、企業、個人的分配關系有所改變,城鄉居民收入呈現穩定增長趨勢,這有利于提高居民購買力、擴大消費需求。
經濟政策效果逐步顯現。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央及時果斷地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迅速出臺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一攬子計劃,著力調整內外需結構,把政策的著力點放在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農村和中西部地區需求上,促成了經濟總體形勢的向好。專家學者普遍認為,中央刺激經濟的政策措施效果已經顯現。財政貨幣政策落實好于預期。貨幣信貸快速增長,通貨膨脹轉為通貨緊縮的跡象有所改觀。有專家測算,如果不采取擴大中央政府投資規模、增值稅轉型、降低行政性收費、提高居民收入等一攬子經濟政策,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可能僅有5%左右。采取了這些措施后,可拉動全年經濟增長2.6個百分點以上。
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經濟增長率明顯偏低。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長率降至6.1%,比上年同期低了4.5個百分點。這導致財政收支矛盾加劇,就業壓力上升。其重要原因在于需求面依賴外部經濟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改觀,而主要貿易伙伴經濟低迷不振,市場需求大幅萎縮。外貿前景不明,需要通過擴大內需予以彌補。
內需擴張仍然脆弱。投資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政府投資高位運行的持續性需要關注,落實刺激經濟的配套資金是目前地方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制造業投資仍低于正常年份,為滿足出口需求而形成的生產能力完全轉向內需的難度較大;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的效果還不明顯,民間投資增長動力不足。影響民間投資增長的原因主要有:投資者信心和能力不足;傳統投資領域回報率低,而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資熱點;公共服務領域進入門檻過高,民間資本投資空間窄。消費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由于就業率下降,居民收入增加受限;消費結構升級受阻。從房市看,當前房價依然較高,改善住房條件的潛在市場需求短期內難以充分釋放。從車市看,短期難以出現跳躍式增長。除了住房和汽車,還沒有出現新的消費熱點。消費增長不足會制約民間投資跟進,也會加劇生產加工能力過剩的矛盾。
結構調整動力不強。主要是結構轉型升級的內生動力不足,東部沿海地區主要是被經濟危機倒逼著進行結構調整。持續性而非周期性的結構調整,需要有制度性、體制性、機制性的安排。
產能過剩和市場需求不足的矛盾加劇。突出表現在:工業產品銷售率持續下降,庫存明顯增加;企業效益大幅滑坡,尤其是一些產能過剩行業虧損十分嚴重;產品價格大幅下跌。
無效貨幣投放風險加大。近幾個月來,我國貨幣信貸高速增長,其中投機性或低效率貨幣投放的增加很可能加大未來通貨膨脹壓力。信貸投放的結構性問題對未來經濟增長可能形成一定制約,包括:中小企業融資環境改善不明顯;居民信貸額度占比偏低;部分資金未流入實體經濟,將降低信貸對企業生產活動的支持力度。
努力方向和著力點
專家學者認為,應密切跟蹤、認真分析當前的經濟形勢,把我國經濟企穩回升的勢頭穩定住,并著力形成支撐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穩固基礎。
調控總量,增強活力。有專家認為,目前應保持宏觀調控政策的穩定性,保持財政投資力度,繼續減稅。同時,重點做好政策的配套和細化。也有專家提出,隨著最危急時刻的過去,應適當調整政策。就財政政策而言,應把更多的財政補貼資金用于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和個人創業,用于擴大內需和開拓市場。就貨幣政策而言,應在下調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同時微調存貸款利率。要準確判斷貨幣供給形勢,增強政策的彈性和靈活性。還有專家認為,我國宏觀調控政策應轉向進一步刺激消費和培育新的市場熱點,轉向擴大內需和穩定外需相結合,轉向通過深化改革激發經濟活力。有專家提出,如果經濟復蘇勢頭慢于預期,政府可以考慮在刺激民間投資、增強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活力等方面出臺新的刺激政策。隨著經濟下滑勢頭得到遏制,新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應著眼于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注重促進企業進行增長方式和發展戰略調整。
擴大內需,穩定外需。有專家認為,應進一步加大擴內需的政策力度。在擴張投資需求方面,投資管理的政策重點應從總量刺激轉到結構調整上來,重點增加民生項目的投資;注重產業升級投資,既投資于硬資產,更投資于管理系統等軟資產;在政府投資逐步落實的過程中,應注重實現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的有機結合,增強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改善投資環境,激活社會投資。在擴張消費需求方面,一是振興服務業,解決服務業發展滯后的問題;二是繼續鼓勵汽車和住房消費,發揮汽車業和房地產業作為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支柱產業的作用;三是繼續實施和完善汽車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等政策措施。不少專家對穩定外需進行了研究,提出應加大對出口的支持力度,包括:繼續清理和取消不適應形勢變化的限制出口的政策和規章制度;運用財政、信貸等多種手段,支持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出口;利用外貿發展基金支持企業出口,為企業克服貿易壁壘、擴大出口搞好服務;鼓勵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帶動相關產品出口。
深化改革,創新體制。專家學者認為,應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勞動收入所占比重,提高居民消費水平,以利于形成經濟長期增長的內生動力。應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上,建立將部分國有企業紅利轉移至公共支出領域的機制。這不僅有利于改善民生、拉動消費,還有利于抑制國有企業的投資沖動。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增強經濟活力。將貨幣政策調整與金融結構改革密切結合起來,避免“開閘放水”產生通脹壓力而壓縮信貸又會對實體經濟造成損
害的兩難選擇。加快金融改革和金融機制創新,提高金融體系效率,改變一方面銀行存款非常多、而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和農民的資金需求又得不到滿足的局面。
調整結構,推進轉型。專家學者普遍認為,實現經濟真正復蘇和持續增長,最終要靠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經濟轉型。首先,推動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繼續推動重化工業發展,并將發展新技術產業與發展重化工業結合起來。培育和支持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第三代移動通訊、生物技術等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現代服務業,發展文化、旅游等第三產業。建立健全退出機制,堅決淘汰落后產能,嚴格控制低水平重復建設。其次,推動企業轉型。通過開展低成本并購,推進企業規模結構優化;促進企業進行組織創新、管理創新;鼓勵企業開展自主創新,開發新產品、新技術;促進企業盡快實現從低成本競爭向差異化競爭、從多元化向歸核化、從規模擴張向質量制勝的戰略轉型。
第三篇:產業組織學研究的理論前沿與現實關切
產業組織學研究的理論前沿與現實關切?
——“2010年中國產業組織前沿論壇”綜述
肖興志
于
左
吳緒亮
2010年7月24日—25日,東北財經大學產業組織與企業組織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聯合中國工業經濟學會、《經濟研究》雜志社在大連市舉辦“2010年中國產業組織前沿論壇”。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香港嶺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80余位專家學者匯聚濱城,共享產業組織研究的盛宴。
論壇開幕式由產業組織與企業組織研究中心主任肖興志教授主持,中國工業經濟學會理事長呂政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春學研究員、東北財經大學副校長夏春玉教授代表主辦單位致辭。呂政研究員、史忠良教授、鄭紅亮研究員、王誠研究員、林平教授、張昕竹研究員等主持了會議討論,與會學者圍繞中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關系、“新醫改”與政府規制改革、安全規制波動、網上拍賣等產業組織前沿問題展示了豐富的成果并進行了熱烈研討。
一、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新空間
(一)文化傳統與產業組織
每個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結構中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一個人的效用函數既受到他所接受和供給的商品或勞務的影響,也受到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的影響。楊春學據此出發,闡釋了文化傳統對產業組織結構的影響,并指出從文化傳統和“社會資本”的角度可以大大拓展現有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范疇。他認為,一個經濟體中社會資本的豐裕程度及其形態表現也屬于一種產業組織特征,從社會資本的角度可以針對企業邊界、企業規模等重要產業組織問題給出嶄新的解釋,因此是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一個前沿領域。
楊春學指出,斯密認為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所限制(即著名的斯密假說),而福山(F.Fukuyama)以社會學的“社會資本”概念來定義一個社會的成員相互信任、以組織形式進行合作的傳統,從社會心理和文化傳統的角度來說明各種市場經濟模式之間的重大差別,從而表明勞動分工還取決于文化傳統,大大拓展了斯密假說。楊春學進一步闡述,如果把社會分為信任局限于有血緣關系和熟人之間的“低信任度社會”與信任擴展到陌生人的“高信任度社會”,那么很多國家和地區產業組織模式的差異都可以得到解釋。
(二)時空結構與產業組織
時空結構或時空關系是社會經濟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但過去對時間的研究大多脫離空間基礎,對空間的研究也有忽視時間因素的傾向,結果缺少統一的經濟時空觀和分析方法。榮朝和指出,從總體上看,經濟學仍沒能很好地解決時間分析和空間分析問題,在主流微觀經濟學的經典分析框架和模型中,所有的經濟活動和市場交易幾乎都是瞬間發生在沒有距離概念的“針尖”上,因此現實世界無法得到如實反映。他判斷,經濟學需要跨過由于自身分析手段原因無法對現實時空中的經濟現象給出合理解釋的階段,也不能再將原本統一的時空問題割裂成相互脫離的時 ?肖興志、于左、吳緒亮,東北財經大學產業組織與企業組織研究中心,郵政編碼:116025,電子信箱:office@io-base.org。
該文發表于《經濟研究》2010年第9期。
間問題與空間問題,而產業經濟學也到了應該思考時空經濟結構中的產業組織問題的時候。
二、規制理論前沿與中國規制政策改革
(一)“新醫改”與政府規制改革
2009年4月中央和國務院發布新醫改意見,中國新醫改正式啟動。張昕竹認為,新醫改總體目標和思路明確,但路徑仍不確定,特別是醫療服務行業面臨的許多政府規制問題有待研究解決。
張昕竹指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是醫療行業基本特征,醫療服務市場存在市場失靈。非市場化社會制度的出現,加之市場化因素導致的盈利動機,同時會帶來醫療服務市場的其他問題,即“旨在優化資源配置的社會調整過程自我產生前進的障礙”,并產生復雜的次優問題,從而不但引出福利比較的基準問題,而且對政府制定合理的規制政策提出巨大挑戰。就中國而言,在醫療保險市場上,政府在建立基本醫療保障體系上職能缺位,造成醫療保障體系不健全,在很多方面甚至是缺失的;在醫療服務市場上,政府經濟規制缺位和越位并存。此外,對藥品和醫療服務價格的規制不當,特別是15%零售藥價加成(或零差率)規制,以及對醫療服務定價過低,造成相對價格扭曲,扭曲了醫療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的激勵,使得藥價虛高,基本藥物中低價藥退出,并產生過度醫療和過度用藥問題。
張昕竹認為,中國新醫改的大方向已定,即承認市場有缺陷、政府應與市場相結合,但政府和市場的定位還有待于進一步確認。為此,他給出政策建議:其一,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包括推進醫療服務市場市場化進程,進一步培育醫療保險市場;其二,政府應擔負起主要作用,包括根據國情建立和完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加強和改善政府規制,改善政府治理,同時大力培育社會組織,引入相關利益者,完善保險市場和醫療服務市場治理等。
(二)安全規制波動及其影響的實證研究
中國煤礦安全規制的執行尺度呈現波動特征,規制不足(Inadequate Regulation)和規制過度(Excessive Regulation)兩種現象交替出現。肖興志、陳長石據此提出“規制波動”的概念,將其界定為:在對煤礦企業進行規制過程當中,由于地方政府目標函數的雙重性所造成的規制不足與過度規制交替出現的現象(以煤礦事故的發生為界限)。他們認為,安全規制波動廣泛存在于中國煤礦安全規制過程中,與煤礦高傷亡率一起構成中國煤礦安全規制的最顯著特征。
肖興志、陳長石將經濟激勵體制納入理論框架分析當中,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煤礦企業三方的委托代理模型,進一步推出實證假設:中國煤礦安全規制水平波動對煤炭產量所造成的影響是非對稱性的,采用平滑遷移回歸模型對這種非對稱影響的存在性進行檢驗。他們所做的實證研究得出了兩方面很有價值的結論,其一,煤礦安全規制波動是中國煤礦安全問題難以解決的直接原因,而圍繞煤炭這一巨大利益體所形成的利益聯盟和激勵制度是造成中國煤礦安全問題難以解決的深層原因;其二,煤礦產權改革是在經濟層面對煤礦事故與煤炭生產之間的一次權衡,它能夠減少煤礦事故,卻無法徹底解決煤礦安全問題,消除安全規制波動,保持規制水平的穩定性才是治本。因此,要實現煤礦安全問題徹底解決的目標,根本的出路在于繼續推進煤礦安全規制體制改革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
(三)社會性規制體系重構與自然壟斷行業改革
中國社會性規制依然存在規制機構缺乏獨立性、社會性規制機構之間缺乏協調等問題。白雪潔認為,對“自然-經濟-社會”互動發展系統的發展次序、優先地位、組合關系、政策偏重等的不均衡設置會形成不同的國家發展模式,中國發展模式的轉型過程實質上是一系列有關自然-經濟-社會的制度變遷過程,這一過程對社會性規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王軍通過構筑一個兩國貿易模型來揭示環境規制與國際競爭力的關系,試圖找到波特假說成立的理論依據,在經驗上驗證污
染避難所假說的適用性。王軍的研究發現,在古諾—納什均衡的條件下,如果一個國家推行更加嚴格的環境規制,那么從事創新活動的企業就能夠贏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和國際競爭力。
放松規制是中國自然壟斷產業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范合君、王文舉建立了一個兩部門模型分析了放松規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他們的研究發現,自然壟斷產業放松規制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并且產業放松規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遞增的。鄭世林實證分析了規制、競爭、產權改革政策對中國電信部門績效的影響,發現在不考慮政策之間影響的情況下,中國電信放松規制和兩次拆分競爭改革顯著改善了產業績效;當考慮政策之間的交互影響時,發現產權改革的負效應主要來自于競爭和產權改革之間的交互影響,而產權改革自身卻顯著改善了部門績效。姜春海分析了現行煤電價格聯動政策存在的煤電價格信息難以準確統計、聯動幅度確定隨意性較大、聯動的計算周期跨度過長等主要缺陷,并提出了調整價格聯動幅度、適當縮短聯動周期、完善煤電交易機制等建議。
三、反壟斷理論前沿與中國反壟斷政策實施
(一)中國反壟斷法和產業政策:競爭中性原則
中國反壟斷執法機關是否應該考慮產業政策因素?林平認為,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有本質的不同。競爭政策保護的是市場競爭,而不是競爭者,因此政府只是“比賽的裁判”,而產業政策實施中政府則是直接干預甚至參與比賽。產業政策雖然在很多情形下可能會妨礙競爭,但是在某些情形下也確實可以促進競爭,例如通過培養新進入者(空中快車與波音)、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利用“看得見的手”來培育市場等。至少從尊重法律的角度來說,中國反壟斷執法機關應該考慮產業政策因素。反壟斷執法過程中應如何考慮產業政策因素?林平提出“競爭中性原則”(Competition-Neutral Principle),并認為該原則包括三個要點:第一,保護競爭是反壟斷法的最終極目標;第二,執法機關只應在一項行為/集中既不顯著地限制、排除競爭,也不顯著地促進競爭時,才考慮產業政策因素;第三,對競爭效應的評估,應獨立于產業政策考量。
林平同時認為,在中國現有經濟環境里,產業政策影響相關市場的結構、技術進步、市場進入等,競爭效應測驗是在產業政策和其他因素共同決定的市場環境中進行的,因此真正做到競爭中性是非常困難的。但至少兩點應該達成共識,即反壟斷不應成為產業政策的工具、國家安全審查不是產業政策的工具。
(二)中國的競爭政策體系目標及設計
競爭政策的制定及實施與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呈現正相關關系并帶來了經濟增長,但這一結論僅僅是觀察性的。于良春通過對競爭政策的歷史回顧認為,競爭政策的設計要與本國的國情及具體的經濟環境相適應。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在本身國情的約束下,競爭政策所要實現的目標可能會更多元化。此外,雖然中國的競爭政策設計的目標出現了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不同的目標,而且設計的邏輯起點不同,但競爭政策設計在應用經濟學作為基本的工具時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并沒有很大的區別,所不同之處更多地體現在了對具體標準的規定方面。對于競爭政策設計中所涉及到的具體標準,我們應基于市場規模、市場結構、各國競爭政策設計的目標等具體的情況來進行確定。不同標準的設計對產業中的企業的激勵作用是不同的,邊界值一旦確定就具有了與眾不同的意義,因此對邊界值的設計應投入更多的精力來進行。
中國一個廣為關注的焦點問題就是行業間工資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余向華的微觀實證表明,中國的行業壟斷性對于行業工資決定進而行業間工資差距的影響較大而且顯著,從調查數據看,校正了自選擇偏差之后,就平均工資水平而言,壟斷行業高出非壟斷行業大約39%。
(三)默契合謀、規模經濟與鐵礦石定價
近年來,中國在進口鐵礦石價格談判中持續被動,引起了一些產業組織學者的關注。于左、彭樹宏構建了企業部分交叉所有權下默契合謀形成機制的理論模型,發現企業之間形成默契合謀的可能性隨交叉所有權比例的提高、一定范圍內市場需求量的增加和交易頻率的增加而增大。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將企業部分交叉所有權(共同所有權)納入并購控制的反壟斷立法及執法審查,以及中國反壟斷執法機構積極行使反壟斷法域外管轄權,對“兩拓”涉嫌默契合謀行為和申請設立鐵礦石生產性合資企業進行全面深入的反壟斷審查等政策建議。孫澤生基于生存能力法的規模經濟測度發現,鐵礦石貿易的規模經濟區間為5%以下;鐵礦石消費環節的規模經濟區間為10%以下,導致了多種形式的鐵礦石貿易中介組織共存的特征。
四、合約、激勵與企業策略性行為
(一)合約與激勵理論
具有人力資本專用性質的飛行員勞務合約被公認為缺乏合約效率,即投資不足和準租金擠占。而于立、劉鳳芹的研究發現,飛行員勞務合約不存在投資不足問題,關于薪金糾紛中的敲竹杠行為也不是專用性人力資本導致的,而是市場需求變化和行政制度使然。可選擇性默認合約可較好地解決這類問題,縱向一體化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然的解決方案。彭宜鐘建議采用證券化的思路應對生態違約風險,認為這種新的證券化產品通過把生態品質的維護轉化為一種完全由利益驅動的交易,開創了一套以交易化手段應對生態違約的新機制,大大提高了生態違約風險應對措施的有效性。
勞動分工與交易的出現帶來了激勵問題。陳艷瑩的研究表明,與只披露產品質量是否超過臨界值的“通過型”認證相比,將產品質量劃分被不同等級的“評級型”認證能更大程度地吸引企業參與自愿性認證。中國目前的自愿性認證多數采用“通過型”的信息披露方式,是導致認證覆蓋率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孟大文從多維機制設計的視角解釋了激勵損失,發現當存在不可觀測的風險規避或成本的時候,相對于最優合約而言,次優工資合約的激勵作用降低,而風險規避和成本的多維不對稱信息會導致所有代理人激勵的缺失。孟昌從委托—代理視角來分析信息不對稱情況下行政性進入壁壘和規制內生出的生產者激勵問題,認為在行政性進入壁壘下的規制經濟中,如果規制者面臨事后的信息不對稱,那么提供固定價格契約和成本加成契約等都會誘使被規制者隱藏其私人信息,實施高報成本的策略。
(三)企業策略性行為
上市公司并購行為的實施一直受到金融市場的高度關注。盧東斌從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產業沖擊及其影響入手,根據其強度設置了9個象限,分析了每個象限內的企業可選擇的并購戰略,并對1999年至2009年中國上市公司并購活動進行了實證研究。盧東斌的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的并購活動確實存在著產業間的不均衡,而且影響產業內企業收益的外部環境的變化將會對產業內的并購活動產生重要的影響。產業沖擊顯著影響產業內企業并購活動的發生,這與一般并購動因理論中的只有在經濟繁榮、企業在尋求擴張的情況下才會進行并購的傳統理論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盧東斌的研究為后金融危機時代思考產業沖擊與企業并購戰略選擇提供了重要依據。
對中外企業聯盟的組建動因的研究,普遍認為外國企業為了獲取市場,而本土企業為了獲取技術,原毅軍卻認為這一認識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從價值創造能力角度出發,他分析離散變量下的企業決策行為,得出價值創造能力最大化是企業行為決策的唯一準則的結論。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以價值創造為導向的中外企業聯盟的組建動因,從而解釋了中外企業自愿組建聯盟的內在機制。他的研究為解釋中外企業聯盟中的企業的組建和分工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蔣傳??疾炝嗽诰哂邢M者尋求多樣化購買行為的市場中,相互競爭的企業基于消費者的購買歷史實行差別定價行為的本質特征和形成機制。他的分析顯示,企業為了應對消費者尋求多樣化購買行為,會采用獎勵忠誠式定價機制;消費者尋求多樣化購買行為會弱化企業兩期的價格競爭,導致企業存在“默契合謀”;在不對稱定價策略下,有能力根據消費者的購買歷史進行差別定價的企業能夠在競爭中獲取優勢。他的研究對現實經濟中的許多重要經濟現象和企業競爭策略的本質特征提供了理論解釋,如常旅客計劃、會員卡發放和優惠券折扣等。
五、網上拍賣、雙邊市場與國際電信資費
(一)網上拍賣
世界范圍內網上拍賣交易的價值急劇增長,日益成為商品交易的流行趨勢。這一現象引起了產業組織學者的關注。陳宏民指出,網上拍賣研究的最新進展主要包括:競價策略,如末尾搶標效應;欺詐風險,如聲譽機制建立;買方合謀,以及與代理商的縱向合謀;拍賣方式選擇與保留價格設置;網上組合拍賣:機制設計與均衡價格決定。他認為,網上拍賣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包括:把網上拍賣看作拍賣行為在網絡上的延伸,而不是將其視為網上交易的一種特殊方式;把網上拍賣僅看作為買賣雙方的行為博弈,忽視拍賣交易平臺的第三方中介作用;集中于單一產品的拍賣,忽視網絡外部性對交易雙方收益的長期影響,從而無法有效探索聲譽機制的內生機理和最優形式,難以杜絕網上欺詐與網上組合拍賣中的虛名投標問題。陳宏民進一步考察了具有競爭性賣方的網上拍賣,發現網上拍賣中存在著顯著的、內生的交叉網絡外部性。他指出,這一研究領域方興未艾,進一步的研究可關注平臺的功能和影響、多產品、多賣方的拍賣以及拍賣物品的屬性研究。
馮中越建立了競買者與競賣者多階段信號傳遞博弈模型,研究發現:競買者并不以其真實價值出價,最高出價等于其價值減去參與其他拍賣的預期收益(外部選擇權的支付剩余)的價格;交易雙方仍然選擇博弈前各自收益最大化的策略;拍賣從一開始就會有競價,競價價格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上升,但由于其他低起價拍賣的進入而增速有所減緩,后期受到競買者遲出價策略的影響,價格增速將大幅提升;平行網上拍賣是有效率的;交易價格最終取決于進入到該拍賣的次高價值競買者的出價。
(二)雙邊市場與國際電信資費
支付卡網絡服務的雙邊市場性使其定價機制有別于傳統商業模式,在這一領域應用傳統的基于“單邊邏輯”的規制可能帶來不合意的政策效果。王文祥、史忠良認為,該領域進一步的研究總體上應沿著兩條路徑展開:一是在模型研究方面,應盡可能使假設條件接近現實,比如考慮支付卡網絡之間以及商戶之間的各種不完全競爭情形、支付工具之間的競爭,另外可針對各經濟體(或區域)的具體環境條件設定模型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二是在實證研究方面,現有的研究大多數是從構建數理模型著手,其理論的解釋力度是否夠強,是否反映了支付卡產業的內在機理,這些都有待于通過實證研究加以檢驗,而目前實證研究極度稀缺,近十年來各國的規制實踐可能為實證研究提供了初步的數據條件,這是支付卡經濟學研究將來可能取得豐碩成果的領域。
居恒、譚國富建立了一系列雙邊寡頭壟斷模型來考察國際電話市場的均衡價格和結算費率,解釋不同組織形式接入談判的經濟效果,并運用美國市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他們的研究發現,競爭能夠降低資費,但是程度非常有限;按照流出比例分配流入流量,對于資費沒有實質影響,反而會增加接入價格;統一談判原則下,單方面競爭和“比例分配原則”都會增加凈支付,有損美國運營商;當外國市場不存在有效競爭的情況下,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直接規定接入價格的上;市場的有效性最終取決于兩國共同開放競爭。如果僅有單方面的競爭,政府需要設定接入
價格。
六、技術創新、產業結構與中國經濟增長
(一)技術創新與效率
以往的研究對技術外溢的組成部分沒有細分,所以對何種技術形式對技術外溢起到主導作用無法進行深入分析。劉秉鐮提出“技術勢能”假說,以高技術產業為研究對象,分階段考察了“技術勢能”各組成對中國高技術產業技術外溢的影響。研究發現,總體上外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技術外溢的效果明顯,依次表現在規模效率、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上,但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勢能”抑制了技術外溢效應,主要表現在抑制了規模效率和技術進步,而在技術效率上則表現出了溢出效應。王維國的研究表明,行業間相對技術效率水平與要素替代性征差異明顯,資本密集行業與勞動密集行業要素配置效率優化存在反向特征,借助于要素替代與規模提升的節能路徑只在部分行業適用。龐瑞芝將創新理解為一種從投入到產出的生產過程,通過網絡DEA模型的實證分析,發現中國工業創新過程整體效率偏低,“創新知識轉化”效率低是主要制約因素。
產業高度集中導致更多的研發支出,還是更高的研發強度導致了高度集中的市場結構?唐曉華、趙豐義、張丹寧認為,產業組織學研究領域逐漸達成的一個共識是,集中度和研發強度皆為內生變量,應該同時在一個均衡系統中決定。產業升級的關鍵在于找到系統的外生解釋變量,通過改變外生解釋變量促進集中度與研發密度協同升級。王傳榮的實證研究發現,市場結構與創新激勵之間呈現明顯的“倒U型”關系,企業規模與創新激勵表現出“弱倒U型”關系;國有企業產值比重與創新激勵之間呈“非線性單調負相關”關系,外資產值比重與創新激勵之間呈“正U型”關系。
根據熊彼特經濟周期理論的觀點,創新是一種逆經濟周期的現象,茆健、林玨的實證研究卻給出了不同的結論。他們發現,總體上中國民營企業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順周期特征,小企業技術創新不足的原因來自金融約束效應。
(二)產業結構與中國宏觀經濟增長
如何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是當前中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然而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結論卻并不完全一致。鄭若谷、干春暉、余典范的研究發現,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進程對經濟增長具有鮮明的階段性影響,而且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高級化則恰恰相反,但它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是相同的。總體上,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要遠遠大于產業結構高級化,政府在制定產業結構政策時應更多地關注產業結構合理性的調整而不應過度執著于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推進。
趙進文運用Panel Data模型實證分析了1989年至2006年間中國影響日本制造業產業外包的主要因素。他的研究表明,不僅日本從中國進口的中間品比例和中國制造業各產業在世界出口的比較優勢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而且資源稟賦和勞動生產率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此外,盡管規模經濟也是一個顯著的影響變量,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會延緩整個外包發展的增長趨勢。
自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帶來巨大沖擊以來,中國工業部門已經實現了經營狀況的企穩回升??讘楙悓χ袊I經濟運行狀況進行了及時的跟蹤分析,發現2000年以來中國工業經濟共經歷了三次完整地景氣循環,現正處于第四次循環的下降期。
“2010年中國產業組織前沿論壇”受到產業組織學界的廣泛關注,征文發出一個月便收到60余篇學術論文,后甄選出44篇高質量論文匯編成冊,反映了中國產業組織學研究的大致水平。參會學者普遍認為,此次論壇的成功舉辦對于促進中國產業組織學(產業經濟學)領域的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推動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篇:金融工程與金融效率問題研究論文
內容預覽:
自70年代以來,金融管制普遍放松,金融自由化席卷全球,全球市場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金融創新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直接促進了投資基金、金融衍生工具等風險管理技術的爆炸式增長,使金融業發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變化。在這一深刻的變化中,作為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發展理論基礎和技術保證的金融工程,于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發達國家金融領域中出現,并伴隨和推動著金融創新的變革。至90年代,大規模、大范圍地運用金融工程的技術、方法和手段來解決日益復雜的金融、財務問題的金融工程化趨勢已不斷加強,金融科學已從傳統的描述性和分析性的階段過渡至到了工程化的階段,開始大規模地創造出經濟和社會效益。金融工程已對全球的金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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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問題提出、研究目的與意義、研究對象及方法
一、問題的提出
物質結構理論是現代化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揭示了物質構成的奧秘、物質結構與性質的關系,是中學化學教學的重要內容,具有重要的教學價值。通過本課程模塊的學習,讓學生增強學習化學的興趣,進一步形成有關物質的基本概念,初步認識物質的結構與性質之間的關系,能從物質結構決定性質的視角解釋一些化學現象,預測物質的有關性質,形成科學的價值觀。為了更好地教學,需要我們對不同版本的教材進行比較研究,從而更好地指導我們今后的教學。
二、研究目的及意義
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通過比較不同版本的高中化學教材中分子結構與性質的編排,對其內容進行對比整合,以期為優化教科書體系提供參考依據,為教師的教學提供建議,實現教材內容與教學內容和諧的統一。研究意義:
1、為優化教科書體系提供參考依據
2、為教師的教學提供建議
三、研究對象及方法 研究對象:
1宋心琦主編,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化學(選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新課標人教版)
2王磊主編,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化學(選修),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年第四版(新課標魯科版)
3王祖浩主編,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化學(選修),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新課標蘇教版)研究方法: 比較研究法:通過比較三個版本的化學教材的章節設置、知識點呈現順序和欄目呈現方法和習題設置來對教材進行對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