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加坡法治的三個特征[定稿]

新加坡法治的三個特征

法治（rule of law）,將國家、政府與政治領袖都置于法律的規范之下，將這個原則作為政治體制的基礎，稱為法治。在這種社會中，法律是社會最高的規則，具有凌駕一切的地位。所謂“凌駕一切”指任何人包括管治機構、立法者與執行者都必需遵守，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可以超越法律。這些法律本身是經過特定的立法程序產生的，以確保法律符合人民的集體意愿。法治的目的在于為人們提供一個尋求公正的平臺與框架。法律的權威在于社會公眾對法律忠誠的信仰。新加坡獨立50年以來，現已發展成為一個經濟騰飛、政治清廉、社會穩定、風尚良好的較為發達的現代化國家。新加坡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固然有其諸多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因素，但其中一個重要經驗就是強調法治，重視法制建設。本文試從新加坡法治的三個主要特征：新加坡人忠實信仰法治精神、堅持憲法法律至上原則及政府官員帶頭守法來探析新加坡獨具特色的法治建設，旨在為新時期下我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經驗。

一、法治觀念特質：忠實信仰法治精神

盧梭曾指出，“規章只不過是穹隆頂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后構成那個穹隆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從這個意義上看，法治并不完全取決于法律條文有多么復雜嚴密，也不僅體現在普通民眾對法律條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識、法治觀念熔鑄到人們的頭腦之中，體現于人們的日常行為之中。在新加坡，由于人們對法律的敬畏、信仰和普遍尊崇，新加坡人已養成了極強的規則意識和自律意識，嚴格遵守公共秩序和道德規范，自覺維護制度規則的權威。過去50年來，新加坡之所以能在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等多個領域取得世界矚目的成績，無不與新加坡人忠實的法治信仰密切相關。

首先，忠實的法治信仰根源于強烈的憂患意識。新加坡國土總面積約660平方公里, 人口約500多萬, 資源匱乏到連用水都要靠進口, 堪稱彈丸之國。新加坡1965年8月9日從馬來西亞聯邦獨立，時任總理李光耀先生在宣布獨立時眼含淚水，“一些國家原本就獨立，一些國家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強加在它頭上的??一個獨立的新加坡根本無法生存下去”1。立國之初,也曾有西方評論家這樣斷言:新加坡是沒有前途的。面對國土狹小、資源缺乏、人口很少的國情, 新加坡從政府官員到普通民眾, 都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因為新加坡地方小, 所以必須有紀律, 才能走在其他競爭者的前頭。新加坡已故總理李光耀曾說過:“新加坡只有一個機會, ??那就是抓緊努力些、更有紀律些, 來踏上經濟的階梯。如果你放松些, 你不會掉在軟墊子上, 而是又冰又冷的水泥地上, 粉身碎骨。”這種強烈的危機意識、憂患意識促使新加坡人非常崇尚紀律和權威, 強烈追求法治和秩序, 十分重視發揮法治在解決社會危機、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方面的作用,使得法律統治成為新加坡社會運作的基本形式。新加坡人認為, 法律的內容與要求的具體反映是社會秩序與紀律, 對法律的認同實際上是對經過秩序所表現的社會共同價值觀的認同。人們在危機感中普遍感受到社會秩序的可靠、社會穩定的珍貴, 因而從內心信仰法治。也正是這種危機感, 維持了新加坡長時期的政局穩 1 李光耀：風雨獨立路——李光耀回憶錄［Ｍ］．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11。

/ 4

定, 也使其法治建設具備了更為堅實的社會認同心理和承受基礎及文化承繼環境。2 其次，忠實的法治信仰筑牢于法律的平等適用。在新加坡，不管是達官貴人，還是百萬富翁，在法律面前與平民百姓是同樣對待的，一旦犯法，即予以嚴厲制裁。新加坡的司法機關和執法部門也始終嚴格遵循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沒有民主，法律上面沒有權威”的原則，不管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也無論是行政官員還是普通民眾，對違法者一視同仁，毫無例外。現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先生當年在部隊服役期間，曾因疏忽大意違反了軍紀，李顯龍本人主動承認錯誤并虛心接受處分，并沒有選擇向時任總理父親求援說情；李光耀總理也沒有出面為兒子開脫罪責；部隊領導更是照章辦事，沒有因為李顯龍的特殊身份而法外開恩、免于追究。正是李氏父子的率先垂范，打造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現代神話，也成為了新加坡人遵紀守法的生動教材。另有1994年轟動一時的新加坡鞭刑案件，即前來新加坡旅游的美國青年邁克爾·費伊，因觸犯新加坡法律被法院判處4個月監禁，罰款3500新元，鞭笞6下。此案在美國社會引起了轟動，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先生親自出面為其說情，新加坡法院為維護法律尊嚴，決定不予赦免；但考慮兩國邦交關系，只是決定由6 鞭減為4 鞭。如此，新加坡人之所以選擇忠實地信仰法治是因為新加坡長時期以來法律的實施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前提。法律能否被信仰，主要看法律的實施是否公開、公平、公正，能否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即做到法大于權、法大于情、法大于錢、法大于人，法外無法。新加坡就是這樣的成功典范。

二、法治制度特點：堅持憲法法律至上

法律至上（the supremacy of law）就是法律最高，就是憲法至上，就是人民主權至上。所謂法律最高，即法律具有最高的權威性，人人受法律的支配，人人只受法律的支配。所謂憲法至上，就是作為國家根本大法，憲法具有最高的權威性，是所有法律的基礎，是所有人的行為、生活的基礎，是所有社會公共事務的基礎。所謂人民主權至上，就是人民主權、人民意志、人民利益凌駕于任何個人、階層、集團、黨派的意志、利益和權力之上，只有人民才有權為社會的一切部分、事務、行為和每個成員制定法律，制定具有普遍性、一般性、規范性、明確性、平等性的行為準則。堅持法律至上原則是新加坡法治的一個重要特征。新加坡被世人譽為高度法治的國家，法律在新加坡社會控制系統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法律統治成為新加坡社會運作的基本形式，這主要歸功于新加坡人的如下努力：

首先，立法建制完備、具體而嚴密。現代新加坡法律包括憲法、法令、法規和附屬法規。從法的淵源分, 有成文法、不成文法和國際法規則。成文法包括憲法、法令、法規及附屬法規。新加坡憲法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任何法令、法規都不得與憲法相抵觸。法令、法規是國會以及有權為新加坡立法的前身機構所制定。附屬法規是部長、其他機構在有關法令的允許下, 為特定目的制定的條規或條例。不成文法包括英國法、判例及習慣法等。新加坡法院在審理案件時經常引用英國法的傳統, 在沒有新加坡法律的具體規定時, 可廣泛采用英國法的原則與原理。習慣法則是適應于新加坡多元種族的特點, 不同種族在家庭、民事關系和繼承等方面的古老的習慣法在某種程度上起著成文法起不到的作用。

其次，立法內容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新加坡，社會主體的行為模式在現行法律法規中均有相應依據, 凡需要控制的行為, 法律法規都規定了具體而嚴密的規范。據不完全統計, 新加坡現行的法律、法規達400 多種, 大到政府體制、政府權力的運用、公民與國 2 鄒平學：新加坡法治的制度、理念和特色，《法學評論(雙月刊)》，2002年第05期。

/ 4

家的關系、經濟生活的管理, 小到旅店管理、停車規則、公共衛生等公民生活的各個方面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立法之多、法律調整范圍之廣, 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很多中國公民并不在意的行為在新加坡卻會被重罰，比如，隨地吐痰，最高可罰1000 新元，在電梯里抽煙罰款500 新元，在公共汽車里吸煙罰款1000 新元，上公共廁所后不沖水罰款500 新元，過馬路闖紅燈罰款200 新元等等。

再者，司法體系獨立、公正而嚴謹。新加坡司法機關由法院、總檢察署和政府律政部組成。新加坡的法院系統由兩級法院組成，但是涉及三個審判層級。兩級法院為初級法院和最高法院，三個審判層級是初級法庭、上訴庭和高等法庭。新加坡憲法明文規定，司法系統是獨立的國家機關，獨立行使司法權，禁止司法受到外在力量的干擾。3法院根據憲法行使國家司法權。按照憲法規定的原則, 法院行使的司法權是完全獨立的。新加坡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和檢察院的獨立檢察權受憲法和法律的保障,司法機關在執法中遵循四項基本原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沒有民主、法律上面沒有權威。此外，新加坡法官的任命和免職機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證司法獨立。在新加坡，法官的任命及其職位和薪酬保障在新加坡憲法里有明文規定，法官的職業安全也受到新加坡憲法的保障。正是具備了一個獨立公正的司法系統，才使新加坡能在實踐中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成為可能。

三、法治實踐特性：政府官員帶頭守法

法治的核心是統治者自己也要受到法律的約束，也只有將公權力的行使者置于法律的規范之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為人們尋求公平正義而提供平臺的法治社會才有可能存在。新加坡過去50年來之所以能夠取得的一系列矚目的成就，尤其是在廉政建設方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高舉法律之劍，執政黨領導者率先垂范。新加坡的領導核心結合國情，不僅制定了嚴密、完整的法律法規制度，使新加坡社會的運行有章可行；更令人稱贊的是新加坡的核心領導能夠以身試法，帶頭守法，正是新加坡政府官員的廉潔自律，才使一個誠實廉潔高效的政府機構得以建立。而一個廉潔高效的新加坡政府又為新加坡社會的穩定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在新加坡，大部分的政府官員能做到廉潔奉公，不以特權謀私利。以新加坡已故總理李光耀先生為例，執政40多年他始終能做到克己奉公、遵紀守法。即使當選為政府總理他卻仍住在50年代任總理前的住宅，政府為他安排的一套總理官邸，他只是用來舉行外交禮儀場所。他力戒裙帶惡習，親友都未依仗他的權勢謀取官名利祿。他的父親一直做鐘表生意，沒有一官半職。他的三個弟弟有的當律師，有的經商，均靠個人奮斗起家。李光耀的守法行為一定程度上成了新加坡政府官員看齊的標桿，也是約束官員不法行為的戒尺。在新加坡，政府官員日常辦公都是坐自己購買的私車，自己花錢買汽油和維修汽車，只有在國家慶典或者有重要的官方集會時，才會考慮申請公車；政府官員都是自己購買房子，自己繳納水電費和其他維修費用，只有電話費由政府每月報銷幾十元；政府領導人出席國際會議也只能領取最低的津貼，很少出現揩公家油水的現象。這種領導人帶頭遵紀守法的模范行為，不僅可以贏得新加坡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更是在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社會示范效應，使得民眾守法蔚然成風。

新加坡在政府廉政建設上之所以能夠取得實效，除了核心領導自身能夠遵紀守法，另一關鍵因素在于領導者執法如山，不徇私情。貪污是世界任何政治國家的通病，其在東南亞甚 3 王江雨：“威權”體制下的“司法獨立”——新加坡司法體制對中國的啟示，《中國法律評論》，2014年01期。

/ 4

至戲稱為“癌癥”。新加坡在人民行動黨執政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貪污盛行、腐敗成風，國家公職人員背離職業操守，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索取所謂“咖啡錢”。4人民行動黨上臺執政后，以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為核心的一代領導人厲行吏治，依法治官，在處理貪腐問題上，不僅僅打“蒼蠅”，更是打“老虎”，使得“刑不上大夫”的傳統觀念得以破除。根據李光耀先生的回憶，從上世紀60到80年代，新加坡先后有數名部長因涉案貪腐最終受到法律的嚴正制裁5：

第一名是擔任過國家發展部長的陳家彥，由于其在擔任馬航董事會里的政府代表期間，執行任務未能做到無可指摘的地步，唆使一位姓林的先生向第一花旗銀行提出愿意接受有代價服務的意思，以謀取不正當利益，最終被繩之以法。第二名是時任環境發展部政務部長的黃循文，由于其在1975年被指控接受印度尼西亞商人84萬新元的賄賂，后經查實，貪污罪成立，判監四年半，判處罰款7 O23新元。第三名是時任國家發展部長的鄭章遠，由于其先后收取過兩筆各40萬新元的現款而遭到貪污調查局的控告，最終其以自裁的形式謝罪。李光耀和新加坡其他領導人不僅在國內建立完備的法治，而且經常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與侵犯國家和個人利益的行為作斗爭，為全國人民做出了表率。1994 年8 月2 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署名文章，說吳作棟接替李光耀擔任總理實際是“王朝政治”的“傀儡”，委任李顯龍為副總理是因為李光耀的裙帶關系，吳作棟與李光耀、李顯龍父子“同謀”，一起維護“李家王朝”的利益。美國報紙信口雌黃的行為引起了新加坡三位領袖的憤慨。1995 年7 月，李光耀、李顯龍、吳作棟的律師先后以誹謗罪向《國際先驅論壇報》索賠。新加坡高等法院很快就此案作出判決，判處該報賠償吳作棟35 萬新元，賠償李光耀和李顯龍各30 萬新元。判決生效后，《國際先驅論壇報》和文章作者分別刊登了道歉啟事，但拒繳賠償費。經法院一再敦促，該報終于在當年11 月27 日向李光耀支付了21.4 萬美元的名譽賠償金。

呂元禮：《新加坡為什么能》上卷，江西出版集團·江西人民出版社，第279頁。

本節以下內容資料來源：《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第187-190頁，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出版。

/ 4

第二篇：新加坡的法治模式

新加坡的法治模式

1、法治國家與法治社會

法治的對象是什么？法治國家意味著法治的對象主要指國家中的國家機關和國家官員，而不是國民。法治社會意味著將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納入法制的軌道，人們之間的主要關系都用法律來規范。西方法治理論認為，法治的定位是法治國家，而不是法治社會。法治主要指用法律來規制國家的政治生活，主要不是指用法律來規制社會生活。這種理論還認為，法治社會的觀念容易導致權力的擴張，造成權力對于社會生活中特別是人們的私人領域的過多干預。

新加坡的法治模式將規制國家與規制社會兼顧起來。新加坡崇尚這樣一種法治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內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沒有民主，法律之上沒有權威。新加坡繼承英式法治，把法律放在最高權威，任何個人或組織都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1995年，吳作棟下令金融管理局調查李光耀家庭兩處房產的購買過程，并在國會公開事實真相，表明房產購買的折扣符合市場慣例。李光耀在國會就此發言說：“有關當局能調查我并針對我的行為提出報告，證明了我所定下的制度是無私和有效的，這次事件也再次證明沒有人可以枉法”新加坡政府的廉潔和效能聞名于世。在美國商業風險機構發表的“1995年最具效能政府”調查報告中，新加坡以87分高居榜首。1996年6月，設在德國柏林的國際透明度調查機構發表題為“1996年世界各國貪污觀察指數”的調查報告，新加坡被德國商人認為是世界第七個最廉潔的國家，在亞洲國家名列第一。在2002年的排名中新加坡上升到世界第5位，也是亞洲惟一排在前十名的國家。瑞士洛桑國際反貪組織發布的報告也顯示，新加坡是亞洲最廉潔的國家，這些世界第一是靠什么來支撐的呢？主要靠形成了一套相對完善的高薪養廉和監管系統對新加坡的政府機關人員起到了不想貪（有德）、不必貪（高薪）、不能貪（嚴法）和不敢貪的功效。針對政府機關人員的行為，主要法律法典有《防止貪污法》、《反貪污法案》、《新加坡刑法典》、《防止賄賂法》、《公務員指導手冊》、《不明財產充公法》等。這些法律法典對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行為規范、貪污賄賂行為的定罪、處罰等都有非常明確、細致的規定，甚至包括公務員的財務、借錢和接受禮品的額度都有非常明確的規定。新加坡反貪機構權力很大，它的調查人員可以檢查疑犯及其妻子、兒女、代理人的銀行帳號和存折。控方一旦證明被告生活闊氣，超過他合法收入的承受能力，或者擁有同收入不符的財產，法庭就可以以此作為被告已經受賄的證據將其入罪。在觸犯了有關細則規定的時候，新加坡對犯罪的處罰是非常嚴厲的，罰款、因被開除公職而喪失公積金、沒收財產、監禁等不一而足。七十年代有一位叫黃循文的次長，因收受一印尼商人饋贈價值2千美元的旅游觀光費，而被判刑四年，取消在職時的公積金。1992年，被譽為“杰出公務員”的商業事務局長格林奈因兩次“說謊罪”而被監禁3個月，并丟掉了月薪1.2萬新元的公職，80萬新元的公積金和退休金也被沒收。其一是格林奈曾向財政部申請了一筆購買新汽車的貸款，實際上卻是用來還了一輛舊車的債。盡管他如期還了這筆貸款，但根據政府對公務員的要求，他仍觸犯了法律，被判為用誤導性文件誘騙貸款。其二，是他在某印尼商人尚未簽約購買新加坡夢幻度假村時，兩次對新加坡公共汽車公司謊稱該商人已簽約購買，勸說公共汽車公司也投資300萬新元與外商合作。高薪養廉，依法治權使新加坡政府走上了良性循環的道路：廉能政府——執法政府——高效政府——受擁戴政府——廉能政府——……。政府愈廉能，人民就愈擁戴政府，人民愈是擁戴，政府就愈加珍視和保持自己的廉能。李光耀說：“廉潔的政治環境，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

2、權力制約、合作與自律

西方近代法治強調對于權力的制約。法治與“有限政府”相聯系，法治本來就是被設計來制約政府權力的。政府被看作是一種“必要的惡”，不得不加以防止。新加坡法治不僅強調對權力的制約，而且強調權力之間的合作，同時還強調掌握權力的人的自我約束和自我教育。

即使是制約權力，西方法治既強調制約具體官員的權力，也強調制約整個政府的權力，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力，甚至要求制約民主的權力。法治以及作為法治一部分的憲政，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為了防止多數民主走向多數暴政的制度設置。在新加坡，制約權力側重于制約具體的官員的權力。人們一般不太強調制約作為一個整體的政府的權力，更不強調對于民主權力的制約。在人們的心目中，政府是好的，或者是較好的，只有具體的個人才可能墮落腐敗。

作為一個整體的政府是值得信任的，代表民眾利益，所以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合作成為這種法治模式的必然構成要素。盡管新加坡憲法中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分權與制衡作為國家機構組織和活動的基本原則，規定議會行使立法權，采取詢問、質詢、國政調查、提出不信任票和彈劾等方式監管內閣，內閣行使行政權提出大法官的人選，可以解散國會，法院行使獨立司法權。但實際上，新加坡長期一黨獨大逐漸形成了黨、政、立法三位一體的統治體制。在新加坡，總理和內閣成員都是議員，內閣成員在議會中所占比重較大，而且絕大多數議員屬于人民行動黨，議員總理又是黨的領袖，立法權和行政權在政治信念和領導權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新加坡的各部門之間相互掣肘的現象是很少見的。國會和內閣幾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協調合作。在政黨制度上，雖然新加坡允許反對黨的存在，但又嚴格限制反對黨的活動空間，使反對黨實際上缺少活動的空間，并不能對執政黨的地位產生威脅，也使新加坡“一黨獨大，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體的制度能保持穩定存在。

新加坡的法治模式中，權力得到制約不僅依靠法律的作用，而且依靠執政黨自律的作用。人民行動黨作為執政黨，對黨員的要求非常嚴格，黨的高級領導人注重自身修養，對一般的黨員起到了榜樣和示范作用。新加坡的政治精英們強調，除了要有好的程序制度外，還必須有好人掌管政府——即君子執政。李光耀強調：“有好領袖才有好政府”，“要有好政府，必須有好人管理政府。我40年來觀察到的是，甚至當政府制度差，只要有好人掌管，政府就會過得去，會有適當的發展。另一方面我看到許多理想的政府制度垮了。這些政府是在英國和法國殖民地獲得獨立時，由英法兩國成立的，但由于掌管的領袖不稱職，這些國家在暴力、政變和革命中倒了，制度垮了。”新加坡要求政治人才對人民有獻身精神，忠于自己的理想，具有高度的道德標準，具備很好的品德和素質。新加坡實行“公務員日記制”，政府每年給公務員發本日記，要求記錄每天的公務活動和與公務有關的私人活動，八小時內外無所不包，尤其必須記有有違紀律規定的事項，然后交監督部門審查，若有隱瞞做假，給予處罰。這一做法有助于公務人員日日反省，警鐘長鳴。

西方的法治模式下，人們可以自由批評政府。而在新加坡法治模式下，政府是威權政府，權力很大，威性很高，法律在制約權力的同時還注重維護政府及其領導人的威信和形象。1994年，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文《所謂的“亞洲價值觀”是經不起考驗的》，該文批評新加坡存在“王朝政治”，稱李光耀的接班人吳作棟是“王朝政治”的傀儡，而李顯龍能夠成為副總理是利用了與李光耀的裙帶關系；兩個月后，該報又刊出暗指李光耀曾對其反對黨進行打擊。為此，1995年7月，李光耀、李顯龍、吳作棟分別以誹謗罪向《國際先驅論壇報》索賠。新加坡高等法院對此案作出判決，判處該報賠償吳作棟35萬新元，李光耀和李顯龍各30萬新元。其結果雖未完全執行，但該報及作者登了道歉啟事，并在新加坡高等法院的敦促下，不得不同意支付李光耀21.4萬美元的名譽賠償金。這不僅表明了政府的強硬立場，而且其不是說說而己的態度使外國媒體對涉及新加坡的評論可能會有所收斂。

3、人權保障與亞洲式人權

法治的核心目標就是通過制約權力以保障人權。新加坡的法治模式并不排斥對人權的保障。人權可以分為不同層次。有一些核心層次的人權是必須加以保障的。法律應當禁止種族歧視和種族滅絕、刑訊逼供、奴隸制度、虐待兒童等嚴重不人道行為。新加坡法律制度也禁止這些行為。

新加坡法律同樣保障人權，但是通過新加坡的法律所反映的人權觀念與西方人權觀念有所不同。西方國家與亞洲一些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的主要分歧并不在于是否尊重人權價值，而主要在于組成人權體系的各個要素的排列及其實現方式上的差異。相比較而言，新加坡法治重視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甚于政治自由和權利，重視社會的整體福祉甚于公民個人的自由和權利。

新加坡憲法中所規定的人權并不是一種絕對的權利，在法律上和實踐上都受到了諸多限制。如新加坡《憲法》僅在第4篇規定了9種公民基本權利，而且大多數都屬于消極權利的范疇，而大量的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都未在憲法中規定。憲法規定人權行使受到諸多限制。如新加坡警察或肅毒人員有權對行為可疑的人強制進行驗尿，以判斷其是否吸毒，如果查證屬實，就會對該人采取進一步的強制措施。警方能不定期拘留一些有足夠目擊證人或證據而無法提控的嫌犯，這樣導致有些重大嫌犯長期被羈押。以安全法令拘捕政治犯，以刑事法律（臨時條款）法令對付私會黨徒，不顧司法程序先行拘捕再調查審訊。罰款也不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這些做法在西方國家法治模式下一般會被認為是侵犯了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是違憲或違法的，除非在非常緊急的情況下，法律一般會禁止這些做法。但是這些做法得到新加坡的法律和民眾的認可。

新加坡法律對大眾傳媒業實行嚴格的管制。與傳媒相關的法律有宏觀的如《憲法》、《刑法》、《內部安全法》等，也有具體的如《不良出版物法》、《報紙與印刷所法》、《電影法》、《新加坡廣播局法》、《廣播法》、《網絡行為法》等。1971年5月，新加坡內部安全委員會曾以“傾向共產黨”、“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逮捕了《南洋商報》的4名高級職員，包括總經理李茂成，總主筆李顯可，總編輯周道章等。因該報紙有宣揚華人和其他種族歧視的傾向。1976年及1977年間，幾十名經常著文批評政府的新聞工作者以參與“共黨陰謀”等罪名被捕，外國傳媒在新加坡也受到嚴格管制。1986年，新加坡政府指責美國《時代》周刊的一篇文章《鉗制異議者的聲音》，認為該報歪曲事實，要求其更正但遭到拒絕。而后，新加坡政府下令限制其在新加坡的發行量，由原來的18000份減半，1987年再次減為3000份。

新加坡政府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使人民享受新加坡經濟發展帶來的成就，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公民在住房、就業、失業、醫療、養老、教育等方面都能夠獲得政府的幫助或救濟。保障水平甚至超過西方國家的一般標準。

4、道德法律化

西方社會的法治模式強調法律與道德分離，法律管法律的事務，道德管道德的事務，兩個領域有所重合與交叉，但是不完全相同。一般而言，法律主要在公共領域內發揮作用，道德則在私人領域內發揮作用。

在新加坡社會，似乎不存在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劃分，不存在私人自治的多少空間。在西方社會被看作私人領域內的、不受法律干預的事務，在新加坡都有可能受到法律的規制。舉凡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習慣、個人作風、兩性關系，只要被認為事關風俗道德，都可能受到法律的評判。法律運用強制力保護著一切被認為良好的道德風尚。只要是主流道德所反對的，也是法律所禁止的。違反者會受到法律的懲罰。在很大程度上，法律成了推行道德的工具。一旦發現某種道德規范需要法律保障，或者需要修正法律的保障措施，就立即由國會立法然后加以實施。在新加坡法治模式之下，道德有法律化的趨向。給人一種印象：凡是沒有被法律允許的，就是被禁止的。

《電影法》第29條規定，任何人如擁有、放映或發行淫穢或色情影片即構成犯罪。有關的執法人員在確定某人擁有色情影片，則可在任何時候，在必要的幫助下強行進入相關場所進行搜查，查封此種影片的嫌疑人。《網絡行為法》規定，與“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的基礎相違背的資料包括色情、暴力等內容，禁止在網上傳播。凡是私自從國際互聯網上獲取色情材料或色情片者，一旦被發現將會被逮捕法辦。1992年，曾有4名男女青年

被指控為販賣黃色錄像，理由是在他們的提包中檢查出了20盒黃色錄像帶。其中3人在法庭認罪之后，被處以2萬新元的罰款，另一女青年否認有罪，于是此案被擱置。后經過延期審理，這位女青年受到了更重的罰款。像《花花公子》這樣的色情雜志嚴格禁止在新加坡出售的。連來自中國的電影《紅高梁》也被認為存在一些不符合道德標準的鏡頭，在放映時被刪剪。

5、嚴刑峻法

近代以來，在西方國家法治建設中的進程中，一直存在著一種“刑罰人道化”的趨勢，某些國家廢除了死刑，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也不斷地限制死刑的適用范圍，幾乎所有國家都廢除了肉刑。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在《犯罪與刑罰》一書的結尾宣布了一條頗為有益的普遍公理：“為了不使刑罰成為某人或某些人對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從本質上來說，刑罰應該是公開的、及時的、必需的，在既定條件下盡量輕微的、同犯罪相對稱的并由法律規定”。

但是新加坡的法治模式對這條公理做了很大的保留，以“嚴刑峻法”而著稱。新加坡法律仍然規定，對于死刑犯適用絞刑。例如對于殺人、綁架、謀財害命、持槍搶劫、販毒等犯罪分子，可以適用絞刑。根據1975年《監用毒品修正法令》，對于販毒或進口15克海洛英或30克嗎啡的販毒者，必須處絞刑。

新加坡法律規定，對于造成較大危害、判刑又不足以懲戒的罪犯，適用鞭刑。鞭刑是沿于古代的一種肉刑，以杖鞭打人，以致其身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此杖原產于印度尼西亞的一種藤條，長四英尺，厚一英寸，行刑前要進行消毒。鞭刑只適用于年齡在50歲及以下的男性。犯人在受刑前后都要經過獄醫的檢查，受刑者如果挨鞭打后昏厥，獄醫必須使他蘇醒，如果經檢查犯人昏厥不醒，則停止用刑。行刑完畢，獄醫在犯人身上涂上消毒藥。三鞭下去，犯人數周內都不能坐下，一個月起不了床。據新加坡律師介紹，他代理一個被告，嚴重非禮女傭罪的案件，被告不怕坐牢，但非常恐懼鞭刑，要求律師設法拖延法庭下判日期，因被告當時已48歲，希望拖到50歲后不用鞭刑。可惜辦不到。因為新加坡司法制度注重高效率，一件案件從第一次到結案，除了特殊情況，不能超過3個月。鞭刑的功效在于威懾、恐嚇人們不要以身試法，鋌而走險。1994年，新加坡地方法院對破壞公共交通指示牌和在別人轎車上噴漆涂鴉的美國少年邁克作出鞭打6下，監禁4個月的判決。這起案件在美國引起掀然大波，美國當時的總統克林頓親自出面求情，要求新加坡對邁克免予鞭刑或用其他刑罰代替。新加坡政府考慮兩國外交關系，把鞭刑由6鞭減至4鞭，并堅決執行。

新加坡嚴刑峻法的另一體現就是，法律對于公民動輒處以罰款。如隨地吐痰，最高可罰500新元，上公共廁所后不沖水罰款1000新元。今年10月，一新加坡男子為賺取90新元，從馬來西亞走私1500條香煙進入新加坡被查獲，香煙市價為135000新元，應繳的關稅為105600新元，消費稅為6750新元，該男子被判罰款2247000新元，監禁6個月。若其無力繳納罰款，則必須坐牢4年替代。

三、儒家文化——新加坡法治基礎的主流文化

新加坡的法治與西方法治有許多不同特征。這些不同之處在于兩種法治模式所蘊涵的價值觀念的不同。西方的法治可以稱為“自由主義法治”，蘊涵著個人主義的觀念；新加坡法治可以稱為“共同體法治”，蘊涵著新加坡人所謂的“共同價值觀”。

這種“共同價值觀”在思想淵源上主要來源于儒家思想。在人民行動黨執政初期，李光耀就意識到新加坡如果只有富裕的物質生活和高超的技術，而缺乏一股能使全國凝聚在一起的精神力量，那是很危險的，他相信正確運用中國儒家思想，可以維護新加坡的統治和發展。華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7%，由他們的父母灌輸給他們華人的傳統價值觀。一直到60年代，大部分的華人子女都進華校，受華人價值觀的熏陶。李光耀指出：“新加坡政府要做的，就是要加強這些強調五倫——君臣有義、父子有愛，夫婦有別，兄弟有序，朋友有信——的東方價

值觀。他把儒家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視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提倡把這八字化為新加坡的具體行動準則，并賦予新的涵義。（1）忠。就是要忠于國家，要有國民意識。（2）孝。就是要孝順長輩，敬老尊賢。（3）仁愛。就是要有同情心和友愛精神，要關心他人。（4）禮義。待人接物要坦誠守信，不要欺騙狡詐。（5）廉恥。政府的廉潔與效率。1988年10月，新加坡第一副總理吳作棟提出“發展國家意識”的建議，他要求把儒家基本價值觀升華為國家意識，以作為各個種族和所有信仰的新加坡人都贊成并為賴以生存的價值觀。1998年1月，黃金輝總統在國會演講中，進一步提出共同價值觀：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1991年經國會討論后，政府發表了白皮書，提出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種族和諧，宗教寬容。

在兩種不同價值觀的影響下，西方法治模式強調個人利益，新加坡法治模式強調國家和社會利益，西方法治模式強調沖突與對抗，新加坡法治模式強調合作與和諧；西方法治模式強調法律與道德的分離，新加坡法治模式強調法律與道德的一致；西方法治模式強調刑罰的人道化，新加坡法治模式強調刑罰的社會效果。

新加坡對法治的重視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包括了西方法治的一些價值觀念。如強調對權力的制約和對權利的保障，強調將國家政治生活納入法治的軌道。新加坡法治中“嚴刑峻法”，與儒家德主刑輔的價值觀不相一致，倒是符合中國古代法家“以刑去刑”、“以暴止暴”的思想。《韓非子.六反》中說：“所謂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所謂輕刑者，奸之所利者大，而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新加坡實行嚴刑峻法的做法與法家學說所包含的觀念是相一致的。

新加坡法治模式之基礎的價值觀念中，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念發揮著非常明顯的主要的作用，并把西方的價值觀念、中國法家的價值觀念創造性的在法治建設中有機的結合在一起。我國是一個受儒家思想影響二千多年的國家，儒家的價值觀根深蒂固。與號稱文化中國省的新加坡有類似的文化基礎，故此，筆者認為：新加坡的法治經驗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第三篇：學生主體性三個特征

學生主體性三個特征

自主性：學生在教育教學中的自主性，首先表現在他具有獨立的主體意識，有明確的學習目標和自覺積極的學習態度，能夠在教師的啟發指導下獨立感知教材、理解教材，把學科課程內容變成自己的精神財富，并能夠運用于實踐；其次，學生能對學習活動進行自我支配、自我調節和控制，充分發揮自身潛能，主動去認識、學習和接受教育影響，積極向教師質疑、請教、相互研討，從而達到自己所預期的學習目標，這點在學生的自主學習活動中表現尤為突出。

能動性：學生在教育教學實踐活動中的能動性，首先表現在他能根據學校教育的要求積極參與并以此作為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其次，是指學生在學習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自覺、積極、主動的特性，如在學習中主要表現為有迫切的學習愿望、強烈的學習動機、高昂的學習熱情和認真的學習態度。在學習過程中，主動安排與合理分配學習時間和順序，主動獲取知識，并能按照各自的方式，把它納入到自己已有的認知結構中去充實、改造和發展。

創造性：創造性包括兩層涵義：一是對外在事物的超越。主體通過變革和改造舊事物，產生新穎、獨特的新事物，創造性常常與改革、發明、發現聯系在一起。二是對自身的超越。主體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自身，使“舊”我轉變為“新”我，實現自身的否定之否定。創造性對學生而言，更多的是指以下方面：在學習上能舉一反三，靈活運用知識，有豐富的想像力，喜歡出“新點子”和解難題；愛標新立異和發表與別人不同的見解；善于利用所學知識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包括小發明、小制作、小設計等。創造性這個概念不僅與學生的學習活動及結果相聯系，更重要的是指向學生主體的品質、特征和屬性。

第四篇：我國法治國家的特征

《法學研究動態》1998年第10期

建設法治國家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我國正在建設的法治國家既不同于資本主義法治國家，也不同于社會主義非法治國家，有其獨特的標志。尤其是探討和認識我國正在建設的法治國家與我國以前和現在所不同的特征，是法學理論研究的重要任務。筆者認為，我國正在建設的法治國家應當以法律至上、法制完備、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制約權力、保障權利與我國以前和現在相區別。本文不揣冒昧，謹發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以請教于法學理論界的專家學者。

一、法律至上：我國法治國家的理性原則

法律至上是法學界熟知的原則和口號，但由于種種原因，人們對它的誤解、岐見長期困擾著我們。使我們難以名正言順地提出和倡導法律至上的原則。現實中，也還有種種影響我們實行法律至上的原則。

法律至上是人類法治發展進程中提出的重要口號和基本原則之一。其意在強調法律在整個社會規范體系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會規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與法律相沖突。

有的人認為，法律至上就是對權力的否定。因此，有的人歌頌它，有的人否定它。其實，法律至上并不是對權力的簡單否定。從法律對權力的依賴關系上講，法律是權力的產物，沒有權力，絕無法律的產生和存在可言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都說明，沒有權力，就沒有法律的產生包括制定或認可，也沒有法律的存在和被貫徹實施。權力始終是法律得以存在的依據。在法律產生和存在的意義上，沒有法律至上的問題。法律既不可能超越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超越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和人類進步的實際狀況，也不可能逾越或凌駕于一切權力之上。然而撇開這一意義，法律與法律社會的各種權力之間的關系就不再簡單的是一個權力高于法律的問題。甚至恰恰相反，任何權力的獲得和行使都應當具有法律上的依據。法律相對于權力應當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即使是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實施也都概莫能外。因為，除一些通過革命而建立的新政權的最初立法外，任何立法都得遵守法律的規定，即使是革命政權最初的立法，雖然不必遵守舊時代既有的法律規定，但是也還得遵守法的規律，遵照立法的原理乃至法的原理，而不能完全隨心所欲。

有的人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強調法律至上就會否定黨的領導。這種認識是錯誤的，法律至上不是對黨的領導的否定。首先我們必須清楚，我國的執政黨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一直并將繼續處于領導的地位。我國法律的制定，即立法，是黨的領導下通過立法機關和立法程序進行的。我們的執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執法機關進行的。執法機關中，有著我們完善的黨的組織和大量的黨的干部。法律至上是以他們對于黨領導下制定的法律的無限忠誠作為前提和保障的。其次，我們黨是大公無私的黨，它以人民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利益，而社會主義法正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堅持法律至上實際上也是堅持了“人民意志至上”，也就是堅持了黨的領導。從世界各國的法治實踐來看，一國法治的成敗，關鍵在于其法律制度的狀況以及是否能將該法律制度有效地貫徹實施。前者往往與一國的正常制度緊密聯系，而后者關鍵在于有無一套良好的法律實施機制，確保該法被良好施行。法律至上根本就不會動搖黨的領導。尤其是在黨風不正、社會風氣異常的情況下，強調法律至上，無疑有助于法律的良好施行和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改善。

有的人認為，法律至上會導致對道德作用的否定。這是對法律與道德關系的誤解。首先，法律與道德是兩個相互聯系而又相互獨立的社會規范體系。它們在并不完全相同的領域發揮著各自的作用，肯定法律的作用并不等于否定道德的作用；其次，法律至上并不等于法律萬能。只能由道德調整的問題也不能因法律至上而改由法律取而代之。再次，任何法律都以一定的道德準則作為自己的社會基礎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導道德的發展，法律至上不僅不會否定道德，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和發展，所以切不可將法律至上與道德作用對立起來，以為法律至上會否定道德的意義。

有的人認為，法律至上會導致對經濟決定作有的忽視或否定。法律至上與經濟決定法律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首先法律是社會規范，經濟并不是社會規范。其次，經濟決定法律是從法律的本源上講的。在終極的意義上法律始終是被經濟所決定并為經濟服務的。但是離開這一意義，法律對具體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來說，顯然就不再是從屬的。一切具體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也都得遵守法律的規定，符合法律的要求。否則就可能導致違法甚至犯罪行為的發生。法律至上是在經濟決定法律的基礎上對法律的地位的概括和期望，它與經濟決定法律并不矛盾。

我國實行法律至上，問題遠遠不僅限于認識方面。實際的障礙甚至更難克服。事實上，與法律至上沖突的，還有社會生活中的權力至上，金錢至上，等等。

總之，在我國目前，法律至上問題上還有種種嚴重誤解和現實障礙，消除這些誤解和障礙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建設法治國家的過程也就是消除這些誤解和克服這些障礙的過程。未來的法治國家必然是法律至上的國家。

二、立法民主：我國法治國家的首要環節

立法民主是民主的主要內容。在法治國家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歷史發展已經清楚地說明，現代的法治國家要求立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的全面法治化。而所有這些都是以立法的民主作為首要條件的。立法的民主為法治國家奠定制度基礎，它是法治狀態的制度框架或理論格局。從一定意義上講，可以說法治國家的立法是立法者們對一國法治狀況的預想的制度化，是一幅幅具有國家權威性的法治藍圖。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無非是各盡其能地將其現實化而已。民主的立法被良好地實現了，這樣的國家才可能是法治國家。民主的立法無法實現，法治國家就成為泡影；如果沒有民主的立法，法治國家就毫無希望與可能。

立法民主中最首要的是立法的目的民主，其次是立法

一個隨著時代不斷發展的概念，其內涵與外延在不同時代或不同歷史時期都會有所差異，因此對司法公正的認識也應有一個隨歷史發展而進步的問題。現代中國正處于偉大的變革年代，除舊布新成為時代的進行曲，只有隨著時代進步的司法公正，才可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要求。公正，是很難把握的。因為公正有一個令人頭疼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公正”應當是多數人的共同認識，否則，就不叫公正。另一方面“公正”又在每一個人那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認識，難以得到公認。但公正也不是不可著摸。實際上，司法公正一直受到來自兩個方面的檢驗。一是司法是否合于法的公正規定；二是司法是否合于民眾的公正要求。符合法律規定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方面。公正之“正”不是“私正”，只有少數人或者個別人所認為的“正”絕非“公正”之配音。立法應能體現社會民眾的意愿，反映絕大多數人的意志，甚至應能反映全體人民的意志。多數人的意志也就包含了多數人的公正觀念和公正要求。在這個前提成立的情況下，司法公正首先所強調的就是“司法合法”。在這里“合法”即合于多數人在法律上所表現和要求的公正。這種“正”具有“公”的規定性，“公”應當是司法“正”的客觀尺度。當然如果“法”本身就不是“民意”（在這里或稱“公意”）的體現，司法公正以“司法合法”作為目標又另當別論了。

符合民眾要求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內容。這里“正”不僅是法律意義上，甚至也有一定的社會普遍性。即司法要能獲得公眾的認可，使大眾信服。司法如果不具有這種力量，其社會影響是很難如愿以償的。當然這里的“眾”有一個“量”的問題；眾人之“正”有一個正確與否的問題。什么是社會的普遍公正觀念，是很難把握的，但它又是客觀存在的，而且一旦違反了它，違反者就會遭致社會的反對或否定。司法也同樣如此。司法的公正不論其在法律上的狀況如何，如果它遭到人們觀念上的反對或否定，那么它在實施上就難以如愿以償。這種違反社會公正觀念的司法不論其在理論上或法律上是否正確都會受到社會的抵觸和反對。極端時，人們甚至會故意地挑釁法律，以示自己對自己所認定的公正的一種忠誠和維護。合法公正與合民公正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時候。一旦這種情況發生，其原因一是法律確定的公正有問題，或許是這種法律公正在其制定時就不公正，或許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原本公正的法律已經變得不公正了。二是社會民眾的公正認識出了問題。把不公正當作了公正，把公正當作了不公正。在第一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就應修正法律。這種修正包括著對法律進行修改，以便以后的類似情況能得到真正的公正；也包括著為法律不公正的特例設定特別的個案修正程序，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正裁決的發生。在第二種情況發生時，我們首先得看民眾的數量，這種民眾如果占絕大多數，那么，就說明我們的法律還未能反映民眾的現時意愿，立法的民主就可能有問題。就應檢省立法，并通過民主和法治的途徑修正法律；如果這種民眾并不占絕大多數，那么法律并不會遷就少數人的歧見，但是，這也就有一個教育少數人的問題。

司法不公，是非法治國家的重大社會問題。我國歷史和現實中所存在的司法不公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在市場經濟沖擊下，司法不公不但未能克服，甚至表現得更加嚴重。這是法治國家決不能允許的。法治國家建設必須確保司法公正。

五、制約權力：我國法治國家的重要標志權力的根據并不在權力本身。權力的根據在于民眾對權力的賦予以及民眾對權國行使的認可。所謂選舉、推舉，不過是權國獲得的過程而已。站在民眾的角度，權力是一種賦予，站在權力獲得者的角度，權國就是一種獲得。賦予與獲得是權力產生過程的兩個方面。由于權力賦予與獲得的過程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參與，甚至絕大多數人都無法直接參與，因此，怎么保證權力的賦予與獲得是正當的，就成為了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于是就有一個對權力賦予與獲得過程的監督問題。如果權力賦予與權力獲得的過程沒有嚴格的程序保證，就無法保障這一過程是正當的，就無法保障權力賦予者和獲得者在這一過程中的行為并未違反公眾的意愿，甚至一定是公眾意志的反映。法律正是人民監督權力賦予、獲得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權力能夠在人民的依法監督之下依法賦予、獲得，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法治。權力一旦擺脫法律的羈絆，權力的賦予與獲得就會演變為非法。

任何國家權力無不是以民眾的權力讓渡與公共認可作為前提的。如果能夠如此，我們即說該權力的獲得與行使是正當的，否則該權力存在的合理性就有問題，該權力的任何行使都無法具有合理性。制約權力，在邏輯上主要的應當是制約權力的行使。然而僅僅依靠對權力的行使進行制約也就很難達到制約權力的目的，于是制約權力的獲得也就進一步為人們所重視。制約權力也就不僅是指對權力行使的制約，而且包括對權力獲得的制約。

權力獲得與權力行使，總是少數人的事情。權力的獲得是在少數人中進行的，權力行使，更不可能由每一個人來完成。它必須由公眾依靠一定的程序認可的人代為進行，那么這些由公眾認可而行使管理社會權力的人，其行為是否是以公眾利益為目的的，如何保證他們記過為公眾的利益而工作，這就使對權力獲得者的監督或制約顯得心不可少。權力往往都是由擁有權力的個人行使的。獨立存在的每一個個體都是有自己獨立思維和相對利益的，權力擁有者在總體上都有一種背離集體或公眾的傾向。對他們的制約就成為了必要的。在制約機制中，最有效的制約手段當然中法律制度。這是由兩個主要因素決定的。一是任何權力的行使一般地都是以法律制度作為根據的，并以法律制度作為權力行使的蕩式與軌跡；二是在制約權力的規范中惟有法律具有國家強制力做保證，并具有公認公知的特點。

能否用法律制度有效而科學地制約權力，是一個社會管理狀況的評價標準之一，也是一個社會制度優越程度的標志。在人類的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社會主義社會理應是最好的社會制度，其對權力賦予和權力行使的制約理應成為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典范。在我國這個具有長期專制和集權歷史與慣性的國度，強調對權力的制約強調權力的依法行使就具有特別的意義。制約權力在世界各國的法

治化歷程中的意義，已經為歷史發展所證明，在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征程中，仍是我們所不可忽略，而必須予以特別關注并為之努力的重要方面。

在我國歷史和現實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權力高于一切，權力無所不能，權力難以制約。在我國權力制約上最為嚴重的問題包括：權力過度集中而未能很好分權，權力監督有法律規定而極度不完善，權力監督有一定途徑但受體制局限，權力監督有一定效果但未切實進行。未來的法治國家應當是對權力實行良鄧法律監督的國家。

六、保障權利：我國法治國家的法律價值

權利是法律的重要價值準則。如何對待權利，是不同類別法律的重要區別。在民主和法治的國家，權利總是被法律所強調和保護；在專制與集權的國家，權利總是被踐踏和拋棄。

權利的制約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義務；二是權力。保障權利，也應當從這兩個方面入手。

從義務角度看，保障權利要求首重權利，以權利的實現帶動義務的履行。權利與義務是構成法律規范的兩大要素。在權利與義務之間，作何種價值選擇，是任何法律時代都存在的法律價值判斷問題。在權利與義務的關系上有著一種錯誤的認識，似乎二者之間只有一種關系，學者們的認識也只有一種才是正確的。即只有權利義務一致的理論和口號才是唯一正確的。實際上這是十分偏狹的。從不同的側面認識權利與義務之間的關系，其結論自然就有所不同。在價值意義上，我們所應提倡的是權利先導。因為權利與義務在總量上是相等的。在理論上似乎強調義務或者權利，都是一樣的，都能達到二者實現的目的。然而，強調義務和強調權利的實際后果是不同的，因為每個人都有關心自我的本能。權利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具有比義務更大的號召力。因此從保障權利出發帶動義務的履行，比從義務出發保障權利更加有效。首重權利的意義遠非僅限于此，它還有利于社會權利的擴大和良性發展。相對于權利的義務，一是指為滿足權利所需要的義務，它是由與權利人相對的義務人承擔的；二是指權利人得正當行使自己的權利，即權利人正當行使自己權利的義務，它是由權利人承擔的。第二類義務，即權利人正當行使權利的義務，實際上也是義務人的權利或者權利人的義務。但這兩種義務都是為權利而存在的，離開權利地強調義務，就可能顯得十分狹隘。從權力角度看，保障權利要求制約權力。這里的權力，是指國家權力；這里的權利主要是指民眾個人或群體的權利。權力與權利有著重大的區別。首先，在終極度意義上，權利是權力的基礎，權力不是權利的基礎。其次，權利要由權力予以保護，權利本身往往難以自保，而權力本身卻有充分的自我保護能力。第三，權利本身不具有國家強制性，對其保護要依賴權力，而權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國家強制性。權力與權利的區別就決定了權力易于膨脹，而權利難以自保。權利與權力之間，權利易于受到權力的侵犯。為了保障權利，法律就必須制約權力。權利與權力之間的關系狀況反映著一定社會的民主程度。法治的首要任務就是對權力的制約，嚴格規范權力的范圍和行使，防止權力對權利的侵犯，實際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國家，民主總是法治的內核和精神。離開民主就沒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對權力進行制約，為權利提供保障。

在我國以前和現實中，權利很難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權利除了受到權力和義務的侵犯之外，還受制度不健全、金錢作用和人際關系等方面的影響。我國目前所存在的司法腐敗現象，是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制約因素。而司法腐敗的各種現象幾乎都與制度欠缺、金錢作用和人際關系密切關聯。未來的法治國家應當在司法廉正上狠下功夫，確保司法工作者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有這樣，權利才可以得到足夠的法律保障。

我國法治國家的特征(第4頁)一文由www.tmdps.cn搜集整理，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

第五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三個特征

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什么?至少具備三個特征!

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什么？

在市場競爭中，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與眾不同的戰略優勢與實力，沒有戰略優勢和實力就很難獲得成功。

在當今市場競爭節奏快速化的環境中，戰略優勢愈來愈重要，沒有戰略優勢的企業，將面臨著被市場競爭淘汰的風險。因此，創建戰略優勢，創建以優勢資源為核心的戰略優勢，才能超越競爭對手而使企業長盛不衰。

近年來，不少曾經堪稱優秀的企業，體會到了競爭失敗的滋味。導致企業失敗的原因繁多，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這些企業大都只著力于單一戰略優勢的創建，勢單力薄，當然難敵整合戰略優勢的進攻。以企業核心競爭力為核心的戰略是一種整合優勢的戰略格局設計。

企業核心競爭力(Core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又稱“企業核心(競爭)能力”、“企業核心競爭優勢”，是一個企業(人才，國家或者參與競爭的個體)能夠長期獲得競爭優勢的能力，是企業所特有的、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具有延展性，并且是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為顧客創造價值的技術或能力。

企業核心能力至少具有三個方面的特征：

(1)企業核心能力是特別有助于實現顧客所看重的價值的能力;

(2)企業核心能力是企業所特有的、競爭對手難以模仿和替代的，故而能取得競爭優勢的能力;

(3)企業核心能力具有持久性，它一方面維持企業競爭優勢的持續性，另一方面又使核心能力具有一定的剛性。

1990年，美國密西根大學商學院教授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倫敦商學院教授哈默爾(G.Hamel)，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的論文《企業核心競爭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中，正式提出了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概念。他們認為：“核心能力是組織中的積累性學識，特別是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管理技能和有機結合多種方法的學識能力。”

在中國管理界，流傳最廣的企業核心競爭力定義要算張氏定義。這就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張維迎博士的定義。

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他認為企業核心競爭力具有“偷不去，買不來，拆不開，帶不走，溜不掉”的特點。

偷不去，是指別人模仿你很困難，如你擁有的自主知識產權——品牌、文化。

買不來，是指這些資源不能從市場上獲得。人們認為人才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通常指的是團隊，一般情況下單個的人才不能算作核心競爭力。

拆不開，是指企業的資源、能力有互補性，分開就不值錢，合起來才值錢。

帶不走，是指資源的組織性。個人的技術、才能是可以帶走的，因此，擁有身價高的人才也不意味著有核心競爭力。

溜不掉，是指需要不斷提高企業的持久競爭力。今天拆不開、偷不走的資源，明天就可能被拆開、偷走。

企業的環境就是空前激烈的競爭市場。如何在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是每個企業都在思考的課題。根據“競爭戰略之父”邁克爾·波特教授的競爭戰略理論，企業的利潤將取決于5個因素：即同行內的競爭、本行業與替代行業的競爭、供應方與客戶方的討價還價能力以及潛在競爭者的作用。

競爭戰略(Competitive Strategy)就是一個企業在同一使用價值的競爭上采取的進攻或防守對策。競爭戰略屬于企業競爭力概念的范疇。最流行的戰略是降價。這種做法既打擊對方，也損害自己，引起惡性循環。正確的競爭戰略應當包括三種：

1、總成本領先戰略(Overall cost leadership);

2、差異化戰略(Differentiation);

3、專一化戰略(Focus)。

下面讓我們看一個典型的案例。

1989年，Intuit和微軟直接碰撞。力量對比是：Intuit公司擁有50名雇員，年銷售額1900萬美元;微軟公司擁有4000名雇員，同期收益8億美元。挑起爭端的原因是微軟公司提出的兼并提議被Intuit否決后，微軟執意進入Intuit賴以生存的財務軟件市場，意圖獲取“領導性競爭地位”。對抗的結果是：直到1993年，Intuit仍然保有60%的市場占有率而令微軟束手無策。

Intuit的勝利似乎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從資金實力上看，微軟放在銀行里的現金儲備就足夠買下4個以上的Intuit(1994年，該公司的市價僅為10億美元);從智力儲備上看，微軟用誘人的股票期權網羅了世界上很多頂尖的軟件開發人員，在人員素質以及人員數量上都占有壓倒性的優勢;對Intuit更為不利的是，從時效性上看，其開發的Quicken的Windows版也不如微軟參與競爭的產品“Money”。

但在這樣的強弱對抗中，“小小的Intuit迫使強大的巨人哭著乞討憐憫”。Intuit的勝利昭示了一點：在企業的競爭中，強與弱并不是絕對的，一個有效的競爭戰略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核心競爭力，加上公司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往往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巨人也并非無懈可擊。

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核心競爭力微軟沒有最先認識到專業財務軟件潛在的商機，這給予了Intuit生存的機會。該公司把自身定位在為顧客提供解決財務難題方法的公司，除幫助他們開支票、結算支票簿和支付帳單以外，還提供特別票據和表格等非軟件形式的服務。

在分析Intuit案例時，專家認為，Intuit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它在客觀上擁有其他許多軟件公司所沒有的優勢：在發展初期，公司從事的領域與微軟并無競爭，處于相互獨立的態勢;而這種優勢并不是偶得的，而是來自于公司在制定局部優勢戰略過程中對市場的深刻分析和把握。

我們總結一下，Intuit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有兩點。第一，采用差異化和專一化的競爭戰略，尋找差異化的客戶需求和市場空間，并走專一化的道路。第二，使自己的專業能力難以被競爭對手模仿和替代，并持續性的為顧客創造價值。因而使有效的競爭戰略成為了企業的一種核心競爭力。

可見，核心競爭力，是組織實現目標并獲勝的法寶。這是一條千古不變的真理。在戰爭中，組織的核心競爭力顯然就是槍桿子，勝利的標志就是取得政權。那么，在現在的企業里，核心競爭力是創造顧客和獲得顧客認可的實力，勝利的標志就是獲得穩定的市場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