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現代女性的思考
石評梅
石評梅(1902-1928),中國近現代女作家、革命活動家,“民國四大才女”之一。原名汝壁,因愛慕梅花之俏麗堅貞,自取筆名石評梅。曾用筆名評梅女士、波微、漱雪、冰華、心珠、夢黛、林娜等。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縣,1919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就讀時即熱心于文學創作,1923年9月在《晨報副刊》連載長篇游記《模糊的余影》,1924年與摯友陸晶清編輯《京報副刊.婦女周刊》,1926年,繼續與陸晶清合編《世界日報副刊.薔藏周刊》,1928年9月30日因病逝世。
石評梅一生中,創作了大量詩歌、散文、游記、小說,尤以詩歌見長,有“北京著名女詩人”之譽。作品大多以追求愛情、真理,渴望自由、光明為主題。小說創作以《紅鬃馬》、《匹馬嘶風錄》為代表。
在她去世后,其作品曾由廬隱、陸晶清等友人編輯成《濤語》、《偶然草》兩個集子。[1]
(概述圖片資料來源[2])
中文名
石評梅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地
山西省陽泉市郊區義井鎮小河村 出生日期
1902年 逝世日期
1928年9月30日 職
業
作家 畢業院校
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 主要成就
主創《京報》副刊—《婦女周刊》 代表作品
《墓畔哀歌》 1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父親石銘,字鼎丞,清末舉人;石評梅之母,是父親的續弦,其家庭為山西省平定縣內一個書香門第。[3]
主要經歷
1902年,石評梅出生于山西省平定縣的一個書香門第之家;[4]
石評梅自幼聰穎好學,很受父母喜愛,從三、四歲開始,父親就教她認字,每晚堅持不斷,有時她沒有認熟,雖是深夜,也不許去睡,直到念熟為止。后來進了小學,白天和孩子們一起上課,晚上放學以后,她父親仍然教讀《四書》、《詩經》等。[5]
辛亥革命后不久,石評梅父親石銘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圖書館任職,于是隨父來到太原,進入太原師范附屬小學就讀,附小畢業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師范學校讀書。[5] 由于石評梅天資聰穎,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學校里學業突出,被譽為“才女”。在女師讀書期間已經顯露了石評梅的反抗思想和組織才能。一次女師鬧風潮,她為組織者之一。風潮過后,校方要開除她,后因惜其才學,又恢復了學籍。[1]
1919年暑假,石評梅從太原女師畢業,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4] 邁出這一步,是對石評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驗。因為在當時社會里,一般人思想認為:“一個女孩子,中學畢業就可以了,何必費勁的深造呢!”然而她卻不斷求學、奮斗著。她在父親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學。到北京后,她本來要報考女高師的國文科,但是當年女高師國文科不招生,于是改考體育系。[5] [1]
在新思潮的影響下,石評梅一方面在女高師勤奮學習課業,一方面即開始寫詩和散文向各報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評梅的詩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學“新共和學會”辦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號上正式刊出。[1]
1920年在山西同鄉會上,石評梅結識了北京大學學生、五四運動健將、山西籍最早的共產黨人高君宇。[4] 在同鄉會交談中,得知他們父輩即有交誼。他鄉遇故友,格外親切,于是二人便建立了友誼,二人經常通信,談思想,談抱負。[1] [6] 1923年4月15日,石評梅曾致信高君宇,傾吐了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 次日去信,幫助她分析青年之所以普遍感到煩悶,就在于社會制度的不合理。[5] [1] [6]
1923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石評梅與體育系12人、博物系14人組成“女高師第二組國內旅行團”南下旅游,她們沿京漢鐵路,經保定、武漢、南京、上海,從青島、濟南返回北京。返校后,石評梅寫了一篇五萬余字的長篇游記《模糊的余影》,連載于《晨報副刊》1923年9月4日到10月7日。
1923年,石評梅完成學業,接受師大附中聘請擔任女子部學級主任和體育教員、國文教員,后來還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師大等校兼任教員和講師。[5] 擔任北京師大附中女子部主任后,在管理上她采取理智指導、真情感化的方法,使學生心悅誠服接受規則約束。[7]
1924年高君宇 因張國燾被捕叛變遭到北洋軍閥政府通緝。他從在京住所臘庫胡同十六號化裝脫險,在狂風暴雨的夜晚到石評梅住處告別。[6]
1924年石評梅和陸晶清合編《京報》副刊的《婦女周刊》時,得到魯迅的關懷和支持。[1]
1924年11月,石評梅與陸晶清等編輯出刊了《京報》副刊——《婦女周刊》。她以犀利的筆觸,揭露抨擊社會的黑暗勢力,激勵人民革命斗志。[1]
1925年,石評梅在高君宇墓畔[4]
1925年3月,高君宇因病逝世。3月29日,北京大學、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和山西省立一中校友會召開高君宇 追悼大會,石評梅送了挽聯,上寫:“碧海青天無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又在白布上親筆題寫一首挽詞,懸掛在追悼會上。5月8日,根據高君宇 的遺愿由石評梅和高全德出面將高君宇 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評梅在高墓周圍親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題了碑記。[1] [6]
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石評梅和陸晶清等編輯的《京報》副刊《婦女周刊》于7月1日第二十九期發表本刊編輯部特別啟事,對“滬漢慘屠”表示憤慨之情。[1]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在天安門前召開國民大會,要求段祺瑞執政府拒絕日、英、美等八國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國防設備的最后通牒,抗議日艦對大沽口的炮擊。會后2000余人游行情愿。段祺瑞執政府出兵鎮壓,制造了“三一八”慘案。石評梅雖然沒有親自參加到執政府門前的請愿行列,但好友劉和珍不幸遇難,陸晶清也負了傷。1926年3月19日,石評梅即奔醫院看望負傷的朋友。并于3月22日在《京報副刊》發表散文《血尸》,3月25日,又參加了女師大為劉和珍和楊德群召開的隆重追悼大會,同時在《京報副刊》發表《痛哭和珍》一文,悲憤地指出:“昨天的慘案,這也是放出野獸來噬人;”“你的血雖然冷了,溫暖了的是我們的熱血,你的尸雖然僵了,鑄堅了的是我們的鐵志。”“我也愿將這殘余的生命,追隨你的英魂!”[1]
1926年上半年,石評梅又與好友陸晶清等編輯北京《世界日報》副刊《薔薇周刊》,工作之余在京從事文學事業。最初以寫詩歌與散文為主,當時即被稱為北京著名女詩人,到后期創作不少短篇小說。[1]
1926年8月26日,魯迅離京南下,石評梅至前門車站送行。魯迅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三時至車站,晶清、石評梅來送。”[1]
1927年發表的小說《匹馬嘶風暴》,是這一時期石評梅的小說代表作之一。[8]
1928年9月18日,石評梅在北京西栓馬樁八號寓所開始發病,劇烈頭痛,但她以為身體不舒服是常有的事,所以還是照常去附中教書,但病情日益加重。友人廬隱等送石評梅進舊刑部街日本山本醫院,師大教授兼附中主任林礪儒和廬隱等均在醫院守護,不久開始昏迷。23日由日本山本醫院轉到協和醫院,診斷為腦炎。30日石評梅即逝世于北京協和醫院,被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 墓旁。[7] [1]
1928年10月13日,世界日報社、女師大學生會、春明女校、薔薇社及綠波社等在女師大禮堂開追悼會,廬隱報告石評梅生平事跡,焦菊隱代表綠波社致辭,女師大學生會寫祭文,陸晶清從上海專程趕回北京,悲慟萬分,寫下了《我哭你喚你都不應》的祭文。[9] [7]
1928年12月,由薔薇社編輯,《世界日報》印行《石評梅紀念刊》,登載三十余篇悼念文章。[1]
石評梅逝世后,經廬隱、陸晶清等努力,編輯出版了石評梅生前所著小說散文集《偶然草》、散文集《濤語》等書
創作風格 石評梅的作品不僅有纏繞不清的哲學臆病和清冷的悲哀色彩,而且在感情的層面上也表現得脆弱和哀苦,通篇充滿了“冷月、孤墳、落花、哀鳴、殘葉”等冷艷的詞匯,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淚珠匯成,可謂滿紙辛酸淚。然而她的善感與抑郁的氣質并不妨礙她對女性命運和人生的思考,反而使她能夠從悲觀主義的角度循著情感的悲哀邏輯進行思辨與覺悟,表現一種極熱烈又悲哀至極的吶喊。[10]
石評梅的作品無論是對光明的渴望、愛情的追求,還是對婦女和社會的解放的渴望,都充滿著柔弱女性奮力掙扎和不斷追求真理的執著精神。她的作品呈現了其思想發展過程中從充滿時代悲哀的嘆息到對理想追求執著精神的轉變過程;她充滿了對既崇敬又心愛的人的緬懷,也表現了對真摯愛情的執著追求;同時,她深深地理解中國勞動婦女以及全民族的悲慘命運和對黑暗的抗爭,從而使爭取自由和解放的執著精神也赫然紙上。[10]
4人物軼事
高君宇與石評梅的愛情曲折而堅定,兩個人猶如天空中的煙火,在短暫的生命中演繹了絢麗燦爛的絕世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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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口脫險 心系評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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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高君宇出生于山西省的一個富商家庭,少年時代的他就對社會政治問題非常關心。20歲時,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學。在當時進步思想的發源地北京,高君宇受到激進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響,很快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1919年5月4日學生愛國游行時,高君宇是組織骨干之一。1922年,在黨的“二大”上,高君宇當選為中央委員。1924年年初,他又同李大釗、毛澤東等人一起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參加了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4年,北洋政府對北京城內的國共兩黨成員展開大搜捕。高君宇將自己扮成廚子僥幸脫險后,接到上級指示,回山西建立黨組織。臨走之前,他決定去看一眼心中最放不下的人——石評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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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初遇 互生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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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一天,在北京山西會館的同鄉會上,一個學生模樣的男子正在作反帝反封建的演講,他就是高君宇。石評梅認真地聆聽著,并被深深地感染。山西會館的偶遇,兩人都給對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過書信往來,石評梅和高君宇漸漸建立了友誼。有時,他們會相約來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湖畔散步。在交談中,他們發現彼此有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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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受挫 同命鴛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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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夏天,石評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師范的學業。畢業后,她受聘于母校的附屬中學擔任國文教員和體育教員。這一年的秋天,她收到高君宇的一封來信。信里只有一片火紅的楓葉,上面用毛筆寫著幾行字:“滿山秋色關不住,一片紅葉寄相思。”這封突如其來的求愛信讓石評梅陷入憂慮和矛盾中。她想了很久,在紅葉上寫下這樣一行字:“枯萎的花籃不能承受這鮮紅的葉兒。”
原來,石評梅的第一個戀人叫吳天放,是一個風流才子,曾經留美學習。雖然他有家,但一直瘋狂追求石評梅。在他們相戀的第三個年頭,一次突然的造訪讓石評梅見到了吳天放的妻兒。最終,她選擇了離開。這次感情的挫折令她失去了重新追求愛情和婚姻的勇氣。
高君宇也是一個結了婚的男人。1914年,18歲的他在父親的一手包辦下,與本縣一位姓李的女子成婚。從一開始,高君宇就試圖反抗這樁婚事,但是遭到了父親的嚴詞拒絕。認識了石評梅后,高君宇更加堅定了擺脫封建婚姻束縛的信念。被石評梅拒絕后,高君宇對弟弟說:“我對她的感情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增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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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對戒 以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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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文所說的高君宇虎口脫險后,必須離開北京前往山西。在臨走前的那一晚,他去找石評梅。那個晚上,他告訴石評梅自己回到山西就解除那婚約。石評梅沒說什么,但心里已經下決心終身不嫁。高君宇沒有食言,在他的力爭之下,1924年秋,那場延續了10年、名存實亡的婚姻畫上了句號。
1924年9月,高君宇南下廣州,擔任孫中山的秘書。石評梅的生日快要到了,高君宇上街買了一對象牙戒指,并將其中較小的一枚附在書信中,寄給了遠在北京的石評梅,另外一枚則戴在了他自己的手上。石評梅戴上了那枚象牙戒指,她明白這對白色戒指,象征了二人會永遠保持“純潔如冰雪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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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外 凈土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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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而終 陶然同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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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評梅與高君宇雕像[2]
高君宇的去世給石評梅極大的打擊,她覺得自己太脆弱,太不果斷,沒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結合。于是,她經常到高君宇的墳上哭,說自己害死了高君宇,欠了他很多。在高君宇的墓碑上,石評梅寫著:“君宇,我無力挽住你迅忽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淚流到你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
1928年9月,26歲的石評梅病逝于北京。臨終前,她的手上仍然戴著那枚白色的戒指。人們把她葬在高君宇的墓旁,完成了二人“生前未能相依共處,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遺愿。
(人物軼事資料來源[2])
5社會評價
石評梅是中國現代女性求獨立、求平等、求解放、求自由的先驅,她短暫一生的悲劇性色彩,恰是那個時代婦女命運的應對,也是那個時代國家命運的映照。[11] 廬隱曾評價她說,石評梅注定了她是悲劇中的主角。她經歷了從幻想到現實痛苦,從虛幻、失望、渴望到仇恨、反抗、破壞的連續悲劇起落的過程。她的散文就她自身的情感苦旅和這中間巨大的思考時空的真實記錄。
廬隱
廬隱(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黃淑儀,又名黃英,福建省閩侯縣南嶼鄉人。筆名廬隱,有隱去廬山真面目的意思。五四時期著名的作家,與冰心、林徽因齊名并被稱為“福州三大才女”。2003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女作家在現代中國》(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與蕭紅、蘇雪林和石評梅等人并列為18個重要的現代中國女作家之一。
人物生平編輯
悲苦童年
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5月4日,廬隱生于福建閩侯縣。廬隱降生的當天,外祖母去世了,母親因此認定她是一顆災星,把她交給一個奶媽去喂養。三歲時因為得了極重的熱病,被奶媽帶到鄉下撫養并很快痊愈。父親當了湖南長沙知縣時,她回到了父母的身邊。福州三山陵園里的廬隱銅像[2]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六歲),父親在長沙去世,母親帶著她來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親厭惡,不得入學,但卻拜了沒有進過學校的姨母為師,開始啟蒙教育。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廬隱九歲,被送到一所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慕貞學院去讀小學,信仰基督教。她在那里時腳長了瘡,幾乎使她成了殘廢;后來肺管破裂,又吐血不止。病好了,她同大伙去作禮拜,并在美國人朱太太的引導下皈依了宗教。
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廬隱在大哥的幫助下,第一次開始練習作短文,并在她的拼命用功下考上了高小,不久之后又考取了師范預科,走上了求學之路。[3]
曲折求學
1912年,廬隱考入女子師范學校,時年十三歲,開始了她的少女時代。到了三年級,她的興趣一天天趨向文學,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說,尤其適合她的脾胃,在學校還得了一個“小說迷”的綽號。
1916年,廬隱中學畢業,因當時沒有女子大學,別的大學又不開女禁,所以暫時不能繼續升學。在母親和表哥們的活動下,她被北平公立女子中學聘為體操、家事園藝教員,但她對于家事園藝一竅不通,因此春假過去,便悄然辭職,結束了她最初的教學生活。[4]
廬隱
1917年,應在安慶省立安徽女師附小當校長、原北京慕貞學院同學舒畹蓀女士的邀請,前往安慶任教。半年后,覺得在安慶的生活無趣,廬隱回到了北京,在母校校長的推薦下,她到了開封任開封女子師范教員,但那里環境腐敗,流弊積年,守舊的教員視言論激烈的廬隱為名教反叛的危險人物,備受排擠的她熬到了暑假,返回北京。
1919年秋,廬隱考進了該校國文部,作旁聽生,經過學期考試后,升為正班生,暫時結束了使她感到厭倦的教員生活。
在學校,她被選為學生會的干事,積極做些社會工作。為了福建的問題,她被女師大選為福建同鄉會代表,到北大、師大開會,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后來又被選為幾次大會的副主席和一個刊物的編輯。廬隱和十幾個志趣相投的人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社會改良派。[3]
坎坷愛情
少女時期,廬隱在舅父家里認識了一位表親林鴻俊。林鴻俊向她提出結婚,而她的母親和哥哥覺得他太沒深造,家又窮,因此拒絕了他。處于叛逆期的廬隱被母親和哥哥的作為激起了一腔憤懣,于是給母親寫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給他,將來命運如何,我都愿承受。”母親深知廬隱倔強的性格,只好答應,她簽了字,接受母親的條件:大學畢業后才能舉行婚禮。大學期間,受“五四”時代新思潮的影響,廬隱廢寢忘食地東奔西跑,接觸到了更廣闊的世界,她發現同她訂婚的表親林鴻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樣,走的道路不一樣,擔心婚后的平凡生活將毀了她的一生,廬隱主動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約。[5]
作品風格編輯 總體風格
在藝術風格上,廬隱是頗具個性的。廬隱的抒情風格,清淺直切,又不失雋麗瀟灑,纏綿悱惻與慷慨悲歌間有,筆鋒常帶感情;廬隱的小說基調,深受中國古典言情小說和婉約派詩詞影響,風格感傷,基調悲戚,可與同時期的郁達夫媲美;她的作品帶有濃厚的自敘色彩,大多數采用日記或書信或講故事的形式,這在“五四”小說家中可謂首屈一指;她的語言流利、自然、真切,纖細而不失酣暢;她小說的結構趨向散文,在缺少約束的行文中浸透著濃郁的感情,細膩蘊藉,沉哀入骨,前期作品結構松散,詞藻華麗,后期有長足的進步。[10]
前期風格
廬隱受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文學主張影響,作品表現下層人民生活的苦難,提倡人道主義的“善”和“同情”。前期主要以“社會問題小說”為主,這一時期代表作品:《兩個小學生》、《一個著作家》、《一封信》、《靈魂可以賣么?》等[10] [8]
廬隱遺影
《一個著作家》寫金錢勢力下知識青年的愛情悲劇。《兩個小學生》寫北京某公立小學的兩個學生參加請愿,結果,請愿隊伍遭到軍警鎮壓。《一封信》寫農村高利貸盤剝,農民賣女償債,被虐待致死。而《靈魂可以賣嗎?》通過15歲進廠的紗廠女工荷姑的自述,揭示了人成為機器的附庸這樣的現象。“當早晨工廠動工鐘響的時候,工人便都象機器開了鎖,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廠停工鐘響了,他們也象機器上了鎖,不再轉動了!他們的面色,是黧黑里隱著青黃,眼光都是木強的”。[11]
后期風格
五四運動后真正顯出廬隱創作的個性:用哀傷的筆調敘寫“五四”一代青年復雜的感情世界,《廬隱散文集》
尤其表現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愛情幸福最后卻只能嘗到苦果的實際情景。這一時期作品主要以“心理問題”小說為主,代表作為1921年后廬隱以自己和自己朋友的生活為藍本,寫出短篇《或人的悲哀》、《麗石的日記》以及中篇《海濱故人》等。
獨特的女性形象系列-知識女性的人生困惑和人生悲劇。受過高等教育,經歷過舊時代的磨難和新時代的洗禮,能詩善詞,琴棋書畫、善良美麗又多愁善感,具有濃郁的中國古典文化意味(塵夢、沁珠、鷺沙),走過了“五四”高潮時期對人生的美好憧憬,對愛情的渴望,幾年后的人生很不如意。生活、家庭、愛情乏味。作者苦苦探索女性的人生道路--《何處是歸程?》答案是沒有歸程--痛苦與虛無。身為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女性的人生是悲劇性的。[11]
藝術特性
廬隱的抒情性敘述不事雕飾,激切直露,同時也嫌單調,少含蓄。嘆句的大量運用增強了敘事的情感容量,相對削弱了小說語言的雕塑功能。她喜穿插日記、書信,重視哀切動人的環境氣氛烘托,甚于對人物性格的刻鏤,結構上往往失于散漫拖沓。她的作品離開了產生的歷史環境,就失去了一部分光彩。廬隱比任何別人都更具有“五四”性質,她的小說是純“五四”式的。[11]
5人物評價編輯
總評
廬隱是一位感傷的悲觀主義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沒有擺脫悲哀的色調。她追求人生的意義,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覺得人生“比作夢還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幾乎苦苦掙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擾,不得解脫,把悲哀看作是偉大的圣者。[12]
名家點評
“雖然這幾篇(指《海濱故人》集內前七個短篇--編者按)在思想上和技術上都還幼稚,但‘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茅盾:《論廬隱》)[13]
“我平生最瞧不起鋒芒外露或浮而不實的人,對于廬隱不僅不討厭,竟反十分喜歡。這中間有兩種原因:一則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則廬隱外表雖然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驕傲得難以教人親近,其實是一個胸無城府、光明磊落的人。”(蘇雪林:《關于廬隱的回憶》)[4]
“在那群老同學中,她是比較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在別人對于新詩小說的創作還在遲疑猶豫的時候,她的作品已在報紙上發表了。她那微近男性的談吐,她那時似傲慢的舉措,她那對于愛的熱烈追求,這些使她的老友對她常有微詞的地方都可以顯示她是有個性的,有使她不落于庸俗的個性。”(馮沅君:《憶廬隱》)
“人生是時時在追求掙扎中,雖明知是幻想虛影,然終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淵懸崖,然終于不能不勉強掙扎;你我是這樣,許多眾生也是這樣,然而誰也不能逃此羅網以自救拔。”(石評梅:《給廬隱》)
“廬隱的天真,使你疑心‘時光’不一定會在每一個人心上走過;喝酒是她愛的,寫文章是她愛的,打麻雀是她愛的,唯建是她愛的。”(邵洵美:《廬隱的故事》)
“廬隱就是這么一個很痛快的人,高興起來,就哈哈大笑;煩悶的時候,就痛飲幾杯;傷心的時候就大哭一場,看不順眼的事情,就破口大罵,毫不顧到什么環境不環境。”(謝冰瑩:《黃廬隱》)
“廬隱既是一個受時代虐待的女性,她又是一個叛逆時代的女性。”(陸晶清:《淺談廬隱及其作品》)
而廬隱自己則說:“我想游戲人間,反被人間游戲了我!”“我就是喜歡玩火,我愿讓火把我燒成灰燼。”[4]
《廬隱經典作品選》(5張)
1923年夏與有夫人的郭夢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舉行了婚禮。婚后廬隱發現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實際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緒和家庭瑣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廬隱又繼續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寫出了《勝利以后》、《父親》、《秦教授的失敗》等短篇小說。[1]
廬隱與丈夫李唯建[6]
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海濱故人》。
1925年,郭夢良因腸胃病一病而逝。廬隱孩子,送郭夢良的靈柩回鄉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時無法忍受婆婆的惡毒,廬隱便帶著孩子從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寫了《寄天涯一孤鴻》,《秋風秋雨》和《靈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7]
1928年,廬隱認識了比她小九歲的清華大學的學生——一位樂天派的青年詩人李唯建。1930年秋,兩人結婚。他們東渡日本,寄居在東京郊外。《東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寫的小品文,原擬二十題,但只寫了十一篇,都在《婦女雜志》上發表過。
后回到回到杭州,寄居西子湖畔。那半年,她寫了一部十萬字的長篇《象牙戒指》短篇集《玫瑰的刺》。[4]
1931年夏天,離開杭州到上海,由劉大杰介紹,廬隱進工部局女子中學,又開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書,一面寫文章,在《申江日報·海潮》、《女聲》、《時代畫報》、《前途雜志》和《現代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作品,先后創作了中篇小說《地上的樂園》和《火焰》。[8]
不幸離世
1934年5月,廬隱因難產手術,開刀后流血不止,高燒不退,遂于13日11點20分逝世于上海大華醫院十四號病室,年僅三十六歲。[4]
廬隱一生清貧,度日艱難,沒有任何財產,只有幾部比生命還寶貴的作品。為了慰藉廬隱的在天之靈,李唯建將她的全部作品放進棺內,讓她畢生心血的結晶永世伴著她。[8]
第二篇:對現代畜牧業的思考
對發展現代畜牧業的思考
商南縣位于陜西省東南三省八縣結合部,屬北亞熱帶向暖溫帶過渡性氣候,總面積2300.74平方公里,轄16個鄉鎮165個行政村。處于古都西安、河南南陽、湖北十堰的中心區域。“312國道”、“西合鐵路”、“滬陜高速”、丹江水道以及商鄖路、郭山路、商盧路形成四縱三橫的交通網絡。境內氣候溫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北依蟒嶺,南障鄖西大梁,自然隔離條件好,無工業“三廢”污染,是發展安全、高效、優質現代農業的理想區域。
從1998年開始,商南縣委、縣政府將畜牧業列為強縣富民的優勢主導產業,歷屆政府常抓不懈,出臺了一系列以發展畜牧業的土地、信貸、獎勵等扶持政策。2008年被確定為陜西省第二批現代農業生產發展資金生豬產業項目示范縣后,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每年拿出200萬元用于畜牧業發展。在國家一系列富民政策的引導下,去年全縣生豬發展創歷史最高記錄,存欄18.3萬頭,出欄30.5萬頭,與上年同期相比分別增長60%和52%;年出欄200頭以上規模養豬戶383戶,出欄育肥商品豬9.8萬頭,占全縣出欄總量的32%。全縣畜牧業產值3.8億元,占農業總產值的38%,其中生豬產值達到3億元,占畜牧業產值的78.9%;項目區人均純收入2518元,較上年增長23%,畜牧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對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支柱作用,托起了農村經濟的半邊天,挑起了農民增收的大梁,推進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我縣傳統的畜牧業正在發生質的飛躍,向現代畜牧業進軍,尤其是生豬產業表現最為突出,產業化運行程度越來越高,現代畜牧業生產特征越來越明顯。
一、加快現代農業生豬產業發展的重要意義
推動我縣畜牧業經濟加快發展、科學發展、又好又快發展,就是要著力建設現代畜牧業經濟,這既是加快商南經濟發展的一項開創性事業,同時,對于人民生活質量提高來說,又是一項艱巨而緊迫的任務。當前,我縣正處于由傳統畜牧業向現代畜牧業跨越的關鍵時期,畜牧業生產進入一個新的發展調整階段,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機遇前所未有,挑戰前所未有,我們必須順應畜牧業發展新形勢,提高對我縣畜牧業經濟發展的認識,進一步對我縣畜牧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進行再思考,從而理清發展思路,找準建設現代畜牧經濟強縣的發展路徑,著力破解影響制約我縣建設現代畜牧業發展的難題,增強發展現代畜牧業的手段,實現畜牧業新的跨越,把我縣現代畜牧業發展路子推向新的里程碑。
二、加快發展現代畜牧業的有利條件
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畜牧經濟與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對國內國際市場的變化越來越敏感,受資源環境的約束越來越強烈。加快發展現代畜牧業既有有利條件,也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我們深入去研究,認真去思考。
一是政策有力。1998年以來,縣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發展畜牧業的優惠扶持政策,特別是2008年,商南縣被列為陜西省財政支持現代農業生豬產業項目示范縣,財政扶持力度空前加大,這為我縣加快發展以生豬為主的現代畜牧業提供了持久有力的政策支撐。
二是市場有利。2007-2008年以生豬為主的畜禽產品價格高位運行,養殖戶生產效益顯著提高,農戶養殖積極性高漲,標準化規模養殖呈現快速增長態勢。在政策引導和市場拉動的共同作用下,更多的社會資本將投入養殖業。
三是基礎良好。我縣地理條件好,位于西安、南陽和十堰之間,交通方便,1
畜牧業發達,是生豬主產區之一。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產值的38%,其中生豬產業占畜牧經濟的78.9%,生豬出欄和豬肉外銷態勢良好。畜牧業是農業的優勢產業,生豬產業是我縣畜牧業中比較優勢明顯的特色產業,具有悠久的生產發展歷史和廣大的市場影響力。
四是典型示范明顯。去年,我縣在城關、富水、青山、過風樓、清油河開展了現代農業生豬產業項目建設,取得了初步成效,從發展模式、運行機制等方面探索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必將有力帶動全縣現代畜牧業的發展。
五是城鄉間資本雙向流動。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加快等各種原因帶來不養畜農戶逐年增多、散養戶減少,既是畜牧業區域化、規模化發展的機遇,又將進一步帶動消費總量和商品量的增長。部分農民通過打工掙取的第一桶金,用于返鄉發展規模養殖,促進了社會資本向城鄉間的雙向流動。
三、加快發展現代畜牧業面臨的新挑戰
一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對畜牧業發展帶來深刻影響。從事畜牧業生產的中老年比重上升,畜牧業勞動力素質呈現結構性下降。一些農戶退出畜牧業生產領域,由生產者轉變為消費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畜牧業收益不能更大幅度提高,將無法留住農村勞動力從事畜牧業生產,難以穩定和提高畜牧業生產能力,為畜產品有效供給帶來不利影響。
二是消費升級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對畜產品有效供給帶來新的挑戰。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消費者對畜產品供給的數量質量要求會不斷提高。2007年的豬肉市場**,說明畜牧業具有鮮明的食物安全基礎性、產業發展周期性、應對風險脆弱性,畜產品供給對價格的反應更加敏感,加上國際市場的連鎖影響,增加了市場的不確定性,為畜牧業又好又快發展帶來新的挑戰。
三是提高畜牧業組織化程度要求越來越緊迫。在堅持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農村基本制度前提下,應對千變萬化的大市場,引導千家萬戶分散農戶進入現代畜牧業,需要我們不斷提高畜牧業組織化程度,促進畜牧業生產的專業化、標準化、規模化,經營一體化、服務社會化,不斷提高養殖農戶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能力。
四是推進畜牧科技進步任務緊迫而艱巨。建設現代畜牧業經濟,關鍵在加快畜牧科技進步和畜牧生產者素質的提高。當前我縣牛、羊等主要畜禽良種化水平還相對較低,科技投入、研發、培訓、推廣、應用的機制和體系與現代畜牧業的發展不相適應,畜牧科技進步的貢獻率有待進一步提高。
四、對加快現代畜牧業發展的思考與分析
(一)必須準確把握我縣畜牧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
經過改革開放近30年的持續發展,我縣畜牧業已發展成為農業農村經濟的支柱產業和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來源。但從總體上看,我縣畜牧業正處于爬坡上坎的關鍵期,傳統而分散的小農戶生產還大大存在,其最大的問題是發展的速度、結構、質量和效益不同步,最大的風險是動物疫病和市場波動。具體呈現出六個方面的階段性特征:
一是生產總量增長較快,但基礎設施薄弱,規模經營小,良種化水平低,比較效益差。
二是大企業、大集團、大集群培育發展不足,精深加工滯后,知名品牌不多,產業化經營水平較低。
三是消費者對畜產品質量要求越來越高,但標準化生產水平不高,影響畜產品質量安全的隱患依然存在。
四是重大動物疫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藍耳病等重大動物疫病呈現頻發、高發態勢,病原污染面較大,外來疫病威脅日益嚴重,養殖風險加大。
五是加快畜牧業發展與保護生態環境的矛盾日益尖銳。由于物理性治污設施投入成本大、運行費用高,難以在處于邊際效益的養殖農戶(場)推行。加快發展規模化養殖,必須做好畜禽糞污的減量化排放、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
六是就生產抓生產的傳統觀念影響深遠,現代發展理念需不斷強化。目前,還缺乏以畜產品加工業發展現代畜牧經濟,以做大做強畜牧業助推工業、通過產加銷一體化實現畜牧業價值“核聚變”效應的現代理念,導致工業與畜牧業兩張皮,互相割離。
(二)堅持走適合本縣的現代畜牧業發展新路子
立足我縣農村人多地少、居住分散、山地丘陵為主、農民增收問題突出的基本情況,結合我縣畜牧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必須堅持走科技驅動型、內涵提升型、市場開拓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現代畜牧經濟發展之路。
一要正確處理發展規模化養殖和我縣散養為主的關系。要在發揮散養對滿足農民自身消費需求的同時,進一步加快發展適度規模飼養面,確保市場有效供給,提高農戶健康養殖水平和組織化程度。
二要正確處理發展規模化養殖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畜牧業作為生態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既需要利用自然、開發資源來實現產量增長,也必須通過保護環境來保障可持續發展。畜禽糞便不同于工業污染,如利用不好就會造成環境污染,如利用得好就是寶貴的有機肥資源,畜牧業是完全可以實現循環利用的綠色產業。發展規模化養殖必須解決好環境保護問題。種養結合是我國傳統的農業循環生產方式,有利于養殖業充分利用農作物,降低養殖成本,也有利于種植業減少化肥投入,保護和提高土壤肥力,實現農牧結合、動植物互惠,建立農業生態平衡體系。
三要正確處理發展規模化養殖與加工和現代物流的關系。現代畜牧業的目標是產業化。實踐證明,沒有具有強大帶動能力的龍頭企業就沒有發達的畜牧業。在生產總量增長到一定階段,提高經濟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在于創新生產組織方式,加快產業化經營步伐。規模養殖的發展勢必擴大對工業飼料的需求,并促進加工業從過去被動發展的“工業依附型”向主動發展的“市場主導型”轉變,從而延伸產業鏈,提高附加值,形成產加銷、貿工農一體化格局,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為此,我縣加快發展現代畜牧業努力方向在于加大對傳統畜牧業的改造力度,轉變畜牧業發展方式。在生產方式上,應大力發展以農戶標準化養殖為基礎、適度規模為主導、種養結合的生態循環養殖方式;在發展方向上,應面向國內外兩個市場,堅持走外向型畜牧經濟之路;在產業結構上,應走龍頭企業做強做大、基地發展規范有序、產業經營形式創新的發展路子。
四要適時把握生產發展和市場導向的關系。當前,畜牧業經濟發展處于經濟發展周期的退潮時段,下一個高潮期很快就會啟動,畜牧業發展的市場前景看好。一是前期生豬價格高、利潤好引發的農戶養殖積極性依然沒有減退,適度規模養殖、區域養殖發展趨勢較好。從生產發展勢頭看,規模化生豬養殖場較往年增加數量多,特別是萬頭養豬場的建立。在家禽發展上,規模養殖大戶增多,產業化運行機制建立步伐在加快,能繁母豬保險面在逐步擴大,養殖風險在降低。為此,在現代畜牧業發展的過程中,要抓住機遇,瞄準市場,加快畜牧生產發展,提高生產規模和生產檔次,積極搶占市場。
五要抓住畜牧業發展和政策平臺與機遇的關系。一是各級黨政重視,為加快現代畜牧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近年來,中央、省、縣都出臺了一系列的補助政策,特別是財政支持現代農業生豬產業項目,大大增加了對畜牧業發展的投入。二是消費需求的增長,為加快現代畜牧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三是農民增收的欲望,為加快現代畜牧業發展提供了無限的動力元素。畜牧業是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也是近年來農民持續增收的一大亮點。畜牧業規模養殖效益突出,吸引了大量的民間資金投入規模養殖,為畜牧業的發展不斷增添新的活力。
(三)加快現代畜牧發展要牽住畜牧倍增工程這個重要抓手
現代畜牧業的加快發展,應著力制定階段性的發展規劃,制定階段性發展目標。畜牧倍增工程就是縣委、縣政府提出的在現階段發展現代畜牧業經濟的目標,實施畜牧倍增工程也是現代畜牧業加快發展的第一抓手,如何走好這關鍵的一步,重點在抓好全面措施的落實。
(一)抓好發展是實施畜牧倍增工程的基礎。現代畜牧業與傳統畜牧業相比,在內涵、功能和定位上均有新的變化。一是內涵的變化,由傳統的養殖生產環節變為按國內外大市場要求配置生產要素的畜牧業,是商品經濟的畜牧業,包括產前、產中、產后的一體化過程;二是功能的變化,由過去的滿足溫飽變為適應生活質量的提高,符合營養、生態和安全的要求;三是定為的變化,由家庭副業變為支撐農業經濟,保障農民增收、推動農村經濟建設的重要產業。為在發展上,著力實現四大轉變。即一是轉變發展理念,以科學發展觀統攬現代畜牧業生豬產業項目建設。二是轉變發展方向,堅持走外向型畜牧經濟之路。三是轉變生產方式,建立以適度規模為主導,以農戶標準化養殖為基礎的養殖模式。四是轉變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畜產品加工業,畜牧業產業化的實現實質是畜牧業工業化,是實現現代畜牧業的必由之路。
(二)抓好疫病防控是實施畜牧倍增工程的保障。近年來,我們從重大動物疫病防控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中得到了兩點啟示。一是重大動物疫病防控始終是畜牧業健康發展的基礎。實踐證明,現代畜牧業的健康發展重點在于動物疫病的控制,疫情風險是畜牧業經濟運行最大的風險。一旦發生疫情,就會嚴重威脅人的健康,嚴重影響消費者信心,給一個地區的生產和市場帶來嚴重而持久的打擊。為此,必須牢固樹立起抓動物疫病防疫工作就是抓畜牧業發展、抓農民增收、抓農村經濟建設的意識,把動物防疫工作作為一項長期的任務常抓不懈。二是免疫工作始終是動物防疫工作的關鍵環節,免疫工作的質量決定著動物防疫工作的成效。免疫不到位、免疫基礎不牢,疫情就隨時有可能發生和蔓延。所以,我們必須深刻認識防疫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全縣的動物防疫工作上重點突出6個方面:第一強化組織工作,明確責任,提早做好工作安排;第二強化免疫工作,提高免疫質量,必須按照“政府保密度,部門保質量”的要求做好工作;第三強化疫情監測,規范診斷程序;第四按規定程序做好疫情信息報告工作,嚴格信息報送渠道。第五強化檢疫、監督工作,嚴格執行病死畜禽“四不一處理”措施,確保肉食品質量安全;第六強化應急反應,提高疫病處置能力。一旦發現疫情,立即啟動預案,快速、果斷處置,防止擴散和蔓延。
(三)抓好新品種改良是實施畜牧倍增工程的重點。重點抓好全縣的畜禽良種工程建設,借鑒外地先進經驗,加大投入,加快畜禽品種改良步伐,努力提高畜產品質量。關鍵抓好種畜禽場的發展,引進畜禽新品種,加大畜禽新品種的繁育力度。一要以國家、省、縣良種工程項目為載體,抓好良繁體系建設,引導民
間資本大力發展種畜禽生產企業,加大畜禽良種繁育推廣步伐,不斷擴大優良品種覆蓋面。二要進一步增強新品種(系)的培育能力,不斷提升種畜禽質量和供種能力。三要以出口豬基地、優質肉牛基地、優質肉羊基地及優質小家禽兔基地的建設為結合點,加大良種良法推廣力度,提高畜禽品質及畜產品質量,增強市場競爭力。
(四)抓好龍頭企業發展是實施畜牧倍增工程的關鍵。以國際、國內市場需求為目的,發展我縣畜產品精深加工。要以政府引導,業主投入,招商引資等形式,積極引進、招商和培植畜產品加工龍頭企業。并通過大型加工龍頭企業,建立畜禽飼養基地,建立并完善市場牽龍頭,龍頭帶基地,基地連農戶的產加銷一體化、牧工商一條龍的產業化運行新機制;大力開發優質、綠色“拳頭”畜產品,增強競爭力,積極搶占市場,以擴大畜產品的外銷,增加出口創匯,為實現畜牧業經濟新增長奠定基礎。
(五)抓好機制創新和畜牧產業化運行是實施畜牧倍增工程的必然。發展畜禽規模養殖和畜禽養殖小區,實現畜牧業生產方式轉變,走“工業化”生產路子,是現代畜牧業發展的必然。創新我縣畜牧業生產經營方式,是加快現代畜牧業產業化建設步伐的重要手段。一是積極推廣現有畜牧業產業化模式,同時積極探索新型生產經營模式,延伸畜牧產業化鏈條,實現以市場為主體的多方合作方式。二是要著力培育壯大生產型龍頭企業。大力發展起點高、規模大、效益好、帶動力強、核心競爭力強的龍頭企業,引導樹立現代經營意識,指導和幫助龍頭企業引進新品種、新技術、開拓市場,提升帶動能力,強化產業化經營組織為農服務功能。三是培育輻射面大、帶動力強的畜產品加工龍頭企業。鼓勵和支持加工龍頭企業開發精深加工產品,指導圍繞龍頭擴展畜禽生產基地,引導基地向優質化、規模化、集約化發展,積極建設畜產品出口專用生產基地,力爭全縣肉類加工外調、出口有新的突破。四是重視畜牧專業協會、畜禽專業市場的發展,加強對畜牧專合組織的指導、扶持和服務,幫助規范運行機制,健全組織形式,豐富合作內容。抓好專合組織示范工作,充分發揮其橋梁和樞紐作用,增強其輻射帶動的效應。五是加強市場流通體系建設。在現有畜禽及其產品批發市場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完善以農產品產地批發市場為中心,以集貿市場、連鎖超市、便利店為基礎,合理布局、輻射帶動力強的畜牧業市場體系,以擴展畜產品市場,提高市場占有率。
(六)加強隊伍建設及提高服務水平是實施畜牧倍增工程永恒的主題。各級要高度重視基層畜牧服務體系建設,特別是鄉鎮畜牧獸醫隊伍的建設。要以服務三農,奉獻社會的精神,進一步抓好隊伍建設和工作作風的轉變,增強服務手段,提高服務水平,把畜牧系統干部職工隊伍建設成充滿朝氣,勇打硬仗,作風一流的隊伍。一抓思想作風建設。要以關注“三農”為核心,加強作風整頓,提高服務意識,扎扎實實地為農民辦好事、辦實事。二抓工作作風建設。要嚴格工作紀律,切實落實各項管理規章制度,進一步做好政務公開工作,加大對基層服務對象的服務工作,樹立優質服務理念。三是鞏固獸醫體制改革成果,加強基層隊伍能力建設。完善鄉鎮畜牧獸醫人員管理辦法、村防疫員管理辦法和動物診療人員管理辦法,以加強人員管理。加強業務技能和法律法規知識培訓,進一步規范執法行為,提高依法行政和服務管理水平,以適應現代畜牧業發展的需要。
總之,畜牧業加快發展一定要搶抓機遇,迎接挑戰,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遵循畜牧發展的客觀規律,實現我縣畜牧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建設現代畜牧業經濟強縣作出更大的貢獻。
第三篇:對女性地位的思考
對女性地位的思考
19—20世紀:女性文學的絢麗日出
伊麗莎白·詹威在《美國當代文學·婦女文學》中指出:由于女性文學來自被抹煞的人類“另一半”的生活經歷,需要“用一種不同度數的鏡片才能清楚地看到它們”。〔1〕也就是說,這個“鏡片”的“度數”要和女性文學的實際相符相配,就必須從女性文學的誕生說起。無論是東方或西方的語言中,人類(humanbeing)、人(human)、歷史(history)等詞語都不包括女人,她們在人和歷史的范疇中是不在場的缺席者。文藝復興、啟蒙理性的人文主義思想是抽象的人,如果具體化一些則僅指男人。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只是男權宣言,發現了這一點的阿倫普·德·朱戈在法國大革命兩年后的1791年發表了《女性與女性市民的人權宣言》,她后來因此而被送上了斷頭臺。拿破侖法典則明文規定:“未成年者、已婚婦女、犯人及精神病患者沒有行使法律的權利。”美國婦女在解放黑奴的運動中才意識到自己和黑人一樣處于無權地位,所以積極投入奴隸解放運動,并引爆了19世紀20—40年代的女權運動,于1848年發表了類似法國女權宣言的《女性獨立宣言》。在這個宣言中,她們把“人”這個詞改寫為“@①”。〔2〕由此可見,女性的覺醒始于認識到“人”這個抽象概念掩蓋下人和人事實上的不平等,始于女人追求和探尋自己作為人的價值的全面實現。到20世紀60年代即美國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被譽為美國現代女權運動之母的貝蒂·傅瑞丹在她的《女性迷思》和《第二階段》里對此有詳細記述和反思。“女性迷思”(Feminine Mystique)是她在1963 年對當時一種關于女性的錯誤思潮的命名,指僅以“性”和生物上的母職來定義女性。〔3 〕她把美國兩次女權運動中女人走出家門爭取與男人同等的工作權利的斗爭稱為“激昂之旅”,目的是“尋求新的認同”,是“強烈拒斥對女人所作的定義和認定。她們努力想證實:?女人也是人?”。這些都說明西方女權運動的思想動力也是從人的發現覺醒到女性的發現覺醒,說明女性的發現和覺醒是人文價值理想的深化和具體化,這也就是我在這里命名的女性人文主義思想。
世界范圍的女性文學只能出現在現代工業革命和民主主義革命及宗教改革之后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的轉型期間,出現在現代人文思想深入人心的現代性進程之中。這在各國的具體時間不盡相同,但大體上是在19—20世紀才匯集成世界性的文**流,尤其是在本世紀后半期西方婦女爭取人的權利的女權運動推動下,女性文學遍及全世界發達與不發達地區。法國17、18世紀雖然被稱為“女性的時代”,但20世紀前女作家少得可憐。即使在文藝復興的搖籃意大利、希臘,大批女作家的出現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事情。〔4〕就此而言,19—20 世紀也可以說是女性文學的世紀,是女性文學在世界范圍的絢麗日出。在中國,女性文學的誕生與世界各國同中有異。我在《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的前言中,具體分析了本世紀初西學東漸、興辦女學、大學開女禁、招收女留學生等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以及“五四”思想啟蒙的精神成果(人的發現、覺醒女性的發現、覺醒與女性文學誕生的內在聯系),分析了“五四”前后出現的我國第一批既受過傳統文化的良好教育又接受了現代高等教育的現代知識女性。沒有這樣的現代知識女性便沒有我國的女性文學。我得出的初步結論是:女性文學“與人性、個性同命運”,“同真正意義上的歷史進步同命運”。現在可以補充的是,女性與女性文學,和人性的完善、個性的解放、和民主、自由、平等、文明、進步、和平、發展這些人類共同珍惜的價值觀念同命運,和女性人文主義價值的全面實現同命運。
不同的是,西方各國從人的發現到女性的發現一般相距200—300年,而我國則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由一些思想先驅在人的解放這個命題中同時提出來的:
在占人類半數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確的認識,尚不能獲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參與文化的事業以前,人類無論怎樣的進化,總是偏枯的人類。〔5〕(著重號為引者所加)我國人的解放與女性的解放在同一個時間平面上同時提出,固然縮短了西方婦女那樣漫長的醞釀等待期,但也使女性覺醒后的路格外曲折漫長,使她們常常要承受夢醒后無路可走的悲哀。早期女作家廬隱、石評梅、馮沅君的作品里那種濃得化不開的迷惘、徘徊、悲涼之氣,便源于這種女性解放的理想與封建古國沉悶落后的現實之間的矛盾。魯迅作為反封建思想斗士也是婦女解放的堅定的倡導者,但他很快就清醒地覺察到了女性解放前程的曖昧不明,提出了“娜拉走后怎么樣”的問題并且不得不讓勇敢的子君孤獨悲涼地死去。
我國女性文學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開端,正是因為女性對自己作為人的價值理想的群體性覺醒,出現在第一批現代女作家群——“五四”女作家——的作品中,盡管這種覺醒難免帶有初醒者的朦朧迷惘和不成熟。有論者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看作是歐洲中心論,因而“五四”女性對易卜生《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娜拉的價值認同也在此列。這是無視本國本民族社會現實的歷史發展外因論。誠如嚴家炎先生所指出的,“把科學理性、工業化、現代化當作歐洲國家壟斷的專利,才是真正的歐洲中心論。”〔6〕女性文學19—20世紀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充分說明了“認為人和人的價值具有首要的意義”〔7 〕這一現代人文思潮對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吸引力。這是超越民族、地區和時間的屬于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對于深受階級的與性別的雙重壓抑之苦的中國女人更具有吸引力、親和力和認同感。娜拉的“首先我是一個人,和你一樣的一個人”雖然是從一位歐洲白人婦女的嘴里說出來的,也表達了中國女性求解放的心聲,因為在尚未取得人的獨立自由這一根本點上,全世界婦女的處境和向往追求是相同的。
以上對我國女性文學誕生的敘述和分析,可以確定女性文學這一概念內涵的歷史性和現代性。也就是說,它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具有現代人文價值內涵的女性的新文學。伊麗莎白·詹威所說的閱讀分析女性文學所需要的“不同度數的鏡片”,具體地說就是現代的具體的作為人的女人和作為女人的人。前者所界定的是“女人是人”,后者所界定的是“女人是有她與生俱來的自然性別的人”。這也就把忽視自然性別的“男女都一樣”和強調性別差異的“男女不一樣”在女性人文主義這一價值目標下統一起來,就是“五四”思想者所提出的“為人和為女的雙重自覺”。
西方女性主義學者化大力氣建立起來的社會性別(gender)與自然性別(sex)這兩個概念,是根據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的基本理論“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變為女人的”發展而來,對于解構父權制的性別統治性別歧視使女人認識到自己“他者”的和“次性”的位置具有一種革命的洞察力,但女人在意識到這一切的同時也就要求改變要求超越,朝著做一個完整的健全的女人這一目標改變自己超越自己,這種堅忍不拔愈挫愈奮的探尋是我國20世紀女性文學的思想動力。“社會性別”和“自然性別”這兩個概念以及我國女性文學研究所常用的“女性意識”、“性別意識”、“性別立場”都不足以完整地把握女性文學這一性質。因此,“作為人”與“作為女人”這兩個介詞結構短語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如此,才能把女人的自然性別與社會性別、把事實世界和價值世界在現代人文理想的目標下統一起來。
女性文學:女性·婦女·女性主義
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總是習慣于從字面上把女性文學理解為一種按性別分類的性別文學,就像青年文學按年齡分類,西部文學按地域分類,女性文學不過是特別標出作家性別的一種性別方言罷了。果真如此,女性文學就不僅失去了它起碼的理論意義,而且可能起到強化女人“第二性”位置的作用,使生而為女人者感覺到某種看不見也說不出的以寬容面目出
現的性別歧視。這就是為什么一些女作家拒絕認同女性文學這一命名的心理原因。而且越是自信心和獨立意識強,對兩性不平等有深刻體驗的女作家越是拒絕把自己歸入女性文學名下。女性文學既是性別文學又不是性別文學這一悖論,可以用現代語言學符號學理論來說明。概念符號與所指稱的對象不是同一的相等的,語言相對于它所指稱的對象既是照亮又是遮蔽,它的意思是某種暫時的、有待于發現的東西。沒有任何一個符號可以完善的窮盡它所指稱的對象的全部涵義。因此,概念的意思(尤其是人文學科的概念)常常是包含著悖論的有待于發現、填充和更新的。〔8 〕前述美國《女性獨立宣言》把“人”這個詞改為“@①”,中國女學生把講義上的“他”改為“@②”,美國女性在history之外又創造了一個herstory,便是女性在人的范疇里要求男女平等而在符號學上的體現。
索緒爾認為語言中的意思只是一個差異問題,每一個符號的意思只是因為它不是其他符號的意思。如果我們要相對穩定地和準確地界定一個符號的意思,便應該把與它相近的或似是而非的意思排除出去,也就是要從該符號不是什么入手。
女性文學不是什么呢?
前述關于性別文學的悖論,意思是女性文學雖然以“女性”這樣的性別概念為標志但并非凡是女作家寫的就是女性文學。作家的自然性別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前述女性文學的現代性這一特質在時間上排除了“五四”以前的婦女古典詩詞,包括以秋瑾為代表的辛亥革命前后表現了鮮明的婦女解放要求的作品,應歷史地看作是我國女性文學的萌芽或前驅。女性文學的現代性內涵應如何概括?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及我國80年代中期開始討論這一概念時,一般認為應該是體現了女性意識的作品,伊麗莎白·詹威認為要看她對自己所寫的生活內容的體驗、理解是否是女性的。鑒于女性意識、性別意識這些概念含義的模糊性,我認為應在前面冠以“現代”二字加以限制。這就把那些雖為現當代女作家所寫卻體現了傳統的男性中心意識的作品排除在外。〔9〕
女性文學也不是一個題材概念。人類生活是由男女兩性共同參加和共同維系的,盡管歷史對男/女、社會/家庭的角色位置進行了等級制的刻板定位,但任何生活領域都難以截然劃分為純然男性或純然女性的題材,任何女人的問題都和男人有關,反過來說也一樣。題材決定論的實質是題材等級論,即等級制的公眾/個人、集體/私人等二元對立模式。前者似乎是男性領地而后者則似乎注定屬于女性。廬隱、蕭紅等均因此而受到過非議。近年來這種以題材等級論鄙薄女性文學的現象明顯升溫,出現了種種以“小”和“私”為中心詞的命名(“小女人散文”、“私小說”、“女性小品”等)。事實上題材本身無所謂價值上的大小高低,重要的不在于寫什么而在于怎樣寫和寫得怎么樣?女性寫作和男性寫作在這方面的區別不在題材而在女性,一般來說習慣于以內視角和個人記憶、個人生存體驗來處理各種生活范圍的題材。
現在我們可以討論中國女性文學,在現代性進程中事實上出現了哪些形態類別了。女性文學和我國20世紀歷史息息相關,不可能擺脫種種歷史合力的牽制而只能在歷史給定的不盡相同的條件下做出不盡相同的選擇,從而呈現出現代性進程的豐富性。誠如特里·伊格爾頓所言,“語言并非是一個規定明確、界限清楚,包含著表現者和被表現者對稱單位的結構。它現在看來更像是一個無限展開的蛛網,網上的成分不斷交換和循環,沒有一個成分受到絕對的限定,每一種東西都受到其他各種東西的牽制和影響。”〔10〕在這個“無限展開的蛛網”上有的成分發展了,有的成分消失了又復現了,也有新的成分出現、發展或消失,也有的成分發生了變異成為不是它原來的東西。“女性”、“婦女”、“女性主義”便是女性文學發展進程這張蛛網上三個重要的“網結”。在我國女性文學之現代性進程中,恰恰可以梳理出女性文學、婦女文學、女性主義文學這三種形態。
“女性”(female)是女性文學及女性文學批評的核心概念,它和“婦女”這個概念是同義的可以互換的嗎?事實上這兩個概念在我們這里基本上是作為同義詞來使用的。女性與婦女這兩個概念的混淆從一個小小的側面反映了女性文學批評對女性文學現代性的漠視與無視。據美國后結構主義學者白露考證,我國直至清末還沒有“女性”這一概念。中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話語不存在一個超越社會人倫關系的女性概念,凡指稱女人的詞語都是指在具體的家庭人倫關系中的女人,如次于兒子的女兒、次于丈夫的妻子、次于父的母等,各人只有根據自己在親屬關系中規定的角色規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會認可的角色規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會認可的角色位置。“女性”這個詞與“他、她、tā@③”這些人稱代詞出現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現代白話文學的主題之一,是一個超越了親屬人倫范疇超越于傳統父權制意識形態對女人社會角色定位的一個革命性反叛性符號,〔11〕也是一個有待發展和完成的概念。從20、30年代的一些論文和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女性”這一有別于恪守三綱五常的傳統女人依附性身份的概念,有的文本為了與舊式的傳統女人相區別,常常在“女性”前面加上一個“新”字,“新女性”便成為“現代女性”的同義詞。白露也指出了“女性”一詞的負面含義如被動、柔弱、智力與生理上的低能等,這恰恰是女性概念的曖昧性不穩定性而在運用過程中被男性偏見所填加進去的意思。
白露還考察了“婦女”(Woman)這個概念內涵的變化。在傳統話語中,泛指女人時有女子、婦人、婦,也有婦女這個詞,都是指的傳統女人。白露所分析的婦女這個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被填加進去的意思。她指出早期共產黨人將歐洲社會主義政治理論中的Woman譯作婦女,強調社會生產與婦女的關系,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的翻譯奠定了“婦女”一詞的政治意義,30年代農村根據地,蘇維埃政權以至毛澤東時代國家、婦聯等政治機構繼續沿用的“婦女”一詞也主要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12〕“婦女能頂半邊天”便是從生產勞動和政治功能的意義上使用的。
可見“女性”“婦女”這兩個詞盡管都指稱了“女人”這一性別,但二者的內涵并不一樣也不在一個話語體系之中,前者以區別于舊式女人的主體性為本質內涵,而后者則是一個被國家權力話語政治化了的意識形態話語。在日本,婦女的概念一般是指沒有解放的老式女人;而女性一般是指現代社會中已經獲得了某種程度解放的新式女人。〔13〕就一般意義而言,我們今天在使用這兩個詞的時候也應有這樣的大體上的區別。
“女性”、“婦女”這兩個概念的內涵恰恰與“五四”到十年“文革”女性文學的歷史嬗變形成同構的關系,也就是說,上述兩個概念的不同內涵恰恰對應了相應的兩種不同的女性文學類型的基本內涵。我國女性文學與女性這個詞同時出現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20年代后期與婦女概念內涵的政治化功能化的同時,出現了女性文學的分化,逐漸形成了恰與婦女概念的新內涵相對應的婦女文學,并在40年代出現了女性文學與婦女文學在不同的話語空間的并存現象。新中國成立后,解放區工農兵文學被規定為新中國文藝的共同方向,女性文學與“五四”人的文學同時被阻遏,婦女文學以順應時代潮流和主導意識形態的方式與工農兵文學一起得到了長足發展,直到在“文革”十年中被推向極端而走向反面。80年代初,隨著“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復蘇,女性與女性文學再次出現,成為當代文學中一支既有別于男性文學又有別于婦女文學的現代性的女性文學。而婦女文學則走向了衰微。在女性文學的發展中,大約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出現了女性主義文學這一新類型,而更多的女性文學也在繼續發展。就這三種女性文學類型的關系而言,婦女文學與女性主義文學都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話語環境下由女性文學衍生出來的兩個分支。應該承認即使是婦女文學,在其發生之初,也還是基于女人爭取自己作為人的權利和價值的實現的現代性進程的產物,但二者的思想資源不同。婦女文學的思想資源來自社會主義的婦女觀,主張婦女應投身于社會革命、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洪流之中,在社會/階級/集團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著眼于社會底層婦女,主張知識女性要向工農兵學習,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故其主人公多為各種社會/階級/集團斗爭中的女英雄。至于這種“社會解放我解放”的模式,究竟能否解放婦女和在何種程度上解放婦女,那是另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婦女學理論問題,本文暫不展開論述。女性主義文學的思想資源顯然是80年代中期才陸續譯介過來的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但就這些作品的思想內容來看,我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更多地吸取了弗尼吉亞·伍爾芙的《一間自己的房間》、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貝蒂·傅瑞丹的《女性迷思》、《第二階段》這些女性主義理論中的女性人文主義思想,而對西方激進的和學院派的“性政治”“累斯嬪主義”以及建立在男/女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上的性別對抗路線則采取了謹慎的既有所認同也有所保留的態度,王安憶、鐵凝的一些小說則對這些理論進行了嚴肅的藝術探索,從而使自己與西方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拉開了距離。〔14〕短短十年左右的時間,我國女性主義文學從自在到自覺,對中國婦女尤其是中國知識女性、職業女性的精神成長和主體性建構進行了默默的和艱苦的探索,如80年代的張潔、張辛欣、殘雪、陸憶敏、薩瑪(崔衛平)、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張燁、張真、葉夢、斯好,90年代鐵凝、蔣子丹、方方、徐坤、徐小斌、陳染、林白。這里有一些作家在女性文學與女性主義文學這兩個類別中同時進行了探索,正如丁玲是現代文學中在女性文學與婦女文學這兩種文學中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一樣。不同的是前者基本上出于她們的自覺選擇而后者則是無奈的在時代紛紜復雜的歷史潮流里跌著跟斗,而一些眾所周知的女性文學文本還受到過多次批判。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比丁玲年輕得多的蔣子丹、徐坤們不再是別無選擇而是在一定限度內贏得了自主選擇的權利。
有論者批評20世紀女性文學研究對女性文學和婦女文學這兩種文本存在著嚴重的偏斜和理論上的誤植,并認為這樣的批評拉大了這兩種文本的距離。〔15〕此言恐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偏離了這兩種文本的實際。由女性文學而出現了與主導意識形態同構的婦女文學,這本身就說明了二者的差異,加之政治作為一種強大的權力話語的控制和干預,使原本具有合理性的婦女文學走向了政治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女性這一概念的現代性內涵,導致了女性、婦女在生活中和文學中的雙重失落,在被男性化的同時也失落了自己作為精神上獨立自主的人的價值。新時期女性文學的新生,其內在的思想底蘊不能不是對政治化的婦女文學的反思。這不是哪一個女作家個人的問題,這兩種文本的差異自然也不是依照哪一位批判者主觀意志所能夠消泯的。論者將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水》、《田家沖》,50年代菡子、茹志鵑、劉真等對戰爭題材的書寫歸之為“政治文本”,意思是“對政治意識形態的直接講述”。蕭紅的《呼蘭河傳》,張潔的《沉重的翅膀》不幸也被劃入“政治文本”。至于是什么樣的政治則語焉不詳,更不提即使是這些對當時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的直接講述”的作品(且不論這樣的概括對于這些作品而言是不準確的),也有不少為當時的政治所不容,劉真的《英雄的樂章》、《春大姐》,茹志鵑的《百合花》、《靜靜的產院》,宗璞的《紅豆》等都受到過左傾政治的批判,至于楊沫的《青春之歌》在政治壓力下由初版本到再版本的重大變化,更是政治對婦女文學的強力扭曲和規范。在這里,女作家和女性文學批評者的價值立場并不是無關緊要的:是從婦女作為人的價值立場出發還是從泛泛而論的曖昧不明的政治立場出發?論者將廬隱、冰心、凌叔華、蘇青、張愛玲及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張潔的《方舟》、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劉西鴻的《你不可改變我》等歸之為“性別文本”即“渲染性別意識、批判父權話語的文學書寫”。這“性別文本”是指女人的“自然性別”(sex)還是“社會性別”(gender)?而“性別意識”包不包括女人作為人的意識?而“渲染性別意識、批判父權意識”這樣的界定,即使僅指上述的女性主義文學,也基本上不符合這些作品的思想和價值取向。徐坤的《女媧》、《出走》、《廚房》,蔣子丹的《桑煙為誰升起》、《絕響》、《等
待黃昏》、《貞操游戲》、《從此以后》,鐵凝的《玫瑰門》、《對面》、《麥秸垛》、《棉花垛》、《孕婦和牛》,陳染的《破開》、《無處告別》、《私人生活》,林白的《瓶中之水》、《一個人的戰爭》及近作《說吧,房間》、方方的《暗示》,薩瑪的《父親》、王小妮的《應該做一個制作者》、張燁的《鬼男》等女性主義文學名篇都是從人性和人的價值的高度探尋女人的生存處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的。她們鮮明的作為人的性別意識無論是體現在對父權制男性中心意識的批判還是體現在對女人自身身體的認識對母性和愛的新的認同以及人性的審視,都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的成長與解放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價值立場,這也正是女性文學能夠超越時代,超越性別,超越時效性和功利性而具有長久的歷史和美學價值的原因。
女性:人——女人——個人
女性概念的質的規定性是女人作為人的主體性,而女性文學概念的質的規定性是女人作為創作主體言說主體在文學中對自己作為人的主體位置的探尋。這是20世紀文學史上一件劃時代的事情。女性這一概念的現代性集中體現在女人基于人的覺醒而改變、超越封建的傳統文化對自己的這種強制性命名和塑造,表現在由他者、次性的身份到作為人的主體性要求。表現在女人由依附性到獨立性這一精神的艱難蛻變。
女性和女性文學的主體性問題,是女性文學批評中一個復雜的和棘手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不應回避的問題。女性主體性的思想資源是女性人文主義,“女人也是人”便是她的思想起點。女性主體性探尋和建構的全部困難全部復雜性和難以言說都凝聚在這個類似同義反復的判斷句里面了。沒有誰能說清楚作為人的女人究竟是什么?覺醒的意識到了自己人之為人的女性可以說出我不是什么(不是男人的奴隸、附庸、玩偶……)卻難以從正面說出自己究竟是什么。
這或許就是解構主義的女性主義何以把女性文學批評的實踐限制在“完全否定的”“解構一切事物,拒絕建構任何事物”的范疇之內,就是克里斯多娃說女性主義“同已經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協,我們可以說?這個不是?和?那個也不是?”〔16〕的初衷。這種主張發揮了女性這一概念內涵的革命性、反叛性,當它面對父權統治和男性中心的非人道性和偏執性時,其思想的鋒芒是銳利的。然而遺憾的是它把這種革命性、反叛性推向了極端,推向了對女性的主體性要求和在女性文學中所已經體現出來的積極的探尋和建構的消解。它過分夸大了父權制以來男/女兩項壓迫/被壓迫的對立地位,夸大了話語中的男性偏見色彩、把女性改變自己的命運爭取人的權利和價值的天然合理的斗爭引向了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成為沒有自己堅實的理論立足點的實踐。在思維方式上,也違背了后現代主義對“虛假的普遍主義”的反思,把女人和男人都看作是無差異的統一的“類”,以一概而論的思維方式看待無比豐富復雜的千差萬別的作為個人的女人和男人。“由于它否認存在著一個認識論上有意義和具體的主體,它使女性主義不可能具有自己的批評。”〔17〕
好在女性文學尤其是我國的女性文學并不是按照這種理論寫出來的。從“五四”女作家對人生的意義和“何處是歸程”的探尋開始直到80、90年代的女性詩歌、女性散文和女性小說,女性自我認識自我價值的探尋,如思想的活水流貫其中。這便是日漸清晰的“女性:人——女人——個人”。也就是說,我國女性對自己作為人的主體性探尋,大體上經歷了“人(和男人一樣的)——女人(和男人不一樣的)——個人(以獨立的提升了的具體的千差萬別的個人將做人與做女人統一起來)這樣一個曲折艱難的過程。這也恰恰是我國女性文學的一條基本的貫穿性的內在理路。
第四篇:對現代檔案管理創新的思考
對現代檔案管理創新的思考
一、前言
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及十六大都提出,要加快國民經濟和社會的信息化建設,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促進社會生產力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戰略方針。2002年,中央發出大力加強企業管理信息化建設的要求,在國家大力實施信息化建設的大背景下,文件與檔案管理實踐迎來了巨大的創新機遇和空間。??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創新對國家興衰和發展是如此重要,對檔案工作也不例外。沒有科學的管理及創新,就不能實現檔案管理工作的根本目的。檔案管理創新是檔案管理與開發利用者的創新,是檔案事業宏觀管理者所進行的創新,通過創新可以尋找科學的管理規律和成功的管理創新的實踐有力地推動了檔案工作不斷邁入更高層次。新型檔案載體的廣泛應用,給檔案的整理、保管和利用方式都帶來了新的變化,這就要求檔案部門在工作實踐中,開拓創新,以推動檔案工作向更高層次邁進。從多年來檔案工作實踐看,面對新形勢下的新問題、新挑戰,廣大檔案工作者在檔案領域進行有創新的探索。如加大檔案執法宣傳力度、升級達標、推行政務公開、現代化管理、上網等等。這些有效探索,與時代要求相呼應,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建設中,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不斷進步,為我們今天的檔案工作拓展了創新空間,為檔案事業的發展開拓道路。
二、思想觀念創新,是檔案管理推陳出新的前提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我國在國際上的影響與日俱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都是不斷創新的結果。創新是時代的要求,而觀念創新是各方面創新的基礎,只有思想觀念創新,才能談得上管理創新和服務創新。只有對管理創新的意義有了較高的認識,才能重視、支持管理創新,才能進行管理創新的實踐活動。
檔案管理人員要在思想觀念方面創新,首先要對檔案管理工作的變化有明確的認識。過去檔案工作主要是為政治服務,是相對封閉的,服務的方式也是被動接待為主。改革開放之后,檔案工作已經有了重大的轉變,既要為政治服務,還要為經濟建設、教學科研、編史修志服務。要面向社會,全面開放,并主動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后,對檔案事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不斷發展的新形式下,檔案工作者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觀念,開拓創新,才能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實現新突破。
檔案管理者必須注重創新思維培養。創新思維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是相對于常規思維而言的一種思維方式。創新思維是在舊的方法和途徑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的情況下,采用新的思維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創新思維一方面以新知識點(如觀點、理論、發現)來豐富人類的知識,從而增加知識的數量即信息量;一方面在方法上對已有的知識進行新的分解與組合,實現已有知識的新功能。所以從信息的角度看,創新思維是一種知識總量增值的思維活動。創新思維的探索還具有開拓性的作用。它是一種具有開拓意義的思維活動,它發明的新技術,形成的新觀念,提出的新方案和決策,創建的新理論,不斷開拓人類認識的新領域。它不僅可以是新發現和新發明,而且可以是新方法和新技巧。創新思維一般具有獨特性、新穎性、靈活性、非邏輯牲、對象的潛在性等特點。因此,要使檔案管理部門創新成功,必須培養創新思維,只有具備了創新思維,才能為創新打下基礎。
三、理論知識創新,是檔案管理活力的源泉
當今時代是知識經濟時代,也是信息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各行各業都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檔案管理工作只有不斷進行理論知識方面的創新,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新形勢下檔案工作創新有著廣闊的創造空間。譬如,以多種經濟成分的出現為標志的經濟領域充滿了活力,如何在這塊新天地寫就檔案工作的華彩篇章,是整個檔案部門都應考慮和實踐的大問題。另外,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職能以及行政管理模式必然隨之變化。對檔案工作來講,涉及的問題會越來越多,工作也越來越繁重。新問題、新挑戰、迫切需要廣大檔案工作者既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又要在行動上主動探索,更要在實踐上進行積極創新,才能使檔案工作跟上形勢的發展,實現其應有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理論創新離不開一直高素質的工作隊伍。這就要求我們積極促進檔案管理人員素質的提高,建立一支學習型的工作團隊。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檔案干部一定要有過硬的專業水平和運用現代技術的能力,建設學習型工作團隊,是適應全球化、信息化和新經濟的迫切需要。檔案管理者要對學習型組織的管理理念加以借鑒和吸收,營造終身學習的組織環境,使學習成為一種經常化、普遍化的行為,促進職工積極學習,努力掌握檔案工作所需的知識和技能,爭取成為學習型個體和創新型干部,成為復合型人才。
要實現理論知識方面的創新,還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創新是一項科學性的活動,因此創新的關鍵在于擁有一大批具有知識的人才。知識是創新的載體,人才是創新的主體。因此,檔案部門要搞好創新,就必須高度重視人才,大力開發檔案人才資源,加強專業人才培養,為創新提供人才保證。為使檔案專業人才快速成長,須建立激勵機制,以創建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一個融洽和諧的工作環境,可以使創新人員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團結協作、心情舒暢、精神振奮、減少內耗,增強合力,發揮各自優勢,促進創新活動的順利開展。
四、技術管理創新,是檔案管理全面發展的強勁動力
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大舉措。檔案管理要實現跨越式的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離不開科學管理。把現代化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應用于檔案管理,是促進檔案管理工作全面發展的強勁動力。
技術創新就是要把以手工管理為主、計算機管理為輔,轉變為以計算機管理為主,手工管理為輔。這是衡量檔案管理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志。技術創新貫穿于檔案管理各個環節,其核心是以高科技為先導。創新的熱點是新型技術在檔案中的應用。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使檔案管理逐步實現科學化、現代化。
技術管理創新一方面要努力推進管理模式的創新。檔案管理者要自覺堅持在管理方法的創新上下工夫,在管理手段現代化上下功夫,堅決克服等、靠、要和各種因循守舊思想的束縛,牢固樹立檔案是一種信息資源、同樣產生經濟和社會效益的理念,把有限的被動服務轉變為無限的主動服務,由以傳統的靜態服務、間接服務轉變為動態的、直接的高層次服務,由封閉型的管理向開放型管理轉變,由單一服務向多元化服務轉變。另一方面要努力推進管理手段的創新檔案管理主要是和數字與文字打交道,數字化檔案將成為今后檔案管理事業的主要存在形式,建設數字化檔案已經成為檔案管理的發展方向,要逐步實現管理手段的現代化,使檔案的收集、整理、歸檔、編目、檢索等告別手工操作的模式,向著現代化管理轉變。
五、總結
檔案管理者要按照“面向世界,放眼未來”的原則,建立檔案管理創新思維,開展創新實踐,對檔案管理現狀、特點做到心中有數,以端正創新行為,做到穩步前進。注意取人之才,補己之短,并注重管理手段的推陳出新、推動檔案事業不斷發展,放眼世界,注重參與國際檔案信息交流,以滿足多方面利用需求。
第五篇:對現代裝飾設計的思考
對現代裝飾設計的思考
我在這里所講的裝飾,是指室內裝飾,因為這個是我所學的裝飾專業中最感興趣的一門。對于我們這門裝飾專業,所學的東西多而亂沒有一個主的東西來指導你該專注哪一個方向,這樣一來學習就會有困惑,但不管怎么說,既然學校有這樣的安排,也只能這樣,無法改變,唯一能改變的就是我自己,我對室內裝飾有興趣,當然要用實際行動來表達你對現代室內裝飾的認識與理解或者說你對它有著怎樣的思考,對它未來的發展有怎樣的展望。
既然是現代,對室內裝飾的設計就要賦予現代感,又要有傳統的韻味在裝飾里面,適合大眾對室內裝飾的需求。室內裝飾依附的是建筑,比如說空間造型、植物綠化、空間裝飾、壁畫、燈光照明等,統稱為室內裝修;另一類依托的是建筑實體,如家具、燈具、裝飾織物、日用器皿等和各種陳設品,統稱為室內陳設。對室內空間進行美化和修飾,給人們創造一個擁有美的規律的室內空間,創造一定的生活氛圍,通過室內家具、陳設品的選擇與設計,對墻紙、壁畫、窗簾等的選擇,創造出舒適的室內氣氛,使主人公賞心悅目,怡情逸性。
隨著社會的發展專業的進一步完善這種情況會逐漸改善,現代的室內裝飾有了巨大的改變,人們對裝飾的設計的需求,授予大自然的影響,對其有了新的追求與需要。人們向往自然,對裝飾的用材,即自然材料,渴望住在天然綠色環境中。室內裝飾強調現代化,提高了生活質量,但是往往人們又不想失去傳統、失去過去。因此,現代室內裝飾設計的發展就是現代化中又不失傳統的韻味。這只是其一。
其二就是裝飾要賦予藝術化,講求個性化。在室內各種物件的搭配,家具等的選擇,要整體要統一、和諧、具有美感。室內的整體不要過于商品化,要具有設計者的想法和居家主人公的要求,符合主人公的性格需求,不得像市場上商品房那樣單調乏味,應讓室內充滿藝術氣息,個性化,讓生活不至于單調死板。雖然現在物質很豐富,但在一個擁有藝術感的室內空間中能得到精神上的享受,生活的也舒心。
其三,現代是高科技發展的時代,因此有大部分的客戶會對此有很高的要求,室內既要高技術,又要有情感,單單的技術只會顯得室內很生硬,這就要求設計師們既要重視科技,又強調講人情味,這樣才能達到高技術與情感相結合。
因此,對于室內裝飾,我認為具有了以上三個要求,一定能給客戶設計出個性、現代、時尚的室內空間,但人的追求是無限的,對于日后室內裝飾的種種需求,還需我們年輕一代去實地考察與研究,設計出令人滿意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