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申論—問責制

問責制

二、給定資料

1.2001年4月21日，《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正式實施。2003年非典時期，新中國歷史上首次在突發災害事件中，短時間內就同一問題連續地、大范圍地追究官員責任。從此，官員問責開始走入了公眾的視野。此后，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開始加快推進問責的制度化。“規定”第二條明確對地方及政府官員問責的情形：(一)特大火災事故。(二)特大交通安全事故。(三)特大建筑質量安全事故。(四)民用爆炸物品和化學危險品特大安全事故。(五)煤礦和其他礦山特大安全事故。(六)鍋爐、壓力容器、壓力管道和特種設備特大安全事故。(七)其他特大安全事故。

2004年2月，《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公布，這個全面、系統推行自我約束與促進自我發展的黨內制度規范，明確寫入了“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要求及處理”等內容。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準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對官員因涉及“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惡劣影響、對重大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等應引咎辭職的相關情況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將引咎辭職明確引入問責制度。

2006年1月1日起實施的《公務員法》對領導成員引咎辭職有明確規定,自此,引咎辭職成為我國法律責任體系中一種新的責任制度,從法律角度解決了長期困擾人事管理中領導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問題。

2.2008年8月21日，在云南省行政問責辦法、服務承諾制等4項制度實施半年之際，負責實施這項工作的云南省監察廳等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向新聞媒體通報了“四項制度”實施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2008年1月30日，云南省下發《中共云南省委關于在全省實行領導干部問責制的決定》。3月1日，云南省全面啟動行政問責。與此同時，云南省實施了“行政問責辦法”、“服務承諾制”、“首問責任制”、“限時辦結制”等四項制度。

據介紹，截至2008年8月20日，云南全省先后問責各級領導干部542人，其中廳級干部13人，縣處級干部171人，鄉科級干部295人。按分級問責原則，由省政府及省直機關問責89人，州市政府及州市直機關問責236人、縣政府及縣直機關問責217人。從問責人員看，涉及16個省政府部門、16個州市和108個縣(市、區);從問責人員級別看，共問責鄉科級以上領導干部479人，占總數的8838%;從問責方式看，給予調整工作崗位、停職檢查、勸其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建議免職問責的169人，占總數的3118%。

3.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薛剛凌教授對云南省推行問責制給予高度肯定，認為行政問責對促進服務性政府的轉型、促進政府與民意的互動很有意義，“云南省的做法值得推廣”。但她同時提醒，有些問題的產生來自制度本身。如果能通過事故結果倒查責任鏈條，并完善相關制度設計，問責就更有意義。

也有的學者認為，隨著中國行政體制變革的推進，現代意義上的官員問責制度正逐步建立起來，做官的風險越來越大。但一些地方雷聲大，雨點小，只出臺問責制度，不見落實：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有的地方僅僅在民憤大的公共突發事件搞“火線問責”，在日常工作中，多見的是“太平官”、“和事佬”。

真正的制度性問責，應貫穿于政府管理全過程，貫穿于平日和非常時期。官員問責走向常態化，意味著問責不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對黨政官員的一切行為和后果都必須而且能夠追究責任。規范官員行為，保證權力依法合理行使，必須建立系統完善的問責體系。

在“官員問責”制下，不是只有貪污受賄的官員才會受處罰，那些沒有盡到相應義務的瀆職人員，那些權力行使不當沒有真正為民所用的官員，都應受到責任追究。有權必有責，權責對等。小權力，小責任，小擔當;大權力，大責任，大擔當。

還有的學者認為，云南、四川等一些地方推行的官員問責制主要是由當地黨委、政府推動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行為，是一種“上問下”的同體問責，即政府部門內部，上級對下級的問責。而需要明確的是，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問責的真正主體應是人民。

從邏輯上講，政府官員經過人大授權才擁有公共權力，其責任的對象應是人民。如果問責制僅僅是上級追究下級的責任，那么在上級需要承擔連帶責任的情況下，就難保問責結果的公正性。因此，廣泛開辟渠道，把問責權利歸屬于人民，讓人民監督政府，問責才能有力量、有效果。

4.2008年9月以來，一批官員因為重大責任事故而被免職。在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官員問責風暴”。

山西襄汾潰壩事故

9月14日，因“9·8”襄汾潰壩事故，孟學農被免去山西省省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并辭去山西省省長職務。山西省副省長張建民被免職。

9月20日，臨汾市市委書記夏振貴停職檢查，臨汾市市委副書記劉志杰被免職，劉志杰的臨汾市市長職務和周杰的臨汾市副市長職務被提名免去。襄汾縣委書記亢海銀被免職;襄汾縣委副書記李學俊被免職，其襄汾縣縣長職務被提名免職;襄汾縣副縣長韓保全被提名免職。

三鹿奶粉事件

9月17日召開的石家莊市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接受冀純堂辭去石家莊市人民政府市長職務的決定。

9月16日，石家莊副市長張發旺和市畜牧水產局局長孫任虎被免職。石家莊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張毅，石家莊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局長、黨組書記李志國也被免去黨內外職務。

9月22日，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因對三鹿牌奶粉事件負有領導責任和直接責任被免職。

9月22日，國務院同意李長江辭去國家質檢總局局長職務。任命王勇為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

深圳龍崗火災

9月21日，深圳龍崗區政府副區長黃海廣因“9·20”火災被提名免職。龍崗公安分局消防大隊大隊長蔣偉標、龍崗區龍崗街道辦事處主任黃勇、副主任謝少輝，以及龍崗區龍崗街道綜合執法隊隊長巫勝龍被免職。

9月22日，深圳又處理了“9·20”特大火災事故四名責任人。

河南登封礦難

9月22日，因為河南登封市新豐二礦煤與瓦斯突出事故，登封市委書記張學軍被處黨內警告處分，吳福民被免去登封市委委員、常委、副書記職務，建議免去其登封市長職務，登封副市長張宏偉被建議免職。

5.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表示，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要重點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人財物管理使用、關鍵崗位的監督，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

胡錦濤指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健全組織法制和程序規則，保證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重點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人財物管理使用、關鍵崗位的監督，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落實黨內監督條例，加強民主監督，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08年新一屆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上也說，“2008年要選擇部分省市和國務院部門開展試點，加快實行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和績效管理制度。”

6.2008年11月23日，一條網上消息引起坊間輿論高度關注：遼寧省鐵嶺市西豐縣原縣委書記張志國近日履新，職務是沈(陽)鐵(嶺)城際軌道(輕軌)交通工程辦公室副總指揮。消息稱，20日，鐵嶺電視臺于晚間播報的“鐵嶺新聞”披露了張的新職務。

2008年年初，張曾派警察到北京試圖拘傳披露西豐縣丑聞的記者，因此被網民稱之為“史上最牛縣委書記”，“西豐警察進京抓記者事件”聞名全國。而張也因為此事于2008年二月被責令引咎辭職，2008年四月，針對張志國尚未辭職的傳聞，鐵嶺官方出來辟謠，稱屬不實報道。“張志國現在鐵嶺家中，未另行安排工作。”——正因為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位縣委書記復出任新職的事才能引起如此波瀾。

本已淡出人們視野的“史上最牛縣委書記”在時隔數月之后，突然轉任新職，內中究竟有什么緣由，被官方定調為“法制意識淡薄”(鐵嶺市委調查結論)的“問題官員”何以“東山再起”?引起了媒體高度關注。

就在消息出來的第二天，鐵嶺市委發布公告，稱“迄今為止，中共鐵嶺市委常委會并未就張志國同志重新工作安排問題開會研究，更未對其重新工作安排作出任何決定。”

事情本應已經了結，11月25日，又有消息說張志國沒有任職，是“臨時性工作”，記者就此采訪了相關官員，鐵嶺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袁衛亮表示，2008年5月，鐵嶺市決定成立沈鐵城際軌道交通工程領導小組??“考慮到張志國正賦閑在家，就讓他到辦公室臨時負責，幫助跑點具體事。”

媒體戲謔地稱，“史上最牛縣委書記”又成了“臨時工”。

11月26日，中共鐵嶺市委再發公告，表示經過調查，稱張志國任職一事，乃是個別領導同志動議。市委已責令其撤銷此動議。

4天兩份公告，眾說紛紜，張志國“復出”可謂一波三折。

就在張志國所謂“復出”消息出來的第二天，某報刊發評論說，“偏要讓張志國東山再起，是不是為了給當初憤怒的輿論一個‘報復’?”，文章還援引網友的評論感慨，“中國真的就找不出一個比張志國更好的官嗎?”

對此，某快報則把張志國“復出”**與“謝亞龍留任”事件聯系起來，評論說，“更大的可能是，這同樣是有關部門現在樂此不疲的‘輿論試探’。??想做出一項決定，卻又沒有把握，就直接或間接地向媒體透風，讓媒體報道。如果輿論反應正常，那就順勢而為，一旦發現輿論反應激烈，那就斷然否定，讓媒體背黑鍋，說是假新聞。”

某報26日再就此刊發評論指出，最牛書記的“帶病復出”激起了公眾對問責制的反思，文章認為，官員“帶病復出”最大的問題不在制度后門，而在于權力后臺。問責制度再嚴厲再完善，畢竟需要人去執行，在目前的制度中，如果被問責者有權力后臺，這個凌駕于制度之上的后臺，就會沖破一切制度障礙讓“自己人”復出，制度有何用? 7.2008年9月21日，四川省劍閣縣人事局局長曹正直被免職，原因是兩天前，曹局長請人吃飯付賬時，與賣酒老人發生口角，曹正直當場打了賣酒老人兩耳光。

9月11日，四川巴中市政府辦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員因為三個字丟了官，因為他們兩天前在中秋節放假通知里把“中秋節”寫成了“端午節”，這事迅速被傳至網上，引起了熱議，很快，這三人在接到了問責通報后被免職。

重大事故造成人員傷亡的被免了職，喝茅臺打了人的被免了職，公文上寫錯了字的也被免了職。這幾位就是近期被問責這把尚方寶劍斬到的官員，雖然同樣都是丟掉了頭上的這頂烏紗帽，但這幾位遭遇的事兒可真是可謂有大有小，官位有高有低。人們不禁想問問，摘掉烏紗帽的那只問責之手進行處分的遵循標準到底是什么?

在我國，《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33條里，對于公務員處分的種類里并沒有免職這一項，在該條例的第48條里提到的免職指的是正常的工作變動。在查閱《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第11章里倒是專門設立了免職、辭職、降職一節，但也指的是正常的工作變動，對于問責免職也沒有寫明標準。

找不到明確的規章依據，就難免會對執行標準產生一些疑問。可以發現，媒體在問責中扮演了一個很微妙的角色，有時候官員犯錯的事情不大，但卻因為媒體的報道而被社會廣泛關注，之后受到處分，就像寫公文寫了錯別字的那三位，事情發生之后，迅速被當作笑話傳到網上，造成了社會影響，就不可避免地吞下了免職的苦藥。群眾的反映，領導的關注，媒體的報道，網絡的傳播，在這個時候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但是如果媒體和社會關注了就進行處分，而不關注就睜只眼閉只眼的話，這實在不是長久之計，人們呼吁官員問責標準還是需要一個明確的法規條例來作為依據。

同樣，這種失衡還表現在官員被免職的效果當中，有的人明明被免除了職，在家休息一段時間后，便想出各種理由，動用人脈，使自己很快官復原職。更有甚者，雖然在此處被免職，卻又跑到別處或者別部門，搖身一變，當起了官。還有些官員，人被免職了，但問題或矛盾不處理完，留下一個爛攤子就走人了，使得問題和矛盾依舊沒有得到絲毫改善。這一切都使問責陷入一個迷局，到底行政問責的行使怎樣才能依據一個更加明確的程序，到底政府官員應該為自己的失誤負起多大的責任，才能體現行政問責制的效果，我們確實有許多的問題急切地需要得到答案。

8.近日，多名官員先后因在重大安全責任事故中負有領導責任而被免職，中國政壇“問責”之風驟緊。正如人們在不幸事件之后所期待的，災難總會伴隨以進步作為補償，倘若以此為契機，使行政問責實現制度化規范和常態化運作，對于那些因問題奶粉染病的嬰幼兒家庭也是個安慰。

從2001年7月廣西南丹礦井透水導致81人死亡、縣委書記被免職開始，黨政干部行政問責制度在基層起步。2003年非典，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被免職，成為行政問責的標志性事件。2008年以來，行政問責在各地頻頻發力，密集度之高遠超出往年。在此實踐基礎上，行政問責進一步制度化常態化，需解決三個問題：

一是全面拓展問責領域。現有的問責案例多集中于公共安全事故，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決策失誤，以及施政失敗，也應當納入行政問責的范圍。如同責任與職權不可分割一樣，問責也須與職責如影隨形。凡責任后果出現，問責便不可避免，不僅安全責任事故需要問責，官員的上任承諾、公共聲明、從政道德特別是公共決策，都當在問責的常態視野之中。為此，首先要厘定各級各類公職人員的法定職責，而那種將當地領導分工不向社會公布的作法，顯然是不可取的。包括昆明在內的一些地方已經嘗試列出領導干部的“權力清單”，亦不妨同時開列相應的“責任清單”，進一步明確違反哪些責任需要問責，以及進行何種尺度的問責。當然，我們更歡迎官員在履行時，主動做出“出現何種情形將引咎辭職”的公開承諾。

二是在何種情形之下，行政問責方能啟動。目前的行政問責多基于上級決議和民意輿論，帶有不確定性。如9月11日，四川巴中市府辦公室3名工作人員因中秋節放假通知筆誤為“端午節”，遭問責通報而免職，反映了問責在一些地方的失范和無序。為此，必須科學設置問責體系，健全和周延問責措施，例如僅去職一類，就有責任人主動引咎辭職、上級予以撤職免職、人大代表提案罷免等多種情形，去職之下還有警告、記過、記大過等輕微行政處分，都應當分別予以充實完善，并保持互相銜接。而問責措施的嚴厲尺度亦應與責任程度相對稱，過于嚴苛可能造成行政系統內部責任分擔的畸形與不公，失之于松則會導致問責流于形式。

第三，關于行政問責的后續效力。如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在“警察進京拘傳記者”后“責而不辭”，去職官員如何“東山再起”等，同樣亟須規范。每次問責的效果都不應是一次性完結，而應伴隨必要的后續效力，以保證問責能夠切實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例如，因行政問責而去職者，至少不應直接轉任其他更高級別的崗位職務;而受到警告、記過、記大過等輕微行政問責者，其短期內的提拔晉升也應受到必要的限制等。

總之，行政問責制度化常態化的核心，在于問責的不可避免性。這首先意味著職權主體與問責對象的同一性。公共決策的失誤，一般要將“最后拍板者”作為第一被問責人，首先審視“一把手”是否被問責。行政問責的不可避免性，還意味著：在前一起公共責任事件負領導或者主管責任的官員，不會因為其他地區和行業發生新一起責任事件而獲得“轉移視線的紅利”，從而逃避或延緩本應受到的糾問。只有這樣，行政問責在公眾與官員之間、此官員與彼官員之間，才是公平合理的，而這也是通往“責任政府、法治政府”的不二法門。

9.北京大學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姜明安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問責分為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兩類。

政治責任是一種道義責任，是因從政的道德要求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如果政府和公職人員失職或政策失誤，或者某些事故、事件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和影響，導致其辜負了人民的信任，即應引咎辭職，對人民或人民代表機關負政治責任。承擔政治責任，并不要求個人對事件或事故有直接的過失或故意，而只要其所管轄的地區或其所管理的部門出現了相應的事態，就應當承擔政治責任。

而法律責任是指違反了國家的有關法律規定而依法定條件和法定程序追究的責任，包括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通常需要責任人員有相關的過錯，比如存在失職瀆職或者濫用職權等情況，對其的處分、處罰也要有嚴格的法律依據。比如，依據《公務員法》、《行政監察法》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可以給予開除、撤職、降職、記過、記大過、警告等行政責任，而刑事責任的追究則要嚴格按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進行。

姜明安認為，要建立法治國家，光有法律責任沒有政治責任，或者僅有政治責任而沒有法律責任，都不能形成完善的責任追究制度，二者必須同時具備，才能對公權力形成有效的制約。

姜明安特別強調，問責不能建立在個人意愿上，因為有些領導干部在導致國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損失的事件發生后，本應主動引咎辭職，卻“臉皮厚”，自己“良心上過得去”，堅持不辭職。這種情況下，就尤其需要建立政治上的追責途徑，比如作為民意代表機構的人大可以要求罷免其職務，其上級機關等有權機關可以啟動問責程序等。

姜明安認為，建立政治追責機制首先要把追責條件具體化，比如人大代表多少人聯名可以提出罷免案，罷免案的通過要經一般多數還是絕對多數;要按照事態的嚴重程度或影響大小來決定應當承擔政治責任的官員的級別，比如，特大事故追責到省一級或者地市一級，重大事故追責到地市一級或縣一級，等等。而目前在我國，由民意代表機構進行的政治追責鮮有實例，而到底何種情況應進行政治追責，追究到何種級別，目前也沒有具體的法律規定。

姜明安認為，按照法治的要求，對官員問責和要求官員引咎辭職，應當有制度化的規范，未來應當完善這方面的立法，起碼要規定一些原則性的標準，比如，出現什么類型的事件，傷亡多少人，導致多大的經濟損失，造成多大的國內國際影響，應由哪一級(縣級、地市級、省級以及中央)官員來承擔責任等。

同時要形成制度化的政治問責的慣例。這種慣例是有約束力的，不同于“人治”狀況下因人因事而異的處理，而應當是同樣或者類似的情況，要有同樣或類似的處理。否則，只追究一些人而不追究另一些人，或者在政治問責上主要考慮一些不應當考慮的因素，也無法形成對官員的責任壓力。

姜明安表示，這次孟學農和李長江的辭職，希望能形成一種慣例，對今后的同級官員在轄地或負責部門發生同類級別的安全責任事故，便可作為一個參照。

對于承擔政治責任的官員個人來說，這種責任有時候看起來可能不是那么“公平”，比如孟學農因山西襄汾垮壩事件引咎辭職，就有一些人為他叫屈，認為他到山西任省長時間不長，可能還不是很了解情況，而很多問題是多年積累的結果，甚至是前任或前幾任領導任職時就埋下的根子。

對此，姜明安解釋說，“哪怕他任職時間只有幾個月，應當承擔的政治責任也不能回避，這對國家、對人民、對社會來說是必需的。”政治責任的存在，就是要讓官員，特別是占據領導崗位的官員知道，掌握權力是有風險的，從政就要“如履薄冰”。只有形成這種壓力，才能增加官員的責任感，如果他沒有能力承受這種壓力，就不要接受這頂“烏紗帽”。

而且，即使承擔了政治責任，并不意味著可以撇開法律責任。引咎辭職并不能取代法律責任，領導者沒有直接的失職瀆職行為，就無須負法律責任，但反之則依然可能要負法律責任。比如，此次的問題奶粉事件，性質如此惡劣，影響如此之大，石家莊市和質監部門的官員即使承擔了政治責任，是否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要看最終的調查結果。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莊市委書記也被問責，而山西襄汾潰壩事故同樣對臨汾市委書記有問責。姜明安認為這顯示了問責制度方面的一個進步。因為以往很多問責通常只是針對行政一把手，而很少針對黨委一把手。但實際上，各級黨委的一把手是直接行使公權力的，因此，黨委一把手也應當承擔政治責任。

“權力要與責任對等，有多大的權力，就應承擔多大的責任。”姜明安說。

三、申論要求

1.根據給定材料，概述我國行政問責制的內涵及其意義。要求：表達準確、全面，敘述簡明、清楚。字數不超過300字。(20分)

2.針對材料6、8提到的問責官員異地復官、走形式主義的問題，請你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要求：條理清楚，表達簡潔流暢，不超過300字。(25分)

3.請你以“完善問責制”為題，寫一篇文章。要求：(1)結合給定資料，自選角度。(2)符合題意，內容充實，結構完整。(3)總字數在800~1000字。(55分)

第二篇：申論：問責制度（范文）

申論范文：問責制度 問責制度：由“權力問責”轉變為“制度問責”

從2003年開始，全國各地陸續出臺規定，對官員進行問責。“非典”、“毒奶粉”事件、山西礦難、松花江污染事件??鐵腕問責讓一批行政不作為、亂作為者丟掉了烏紗帽。但是問責秀、假問責也時有發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這種現象嚴重降低了官員問責的聲譽和效率，已經引起包括兩會代表委員在內的社會各界的關注。繼去年兩會有委員提案提出國家應該完善官員問責制度，制定國家行政問責法后，在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潘復生再次呼吁加快制定國家行政問責法，推行“異體問責”，健全問責制度，實現由“權力問責”到“制度問責”的轉變。

潘復生說，目前，官員問責大多局限于行政部門內部的上下級間，屬內部問責，即同體問責。在問責方式上，大多是行政問責，在已有的問責案例中，問責對象大多還局限于重大事故或災難中失職的官員，而對于一些官員盲目決策造成巨大損失的問責尚少，甚至出現“集體負責”即無責的情況。

針對行政問責出現的問題，潘復生認為，根本原因在于大多問責都是“權力問責”而非“制度問責”，這也使得問責彈性較大。

全國政協委員葛均波在提案中支招行政官員問責制科學化:第一，要建設指向明確、措施剛性、反應快速的行政問責制度體系；第二，行政問責制要具體落實職責范圍和評價指標；第三，行政問責制免職人員的再任職需要公眾監督的法律程序；第四，制定與其配套的相關法規。

問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問責風暴”力度不減的同時，我國問責法制化建設在去年有了實質性的進展。去年7月出臺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強化了問責的制度化，并對被問責黨政官員復出作了明確的規定。今年將進一步完善官員問責的制度建設。在2月份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上，初次審議的行政監察法修正案草案規定了被問責的官員的處分期限，處分期限滿后，并不會影響官員的正常晉升。

第三篇：問責制

問 責 風 暴

06行管（1）班060105106顧娟

行政問責制起源于現代西方，是西方政黨政治的產物，經歷了長期了發展后，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運行機制和法律體系，對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進行著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市民社會的發展進程。

問責制的特點是：問責的主體既包括行政領導又包括選民，并以選民的評判為主導，體現了現代政治的民主性；問責制的前提是官員職責明確，政府行為透明，體現了現代政府的責任性和行為的透明性；問責制通過法定程序，體現了程序的正義性；問責制對失職的官員來說不僅要承擔行政責任、司法責任，對通過政治任命的官員來說，而且要承擔政治責任，體現了權責相當、追究責任的普遍性和法定性。

行政問責制度在我國起步較晚。2001年4月21號，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正式實施，2003年非典期間，官員問責逐漸走進了公眾的視野，此后，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開始加快推進問責的制度化。進入2008年，各級黨政部門繼續積極推進問責制。2008年5月，國務院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中，強調加快實行問責制。今年，一輪問責風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國南北，且覆蓋面呈現擴大趨勢，官員被問責原因多種多樣，問責方式也各有不同，確實這次中央問責的力度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可以說中央在這次問責風暴當中顯示了他們治黨理政的一個決心，也是對民意的一個尊重和交代。

今年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年，先是波及全國的奶粉事件，后是山西潰壩事件，三起災難又接踵而至：黑龍江鶴崗煤礦大火，深圳龍崗特大火災，河南登封煤礦瓦斯突出事故——數百生命逝去讓人痛惜，暴露出的問題讓人驚心，曝光出的政府失職和官員瀆職讓人憤怒。惟一讓人稍感欣慰的是政府迅速掀起的問責風暴：繼孟學農引咎辭職和山西官場地震后，國家質檢總局局長引咎辭職了，石家莊市委書記免職了，深圳火災相關責任官員迅速免職，河南登封市市長礦難后第二天就被建議免職。這些因或重或輕、或大或小事由而丟官的現象正形成一股強烈的慣性思維沖擊：對過錯責任人就地免職已成為行政問責的必然。

問責不是一種政治表演，不是為了做給輿論看和討好公眾，不是為了安撫死難者家屬和平息公眾憤怒，而是讓官員為自己的失職承擔代價，在高調問責中震懾官員，從而避免悲劇的重復發生。殺雞儆猴，問責更多是做給官員看，強化官員的責任意識，所以我更關注官員對這場問責風暴的反應。公眾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強烈，媒體又對問題緊追不放，問責制在輿論推動下日益制度化和常態化，看起來問責威懾的強度已經很大了。不過細想起來，這場問責風暴還沒有真正形成制度性威懾。

問責缺乏一種“違規即追究”、“失職即問責”的內在驅動機制，而是依賴于媒體和輿論的外在驅動。確實，許多事故發生后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已經成為一種慣例——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問責很多時候并非制度自動驅動的，而是外在的輿論監督驅動的，是輿論關注的壓力迫使問責制度運轉起來。這種輿論依賴的表現是：只有某個事件引起強烈的輿論關注和激起很大的民憤時，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相關部門啟動問責制，處理幾個官員給輿論一個交待。如果缺乏輿論關注或壓力很小，問責程序很難會正常運轉起來。在問責制成熟的國家，問責與事件影響大小和民憤沒有多大關系，問責制的運轉依賴的是“失職就必須擔責”這種責任倫理的驅動。這種“輿論依賴”讓官員對躲避問責心存僥幸。如果某種失職能夠瞞過媒體，也就能躲過問責。即使不幸成為輿論焦點而被問責了，當某一天淡出輿論視野的時候，也許一樣可以瞞著媒體悄悄地“帶病復出”。

問責并沒有常態化，并沒有貫穿到日常政治的始終。發生了重大事故才會啟動問責制，而像被審計署審計出違規審批了哪個項目，違規亂花了納稅人多少錢，錯誤決策造成了多大浪費，亂設許可侵犯民權這些細瑣、庸常、普通的“政誤”，則很少被追究責任。重大安全事故畢竟不會經常發生，只要不出大事自己就不會被問責。事實上，許多特大安全事故的發生正源于日常問責缺乏下一點點問題的緩慢積累——一次違規審批不了了之，一次監管失職輕松過關，一次亂設許可沒有追究，久而久之就給大事故埋下了隱患。大事故后再嚴加問責，可能只有暫時的震懾，好了傷痛忘了 1

疤，當風暴慢慢淡出輿論視野后官場會故態復萌。

提到問責，大家都會想到孟學農。因襄汾潰壩事故，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引咎辭職，這是他在他的從政史上的第二次引咎辭職，第一次是大家都知道的2003年的非典期間從北京市長位置上辭職。上次丟官，不到五個月之后，他就擔任了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正部長級)、黨組副書記；您會發現，引咎辭職的他在短期內奇跡復出，而職位級別仍然是正部級，似乎問責并沒有給他的仕途帶來什么重大。而國家統計局前局長邱曉華被革職后，近期以中海油高級研究員的身份露面，輿論因此對不透明的高官復出制度提出廣泛質疑。一些官員因問責被免職后不久換個崗位繼續干的例子，已經讓不少人對“免職”這一“處罰”能在多大程度上警醒當事官員和警戒后來者產生了懷疑，這些一免一任的現象的確值得人們深思。作為一個公共權利的掌握者，如果出現了一個傷害公共權利，傷害公共利益的巨大事件，沒有一個具體的人去承擔責任的話，既讓民心不順，同時也代表著對給予你權利的民眾的一種不尊重。透過這些人一波三折的官運，高官問責制呈現得很復雜，從向上級領導負責轉為向社會民眾負責猶有難度，特別是對改革深層次的行政目標似乎力有不逮。

今年，一輪問責風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國南北，且覆蓋面呈現擴大趨勢，官員被問責原因多種多樣，問責方式也各有不同。可以預見，如果能夠走向健全成熟并能在制度上加以配套，問責制度將繼黨內民主和村民選舉而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新看點。但是，在中國，要求發展出一套真正的問責制度，首先必須對問責制度有深入的了解。在目前的討論中，對問責制度還有不少的誤解：

第一個誤解是把問責制度簡單等同于引咎辭職。其實，引咎辭職僅僅是問責制度的一個方面，問責制度的內容不止于此。也不能把問責制度僅僅理解為責任追究制度，問責制度的確涉及到追究責任，但又不是簡單地表現為上級追究下級的責任。

第二個誤解是把問責制度簡單理解為上問下責。如果問責制度僅僅是上級追究下級的責任，那么，如果上級失職誰來追究上級的責任？如果問責制度就是上問下責的話，那么在最關鍵的地方，恰恰無人問責。這樣的“問責制度”也未必能帶來責任政府。

第三個誤解是把問責制看成是上級對下級某個已知的具體過失的懲罰。這種誤解把政府與官員的責任局限于具體的事件，包括施政的重大失誤，特別是重大責任事故，或“政治”責任事故。好像不發生事故，就不發生責任。這樣的問責制追問的是具體問題的具體過錯，變成一種純粹的懲戒措施。問題的關鍵是，只有平時認真負責，才能減少重大事故的發生。問責制度關鍵要解決的是，確保政府與官員在平時就充分承擔責任。而對官員因過失作出的懲戒，通常是在事故發生之后，已為時太晚。所以問責制度關注一切責任，懲戒則只關心事故的責任。

對于重大公共危機，一些政府部門已經養成了一種遮掩和壓制的“本能”。假如讓相關官員能夠以免職頂罪，這種“本能”就不會得到真正改變。其實，中國的許多政府部門何嘗不是以“隱瞞本能”應對重大危機？公開危機將被追究責任，很可能要被免職。而隱瞞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則可能蒙混過關，即便最終敗露，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是免職。推進依法行政的同時，依法嚴究刑事責任可能是扭轉官員這種“隱瞞本能”的唯一辦法。

問責在制度設計上還有缺陷。問題嚴重到何種程度會撤職，追究責任會追到哪個級別和何種程度，除撤職外還須承擔何種責任，以后又如何復出——這些都似乎還沒有制度化和規范化，而只有這一切成為穩定、必然的制度，才能給官員確定的預期。否則官員只會對同僚被問責充滿“碰上了就自認倒霉”的同情，而不會兔死狐悲地反思自身的職責。被問責者也會對被撤職毫無愧疚之感，滿含“那誰誰誰怎么就沒事”的委屈和悲憤，認為自己不過是一只平息民怨的替罪羊。

隨著我國社會法治化的不斷推進，尤其是近年來，人們對政務公開、透明的呼聲日益高漲，以及對廉潔、高效政府的要求不斷提升，問責制成為反腐倡廉中的一個人們普遍關心的熱點。問責制是現代國家，由選民和行政上級依法追究因失職而造成不良后果的政府官員、特別是失職的政府高官責任，以強化和明確政府官員職責，提高行政效率，克服行政權力可能帶來腐敗的一種政治制度。問責制要求行政機關提高行政效能和效率，注重加強執行力和公信力建設。建設責任政府,對

公務員隊伍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現代政府發展的取向,一要各級政府官員牢固樹立執政為民的基本理念;二要各級政府官員始終具有憲法法律的現代意識,并通過自己執掌一定公共權力的有利條件,忠實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依法理政;三要各級政府官員勇于承擔風險,勇于承擔責任,始終保持一種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做成事的精神狀態和工作熱情,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四要各級政府官員努力學習,不斷進取,通過自身思想理論素質和專業知識素質的不斷提高,以應對現代復雜局面下的公共管理;五要各級政府官員當好人民“公仆”,公正廉潔,艱苦奮斗,誠實面對公眾,接受人民對其行為的監督。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方法。

首先，要注重加快健全和完善政府的崗位責任制。因為問責制是建立在官員職責明確，政府行為透明基礎之上的。我們要使每一位國家官員明確自己崗位的職責和所肩負的法律責任，克服傳統政府中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職責不清、職責不明、集體負責等于無人負責、工作失職，不予追究、也無法追究的現象。從而建立精干、到位、負責的政府工作機制。

其次，必須健全和完善政府行為的透明機制。政府行為的透明機制是問責制的核心內容，如果選民不了解政府官員的職責和行為，也就談不上什么監督和問責。美國憲法規定，國會必須就其每次會議的內容、辯論、表決、國會的開支等方面的情況向公眾定期發布。美國總統也必須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報告自己的工作情況。政府官員如果犯法，司法過程要公開，以確保公民的知情權。我們也要健全政府政務的公開制度，規定：按時、按地、按方式公布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的基本情況、各級政府政務的事項和內容、行政或司法追究失職官員的過程和結果。同時我們還必須從制度上保證公民的知情權，公民可以通過行政訴訟、申訴等渠道獲得政務知情權的救濟，我們也有必要加大新聞監督的范圍和力度，以確保公民知情權的實現。

再次，必須建立和完善問責的程序制度，這是保證問責制實現的重要途徑。問責必須是合法的主體，如人大、選民、上級行政機關等；問責的事項必須是有法律意義的行政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等；問責必須通過法定的程序，如提案、立案、調查、申辯、審議、決定、復議、申訴等，這些程序都必須以法律具體規定。問責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運作，違反程序規定的問責是無效的。

而要保障問責制的實現，加強各級人大的問責權是關鍵。人大是我國人民參政、議政、實施法律監督的主要機構，也是實施問責制的最具權威的國家機構。各級人大也應切實履行自己的問責權，以保證民眾問責權的實現，人大可以將質詢權、特別問題調查權等固有的人大監督制度融于問責制之中，以健全和完善人大自身的問責制。

加強有關問責制的立法工作是健全和完善問責制度的重要方面。問責制必須有健全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們各級立法機關應將有關健全和完善問責制的立法列入立法規劃，從立法方面積極探索、支持問責制的健全和完善。

我國真正實行行政問責始于2003年“非典”時期，經歷了一個從行政問責個案到行政問責一般制度再到行政問責法律制度的過程，這說明了我過行政問責制已經從權力問責向法律問責轉變。可以說，我國從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問責制已逐步成為依法治國和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我國的行政問責制仍處于初級階段，在實際操作中還有很多不規范的行為，但我相信我國的行政問責制度會逐漸趨向完善。

第四篇：問責制

政府問責制被各級政府越來越重視，這也成為領導干部表決心抓落實的關鍵詞。雖然老百姓聽到的“問責”不少，而實際見到的“問責”并不多，甚至出現了像邵立勇、鮑俊凱等官員被高調問責后，卻低調復出的情況。這些情況都嚴重影響了政府問責制度的公正性和嚴肅性，使政府問責制度受到了輿論上的質疑。

政府績效評估和問責制度的不規范性使得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主要原因就是目前我國對與行政問責制度缺乏相關的法律條例，使得問責制度不能依法進行。另一方面，績效評估和問責制度缺乏群眾的監督和評價，官員的任免群眾完全參與不了，只能通過輿論的壓力，這些都導致了問責制度的無序和混亂，影響了正常的政府秩序及職能。

績效評估是引導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樹立正確導向、盡職盡責做好各項工作的一項重要制度，也是實行行政問責制的前提和基礎。有了績效評估的結果，行政問責才有可靠的依據。針對當前我國存在的績效評估和問責制度混亂無序的狀況，為了實現構建服務型政府的目標，必須要求從以下幾個方面做起：

首先，合理配置和劃分權力、明確職責。權責對等是問責制的一個基本原則，一個領導干部必須為其權力的行使及其后果承擔相應的責任。同時，領導干部的個人形象，直接影響其所在地區、部門或單位的形象，因此，也必須為其言行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及其后果負責。領導干部還負有對其管轄范圍保平安、對其所領導的下屬進行教育、管理和監督制約的責任，因此，還應該對其管轄范圍內或其下屬發生的問題或事件負責。

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由公民到政府的真正有效的問責制度，并貫穿到日常的行政管理中去。要使問責制度常態化，并成為懸在每個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讓官員提高責任意識、風險意識、民本意識，切實依法行政，心有忌憚，減少亂作為、不作為。同時也要防止大量被問責官員風頭過后移地為官的制度化安排，讓問責制在構建官員能上能下、優勝劣汰的有效機制中發揮作用。

最后，加強信息公開和健全監督是落實黨政官員問責的關鍵。官員問責是一種內部監督和責任追究制度，而讓問責制度真正落到實處，社會各界包括群眾和輿論的監督作用不可缺位。真正的問責制不應當是強化官僚制，而是要強化官員對人民的服務質量與責任。對人民負責首先意味著讓人民知道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一切。如果公眾不知情，就無法知道誰對公眾負責，誰沒有對公眾負責，無法追究失職行為。只有政府透明、政務公開，才能把政府及官員置于公眾監督之下。負責任的政府應當加強信息公開，方便人民群眾和輿論監督，才能使問責不成為“內部解決問題”的姑息行為。

在全社會范圍內推行問責制，昭示著政府運作模式的轉型和變遷，通過責任機制的約束和具體責任的追究，喚起政府官員對自身權力來源、權力行使的宗旨和如何行使手中權力的深刻認識和反省，并內化于政府日常工作中，轉化為對人民負責的自覺行動。通過完善問責制度，使其規范化和制度化，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服務型政府的政體改革，更加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

第五篇：問責制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強化公安機關行政負責人依法行政、恪盡職守，提高公安工作執行力和公信力，確保政令警令暢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結合我市公安機關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保山市公安局所屬各分縣局和市局各部門行政領導班子正副職（以下稱行政負責人），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法定職責，造成不良影響和重大失誤的，依照本辦法問責。

第三條 問責堅持責權統一、實事求是、公平公正和追究責任與改進工作相結合、教育和懲處相結合的原則。

第二章 問責事項

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進行問責：

（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

（二）獨斷專行、決策失誤的；

（三）濫用職權、違法執法的；

（四）辦事拖拉、推委扯皮的；

（五）不求進取、平庸無為的；

（六）欺上瞞下、弄虛作假的；

（七）態度冷漠、作風粗暴的；

（八）鋪張浪費、攀比享受的；

（九）暗箱操作、逃避監督的；

（十）監管不力、處臵不當的。

第三章 問責方式

第五條 問責方式：

（一）誡勉談話；

（二）取消當年評優評先資格；

（三）責令寫出書面檢查；

（四）責令公開道歉；

（五）通報批評；

（六）停職檢查、停止執行職務、禁閉；

（七）調整工作崗位；

（八）勸其引咎辭職；

（九）責令辭職；

（十）建議免職。

以上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或并用。

采取前款（第六）項至第（十）項問責方式的，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和相關法律規定的程序辦理。

被問責的情形構成違反黨紀、政紀應追究紀律責任的，由市局紀委監察室按干部管理權限立案查處。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第六條 根據被問責情形的情節、事實、性質和損害影響程度，決定問責方式。

（一）情節輕微，損害和影響較小的，對行政負責人采用誡勉談話、取消當年評優評先資格、責令作出書面檢查的方式問責。

（二）情節嚴重，損害和影響較大的，對行政負責人采用責令公開道歉、通報批評、調整工作崗位、停職檢查、停止執行職務、禁閉的方式問責。

（三）情節特別嚴重，損害和影響重大的，對行政負責人采用勸其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建議免職的方式問責。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從重問責：

（一）1年內出現2次以上被問責的；

（二）在問責過程中，干擾、阻礙、不配合調查的；

（三）打擊、報復、誣告陷害檢舉人、控告人、證人及其他相關人員的；

（四）采取不正當行為，拉攏、收買問責調查人員，影響公正實施問責的。

第八條 發現并及時主動糾正錯誤、未造成重大損害和影響的，可從輕、減輕問責。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問責：

（一）因下級機關（部門）以及有關人員弄虛作假，致使難以做出正確判斷，造成未能正確履行職責的；

（二）因適用的法律、法規、規章和有關內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體、詳細、明確規定或要求，無法以事實認定責任的；

（三）因不可抗拒因素難以履行職責的。

第四章 問責程序

第十條 通過以下渠道反映有本辦法第二章規定情形的，由市局紀委監察室進行初步核實。

（一）被上級機關、領導指示、批示和通報的；

（二）局長、副局長及其他黨委成員提出的意見建議；

（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通過議案、提案等形式提出的意見建議；

（四）行政機關、監督機關、司法機關和特邀監督員等提出的意見建議；

（五）公民、法人、案件當事人和其他組織的檢舉、投訴、控告；

（六）巡視巡查、工作檢查、審計意見或工作目標考核中的意見建議；

（七）新聞媒體的報道；

（八）其他渠道反映的。

第十一條 經初步核實，反映的有事實情況存在，由核查人員向市局紀委監察室提出書面建議。

第十二條 由市局紀委決定啟動問責程序。市局紀委按干部管理權限負責協調政治部、警令部、法制、督察、監察、審計及有關部門組成調查組進行調查。被調查的行政負責人應當配合調查。阻撓或干預調查工作的，調查組可以按照干部任免程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的有關規定，提請停止執行職務。

調查組應當聽取被調查人的陳述和申辯，并進行調查核實，如其申辯事實存在，應當予以采納。不得因被調查人申辯而從重問責。

第十三條 調查組一般應在30個工作日內完成調查工作，并向市局紀委提交調查報告并提出問責建議。情況復雜的經批準可延長15個工作日。

第十四條 調查終結后，由市局局長辦公會作出行政問責決定。第十五條 問責決定書應當自作出決定之日起10個工作日內送達，并告知被問責人享有的權利。

問責情況應及時告知提出問責批示、建議的有關單位和個人。第十六條 被問責的行政負責人對問責決定不服的，可自收到決定書之日起15日內向市局黨委提出申訴。申訴期間，問責決定不停止執行。

第十七條 市局收到被問責人的申訴，應當組織相關部門進行復議、復查，在30日內作出決定。

（一）問責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問責方式適當的，維持原決定。

（二）問責認定事實基本清楚，但定性不準確、問責方式不當的，應變更原決定。

（三）問責認定事實不清楚、證據不確鑿、定性不準確的，應撤消原決定，并在一定范圍內澄清事實、恢復名譽。

第十八條 調查組成員與被調查的行政負責人有利害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處理的，應當依法回避。調查人員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玩忽職守，作出的調查結論與事實出現重大偏差，致使市局作出錯誤的問責決定，應當依照有關規定追究其責任。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九條 市局紀委負責實施對行政負責人問責辦法的組織協調；市局監察室具體承辦，市局警令部、政治部、法制、督察、審計及相關部門依照各自職責協助做好相關工作。各分縣局可參照執行本《辦法》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