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與對策

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與對策

摘要：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改革事業逐步展開，中國政治體制中存在的問題在逐漸得到解決。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入，政治體制改革面臨著新的形勢和困難。正視和分析所面對的問題，尋找和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對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證。

關鍵詞：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對策

政治體制改革始終是黨和國家發展的關鍵問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政治體制上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隨著社會的發展，新的形勢下經濟、社會問題層出不窮，這些現象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因，但無不與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密切相關。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廣泛、更充分、更健全的人民民主。”政治體制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能否解決政治體制改革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證。

一、現行政治體制存在的問題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經濟上才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們在一步一步探索著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政治但，但不容否認的是，事物的發展都是運動的，政治體制的不斷前進中不僅自身存在著諸多問題，也會在新的環境下產生新的更復雜的問題。這些問題概括起來如下：

一是權力過分集中，機構臃腫、官僚主義嚴重。在政黨權力配置上，政治協商制度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目前，政治協商對黨政決策的作用是通過政治參與民主對話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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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協商制度的法律地位還不明確，政治協商的程序也不夠規范。在政府與公民的權力資源配置上，政府占主導地位。公民參與政府管理是民主化的趨勢和重要內容，但是公眾渠十分堵塞，這是造成民眾與政府部門的關系緊張，甚至激烈的沖突。在政府與市場的權力資源分配上，市場往往被權力過大的政府所吞沒，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常常被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所控制，尤其是政府的權力機制還不規范、制度的籠子還有漏洞的情況下，政府在與市場、企業、民眾的利益關系中過大、過多的權力，嚴重影響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感情，擾亂了市場經濟的秩序。

二是權力缺乏制約和監督。權力缺乏監督，是腐敗的根本原因。據2015年3月15日中紀委監察部發布測消息，自中共十八大以來，落馬的省部級以上高官多達66人，腐敗現象嚴重。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入，腐敗問題越來越明顯，甚至成為百姓最為關注和最為痛恨的現象。當今社會腐敗種類繁多，腐敗自上而下滲透到各個級別各個領域的部門，“一把手”腐敗、行政執法腐敗、司法腐敗、基層政權腐敗、壟斷性腐敗等。中紀委指出，中國權力集中部門腐敗案仍多。除了一把手腐敗外，副市長腐敗、村官腐敗也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腐敗的土壤在滋生，腐敗的人在增多，腐敗又呈現為群體化、高官化、國際化、隱蔽化、巨額化、期權化，究其根源還是官本位在作祟。有調查認為，72.25%的民眾認為官本位是加大政治腐敗、加大變質危險的罪魁禍首。腐敗招人痛恨，也對社會危害嚴重，有史為鑒，腐敗甚至能亡黨亡國。由此可見，腐敗成為最大的社會危害、最大的社會浪費、最大的政治挑戰。而腐敗的深層原因主要是由于權力過于集中導致的官本位思想為害，所以加快規范權力制約和監督勢在必行。

三是貧富差距拉大。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仇富”與“嫌貧”日趨嚴重，民眾對物質的追求越來越不滿足。行業之間、地區之間收益分配差距不斷加大，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差距日益明顯，而且中西部城鎮和農村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城鄉之間的差別并不是一本戶口簿的問題，而是因為一個戶口簿引發的福利、就業機會、工資待遇、教育資源等一系列權利的不平等。政治體制關乎民生，我們面臨的是貧富差距，更是收入分配體制的不完善，改革的紅利被一少部分人占據絕大多數，這種兩極分化不是市場經濟自然形成的，大多數都和權力腐敗緊密相關，在現有經濟中，又出現了新的國有化——國進民退，宏觀調控中，很多政府行為又退回到強制性的行政手段，這就是權力在作怪。如此說來，只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縮小貧富差距，從而避免社會矛盾激化，使社會保持穩定與和諧。

綜上所述，現行政治體制中存在的權力過于集中、機構臃腫、官僚主義以及缺乏有效監督等問題，不僅導致了經濟發展遲緩，貧富不均加劇，更滋生了腐敗，而腐敗危害的嚴重性，彰顯了加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由此看來，政治體制改革刻不容緩。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對策

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針對現下的問題作出適當的決策，這是政治體制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證。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在進行，但是當下我們更應該有更強的緊迫感。

首先，全面理順黨政關系，加強民主制度建設，保障人民能夠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全面推進法治國家建設。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界定了黨對國家立法權、行政權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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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權的領導原則，進一步明晰了黨和國家的權力職能分工，把政黨的各種活動規范化、程序化，切實做到黨內外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家行政權嚴格依法行使。

其次，整頓吏治，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減少領導職數，合并相同職能部門，整合行政資源，狠抓思想教育，狠抓作風建設，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反對奢靡之風，這是作風建設的著力點。讓政府辦事人員從思想上就要警覺起來，牢記歷史教訓，堅定不移轉變作風，堅定不移反對腐敗，切實做到踏實有印、抓鐵有痕，不斷以優良的辦事作風取得人民的信任，消除百姓“仇官”“畏官”心態，自覺接受群眾評議和監督，全面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大力反腐，確保政府能始終為人民辦事，為人民服務，保證國家能安居樂業、長治久安。

最后，堅持因地制宜，與本國國情相結合分析問題。改革不僅是個理念問題，也是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一定不能照搬發達國家的社會條件來考慮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發展的問題。社會發展中會形成不同層次的社會階層和利益團體，這些階層和利益團體會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達到共同富裕是社會每個成員的目標，改革的成果應使大多數人獲利，同時兼顧少數的利益，使改革真正有所成效。因此，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自身的經濟社會基礎出發，考慮怎么做才是現實的、可行的，考慮怎么做才能讓十幾億人都有很強的幸福感、自豪感。

綜上所述，政治體制改革的確困難重重、問題多多。但我們堅信相信，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定會成功，我們一定能找到適合自己國情的一條道路。

[5]參考文獻

[1]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M].北京:人民出版社

[2]李慶霞.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出路[J].理論探討2013年03期

[3]朱向東，安曉良等.官本位嚴重妨礙綜合國力的提高[N].中國改革報2009年08月10日 [4]何力.解讀中國貧富差距的根源[J].決策2010年Z1期

[5]蔣瑾.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成效及趨勢分析[J].文教資料2015年09期

第二篇：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出路

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出路

2013-12-04 15:18 來源： 中國改革論壇網 作者： 李慶霞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政治體制改革始終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的問題，歷經30多年的改革歷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發展日益艱難、腐敗問題層出不窮、群體性社會事件接連發生、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些現象自有其產生的具體原因，但無不與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有關。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任務是攻堅克難，認為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人民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可以說，能否解決腐敗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而政治體制改革不但是反對腐敗的重要舉措，更是預防腐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證。

一、現行政治體制存在的問題及改革的必要性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榮·阿斯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Robinson)合著的書《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為什么國家會失敗？》指出，社會的繁榮與貧窮是由體制決定的，成功的國家是“包容性體制”，失敗的國家是攫取型體制。包容性的政治體制是指，政治權力分布廣泛同時受到限制；有相對集中的政治權力確保基本設施的建設；人民廣泛參與政治，制定并遵守憲法；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這無疑證明了中國總體上是包容性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但不容否認的是，現行政治體制中存在著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概括起來如下：

一是權力過分集中。在政黨權力配置上，政治協商制度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目前，政治協商對黨政決策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政治參與民主對話來實現的。但由于政治協商在黨政決策中的法律地位還不明確，政治協商的程序也不夠規范，這就難免使協商流于形式。在政府與公民的權力配置上，政府占優勢。公民參與政府管理是民主化的趨勢和重要內容，但現實是公眾渠道存在著不健全和不暢通的情況，結果是造成公眾與政府部門的緊張關系和對立情緒，甚至導致激烈的沖突。在政府與市場的權力分配上，市場往往被權力過大的政府所吞沒，“看不見的手”常常被“看得見的手”所控制，尤其是在政府的權力運作程序不甚完善、政府責任制尚缺乏的情況下，政府在與市場、企業的利益關系中過大、過多的權力，嚴重地制約著市場經濟的發展。

二是機構臃腫、官僚主義嚴重。根據帕金森定律：一個不稱職的領導往往任用兩個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當助手。兩個助手既然無能，他們就上行下效，再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如此類推，就形成了一個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領導體系。遼寧省鐵嶺市有一個縣有9個副市長、20個副秘書長，河南省新鄉市有16個副秘書長，湖南省平江縣作為一個貧困縣有10個副縣長、4個縣長助理。官員如此之多，必然造成機構臃腫、官僚主義、辦事效率下降，同時還增加了行政成本。三是權力缺乏制約和監督。權力缺乏監督，是腐敗的根本原因。在轟動一時的鄭筱萸案中，盡管有《行政許可法》的明確規定，藥監系統在做藥品審批時也引進了專家的技術評審，但是事后證明，專家的技術評審形同虛設，行政審批權力依舊高于一切。2007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答中外記者問時指出，“造成腐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權力過分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而在現有的權力制約機制里，對“一把手”權力的制約，常常處于缺位狀態，因此，“一把手”往往又是腐敗幾率最高的一個群體。

現行政治體制的弊端導致了諸多的社會問題。

一是經濟體制改革動力不足。中國已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依賴要素投入、規模效益的增長方式已難以持續，民工荒的現象說明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期已經過去，特別是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來臨，經濟發展更是不能再依靠廉價勞動力，而全球金融危機也標志著以出口作為重要支柱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不再是出路。中國經濟發展必須尋找新的力量。但是深入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卻不容樂觀。因為在中國這樣一種政府主導市場經濟建設的格局下，部分企業依托政府權力、借助于對公共資源和市場地位的控制和壟斷，獲取超經濟利潤，致使其他企業失去了公平競爭的機會，也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和信心。在這種情況下，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處境艱難，經濟活動的民間動力下降。面對持續多年的經濟增長模式的式微，中國需要在體制上實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長動力，尋求可持續的、均衡的、體現社會公平和公正的經濟發展道路。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1]164 二是社會矛盾凸顯。在社會轉型和利益分化的過程中，市場經濟在發育，利益群體在分化，社會層級在豐富，人群流動在加快，公民訴求在增加，致使一些領域矛盾凸顯，糾紛層出，勞資沖突，醫患矛盾，用地糾紛頻頻發生，國企改革中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大量工人下崗失業，失地農民問題逐年增加，農民工遭受歧視和生存發展無保障，房價一路高歌，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群體性事件連續發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如此復雜的社會矛盾急需社會管理加強，執政能力提高。但計劃經濟時代的管理方式和長期形成的官僚主義有時不但沒有化解社會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斷激化。上述諸多社會矛盾從表面上來看是經濟體制改革所引起的弊端，可究其深層次的原因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不到位，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不協調，換言之，社會矛盾產生的主要根源是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化解社會矛盾必須從源頭上抓起，加快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三是腐敗現象嚴重。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入，腐敗問題日益突出，甚至成為百姓最為關注和最為痛恨的現象。當今社會腐敗種類繁多，“一把手”腐敗；用人腐敗；行政執法腐敗；司法腐敗；公賄；審批權腐敗；基層政權腐敗；壟斷性腐敗等10余種。中紀委指出，中國權力集中部門腐敗案仍多。除了一把手腐敗外，副市長腐敗、村官腐敗也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腐敗的種類在增加，腐敗的人數在擴大，腐敗的特點與以往相比也明顯不同，即腐敗呈現為群體化、高官化、國際化、隱蔽化、巨額化、期權化，銀行、證券、保險、信托、拍賣等方面的腐敗頻繁發生，在這些領域中，腐敗呈現出金融化、虛擬化的特點。腐敗不但是人們最為痛恨的，也是對社會危害最大的，甚至于有亡黨亡國的危險。由此可見，腐敗成為最大的社會危害、最大的社會浪費、最大的政治挑戰。而腐敗的深層原因主要是由于權力過于集中并得不到有效監督導致的。由此看來，深入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被提上日程。

四是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結構固化為“貧富分化”的斷裂社會。“仇富”與“嫌貧”日趨嚴重，普遍的不平衡感導致絕望。階層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不斷加大，特別是城鄉差距日益明顯，而且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城鎮內部收入差距遠遠大于行業差距、地區差距。城鄉之間的差別并不是一本戶口簿的問題，而是因為一個戶口簿引發的福利、就業機會、工資待遇、教育待遇等一系列權利的不同。民生問題與政治體制關系如何？究其實質，主要原因還是在于權力分配方式，換言之，我們面臨的是貧富差距，更是分配體制的不完善。這種貧富嚴重的兩極分化不是市場經濟自然形成的，大多數的暴富都和權力腐敗與壟斷有關，吳敬璉在2012年11月29日出席“財經年會2013：預測與戰略”時表示，中國的貧富差別如此巨大，主要的原因是來自靠權力取得的收入。如此說來，只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縮小貧富差距，從而避免社會矛盾激化，使社會保持穩定與和諧。

綜上所述，現行政治體制中存在的權力過于集中、機構臃腫、官僚主義以及缺乏有效監督等問題，不僅導致了經濟發展遲緩，貧富不均加劇，更滋生了腐敗，而腐敗危害的嚴重性，彰顯了加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由此看來，政治體制改革刻不容緩。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成績及阻滯力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的重要講話，被看成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綱領，吹響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號角，這篇直指政治體制的總弊端即權力過分集中的講話，為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鄧小平指出：“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2]3271982年的政府機構改革，一是開始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二是精簡了各級領導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隊伍年輕化建設步伐。十三大的政治改革方案由于各種原因并沒有很好地深入開展，當時不僅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中國在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之后確定市場經濟也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直到十四大之后，1998年機構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其重要的表現是撤銷了幾乎所有的工業專業經濟部門。在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國務院組成部門設置27個。2012年8月22日，國務院發文決定取消314項部門行政審批項目，共明令取消2 000多項行政審批項目。政治體制改革的成績還體現在反腐敗方面，2002年至今被判處死刑的高官有：李真、王懷忠、呂德彬、盧萬里、李友燦、鄭筱萸、姜人杰、曾錦春、李培英、段義和、許邁永。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反腐行動更是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回顧政治體制改革的歷程，不難發現，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具體表現為：代表大會制度化，政治繼承和有限任期制度初步確立，依法治國成為共識。但是，我們必須冷靜地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仍存在很多阻礙因素。

一是利益障礙。政治體制改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權力的重新配置過程，必然涉及對權力的監督與制衡，這就意味著某些群體既得利益的喪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認為，阻礙改革的勢力主要來自四個方面：一是部門利益，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博弈；二是集團利益，包括國有壟斷企業的利益；三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如土地財政、亂收費等；四是階層的利益博弈，例如人們對房產稅的態度。在中國的金融、外貿、房地產和建筑業中，公司高層領導中的85%～90%來自于政府官員等精英家庭，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權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政治體制改革有可能損害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當然要反對或者阻撓政治體制改革的進行。只有突破政治利益的阻礙，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以此贏得民眾對改革的支持，才能實現經濟利益的調整，以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二是文化障礙。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農業社會的國家，總體上是一個人情社會，廣大農村更是一個宗法社會，統治方式是中央集權，這種集權的管理形式主要是家長制，其主要特點為：政治權力具有專斷性與隨意性；皇權無限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吏從上到下任命；人們特別注重關系，人治大于法治，情大于法；政治與經濟不分，以政治干預經濟，重農抑商；沒有言論自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以經驗為主的傳統文化模式嚴重阻礙著政治體制改革。因為在這種中央集權占據主導地位的文化模式下，工業與商業投資具有極大的冒險性與回報的不確定性，財富積累的源泉主要靠權力所進行的掠奪，只有官員才能有迅速發跡的機會。由于權力在財富的積累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所以最能持續繁榮的投資是為獲得官位而進行的投資。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引用了《華北先驅報》刊登的一個例子：廣州海關的關稅承租人“頭一年的收入20萬兩用于買官；第二年的收入用來‘送禮’；第三年的收入則據為己有”[3]103。可以說傳統文化主要就是“權”大于法、“情”大于理、“關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自主，特別是在干部選拔和任用方面更是如此，致使跑官、要官、買官的現象屢禁不止。傳統社會中的家長制在今天的政治體制中依然存在，對此，鄧小平指出：“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2]331 三是認識障礙。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有現實的利益障礙和傳統的文化障礙，還有人們的認識障礙，即人們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存在著諸多誤區。這些誤區有：(1)人們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就應滯后，現在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完成，所以不應急于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其實現有的政治體制恰恰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阻力。(2)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制定各種規定，相應的規定意味著政治體制改革的舉措和行動。實際上，政治體制改革既是一種觀念和制度，更是實際的行動，比如大部制改革就不能完全停留在設計上，而應有具體的實施方案。(3)政治體制改革就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們應該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決不能滿足于只解決現象層面的問題，必須深入到現有政治體制的內部，找到導致諸多社會問題的政治體制的癥結所在，才能夠擺脫中國現代化轉型中的困境，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4)政治體制改革違背了馬克思主義、背離了社會主義。眾所周知，在中國社會一直存在姓“社”與姓“資”的意識形態爭論，似乎只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有走資本主義的危險，就遠離了社會主義道路，意識形態憂慮淹沒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精神和勇氣。只有破除意識形態壁壘，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真正被提上日程，政治體制改革才會朝著符合多數人的利益方向前進。(5)政治體制改革會影響社會穩定。一些人以維護穩定為理由，極力阻礙政治體制改革。毋庸置疑，政治體制改革既涉及部分機構和部門的調整，又會觸動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換言之，它可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不穩定。但是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消除體制內的不穩定因素，社會安定只能是暫時的、表面的。只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鄧小平更是多次強調“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1]164。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一方面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卻困難重重，但從政治體制改革所面臨的大環境來看還是有利的：一是因為黨和政府在群眾中有崇高的威信，此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二是因為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內到黨外，基本上形成了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改革共識；三是各種改革尤其是經濟體制改革為政治體制改革奠定了基礎、提供了經驗和保障。由此看來，接下來就是探尋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并切實進行有效的實質改革了。

三、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及路徑

長期以來，人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總是感覺信心不足，對改革的結果也存在不滿，對改革的前景也不樂觀。但是從前面的分析不難得出結論，當今中國不但要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而且必須深入展開，換言之，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抓住有利時機，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更需抓住有利時機。原因在于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方面產生于國內外的壓力，另一方面則源于政治體制改革的各種動力。(一)政治體制改革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主導力量，黨和政府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領導力量，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定性因素。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自始至終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這既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總結，也是社會主義政治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只有在此基礎上，同時在其他力量的推動下，才會取得成功。首先，市場經濟的推動在政治體制改革中起著基礎性的作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領域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對政治體制提出相適應的變革要求，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壓力和動力。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利益調節、社會保障、公民權利保障、政府施政、執法司法等方面的體制，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設為之提供政治制度環境支持。民主政治的精髓在于以法律的形式保護和規范公民的各種合法權利。經濟改革的成果只有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上才能得到鞏固。其次，公民社會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堅力量。公民是強大的政治力量。2011公民社會十大事件表明中國公民社會正在形成，其中烏坎事件彰顯了基層治理的困境，也開啟了官民對話協商化解沖突的先河；溫州動車事件則意味著民眾問責政府的權利覺醒；免費午餐則是民間社會設置公共議程的典范；PM2.5檢測納入國家標準說明公民開始用行動爭取環境權，緊隨其后的什邡市鉬銅項目是公民爭取環境權的又一成功范例。在啟東市反對排污項目事件中，由于擔心日本王子紙業集團準備在當地修建的排污設施會對當地民眾生活產生影響，民眾表示強烈抗議，最后，南通市人民政府決定，永遠取消有關王子制紙排海工程項目，這一事件標志著民眾的環境意識與權利意識在迅速提升。在廈門、大連、寧波市鎮海區多次出現的反對PX項目事件，都逐漸顯示出民眾日益強大的政治博弈能力。通過一系列公民社會事件，民間組織的數量迅速增加，民間組織的種類日益增多，民間組織的獨立性明顯增強，而這正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強大力量。因為政治現代化的歷程就是公民的政治參與不斷擴大的歷程，這些公民社會事件改變了人民內心深處對政治、公共生活的冷漠、畏避的政治態度，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在推動力。

再次，基層改革者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可貴的經驗。一大批勇于嘗試的改革者對于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了可貴的探索，他們是內蒙古自治區卓資縣縣長張楚、河北省無極縣縣委書記劉日、山西省原平縣縣委書記呂日周、山東省菏澤市市委書記陳光、四川省雅安市市委副書記張錦明、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宋亞平、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縣委書記王曉樺、云南省教育廳廳長羅崇敏、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陜西省神木縣縣委書記郭寶成等，他們分別結合自己的工作就現行的政治體制提出了許多有針對性的建議和意見，比如劉日通過調研，提出了《關于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修改建議》、《關于反腐敗重獎和保護舉報人的建議》、《關于如何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的建議》、《關于請“新后備干部、新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財產的建議》、《關于規范高管年薪和實現共同富裕的建議》、《關于解決我國分配不公問題的建議》等等，每一項建議，都涉及廣大人民的利益，每一項建議，都沒有回避嚴峻的現實問題和難題。這些政治體制改革的嘗試者，不僅為改革提供了經驗，而且帶動了一些地區的政治體制改革，營造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環境，使民眾對政府充滿了信心，對改革寄托著希望。最后，媒體的監督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各種媒體中網絡反腐尤其值得一提。網絡是一種現代化的信息工具和知識載體。通過網絡和運用網絡進行反腐敗，已構成當代中國反腐倡廉建設的一種新形式。微博舉報貪腐線索，引得無數網民圍觀，紀檢部門介入調查，成為當下反腐風暴的明顯特征。“表哥”、“房叔”、“房妹”、雷政富不雅視頻截圖等都是網絡提供的反腐線索，特別是十八大之后，微博反腐更為密集，時時有人舉報，不時有人落馬。可以說，群眾越來越把網絡反腐作為對干部實行民主監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網絡反腐也確實發揮了擴大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的積極作用，增強了社會自治功能。網絡反腐是一種民主政治，是眾多網民都有平等權利參與政治的表現。(二)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

黨的十八大根據現有政治體制存在的問題和導致的社會矛盾，確定了以下七項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它們是：支持和保障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些內容充分說明了我黨對現行政治調整存在的弊端的認識和深入改革的勇氣和決心。習近平在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我們要更加自覺地恪守憲法原則、弘揚憲法精神、履行憲法使命。更令人可喜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已經出臺并開始征求各方面意見。此方案對中國現有的27個國務院組成部門要進行大幅合并，形成18個部。而大部制的改革同時要配合事業單位的改革一并進行。我們相信，中國新一輪的政治體制改革必將不斷深入并卓有成效。從政治體制改革歷程及經驗來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做到“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這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的原則，也是政治體制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證。由此看來，深度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序幕已經拉開，之后的推進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首先，“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4]。中國共產黨高層以及全國人大和人民政協構成了“頂層設計”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動力，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然也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中國共產黨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領導者是毋庸置疑的。離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不是中國現實政治語境中的政治體制改革。同時要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加強政府的法制建設，調動基層改革的積極性。現行政治體制中，“人走政息”現象較為普遍，諸多政治體制改革試點往往是在某位地方領導或某屆黨政班子的倡導下進行，隨著改革試點的地方官員被提升或調離后，原來的改革就被擱置甚至停止了，這說明政治體制改革缺乏規范和必要的制度供給。只有通過法制建設，改變政治體制改革過度依賴中央和地方基層領導者的品質和能力，把能人執政變為依法執政，使能人政府變成法治政府，才能保證政治體制改革的連續性和持久性，從而從根本上改變現有政治體制存在的問題。

其次，“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4]。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加速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分化和多元化。社會利益的分化和貧富差距的拉大產生了社會利益的沖突和廣泛的政治參與的要求，從而對政治穩定和統治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特別是新的社會階層迅速成長起來，他們迫切要求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以實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要解決當前中國面臨的貧富差距、民生、社會公平和正義、社會和諧等一系列問題，都需要從發展民主保障公民政治權利的根本上著手，創新選舉制度和選舉程序，擴大和切實保障人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再次，“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4]。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可以促進但不會自發導致社會的進步和政體的民主化進程。反之，一個良好的民主、法治政體是經濟繁榮、社會公平、公正的決定因素。只有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才能鞏固經濟發展的成果，實現正規的現代化轉型。最后，堅持從本國實際出發，與本國實際相結合。改革不僅是個理念問題，也是利益格局的調整。社會形成了不同層次的社會階層和利益團體，這些階層和利益團體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的利益結構，改革的成果應使大多數人獲利，同時兼顧少數人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改革的風險可以控制。因此，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自身的經濟社會基礎出發，考慮怎么做才是現實的、可行的，選擇一條阻力較小的改革路徑，通過實驗的方式逐步展開，避免陷入危險。

綜上所述，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政治體制改革困難重重，政治體制改革任重道遠。但我們希望，我們也相信，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定會成功。【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德]韋伯.儒教與道教[M].洪天富，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4]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單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第三篇：三農問題-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與對策

三農問題-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與對策

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經濟改革，正在與市場經濟逐步接軌。特別是在城市，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體系已經初步建立。但從廣大農村來看，市場經濟因素發育還很不成熟，農村經濟社會生活仍然保留著傳統計劃經濟時的特征。如果說，在城市，改革的順序是先經濟發展而后政治改革，屬于經濟改革的深入提出了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那么，在農村，制約經濟發展和融入市場體系的主要因素，則與政治體制的改革滯后緊密相關。從一定意義上說，要想加快農村經濟發展或推動農村經濟的市場化步伐，要想走出“三農”困境，則必須用政治體制改革來帶動。實施城鄉統籌發展戰略，首先必須推進農村政治體制改革。而進行農村政治體制改革，又必需在以下幾個問題的認識和解決上取得突破：

一、“三農”問題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解決“三農”問題既需要城鄉互動，統籌發展，更需要加快形成農村自我發展的良性機制。這一良性機制的核心，就是提高縣鄉政權機構的運行效能。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是以縣鄉干部為組織核心與推動力的，縣鄉干部的積極性和作用發揮如何，直接關系到農村經濟發展。而調動縣鄉干部積極性，還缺少相應的工作機制和運行機制。現階段我國縣鄉機構的設置與運行效果，與解決“三農”問題和實施城鄉統籌發展的需要是不相適應的。突出體現為：縣鄉機構設置過多、過濫，政權機構的各個組成部分相互摯肘、扯皮，人浮于事，不僅運行效率低，而且壓抑干部群眾的積極性。在這種體制下，既“以人為本”，即一切以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的意志為本，又不能“以人為本”，即不能尊重每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造成干部心氣不順，工作機制不順，管理體制不順，再好的資源、再好的政策，都難以發揮最佳效益，從而形成解決“三農”問題的體制惰性，形不成縣域發展的合力。

二、新型農村政治體制的確立必須以務實、高效為前提，建立這一體制需要對現有農村政治資源進行整合。在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縣鄉政權和村級組織起決定性作用，直接面對基層復雜而具體的矛盾。但從政權機構的構成看，現在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政府負責制，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四家機構同時存在，共同參與經濟運行與決策，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對同一問題實施指導和解決。特別是黨委和政府之間，分工不明確，工作相互交叉。重大事項都是黨委決策、政府實施。涉及到一些具體工作，黨委、政府都有分管領導。這種政治體制的運行結果：一是對同一問題難以形成一致意見，決策不果斷，影響效率。二是對難點問題、復雜問題推諉扯皮，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形成諸多歷史遺留問題。三是爭功推過，形成矛盾和恩怨，班子不和，矛盾重重，內耗嚴重，好事搶著管，難事推著干，造成有些事誰管誰都不管，有些事誰都來管的局面，使當事者無所適從。尤其嚴重的是，縣鄉政府的一把手都是黨委第二書記，實際上是“二把手”，決策時都是書記拍板，有時黨委領導代行政府職能，或過多干預政府工作，影響政府領導開展工作的積極性，在出現問題后，追究責任時又是政府領導受過。如，在十分嚴肅的防治“非典”、禽流感、安全生產等工作中，都是書記掛帥決定重大事項，行政正職和分管領導提出的意見并不能實施，但出現問題時都是行政正職和分管領導受責。如此種種，使縣鄉政權機構的效用難以得到有效發揮，必然影響和制約農村經濟發展。改革這一體制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區分農村與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特別是區分縣域與城區的不同情況，從農村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以務實、高效為前提，對現有的機構設置、人員配備等進行有效整合，形成與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相適應的新體制、新機制、新隊伍。

三、深化農村政治體制改革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需要，在整合農村政治資源的過程中，必須突破兩大障礙。一是思想障礙。主要是在黨的領導的具體實現方式上要轉變觀念。傳統理論與作法認為，堅持黨的領導就是黨委管理一切，只有黨委的決策才是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與此相適應形成了現在的機構設置與體制。改革這一體制就必須在理論上進行創新與突破，轉變思想觀念。建立新型農村政治體制的理論基點是，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主要體現在黨在農村的執政能力和影響力上，無論哪一級組織或機構，只要黨員領導干部占主體、以黨的理論和宗旨為指導、在黨的組織監督之下、以“三個代表”為要求開展工作，就能保證黨的領導、黨的威信和影響力，進而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只有確立了這樣的思想前提，才能大膽地對現有機構進行改革和創新。二是人員障礙。改革農村政治體制，具體體現為對現有的機構設置進行調整，調整機構必然調整人員。富余人員怎樣安置，在崗人員怎樣配置，直接關系到切身利益。而且，這部分人員都有很大的“能量”，矛盾錯綜復雜，解決不好，既影響積極性，又影響社會穩定。只有這一關過好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各項措施才能順利實施。

四、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黨政合一設置、兩權分立運行、鄉村一體自治、民間組織調節。農村存在的問題和矛盾錯綜復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原有政治體制下，黨政機關管了許多不該管的事，把自已當作農民的救世主，行政運行與村民自治相沖突，直接侵犯農民的利益。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進行農村政治體制改革，構建新的農村政治體制。

黨政合一設置，就是改變目前黨委、政府分立的局面，縣以下實行黨委、政府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減少領導職數，黨政交叉任職，實行黨委書記負責制。在這種機構設置的框架下，縣域只有一個“一把手”，黨委書記與行政首長“一肩挑”，對農村經濟發展負

總責。根據各地情況不同，領導職數可以定為6-8人，其中，黨委書記兼任行政正職，主持全面工作。專職副書記1人，主管政法、紀檢、黨務、群團等黨的工作。設行政副職5-7人，分管具體行政業務。

兩權分立運行，就是通過黨政合一設置，確立黨領導下的行政權體系。通過對人大、政協機構的整合，確立議事監督體系。通過對這種整合，將縣級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四家機構合并為兩家，分別行使行政權和監督權。

鄉村一體自治，就是減少鄉鎮這個中間環節，撤鄉并村，實行村支部領導下的村域自治，縣級黨政部門根椐工作職能，將工作觸角直接延伸到村。如：農業局直管村級農業事務，民政局直管村級民政事務等等。村中實行村總支或村支部領導下的村委會工作制度，涉及黨的方針、政策等需在農村落實的事項，由村黨總支或黨支部負責，其他涉及村民切身利益和村級發展的事項，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相沖突的，實行村域自治，由村民大會、村民代表大會等決定，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機構而存在。

民間組織調節，就是培育、發展和完善農村的民間組織，如農民協會和各種專業協會，將過去由鄉、村承擔的民間調節功能，交給民間組織管理，由民間組織承擔。如，成立農民協會，作為農民自我管理的一種組織形式，既可以代表農民維護農民的權益，反映農民的意愿，同時，還可以作為黨與政府同農民進行溝通聯系的橋梁和紐帶，依靠農民協會這種民間組織，解決依靠法律、政策所無法解決或無法高效解決的民間矛盾與糾紛，有利于農村的穩定。

五、構建新的農村政治體制，必需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完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農村能得到通暢的貫徹實施，實現黨的意志；二是黨的組織在農村起決定性作用，不同層面的群體都能緊緊地團結在黨組織的周圍，體現黨的號召力、組織力和領導力。做到上述兩點，不一定非按傳統方式一切由黨委機構決定，使人大、政府、政協等處于從屬地位，這樣，不利于調動方方面面的積極性。按照新的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加強黨的領導主要通過健全組織制度來實現。如，黨政合一后，一方面，黨委會、政府會分設，重大事項由黨委會提出、決策，政府會予以貫徹實施。另一方面，健全黨內組織生活，黨內政內有所區分，使領導班子中占絕對多數的黨員干部成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骨干。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歸根到底是發揮黨組織的活力，只要黨員干部、黨的組織在農村發展中起核心作用，就能保證農村工作的社會主義方向。（三農中國）

第四篇：新形勢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1.新形勢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2.依法行政與執法公信力3.節能減排你、我、他

4.如何全面準確把握三中全會精神5.機遇、挑戰與對策——新型城鎮化之路

6.中國環境問題現狀及其對策

7.提高中高級公務員執行力8.公文寫作規范與技巧9.《旅游法》解讀

10.公務員壓力疏導與情緒管理

11.關于國家金融戰略的思考12.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加強作風建設13.十八大精神與廉潔政治課程考試

14.堅持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課程考試15.心理干預訓練與作用課程考試

16.如何加快項目經費支出課程考試

17.當前如何發展好海南省工業園區課程考試 18.如何提高行政審批效率課程考試19.提高公務員廉潔

從政道德水平課程考試 20.如何強化項目儲備和管理課程考試21.拓展用地空間 確保項目落地課程

考試22.當前旅游經濟形勢與政策展望課程考試23.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課程考試24.如何又好又快推進重點項目建設課程考試

第五篇：司法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

如賀衛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眾傳媒更如同約好了似的，對于法院、檢察院以及公安系統在司法和執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負面現象連篇累牘地加以報道。”近來又有以揭露社會不公現象為己任的“焦點訪談”報道了云南兩個地方法院嚴重違反程序法的情況，又一次把人們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問題上。這一報道引出了一個老話題，即司法公正與社會環境的關聯問題。如人們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對現行司法體制的改革來實現司法的公正性。這種改革是針對司法體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審判機關的司法改革、檢察機構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體制的改革。而這種自我手術式的和非擴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難以有很大的作為。我們應當認識到如果與司法體制相關的體制不改革，沒有一個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的體制環境，司法體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難以取得實質性的成效。筆者的這種觀點似乎有“環境決定論”的嫌疑，但必須承認，如果不消除外部體制上的問題，而只是簡單地對“終端”“殺毒”，即使是天天升級“殺毒軟件”也將無濟于事。

以“焦點訪談”報道的情況看，云南的兩個基層法院嚴重違反程序法的一個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預，而這似乎還是一個主要原因。問題在于，為什么地方行政能夠干預基層法院的司法工作呢？為什么法院沒有能夠頂住來自地方行政的干預呢？這里涉及我們長期議論的司法獨立性問題。我們可以設想基層法院面對地方的行政干預“勇敢”而上，去堵“槍眼”，但后果會怎么樣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預沒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夠有效抵制的話，相信就不會發生上述報道的司法不公問題。問題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夠有效地干預，這種干預是以制度和權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為基礎。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名義上獨立行使司法權的法院是無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義”，而是抵抗常常是無謂的。地方行政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準確地講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與法院是什么關系？從表面上看似乎沒有關系，但實際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財、物，哪一項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預的還有其他一些權力機構。地方各級法院的院長從名義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權卻是在地方組織。在財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從實質上分析，地方行政機構就是地方的主要權力機構，地方法院不過是地方權力機構的組成部分而已。在這個意義上，甚至談不上地方干預與否的問題。這種關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來。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機關或地方黨的辦公樓處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檢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辦公樓圍繞其外。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完全是等同的位置。從實際結構關系看，法院不過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應當服從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預不對，那地方黨組織又能不能干預呢？問題的答案具有悖論特征，實踐中答案卻是肯定的。為了維護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過地方黨組織實行間接干預。由于地方黨組織的干預具有其政治正當性，因此法律理論上的不干預理論就難以對抗。在權力架構方面，基于這種政治正當性，設計者也沒有打算要真正讓法院擺脫這種權力干預。對于大案、要案，地方權力機構可以通過特定的機構對公、檢、法進行統一協調，這是眾所周知的實情。統一協調是從積極意義上來表述的，消極意義上就是干預。

從中國目前的現狀觀，不僅是基層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預，更高一級、高二級的審判機構不也處于這種境況嗎？地方權力機構對司法干預的動因很多，地方的經濟利益、地方權力機構中具體行使權力者個人的利益、權力行使者對司法公正性與司法者的認識差異等等。在我國的經濟體制架構下，經濟主體的利益與地方權力主體有著密切的關系，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全資企業，由于各種無法脫離的利益聯系，也就必然要使地方行政進行干預，不干預是不可能的。領導批條這種干預方式在實踐中從來都是暢通無阻的。因為我們的體制和觀念成就了這一點。

要保證法律的統一實施，堅持法治原則，獨立的、不受干預的司法是其必要條件。對此，似乎我們都明白。但遺憾的是，這種認識僅限于法的理論和理想層面，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認可。一句“中國國情”就將這種認識全部消解了，因為所有關于司法獨立的原則和措施都是非中國傳統的。而且正當的干預更為干預者提供了干預的契機。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觀念上并未真正接納獨立審判的意識，另一方面，是我們的體制架構為這種干預提供了條件。因此，當我們在觀念上接受了獨立司法的必要性時，就應當改革能夠干預司法的現行權力結構體制。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就應當在推行司法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當然，要進行這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困難的，但正如賀衛方教授前文結語所言：“我們且不可‘只揀無火處走’”

（作者系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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