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人口政策的歷史1

中國人口政策的歷史。第一階段：1949-1953鼓勵人口增長，限制打胎。毛主席對于人口有一些論述，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政治協商第一屆會議：“我們極好條件是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和九百五十九萬七千平方公里的國土。”第二階段：1953-1956提倡生育，但有計劃地節育提倡。第三階段：1957-1964政策反復期。1959-1961三年困難后，人口反彈。1962年，周恩來再次提出“節制生育”。“文革”期間計生機構撤銷，人口再次無限制增長。第四階段：1970-1984嚴格控制人口。1970年2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周恩來說：“現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計劃生育。”1973年，國家計委把人口計劃指標列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中。1975年2月，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作“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1980年全國人大通過《計劃生育法》。

劃生育的積極效果：成功控制人口過快增長。1971-2005年，全國少生約4億人，出生率降至1.8%，國家節省74000億撫養費。緩解人口壓力。減輕人口與土地、資源矛盾。提高婦女社會地位和婦女、兒童的健康水平。改善青少年的教育。

計劃生育的消極后果：一是人口性別結構問題。資料統計我國近幾年新生人口男女比例117:100，國際公認比例107:100。男性比例過高造成：婚姻壓力大、加劇性犯罪、賣淫嫖娼、拐賣婦女兒童等(論壇學者看法不代表新浪觀點)

主持人：焦洪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主講嘉賓：

穆光宗(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李建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點評嘉賓：

仝宗錦(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秋風(獨立學者)

周子橫(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王廣州(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楊支柱(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

何雪峰(《南方都市報》主任)

主要觀點：

李建新：人口是一切之基礎

穆光宗：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

秋風：物質主義將人看做物

周子橫：生育權應該交給家庭 政府可提供政策支持

楊支柱：人口高速增長并不意味經濟倒退

何雪峰：核心小家庭是工業化社會必然

仝宗錦：我國對胎兒權利沒有保障

由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南方都市報、新浪新聞中心主辦的薊門決策論壇在中國政法大學開講，本期主題是人口問題與計劃生育政策調整，主講嘉賓是北京大學教授穆光宗、李建新。以下為論壇實錄：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同學、各位媒體朋友，大家下午好！薊門決策第10期今天正式開講。今天論壇的主題是“人口問題與計劃生育政策調整”，在開講之前先允許我對今天的嘉賓做一個介紹。今天請了兩位主講嘉賓：一位是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的穆光宗教授！一位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李建新教授。同時也邀請到六位點評嘉賓，分別是：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仝宗錦教授，獨立學者秋風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周子橫研究員，歡迎！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王廣州研究員，青年政治學院楊支柱教授，南方都市報何雪峰主任，對各位嘉賓蒞臨主場表示熱烈歡迎！

下面有一個簡單的背景介紹。

近日，媒體爆出陜西鎮坪縣懷7月身孕的馮建梅因交不起4萬元罰款，被計生委人員強行暴力引產的事件。馮建梅與鄧吉元2006年結婚。陜西鎮坪縣曾家鎮認定，馮建梅政策外懷孕，“不能再生育二孩，應當終止妊娠”。鄧吉元說，當地計生局一副組長揚言：別說7個月，只要還沒出生，9個月的胎兒他們都引產過。

暴力執法的計生干部。《黃河邊的中國》描述--河南某村民曾說：這些保甲長(他把鄉村千部稱為'保甲長')，對付農民的土辦法是：超生交不出罰款，就帶人來搬糧食、牽牛羊，甚至破門拆屋。

“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這是著名人口學家馬寅初先生的一句話。1957年7月5日，人口學家馬寅初《新人口論》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主張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我國人口政策是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

中國人口政策的歷史。第一階段：1949-1953鼓勵人口增長，限制打胎。毛主席對于人口有一些論述，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政治協商第一屆會議：“我們極好條件是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和九百五十九萬七千平方公里的國土。”第二階段：1953-1956提倡生育，但有計劃地節育提倡。第三階段：1957-1964政策反復期。1959-1961三年困難后，人口反彈。1962年，周恩來再次提出“節制生育”。“文革”期間計生機構撤銷，人口再次無限制增長。第四階段：1970-1984嚴格控制人口。1970年2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周恩來說：“現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計劃生育。”1973年，國家計委把人口計劃指標列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中。1975年2月，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作“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1980年全國人大通過《計劃生育法》。

計劃生育的積極效果：成功控制人口過快增長。1971-2005年，全國少生約4億人，出生率降至1.8%，國家節省74000億撫養費。緩解人口壓力。減輕人口與土地、資源矛盾。提高婦女社會地位和婦女、兒童的健康水平。改善青少年的教育。

計劃生育的消極后果：一是人口性別結構問題。資料統計我國近幾年新生人口男女比例117:100，國際公認比例107:100。男性比例過高造成：婚姻壓力大、加劇性犯罪、賣淫嫖娼、拐賣婦女兒童等現象，社會不穩定因素加大。

二是人口老齡化。我國進入“未富先老”困境。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快，老年人絕對數量大、區域差異明顯，人口老化與綜合國力不相適應，即進入“未富先老”的困境。

三是勞動力就業問題。勞動年齡人口供應跟不上經濟發展需求，靠人力實現增長的中國經濟面臨持續衰退。預測表明中國勞動適齡人口將從2013-2015年減少。未來10年內，20-40歲年齡段減少1億以上。

四是是對家庭規模結構的影響。421家庭結構導致獨生子女老年父母“老難所養”和“老無所依”。

五是獨生子女的性格健康問題。社會學家研究發現，大多數獨生子女在人格特征方面缺乏合作、共享和寬容精神。與老一代相比，抗挫折能力和心理素質差，不及父輩勤儉節約，由此可能引發其他社會問題。

世界各國，比如韓國、美國、德國的人口政策不同。著名學者郎咸平提出在調整人口政策上，應采納海洋法系的思路，讓大眾參與人口政策的調整。只有人口壓迫生產力時候才需減少人口來解放生產力，中國現在與當年歐洲一樣是“生產力壓迫人口”，而不是“人口壓迫生產力”！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說：第一代人口政策是“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第二代人口政策“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其目標是防止人口嚴重老化和少子化。

以上是我們對關于人口和計劃生育問題特別是它們的利弊做了一個簡要的介紹，從剛才所呈現的內容來看，弊端很明顯比積極影響要大得多，所以今天關于人口和計劃生育的政策問題特別是國家現在又對《計劃生育法》進行修改，我們請這么多專家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下面有請主講嘉賓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李建新教授主講，有請！

李建新：人口是一切之基礎

李建新：謝謝主辦方，也謝謝主持人做的背景介紹，今天主要從幾個方面論述一下。

說到人口，我一般問大家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90%的人回答這個問題驚人一致：多！多的背后有兩種含義：一個是事實陳述，一個是價值判斷。我說人口做分子分母上下都不是人，都是負擔。這個觀念在中國30年來根深蒂固——任何一個人都不加思索的認為中國人多是負擔。所以我們觀察任何問題、思考任何問題都帶有預設。比如今天來的路上堵車，學生食堂擁擠，肯定抱怨一句“中國人太多”，從來是作為負擔。我們一直處在誤解中。

對中國的人口問題大的方面有兩個層次：第一是生育權利的問題，基本人權的問題；第二層次是人。人口又分為三個不同方面：首先是人口自身的變化是什么樣的，然后人口作為變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是一個什么關系，最高一個層次是從宏觀長遠來看人口作為國力的力量怎么樣影響文明興衰、國力興衰。今天我的演講主要集中人口方面。

人口是一切之基礎，人口怎樣變化必然影響到國家的方方面面的邏輯出發，政治平穩、經濟可持續、社會和諧、國防安全、文化傳承、國力興衰等皆與人口變化直接有關。那我們就看一看世界人口、人類人口是怎樣變化的。

人類人口史上99%以上的時間，人口處于高出生、高死亡。到了20世紀為中心時，更確切的說以工業革命開始啟動了人口變化，從那時人口變量由惰性變量成為一個活躍的變量。也就是說在20世紀為中心發生了人類人口史上的最大變化。我們通常稱由人口轉變帶來的。這是一個標準的人口轉變圖，前面說99%的時間人類處在高出生、高死亡，而這樣的結果是低增長，所以屬于低端的增長。

工業革命人口變量開始增長，20世紀發生了人類史上兩個“前所未有”：第一是人口增長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另外一個峰值是增長量。我們處在這樣一個人口世紀中。現在給大家呈現的僅僅是數量。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數量變化只是一方面，內部結構還會發生變化。二元變化，一元是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人口轉變，發展中國家還處于轉變之中。未來世紀發展中國家引領變化。

另一方面還要看內部結構，人口轉變過程中直接帶來了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什么是人口結構？這里說的是自然結構：年齡和性別結構。這里呈現的是年齡結構，比如65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50年代開始內部結構變化不是特別大，但從21世紀開始這個指標的變化非常迅速，也就是說內部結構發生了迅猛的變化。

世界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少年兒童比例下降，老年人口上升，老齡少子化是非常形象的一個表現。日本人口學家黑田峻夫稱之為人口世紀(1950年—2050年)，上半個世紀表現出來的數量迅速增長，青少年兒童比例迅速增長，后50年是老年人口迅速增長，人口走向平穩，數量變化。一個人口的變化表現為兩方面，一個是數量，一個是結構。

中國人口有什么特殊之處？中國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但有其自己的特點，這個特點剛才焦院長已經說了，最大的特點是這個過程為一個壓縮過程。發達國家是自然而然的人口轉變過程，而我們帶有很強的壓縮性，進而很多結構性問題出現。預測的數據是老年人口迅速增長，少年人口迅速降低，這會影響到內部結構的急劇變化。總體上趨勢是一致的。但要特別強調的是，中國的老齡化速度更快。現在有一種說法，“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老齡化是好事”，我相信在座各位都聽到過這樣的說法。這個話沒有錯，社會發展帶來人口轉變，人口轉變必然帶來人口老齡化，邏輯關系是這樣的，但要強調的是中國的計劃生育加快了中國的老齡化進程，這就能回答“未富先老”，這是一個特殊之處。

另外一個特殊之處是中國的出生性別比例急劇偏高、嚴重失衡，而這個急劇偏高、嚴重失衡也是人類人口史上沒有過的現象。這是我做過的一個預測圖：不同年份婚配人口性別結構——這幾個數據都是實際數據，2020年時是“剩女沒問題，剩男大問題”，20—34歲屬于婚配期間，而這部分人于1985—2000年出生的人口，十年以后他們通通都在婚配階段，這時候的婚配比例失衡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們通常說的三千萬、四千萬，有理由相信還會更高，因為截止到2010的普查，出生比例的指數依然偏高，所以還會持續。這是我們國家和其它國家人口轉變中沒有出現的，這是我們的特殊現象。我們國家雖然作為世界人口一部分，在人口轉變中也出現老齡化現象，但我們國家這種人口結構問題更加顯著、更加特殊，就是我剛才說的老齡化表現加速，年齡結構老齡化、少子化，性別結構表現為嚴重失衡。更要命的是，到這時候我們是一個相互疊加的過程，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是疊加的過程，這樣的話結構風險、結構問題更加嚴重。

人口結構發生如此激烈的變化會和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什么樣的問題？先抽象的講一下關于人口和經濟發展，這是制訂“計劃生育”的根基之一，過于人口馬爾薩斯那一悲觀的論調——“人口過快增長是負擔影響經濟發展”；另外一種是西蒙的樂觀論調——人口增長是優勢，從人口發展史上來看人口多有利于發展；另外是一種中性觀。在人類人口史上有三種觀點，每一種觀點背后都有堅實的人口事實作為基礎。那它們之間相互矛盾嗎？至少在他們論述中是相互打架的，而且各位頭腦中也會拿出不同證據支持自己的觀點。90年代時哈佛大學威廉姆斯做出新的論斷，他的觀點我概括為“動態結構觀”。是什么樣的觀點？回到前面的人口轉變，人口轉變是由高出生高死亡轉向低出生低死亡，出生率這樣的變化直接影響到數量和結構的變化，怎樣影響到數量和結構的變化？

從動態結構觀再來解釋它與動態發展之間的關系，我們把三種觀點統一，威廉姆斯用了這樣的視角解釋了東亞奇跡所謂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概念是這么來的。現在把這三者統一起來，人口轉變過程，在第一階段時是馬爾薩斯、馬寅初的觀點，也就是他們所觀察到的，他們所論證的；第二階段是前面我們看到的，第三階段是樂觀派觀察到的；第四個階段是中性觀察到的。如果全部拉長看，樂觀的成分可能要大于悲觀的，要不然無法解釋這個社會越來越發展，至少在一些指數上是這樣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再來反思馬爾薩斯或馬寅初的人口論實際上有很強的局限性，倒不是說我們比他們更聰明。馬爾薩斯、馬寅初的人口論有局限性，表現在兩方面：第一他們所處的時代沒有觀察到人口事物整個發展過程，沒有觀察完。第二，后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看到了整個過程。

還有一點是人口和資源環境。說人口數量多會危害資源環境：中國的資源環境已經到了極致，人口已經到了極限，再增長就要怎么樣??有限和無限是價值判斷問題，爭論不清，沒有適度人口概念，沒有絕對值。資源環境問題是開放性的。

現在上升到國力，國力有硬實力和軟實力。硬實力包括領土、人口、軍事，軟實力其實是一種文化觀念。硬實力和人口是一種什么關系？我覺得是經濟發展為核心，人口和經濟發展就是這樣一個關系，要動態結構的去看。還有一個表現是國家的軍力和人口，這個國家的軍力肯定和年輕人口有關。前陣子將軍們發現招兵難，后備力量已經出現了問題，這直接就影響到國家的硬實力。軟實力是一種價值取向，是指秉承文明的人口，人口越大對文明的影響越大，怎么樣具體的和軟實力發生關系？首先是規模，人口規模是一個文明規模和能量的基礎，是一個文明、價值觀的基本載體；其次，人口年齡結構及其它結構是文明價值保持活力和應對外界挑戰的必要條件；其三，人口素質則是傳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條件。

過往的例證：

18、19世紀“兩雄”爭霸。西方工業革命以后，人口興起，西方文明的復興恰好也借助了年輕型人口的勃勃生機。當年英法之爭，今天的世界版圖是英國人口的屬性文化源版圖。老歐洲也面臨著結構性的挑戰，表現在經濟與文明。

20世紀的“三國演義”，硬實力主要表現在經濟之爭，這段歷史我們可以回顧一下，80年代時日本經濟如日中天，曾有一本書叫做《日本可以說不》，中國也模仿，要和美國叫板。但也從那時候開始，結構是迅速老化：日本65+%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翻了近一番；而同期美國老齡化指數則是由11.2%微升到12.3%，變化不大。還有美蘇軍事之爭，這是硬碰硬的，一個經濟，一個是軍力。

軟實力例證，有以“刀光劍影”式不同文明共同體的“征服替代”，比如科索沃戰爭，科索沃戰爭本源上是兩個民族，因為信了不同宗教，一個是伊斯蘭教，一個是東正教，后來伊斯蘭教民族增長很快，人口大大超過東正教，所以引發一場所謂的戰爭，而起因之一是這個地盤到底是誰的。也有以“兵不血刃”式文明結構的“顏色革命”，奧巴馬選舉勝利有很多解讀，但若從人口結構版圖上解讀會發現這是一種必然，50年前不可能出現，到奧巴馬選舉時已經有80%的白裔縮減為不到70%，尤其是選民。

21世紀的我們稱為“金磚四國”，真正的爭霸還在四國之中，所以《經濟學人》在論證美蘇爭霸時有這樣的觀點，現在我們也經常說龍象之爭，所以看一下結構數據。在結構數據表現中，中國在四國中老齡化速度最快，如果65歲指標是老齡化指標的話，另外一種指標就是一個社會發展潛力的指標，即24歲人口數量比例，中國數量1.2億，但50年以后減一半。美國數量不多，但一直是持續并且保持不變：10%。印度數量是不斷增加的，包括創新能力，而且保持這個結構一直在10%。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追趕美國沒有后勁，跟印度的“龍象之爭”同樣也沒有后勁。“龍象之爭”是一個象征，是命運：龍可以高高躍起，也可以重重摔下，我們常常嘲笑印度這個大象非常遲緩，但非常穩健。所以人口數據上給了我們這樣的支持。

所以中國人口變化無助于中國國內進一步擴大和旺盛。再接著擴大范圍，從空間的視角來看，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果把人口因素納入進去，人口發展變化背后人口轉變起了很大作用。但按照前面的數據看到中國是不樂觀的，如果把人口變化和歷史的發展軌跡結合起來，再和我剛才第一張圖呈現給大家的，就會看到多么的驚人一致，背后統統是人口在支撐著，如果進一步看也是二維的，先是西方，后是東方，最后東方超越了。歷史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但從前面看到的數據不樂觀。所以從世界體系看，從歷史發展500年看，西方新興起有三大因，但還有一大因即人口因。

所以我以馬克思的一段話為結語：馬克思1848年寫的《共產黨宣言》：“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這是我們的慶幸與悲哀。

這是我給大家分享的。在人口層次上鼓勵多生，這不是追求數量目標，而是追求結構目標，只有結構合理了，才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才能實現民族、國家長盛不衰。謝謝！

穆光宗：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

主持人：謝謝李建新教授，下面有請穆教授！

穆光宗：大家下午好！非常高興跟各位專家、媒體朋友、各位同學進行交流。

一、計生政策是怎么出臺的？

首先從歷史上看一看計生政策是怎么出臺的，人口有什么過去、現在和未來。看人口問題需要有一個大歷史的眼光，這非常重要。現在回想起來1980年的9月25日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不僅是人口史的轉折點。因為在這一天我們出臺了《中共中央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一封公開信》，這封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但“提倡”在后來變成了“只容許”一對夫妻生一個孩子，或者說多數的夫婦和家庭“只能”生一個孩子，一胎化，不完全是一胎制。當然也有農村家庭，第一胎是女兒，間隔幾年可以生第二個孩子。一胎化的歷史從這里開始，中國由此進入了一個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新時代，追求的是低生育率，少生就是一切。現在還比較懷念70年代的政策定位“晚、稀、少”，少生不等于獨生，5個孩子到2個孩子也是少生，5個孩子到1個孩子就發生本質變化。80年從晚稀少過渡到一胎化的強制計生。中國從那時到現在就“以數為本”，當時追求人口數量、人口總量要減少，人口零增長、負增長作為戰略目標，這是一條歧路，越來越方。強制推行的人口戰略的代價非常大，比如人權的代價、生殖健康的代價、數據的代價，還擠壓出少子高齡化的問題，擠壓出性別鄙視問題等，代價非常大，危害也很大。所以有害加重無功于國家的政策。

為什么會出臺這樣的政策？我們可以從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對人口的認識各個角度分析為什么制定這樣一個政策，因為制定這樣的政策絕非歷史的的偶然。80年中國還是計劃經濟的國度，計劃經濟本質是短缺經濟。計劃經濟對人口增長非常敏感，因為人口增長會分享福利資源，即分母效應非常強烈。所以馬寅初提出的人口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正確的，至今也依然也一些核心的價值，比如胎兒也有生命權，鼓勵生兩個孩子是生理行為等理論或價值取向我認為是可取的。人口紅利理論或計劃生育理論把人口給負面化、妖魔化，認為出生一個孩子是一個負擔，沒想到幾十年后這個孩子是國家和社會的棟梁、人才、勞動力，可以回饋家庭的撫養、國家的哺育，他是有生命周期的，有成長期、供給期。美國著名人口經濟學家說人口問題是當一個孩子出生后，成長到合格勞動力之前你能否撫養他們，撫養不了是你的問題，負擔重；撫養得了就不是一個問題。這對國家、社會、家庭來說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中國人口問題有深刻的體制背景。

我們經常怪罪馬爾薩斯把中國人口增長問題描述為馬爾薩斯的人口陷阱，窮人多了，人口增長繼續了貧困的深化。但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在什么樣的制度環境中出現人口自由、放任增長，那是計劃經濟、短缺經濟。所以改革前中國調入的是制度性的人口增長陷阱，80年以后調入的是政策性低生育、少子化陷阱，政策追求的是一定要1.5個孩子，地方上更加嚴格，誤認為少生育率越低越好，少生是一切。廣西一個農婦毒殺了很多孩子，她認為是給國家減少人口負擔。所以計劃經濟具備一種自覺減少人口的力量，因為在當時條件下人力得不到好的投資開發，很多勞動力窩在農村蓄水池中，隱性失業，包括幾百萬的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人力沒有得到很好的培育，沒有教育的投資，也沒有得到很好的開發，在政治掛帥的年代里這已經成為歷史的必然，而且當時也缺乏生育的家庭計劃，得不到信息、技術、醫用藥具的支撐，所以新增人口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一種包袱。

對于人口的認識，人口的正面被嚴重忽視：人高于口。人體現了人口的主體性、能動性和創造性，人是天地之心。“口”體現了人口的統計性、規模性和變異性。李教授談到人口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我認為人口是社會生活的主體，是社會生存的基礎，社會發展的動力。

人口與需求，有需求就要生產與創造，在當時的情況下人口負面被嚴重擴大：見數不見人。人口數量論、人口負擔論、人口過剩論、人口分母論人均指標論、壓力論甚囂塵上。

二、人口問題發生了重大轉變

人口問題的轉變是從社會人口社會學和經濟學做的分析，中國人口問題發生了重大轉變，低剩余目標的實現并不意味著人口問題的終結，恰恰相反伴隨著人口問題的轉變。什么叫人口問題？學界有一定界定：人口內部失衡、性別結構失衡就成了人口問題。從外界來看人口發展與資源發展的矛盾達到了一定層面，外化了，也可以理解為人口問題。生育率低好嗎？我們當然是否定的，生育率下降應該有底線，國內國外、古今中外都有答案。人口問題是相互關聯的，人口數量、質量、結構、分布、開發相互連，量變引發質變，對人口數量的調控一定要適度。

我們已經進入了后馬寅初時代，已經擺脫了經濟上的計劃經濟時代，單一的人口問題轉向復合的人口問題，增長型人口問題轉向結構型問題，體制型人口問題轉向政策型人口問題。政策型人口問題是跟一胎化政策有關的人口問題，和一胎化政策分不開。我們要禁止一胎化政策，所以調整政策的呼聲如此強烈與迫切、異口同聲不是沒有理由，而是有依據的。

人口問題極其復雜，人口常常是問題的面相。人口問題：什么是人口？有青少年人口、老年人人口，有殘疾人口，有男性、女性人口等，帶有很多不同的社會標識，所以什么人口？什么問題？人口具有變異性，會變化，有潛伏期和爆發期，人口多如果算是一個問題，人口少也是一個問題，需要參照系、評判標準。但人口學者都知道人口具有周期性，也具有強大的慣性。所以特別需要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來看待當下的人口問題，質疑當下的人口問題是為20年以后的中國打造良好的環境。人口問題本質是發展問題，人口問題是需求問題，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人口在智商上的競爭壓力上升以及新生人口對家庭撫養能力的挑戰等因素都會導致持續的超低生育率，不要擔心生育率不會低，而是要擔心生育率會不會太低。

四大新人口問題：一是廣義獨生子女問題；二是年輕人口虧損問題，年輕人是國家極其寶貴的資源，一個人口大國為什么不是一個人口強國？為什么南海爭端中國不敢輕易亮劍？為什么菲律賓、越南、日本、印度敢挑戰中國？從人口學上中國有人口的弱勢。年輕人口的規模決定著國家人口實力，因為年輕人身上蘊藏著寶貴的開拓力、創新力、生產力、消費力、戰斗力。我們要提升我們的人口實力，人口實力是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三是適婚人的問題。四是少子、獨子問題。

三、人口走向和中國抉擇

我最近在《學習時報》發了一篇文章《重建大國人口觀》，我的判斷是一個事實判斷：中國已經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難以自拔。人口少子化的危機已經爆發而且將深化和擴大：國家實力削弱，內憂外患，在內部社會和諧受到挑戰，在外部國家安全受到挑戰，我們要“居危思危”。

另外要回到基礎的問題上，厘清公民權利與政府義務的邊界——家庭計劃：自由自主復雜的生育；社會計劃：政府正確引導、人文關懷、公共服務、福利共享和社會保障。生育的事情政府引導，但不能強制干預。我們需要體制創新，計生委雖然被大家批得體無完膚，但我希望能夠把后續的后遺癥問題承擔起來，轉型為“人口家庭委”。還需要思路創新，鼓勵生育，保障家庭權益，穩定社會，優化人口，持續發展。以自由保障幸福，以自由促進發展，還權于民，造福于民，以人為本。要四方面：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家庭健康幸福的發展，社會團結和諧的發展，人口優化持續的發展。這四方面是互相結構的，有機的發展。

小結：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低生育率的勝利，我們已經付出了沉重代價，還將面對巨大的風險和挑戰，中國需要從控制人口轉向優化人口，從限制生育轉向鼓勵生育。形勢非常逼人，人口危機紛至沓來，重要調整迫在眉睫，可能的走向是小步快進，實際生育率調整到2，難度非常大，我并不樂觀，在現有的格局中中國注定要一再的坐失良機，一錯再錯，中國將繼續迷失在人口過多、計劃生育的歧路上，我還看不到我所希望的光亮，謝謝大家！

秋風：物質主義將人看做物

主持人：謝謝穆教授，請秋風教授。

秋風：兩位教授的報告非常精彩，他們的結論95%的贊成，唯一一個不是那么很贊成的是，他們用國家主義來論證計劃生育的不合理。這樣的論證有問題，這樣的思路跟計劃生育是一樣的，相同的地方是把人當成物，把人口當成國家的工具，我覺得這樣的論證思路不是很好，這已經是我下面要談的一個重點問題，因為我不是經濟學、社會學家，現在是一個儒者，所以從一個文化的角度討論。

整個計劃經濟本身其實就是唯物主義哲學在經濟活動中的運用，計劃經濟有一個最明顯的特征：只看物不看人。國家計委對全國有多少種產品制定詳細的生產、分配、運輸計劃，這個計劃里眼睛看到的是物質的生產和再分配，人也只不過這中間物質中一種，為了增加生產，鼓勵人口增長。后來發現計劃經濟是一個短缺經濟，反過來控制人口增長。剛才談到的短缺經濟我突然想到托克維爾說過的一段話，在他論述美國物質主義時最后有很小的一章，里面論述了一點，我覺得這點能夠揭示計劃經濟內在的問題或者物質主義治國者最后面臨的困境，當你專注于物質生產時這個物質一定是短缺的、一定是匱乏的，因為托克維爾講過人是靠心靈生產物質的，這是人和動物的區別所在。如果國家信奉的是物質主義，眼睛里看到的只是物質，忽視了人的創造性和主體性，那物質生產能力會逐漸下降，以致于最后陷入匱乏的狀態。這是中國前30年所面臨的問題，我覺得也可以解釋短缺經濟是如何形成的。

我覺得這樣一個體制，這么一種國家精神，這么一種物質主義的國家精神是我們計劃生育政策的一個基本倫理和政治哲學的基礎，這樣的思想我想完全是反中國文化的。中國過去60年道統斷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中國人悖離了世界的看法或者說悖離了中國人對人的地位。大家知道一句話，古人講“天地之中人為貴”，《尚書》中有一句話，“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在古代圣賢看來，人是世界最珍貴的存在物，直接上承于天。我們大家都在講天賦人權，可能很多人沒有理解“天”究竟是什么含義，人的尊嚴來自于他授命于天，所謂“天命之謂性”。物質主義根本上否認了超越性的絕對的人的終極保障，所以就會把人完全看成一個物。當我們反思計劃生育政策時，要對整個20世紀橫行霸道的物質主義做一個深刻的反省。所以我們會看到非常奇怪的現象，所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支持計劃生育政策的，最著名的是李銀河教授，這真的是一個巨大諷刺，也是世界最離奇的事情，他們號稱支持自由，當政府把手伸向婦女的子宮時他在歡呼，這需要我們深刻反思，在座各位熱愛自由，那究竟如何熱愛自由？這里面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一個超越者，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

中國教育的嚴重扭曲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為什么？因為那時候一胎化的子女在主宰著教育體系，所以教育越來越變態，基礎教育到大學教育越來越劣質化，所有家庭覺得焦慮、痛苦，沒有一個家庭會放松，所有家庭在子女上投入巨大成本。但事實上，這樣的競爭毫無意義，就像錦標賽，不管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競爭，最后獎品只有幾個。中國社會普遍的焦慮跟家庭結構的雷同有很大關系，這種競爭使人和人之間的距離拉遠。中國家庭變成社會中的一個惡性競爭的主體，每個家庭和家庭相互之間把對方視為敵人，當代中國社會是霍姆斯意義上的叢林狀態，每個家庭是戰爭單元，所有家庭投入競爭過程中。

第二是人際關系的扭曲，孔子講“孝悌，人之本也”，“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意思是在家庭中訓練人與人打交道的技能，比如我有一個兄弟就可以訓練出跟朋友打交道的經驗，有一個妹妹就可以培養出跟女孩子打交道的經驗，都是這樣。現在這樣的一個獨生子女使這個孩子喪失了學習社會交際能力的一個環境，所以就出現了一些問題。當然我對獨生子女沒有那么悲觀，因為可能會尋找新的辦法訓練這種能力，而這需要漫長的轉型過程，而轉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第三是迅速老齡化、少子化，這會減少文明的獲利，我們看到的是過去30年，經濟有一定增長，這個增長讓我們也看到了文明復興的前景。事實上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復興、佛教的復興。過去30年中國所發生的事情不僅僅是經濟的增長，而是文明的整體復興。當復興沒有完成時，人口因素使文明復興的步伐差不多要戛然而止，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社會中老年人越來越多，孩子越來越少，社會走不動，這本身對人的心理會產生很大的暗示作用。

我的結論是，我們應該重新制定家庭保護法。所謂的核心小家庭所帶給人的幸福永遠趕不上大家庭，這是一個基本常識。我給大家講一個歷史上的事例提示一下大家理解核心小家庭的政治意味。

還有很多其它角度，比如養老，最好的養老制度是家庭養老，沒有比這個更好的制度，北歐的國家福利政府也是一個摧毀人民的政策，我提出家庭保護法有幾個要點：第一鼓勵生育。第二鼓勵嬰幼兒母親回家，在家帶孩子，等孩子上小學時再去上班。當然這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保護她們的權益，實際上我相信可能有女性朋友說，這不是歧視婦女嗎？我相信這是保護婦女，因為帶二、三歲孩子的母親她們的痛苦是未婚女性和男性不能理解的，因為要顧家、顧孩子、顧事業非常痛苦，如果政府設計合理，完全可以放心回家，等孩子上小學再去上班完全可以做到。第三，鼓勵家庭聚居，這里面涉及很多問題，現在的城市結構，這么一個房地產模式不利于家庭聚居，里面涉及的需要問題需要解決。第四，鼓勵家庭經營，不能盲目發展大型的超市，應該鼓勵家庭經營，開一個小店，這些小店始終在社區，是社會網絡中的商業，而大型的超市是一個巨無霸，是摧毀人民的。總之我的全部思考，思考人口問題要從文明的角度思考，思考所有問題要從文明的角度思考，因為歸根到底文明才是人的尊嚴最終保障。謝謝！

王廣州：拿不到統計數據困擾人口學研究

主持人：謝謝，下面有請王廣州教授。

王廣州：人口科學首先是定量的科學，包括你的長期規劃，尤其那種前瞻性和長期性，人口內部的規律，是有規律的，因為你說經濟，GDP增長了20%、80%都有人信，你說人口打死你都沒人信。

第二，這個時候中國人口結構什么樣，我現在給大家看的是2010年最新的人口普查，目前人口狀況對中國將來社會發展意味著什么。這是年齡結構，人多的是老年人，人少的是青年人，男左女右。

65歲以上人口比例，有一種特別似是而非的觀點，如果調整計劃生育政策老齡化緩解不了幾個，如果生兩個將來是穩定的，如果生一個或一個半將來是沒有的，我們很快就會進入老年化的平臺期。

6-14歲人口比例，現在是老年人口的概念，這種情況還沒有仔細分析不同的家庭結構變化，分析到家庭會發現很多父母到一定階段無子女，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最后人口學研究的困境，最近人們約我寫了一個文章，他說這個東西比較敏感。我說我從來不寫敏感的東西，都寫科學，除非你證明我是錯的。國家人口計生委的主任在《經濟日報》發了一篇文章說《中國出生性別比的形勢好轉》，我的題目針鋒相對《中國出生性別比的形勢好轉了嗎？》，舉出幾條證據。他用的數據是國家計生委從來不承認的數據，算的生育水平太低，1.33，1.35。算性別比反而上，這豈不是自相矛盾？說兩件事用同一個數據，說那件事時說這個數不對，說這件事時這個數是準的，說據難聽的話：不懂的也不至于糊涂成這樣。然后我用最新公開數據算的結果是，這個趨勢是上升的，跟你的判斷正好相反。現在為什么這么著急？十二五時期是中國人口的重大轉折時期，老年人發生變化，勞動力發生變化，少兒撫養比發生變化，包括很多家庭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另外，恰恰是到了最關鍵時候，提供你的原始數據讓你去研究，馬上給你研究；90年也給你研究1%的數據；2000年時就說不準了，千分之一的數據給你，甚至不到；現在國家統計局不讓我們研究，原始數據不給，哪怕給我萬分之一的數據也可以，結果給我們的回答是“逐步的在適當的時間開放”。如果在第二天開放說明我錯了，我但愿我是錯的，能馬上開放。如果現在對公共資源掩耳盜鈴不深入開發的話，那所呈現的景象不知道會有多大，我估計現在的分析都是九牛之一毛，因為社會現象和社會過程是復雜的，我們的認識是有限的，而對龐大資源的開發是無限的。謝謝！

周子橫：生育權應該交給家庭 政府可提供政策支持

主持人：下面就按順序，由周子橫研究員點評。

周子橫：感謝主辦方邀請我參加，我就談三個意見：第一，在人口問題上，人是所有問題的核心，人是所有問題的最終目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對象，不是工具，這是基本的例子。所以我們談很多人口問題，人口的政策，是區別于牲口的問題、牲口的政策。今天看來有兩點很突出：

一是追求經濟上的目標，中國以前窮怕了、窮夠了，窮得太久了，所以想搞一點利益，最后說這個事情是人多的問題，人被餓死了是天的問題，人無法過日子說是人多的問題，所以從經濟角度去說人口應該怎么樣，這里頭有立場前提。是不是一些牲口學派，穆教授也說有很多垃圾輿論。所以經濟問題上不用去多說，離開人談經濟談什么？二是國家，國家的問題，19世紀達爾文主義因素多一點，其中有一點談到，中國男丁少了，獨生子女多了，當兵的少了，將來打仗怎么辦？英國人是現代警察的鼻祖，為什么要有警察？因為不能事實上做到保持一支常備的強大的陸軍，英國為什么不能夠保持一支強大的陸軍？因為他們認為這會支持專制專政，會破壞整個英國社會，不要強大的陸軍，所以才有警察。一個國家的目標很強大，很多人能夠當兵能夠去送死，這個立場也墮落了。一戰時，一天死掉的人是多少？是美國人歷次戰爭加起來的總和一天就死掉了。所以我去英國時很驚訝：太多的一戰的紀念館，一戰殺死了整整一代人。今天要生那么多人把他們送到戰場嗎？這兩種目標，經濟上的、國家上的都是立場的墮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這里面有很多邏輯的陷阱，比如談總量的問題，人口的總量問題是一個邏輯的陷阱，一會說邏總量多好，一會說總量少好，這肯定是一個陷阱，人口要長期觀察最終才會得出一點能夠接近實際的結論出來，設定了很多邏輯，包括經濟邏輯與其它方面的邏輯乃至于在前提下說應該這樣應該那樣很麻煩，經濟一些理論和觀測成為決定人口的走向很危險，這里面的陷阱太多。比如我們中國的經濟擴大內需，日本要延緩經濟，不能光在那個環節那樣講，這個環節這樣講。所以這里面除了總量邏輯陷阱，質量的邏輯陷阱也有，不過中國少一點，國外很多，種族主義都是邏輯上的陷阱或者垃圾上的東西，比如把人應該培養成什么樣的人，那樣的人多一點好一點。

現在談結構，比如性別結構、年齡結構，對此我不懂，我覺得更多的要看看城鄉結構、工農就業結構。從旁觀來看，很多問題需要政策，比如上海市提前進入到老年人口城市，這是從戶籍人口角度來看的，早幾年前醫院里3、4個孩子只有一個是上海人，但你沒有算入其中說是老齡化。中國城市人口是年輕的，鄉村老人多一點，孩子多一點，所以要在二元的經濟上看總量孩子看不清楚。看兩個國家，這個國家是老齡化的，另外一個國家的年輕人口補進來也沒什么關系。鄉村中，老人和留守兒童在，所以要鼓勵解決鄉村的問題，這里面的邏輯很多，這一段說是這樣，那一段說是那樣，而且攪來攪去拿不出主意。

第三，政策失衡。整個人口走向專家都說了，大致來看是19世紀以后歐洲的工業化到20世紀表現得很明顯，出生率和出生的意愿都在下降，所謂控制生育手段不斷提高，普及率也很高。比如2000年有一個統計說，20世紀的十大發明，其中一項是保險套(20世紀的十大發明之一)，這有什么含義？第一使生育控制有一定的基礎條件，第二釋放了欲望。以前歐洲的長子繼承制有因素，因為死亡率高，所以有一個長子繼承制，有一個制調節的問題在里面。當技術條件具備后，更多人的問題應該交給家庭去做，技術上也有條件。以前也是由家庭去做的，不僅生育要節制，欲望也要節制，現在生活條件充沛，所以這個領域中核心的支撐應該是家庭，很多東西如果離開了家庭，離開了父母，就說下一代怎么安排，整個就被翻打了，所以政策的失衡是一個最大問題，是由政府來承擔的，人是對象，家庭還是對象，所以出現了一大堆問題。所謂計劃本質上是強制，沒有合理性，這個部門用強制手段替換家庭做出安排，所以整個問題是政策失衡。如果立場是偏的，又陷入某種邏輯中，毫無疑問會支持政府強制替代家庭的措施，很多悲劇就此發生。

所以歸納下來，不用談經濟的、國家的，而是要把權利給家庭，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比如提供福利和激勵的政策，現在基本沒有激勵政策，好像有5塊錢，其它罰款罰到4萬，這是完全失衡，這樣做跟豬、牛羊沒有什么差異。我想講的是這三點問題，這三點不能忘掉，立場是人的問題，不能質疑某一種邏輯一端，還是一個問題完全交給政府不是家庭，謝謝！

楊支柱：人口高速增長并不意味經濟倒退

主持人：下面有請楊支柱教授。

楊支柱：剛才幾位人口學者都表達了人口發展規律的問題，所以我對人口規律做一個表述。古代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長率到近現代有一個低死亡率人口增長率，現在發達國家已經過渡到第三個階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人口不會有無限增長，實際上歐美已經進入到零增長、負增長狀態，包括后發展國家日本也進入負增長狀態，在看不見將來全球人口會進入到負增長狀態，控制人口增長是沒有必要的，這是第一。

第二，古代社會和現代發達國家人口為什么是低增長甚至負增長？人是趨利避害、貪圖享樂的動物，人更容易追求目前的享受，而不想今后的儲蓄，所以鼓勵儲蓄才成為人類道德準則之一，我們要看得長遠一點，要為未來儲蓄。所以無論是古代的社會還是歐美發達國家都在鼓勵生育，鼓勵生育就是鼓勵人口資源的積蓄，但鼓勵的機制不一樣，古代的鼓勵機制是好家族內部來做，鼓勵的主要動力是不動產，而不動產主要控制在長輩孩子，喜好孩子的人多生孩子，多生孩子對于經濟是傾斜的，如果家庭哪個孩子升官了發財了反過來反哺大家庭，這是古代的鼓勵生育機制。現在是國家給予的所謂福利。人的高速增長實際很短，人口平緩增長甚至不增長時間很長，而這兩個很長的時段我們發現國家制度或者家庭制度限制生育，所以限制生育絕對是一個很偶然的現象，即使在人的高速增長過程中也只有中國大陸這么做，前蘇聯、東歐并沒有這么做。后來存活率很高以后自然不愿意多生，而且在現代的醫學下可以避免。

第三，過渡時期實際上不是因為人們生得太多，而是因為孩子死得太少，人在高速增長過程中生育率是逐步下降的，而非上升。70年代生育率已經遠遠低于60年代和50年代，所以高速增長并不意味著生育率高速增長，相反在經過一段時間生育率進入下降階段。為什么高速增長？是因為死亡率下降更快，特別是嬰幼兒死亡率下降更快。看到這樣的現象，再來看看人口高速增長是好事還是壞事？從倫理道德角度來看孩子死得太少、人口太多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即使在經濟上人口高速增長時期，相對于古代人口平緩增長時期，經濟上也是合算的，所以人口高速增長并不意味著經濟上的倒退，意味著經濟高速增長，但經濟高速增長比較人口高速增長要慢20年，因為大量存活的孩子要成長。所以人口增長過快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期，20世紀是人類人口開始快速增長時期，也是人類科學技術快速改善的時期，也是人類生活水平改善的時期，是經濟發展的時期。

第四，后發達國家更沒有必要害怕人口增長，人口快速增長相對日本、韓國這樣的國家來說，上升得更快，這意味著過渡時期更短，過渡時期就是從古代和發達國家平穩增長期更短，過渡期更短意味著人口老化速度更快，意味著孩子生少的危害更大。以發達比較早的英國為例，17世紀開始英國革命，人口高速增長(不會像中國這么高)，一直到二戰以后高速增長，英國的增長時期比中國長得多，我們才多少時間？日本是30年的高速增長，比英國的高速增長短多了，所以后發達國家由于過渡期短更沒有必要限制人口增長，而是鼓勵人口增長，防止人口過渡老化。

第五，2010年的統計數據，生育率已經下降到1.18，根據2006年國家計生委公布的數據，中國生育率已經下降到1.73，根據衛生部2006年公布的數據，中國已經達到10%-12.5%，這意味著中國人口即使放開生估計也不到1.5，鼓勵生，超不了2.0。而以中國的高性別比，沒有2.3的生育率不可能維持下一代的平衡。

何雪峰：核心小家庭是工業化社會必然

主持人：謝謝楊支柱教授，下面有請何雪峰。

何雪峰：我簡單談幾點我的個人看法，我聽到兩位人口學家的專業分析，后面秋風有一個點評，秋風說到李銀河，李銀河主要表達的是在生育觀念上，城市生育觀念和農村生育觀念不一樣，城市家庭是全職的獨立工作者，更多是考慮到能否養得起這個孩子，現在看兩位教授研究進入到低生育、低死亡率的狀態，都是城市化比較高以后城市生育觀念的一種體現。而我們看到高生育率、高增長率都是很典型的傳統的農業社會的生育觀念的體現，所以轉變有現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在其中。

為什么到現在社會發展中國家發展很快？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依然處在傳統的農村生育觀念里，出生率很高，但因為現代的醫學普及讓死亡率降低，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很快，所以李銀河的文章主要是講這樣的點。

楊支柱：我糾正一下，李銀河在20、30年前就鼓吹強制計劃生育，到今天還是，而且明確對農村婦女要強制。

何雪峰：強制我是不支持，我只是說一下她的文章觀點。在我看來人口進入平穩、有序的穩定增長狀態，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快速的提高婦女教育和女性的社會地位，如果女性的教育水平提高得很快，能夠接觸到大學以上的文化教育水平，婦女社會地位很高，出生率肯定會大大下降。婦女的教育水平低、婦女的社會地位低必然意味著高生育率。在我看來，市里計生委花那么多錢養人，不如把這個錢花在提高婦女的地位上，這對中華民族是大大的好處。

另外，對核心小家庭，這個核心小家庭和傳統大家庭也是不同文明形態的體現，為什么在傳統農業社會是大家庭？因為傳統的農業社會需要很多勞動力在一起才能對抗自然省長，這樣的家庭才能延續，代價是傳統大家庭里必然是父母掌權，下面那么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必然是家長制，必然要壓制自己的自由。進入現代工業文明以后，夫妻兩人工作就可以養活家庭，不需要依賴大家庭，核心小家庭恰恰是對個人自由的一種追求和釋放。而在西方國家，像在歐美國家，普遍的核心小家庭，除了工業化的發展還有很大的背景，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和傳統的儒家背景不一樣，傳統儒家講父母在不遠游，基督教文化講的是子女成長以后就是要離開父母和丈夫結為一體組成家庭，這是歐洲人能夠離開家庭去美洲發現新大陸，這是有文化背景的。現在工業社會的結果必然是核心小家庭，必然是追求個人自由的核心小家庭的出現。

仝宗錦：我國對胎兒權利沒有保障

主持人：謝謝何雪峰，下面有請仝宗錦。

仝宗錦：謝謝焦老師，謝謝各位老師和會議的組織者，我簡單說幾點算作外行對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想說計劃生育是一個什么樣的問題；前不久我看我看了一本《鄧小平的傳記》，大體描述了計劃生育的政策出臺的過程。在那本書里把80年代這樣一個經濟政治發展路線劃為兩個派，第一是鄧小平這一派，另外是以陳云、李先念為代表的計劃。計劃生育出臺的過程首先是80年李先念給陳云遞了一個報告，1981年有一個一號文件，然后強制一胎化政策開始實施。當初計劃生育問題主要是糧食問題，人太多了，糧食問題不夠吃了，主要是一個經濟問題。后來糧食問題逐漸解決，技術進步了，同時對外也開放了，糧食不夠完全可以借，整個計劃經濟體系呈現開放狀態，這個時候當初的理由可能就站不住腳。于是漸漸轉化成所謂資源和環境問題。近些年逐漸變成所謂的政治問題。包括教授所說的統計局數據越來越封閉化、越來越不公開化，包括山東臨沂的陳光誠事件，包括國際上的抗議，包括宗教組織，包括計生系統整個的部門利益，因為這涉及到非常多人的飯碗問題、前途問題、官職問題，甚至可能包括政府系統、經濟部門里依然有所謂陳云、李先念那一脈下來的意識形態力量。所以在我看來，計劃生育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更確切的說是一個糧食問題，后來慢慢轉化成所為的政治問題，而作為法律學者，在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尷尬，從憲法基本國策的制訂，到《計劃生育法》，包括各個省的條例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從政策到法律的路像，首先是經濟的、政治的，非常小的范圍內的法律問題，在很小意義上的一個法律問題。

第二，我們支持或者反對這樣的政策，包括兩種思路：一種是剛才三位主講人從人口學、經濟學、社會學的角度去辯護，我把它稱為工具主義，把人口問題和經濟問題、環境問題、社會問題權衡來討論人口問題。第二種立場是絕對主義，包括秋風老師從儒家、天、文明的角度論證，包括從法律角度論證，我認為是一種絕對主義立場。在這樣兩種立場面前，我認為應該互相團結，而非批評替代的立場。對于官方政策影響來看，工具主義立場更為突出，因為不會看基本人權，而說這個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增長綜合國力，保持經濟的增長等，所以某種意義上講，這兩個我覺得是互相支撐、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進行刻意批評的一個問題。比如在美國的憲法史上，關于言論自由也是一個基本權利，也有兩種，言論自由也有好處，可以幫我們建設民主，對民主社會是有利的，一種是人的基本權利，這兩種是互相支援。比如《紐約時報》訴薩利文案件，多數意見是一種工具主義立場，而道格拉斯等是絕對意義上的，所以我想說在這樣的問題上，我覺得兩種立場我們應該互相團結、互相支援，甚至某種程度下共同推動這個事情的解決。

第三，從法律的視角可以看出，計劃生育政策走向是從政策向法律的路像，還有另外一種規律，書本中的法律和行動的法律，就拿最近陜西的事情來講，在國家至少從中央到大部分省的規范性文件來看，沒有說引產有授權，但也沒有明文反對，所以就在做。

書本上的法律和行動中的法律不一樣。這兩天我看了李建新參與人大的上書公開信，里面強調了生育權的問題，我們也知道在關于墮胎問題上美國的做法是婦女權和胎兒生命權的對等，在我們國家是國家權力對于父母生育權和胎兒的生命權的雙重壓迫，在這樣過程中我們發現胎兒的生命權也很重要。在公開信里沒有提到這一點。胎兒的生命權，民法里視胎兒的權利開始于出生，之前的懷孕期間認為許多權利能力，除了在繼承法對一些份額有保留外，對權利沒有保障，這和其它幾個主要的大陸法系國家對胎兒的立法不一樣，更不用說英美國家。

另外一點，盡管《人口計劃生育法》規定了生育權，但也有計劃生育的陰影，在某種程度上生育權是打折扣的生育權，在英美國家生育權是基本權利，這個基本權利不能隨民主程序而壓縮。所以某種意義上講在這個過程中生育權和胎兒的生命權都面臨著絕對權力向相對權力轉化的過程，所以從法律視角來看，如果是法律學者的責任，有義務把這樣一個慢慢變成相對權的權力的回歸到絕對化的基本權利的路像上，我想這也是法律學者或者在這樣的領域可以為這樣的問題做出貢獻的所在，這兩種立場包括和人口學家、社會學家、環境學家等可以共同為實現能夠解決包括改變中國的這樣一個非常不好的制度形成所謂的聯盟，每個個體從自己的學科背景甚至從自己的所處的地位發出自己的聲音，凝聚一些力量，我想對于這個問題的最終解決會起到正面的作用，謝謝！

主持人：薊門決策第36期經過嘉賓的發言，特別對人口計劃生育的問題，對現在人口計劃生育法的廢還是修等問題做了充分討論，但這個討論不局限于法律的層面，也進入到文化或者社會的歷史的局面，我們有這么多的媒體、同學來參與這個，政策都是人制訂的，所以希望大家進一步關注這個問題。最后我代表薊門決策組織中心感謝各位參與，本來今天是何兵教授來主持這個論壇，由于種種原因他今天到不了現場，我也代表何教授對大家的到來表示感謝，謝謝大家！現象，社會不穩定因素加大

“未富先老”是我國老齡社會的顯著特征，也是一個基本國情。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1999年進入老齡社會的時候，剛剛實現小康，人均GDP為840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雖然我國目前已躍升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還不是經濟強國，人均GDP為4385美元，是日本的1/10和美國的1/11，人均GDP值與這兩個國家相差至少100年，應對老齡社會的經濟能力還比較低。

此外，我國社會發展水平較低。1999年我國進入老齡社會的時候，綜合反映社會發展水平的人類發展指數(HDI)為0.567，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升至0.663，是自1970年以來世界人類發展指數進步最快的國家之一。盡管如此，我國人類發展指數仍然排名世界第89位，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

同時，目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收入不平等在增加。我國應對老齡社會的社會發展水平還比較落后。

“未富先老”是一個預警，警示社會在經濟發展水平還相對落后的條件下，人口迅速轉變導致的人口老齡化潛伏著危機；其積極的政策意義在于警示政府應該及早在經濟、社會制度安排上做好準備。

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挑戰

http://www.tmdps.cn 時間： 2008-04-07 發表評論>>

城鄉之間在公共服務上的差距能縮小多少，戶籍制度改革就能推進多少 我們現在沒有正式的關于農民工進城數量的統計，所以，我看到的比較正式的資料顯示，是1.3億農民工進城。當然還有人說數量還要多，總之是一個龐大的數量。通常人們形容它是“和平時期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我們很多農民工進城打工，把他們的父母、孩子都留在了農村，形成了農村人口的“老少化”。就是說恰好就是中間這一塊勞動年齡的人都出來了，留下了兩頭的人口，造成了很大的問題。

現在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很高。本來中國人口轉變的速度，農村是滯后于城市的，也就是說農村人口老齡化本來要相對慢一些，由于加上人口的機械流動，造成了農村人口老齡化很高。再一個由于對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政策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落實，還遇到很多障礙，因此他們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農村，形成大規模的留守兒童。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們的戶籍制度改革還沒有完成，還沒有徹底。應該說從80年代以來，戶籍就已經在改革。戶籍制度不能簡單看成是一個人口登記，而是對勞動力的流動和打工條件的一個認可。那么從這個意義說，戶籍制度一直是在漸進式的改革，但是歸根結底更重要的是戶籍制度背后存在的很大的城鄉、城市勞動力兩元市場上在社會福利、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差距。因此我們看到的這種現象就說明戶籍制度改革還沒有完成。因此，我認為這歸根結底是一種制度障礙。因此它的突破口也應該在戶籍制度改革上。戶籍制度本身的勞動力流動的這層含義和其隱含的背后兩元的社會福利、公共服務，這兩層含義互相是有促進作用的，但是也構成一種兩難的選擇。比如說，我們戶籍制度的漸進式改革促進了勞動力流動，改善了農民工進城居住和打工的條件、政策環境；但是它也相應地提出了進一步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說我可以進城打工了，去爭取在農村得不到的高收入，但是我接下來還要考慮我的家人是不是能跟我一起來，我的孩子在城市能不能入學，我未來的養老保障，我能不能預期在城市長期居住下去，這些東西都提出來了。

說到宏觀經濟形勢和人口關系，歸根結底人口是一個長期的慢變量，也就是說，它總的來說不會影響宏觀經濟周期的變化。但是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是由人口結構的變化造成的，因此說它們是有關系的，但在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又不會直接看到。從2004年我們就看到了“民工荒”，但是當時我們以為這是局部的，是因為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造成的。但是接下來“民工荒”沒有消失，而是從珠三角擴展到長三角，擴展到其他大中城市，甚至在東北，在一些傳統勞動力輸出的地區也有嚴重的“民工荒”現象。去看人口結構發現，中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導致中國人口轉變提前完成。它的一個最重要的表現就是我們由青少年人口負擔率比較重的人口結構變成了勞動力比較豐富的人口結構，但是接下來這個人口結構的增速減緩，現在是逐年減緩。預測再過一兩年就不再增長，再過十年八年可能就會下降。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大、比重高，作為勞動力供給非常充分的基礎已經發生變化，農村也是一樣。我們看到的勞動力的供給總量和“民工荒”現象是有關系的。

80年代就說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規模很大，有1.5億。90年代又說增加了40%以上都是剩余的，有1.5億到2億。以后也可能還在有人說。但是這個不和邏輯。因為80年代實行家庭承包制，釋放了農業中的勞動積極性，從農民公社的體制到更有活力的家庭經營制度。那么在這種情況下釋放出大量的勞動力，因而那個時候說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是合理的。接下來鄉鎮企業迅速發展，目前已經超過1.4億人，此外還有農村個體經營、私營企業，這個加起來有5000萬人，除此之外還有人轉移出去，轉移到城市打工，至少有1.3億人。農村的勞動力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個情況下還說有那么多的剩余勞動力就說不通了。所以我們也做了很多種可能的假設，在不同的假設下可以看到的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充其量有1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再看這1億人的年齡結構，一半以上已經是超過40歲的了。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要克服一系列的制度障礙、心理成本等，也就是說過了40歲，他們轉移的動力就不強了，轉移能力也弱了。因此也就是5000萬的勞動力可以供轉移。再加上這幾年“三農”政策見效，在農村務農的收益有了很大改善，因此相當大一部分人決定不外出了。因此產生的“民工荒”現象也就很自然了。

那么“民工荒”加上這幾年城市就業的改善，比方說按國際標準來衡量失業率穩中有降，消除了下崗（下崗轉成了登記失業），勞動參與率有所回升。整個勞動力市場形勢是有所改善，和經濟發展迅速、政府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勞動力市場的發育都有關系，也和勞動力供給背后的人口結構也有關系。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動力從無限供給逐漸喪失這個特征轉向比較平衡、甚至是局部的短缺，它必然導致的結果就是工資上漲。

其實正規部門的城市職工的工資上漲是很快的。特別是最近這幾年，農民工的工資也在上漲。2003年以前農民工的工資有10年基本都沒有變； 2003年漲了0.7%，基本上也沒有什么變化；但是2004年漲了2.8%，2005年漲了6.5%，2006年漲了11.5%，2007年有調查顯示漲了20%。我自己也做了大量調研，從局部觀察能驗證這個變化是可靠的。這說明通過城鄉居民就業的擴大導致了農民工群體的收入提高。這一點很重要。我們知道富人和窮人的消費傾向是不一樣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就馬上轉化為消費，消費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上。因此，去年遇到的食品價格上漲，有供給原因、原材料漲價等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需求拉動。需求拉動這部分第一是一個好的現象的結果，是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的結果。第二，它又會產生一個有利于農業、有利于農民、有利于農村扶貧的一個效果。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對宏觀經濟產生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防止結構性的價格上漲向明顯的通貨膨脹轉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做好政策手段的選擇。一部分是說防止全面的過熱、明顯的通貨膨脹，當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有效的，都應該適當使用。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需求拉動的食品價格這個部分來說，我們不應該把它壓下去。過去的扶貧研究得出一個結論：扶貧里千手段、萬手段，農產品價格上漲是最見效的。這是一個好的機會，因為很長一段時間農產品價格都停滯徘徊，這個提高是有好處的。另一個我們也不應該忽視，城市里的低收入階層，包括農民工群會把他們增加的就業收入抵消很大一部分。因此，去幫助避免低收入群體在食品價格漲價中喪失他們已經得到的好處，這些財政手段是必要的，也應該得到充分的重視。過去政府采取宏觀經濟政策中包括了這一部分，那還要看到底夠不夠。這就是我對宏觀經濟的一個看法，但只是局部的。

單獨二胎是指夫妻雙方一人為獨生子女，第一胎非多胞胎，即可生二胎。(準確來說應該是單獨二孩，不是二胎。)隨著第一代獨生子女進入生育高峰，2013年計劃生育成為熱點話題，多位委員和黨派提案都涉及計劃生育獨生子女政策的修改和完善。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外發布，其中提到“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這標志著“單獨二孩”政策將正式實施。該政策于2013年重啟，并計劃于2013年底或2014年初試行。同時，關于2015年之后全面放開“二胎”的政策也正在擬議中。2013年12月23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審議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關于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決議(草案)》(以下簡稱決議(草案))的議案。2014年1月17日起，浙江省開始實施單獨二胎政策，2014年1月23日起，安徽省開始實施單獨二胎政策

更為直觀的“二孩熱情”表現在醫院。據報道，廣州多家醫院反映，今年第一季度孕婦比2013年同期增加一至四成不等，其中“單獨”媽媽是新增主力。多家醫院已通過增加人手、擴大病區、增加病床等來迎接即將到來的生育高峰。北京一些備孕夫妻甚至提前三個月在醫院掛號“占坑”，以應對大醫院婦產科排隊建檔問題。在重慶，多家醫院還特別增設了二胎生育咨詢門診。

“單獨二孩”的政策效應還表現在“嬰兒經濟”的升溫。不少超市和網絡商城以“二胎裝備”的口號促銷孕婦裝、玩具、奶粉等母嬰生活必需品。多地家政市場上，逐年走高的月搜薪酬因為生育新政再度抬高，“金牌月嫂”的月薪已可輕松破萬[2]。

第二篇：淺析中國的人口政策

淺析中國的人口政策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提出的挑戰

4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數據顯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共13.397億。

國家統計局今年2月28日發布的《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初步預計，年末全國總人口134100萬人。”（即13.41億人）可以看出，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總數與統計公報的數據基本吻合。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張為民在發布會上說：“這個涉及人口普查數據質量的問題，我可以向大家說一句。這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質量是比較高的，或者說這是一次高質量的人口普查。”本文假定這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是真實、準確的，下面對這些數據進行初步的分析。

首先是性別結構。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這是總人口的性別比。一般來說，女人比男人長壽，因此，在65歲以上的老人中，女性多于男性，但這無助于緩解性別比失衡問題，顯然，要二三十歲的小伙子娶六七十歲的老太婆為妻是不現實的事情。因此，更重要的性別比數據是出生人口的性別比，這個數據與中國將來出現的光棍問題密切相關。

《數據公報（第1號）》沒有給出這個數據，但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發布會上說：“我們這次普查根據初步匯總的情況，出生人口的性別比（以女孩為100的話）是118.06，這個數據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別比116.86提高了1.2個百分點。但是這個數據比2005年人口抽樣調查的118.59下降了0.53，比2009年的人口抽樣調查的119.45下降了1.39。”在國際上，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水平是102-107，顯然，中國出生人口的性別比仍然遠遠高于正常值。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到現在，中國出生人口的性別比一直偏高，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最為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

其次是年齡結構。0-14歲人口占16.60%；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可以看出，老人所占比例越來越高，少兒所占比例越來越低。在人口學上，有一種人口金字塔圖，以圖形來呈現人口年齡和性別的分布情形，以年齡為縱軸，以人口數為橫軸，按左側為男、右側為女繪制圖形，其形狀如金字塔。金字塔底部代表低年齡組人口，金字塔上部代表高年齡組人口。中國的老齡化和少子化同時發展，表現在人口金字塔圖上，就是“頭重腳輕”：金字塔的頂部越來越大，而底部越來越小，呈現出“倒金字塔”形。

第三是城鄉人口結構。居住在城鎮的人口占49.68%，居住在鄉村的人口占50.32%。也就是說，城鄉人口基本上各占一半。現在我國的生育政策是有城鄉差別的：城市居民實行“一孩”政策（夫妻均為獨生子女的可生二胎），農村居民實行“一孩半”政策，即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則不能生第二胎，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則可生第二胎。隨著城鎮化的發展，現在我國很多地方都在逐步推行城鄉一元化的戶籍改革。筆者認為，不但戶籍改革要實行城鄉一元化，而且生育政策也應實行城鄉一元化。

最后是民族結構。漢族人口占91.51%，各少數民族人口占8.49%。筆者對這組數據感到迷惑不解，因為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漢族人口占總人口的90.56%，各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9.44%。少數民族的生育政策比較寬松，生育率普遍高于漢族，按理說，少數民族人口比例應該是越來越高才對（例如：1982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漢族占總人口的93.3％，少數民族占6.7％；199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漢族占總人口的91.96%，少數民族占8.04％；200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漢族占總人口的91.59%，少數民族占8.41%）。

但為什么從2005年至2010年，少數民族人口比例反而下降了呢？有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有一些少數民族公民與漢族公民結婚后，生下的孩子選報漢族。

騎虎難下的人口政策

2011年7月11日，在第22個“世界人口日”，有兩條新聞形成鮮明對比：一是常住人口達1.043億的中國第一人口大省廣東正在向國家提出“單獨可生二胎”試點的申請；二是在 “2011年7·11世界人口日紀念大會”上，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說，我國將堅持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切實穩定低生育水平。

廣東之所以提出這樣的政策調整，因為廣東在面臨嚴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問題，必然導致未來的重老齡化和經濟社會發展危機，廣東提出這樣的申請是為廣東的長遠未來著想。據2010年人口普查統計，廣東省0-14歲人口比例只有16.89%，與全國16.60%相當。按照國際標準，0-14歲人口比例低于18%即是屬于十分危險的“嚴重少子化”。廣東像全國一樣，已經進入嚴重少子化時代，這就意味著包括廣東在內的未來中國年輕人口將急劇減少，隨之面臨重老齡化危機和人口的崩潰式減少。中國人口形勢已經非常嚴峻，人口政策調整迫在眉睫，絕對不可以再推遲再猶豫了。

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上海社會科學院教授梁中堂估計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3到1.5之間，美籍華裔科學家易富賢估計在1.4左右或以下，北大學者李建新、郭志剛等亦認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低于1.5。按照國際標準，總和生育率在1.5以下被稱為“超低生育率”，是最危險的低生育率水平。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人口中心研究員、社會學系助理教授蔡泳憂心忡忡的表示：“我國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達二十年之久，現在已經下滑到了1.5以下，再不調整政策，極有可能掉入‘低生育水平的陷阱’。到時候即使政府鼓勵生育，生育水平也上不去，眼前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臺灣地區。”

面對這樣的形勢，如果計生委放開口子，放開二胎，再接著放開生育，那整個計劃生育部門和計生委主任李斌就要失業了。如果不放開，面對人口普查數據反映的嚴峻低生育率形勢，面對正在進行的民工荒、年輕人口減少和老齡化的加速發展，如果計生委為了部門利益而置國家利益于不顧，就會成為千夫所指和歷史唾罵的對象。顯然，計生委在堅持過去的人口政策上已經走入了死胡同，只有靠宣傳中國人口多、負擔重、生育率反彈等人口恐怖理論來維持部門利益了。

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查顯示也只有1.33，計生委卻一直宣稱近十幾年來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8。前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在2005年時說：“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1.8預測，我國總人口將于2010年和2020年分別達到13.7億、14.6億”。這意味著2006年到2010年這五年需要增加0.6244億人口（13.7－13.0756=0.6244），每年需要增加1249萬。但統計公報顯示2006-2010年每年增長分別只有692萬、681萬、673萬、672萬、626萬人，僅為預期的一半。這說明中國的生育率根本不是穩定在1.8，而是遠低于1.8。雖然計生委的“宣稱”、“宣傳”一再被現實否定和被反對者揭露批評，但為了維持人口政策的“合法性”不得不繼續如此。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由于中華生育文化極不耐現代經濟社會模式和思潮的沖擊，加之中國對民生的投入低下和高物價高房價等因素，中國必然走向超低生育率水平，計劃生育必然要結束，計生委這個部門遲早要退出歷史舞臺。但“請神容易送神難”，哪個部門愿意被取消？當這個“神”不愿意走的時候，當這個“神”千方百計要挽留自己的時候，中國人口政策必然僵持難下，人口政策調整的時機也一再錯失，中國的未來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理想也越來越危險。

其實，計生委沒有必要這樣死堅持過去，鼓勵生育也有計生委的飯碗嘛！要養活計劃生育這個部門的人，中國要么計劃生育，要么鼓勵生育讓他們“轉行”，否則就沒有這些人的活干，也就沒有他們的飯碗了。如果鼓勵生育，性別比失衡問題就會立即開始緩解，由超低生育率導致的未來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危機也有一定的緩解，計生委既保住了飯碗又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未來干了好事實事，利國利民也利己，是“三贏”的好選擇。但是，計劃生育部門已經宣傳了幾十年的人口多的不好和少生孩子的好處，讓他們突然轉而宣傳多生孩子的好，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打自己過去的顏面嘛？再者說來，由于幾十年來全方位的計劃生育宣傳教育，從小學生到國家領導人都已經認為人口少好、少生孩子好，要轉變思想也很艱巨。如果漸變，計劃生育部門必然有一段時間失業，所以對計劃生育部門來說不能選擇漸變，最好是突變，直接由計劃生育過渡到鼓勵生育，中間盡量不要有間隔。這對計劃生育部門來說很難做到，或者說在他們看來根本做不到，所以只有盡量堅持不變。但形勢逼人，不變又不行，這就難了。

中國人口政策不變，對計劃生育部門來說“難”；如果漸變，就要由漸進失業變成正式失業；如果突變，可以平穩的保住飯碗，但計劃生育部門做不到或根本沒有這份力挽狂瀾的愛國心和愛國勇氣。如此以來，中國人口政策就騎虎難下了。人是社會經濟活動主體，人口是社會經濟民族國家發展、實力和競爭力的載體，人口的大衰落必然帶來社會經濟民族國家發展能力、實力和競爭力的大衰落。超低生育率是十分危險的，但現在中國人口政策已經騎虎難下了，這才是現在中國最要命的危險。

由于幾十年來從小學到大學、從鄉村到城市的單方人口觀點宣傳教育，您的許多人口思想認識也許還停留在計生宣傳和感性認識上，為求得真理，以理性的思維看待人口與民族國家經濟社會及個人的重大關系，請細讀下列文章，期待您能醒悟人口問題、認識到中國的低生育率危機。

中國窮是因為人口多嗎？

中國人怪中國人口多，并把他當作中國貧困的根源，當作發展的負擔，難道人口少了就更富裕了，人口少了就發展更快了？如果說人口多，中國人口密度世界排名第72位，排在中國前面的既有日本、新加坡、英國、德國、瑞士、荷蘭、比利時等富國，也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等窮國，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人口多就窮。在人口密度小的國家中，即有加拿大、澳大利亞這樣的富國，也有蒙古、玻利維亞、巴布新幾內亞、馬達加斯加、博茨瓦納、剛果等人口稀少自然資源豐富的窮國，沒有證據證明人口少就富。過去我們看到東亞四小龍發展快，我們就以為人口少就容易發展、人口絕對數量大就不利于發展。但現在人口最多的中國和印度發展最快，我們還能堅持認為人口少更容易發展嗎？說人口少容易發展豈不等于說中國34省分34國發展更快？顯然不是，而是統一人口多發展更快，這也是歐盟一體化和世界其他地區一體化發展的原因。即便是東亞四小龍發展快的時候，世界其他小國還有幾個發展快的？沒有充分的理由證明人口少發展快，倒是人口多了市場大有利于經濟發展。中國窮并不是因為人口的多或少，而是中國和平穩定的進入現代發展的時間太短了，盡管現在很快，但歷史留下的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太長了。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和我們基本一樣，但國家制度改變后就迅速富強起來。歐美比我們富，是因為他們現在經濟發展的時間遠遠比我們長。東亞四小龍比我們富，是因為他們在我們改革開放前遠遠比我們發展的快。改革開放后，我們人口更多了，但發展是更快了。印度在1991年也學中國邁向市場經濟體制，雖然也人口更多了，但發展也更快了。所以中國窮不能說是因為中國人口多。

所謂發達國家，是社會經濟法律制度先進。這個先進的程度，取決于國家的制度、發展道路、發展時間、發展速度和由教育文化社會等所培養出的國民素質。美國人口是加拿大的十倍，加拿大人均資源約是美國的十倍，人口多并沒有制約美國發達，反而美國比加拿大還富裕一些。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達的程度，與資源的多少無關。日本絕大多數資源依賴進口，這并沒有阻礙日本成為發達國家。所謂經濟發達，也就是生產力水平高。生產力的提高，其根本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科技是人研發的，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人口多自然有利于科技的發展。一方面，人口多，科研人員多，知識技術創造的天才也多，有力促進了科研的進行；另一方面，人口多，市場大，知識技術創新的利潤大，市場推動力強；再一方面，人口多，支撐科研的財力就更雄厚，工業生產體系更龐大，可以提供更強大的物力財力支持。因而人口多實際上是非常有利于走向發達國家的，這就是為什么發達國家中的人口第一大國——美國一直是發達國家發展和世界發展強勁推動力的根本原因。如果美國只有盧森堡那么多人口，能有力的帶動發達國家和全世界發展嗎？如果全世界發達國家人口只有100萬，我可以確定無疑的告訴國人，他們今天的發達就根本不存在，因為沒有那么多人口所創新的新科技，他們今天的發達是不可能的。而中國，人口多的優勢由于缺乏社會經濟條件和國家教育投入低等因素還不能立即、全部的轉化為人力資本優勢，但這可以通過一步一步的發展轉化出來。美國在二百年前的時候，日本在一百年前的時候，人均科研工作者比例有現在的中國高嗎？顯然沒有。發展是一步一步的，人口優勢遲早會隨著發展而轉化為人力資本優勢，進而人口多最終會強勁的推動中國的發展，可惜多數國人竟然不懂得這個簡單的歷史發展道理。

性別比失衡的確是因為人口政策。

正常的新生男嬰與女嬰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國的這個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別達到120.22：100和120.56：100。中國只有計劃生育比較寬松的新疆、西藏兩個自治區和二胎試點地區性別比例正常，這表明中國的性別比失衡的確是因為一胎政策和強制計劃生育。由于生育數量限制與公民要男孩的愿望相矛盾，于是許多父母便進行胎兒性別鑒定，結果造成：兒童性別比失衡程度隨胎數次序快速遞增，且“超生”代價沉重的人群所生孩子性別比失衡更嚴重。比如說，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發現，“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及有關人員”的出生嬰兒性別比是132.1（以女孩為10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別比分別是118.3、119.4、233.3；“農林牧漁水利人員”的出生嬰兒性別比是134.9，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別比分別是101.9、164.6、190.4；“辦事人員及有關人員”的嬰兒出生性別比是170，“專業技術人員”的嬰兒出生性別比是221.7，“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黨群組織負責人”的嬰兒出生性別比是250！也許有人還認為存在瞞報女孩，所以認為性別比失衡沒有數據顯示的那么嚴重。事實上，如果瞞報，更可能是瞞報男孩，因為瞞報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別比失衡極其嚴重。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和計劃生育部門存在修改兒童性別比的利益傾向。所以，中國兒童性別比失衡程度更可能比數據顯示的還要嚴重。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國將有11276萬25～35歲的男青年，而對應的適益婚配的20～30歲的女青年只有7206萬，男比女高出4000多萬。而從2001年到2010年這10年，每年新出生男嬰又比女嬰多出130多萬——則對應每天至少有3500女胎兒被殺。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每持續一天，相應每天就會增加約3500多個光棍。未來中國將面臨五六千萬的龐大光棍潮，四五男人中將有一個找不到老婆。失調的性別比將大大加劇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強奸等違法犯罪行為和其他難以預知的行為，將極大地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中國計劃生育不是造福世界

隨著中國超低生育率的持續，隨著中國年輕勞動力的瘋狂減少和中國即將開始退休潮，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后續動力的不足，中國經濟的動力即將面臨大枯竭。這就意味著，現在世界經濟發動機即將失去一臺。世界經濟發動機的失去，絕不是世界的福音。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一個世界大經濟引擎的失去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巨大損失。想一想自2007年自美國點燃的全球經濟危機吧，經濟大國一旦出現經濟危機，全世界人民都要倒霉。如果中國經濟出現問題，全世界人民都會遭罪，尤其是東亞(如日本、韓國）、東南亞、非洲等受深受中國經濟帶動和影響的國家，中國計劃生育也是他們的災難。

隨著中國低生育率的持續，中國未來支持世界發展的經濟能力和人力資本能力必將大幅削弱，這是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巨大損失。中國人均對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力度不變，中國人口越多對世界發展的支持能力越強；如果中國生育率提高，則未來發展能力提高，中國越發展對世界的支持力越強；中國老齡化水平越低，中國對世界的發展支持能力則越強。反之，一切皆相反。

不少中國人怪人口多消耗國家財富多，他們不知，政府（也即國家）哪里來的財富，還不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正是中國人口多消費多，這樣才能支持世界發展。我們都知道多出口有利于經濟發展和就業，中國消費多了，自然有利于世界各國的出口和就業，這難道不是對世界的大貢獻嗎？現在中國是美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這不是對美國經濟與就業的貢獻嗎？所以，世界人，尤其是把中國當做威脅者的一些美國人，中國計劃生育不是您們的福音。中國計劃生育，必然減少孩子和年輕人口的消費，同時增加母親的勞動供給，就會減少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和擠壓美國人的就業，這對其他國家來說也是一樣的。這是世界的福音嗎？特別是，隨著中國最有消費活力的年輕人口的急劇減少和中國老齡化的急速發展，中國消費需求能力即將大衰竭，這對世界的消費需求將大幅相對減少；隨著勞動力、內需和年輕人口的減少，中國投資需求也要減少，這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品需求也將大幅減少。

中國的老齡化，最為大國，就是世界的老齡化。老人手中的貨幣，需要有勞動人口把它變成現實的購買力。沒有勞動人口，老人手中的一切資產成廢棄物，老人手中的貨幣都成廢紙。如果勞動人口少，老人手中的財富必然相對或絕對縮水。中國勞動人口減少，中國老齡化嚴重了，就會降低世界各國應對老齡化的能力。中國經濟帶動世界經濟景氣，然后就能提高世界應對老齡化的能力；中國產品和勞務出口到老齡化國家，就能提高他們的養老水平；中國購買他們的資產和知識技術產品，就能提高他們的財富價值；中國購買他們的國債，就能幫助他們消化財政赤字。而計劃生育恰恰相反，讓這些好處大幅縮水，轉而去跟他們在世界上競爭養老資源，這是他們的福音嗎？

世界的發展，尤其是經濟的發展，其核心是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其核心是知識技術的發展。而人，尤其是人力資本，是推動世界知識技術發展原動力。人口多，科研人員多；人口多，支持科研的財力和物力雄厚；人口多，推動科研的市場動力巨大——人口多，人力資本雄厚，就是對世界科技發展的最大貢獻——對世界科技發展的最大貢獻，就是對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大貢獻。所以，人口多，就是對世界的最大貢獻。也許有人說，人口多不一定能轉變為人力資本雄厚。但這些人忘了，國家在發展，教育在進步，人口多必然也最終會轉變為人力資本雄厚。雖然人口多未必立即對世界有大貢獻，但未來必然有相應的大貢獻。沒有媽媽生出的孩子，哪有國家培養的大學生？人口是人力資本的源泉和蓄水池，沒有人口，人力資本就成無源之水。現在計劃生育，必然大削弱未來中國人力資本的實力，因為大削弱世界科技發展和經濟進步的能力，進而大幅削弱世界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能力和速度，這是對世界的大貢獻嗎？

也許有人說，中國人口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少了，該是對世界的貢獻吧？一些科學家已經證明，全球變暖主要是太陽黑子活動造成的，二氧化碳增加影響很小而且有技術可以解決。地球有寒期和暖期，這不是人類活動所能決定的，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是個騙局。在距今8000～2500年前，中國華北地區大部為亞熱帶氣候，約在北緯40°11′，與北京處于同一緯度上，就有大象活動，而現在僅有中國云南南部有。可想而知，那時候地球是多么熱，難道那是因為二氧化碳排放多了？中國人口多，可以為全球變暖提高更多的財力與科技支持，這反而會更好。

有人說，中國人口多了，就會增加對世界資源的消耗，比如說石油。即使中國沒有一個人，世界上的石油能多使用多少年？作為發展核裂變能的主要原料之一的鈾，世界上已探明的鈾儲量約490萬噸，釷儲量約275萬噸，大約可用2400～2800年。不用等2000年后，也許人類100年后就看不起核裂變的鈾了。因為還有核聚變。核聚變安全、清潔，聚變產生的放射性比裂變小的多。而且，按目前世界能源消費的水平，地球上可供原子核聚變的氘和氚，能供人類使用上千億年。而地球壽命大約還有50億年，還需要中國減少人口來節約世界能源嗎？世界所有資源，不是可以循環使用就是可以再生或隨科技發展有替代品，而且人類可以開發的范圍越來越廣，比如深海、月球、其他行星，根本不需要減少人口來節約資源。反而，人口多，經濟科技力量雄厚，可以更多更快更好更廉價的開發新資源，讓人類實際可以使用的資源更多。比如核聚變，如果中國依靠人口多帶來的巨大科研能力與財力支持，幫助世界率先研究好核聚變利用，世界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能源問題。再如開發月球或其他新資源，中國人口越多，就有更強的科研實力和經濟實力去開發，同時中國巨大的人口可以輕易消化開發新資源的巨額固定成本，讓世界人民使用到更多更廉價更好的資源。這豈不是更好的貢獻？

以現在的人口和經濟發展速度，世界是看好中國和印度，認為未來世界將形成美國、中國、印度三大超級大國三足鼎立。三足鼎立，一定比兩足鼎力安全、穩定、繁榮。過去美國與蘇聯形成兩極世界，世界不得安寧。如果形成中國、美國、印度三足鼎立的世界，將給世界的民主、平等、安全、穩定、繁榮作出更大的貢獻。現在美國一直想削弱中國而支持印度，比如誘導中國進行自我削弱的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其實，美國若繼續引導中國繼續計劃生育很傻，因為這將導致中國極大衰落和亞洲與世界失衡。現在印度每年新出生人口數量已經是中國的兩倍，而且與中國相比——印度孩子越來越多，這就決定在中國大衰落的同時而印度過于強盛。隨著印度的發展，印度一定想控制印度洋并謀求南亞霸權，接著謀求亞洲霸權和控制中東、中亞、非洲、大洋洲和東南亞等，這將和美國發生巨大利益沖突。如果現在中國開始支持中國轉變人口政策，到時候還可以聯手中國制衡印度，否則，美國將失去未來一個最重要最用力的盟友——因為從人口看，印度才是美國真正的競爭者和令美國恐怖的對象。保住中國的人口實力，美國和中國可以制衡印度，印度和中國可以制衡美國，亞洲和東半球有中國制衡印度，這樣才有亞洲和全世界的民主、平等、和平與繁榮，這是全世界的福音，這對亞洲對東半球對全世界都有好處。若未來世界失去中國這一極，就是未來亞洲未來東半球和全世界的巨大損失，甚至是災難。所以，中國改變人口政策和盡可能的鼓勵生育以挽救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是世界民主、平等、和平與繁榮的要求。

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方儒家文明，是世界的三大文明。三大文明三足鼎立，共存共生，相互促進發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福音，也是人類各個文明平等、民主、繁榮與和平共處的福音。如果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有沖突的話，“以和為貴”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把兩者和平聯接起來，從而推動人類文明的和平共處。人口是文明的載體，人口的大衰落必然導致文明的大衰落。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齡人口，中國的總人口數量僅為2800萬！發達國家人口維持人口世代更替需要2.1的總和生育率，像中國這樣的國家需要2.3以上，而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最高理論生育率僅僅是1.38。即使按照中國國家計生委的說法，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最高理論生育率是1.46。中國縱然達到1.46的最高計劃生育理論生育率，到2300年人口將只剩下7500萬！這怎么保證儒家文明的繼續存在、三大文明的三足鼎立、人類文明的健康強勁發展和人類各文明的平等、民主、繁榮與和平共處？如果儒家文明大衰落，如果失去儒家文明對世界文明體系的支持，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也許將陷入持久的沖突而難以自拔，所以儒家文明的衰落很可能導致人類文明陷入持久的沖突與災難！

第三篇：當前中國應不應該開放生二胎——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是一個國家根據本國人口增長過快或人口停止增長乃至出現負增長而采取的相應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國家，因本國人口發展的情況不同，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而且，一個國家的人口政策還會隨著本國人口發展的實際情況作適當的調整。

政府對于調節、指導人口發展變化所持的態度與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人口政策指政府為了達到預定的與人口有關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而采取的旨在影響生育率、死亡率、人口年齡結構、人口生理素質、文化教育程度、道德思想水平，以及人口遷移和地區分布等方面變化的一系列措施。狹義的人口政策主要指政府在影響生育率變化方面的措施。政府對人口變化不采取任何行動也是一種政策選擇，這種選擇也將影響未來人口的變化。人口政策是一個政府的基本國策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論有無明文規定的人口政策，政府的各項方針措施中很多都會對人口的變化產生程度不同的影響。

按照貫徹的方式，人口政策又有直接的和間接的之分。前者通過制定有關規定、條例、法律和獎懲辦法加以實施；后者則通過間接途徑引導群眾的生育行為，使之符合政策目標的要求

認識誤區

三十年來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成就巨大，我們使中國婦女由原來平均生6個孩子降到目前略低于2個，這一成就舉世矚目。這一成就為我國快速發展創造機遇期，怎樣估計也不會過高。但遺憾的是，有的同志對此有些誤解，集中表現為這樣兩個觀點：

觀點1：認為改革開放對人口事業的影響不如對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明顯。其中不少人更是認為改革開放后的嚴格控制人口的政策效果并不突出，還不如改革開放前，而且沒有經過充分的民主討論便匆忙實施，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不得不說，這種觀點粗看有理，但并不符合實際。首先沒有對改革開放后我國嚴峻的人口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其次對中國的人口規律缺乏了解。

事實上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面臨兩個人口高峰，人口控制迫在眉睫，中央必須迅速果斷地做出決策，確實沒有太多的時間進行充分的民主討論。但在決策出臺前也多次廣泛征求人口理論研究者和實際工作者的意見。當時，我國生育旺盛年齡的婦女比第二個人口高峰的育齡人群多一倍，如果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生育量將比第二個人口高峰多得多，人口增長的速度將快得多，到上世紀末人口總數就會高達15億，甚至更多。那么我們的子孫后代更會埋怨我們，猶如我們現在檢討上世紀50、60年代沒有適當控制人口給今天造成的被動局面一樣。如果對計劃生育放松一點，要求低一點，從眼前看，一年多生一二百萬，不過是增加現在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二，但是二三十年積累起來就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如果每年多生幾百萬，還要生第二代、第三代，人口增長又不容易一下子停下來，這樣對我們子孫后代影響就很大。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初期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是不得已而為之，更著眼于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現在看來，當時做出這樣的決策是非常果敢的，是權衡長期和短期的利弊所做出的正確決策。三十年來的實踐也證明了當時計劃生育政策是理

智的。否則今天我國人口比現在多三到四億，光是糧食、就業、住房就是更大的難題，就未必有今天的大好局面。

觀點2：有同志將今天中國面臨的人口老齡化都歸因于計劃生育，認為是嚴格的人口政策造成了中國今天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看來，在人口老齡化日益加速的今天，科學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與過程十分重要。

人口老齡化指的是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重逐漸上升的過程，一般認為，當一個社會65歲以上的老年人在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60歲以上超過10%），便進入老齡社會。可見，影響人口老齡化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一是壽命延長，二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

我國現階段和今后一個時期老年人群龐大是歷史既定的,是第一、二次人口高峰存活下來的人口周期性地魚貫進入老年期造成的，是高出生率和人類壽命延長的結果，這與計劃生育無關。計劃生育只減少出生人口數, 使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相對提高;而且從長期來看計劃生育還有助于減少未來老年人口的數量,因為現在新出生的人在60年后就成為老年人。

從世界人口發展的歷程上看，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性因素。對于我國而言，出生率、死亡率從高水平向低水平的迅速下降是引發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直接原因。其中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人口死亡率的下降特別是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人口平均壽命的延長，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產生、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出生率在短時期內迅速下降并達到較低的水平則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的關鍵性因素。

第四篇：中國人口政策的回顧與展望[模版]

中國人口政策的回顧與展望

——關于人口與計劃生育的對話

何亞福

甲：現在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實行不同的人口政策，有的是鼓勵生育，例如日本；有的是限制生育，例如中國。那么，你能不能回顧一下中國的人口政策？ 乙：1949年以后的中國人口政策可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949~1953年：鼓勵生育政策。

1954~1959年：政策轉變醞釀，上層思想反復。1960~1970年：實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沒有全面開展。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

1980~1984年：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開小口，堵大口, 形成地方計劃生育條例。1991年至今：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穩定。

甲：也就是說，中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是從1971年開始的？

乙：是的。1971年，由周恩來親自布置，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商業部、燃化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指出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一般城市人口增長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農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提出要制定人口規劃。1973年12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匯報會上，提出計劃生育要實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歲、女23周歲才結婚；“稀”指兩胎要間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兩個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傳中出現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口號，但發覺這樣力度仍不夠大，于是又講“最好一個，最多兩個”。但一般是把兩個作為目標。

甲：那么，在七十年代，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有沒有取得顯著的效果？

乙：七十年代的“晚、稀、少”政策創造了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奇跡。1970年的總和生育率是5.8, 到1980年，總和生育率已降至2.24，接近更替水平。如果按1980年生育模式不變推算，即使生育水平在其后的20年沒有絲毫下降，2000年末總人口也將控制在13億以內。若考慮生育水平稍有下降，那么，2000年末總人口將會控制在12億左右，則是無可置疑的。

甲：既然如此，在1980年為什么又要推行“一胎化”政策呢？

乙：中國的人口政策在1980年驟然收緊，即從“晚、稀、少”迅速轉變為“一胎化”。其原因是，1980年9月召開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確立了20世紀末將中國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的奮斗目標，而這樣的奮斗目標又是同人均1000美元的追求相聯系的。1980年9月, 《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表, 由此定下了中國人口政策的基調：“一胎化”，其實質是“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甲：既然說是“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也就是說，這并不是規定每對夫婦都“只能”生一個孩子吧？

乙：是的，從字面意義來看，“提倡”與“只能”的意思是不同的，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名義上說是“提倡生一個”，但實際上卻變成了“只能生一個”。所以，這項政策脫離了中國的實際，群眾不易接受，在執行過程中遇到很大的阻力。于是乎從1984年開始不得不“開小口子”，以減小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阻力。無論從計劃生育政策內容，還是從對計劃生育執行力度看，1980年代均比1970年代更嚴格、更強化。然而全國平均生育水平并未產生如1970年代那樣的大幅度下降。在這10年中，全國人口出生率在波動中稍有回升，總和生育率則在波動中起伏徘徊，其中1981年至1982年和1986年至1987年出現兩次幅度不太大的回升。總和生育率從1980的2.24回升到1982年的2.86；1985年下降到2.20之后，到1987年再次回升至2.59；而到1989年又回落到2.35。

甲：真是“欲速則不達”！那么，1980年制定的20世紀末將中國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的奮斗目標有沒有實現？

乙：這個指標定得過緊，脫離了中國的實際，緊縮政策導致了1980年代生育率的反彈。所以，1991年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做出了《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將1991～2000年人口計劃控制目標，定在年均自然增長率為12.50‰以內，即總人口2000年末控制在13億以內。在1995年，中國人口“突破”了12億大關。當然，所謂“1995年突破12億”，其實這不是“突破”，而是當時人口的年齡結構所致。因為一個國家總不能在嬰兒出生的時候就把嬰兒的爺爺奶奶掐死，才算達到平衡。這只是暫時的“突破”，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基數人口會因為衰老死去，人口達到峰值后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回落。

甲：那么，1990年代的生育率有沒有進一步下降？

乙：1990年代初的總和生育率開始有了一個質的飛躍----低于更替水平。1992年國家計生委進行了一次38萬人調查，該調查申報的全國1991年和1992年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65和1.52；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56。盡管人們對這些數據都有爭議，但人口學界公認，整個1990年代，總和生育率持續穩定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我認為，1970年代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是計劃生育的結果；而1990年代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除了計劃生育的因素外，另外不可忽視的因素是推行住房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以及大批農民進城打工。

甲：你認為中國未來的人口政策會如何走向？

乙：1970年代實行“晚、稀、少”的政策，是基本正確的；1980年代實行“一胎化”政策，是預見力差；現在仍實行計劃生育，是逃避責任！未來的人口政策會如何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現在決策層的魄力。如果沒有魄力，決策層就會這樣想：反正計劃生育政策是前任制定的，現任領導只是延續，責任不在我。等將來出現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的時候，現任領導已經退休了，管它洪水滔天？因此，決策層要有魄力，并有為中華民族負責任的使命感，才能改變現行的人口政策。

甲：現在有些人口學家主張，計劃生育還要實行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你對此有何看法？ 乙：事實上，這種觀點既忽視了生育率轉變的不可逆性，又夸大了計劃生育的作用。隨著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根本性轉變的完成，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調節作用將會越來越小。十幾年以后，改變人口政策已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到那時，無論人口政策是限制生育還是鼓勵生育，生育率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可以想見，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人們結婚年齡的提高、丁克家庭的出現和單身人群的增多，延緩生育率的急速下降將成為不可能。

第五篇：世界各國的人口政策

世界各國的人口政策

古代中國

歷朝人口政策，與賦役政策、婚姻政策關系很大。

一些朝代長期戰爭之后，戰禍使很多人死亡，造成人口銳減，影響賦役的征收和兵力來源，為解決這個問題，統治者希望通過強迫早婚，達到人口增長的目的。

春秋時代的越國，實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方針。“生聚”的內容之一就是繁衍人口。“女子十七歲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國語·越語上》）這是把男20歲、女17歲定為最遲結婚年齡。

正式建立西晉的晉武帝在泰始九年下令：“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晉書·武帝紀》）按照這一規定，女兒到了17歲，父母還不把她嫁出去，政府就要強行把她許配給別人。

唐太宗貞觀元年頒布的詔書講：“其庶人男女無室家者，并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喪達制以后，孀居服紀已除，并須中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貞潔，并任其情，無勞抑以嫁娶。”（《通典·禮·男女婚嫁年紀議》）中央要求州縣官督促男女婚配，但在執行中要注意政策，不硬性分配。

聯合國：全球人口增勢放緩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今年的《世界人口狀況報告》統計顯示，目前世界總人口為64.647億，人口增長率是1.2%。其中發達國家人口為12.113億，增長率是0.3%；發展中國家人口為52.535億，增長率是1.4%。全球平均每個婦女生2.6個孩子,發達國家只有1.5個,發展中國家為2.8個。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人口與發展處的負責人弗朗西斯·法拉赫博士說，過去10年中，世界人口增長率已呈下降趨勢，到2050年，全球總人口將達到91億，大大低于此前估計的100億。但由于基數龐大，全球每年增加的人口數量仍很可觀。2004年，全球凈增7600萬人，其中95%都在發展中國家。按照這一趨勢發展，到2050年，發達國家人口將停留在12億左右，而發展中國家將達到79億。

法拉赫說，現在發達國家的主要問題，一是生育率已經低于人口再生的水平。日本等國人口的絕對數量已經開始下降。二是人口的老齡化，目前全球已有50個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為彌補勞動力不足、社會負擔加重等問題，許多發達國家正努力吸收新移民。

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情況也各不相同。中國、巴西等23個發展中國家，已經進入生育率下降的階段，但由于人口基數大，人數還在增長。同時，它們也將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一些最不發達國家生育率還是太高，平均每個婦女生育5個孩子。艾滋病泛濫影響這些國家，特別是南部非洲國家的人口數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球人口結構呈菱形，即老人和孩子少，中青年多，其中十幾歲的年齡段人口最多，大約有13億。這預示著接下來的10年，全球人口仍面臨一個生育高潮。只有該年齡段的人晚婚晚育，把生育高潮分散拉長，才能減少其負面影響。有人甚至把這一問題提高到與世界和平直接有關的程度。不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全球人口發展的前景仍相對樂觀。

美國：人口高速度增長

近年來，美國人口增速加快，人口將突破三億，主要原因是移民增加以及移民生育子女的增加。美國人口數量目前僅次于中國與印度，在發達國家中排第一。美國平均每平方公里僅33人，與歐盟國家的120人和日本的360人相比，仍顯得十分空曠。近年來，推行“人才進口”政策，以優厚的待遇和良好的條件，吸引世界各地有名望、有成就的科學技術專家移居美國。這就等于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費時費力費錢培養出來的大學生，美國沒花成本培養就大量變成美國的優質人才，從而提升了美國的國際競爭力。

德國：婦產醫院里就缺嬰兒

隨著近年來新生嬰兒的減少，提高生育率已成為德國一項重要國策。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統計，德國的出生率自1975年以來基本低于死亡率。平均每個德國婦女只生育1.4個孩子。

德國人口問題專家預計，到2050年，德國人口將從現在的8200萬下降到7080多萬，一半以上的人口將超過50歲，1/3的人口超過60歲。在未來50年內，德國人的死亡率將大大超過出生率。

柏林一家婦產醫院，擁有先進的醫療設備、技術精湛的醫護人員及超過1000張的病床。然而，每天只有幾個嬰兒在這里出生。院長希曼先生感到很無奈：“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嬰兒。”

歐洲人口問題專家認為，一個國家的強大，人口是個重要因素。對此，《法蘭克福匯報》編輯席爾馬赫爾博士說：“不生孩子已經嚴重影響了國家的競爭力，它早晚會毀了德國。”多生孩子現在成為德國的頭等戰略任務。政府推出獎勵政策，婦女每生育一個孩子，每月都可獲得一筆數目可觀的補貼。

法國：政府補貼生育

在職婦女生育期間，政府要給予一定的金額補貼，使她們能在事業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同時有助于改善家庭生活條件。

在法國，一位“準媽媽”擁有至少16周強制性帶薪產假，其工作必須得到安全保證，生育第三個孩子的媽媽在一年內可以獲得每月1000歐元津貼。

挪威：孕產期享受全額工資

在挪威，孕婦享有10個月全額工資或一年內80％的工資。由于這些政策持續實施了幾十年，所以生育率都接近2.1的平均生育率，同時，保持人口不增加、不減少的生育率。

新加坡：孕婦享受“星級待遇”

在產假方面，強制性的產假有八周，產假期間員工領全薪，非強制產假則有16周，假期長短由雇主與勞方協議，員工在非強制產假期間領半薪，工資成本由政府負擔。此外，每個小孩的育兒津貼折合臺幣約每月7500元，兩個小孩以上的家庭，給予高免稅額及特別扣除額，生到第三個小孩，還可分配到國宅。另外還有「嬰兒紅利」計劃，政府會在一對夫婦生第二個或第三個小孩時，將錢存入夫婦的戶頭，供應其支付托兒所或幼兒園的費用。

除了產假與津貼的發放外，政府積極設置嬰兒托管服務，目前約有二十多家嬰兒托管中心，可照料三百個嬰兒，政府更計劃在未來五年，將嬰兒托管中心增加至三千個。

俄羅斯：死亡率是出生率的1.6倍

俄羅斯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但人口數量卻僅排在世界第8位，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9人。俄人口學家指出，當前俄羅斯的人口特點：一是出生率低，二是死亡率高。2005年，俄人口死亡率是生育率的1.6倍，高出美國和歐洲國家2—3倍。上世紀60年代中期，俄每名已婚婦女平均生2.1個嬰兒，如今只有0.9個，不想要孩子的家庭達700多萬。俄人口學家警告說，如果照此速度遞減下去，俄羅斯民族將成為世界上的“少數民族”；到24世紀時，俄羅斯民族甚至可能從地球上消失。

俄總統普京上任之初便把人口問題當作頭等大事來抓。他在2000年發表國情咨文時就指出：“俄人口一年比一年少，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的話，我們民族的生存將受到威脅。”俄政府還決定婦女每生育1個嬰兒將得到的補貼提高到1萬盧布（1美元約合29盧布），對18個月以下的嬰兒每月的補貼也由500盧布增加到800～1000盧布。據估算，僅此一項，政府每年將支出90億～100億盧布。

印度：為控制人口出怪招

擁有11億人口的印度正在鼓勵人們通過減少生育來擺脫貧困。希沃布里區的官員馬尼什？什里瓦斯塔瓦稱，如果該地區的男子做絕育手術。政府就給絕育男子辦理持槍執照。推行這一政策后，當地的男性絕育率大幅上升。他指出，即使那些已經絕育的人要擁有槍支，也要滿足對武器持有的規章要求。希沃布里區有140萬居民，居民之所以需要持有槍支，因為當地的盜匪非常猖獗。

西班牙：全社會鼓勵生育

西班牙目前全國人口為4，400萬。由于歷史、經濟和觀念等原因，西班牙婦女不愿意生孩子和多生孩子。生育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西班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一對已婚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政府每月給予三百歐元（大約合三千元人民幣）補貼。生育的子女越多，補貼的數額越大。盡管如此，西班牙人還是不愿意多生孩子。西班牙人的人生觀念是活著只是為自己，而不是為他人，更不是為子女。

韓國：出現了人口高峰期

至1960年，人口平均年增長率達29‰，為此，韓國政府于1962年制定了家庭生育計劃方案，目標是到1970年，人口增長率下降到20‰。盡管這一方案促使韓國婦女生育率大幅度下降，至1980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已達到生育年齡，政府進一步加強人口政策，對獨生子女夫婦實行獎勵，將流產和絕育合法化。然而自1990年代開始，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調的問題迫使韓國政府又一次調整人口政策，鼓勵生育，平衡出生人口性別比。

埃及：推行計劃生育難

到蘇丹、肯尼亞、阿爾及利亞等非洲國家時，常能在大街上看到一個婦女懷里抱著一個孩子，手里牽著一個孩子，肚里還懷著一個孩子的情景。目前，非洲的人口增長率約為3%，平均每個婦女生6.9個孩子，居世界之冠，其中肯尼亞婦女平均每人生8個孩子。

埃及的情況在非洲算好的。埃及的“計劃生育國民計劃”作為國家人口戰略，開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政府在全國建立了6500個計劃生育服務中心，免費提供計劃生育用具和藥品，還定期派衛生人員下鄉，向農民解釋計劃生育政策的意義。埃及雖然生育率有所降低，但人口仍呈直線上升的趨勢。住房緊張、交通擁擠、失業嚴重、物價上漲都和人口的大幅度增長密不可分。

日本：人口百年連降兩次

日本厚生勞動省估計，由于結婚人數減少，日本人口數量2007年經歷了108年以來第二次下降。厚生勞動省曾在2006年6月說，自政府1899年開始收集數據以來，日本人口數量在2005年首次下降。數據顯示，去年約有71．4萬對夫婦結婚，為1989年以來最低水準。由于包括養老金在內的福利費用增加，人口數量下降可能會妨礙政府平衡預算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