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珠三角民工荒調查報告

珠三角“民工荒”成因調查研究報告

10勞保3

組員:黃潔華 黃春香 黃苑紅

蘇建星

肖子亮

民工荒” 是指城市經濟需求的民工勞動力普遍高于民工愿意和能夠提供的勞動力, 即民工勞動力出現短缺。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數以億計的農民參與了現代化建設, 但是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 泛珠三角的一些地區相繼出現了民工短缺現象,且有愈演愈烈趨勢。“民工荒”現象的產生不是偶然的, 而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期的必然產物, 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

為正確認識“民工荒”產生的原因, 及有效地為“民工荒”提出建議, 我們設計了這份珠三角“民工荒”成因調查問卷。

在問卷設計前，小組已對不同行業，不同職業的農民工群體進行調查，獲得大量的探索性資料，在此基礎上，整理出了進一步研究的訪談提綱和問卷調查的內容要點。在此基礎上，根據“民工荒”研究所獲得的信息資料，開始調查問卷設計。課題組成員經過多次互動和討論，又做了部分修正，最終確定問卷定稿。

“民工荒”的成因復雜，我們主要從幾個主要的成因設計問題。

首要原因工資低。工資折合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呈下降趨勢，甚至有企業拖欠工資，如問卷第7、8、18題就涉及工資待遇問題，能直接反映工資對工荒的影響。

其次是工作待遇不佳。相當多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作環境低下：勞動強度大、勞動保障設施差、吃住條件惡劣；企業文化生活少、員工缺乏凝聚力，企業文化無從談起；隨意打罵工人、扣押身份證暫住證；請假制度幾近苛刻。問卷的第10、19、21、22題等就能反映民工工作所受到的不公待遇。

第三是社會關注不夠。勞動力市場功能的不完善，民工合法權益的保護、民工戶籍、民工子女入學就讀等障礙，均影響民工的擇業。問卷中的第17、21、23是按照這些問題而提出的。

通過此次的問卷調查，收獲到相關數據，了解民工荒對于民工，企業及政府、社會的影響，為企業和政府提供報告和建議。

數據表明，有約10%的農民工表示他們一點也感覺不到幸福。在眾多減低幸福感的因素中，以家庭因素為主因的人數排第一。例如，與家人分居兩地，在工作城市難尋佳偶，子女就學難等各種家庭問題，讓農民工們感覺孤獨，沒有歸屬感，生活失去失望，不幸福，于是，他們自動離開這片農民工需求相對較大的土地，轉移到別的地方，這樣也就成為了造成珠三角“民工荒”的成因之一。

其中，數據表示，最多人反映的需要急切改善的問題是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廣州2010年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優秀外來工入戶和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但大部分普通農民工的子女難以得到實質的好處，解決就學問題主要還是依靠民辦學校。

市總工會建議，政府一方面要在人財物方面給予民辦學校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充分動用社會力量來提升民辦學校的教育質量：

一是充分發揮高校學生的力量，動員廣大青年和學生走進民辦學校支教； 二是進一步加大公辦學校師資力量對民辦學校的支持；

三是把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與戶籍問題脫鉤，實行無條件的公平義務教育，其核心即實行義務教育經費“錢隨人走”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而從性別來看，女性農民工的幸福感得分為68.65分，高于男性農民工的67.81分。分析認為，在當前的社會條件下，雖然女性要兼顧家庭和工作，但男性仍然較女性承受著更為沉重的工作和心理負荷，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中付出更多。

新生代農民工的回答透露出對歸屬感和安全感(社保)的渴望、對孤獨感(主要是婚戀方面)和迷茫感(未來發展)以及物價(特別是房價)上漲的無奈。

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與其幸福感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小學及以下層次、初中層次、高中(中專、中技)層次和大專以上層次農民工的幸福感得分分別為63.33、66.62、67.36和70.35分，學歷越高，幸福感越強。

本次調研顯示，家庭因素的權重排在第一位，而經濟因素反而退居其后。更進一步的數據顯示，與配偶或戀人有較多時間和機會在一起的農民工，其幸福感明顯要高些。

更進一步的數據顯示，與配偶或戀人有較多時間和機會在一起的農民工，其幸福感明顯要高些。

第二篇：珠三角中小企業生存狀況調查報告

珠三角中小企業生存狀況調查報告http://2010年07月07日09:17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發表評論 聯系我們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訊)6月26日，深圳，暴雨如注。這個一度承載中國經濟和南下者夢想的新興城市，似乎從不缺乏暴風雨的襲擊。而長期以開放橋頭堡和“代工王國”著稱的珠三角，早已身處轉型重壓之下，風雨欲來。

二十多天前，由這里發軔的新一輪加薪潮、外遷潮和招商潮，開始在珠三角地區蔓延，并深度延伸至更廣的范圍。頃刻之間，這里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和漩渦。

一周以來，南下深圳、東莞等地，實地探訪珠三角地區企業真實的生存現狀。“加薪潮——外遷潮——招商潮”這一貌似嚴密的邏輯演進，究竟是否真如外界所推理？這一群中國最為活躍的民營企業群體，如今面臨怎樣的真實困惑與抉擇？曾經作為“世界工廠”最為華麗和活躍“生產車間”的珠三角，前路何在？

資源爭奪：激增的地方招商團隊

珠三角的民營經濟，是全國各地招商必爭的目標

6月25日，深航大酒店，一個名為“二十城市招商推介暨項目對接洽談會”收費性論壇上，來自全國各省區市的招商官員，占了壓倒性多數。進行現場招商路演者，分別來自安徽蚌埠市、四川成都市、黑龍江省大慶市等八個城市。

路演僅僅是最基礎的招商互動節目。在論壇午休時間，本報記者注意到，重慶為參會企業備下了一桌好酒好菜，浙江嘉興安排的歌舞晚宴則已著手彩排。

有意向外擴展投資的企業在這里所受禮遇，用“殷勤”來形容并不過分。作為參會企業，深圳市南方創立科技有限公司的代表，即在會后遭遇了輪番轟炸式游說。招商代表們使出渾身解數，竭力表現當地的區位優勢、交通優勢、人力成本優勢、硬件設施，而底牌則是“政策優勢”，包括地方財政稅收返還、土地出讓價格等。

這只是近期深圳招商潮的一朵浪花。在深圳街頭，臨近主干道的高端酒店，不論是大堂指示牌還是外墻電子顯示屏，不間斷更新變化的是各種各樣的“某某省招商懇談”或“某市某區與某商會聯誼會”。名號繁雜的“產業對接會”、“招商懇談會”，近期在深圳市區各大高檔酒店里，如同走馬燈一樣喧囂異常。

“地下活動”同樣異常活躍。一段時期以來，不少城市的招商局或產業園，還有分工負責深圳招商項目的負責人，每日游走于深圳各種社交場所。“近期同行的‘會車’幾率相當高。”某市商務局招商官員笑言，“甚至是中午剛一起吃過飯，下午在某個咖啡廳又撞上了。”

本報記者在深圳探訪調查期間，亦偶遇幾撥河南省各個級別的招商團隊。

不僅政府，民企招商團隊同樣在這里聚集。在深圳偶遇的鄭州西雅圖創新產業園置業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即沖著“外遷潮”而來。

新一輪的招商潮，直接推高了招商成本。深圳近期的酒店，不但不打折，還經常滿房。論壇現場的5分鐘路演，主辦方的要價，就動輒上萬塊。

“因為深圳‘加薪’了，才讓‘招商潮’顯得格外熱鬧。”成都市人民政府駐深圳辦事處項目官員曾穎透露玄機。在她看來，即便是沒有加薪，珠三角地區的招商競爭強度，也是國內任何城市都無法比擬的。

這位浸淫招商多年的政府官員有自己的一套“招商經”——北京多是央企或大型國企，一個公司的老總是無法決定投資的；而上海經濟最為活躍的元素是外資企業，投資拍板的事往往在中國區搞不定；于是，珠三角的民營經濟，是全國招商必爭的目標。

實地探訪：漲薪潮起與蔓延

由于沿海大量缺工已經引發了工人薪水上調，接下來更大面積的工人加薪將不可避免

來自各地招商團隊的一個普遍看法是“加薪潮”的暴風驟雨，引發了這輪“招商潮”的前赴后繼。

本報記者獲悉，甚至有地方政府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催促”當地招商隊伍南下。6月11日，河北省邢臺市發出了一份工作簡報，稱珠三角地區加薪的連鎖效應，將引起當地勞動力價格上漲，企業成本增加，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著產業的北遷，請各縣(市區)抓住這一次機會派人南下招商，力爭引進一批企業入駐。

外界聞風而動，而處于核心地帶的深圳企業，其加薪潮的真實狀況如何？

6月9日，深圳市政府宣布，從7月1日開始，全日制就業勞動者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到1100元/月。此前特區內最低工資標準為1000元／月，特區外的寶安區、龍崗區，是當地加工制造業最密集的區域，其最低工資標準為900元／月。今年5月，深圳關內關外一體化方案獲中央批復，意味著工資統一為1100元／月。

據本報記者調查，深圳、惠州、東莞等地的大部分制造企業已經給員工加薪。但是其中的大部分企業反饋，他們的加薪，并非像外界所知的，是由深圳市政府的最低工資標準或某家大企業的加薪而引發，早在此前，他們已經為員工上調工資，且高于最低工資水平，幅度約為8%。

深圳加工貿易協會會長、港商陳永漢表示，目前深圳加工貿易企業流水線上的工人，月基本工資在加薪后平均約為1180元，加上加班工資每月至少可收入2000多元。工廠的班長、組長、科長以及工程部技術工人等加薪幅度更大，最少都增加了500元。以前每年工人也加薪，但是幅度沒今年大，大約為4%左右。

作為一家以油墨涂料為主業的高新技術企業，深圳市深賽爾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國民，同樣并不認可這輪加薪潮是由個別企業引起。早在政府宣布漲薪之前，該公司就已經完成了加薪。根據他的觀察，珠三角地區的用工荒和產業升級所需，是加薪潮的根本原因。

“今年怪異的是，金融危機過后，訂單呈報復性反彈，包括我們企業在內的不少玩具企業，訂單已經排到了國慶節之后。”深圳市玩具協會副會長、皮皮熊董事長扈藍天給用工荒導致薪水上漲以佐證，“訂單太多，自然帶來了用工緊張，現在用人確實不好招，只能提高員工薪水。”

據了解，香港廠商會近期對“珠三角”企業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九成受訪企業表示存在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在更多人看來，從今年春節后，由于沿海大量缺工已經引發了工人薪水上調，接下來更大面積的工人加薪將不可避免。

事實上，改革開放三十余年，農村勞動力的供給方式將其價格壓制到了一個難以想象的地步，低價勞動力造就了珠三角“中國制造”的巨大競爭力和奇跡。然而，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結束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崛起，一向被認為接近于“無限供給”的中國廉價勞動力，現在正面臨短缺。而隨著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勞動力價格勢必會被重估，而這一股浪潮已在珠三角等東南沿海一帶“登陸”。

內外交加：“珠三角”再臨困境

匯改、退稅同時“動刀”，加工企業壓力巨大

在珠三角內部面臨漲薪壓力的同時，外部的政策環境亦遭遇突變。

就在本報記者趕赴深圳等地調查的前幾天，6月19日，央行宣布重啟匯改。當時市場分析認為，人民幣匯率彈性將有所增強，但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大。

但到7月1日，作為人民幣“官方”匯率的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再創2005年匯改以來新高。宣布重啟匯改以來短短9個交易日，“官方認可”的人民幣相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已達0.61%。兩周來人民幣的升值明顯超出預期。

禍不單行。6月22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了《關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的通知》，決定從今年7月15日起，取消406個稅號的產品出口退稅。此次取消出口退稅的產品主要分成6大類，而此前，這些產品都享受5%到17%不等的出口退稅率。

中國重啟匯改和取消出口退稅，使得珠三角地區的出口企業感受了陣陣寒意。

“雖然早有預想，但還是感到了壓力。”東莞市外貿企業協會副秘書長黃新文告訴記者，央行宣布實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2005年7月21日，當天人民幣對美元就升值2.1%至8.11元，隨后三年間，僅家具行業，廣東倒閉企業就達3000家之多，至今心有余悸。

據黃新文估計，匯改、退稅同時動刀，加工企業壓力巨大。年初至今，勞動用工成本普遍上升了20%，利潤點卡在3～5個百分點。此前企業普遍預計，幣值上升5個百分點，可通過退稅維持，現在看來，原有營收模式再也無法維持。

廣州臺協會長程豐原則透露，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升值3%，珠三角的多數臺企還能夠忍受，但升幅達到5%，則會有很多出口型臺資企業將陷入艱困狀態。

據當地人士分析，一些低利潤率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出口，將會面臨迅速下滑的局面，其中，服裝和鞋類出口將可能是受影響最嚴重的行業。

這意味著，對于珠三角的出口導向型企業，未來的一個趨勢是，或者改換門庭將目標瞄準國內市場，或者坐待利潤遭蝕。

外遷矛盾：精細的成本博弈

財稅政策、主力客戶外遷等多種因素的疊加，對產業轉移的巨大促進作用不容小覷

漲薪壓力、財稅政策變局等因素，究竟能否有足夠的力量，來撬動珠三角企業的大量外遷？

一個時期以來，外界不少觀點認為，漲薪潮直接造成了珠三角企業的外遷。但本報記者在珠三角的深入調查，卻否定了上述觀點。

不同產業領域的生產型企業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漲薪固然存在，但卻絕非外界所揣測對諸多加工型企業是“致命打擊”。扈藍天告訴記者，此輪加薪，尚不及2007年珠三角那場用工荒接連兩次加薪時的處境艱難。

深圳市深賽爾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國民同樣對本報記者表示，漲薪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珠三角加工型企業“外遷”，是值得探究的問題。諸如他的企業，用工成本在生產綜合成本之中所占比率，只有15%左右。

盡管漲薪并非核心因素，但外加財稅政策、主力客戶外遷等多種因素的疊加效應，對產業轉移起的巨大促進作用卻不容小覷。作為臺商，已來鄭州投資發展的西雅圖臺灣商會會長陳惠松對此剖析得一針見血：“珠三角等沿海不少企業向內陸遷移，漲薪和勞動力僅是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出口利潤趨薄和受阻使得這些企業將目光瞄準了龐大的內需市場，中國工業化正在經歷一個由沿海到內地的趨勢變化。”

然而，在趨勢之外，這些企業眼下的現實處境卻是兩難境地：內遷，距離主力客戶太遠。不內遷，又面臨用工和其他成本增加問題。當然，如果主力客戶內遷，那是最理想的局面。

“內遷會比在深圳環境中節約勞動力、土地、生產要素成本等多方面成本。但是，每個老板腦子里裝的第一意識，永遠只有賺錢，而不是省錢。客戶在哪里，供貨商的生產車間就在哪里。而且，內遷還有政府環境不佳增加企業發展成本的風險。”劉國民的話，可謂代表了一部分企業的心態，“不過，大型的加工企業帶頭內遷，是加劇整個行業內遷的必要條件。”

調查中，記者發現，成本重壓下，珠三角地區能夠大塊松動轉移的產業，仍舊是醫藥、商貿、服裝、鞋業、玩具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相對而言，因漲薪或其他成本壓力下的電子類的產業轉移較難。)

據了解，2008年9月，深賽爾在河南信陽投建了生產基地，時至今日尚未全部建成。

不過如今隨著主力客戶的部分內遷，該基地建設開始加速。但即便如此，該企業僅僅是部分產能遷移，并未整體遷移，且信陽只被定義為分公司。

據調查，南方創力科技、帝光集團均是與電子科技產品加工相關的企業，且“已在外埠有發展項目，或正在籌備遷移”。但在記者采訪中，兩家企業的負責人對是否存有向中國北部地區滲透或對制造環節整體遷移的打算，均持否定態度。

“即便是做手機拼裝的小販(指小工廠)，估計也不會樂于北遷。他在深圳跑一趟‘華強北’(深圳電子產品貿易市場)，不但所有的零配件都可以買到，而且他組裝的手機還可以順利地賣掉。這是國內任何一個城市都無法比擬的優勢。”成都駐深辦的曾穎說。

事實上，客觀而言，任何企業都不會盲目挪窩，決定企業外遷的，絕非僅僅是用工成本增高。企業是否挪窩，除用工成本，還須同時計較物流成本、上游產業及零部件配套成熟度、下游市場的就近性、棲身地的商業環境、市場秩序、法治水平、投融資條件、資金使用成本、人才集聚程度、政府服務能力等一系列復合因素，須作綜合考量，才會慎重作出去留之策。

99度到100度：

誰是逼遷的真正稻草？

產業轉移的真正原因，是珠三角“騰籠換鳥”產業布局政策的導向變化

事實上，在上述因素之外，對于更多企業而言，視為心頭大患的則是另一個更為關鍵的逼遷因素。正是這一壓力，直接導致了當地企業外遷轉移的緊迫壓力與實際需求——“騰籠換鳥”。深圳的企業普遍對本報反映，產業轉移最為根本的核心，還是來自于珠三角“騰籠換鳥”這一產業布局政策的導向變化。

“騰籠換鳥”是中國經濟大省廣東2007年提出的對產業調整、升級的形象說法，即促使勞動密集型、低增值的傳統制造業遷離珠三角，以“騰”出空間發展高增值產業。

扈藍天的皮皮熊，是第一個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玩具品牌。記者趕到深圳的時候，她還在擬訂與周口市商水縣政府對接動漫產業園的項目方案。扈藍天稱，他們去商水投資建廠發展，原因在于中國現實之中的玩具代工企業，已經滿足不了訂單的需求。但是，她的主觀傾向是在深圳附近設廠，她對深圳的發展環境很留戀。可深圳連年提升的高地價成本、高基礎設施使用成本，乃至“加薪”，在其看來都是“騰籠換鳥”政策導向落地的手段。

“我們不想走，可是產業政策逼我們走。我認為，深圳將玩具業定義為傳統型的、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的夕陽產業，趕走我們是非常不明智的。”扈藍天對“騰籠換鳥”頗有微詞，但亦無可奈何。

而深圳九同鑫投資總經理梁先平則認為，客觀評判深圳產業政策導向變化，應該尊重它的發展歷史。據梁的觀察，深圳能有今天的發展局面，得益于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經歷的趨勢性變化。

“首先是從大規模引進港資，到外資來源擴大到9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次是利用‘三來一補’企業的溢出效應，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本土企業，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在梁先平看來，如今即將面臨第三步，即以產品加工、貿易、科技成果、資金和其他資源為紐帶，通過內地、深圳、海外“三點一線”的聯合模式，共建出口加工基地，攜手走向國際市場，使深圳和內地的出口規模迅速擴大。最終，從與香港建立“前店后廠”的產業合作關系，到共建世界級大都市。

梁認為，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三來一補”企業，它們多是改革開放之初，進入中國內地的港資或臺資代工型企業。因為只賺加工費，從而享受了更多的稅收優惠政策，甚至只繳納企業所得稅而已。但是，30年后，這些企業的占地面積與賦稅率已經是格格不入。更何況，它解決的不是深圳人口的就業問題，在內地采購的輔料，也是有限的。那么，呆在這里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但是不斷增加的現實壓力，卻成為逼迫多數珠三角企業逐漸外遷的最后一根稻草。（來源：大河報）

本文轉載自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第三篇：珠三角制造業用工難調查報告

珠三角制造業“用工難”調查報告

重點隊

擬寫人：吳曉旭

班級：09首飾工藝（學號：09602240

2）班

珠三角（廣州）制造業“用工難”調查報告

吳曉旭

2009年，在金融海嘯爆發后，一度急劇減少的外需有所恢復，珠三角企業重新出現招工難的局面，尤其是制造業。那么，“用工難”因何而生？企業的傭工困境如何解決？為了更深入了解金融危機后珠三角廣州地區制造業用工問題，特做此調查。

本次調查以廣州為主要抽樣點，以偶遇抽樣的方式開展，具體訪問對象主要通過攔截方法獲得。

出現用工難的原因非常多，一個問題便科衍生出另一行一類的問題出來，根據我隊的調查問卷的發放和回收詳查，大致歸納關于珠三角制造業用工難的問題的結論。

1.珠三角（廣州）制造業“用工難”因何而起。

（1）金融危機之后,珠三角企業紛紛金蟬脫殼關門“走廠”,剩下

一堆憤怒而無奈的工人。最后一根稻草就這樣壓在了已日趨脆弱的農民工供應鏈上。隨著人口出生的逐漸減少,這根供應鏈條將無可回避地走向細弱。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斷取之不盡,而是越來越有限供應。金融海嘯之后，商品生產地與消費地分離和“就業地”與“勞動力形成地”

分離，因此勞工力要素無法自由流動，工資也無法因供求關系進行價格傳導，也就是說，即便出現了用工難的情況，也無法靠大幅度提升工資去挽救這個局面。

（2）隨著國家政策向中西部傾斜，當內陸經濟日益蓬勃,尤其是在4萬億刺激計劃之后一派熱火朝天,勞動力需求大為增加,而珠三角的工資僅憑一兩百元的微弱優勢難再具有足夠的吸引力時,即使出口已經從萬戶蕭疏轉而復蘇回暖,但那些漂泊異鄉的農民工還是開始了用腳投票,以毫不留戀的姿態離開。

（3）此次我們面對的是制造業的用工情況，在珠三角廣州地區，制造業“用工難”顯然是對普工和技工垂涎三尺。據了解，珠三角地區的制造業多數為比較低級的生產，對勞動力的需求還是相當大的。在珠三角經濟轉型的今天，這些“粗放型”的企業出現“用工難”也是經濟發展中矛盾的產物，這些生產條件和發展方式滯后的企業便會面臨“用工難”的問題。原由制造業的工種性質，在經濟轉型中，首當其沖地遭受到了用工難的問題。據調查問卷的結果顯示，并不是所有的制造業企業都會出現用工難的問題。面臨著用工難的企業往往這類的公司總資產比較低，相應的生產設備和員工的福利待遇也會相對較弱。據了解，在南方日報接到的投訴中,80%的拖欠工資情況集中在用工人數100人以下的小型企業。現在的企業缺的就是良心和誠信, 招不到工的企業大多不是好企業,沒有社保、工資水平低,又不能及時兌現,有些甚至是違反國家政策法規、“打一槍換一炮”的“黑工廠”。而一些相對來說有些資本的企業，雖說不至于招不到工，但是招到了人卻留不住，不是用工難而是留人難。珠三角地區“騰籠換鳥”式的產業轉型致使企業的用工需求向高技能人才轉移，常規的普通農民工供給不能與之對應，因此珠三角廣州地區出現的是結構性民工荒。

（4）而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們,已經在新的人生觀指引下,呈

現出了比父輩們更為多元的選擇。對于那些沒有技術性的只是靠機械地重復單調動作的制造業工作，他們肯定做不長久。80后、90后新生代外來工中很多人表示,比起企業薪酬待遇,他們更看重“企業是否給我們買社保”、“是否有較好的職業發展空間”。而這些,正是一些招不到工的企業的軟肋。一些小型企業在勞動保障、社會福利方面存在不足,導致招工一年比一年難。

（5）珠三角投資的吸引力不如長三角，這方面的因素可以從勞動

力素質和福利待遇等等方面得到非常明顯的比對。

2.珠三角(廣州)制造業用工難的解決對策。

(1)在很多調查問卷的填寫和訪談中，關于如何解決珠三角制造

業用工難問題這一欄，幾乎所有的調查對象都一致認為，首要也是最關鍵的解決辦法是提高工資待遇和員工福利。那么，這點建議對暫時緩解這個用工難的問題還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但是，提高提高工資待遇和員工福利，對于珠三角地區的大部分制造業來說，隨之而來的就是生產成本和利益的問題。所以，解決的對策還是找到員工和企業的利益平衡點，在保證企業的正常運作下適當地提高員工的待遇和福利，企業的管理應該更趨向于人性化管理。

（2）國家政府應該積極幫助企業優化產業結構升級，轉變發展

方式，這也是響應科學發展觀的一項重要內容。企業注重生產技術和設備的更新換代、積極創新，企業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以解決在勞動力輸送鏈上出現的尷尬難題。加強政府對企業的監管力度，整頓珠三角地區制造業中的黑工廠等，更好地促進珠三角地區勞務關系的和諧進而促進珠三角制造業的發展，從根本上解決用工難的問題。

（3）珠三角投資的吸引力不如長三角，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勞動

力素質，培訓的需求遠遠大于供給。企業和政府可以從提高就業素質、就業質量和就業穩定性方面進行努力。比如說，珠三角能否在一體化的過程中先行先試一個暫行條例，讓企業提取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勞動力培訓？而執行的企業可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或者稅收優惠。

（4）社會和企業要多關注多關懷農民工，在我國的城鄉二元結

構中，外來務工者在“就業地”受到許多限制和排斥。例如戶籍限制，使農民工子女上學和升學遇到了許多困難，而農民工包括其子女在“就業地”也遭受到排斥，這樣的生活和工作環境讓外來務工者無法長期留在“就業地”，因此也加大了勞動力的流動性，加劇了珠三角地區制造業用工難的情況。

此次暑期“三下鄉”的實踐調研訴得到的結論都已列述出來，其中盡可有不完善之處，但這也是我們重點隊凝結的心血。

第四篇：中國民工荒分析報告

“民工荒”分析報告

摘要：根據往年人們對“民工荒”的討論和研究，對“民工荒”現象產生的原因進行研究，并提出解決對策。

關鍵詞：民工荒

原因

對策

一．什么是“民工荒”

“民工荒”是最近幾年出現的企業用工短缺現象，沿海企業受沖擊最大。網上統計報告數據表明，珠三角地區城市出現超200萬的用工短缺，普工缺口達136萬之多。“民工荒”也是民工權利荒。一方面是由于我國實行的二元城鄉戶籍制度，導致進城里務工的農民無法享受到和當地居民同等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就是民工一直以來都處于弱勢群體的地位，從而形成權利缺失，無法與企業進行對等談判，只能默默的忍受企業在拖欠工資和延長工時的惡劣行為。

二．民工荒形成原因分析

（一）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沒有得到保障。如拖欠工資、工作環境惡劣、隨意加班等現象隨處可見。根據有關統計資料表明，目前我國各行業拖欠9800萬農民工工資約1000億，其中建筑行業所占拖欠比例為70％。同時，一些企業勞動環境惡劣，加班時間長，不簽勞動合同，不繳社會保險，導致了員工的高流失率。

（二）農民工工資增長過慢。有關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區l2年來月工資只提高了幾十元。佛山不少企業外來工月工資在l0年前就已達到600—1000元，但現在還是這個水平。而這些年來消費物價總體水平已明顯上升，導致廣東、福建、浙江等省實際工資水平的提高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三）進城務工成本不斷升高。農民工在城市里用來維持基本生活費用的增長迅速，這就大大提高了他們進城務工的實際成本。除此以外，一些政策性因素也是提高他們城市生活成本的重要因素。

（四）農民工供求出現結構性矛盾。由于農民工的教育水平遲遲未能得到提高，重學歷輕技術的中國教育結構，導致中國生產了大量不懂技術的大學生，但農民工隊伍中的技術人才卻異常緊缺。目前的民工荒也主要是技術工人短缺。

（五）人口老齡化。長期以來，業內對勞動力供求關系的基本判斷是總量充足，只是存在結構短缺。目前普遍所說的農村大約有1/3勞動力剩余、絕多數約為1億到1.5億，但40歲以下的農村青壯年剩余勞動力，絕多數只有5000萬。于此同時，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也越來越慢。從2004年開始，新增的勞動年齡人口數就已經開始持續低于勞動力的需求量，兩者差距越來越大。

（六）政策影響。政府采取的區域協調發展政策與惠農政策也是“民工荒”加劇的原因之一。隨著中西部經濟快速發展，中西部就業機會增加，與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同時，近幾年出臺的一系列惠農政策背景下，中國民生逐漸改善，農業生產的利潤空間擴展，在農村從事非農業的環境逐步改善，返鄉務農或創業手藝增加，中國農村地區的人均收入在四年里平均增加了36%。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農民工回流。

三．“民工荒”的解決對策

提高工人的工資福利待遇，讓他們分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成果，才是解決當前“民工荒”問題的正道和長久之計。這不僅可以提高農民的即期收入，而且還是調節收入分配結構、縮小城鄉差距與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社會各方面都應正確引導企業朝著這個方向共同努力。

鼓勵企業開展業務外包尋求應對“普工荒”的新途徑。開展業務外包加工，事實上是將自己的車間延伸到勞動力招收更便利的地方，不僅拓展了企業的發展空間，而且滿足了農民工不出鄉既可掙錢又能照顧家庭，同時兼顧農活的多種需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種“農民工不流動，機器設備流動”的辦法，雖然是權宜之計，但也是目前的有效應變之策，可以為緩解“民工荒”提供新思路。創造良好環境，鼓勵和引導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通過開展業務外包解決“普工荒”。

積極引導、支持企業通過在崗培訓緩解“技工荒”。實踐證明，像為鼓勵企業走在崗培訓之路，必須大力改革現行的農民工培訓補貼政策。可以考慮將農民工培訓補貼資金向實施在崗培訓的企業傾斜，大幅度增加這一塊的補貼資金，大力鼓勵、引導企業實行在崗培訓。這樣做不僅符合企業的實際需要，而且可以防止農民工培訓的“偷工減料”現象，真正起到提高農民工培訓效果的作用。

應引導企業走提高農民工待遇的“雙贏”之路。建議：一要及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正確引導企業提高工資水平。最低工資標準是職工生存的生命線，職工權益保障的底線。建議政府有關部門應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及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合理引導企業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二要真心為企業減輕負擔。三要監督企業依法辦企。部分非公企業不與企業員工簽訂勞動合同或者勞動合同不全，侵犯員工合法權益。

總結

“民工荒”現象的出現促使沿海地區的企業認識到,我國農村有效剩余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的。提高農民工工資,改善農民工就業環境,必須提到企業經營發展的日程上來。農民工開始在更大的區域范圍進行選擇性遷移,地區之間企業的競爭、農民工與城市勞動者的競爭都會隨之加劇,各地方政府為吸引勞動力資源而提高地區競爭力的競爭也會加劇。同時, “民工荒”現象的出現也將成為東部沿海地區加快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的動力,從而加快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此外還應認識到,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解體、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實現以及城鄉差距的消失絕非在短時間內能夠實現,因此, “民工荒”問題的最終解決必將是一個相對艱巨和漫長的過程。

第五篇：有效地解決“民工荒”問題

如何切實有效地解決“民工荒”問題，是新時期擺在我國各級政府面前的重要課題。本文深入分析了民工短缺現象，從農民工角度提出了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調整對農民工的培訓重點和內容的政策建議； 從企業角度提出了調整管理方式，使人力資源管理具有科學性的政策建議； 從國家政策的角度提出了大力發展職業技能教育、積極調整國家“城市化”政策和轉換發展模式，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外出務工就一直成為我國突出的勞動力轉移的經濟和社會現象。涌入城市的大量農民工為推動城市經濟建設和我國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2004 年年初，有著9 億農民的中國首次遇到民工短缺的現象，打破了民工無限供給的神話。繼廣東東莞首次出現民工短缺之后，迅速波及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并且有向中西部地區蔓延的趨勢。近年來，農民工短缺的現象更是愈演愈烈，引起了政府、企業、學界等社會多方面的關注。

一、“民工荒”問題的現狀特點

農民工是我國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都占有較大比例，其中在加工制造業中占從業人員的68%，在建筑業、采掘業中占到近80%，在環衛、家政、餐飲等服務業中占到50%以上。

關于“民工荒”，2004 年9 月8 日，國家勞動社會保障部課題組《關于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指出，企業缺工主要發生在珠三角、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 工資待遇低、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缺工問題最為嚴重； 企業需求量大、嚴重缺乏的主要是有一定技能的熟練工。

到了2011 年，“民工荒”現象愈發嚴重，并呈現出擴散之勢，即從東部沿海地區向傳統勞務輸出的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省份擴散。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公布的人力資源市場供求狀況數據分析報告顯示，2010 年第四季度，江蘇省轄市各類就業服務機構招聘崗位170.44 萬個，相比上一季度增長1.15%。與此同時，進入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和職業中介服務機構進行登記的各類求職人員149.64 萬人，減幅4.51%。缺工的現象基本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和服務型行業，而且主要是一線操作人員。江蘇存在用工缺口的企業主要為電子電器、機械制造，這兩個分別占缺工企業總量的38.7% 和25.3%，一線操作工占總數的94.6%； 福建缺工行業主要為制造業、批發零售業和服務業； 山東用工缺口最大的三個職業分別為裁剪縫紉工、餐廳服務員和推銷展銷人員。傳統的勞務輸出大省也面臨缺工新問題。據貴州省相關部門介紹，近期，貴州本土企業用工缺口達萬人次，缺工現象十分嚴重。今年湖北省勞務輸出人數預計將收縮10%至15%左右，至少“縮水”100 萬。該省輸送到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至少減少60 萬。

“民工荒”的基本特點：民工荒已經從局部短缺演變成全面短缺。一是從時間上看來得更早，珠三角早在2011 年春節前數月就出現了比較明顯的“用工荒”現象； 二是從范圍上看影響地區更廣，像四川、湖北、安徽等中西部地區傳統的勞務輸出大省也出現了用工短缺的現象； 三是從工種涉及類別更多，當前不僅“技工荒”，普工也“荒”。就業難和招工難在局部地區同時出現。局部地區的現象反映勞動力供給雙方信息溝通不暢。企業招普工，主要是通過張貼招工廣告、內部員工引薦、與技校聯系、委托職業介紹機構招聘等方式，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很難及時準確了解到各公司的招聘信息。農村剩余勞動力找不到工作，城市的企業招不到工人，招工難與就業難在一定程度上同時出現。勞動者的工資進入了快速上升通道，勞動者在勞資協商中的地位正在加強。現在全國都在爭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發生了變化，提高工資的話語權開始向工人手中轉移，出現“權力反轉”現象。在勞動力市場上，農民工不僅提出了工資底線，還提出不大量加班、改善食宿環境、要有文娛活動安排等要求。現在勞資協商的天平只是稍微向工人方向傾斜了一點，剛剛開始向相對的平衡發展，離雙方真正平等談判還有很大距離。農民工群體正在形成一個獨特的階層，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產生巨大影響。從當年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2.4 億農民工群體正在形成一個獨特的階層，他們更強烈地要求子女受教育的機會、要求基本的社會保障、要求工資待遇的提高、要求工作環境的改善。農民工群體的成長，將對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產生巨大的影響。

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未改變，而且勞動力格局更為復雜，我國將面臨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問題。四川省統計局和勞務開發辦的調查數據判斷：近5 年來，四川省的勞動力資源還在以每年50 多萬人的速度增長，勞動力的供給仍在擴大。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陸杰華的研究評估也認為，在“十二五”期間，我國勞動力依舊呈上漲的趨勢。但是，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將進一步加劇。現階段我國社會正處于一個特殊時期，存在大學生就業難，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要求高，困難職工數量也到達峰值。幾個群體都需要解決就業問題，壓力很大。

二、“民工荒”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1.“民工荒”的出現，是社會進步的象征，表明勞資關系進入新階段。一個和諧的社會，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的和諧。在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和諧因素之一應是勞資關系的和諧。而“招工難”折射出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大發展中勞資關系不和諧的聲音，使企業要正確處理老板和員工的關系，構建企業和諧的勞動關系。事實上，企業構建一個和諧的勞動關系，對于提高企業最終的核心競爭力，是非常重要的。關系理順了，受益者不只是員工，也包括企業。企業作為一個利益的共同體，企業的勞資雙方應該互相承認對方的利益，承認對方的存在，成為一個和諧的共同體，實現雙贏。

2.“民工荒”的出現，為東部產業西進創造了機會，國家平衡發展的戰略正在發揮作用。國務院發布《關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要求依托中西部地區產業基礎和勞動力、資源等優勢，推動重點產業承接發展。在這樣的形勢下，中西部農民工去東部的人數自然會下降。“民工荒”的出現，不僅給產業轉移帶來機遇，也給經濟轉型創造了機會，說明國家平衡發展的戰略正在發揮作用。

3.“民工荒”的出現，說明農村吸引力在增加，對于發展農村經濟大有好處。近年來，中央連發“一號文件”，構建起了推動新農村建設的基本政策框架，我國農村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種地免征農業稅，上學不交學雜費，農民看病有醫保”。由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帶來的惠農政策接踵而至，為農村注入了活力，給農民帶來了實惠。國家惠農政策使農業有利可圖，一些農民工在當地走上農業致富道路，這讓外出務工人員基數減少。農村吸引力的增加，對于發展農村經濟無疑大有好處。

(二)負面影響

1.影響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將農民工轉化為產業工人，是中國走上富強的必由之路，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企業用工不穩定狀態。“招工難”將阻礙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向非農產業轉移，進而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

2.影響農民消費水平提高。要擴大內需，提高農民收入及其消費水平是主要途徑之一。據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近十年來，農民工的工資低且增長緩慢，實際收入下降，無法維持高支出的城鎮生活。

3.影響社會穩定。農民工的工作環境差，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一些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社會上傷害農民工事件經常發生，導致對立情緒日益加深。在勞資矛盾較為嚴重的地區，造成社會沖突加劇，影響社會的長治久安。

4.影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招工難”會造成企業勞動力短缺，生產進度放慢，影響企業盈利。其次，對于低工資獲取低成本優勢的企業，由于忽視企業的技術改造，忽視對員工的技能培訓，必將深遠地影響企業競爭力的提高與企業可持續發展。

三、“民工荒”現象的原因分析

(一)從國家政策的角度看

1.中央新農村政策。“十一五”期間，各地各部門貫徹落實“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重要方針，強農惠農政策不斷強化，農業現代化水平顯著提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得重要進展，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邁出重大步伐。同期，全國農民收入實現了持續較快增長。隨著農民收入的增加和農村市場流通條件的改善，農民的生活消費水平不斷提高。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步伐加快，農村公共服務明顯改善。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農民工由打工轉向務農的積極性。

2.國家區域發展戰略。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進、中部崛起迅速，中西部農民工輸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城市也成了農民工的有力吸納地。農民工流向出現新變化，不少原來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轉向全國其他地區，農民工流向的多元化導致在一些地區沒有調整產業結構前遭遇一定程度的民工荒。

3.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也是造成“民工荒”的重要制度因素。(1)農民工社會保障存在高需求與低參保率的矛盾。農民工在城市工作面臨生存、疾病、失業等諸多風險，需要得到社會保障制度的保護。但目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參保率非常低，農民工一旦出事，很難得到應有的補償，生活往往陷入困境。農民工參保意愿不高的原因在于社會保障的個人承擔比例對農民工來說過高，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成為他們的負擔。(2)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蓋面過窄，農民工難以得到應有的保護。多年來，農民工的工資只能維持基本生活需要，一旦生病或遇到其他意外支出，農民工就可能出現生活困境。農民工急需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護，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護對象通常是城市居民，農民工很難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3)社會保障制度存在“一刀切”的問題，沒有考慮農民工的群體特點。由于城市職工流動性較農民工低，企業愿意為城市職工承擔相應的保險費。農民工與城市職工在工作、生活上的諸多差異，要求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也應當有別于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完全采用城市居民社會保障制度無法保證農民工的參保率，也無法滿足農民工對社保的需求。

4.國家教育政策。20 世紀90 年代末以來，高校擴招后忽視了經濟社會發展對職業技術教育的需求，其后果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高校畢業生就業難，企業發愁找不到合適的技術工人。

5.政府“城市化”政策。城市化過程會涉及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從戶籍、人口政策到社保政策，到公用品的供給，水電煤氣的供給，公用品的歸置問題，到交通運輸系統，到城市管理系統，最重要是社會政策，農民進城的政策，農民市民化的政策，可以說，是一系列的公共政策的集合構成了城市化進程。受到城市本位主義思維的影響，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都為農民向城市的合法工作或合法定居設置了層層障礙，政府的城市化政策并不能真正反映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重視、維護城市化進程中流向城市中的農民工的相關權益則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所在。

6.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2004 年以來，中國經濟以持續的高速度增長，加入WTO、新增企業多，制造基地向中國轉移等，使得勞動力需求大于勞動力供給，而勞動密集產業的經濟增長必然會帶動對勞動力需求的剛性增長。勞動力的供給一時不可能跟得上，出現短暫性的用工短缺也是自然的事情了。此外，東南沿海招商引資力度加大，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區振興、CEPA協議及泛珠三角合作等因素，原有企業的擴張和新增企業的發展，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社會用工需求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了勞動力的增長速度。

(二)從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看

1.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理念的偏差。我國企業在管理上一直存在著重利潤，輕效率； 重組織，輕個人的理念。近幾年“民工荒”的出現，反映了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理念偏差的問題。一方面，它反映了企業只重視產量，當企業遭遇危機時，能想到的辦法就是裁員，壓縮用工成本，以提高利潤，卻沒有想到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它折射了企業管理理念中人本觀念的淡薄，很少考慮滿足個人需要。在很多企業管理者意識中“農民工”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民工荒”告訴企業的管理者們那種“裁員不想給錢，缺人不想加錢”的做法值得商榷。

2.人力資源管理方式的偏差。基于管理意識的偏差，在我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在管理方式上存在著很多的問題。總體來說管理方式落后： 一是缺乏長期的人力資源規劃。很多企業在人力資源的規劃問題上，缺乏超前意識，在裁員時并未考慮在訂單紛紛涌來時該如何確保具有足夠的勞動力。二是薪酬待遇低，缺乏社會保障。企業依然把農民工當成廉價勞動力，生活條件簡陋，至于養老、醫療、子女入學沒有保障。從員工方面來看，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務工者的主力，而這一代農民工對薪酬、務工環境和職業空間的要求遠遠超過老一代農民工，而企業顯然并未做好準備。三是缺乏對農民工的培訓。“民工荒”實際就是“技工荒”，特別是高級技工難求。對于高級技工的短缺，很多企業一貫的做法都是面向大專院校引進人才，卻很少有企業注意對農民工的培訓。

(三)從勞動力供需結構看

從勞動力供給角度看。一是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主力。新生代農民工數量上比前幾代民工明顯減少，但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他們找工作注重工資福利，同時在意工作環境，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對就業崗位往往會挑挑揀揀。二是由于教育事業的發展，高學歷人才迅速增加。每年都有數百萬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他們比普通民工的就業要求更高，向往機關事業單位和能展示自己才能的白領工作崗位，否則寧愿待業，也不肯進中小企業做一般員工。

從勞動力需求來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廣大農村及中西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人均收入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吸引了不少民工回鄉創業或到當地城鎮的企業打工； 而珠三角、長三角等東部沿海地區中小企業迅猛發展，其產業基本上還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傳統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用工需求量不斷增加，工作崗位依然較多為藍領的工作。

(四)從農民工自身的角度看

1.農民工的生活生產環境差。農民工受歧視和缺乏基本權益保障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農民工的工作環境差、勞動強度大、生活環境惡劣，此外，用工不規范、勞工權益侵害、缺乏勞動和醫療保險等也直接導致農民工短缺。尤其是都市人的排外性使得他們長期忍受歧視，農民工薪酬水平低。

2.新生代農民工的產生。“80 后”、“90 后”是改革開放后出生并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農民工，目前正逐步成為勞動力市場的主力。他們在就業觀念、處事風格上與父輩們大不相同，因為他們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同時融入了更多追求自我的觀念，職業期望值高，與老一輩農民工相比，他們不愿意成為流水線上的生產工具，而是希望成為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個體，追求體面勞動，追求生活質量。因此，當企業需要大量的一線工人時，“招工難”自然凸顯。

四、解決“招工難”的對策

(一)積極調整國家“城市化”政策

調整不平等的城鄉、工農發展政策如教育、衛生、科技、文化、金融、社會保障等綜合性政策，并加以解決。特別在城市化過程中，要切實轉變過去漠視農民工權益的觀念，把城市化進程中，流向城市的務工者的利益維護當做一個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問題來看待，更是當政者急需面對的任務。這不僅關系到農民、農村，更關系到整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二)大力發展職業技能教育

從升級職業教育模式的現實需求出發，我國政府需要將職業教育提升到戰略高度。一是宜將職業教育和義務教育、高等教育一視同仁，加大政策和資金投入； 二是適時改變政策指導思路，強化行業、產業引導作用，將職業教育發展與國家中長期戰略產業規劃發展全面對接； 三是在職業教育水平顯著提升基礎上，針對優秀技工人才，配套鼓勵政策，逐步在地方層面實現“招得來、留得住、發展得好”。

(三)實現發展模式轉換，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走的仍是一種粗放型低成本擴張的經濟發展道路，相當一部分企業缺乏核心技術。“招工難”的出現，為我們提出了必須從源頭上解決“民工荒”的問題。這就是要實現發展模式轉換，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走科技含量高、污染少、能耗低、經濟效益好的新路子。具體來說，就是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換，提高現有產業的技術含量，把廉價勞動力變成高價值、高素質的人才資源，構筑一種勞動、資本和技術有機結合的動態比較優勢，提升我國企業競爭力，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

(四)強化對進城務工農民的就業引導

政府應強化就業引導方面的宏觀管理職能，使民工的流動更符合各地的用工需求。此外，應使全國各地的用工信息共享、共用，掃除信息傳遞的死角和社會上一些非法的務工中介，實現更高程度、更廣范圍內的人得其事，事得其人。

(五)轉變對農民工的培訓重點和內容

調整培訓重點，堅持輸入地培訓為主，本省為輔； 以素質教育為主，短期技能培訓以及“訂單式”培訓為輔。建議輸出地培訓以政府、高校等培訓機構為主，輸入地培訓要構建政府、企業、培訓機構多方位合作機制，讓用工企業和培訓機構發揮更大的作用； 輸出地政府重點抓好素質培訓和崗前一般技能培訓； 而輸入地政府和企業主要應做好針對性的在職、在崗培訓或轉崗培訓，形成以培訓促就業，以就業帶培訓的良性互動效應，引導農民加快由體力型向技能型、素質型就業的轉變。

(六)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

提高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全面維護新生代農民工勞動經濟權益。以各地勞務基地為依托，引導組建農民工的自律型維權組織，將信息服務和維權作為勞務基地維權組織最主要的工作。重點抓好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制度，促進建立農民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落實轉出地最低工資制度，推動農民工與企業其他職工同工同酬。貫徹落實《勞動合同法》及相關法律法規，指導新生代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 以貫徹落實《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轉移接續暫行辦法》為契機，努力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基本社會保險的參保率。所有城市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所有城鎮建立農民工就業――服務――維權――傳染病預防一體化的公共服務中心。

(七)積極引導企業更新技術，促進產業升級

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有絕對優勢的，但是可以通過技術引進、技術改造使這種優勢不僅體現在生產成本上，而且在生產效率上也有大的提高。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要發揮好引導作用，鼓勵企業引進先進設備，加快傳統技術改造，幫助企業提高競爭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八)調整管理方式，使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具有科學性

一是企業要做好人力資源規劃，改變以往“等工上門”的方式，主動“走出去”，積極與各勞動力市場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借助這些平臺擴大“員工流”。組建區域勞務集團，建立廣泛的勞務合作，以解決自己勞動力需求的后顧之憂。二是全面了解員工需求，提高薪酬福利水平，改善工作環境，善待員工。要想留住員工，首先就要平等待人。其次，提高工資和獎勵。要建立企業職工醫療保障機制解決員工看病貴難題，豐富職工文化生活。再次，在發現人才和使用人才上，善于發現拔尖人才，做到人盡其才，依據工作表現給予合理、公正的職位和報酬，促使每個員工都有上進心，給予他們良好的晉升空間和培訓機會。請為解決'民工荒'和當前的民工'就業難'問題,提出一些合理建議。

解決“民工荒”的措施：①完善勞動力用工市場，以應對宏觀經濟的波動對勞動力需求造成的影響；②改善民工工作環境，維護民工權益，提高待遇。

解決“就業難”的措施：①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發展農村第三產業，積極推進小城鎮建設；②大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推廣農業科學技術，科學種田，穩定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確保農民增產增收；③實行產業化經營，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推廣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④提高農民自身素質，轉變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