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史記》與中國文明

史記》與中國文明

文章作者：陳強

歷史上的華夏民族很可能來自遙遠的西亞——“四海之內”最早當指兩河流域或阿拉伯半島的地理狀況，而象“神州”、“天子”、“神明華胄”一類的觀念亦與希伯來文化若合符節。這支神秘的民族將太陰歷、青銅器制作工藝以及一種雜糅祖先崇拜的原始一神教帶到了東亞，其遷徙路線由上古尋根文學《穆天子傳》可以推知大概。周人集華夏文化之大成，與猶太人相比一重禮法一重律法，儒象拉比，庠

序國學則有類猶太學校。而周文作為民族宗教也和猶太教一樣在其子代異變為泯滅種族界限的世界宗教。華夏族應與蘇美爾人有很深的淵源，而猶太人的祖先則為蘇美爾化的閃族部落——儒和拉比大約即是蘇美爾教師之變種，這兩類人使各自文化的基因恒久不變，從而成為遠古兩河文明的活化石。華夏文化與本土文化就象青白尼羅河在喀土穆交流融匯，流衍為古典中國文明——予人印象似乎一出世便成熟有如白胡子老人。“華夷之辨”本意蓋指華夏族與土著居民之種族區隔，這一界限隨著二者融合逐漸消失于無形。司馬氏世典周史——當大一統國家崛起之時，太史公以如椽巨筆將華夏族的歷史記憶延伸為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史部之籍只是副本而已——若將《史記》視同六藝一般的經典，便翻開了此書之名山藏正本。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叢。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尢。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五帝本紀》)。從《史記》的記載看，華夏族似以游牧為生，和蘇美爾人一樣有高山崇拜的習俗。三皇乃原住民首領，五帝則是華夏族首領——“帝”在世之時位格為天子，崩殂后亡靈即與昊天上帝相互混同，有如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本紀提到的涿鹿之戰影響歷史既深且巨——華夏族經此一役反客為主，開始作為征服氏族君臨土著居民。唐虞三代皆是貴族共和，仿佛兩河之蘇美爾時代；至戰國之世，隨著本土民族自我意識的蘇醒，中國文明才姍姍邁入阿卡德時代。“世家”主要折射前期的貴族社會，“列傳”則更多反映后期的平民社會。當“始皇帝”之名號出現時，征服氏族與土著居民終于融合為統一的民族。三代貴族每以古帝血胤自矜，到漢高祖那里就無從得見高貴的出身。華夏族與后世華人的關系略類希臘人之于希臘化民族。華人每將自己混同于歷史上的華夏族，故以黃帝子孫自居——像朝鮮人同是華化民族，因為沒有生活在華夏族的歷史記憶中，只將始祖上推檀君。檀君當為血緣始祖，黃帝則更多是文化始祖。他的陵寢就象以色列的錫安山一樣成為民族意識的圖騰，而王船山在亡國之后以黃帝為認同符記闡發的民族主義思想亦與近代的猶太復國主義依稀相似。從人種上說，河洛一帶的居民與古華夏族最為相似——向以衣冠之族著稱。當其將居處命名“中原”時，或許仍在懷念原始故鄉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五胡亂華之后衣冠南渡，中國文明的重心才逐漸移到了長江以南。

近東是人類文明發祥地，猶如高峻的分水嶺——嶺西降水會聚于歐洲，嶺東降水會聚于中國。在亞伯拉罕從兩河流域的烏爾遷往迦南之前幾百年，東遷的華夏族就在萬里之遙的華北尋到了他們的神州。《史記》和《舊約》皆由民族歷史的敘述闡發天人相與之際獨到的宗教理念，順流上溯源頭或是蘇美爾文化孕育的以天或安神為至上神的信仰。泰山封禪之柴祭和“以撒的燔祭”如出一轍；《伯夷列傳》對天道的慨嘆與《約伯記》對神明的怨誹理無二致；武乙僇辱天神為暴雷震死，以色列人亦因觸怒上帝而遭懲罰；商紂無道，武王克殷革命——相似的是掃羅失德，大衛受膏繼位。《史記》屬于理性時代，《舊約》則屬于信仰時代，更像《詩經》和《尚書》。《詩》、《書》之國命天授觀即帶有濃厚的一神信仰色彩——因其僅涉王者，不像猶太教與全民發生關系，故而可與社會上多神信仰并行不悖。商紂以為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則相信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史記》在天命論上與《詩》、《書》頗有淵源，但更多受到《易傳》、《春秋》所發明的新經學的影響。“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高祖本紀》)。太史公的“上帝”隱于歷史運動之中而不在其外，仿佛黑格爾之理性——不同的是前者的歷史觀是循環的，后者的則是上升的。在司馬遷看來，漢高祖所以得到天命并非由于德行純粹，而是因為性情作為順應了歷史循環之勢。天人之際悠關國本。轅固和黃生曾爭論湯武受命于景帝前，景帝以為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爭論使之聚焦，一旦息諍便不成問題。后來正史僅由敘述史實交代天命的傳承與政權的轉移——當其將造反者貶為盜賊時，就已暗示誰是真正的業主——手法略同佛家遮詮。

涿鹿之戰和牧野之戰的結局使中國文化演變為天壇祈年殿那樣壇廟相連的復合結構——下層是光怪陸離的本土多神信仰，上層則為某種潔靜精微的外來一神教。從子不語怪力亂神可以一窺二者間的緊張關系。作為古華夏族之精神后裔，儒在文化昌盛的承平時代始終掌握著中國之權柄——而到了唯力是尚的亂世便被內外蠻人所篡。他們誦習禮樂，以學顯于當世，猶如拉比之于猶太社會。文言或司馬遷所說古文乃其專用語文，推究原始大約是某種語法結構與本土口語截然不同之語文的直譯——所謂“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和希臘文拉丁文一樣代表著一個已在歷史上消失的文明民族遺留的教化典型——《太史公書》本身便是古文之范本。利馬竇來華之初身著僧服，為士大夫所輕，后來改穿儒服、誦習五經，才融入中國的上流社會。儒在十九世紀的太平天國戰爭中站在洪楊的對面，卻在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中倒向朱毛的陣營。一位猶太先知顯示了神通，他所散發的似曾相識的精神氣息不知不覺地催眠了華夏的傳人——欲知所以然就要從《史記》開篇《五帝本紀》慢慢道來。四詩之中《雅》、《頌》莊重肅穆，體現華夏風貌；《國風》純真自然，象征本土精神——周孔和莊周分別是兩種氣質的人格典范。“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太史公書自序》）。《史記》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繼二圣之業再度結集華夏文化——至若《歷書》、《天官書》則遠紹兩河之蘇美爾文化。比較之下史遷對莊周可說略無敬意——在《孟子荀卿列傳》中徑以“猾稽亂俗”譏之。魏晉名士則相反，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其人心思敏銳，已然覺察華夏文化與東亞民族人種氣質之不諧。這就好像尼采厭憎基督教之猶太氣質，轉而青睞希臘悲劇、印度佛教以及查拉圖斯特拉。在儒家內部，朱子為代表的保守派近于華夏氣質，陽明為代表的自由派近于本土氣質。晚明之時，保守派與基督徒締交，自由派則與佛教徒結盟——二者陣線分明有如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

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制禮作樂的周公便是標幟三代歷史的偉大人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后，國于宋”(《周本紀》)。宋乃文化保護區，像“桃花源”般延續了有殷一代的文物制度——涉足其間仿佛沿著歷史長河溯流而上，回到了前朝。使無文章著述，由其政治舉措也可想見周公的思想深度和文化修養。道理上說宋國諸侯并非周天子臣屬，而是前任，于其封地享受退休待遇——先有《殷本紀》才有《周本紀》。“本紀”彰顯天命傳承，項羽立為本紀即言漢家合法性自楚繼承，改稱“列傳”則表示政權承自贏秦。存亡國的周公視人為文化人，而滅六國的始皇只視人為生理人，以為收天下兵便可傳位于萬世——素質高下判若云泥。若將周公擬于摩西，孔子就有些像耶穌，周文在他那里流衍為有教無類的世界宗教。今文經學將孔子尊為受命改制的救世主，略類基督教；古文經學則視之為紹述古典的偉大教師，有如猶太教——前者之文化華夷觀完全泯滅了種族的界線，而后者之歷史記憶又使華人混同于史上的古華夏族。《史記》即熔今古文經學于一爐。《孔子世家》講孔氏年輕時因出身微賤遭人歧視，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終于成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至圣。內圣之學即大人之學，千千萬萬的人只是生理上的大人，而儒家所言大人則是精神上的大人。趙括談兵辯才無礙，以為天下莫能當——其父趙奢知道他很不成熟，將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視若兒戲。如何才是大人？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藺相如是大人；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弗取的魯仲連是大人；致富有方而僮仆賴以為生的古代資本家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大人；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于后世的孔子更是大人中的大人。

“世家”象征貴族時代，古樂為其時之聲文；“列傳”代表平民時代，新樂為其時之聲文——前者像古典音樂，后者則像流行音樂。魏文侯聽古樂唯恐臥而聽新樂則不知倦，當此之際，《左傳》里面隱于幕后的小人已隨心智成長走上了前臺。原始生命的爆發終于塑造出前所未有的超級利維坦——秦漢帝國相當兩河之古巴比倫王國。帝國的興起使政治家的視野超出《禹貢》九州的范圍，開始關注最具威脅的戰略對手。“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匈奴列傳》）。此類文字為政策制訂提供參考，極具實用價值，可以說與今日之地區研究一般無二。列傳由漢匈交往的歷史了解對手性情思路，檢討己方政策得失，有些像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從記載上看匈奴的民情風俗異常適應自然界的生存競爭，而中國之禮樂文明則以反自然抑本能為特征——今文家以及諸子百家針對周文之敝闡發的損文用忠的觀念肯定受益于周邊原始社會之考察。匈奴王族亦出華夏系統——南至蜀越，北到匈奴，黃帝子孫每藉政治實力與文化專長成為土著民族首領。華夏族攜帶蘇美爾文化，又在吸收東方各族文化的基礎上加以自己的創新，終于造成風靡東亞的華化運動。中原為華夏文化輻射中心——最近在二里頭宮殿區發現貴族墓，葬俗即與蘇美爾人巴比倫人亞述人相似。匈奴舉事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此和金文所見生霸死霸一樣皆烏爾月神崇拜之流衍。“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甚至瑪雅文明也有可能濡染華夏之風——美洲金字塔就像兩河塔廟而與埃及金字塔相去甚遠。今日考古學者惟于本土忣忣探察文明之源，而當日漢人卻在西域展開尋根之旅。張騫在報告中說安息長老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不知是否將西王母混同于西亞傳說中的示巴女王。穆天子與西王母之艷遇簡直就是所羅門與示巴女王之情事的東方版本——前者男方拜訪女方，后者則女方拜訪男方。漢武帝富于幻想，對神話傳說充滿好奇——太史公則極為理智，一向不語怪力亂神。《大宛列傳》開創了中國的西方學傳統，唐人《大唐西域記》以及清人西北史地之學皆可視為這一傳統的延伸。泰西東方學的興起亦與歐洲人的尋根意識不無關系——比如，亞述學有助了解《圣經》背景，印度學則有助了解雅利安人種和文化。

自禹鑄鼎象物以來，九鼎就成為華夏王權的象征。“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子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桀有亂德，鼎遷于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奸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楚世家》）。楚掌握硬權力而周則掌握軟權力——資歷和威望同樣是政治權力的組成部分。楚莊王觀兵周郊，炫耀有形的實力；王孫滿則侃侃而談，展示無形的實力。管仲所以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就因為巧妙地融合了兩種權力——桓公與其他諸侯伯仲之間，假借王室的威望才能使已意暢行無阻。三家分晉及田氏代齊皆因周天子之認可獲得了合法性。而至五國相王之時，東周壟斷的軟權力已然銷蝕殆盡。按照周人的觀念，王生前是天子，死后依然為子，在帝之左右——秦齊稱帝連橫，從此確立了帝尊于諸侯王的地位。七雄之中贏秦與山東六國大不相同，秦像一往無前的青少年，山東則如瞻前顧后的老成人——呂不韋曾嘗試將后者的記憶嫁接于前者的軀體，惜乎功敗垂成。至秦并六國，外部的敵人潛入腹心而函谷關頓失屏障——青少年只看見權力帶來的榮耀，卻低估了其所隱涵的風險。這支強悍的民族依照叢林法則削平群雄，終因無法化敵為友以出叢林走到了自己的末路。秦之驟亡與君主個人性格上的弱點亦密切相關。始皇帝專制集權，事無小大皆決于上，至以衡石量書，不中呈不得休息——偌大疆域只一頭腦，反應遲鈍可想而知。漢高祖就比他豁達，封建諸侯，將大公司拆成若干分公司管理——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回顧前史，周室譬若父母，諸侯則如兒輩——幽厲以降，前者日益衰老而后者逐漸長大，相互間龍爭虎斗、四海沸騰。自漢興天下一統，父母換了身體、健壯如昨；自立門戶的兒子則又回復童稚、受到監護。

漢繼周業，所不同的是貴族時代蒙昧的小人已然成年，需要集體的記憶。太史公便將華夏各分支的歷史融會貫通，編織了一張珠珠交輝、影影重疊的因陀羅網。《秦本紀》有個“我”，《趙世家》有個“我”，《魏世家》有個“我”，《韓世家》有個“我”，《楚世家》有個“我”，《燕召公世家》有個“我”，《田敬仲完世家》有個“我”——諸多小我在因陀羅網里泯滅了是非恩怨，化成兼容并包的大我。和這個大我融為一體的人則獲得新的身份認同，成為“華人”。（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人文學院）

第二篇：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與《史記》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有責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學家，都會以他們的心血凝聚起來的思想，留給后人許多有益的啟示。對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書》——后人稱作《史記》，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時的一部輝煌的中國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對史學和歷史的深刻的理解與認識。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并對史實反復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并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丑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于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正因為揭露現實的透徹，司馬遷被處以宮刑。腐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要寫部有關歷史書的夙愿，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茍且偷生，希圖出現一線轉機。司馬遷用歷史人物在不幸的境遇中著書的故事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努力著述，把其余的一切均拋諸腦后。“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他連精神都有點恍恍忽忽了。內心忍受著痛苦的煎熬和無限的悲憤，“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

只要堅持不懈，總會見到了陽光的。在司馬遷53歲時，完成了《史記》的著述。他在給朋友的信上這樣說道：“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記，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十二本記》、《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自此以后，司馬遷的事跡已無從可考，只是在他的一篇《感士不遇賦》里，訴說道：“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勒”。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飽經憂患，感慨而又深沉的老人，堅持理想、百折不撓的復雜而又痛苦的心情。所以魯迅先生生前給予《史記》高度的評價：“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第三篇：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公元前90年），西漢著名史學家。其父司馬談是漢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書、編寫史料，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歷法的官職）。司馬遷10歲開始誦讀“古文”典籍，20歲那年開始漫游生活，游蹤遍及南北，到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歸來后，初任郎中，曾出使西南各地。此外，還多次侍從漢武帝巡狩，封禪，游歷了更多的地方。這些實踐活動，豐富了司馬遷的歷史知識和生活經驗，擴大了司馬遷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觸到廣大人民的經濟生活，體會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這對他后來著作《史記》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公元前110年，司馬談臨終前把自己著作歷史的理想和愿望留給司馬遷。三年后，司馬遷遷任太史令，開始在“金匱石室”（即國家藏書處）閱讀、整理歷史材料。這樣，經過了四五年的準備，公元前104年正式寫作《史記》。這年司馬遷42歲。

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災難降臨在他的頭上。公元前99年，李陵抗擊匈奴，兵敗投降，朝廷震驚。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出于一時無奈，必將尋找機會報答漢朝。正好漢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他就把想法說了。漢武帝大怒。司馬遷被下獄并受宮刑。這是對他極大的摧殘和侮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還沒有寫完，于是本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信念，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秋失明，厥有《國語》”等先賢那里受到啟

發，決心“隱忍茍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經過大概十年的辛勤寫作，司馬遷終于在忍辱發憤的境遇中完成了《史記》這部歷史宏著。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130篇，525400字。“本紀”敘述帝王的政績；“表”是各歷史時期的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世家”敘述貴族王侯的歷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紀。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全面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歷史發展。

《史記》以帝王將相為中心，并沒有擺脫英雄史觀。但司馬遷尊重歷史事實，富有求實精神，有些方面突破了封建正統思想，如肯定陳勝、吳廣反秦起義的正義性；對劉邦，固然沒有抹殺他統一楚漢紛爭、建立國家的偉大作用，但也沒有對他虛偽、狡詐、無賴品質的揭露；在《酷吏列傳》中還揭露了統治者屠殺人民的罪行。《史記》對愛國英雄的描寫則是極盡贊頌的口吻，如藺相如、魏公子無忌（信陵君）、李廣等，都寫得栩栩如生。

《史記》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在寫作手法、文章風格等方面，后世的作家都從中得到了有益的啟發。許多戲劇也取材于《史記》。魯迅先生曾高度贊揚史記《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第四篇：司馬遷與《史記》

論《史記》的歷史意義

兩千多年前，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編撰了一部記載了上至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的史學著作。然而當時為完成自己心愿而撰寫這篇著作的他并未預料到這部著作帶給后世的將是怎樣的一個奇跡。

《史記》被后人列為二十四史之首，不僅僅因為它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更是因為它的史學價值、文學價值以及對后世無可比擬的深遠影響。這一點由“史記”這個史書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就可以看出。

幼年司馬遷聰慧好學又受其父司馬談影響，對歷史事實本就十分感興趣，司馬談又在臨死前將編撰一部完整而真實的史書的心愿和重任交付于司馬遷，接任太史公后的他又更深刻的認識到了身為一名史學家的職責，因此構思創作一部完備客觀的史書，他勢在必行。而在《史記》的編撰中，最為亮眼的的便是它的忠于史實，秉筆直書。即使因為“李陵叛降”事件，自己被判處屈辱的宮刑，司馬遷也未歪曲漢武帝的形象，抹煞其功績。正是因為他的實錄精神，《史記》才得以不朽于世。

《史記》的創作不僅建立在眾多典籍的基礎上，還建立在司馬遷本人多年的實地考察和精心篩選之上，這體現了司馬遷認真嚴謹的治學態度。不抹殺王孫貴族和將相大臣的光彩功績，也不隱瞞他們身為統治階級，剝削壓迫窮苦人民的丑惡嘴臉，不受私人情感影響的公正記載，是他客觀實錄的精神。

司馬遷是秉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觀念來寫這部著作的。在寫作手法上，他常用人物生平加自己的評論和感受的方法來呼應其“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的，而“詳今略遠”的寫作方法則更好的涵蓋了三千多年的歷史而又不顯累贅。

在人物塑造和敘事上，作者不拘于人物階層，更全面的記載了社會人生百態。刻畫的人物個性鮮明，性格多樣，結合了生活背景和社會經歷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生動豐滿，而“互見法”的運用則彌補了人物描寫的一些不足，使人物刻畫更趨于完善。以時間為序的紀傳方式使各傳記間形成了一種連貫性，每一個傳記的起因、經過間穿插瑣碎細節，從而在人物命運的偶然性中得到歷史必然的結果。透過表象去深刻思考歷史規律和人物命運，通過偶然性去把握歷史的必然性，最終達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史記》的編撰對于歷史的貢獻是巨大的。它首先開創了“紀傳體通史”體裁，貫通古今，將“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這五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系。這種歷史編纂學方法對此后的紀傳體史書影響甚深，歷朝正史基本都采用了這種體裁撰寫。其次，它建立了史學的獨立地位，自司馬遷編撰出《史記》之后，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里才取得了獨立地位。再次，它開創了階級、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各領域的綜合纂史方法，是第一部為經濟、少數民族和卑微者立傳的史家著作，開拓了史學的新領域，推動了我國史學的發展。另外，它還建立了史學的“傳記文學”的先河，創造性地把文、史熔鑄于一爐，唐代散文大家韓愈和柳宗元肯定了它的文學價值，奠定了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魯迅先生的一句評價最為形象：“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最后，《史記》中許多故事情節生動典型，戲劇性強，人物性格鮮明，矛盾沖突尖銳，為后世小說、戲曲提供了豐富的創作源泉，創作出了許多如《趙氏孤兒》這樣的有世界影響的名著。

《史記》所具有的歷史意義遠不止于此，它是我國歷史上的一顆明珠，是國學的珍寶，它所寓意的歷史因果規律和必然性值得我們去深思。

第五篇：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與《史記》簡介

一、司馬遷

1、游歷天下 20歲開始了他的游歷生活。他的足跡到達會稽，訪問夏禹的遺跡：到過姑蘇，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達淮陰，訪求韓信的故事：到過豐沛，訪問劉邦、蕭何的故鄉：到過大梁，訪問夷門，并考察秦軍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過楚，訪問春申君的宮殿遺址：到過薛地，考察孟嘗君的封邑：到過鄒魯，拜仰孔孟的家鄉。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壯游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

2、臨危父命

3、仗義執言

4、忍辱負重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國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報任安書》

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

1、體例：《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也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史記》開創了“紀傳體”體例。何謂紀傳體呢？紀，指本紀，即皇帝的傳記：傳，指列傳，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傳記。在《史記》中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結構，創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為主體的歷史編纂學方法。司馬遷創造性地把這五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系。打 破了以年月為起迄如《春秋》的編年史、以地域劃分如《國語》的國別史的局限，創立了貫穿古今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通史先例，成為正史的典范。

“表”，所以列記事件，使之綱舉而目張，以簡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觀覽、檢索。“書”，是記載歷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無法撰寫成書的。班固《漢書》改稱“志”，成為通例。“書”的修撰，為研究各種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列傳”是記載帝王、諸侯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的。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單傳是一人一傳，如《商君列傳》、《李斯列傳》等。合傳是記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類傳是以類相從，把同一類人物的活動，歸到一個傳內，如《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刺客列傳》等。司馬遷把當時 我國四周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況，也用類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 史料來源。

2、史家之絕唱，無韻詩離騷——《史記》文學成就

《史記》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歷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史記》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

（一）善于選擇、安排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1、精心選取歷史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大事。以《項羽本紀》為例，對這樣一個驟起驟滅帶有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作者主要抓住他生平中三件大事來寫：鉅鹿之戰、鴻門之宴、垓下之圍。鉅鹿之戰寫他在起義軍處于劣勢的危急時刻，破釜沉舟，渡河救趙，擊破了乘勝前來的秦軍主力，表現他叱咤風云、勇冠三軍的英雄氣概。鴻門宴寫他在急欲“擊破沛公軍”時，輕信劉邦和解的言詞改變初衷，以至坐失良機，為自己留下后患，表現了他的坦率重義和少于謀略。垓下之圍寫他被劉邦重重圍困時，慷慨別姬，沖殺突圍，不肯東渡，白刎烏江，既表現了英雄氣概，也反映了他自矜功伐、至死不悟的錯誤思想。以這三個重大事件組成項羽傳，就生動地表現了這一英雄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也深刻地顯示出他一生成敗的內在因素。

司馬遷與《史記》共3頁第1頁

2、注意選擇富有表現力的細節暗示人物未來。《史記》于人物寫大事，有時也寫生活小事，因為這有助于使人物形象更豐滿，個性更鮮明。有些小事還往往使人見微知著，預示著人物日后的發展。如《陳涉世家》開頭寫陳涉傭耕壟上時與伙伴們的一場對話，既表現了他有大志，也表現出他很自負，輕蔑別人，以至后來起義為王時竟把舊時伙伴也殺了。這些小事的描寫，刻劃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也預示出性格發展的方向。《李斯列傳》寫李斯見廁鼠倉鼠所食不同而發的感嘆等，這些小事的描寫，都有同樣意義，他們日后的作為都是早年這種表現的進一步發展。

3、運用“互見法”。這就是把某一歷史人物的一些事跡，在本傳中省略，而寫入其他人物傳記中去。運用這種方法，有時是為了避免重復，或為了避免遭禍，但更重要的還是為了突出人物某一性格特征。如《項羽本紀》，主要是要突出項羽喑曙叱咤、氣蓋一世的英雄形象，因此便把他許多個人的缺點和政治上軍事上的錯誤，放在《淮陰侯列傳》中去寫，這就不至于損害他的英雄性格。《魏公子列傳》主要寫一個能夠禮賢下士的貴公子形象，因此就集中寫信陵君如何“自迎夷門侯生”等故事，而把他因為畏秦而不肯收留亡命的虞卿和魏齊的故事，放到《范睢蔡澤列傳》中去寫，這也是為了不至于損害信陵君的形象。這是司馬遷寫人物傳記普遍采用的方法。

（二）善于運用多種方法表現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1、細致入微的描述。司馬遷寫人物傳記，盡力避免一般地梗慨地敘述，對要寫的主要事件往往進行具體細致的描寫，以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魏公子列傳》寫信陵君迎侯生的一段，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作者先寫侯生毫不謙讓地“直上載公子上坐”而“公子執轡愈恭”，以及侯生“故久立與其客語”而“公子顏色愈和”。接著又寫“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以至“市人”、“從騎”、“賓客”對公子行為都感到驚異。作者通過這些具體描寫，就把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性格突出地表現了出來，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緊張斗爭場面的描寫。司馬遷善于通過緊張場面的描寫，在矛盾沖突中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項羽本紀》中“鴻門宴”的描寫。在驚心動魄的鴻門宴上，劉、項雙方明爭暗斗，劍拔弩張。宴會開始后，有范增舉塊、項莊舞劍、樊噲闖帳等情節，氣氛十分緊張。鴻門宴從曹無傷告密開始，到劉邦不辭而別為止，矛盾迭起，險象環生。作者就是通過對那些矛盾斗爭的描寫，揭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劉邦機敏精細狡詐，項羽坦率輕敵無謀。其他如范增、張良、樊噲、項伯，等人的性格，也都在這場斗爭中有所表現。

（三）在運用語言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1、善于運用個性化語言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史記》里的人物語言，無論獨白、對話都充分個性化。以劉邦和項羽見巡游的秦始皇時所說的話為例，項羽見秦始皇時說：“彼可取而代也!”（《項羽本紀》）劉邦卻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高祖本紀》）話的意思一樣，都想登上帝王的寶座，但語氣不同，表現出了不同的性格特點。

2、《史記》的敘述語言，簡潔、精煉，極富表現力。它往往用極少的語言表現極豐富的內容，并生動地展示出人物的情態、心理。

三、其他相關內容

1、前四史：《史記》、《漢書》（班固）、《后漢書》（范曄）、《三國志》（陳壽）

2、史學雙壁——《史記》與《資治通鑒》（司馬光）

3、史界兩司馬——司馬遷、司馬光 文章西漢兩司馬——司馬遷、司馬相如 班馬——班固、司馬遷

4、《史記》十大名篇

梁啟超指定的《史記》的“十大名篇”是：

司馬遷與《史記》共3頁第2頁 “大江東去 楚王流芳”——《項羽本紀》 “禮賢下士 威服九州”——《信陵君列傳》 “文武雙雄英風偉概”—《廉頗藺相如列傳》 “功成不居 不屈權貴”—《魯仲連鄒陽列傳》 “曠世奇才 悲涼收場”——《淮陰侯列傳》 “官場顯形 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傳》 “戎馬一生 終難封侯”——《李將軍列傳》 “漢匈和親 文化交融”——《匈奴列傳》 “商道貨殖 安邦定國”——《貨殖列傳》 “史公記史千古傳頌”——《太史公自序》

5、《史記》中的成語與名言警句

（1）成語： 春秋筆法 左支右絀 焚書坑儒 指鹿為馬 拔山扛鼎 先發制人

破釜沉舟 沐猴而冠 霸王別姬 四面楚歌 一敗涂地 約法三章 運籌帷幄 高屋建瓴 臥薪嘗膽 鳥盡弓藏 一狐之腋 招搖過市 韋編三絕 鴻鵠之志積毀銷骨 毛遂自薦 脫穎而出 歃血為盟 因人成事 一言九鼎 完璧歸趙負荊請罪 怒發沖冠 刎頸之交 膠柱鼓瑟 紙上談兵 無顏見江東父老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2）名言警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沖天。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6、后人評司馬遷與《史記》

柳宗元：樸素凝煉、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南宋·鄭樵：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后，惟有此書。明末清初·金圣嘆：六才子書之一

明末清初·錢謙益：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 清·章學誠：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梁啟超：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 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 魯迅：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祠楹聯：剛正不阿，留將正氣沖霄漢；幽愁發憤，著成信使照塵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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