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馬遷與史記的教案

教學目標：

知識目標：

1、了解司馬遷是西漢時期的史學家。

2、掌握司馬遷寫有《史記》一書《史記》的歷史地位和價值。

能力目標：

1、通過了解司馬遷寫《史記》的艱辛，學習司馬遷“堅忍不拔”的精神，培養(yǎng)學生堅強不屈的意志品質(zhì)，并用以指導自己在學習生活當中秉承這一思想，充滿意志力，向著目標前進。

2、學會思考、搜集、分析和整理方法。

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我們選擇了體現(xiàn)中國人自古以來所提倡和傳承的人文精神的先人，通過活動、了解我國歷史上除孔子、司馬遷外還有許多名人。了解他們的事跡，學習他們的精神，培養(yǎng)學生良好的品質(zhì)，以弘揚和傳承中國人特有的精神和人格魅力。

司馬遷與《史記》的成書及其敘事藝術(shù)

知識點：

1、司馬遷的生平；

2、《史記》的成書及其體例；

3、《史記》的敘事藝術(shù)。

一、司馬遷的生平

司馬遷是今陜西韓城人，這個地方在當時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蘊，司馬遷在這個地方長大，受到鄉(xiāng)土文化的熏陶是可以想見的，他的很多靈氣當然有著這種熏陶作用。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經(jīng)是西漢的太史令，而且是個很勤奮的學者，《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了他的求學過程，他的《論六家要旨》可以看出他有很深的學術(shù)功底，他的兼蓄并包的學術(shù)思想以及以道家為主的學術(shù)取向，對司馬遷的影響一定很大。

司馬遷在良好的家庭背景下長大，讀書很多，轉(zhuǎn)益多師，在孔安國那里學習古文《尚書》，在董仲舒那里學習公羊派《春秋》，后來他世襲父職，做了太史令，這使他有機會閱讀國家所藏的很多書，他不僅僅“讀萬卷書”，而且“行萬里路”，到各地去實證書上的記載，并在民間尋訪過去的傳說，在寫古代圣賢的時候，司馬遷讀其書，論其世，知其人，比如在寫孔子與孟子的時候，司馬遷就反復讀了他們的著作，在《史記》中，“余曾讀……書，未嘗不廢書而嘆也。”這種句式是很常見的。在《史記》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司馬遷出外探訪的線索。正是因為在廣闊的地域流下了他的足跡，才大大拓展了他的視野，為《史記》的寫作搜集了許多新鮮的材料，他在游覽過程中的真切體驗和親身感受后來都寫進了他的書中。由于是太史令出身，司馬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這種神圣的使命感既有史官的職責，也有父親臨終前的遺言促使，父親臨終前拉著他的手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流淚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在《史記》中，司馬遷一再以圣人自居，他寫《史記》就是要繼孔子序《春秋》和《易傳》的，這種立言傳名的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

更重要的是，由于司馬遷因李陵案遭宮刑，這對一個讀書人來說是奇恥大辱，司馬遷承受住了常人不能忍受的思想心理壓力，正是他的史官使命感在支撐著他，也有儒家不朽思想的支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既是一種史官職責，也是他的人生理念，但由于他自身的人生悲劇，使得《史記》一書感情激越，滲透著司馬遷很多的主觀色彩，而悲劇美也成為《史記》最明顯的審美特征之一。可以說《史記》是司馬遷的心靈史。

二、《史記》的成書及其體例

《史記》的編撰，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就已經(jīng)開始了。李陵案受刑之后，司馬遷入獄，出獄后，司馬遷忍辱含垢，又開始繼續(xù)寫《史記》。前后經(jīng)過了14年，《史記》的寫作才基本完成。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說：“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這些文章的用意，我們可以在《太史公自序》中獲知。《史記》最大的貢獻是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的體例，后世的正史多遵循之，因此魯迅">魯迅先生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全書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成，五種體例雖然各有區(qū)別，但卻構(gòu)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所敘述的歷史年限上自軒轅黃帝，下至西漢武帝一共3000多年的歷史。

三、《史記》的敘事藝術(shù)

《史記》的主要文學價值，在于人物傳記方面。司馬遷在編排人物傳記時表現(xiàn)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動地體現(xiàn)了歷史和邏輯的統(tǒng)一，形成獨特的敘事脈絡(luò)。比如本紀和世家都是基本上以皇帝侯王為傳主，但司馬遷卻以自己歷史家的眼光，有所取舍。西漢惠帝雖然當政，卻沒有什么權(quán)力，因此不在本紀之列，項羽和呂后都曾經(jīng)號令天下，因此傳在本紀，孔子和陳勝的地位都可以和侯王相比，故司馬遷將他們寫在世家。這些都可以看出他獨具只眼，既尊重歷史事實，又合乎邏輯歸納。

《史記》各層次人物傳記的排列基本上是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但又兼顧各個傳記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遵循以類相從的原則。傳主的身份、主要活動事跡、學術(shù)源流等都是《史記》安排傳主的原則。司馬遷這種對人物傳記順序的巧妙安排，造成了《史記》一書婉轉(zhuǎn)多變的敘事脈絡(luò)，在明滅起伏中體現(xiàn)了歷史和邏輯的統(tǒng)一。在《史記》的人物傳記中，有分傳，有合傳。分傳就是一人一傳，合傳就是幾個人在一篇傳記之中，合傳的編排原則也是以類相從。《史記》的合傳通過對某一類型的人物描寫，描繪出特定領(lǐng)域的總體面貌，也集中體現(xiàn)了歷史和邏輯的統(tǒng)一。

《史記》的敘事沒有停留在對事件表面現(xiàn)象的描述上，而是善于追根溯源，揭示出隱藏在深層的起決定作用的原因。因此，在《史記》一書中，司馬遷非常重視對事件因果關(guān)系的探究。具有非常敏銳的歷史學家的眼光和遠見卓識。這些看法大都在《史記》的論贊中，如在評價項羽的成敗功過時，司馬遷就不贊成項羽自己所說的“天之亡我，非戰(zhàn)之罪”的說法。但這種因果關(guān)系的探究，有時候又使司馬遷陷入宿命論的誤區(qū)。如在《李將軍列傳》中寫李廣的人生悲劇，一再強調(diào)“數(shù)奇”，這可能和他的史官身份有關(guān)。總之，司馬遷雖然有的評價并不正確，但卻很真實地表現(xiàn)出了他的看法，這些看法成為一篇當中的靈魂所在，和他的人生遭遇有一定的關(guān)系，同時也是司馬遷內(nèi)心世界的展現(xiàn)。

《史記》的敘事，有詳有略，對于事情的起因，往往詳細描寫，而對于事情的最終結(jié)果，往往略寫。在每一篇當中，都有一個敘事的主線，和主線相關(guān)的，一般詳細寫，無關(guān)的則略寫。這里面的取舍，和他的思想有莫大的關(guān)系，又和《左傳》的寫戰(zhàn)爭相似。總之，通過詳和略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對事情原因的展示。

司馬遷駕馭材料，猶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通過對許多事件的剪裁和運用，以及對順序、倒敘、正序和側(cè)序的綜合運用，再現(xiàn)了真實的歷史畫面，如《項羽本紀》和《李將軍列傳》等，通過白描、鋪陳和渲染手法的運用，給人以強烈的藝術(shù)感染力。另外，《史記》在敘述大事的同時，也不時穿插生活瑣事。這些都構(gòu)成了《史記》的厚重和真實。

第二節(jié) 《史記》的人物刻畫藝術(shù)和藝術(shù)風格及其對后世的影響

知識點：

1、《史記》的人物刻畫；

2、《史記》的風格特征；

3、《史記》的地位和影響。

一、《史記》的人物刻畫藝術(shù)

《史記》以描寫人物見長，它的描寫范圍，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應有盡有，涉及的人物有四千多個，重要的人物有數(shù)百名。這么廣闊的涉及面，是以前的史書所沒有的。司馬遷本人有立言不朽的思想，所以他對于雖出身卑賤但在歷史上有卓越表現(xiàn)的布衣平民，抱有深切地同情，因此，他把許多下層人物寫進書中，包括刺客、游俠、商人、方士等，而且這些人物也被刻畫得栩栩如生。

《史記》中的人物，各有自己鮮明的個性特征。不同的類型有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一類型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同。比如同樣寫謀士，張良和陳平便一個神秘莫測，一個卻富有人情味。在不同類的人物之間，反差會更大，使得《史記》成為一部人物的圖鑒。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善于把握住人物的基本特征進行渲染，使人物形象的個性更加突出。如在《李將軍列傳》中，對李廣祖?zhèn)鞯纳渌嚳坍嫼芏唷Ｕ且驗檫@一點，《史記》的人物才個性鮮明。

司馬遷在表現(xiàn)人物個性的時候，善于分析這些個性特征形成的原因，如家庭出身、文化教養(yǎng)、社會經(jīng)歷等各個方面的因素，這樣就對人物的性格發(fā)展做了鋪墊。如對樊噲的描寫，他出身于屠戶，所以一直是莽撞豪爽。但人物的個性刻畫還有共性的東西，如《史記》人物共性有以下幾點：一是知恩圖報，以德報德。如韓信之于漂母，劉邦之于蕭何；二是以牙還牙，以怨報怨。如李廣之于霸陵尉，伍子胥之于楚平王；三是士為知己者死。如《魏公子列傳》中的侯贏，《張耳陳余列傳》中的貫高；四是富貴還鄉(xiāng)。如項羽、蘇秦等人。這些都是不同人物的共性之處。另外還有暴得富貴不詳?shù)拿鑼憽?/p>

總之，《史記》中的人物刻畫，既有共性的描寫，也有個性的刻畫，個性和共性完美地結(jié)合在了一起。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采用多維透視的方法，使人物的不同側(cè)面都得到了展現(xiàn)，人物有血有肉，生動豐滿。在書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身上，尤其如此，如對項羽和李斯的描寫，對于他們的復雜性格可以說刻畫得細致入微。對于這些復雜的性格刻畫，有的是在同一篇中完成的，有的則采取旁見側(cè)出法，也就是互見法，在不同的篇中來完成這種刻畫。這些刻畫大多是作者不好直接議論的，如對劉邦的刻畫，在本傳中寫他的雄才大略，而在別的傳中則表現(xiàn)出他的貪婪好色、自私傲慢等；又如對漢武帝的刻畫，在《封禪書》中有很多微詞。因此，要對《史記》中的人物做到全面了解，必須對全書進行仔細地閱讀。

二、《史記》的風格特征：

《史記》在寫人物的時候，雖然也穿插了一些生活瑣事，但更多的描寫都在宏偉壯闊的畫面上展開。這使得《史記》的人物傳記既有宏偉的畫面，又有深邃的意韻，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風格。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作者把人物的命運進行不同側(cè)面的展現(xiàn)，揭示人物命運中偶然性和歷史必然性的關(guān)系。在敘事寫人中，司馬遷既把他們寫成重大事件的導演者、演員，又把他們寫成事件的造就者，通過描寫，揭示出個體命運和歷史時勢的相互作用和復雜的關(guān)系，勾勒出歷史和人生的壯闊畫面，有很深的歷史、人生哲學蘊含在里面。

由于作者自己的人生悲劇，使他在《史記》中刻畫了一大批悲劇性的人物，而且這些人物刻畫得都很成功，使全書具有濃郁的悲劇氣氛。《史記》的悲劇人物有很多種類型，按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言，有的人物悲劇是當時的歷史造成的，這類人物是歷史的先行者，他們的主張和做法注定不會成功，因此他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如一些變法人物吳起、商鞅等；還有的悲劇人物是不能順應歷史的發(fā)展趨勢，如田橫及其所率領(lǐng)的五百義士。按照人物的性格來劃分，有的悲劇人物是完美的，如一些刺客，有的悲劇人物的自身性格有某些缺陷，導致了他們?nèi)松谋瘎。珥椨稹Ｍ昝赖臇|西隕滅了，悲劇的色彩就更加濃烈！

《史記》的悲劇之美，和作者自己的命運悲劇是密切相關(guān)的。在眾多的悲劇人物刻畫中，有很多司馬遷個人的人生感慨和思索。司馬遷寫悲劇人物，無疑是“借別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在探索人物悲劇命運的原因時，司馬遷表現(xiàn)出無限的感慨和懷疑，以及迷茫和無奈。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司馬遷對天道和天命的質(zhì)疑。在列傳中，第一篇《伯夷列傳》很短，但主要的思想就是對人生命運的追尋的質(zhì)疑，它似乎可以看作是列傳的序言。

《史記》極富有傳奇色彩。司馬遷喜歡獵奇，在《史記》中，傳說故事的描寫為全書增加了許多神秘感。比如寫劉邦的神奇發(fā)跡和張良的神秘，這些都不可以坐實來看，它更多地是表達一種微言大義。

另外，《史記》的章法、句式、用詞都有很多獨到之處，別出心裁，不循常規(guī)，搖曳回蕩，跌宕有致，以其新異和多變而產(chǎn)生神奇的效果。

三、《史記》的地位和影響 ：

《史記》是我國紀傳體史學的奠基之作，同時也是我國傳記文

學的開端。它的出現(xiàn)，標志著中國古代史傳文學的發(fā)展已經(jīng)達到高峰。作為歷史著作，它有著詩一樣的意韻和魅力。他對后世文學的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史記》一書中弘揚的人文精神，為后世作家樹起一面光輝的旗幟。

第二，《史記》是傳記文學的典范，它的寫作技巧、文章風格和語言特點，使后世很多散文作家競相模仿學習。

第三，《史記》的許多傳記情節(jié)曲折，人物形象鮮明，為后世的小說創(chuàng)作積累了經(jīng)驗。

第四，《史記》的許多故事廣為流傳，成為后世小說戲曲的取材對象，如元代出現(xiàn)的列國故事平話。

第二篇：教案——司馬遷與《史記》

教案——司馬遷與《史記》

教學目標：

1、司馬遷生平與《史記》的成書

2、《史記》的傳記文學成就 教學重點和難點：

1、《史記》的敘事藝術(shù)

2、《史記》的人物刻畫 教學方法： 講授

課時安排：8課時

教學過程（內(nèi)容、方法、步驟）：

導言

西漢王朝到武帝時期臻于鼎盛，文學創(chuàng)作也出現(xiàn)空前繁榮的局面。在政論散 文和辭賦得到長足發(fā)展的同時，歷史散文也出現(xiàn)了里程碑式的杰作，這就是由司 馬遷撰寫的《史記》。《史記》代表了古代歷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魯迅稱它是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司馬遷是漢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揮灑自如的神來之筆，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載之下依然可以想見其雄風。

第一課時

本節(jié)主要講授司馬遷的生平與《史記》的成書、體例

一、司馬遷的生平

1、家學淵源。司馬遷（前145～？），字子長，夏陽龍門（今陜西省韓城）人。韓城古稱少梁，春秋時先屬秦，后屬 晉，戰(zhàn)國屬魏，后又入于秦，屢為秦晉、秦魏戰(zhàn)地，不少著名的戰(zhàn)役都發(fā)生在那 里。司馬遷的童年是在家鄉(xiāng)度過的，他“耕牧河山之陽”（《史記·太史公自序》），與農(nóng)夫牧童為伴，在飽覽故鄉(xiāng)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相關(guān)的歷 史傳說和故事，鄉(xiāng)土文化培育了司馬遷的豪邁靈秀之氣。

司馬遷出生于世代史官的家庭，父親司馬談做了三十年的太史令。當時的太史令執(zhí)掌天文歷算，兼管皇家典籍等事。故司馬談精通天文地理、史事典籍，且對各家學說兼收并蓄，造詣很深。司馬遷早年即在文史職官的家庭氛圍的熏陶與學者父親的指導下悉心學習。據(jù)《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即是能閱讀非漢代通行隸書所記載的籀文古籍，足見早慧與勤奮。他還轉(zhuǎn)益多師，向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這些，不但為他日后創(chuàng)作《史記》奠定深厚的知識積累，也有利融匯取舍各家精華，領(lǐng)悟獨出機杼的史識。

2、漫游交友。司馬遷入仕之前，曾有過一次相當廣泛的漫游。“二十而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史記·太史公自序》）這對他認識社會、尋稽史事，增強感性認識極有幫助。嗣后，司馬遷擔任郎中一職，作為漢武帝的侍從，就有更多的機會隨武帝出巡或者奉命出使。他曾經(jīng)出使西南，遠至昆明；東達碣石，觀覽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肅平?jīng)觯鸭瘋髡f；北登長城，緬懷古跡。他游覽名山大川，考察風物古跡，搜求史料逸事，拜訪古老遺賢。由此而開闊了視野，豐富了識見，辨訂了真?zhèn)危怖鄯e了他創(chuàng)作的志趣。今從《史記》各篇什中有關(guān)自述的稽考中獲知，司馬遷有著極為廣泛的交游，與各色人等，廣交朋友，特別與親歷史實和熟悉史事者及其后人多有交往，如樊噲之孫樊他廣、馮唐之子馮遂、蘇武之父蘇建、賈誼之孫賈嘉等，從這些人處獲取有價值的史料，加深對傳主的理解，從而使司馬遷筆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3、受命修史。司馬談向有修史之志，他曾對司馬遷說過：“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當時泛指的史書）放絕。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矣，汝其念哉！”（《史記·太史公自序》）然而天不假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馬談病重，自知不起，乃將他以前整理的一些史料，對司馬遷作臨終囑托：“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含淚表示：“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闋。”（《史記·太史公自序》）自此，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下定了修史的決心。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參與制訂了著名的太初歷。就在這一年（太初元年），開始了初名《太史公書》后亦即是《史記》的創(chuàng)作。

4、李陵之禍。正當司馬遷潛心創(chuàng)作之時，卻遭受了不測橫禍。天漢三年（前98年），司馬遷友李廣孫李陵率孤軍深入匈奴境內(nèi)，而以武帝寵姬李夫人兄李廣利為統(tǒng)帥的后續(xù)大部隊遲遲未至，以致寡不敵眾，雖大挫敵人而終陷于敗，只得投降匈奴。消息傳來，朝廷震驚。武帝焦慮；群臣憂懼，乃肆意攻擊李陵。而司馬遷以為，若就事論事，則李陵已功過相當；而推想李陵平生作為，以為李陵“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適當時機）而報于漢。”于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指朝臣攻擊）。”（《報任安書》）誰知武帝以為為李陵游說，即是委罪李廣利，視為“誣上”，“卒從吏議”，論為宮刑。而司馬遷“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報任安書》）然司馬遷因為之獻身的《史記》“草創(chuàng)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忍受了這一奇恥大辱。就情理揆度之，似乎僅僅因為袒護李陵、指責李廣利不至于獲此重罪，故劉宋裴骃《太史公自序集解》引衛(wèi)宏《漢書舊儀注》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行宮刑處）。”此似較合理，至于其時景帝的本紀先成，亦不是不可能。清人趙銘提出司馬遷原定死刑，因《史記》未成，自請就服腐刑。漢時有死刑改腐刑的先例，今細味《報任安書》，亦合情理，可備一說。

5、任中書令。三年以后，司馬遷才遇赦出獄，改任中書令，忍辱含垢，繼續(xù)他《史記》的創(chuàng)作。在《報任安書》（其作時有公元前93年與公元前91年兩說）中，有“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凡百三十篇。”可見其時，司馬遷之于《史記》，是基本寫完了的。

6、自隱而終。司馬遷大約死于此時之稍后的公元前87年左右，與漢武帝約略相始終。而其卒年的確切時間，則尚難論定。

二、《史記》的體例

《史記》是通史，“上計軒轅（傳說中中華民族的祖先黃帝），下至于茲（司馬遷生活的漢武帝時代）”，計三千年。《史記》的體例是全新的，是由司馬遷一手創(chuàng)制的。此前的《春秋》、《左傳》為編年體，《國語》、《戰(zhàn)國策》是國別體；而《史記》則為記述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司馬遷根據(jù)歷史人物對歷史所起作用的大小，分為“本紀”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三個檔次；“表”十篇是按世代年月譜列各個歷史時期的大事，作為本紀記事的補充；“書”八篇則是記載天文、地理、政治、經(jīng)濟等典章制度的專篇。全書計凡五十二萬余字。其中本紀、世家、列傳是全書的主體。十二本紀按帝王 世代順序記敘各朝興衰終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國間大事，八書是有關(guān)經(jīng)濟、文化、天文、歷法等方面的專門論述，世家主要是貴族之家的歷史，列傳是不同階層、不同類型的人物傳記。

《史記》這部紀傳體通史著作，在體例上沖破了以往歷史 散文的局限，能夠把更多的內(nèi)容納入其中，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總體風 貌。此五種體例，除了表以外，在篇末一般均有以“太史公”領(lǐng)起的一段評贊。這些評贊，有的是補充自己調(diào)查得來的史實的說明，有的是用傳說異聞加以印證，更多的是發(fā)表自己的見解，表示褒貶的評述。

第二課時

本節(jié)主要講授司馬遷的史識與《史記》的思想內(nèi)容。

一、司馬遷的史識是欲借《史記》以“立言”

史書的思想內(nèi)容由史識決定，史識又由復雜的主客觀因素決定。《史記》的思想內(nèi)容極為繁富復雜，這既與通史的客觀要求有關(guān)，也與私家著述、作者的生平際遇、作者的學養(yǎng)世界觀有關(guān)。

第一，私家著述。

作為私家著述的《史記》，本擬“藏之名山”，未必即為當代君王作鑒，因此少有官修史書的正統(tǒng)觀念，在采取史料、選擇傳主、臧否評述諸方面可以有相當?shù)闹饔^色彩與自由度。敘事即秉筆直書，評論則不隱善惡。這在傳主的選擇上，尤其明顯。本紀本是帝王君主正傳，項羽本是秦末義軍中的一支，且為漢代開國皇帝劉邦的對立面，司馬遷見到他在推翻暴秦中的作用，于是置于本紀之列。陳涉向被認為“才能不及中人”的“氓隸之人，遷徙之徒”（賈誼《過秦論》），司馬遷亦因其推翻暴秦的首功而將其列為與圣人周公孔子、公侯張良蕭何并列的世家。“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的呂后亦列為本紀。這里可以看出司馬遷不尚虛空的名位，具有以歷史作用分類的素樸的唯物主義史學觀。由于私家撰述，還可以將正史所鄙棄的小人物如優(yōu)伶、游俠，不能登上正史殿堂如酷吏、佞幸亦以作傳。這里可以看出，在細小方面，已經(jīng)不再以歷史作用作為取舍的標準，而是以“趣味”、審美作用作為取舍的標準。今人讀來，具有一定的野史意味。這顯然是與私修有著因果關(guān)系的。

第二，生平際遇。

司馬遷正在寫作《史記》而牽累遭受李陵之禍，蒙受奇恥大辱的腐刑，這也對創(chuàng)作動機、目的帶來重大影響。從父親處接受遺志，乃在“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為“明主賢君”頌德，為“忠臣義士”歌功，為他們治國作鑒，這也應當是司馬遷的初衷。然而他后來頓遭橫禍，倍感怨憤，影響著修史的動機。這在他遭受腐刑以后寫的《報任安書》中有鮮明的表示：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仆竊不遜……為……凡百三十篇。

因此，司馬遷在受腐刑后“終不可用”的情狀下，“述往事，思來者”，即寫《史記》確實有“發(fā)憤”而作以及“思垂空文以自現(xiàn)”的意味。正是這一變故引起的思想轉(zhuǎn)折，使得司馬遷把目光更關(guān)注悲劇人物，并賦予深切同情，借此表達自己的心中郁憤。

第三，司馬遷進步的世界觀。

緊接以上引文的，還有有一段著名的話，這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里可以理解為所以修史的夫子自道。“究天人之際”，指的是探求天意與人事、人道的關(guān)系，（這里大的指朝代的興替，小的指個人的成敗際遇）司馬遷在敘寫“史記”的過程中，雖然免不了采用一些在“天意”、君權(quán)神授思想影響下的傳說與荒誕故事，而評述史事時，對當時盛行的“天人感應”每持懷疑的態(tài)度。在《項羽本紀》的“太史公曰”中，對項羽把失敗歸為“天之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則以“豈不謬哉”予以否定。在《伯夷列傳》中亦有“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等等，表明著對天意天道的懷疑。所以，“究天人之際”不是已有的結(jié)論，而是表示作者探究的“預設(shè)目標”，－－天人之間是否有感應？假如有，是怎樣的關(guān)系？抑或并沒有關(guān)系？“通古今之變”，即是該篇中“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另本為‘紀’為‘理’）”，從朝代興替的史實中探求某些必然的規(guī)律，以達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目的；“成一家之言”，亦即儒家所崇尚的“立功、立德、立言”中最難、最高層次的立言的問題。這里的內(nèi)涵是極為豐富的，有他創(chuàng)纂的敘史新體制，有他的史識，有他的政見，亦即政治理想，等等。假如概而言之，“成一家之言”，是他希望自己寫的《史記》，能猶如孔子寫《春秋》一樣成為后世為人、處事、治國的寶典。《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道：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人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際，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這里已把司馬遷寫《史記》以“立言”的用意說得十分明白，他自許是很高的，把自己看成五百年出一個的、與周公、孔子相仿佛的圣人，能承擔撰寫如《春秋》一般不朽經(jīng)典的學者。

二、《史記》的思想內(nèi)容

從史學的角度說，是客觀地再現(xiàn)了我國古代三千年的文明史；從文學的角度說，是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的本質(zhì)。

第一、《史記》首先是篳路藍縷地整理記載了從中華民族的遠古始祖黃帝到他那個時代即漢武帝時代的歷史。內(nèi)容涉及朝代興替、政治軍事、天文地理、社會經(jīng)濟、學術(shù)文化、少數(shù)民族、域外風情，為后人留下了一部讓人較為可信的歷史，或者可供參核的史料。雖然早期的歷史是粗線條勾勒，但彌足珍貴，其保留史料的貢獻，功德無量。而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歷史，則詳盡真實，足稱信史。

第二、客觀再現(xiàn)“英雄”與“奴隸”共同創(chuàng)造歷史的真理。此前的史籍，是朝廷史官所修，是統(tǒng)治者的歷史，“英雄”的歷史。司馬遷的《史記》，除了記述帝王將相在更迭政權(quán)中的事跡與作用以外，還敘寫了販夫走卒、辯士刺客、醫(yī)師儒生、優(yōu)伶術(shù)士、屠夫游俠等底層百姓。敘寫了他們的智慧機巧，以及在重大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功用，客觀說明他們也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力量。《史記·劉敬叔孫通》中說道：“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細微，定海內(nèi)，計謀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這正是司馬遷看到下層百姓的智慧及其作用。把傭耕的戍卒陳涉推上世家的地位，當然是更能說明問題的。

第三、《史記》還具有百科全書式的品格，記述與保留了中華民族先祖的文化、文明。《史記·八書》較為集中地記載了先民百科知識以及國家典章制度、民間風俗禮儀的變遷。司馬遷是太史令，是歷法專家，參與制訂太初歷。在《天官書》里記載了許多星體、星座，并說明它們出現(xiàn)的時間與運行的情況；《平準書》記載了西漢幣制的演進；《河渠書》記載了興修水利及與自然災害斗爭的情況；《禮書》記載了禮儀的變化過程。在《史記》里出現(xiàn)了自然環(huán)境與人類的生存意識，認識到匈奴民族尋找水草而遷移的習性及其由此而得出匈奴民族擅長攻戰(zhàn)本領(lǐng)的原因。《史記》首創(chuàng)的《貨殖列傳》不但為工商業(yè)者列傳，還記述了經(jīng)商交易的情況，乃至商業(yè)活動中帶有規(guī)律性的東西。

四、《史記》能以較為客觀平等的態(tài)度記述當時的少數(shù)民族，展示我國古來就是多民族國家這一史實；還鮮明地體現(xiàn)了民族大一統(tǒng)的主張。《史記》中首創(chuàng)民族史傳，在七十列傳中達六篇之多，即分別是《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記載了這些民族的風俗民情，記載了他們與漢民族的關(guān)系，還表達了中國境內(nèi)的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間不斷融合的關(guān)系，甚至都是黃帝子孫的意思。例如，《六國年表》有“禹興于西羌”而后為夏之祖的記載；《秦本紀》中的先祖大費，其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對于非中原地區(qū)的列國，如南方的吳國，“中國之虞與荊蠻、勾吳兄弟也”，（《吳太伯世家》）“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越王勾踐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楚世家》）“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后也”。（《東越列傳》）《史記》的這些記述，顯然表明中國本來就是多民族的統(tǒng)一國家的意思。

三、《史記》的進步傾向

第一，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入史傳者諱；記述君王，不但隱其惡，還當虛其美。這就是《史記》以外的其他史書的共同傾向。但是《史記》卻不是如此，司馬遷對歷史人物所持的褒貶尺度，能以較為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客觀的視角，展示傳主的“真人”面貌。平民百姓是如此，帝王將相也是如此；歷史上的帝王如此，當代的君王也是如此。司馬遷對這些帝王，既寫他們的功績與作為，也寫他們的缺失與不足，甚至暴露他們的殘忍與暴虐。劉邦在推翻暴秦，統(tǒng)一全國，發(fā)展經(jīng)濟，強盛國力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當時封建統(tǒng)治者的御用文人、星相術(shù)家大談陰陽五行之學，把開國君王劉邦渲染成君命天受之人。司馬遷則不信這一套，把劉邦當常人寫。既寫劉邦的深謀遠慮、從善如流、堅忍不拔而在奪取政權(quán)中所起的關(guān)鍵作用，也寫他市井游民甚至歹徒的品性。劉邦起事前，游手好閑，不事產(chǎn)業(yè)，曾被父親責備為不如老二（劉邦行三）勤治家業(yè)。取得天下后，修好宮殿，大宴群臣。當眾臣之面，翻起老賬，責問父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chǎn)業(yè)，不如仲（老二）力。今某業(yè)所就，孰與仲多？”叔孫通制定朝儀，引群臣禮拜，竟說“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貴也”，這兩例體現(xiàn)了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臉。司馬遷特別用了它篇“互見”的手法，對劉邦的丑行作了無情揭露。在《項羽本紀》中，記述劉邦在項羽軍追逐下，為輕車逃命，幾次將自己的兒子孝惠、女兒魯元往車下推，幾次被車夫“收載”。一次項羽被圍，軍糧斷絕。項羽以殺劉邦父親作要挾，劉邦竟然說：“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也，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這不完全是無賴嗎？在《淮陰侯列傳》里，借韓信之口，道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士亡”，深刻揭露了最高統(tǒng)治者一旦取得政權(quán)，翻臉不認人，殘殺功臣的猙獰面目。

司馬遷對歷史上的帝王不予諱飾，對當代的帝王亦是如此。《太史公自序》中說曾作《今上（指武帝）本紀》，而今見的是《孝武（即武帝）本紀》，可能因觸忌太多，已被改寫。但是，司馬遷還是通過它篇互見的手法，給予巧妙的諷刺與揭露。在《封禪書》里，記述了漢武帝的愚昧昏庸、荒唐滑稽；在《平準書》里記述了橫征暴斂、窮兵黷武。而在《酷吏列傳》里，通過對酷吏行為的反映出武帝、以及武帝的統(tǒng)治。杜周治獄，“上所擠（打擊）之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系待問，而微見（現(xiàn)）其冤狀。”（為釋獄準備）王溫舒任河內(nèi)太守，大肆捕人，“連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按法令，立春后不能用刑，竟遺憾地說：“嗟乎！令冬月益展（延長）一月，足吾事（刑人）矣！”這不是一個草菅人命的劊子手嗎？司馬遷冷峻地說：“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對歷史上的暴君如夏桀、商紂、秦始皇的揭露自不待言。項羽的悲劇遭際，引起了作者極大的共鳴，傾注了自己的同情。但是，司馬遷并不因此而有所諱飾。還是揭露了他的目光短淺、剛愎自用、婦人之仁。

第二，同情人民的反對強暴的斗爭。歷來統(tǒng)治者把老百姓的反抗稱為“作亂”，把作亂的百姓稱為盜賊。但司馬遷在《史記》里對歷史上的老百姓反抗強暴的斗爭持同情歌頌的態(tài)度。把陳涉列為“世家”，這從別的封建朝廷的的史官說來，簡直匪夷所思。司馬遷還說：“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秦失其政而陳勝發(fā)跡。”把陳涉已視為與湯武同列。司馬遷的反暴政的人民性傾向，使得歷史上的反暴政的志士成了《史記》中歌頌的對象。《刺客列傳》里的曹沫劫齊桓公、專諸刺吳王僚、豫讓刺趙襄子、聶政刺韓相俠累、荊軻刺秦王政等，司馬遷都作了熱情的歌頌。《史記》還熱情歌頌游俠之士鏟除暴虐的正義行為。謳歌愛國志士和對歷史有重大貢獻的人物。司馬遷對屈原愛國遭冤、懷石自沉充滿同情。《屈原賈生列傳》的“太史公曰”寫道：“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流淚，想見其為人。”字里行間，充滿景仰與同情。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充滿激情謳歌了藺相如的機智勇敢，特別是“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崇高品質(zhì)。在《李將軍列傳》塑造了一個熱愛士卒、身先表率、勇敢善戰(zhàn)、清廉正直的愛國將領(lǐng)。這些鮮明的傾向充分表明了《史記》的進步性與人民性。

第三課時

本節(jié)主要講授《史記》的敘事藝術(shù)。

一、《史記》人物傳記的巧妙安排與敘事線索

第一、傳主的選擇以尊重歷史為依據(jù)。《史記》一書最有文學價值的是人物傳記。司馬遷在編排人物傳記時顯示出 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動地體現(xiàn)了歷史和邏輯的統(tǒng)一，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敘事脈絡(luò)。

本紀、世家的傳主基本上都是傳說或歷史上真實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據(jù)政治 地位決定他們?nèi)氡炯o還是入世家。但情況又不盡然，西漢惠帝雖然當了幾年天子，實際上有職無權(quán)，沒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紀中沒有他的地位。項羽是秦漢之際主 宰天下的人物，呂后是惠帝朝的發(fā)號施令者，他們雖然沒有天子稱號，卻被列入 本紀。孔子沒有侯爵，陳勝是自立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為他們的歷史地位 堪與王侯相比。司馬遷的上述安排可謂獨具慧眼，是對歷史事實的充分尊重，也 是合乎邏輯的歸納。

第二，《史記》各層次人物傳記的排列基本是以時間為序，但又兼顧各傳記之間的 內(nèi)在聯(lián)系，遵循著以類相從的原則。如：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伍子胥都是軍 事家，所以，他們的傳記前后相次。蘇秦、張儀是戰(zhàn)國策士，他們的傳記也緊緊 相連。再看西漢人物傳記：韓長孺、李廣、衛(wèi)青、霍去病都是抗擊匈奴的將領(lǐng)，故韓長孺、李廣傳記后面插入《匈奴列傳》，然后是衛(wèi)青、霍去病的傳記。公孫 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為非，曾上書諫止，他們二人傳記列在衛(wèi)青、霍去病之后，接著是《西南夷列傳》。司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傳 記在《西南夷列傳》之后，通過敘述西漢中央王朝與周邊各民族的交往，使幾位 相關(guān)人物的傳記以類相從，前后相次，發(fā)展輪廓非常清晰，司馬遷對人物傳記次 序的巧妙編排，造成了《史記》一書婉轉(zhuǎn)多變的敘事脈絡(luò)，在明滅起伏中體現(xiàn)了 歷史和邏輯的統(tǒng)一。

第三，《史記》的人物傳記有分傳，有合傳。分傳即人各一傳，合傳是把幾個人的 傳記在一起，寫成一篇傳記。合傳都是以類相從，把某些相同類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俠列傳》、《佞幸列傳》、《滑稽列傳》、《循吏列傳》、《酷吏列傳》、《貨殖列傳》等，都是為專門人物設(shè)立的合傳。在人物合傳中，歷史和邏輯的 統(tǒng)一有時達到天衣無縫的程度，敘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頗藺相如列傳》首敘廉 頗事跡，很快又引入藺相如，然后敘述兩人的交歡恩怨，中間又插入趙奢、李牧 傳記，最后以廉頗事終結(jié)。這篇傳記敘述的都是趙國將相的事跡，可謂以類相從，是合乎邏輯的歸納；通過敘述這四位將相的事跡，又生動地展現(xiàn)了趙國興亡的歷 程，具有高度的歷史真實性。《張丞相列傳》是以御史大夫一職聯(lián)綴諸人，其中 的傳主有張蒼、周苛、周昌、趙光、任敖、曹窟，他們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 以張蒼任御史大夫終結(jié)，勾勒出了西漢前期御史大夫任職情況的變遷軌跡，涉及 一系列相關(guān)的事件。《酷吏列傳》敘酷吏十人，錯綜聯(lián)絡(luò)，總成一篇文字，寧成 傳附郅都事，稱寧成治效郅都；張湯傳附趙禹事，義縱傳附寧成事，楊仆傳附王 溫舒事。各傳之間血脈貫通，前后回應，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 吏群體。通過敘述某一類型人物的所作所為，描繪出特定領(lǐng)域的總體風貌，人物 合傳以這種方式集中體現(xiàn)了歷史和邏輯的統(tǒng)一。

二、《史記》的敘事善于揭示事件的因果關(guān)系

第一，《史記》的敘事沒有停留于對表面現(xiàn)象的陳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隱藏在深層的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司馬遷非常重視對事件因果關(guān)系的探究，具有敏銳的 目光和正確的判斷力。他批判項羽“天之亡我，非戰(zhàn)之罪”的說法，認為項羽失 敗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奮其私智”、“欲以力征經(jīng)營天下”（《項羽本紀》）。在分析造成吳起亂箭穿身悲慘結(jié)局的原因時，認為這緣于他的“刻暴少恩”（《孫子吳起列傳》。以上見解都是很精辟的。

第二，司馬遷在探尋因果關(guān)系的時候，往往也誤入宿命論的歧途。司馬遷對于事件發(fā)展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原始 動因，在敘事時反復加以強調(diào)，成為貫穿人物傳記的主線。在敘述李廣事跡時，突出這位名將的不遇，寫他總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敗。而對于大將軍衛(wèi)青，則以“天幸”二字為敘事主宰。講述衛(wèi)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寵愛、立為皇后，以及 衛(wèi)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衛(wèi)家的幸運。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側(cè)重于所 謂的天意。黃石公授張良兵書是天意，張良稱劉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機會為劉 邦出謀畫策也是天授。司馬遷對許多歷史事件、人物命運因果關(guān)系的判 斷并不完全正確，但是，他對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覺揭示，使得人物 傳記血脈貫通，各篇都有自己的靈魂，有統(tǒng)攝全篇的主導思想。

第三，《史記》敘事有詳略之分，《史記》許多篇章的詳寫 與略寫，往往和對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關(guān)。一般情況下，司馬遷對于事情發(fā)展的起因，往往 都詳寫；而對于這種原因所引發(fā)的最終結(jié)果，往往是略寫。《李斯列傳》開頭寫 了李斯這樣一件事：“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shù)驚 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各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于是李斯乃嘆 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這是一件生活瑣事，但卻集中反 映了李斯的人生觀、價值觀。他為了擺脫廁鼠的處境而成為倉鼠那樣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學帝王之術(shù)。學成之后前往秦國游說，在和荀子告別時又說道：“故 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這兩句話說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廁鼠、倉鼠 進行對比時所發(fā)的感慨一脈相承。苦于貧賤而貪戀富貴，是李斯人生觀、價值觀 的核心，這種思想是他人生之夢得以實現(xiàn)的動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禍根。《史記》人物傳記寫了許多生活瑣事，司馬遷之所以對這些生活瑣事詳加敘述，就在于它們在人物的活動中帶有原始動因的性質(zhì)，是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記》各篇都有貫穿始終的主線，和主線相關(guān)的事件都是詳寫的對象。總之，《史記》許多篇章的詳寫 與略寫，往往和對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關(guān)。

三、《史記》善于處理復雜的場面，顯示出很強的駕馭材料的能力 第一，司馬遷善于運用多種敘事方式，來處理頭 緒眾多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錯雜的重大場面，條理清晰，有很強的駕馭材料的能力。如《陳涉世家》，把秦末農(nóng)民起義風起云涌的形勢、千頭萬緒的事件非常 清晰地勾勒出來。西漢前期的重大事件莫過于諸呂之亂和七國之反，這兩個事件 分別見于《呂后本紀》、《孝文本紀》、《絳侯周勃世家》、《吳王濞列傳》等 篇目。在敘述這兩個事件的原委及經(jīng)過時，司馬遷對天下大勢了如指掌，對事態(tài) 的輕重緩急明于心而應于手，成功地運用了順敘、倒敘、正敘、側(cè)敘等手法，使 人應接不暇而又無不了然。

第二，《史記》的場面描寫也很精彩。寫荊軻刺秦王是險象 環(huán)生、驚心動魄（《刺客列傳》）；寫鴻門宴是劍拔弩張，一觸即發(fā)（《項羽本 紀》）；寫灌夫罵座和東廷辯論則或冷或熱，對比鮮明（《魏其武安侯列傳》）； 寫長樂宮諸侯君臣始朝儀，則秩序井然，莊嚴肅穆（《劉敬叔孫通列傳》）。不 同場面有不同的氣氛，司馬遷采用白描、鋪陳、渲染等筆法，傳達出了各種宏大 場面的實況及自己的獨特感受。《史記》固然時而穿插生活瑣事，但司馬遷更善 于寫復雜事件、重大場面，這也是《史記》一書的厚重之處。

第四課時

本節(jié)主要講授《史記》的人物刻畫。

《史記》中的“紀”、“傳”是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散文，通過展示人物的 活動而再現(xiàn)多彩的歷史畫面。本紀、世家、列傳中的人物來自不同階層，上自帝 王將相，下至市井細民，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應有盡有，所涉人物四千多個，重要人物數(shù)百名。《史記》在人物形象刻畫上取得杰出的成就。

一、善于選擇與提煉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與環(huán)境，突出表現(xiàn)傳主的主導性格。

司馬遷在《留侯世家》中說：“（張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這就表明司馬遷對紛繁的歷史事件，是從敘史與傳人的角度精心認真選擇的。藺相如的形象是國家利益至上的忠主導下的智、勇、義。而作者選擇敘寫的“完璧歸趙”正反映藺相如的忠與智，“澠池之會”反映藺相如的忠與勇，“負荊請罪”反映藺相如的忠與義。李廣以勇武聞名于史，以“數(shù)奇”同情于人。司馬遷在其“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zhàn)中”選擇了“上郡遭遇戰(zhàn)”、“雁門出擊戰(zhàn)”、“右北平之戰(zhàn)”、“隨衛(wèi)青擊匈奴”四次敘寫。前三次極寫其英勇無比，戰(zhàn)功卓著而不及封侯，已隱其“數(shù)奇”；第四次統(tǒng)帥衛(wèi)青徇私貪功，不允李廣先鋒之請，反令李廣遠饒東道接應，李廣迷路，未能及時趕上，致使不能擒獲單于。衛(wèi)青責罪李廣，李廣不愿受辱而“自頸”，一代名將就此殞命，其“數(shù)奇”令人慨嘆。在司馬遷精心結(jié)撰的《項羽本紀》中，著重描寫巨鹿之戰(zhàn)、鴻門宴、垓下之圍；三樁事件典型而深刻地展示了項羽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三部曲。這些都非常鮮明地體現(xiàn)了司馬遷選擇典型事件的藝術(shù)匠心。而從鴻門宴一節(jié)的敘述，又使我們窺知司馬遷已經(jīng)十分純熟地掌握利用典型環(huán)境塑造人物的技巧。從宴前的決定“擊破沛公軍”，到接受劉邦“臣之不敢倍（背）德”的謝罪；從趁謝罪之機以甕中捉鱉的決策到被劉邦花言巧語的迷惑導致臨機措手的猶豫；從項莊樊噲對舞的劍拔弩張到劉邦如廁“間（趁小路）遁”的煙消云散，僅通過筵席的場景把項羽的既剛愎自用又優(yōu)柔寡斷，既匹夫之忍又婦人之仁刻劃得深刻形象。還把劉邦的虛偽狡猾、張良的機智從容、樊噲的粗魯勇敢、范增的深謀遠慮的性格得以展示。又如“荊軻刺秦王”的環(huán)境描寫對荊軻品格的襯托：在“易水送別”一節(jié)，“至易水之上，既祖（祭祀祖先），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發(fā)盡上指冠。于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通過這一環(huán)境烘托，其慷慨悲壯，油然而生。而“秦廷驚變”一節(jié)，舞陽色變振恐，秦臣怪而異之，荊軻顧笑解釋，已是先聲奪人。接著是圖窮而匕首現(xiàn)，荊軻左手扯秦王袖，右手持匕首逐之；秦王一邊環(huán)柱逃走，一邊拔劍未出；群臣驚愕，提示秦王負劍再拔；侍醫(yī)夏無且舉藥囊擊軻，方使秦王拔劍擊軻。此等場景，如現(xiàn)目前。荊軻的悲壯舍生，越發(fā)感人。

二、渲染細節(jié)，雕琢對話，精細刻劃人物的個性

這是文學的藝術(shù)手段，司馬遷運用得爐火純青。陳涉的傭耕之嘆可見其素有大志，張良為圯上老人進履可見隱忍在成大事中的作用，韓信受胯下之辱以見大丈夫能屈能伸，張湯審盜肉之鼠可見其日后審人之殘酷。寫士兵“樂從李廣”，只“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盡見其因；寫周亞夫治軍，只“已而至細柳軍，軍士吏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qū)至，不得入”，畢現(xiàn)其嚴。至于對話描寫，鴻門宴張良招樊噲，樊噲只“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足見其忠勇拼命。范增慫恿項莊刺劉邦，說“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以明刺劉之重要；及至劉邦逃脫，只作如下改：“吾屬今為之虜矣！”其懊喪之情，溢于言表。韓信平齊，欲代齊王，有以下一節(jié)：

（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復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暫時代理）王以鎮(zhèn)之，其勢不定。愿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韓信使者至，發(fā)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其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

韓信貪婪于齊王位，以冠冕堂皇之言要挾劉邦封他，野心可見端倪；劉邦自是洞若觀火，故而大罵。張良、陳平權(quán)衡利弊，附耳建言。漢王亦悟而速改以“復罵”，表示前罵意在親昵！短短一段的細節(jié)與對話，把韓信的貪婪與機詐，劉邦敏捷與虛偽，良、平的審時度勢刻劃得活靈活現(xiàn)。

三、同類合傳，比照襯托，在比較中顯現(xiàn)個性。

在列傳的構(gòu)撰時，司馬遷用了專傳、合傳、類傳三種形式。專傳是一篇一個傳主；合傳是兩人以上的合一篇傳記，如《屈原賈生列傳》、《孫子吳起列傳》；類傳則是同類之人，合為一篇，如《儒林列傳》、《滑稽列傳》等。合、類兩傳，每每打破時代界限，其類比的用心十分明顯，這還給后人的研究帶來了極大的方便。

司馬遷在單篇以及相對獨立的篇章中也十分自如地運用比較的方法的。諸如秦廷驚變中荊軻與秦舞陽，鴻門宴中的劉邦與項羽、張良與范增、項莊與項梁，《李將軍列傳》中的李廣與程不識等。對比，是人物敘寫中最容易顯示不同個性以及區(qū)別同中之異、異中有同的方法。

四、通過心理描寫來刻畫人物個性。

心理描寫在《史記》之前的記敘文中是極為罕見的，而在《史記》中卻較為常見。他所常用的方法有獨白，如《李斯列傳》中李斯入倉見鼠時感慨而作的獨白；對話，如陳涉與傭耕者的對話；嘯歌，如荊軻的《易水歌》、項羽的《垓下歌》等。心理描寫能直抒傳主胸臆，窺其理想志趣。

五、司馬遷在記寫史實的時候，還用了“互見法”

“互見法”即一篇中已敘之事，它篇省略。如“鴻門宴”一節(jié)敘寫劉、項，難分主次；而其事既見于《項羽本紀》，則在《高祖本紀》中略去。這固然出于詳略剪裁的需要，有時還在于他褒貶歷史人物的角度的選擇。在《高祖本紀》里，作為本傳，司馬遷對劉邦多作正面描寫，而凡是貶的方面，大多互見于它篇。如《項羽本紀》寫劉邦推兒女下車；項羽以殺劉邦之父要挾劉邦，劉邦說“幸分一杯羹”。《淮陰侯列傳》用“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中揭露劉邦殺功臣的卑劣等。

六、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采用多維透視的方法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采用多維透視的方法，他筆下的人物顯露多方面的性 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動豐滿。項羽是司馬遷著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 上就可以發(fā)現(xiàn)多重人格。他喑噁叱咤，又言語嘔嘔。他愛人禮士，又妒賢嫉能。他是殘暴的，焚燒咸陽，坑殺俘虜；他又是仁愛的，鴻門宴有惻隱之心，不殺劉 邦，還時常慮念百姓疾苦。他有時與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時又非常吝嗇，已經(jīng)刻好的官印不肯發(fā)給功臣，放在手里反復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場面，則兼有風云氣和兒女情。這些相互對立的因素有機地集于項羽一身，使得人物形 象具有豐富的內(nèi)涵和深厚的底蘊，而且非常真實。對于李斯這個人物，司馬遷反 復刻畫他外似剛愎而內(nèi)實游移的矛盾狀態(tài)：在農(nóng)民起義風起云涌的形勢下，他想 知難而退，卻又貪戀富貴，下不了決心；在趙高廢立之際，開始像是要以身殉國，經(jīng)趙高勸之以利害，馬上退縮妥協(xié)；對于秦二世的無道，本想犯顏直諫，一旦二 世責問，立刻茍合求容。李斯的雙重人格表現(xiàn)得非常充分，一個內(nèi)心分裂的可悲 形象躍然紙上。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時對其性 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給予充分的重視，多側(cè)面地展現(xiàn)人物的精神風貌。

第五課時

本節(jié)講授《史記》的風格特征。

《史記》的敘事寫人都圍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宗旨，司馬遷雖 然也從瑣碎的生活細事寫起，但絕大多數(shù)的人物傳記最終都在宏偉壯闊的畫面中 展開，有一系列歷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間，他所選擇的題材多是重大的。司馬遷不 是一般地描述歷史進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跡，而是對歷史規(guī)律和人物命運進行深刻 的思考，透過表象去發(fā)掘本質(zhì)，通過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規(guī)律。這就使得《史記》 的人物傳記既有宏偉的畫面，又有深邃的意蘊，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風格。第一，司馬遷善于把筆下的人物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下加以表現(xiàn)，在敘述一系列重 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中，展示個人命運偶然性中所體現(xiàn)的歷史必然性。在《蘇秦列 傳》和《張儀列傳》中，司馬遷對于戰(zhàn)國諸侯間微妙復雜的利害關(guān)系反復和予以 演示，以七國爭雄為背景展開了廣闊的畫面。蘇秦、張儀準確地把握了當時形勢 的特點，抓住了機遇，相繼干出了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yè)，成為那個時代的傾危之 士。陳平年輕時就胸懷大志，足智多謀，適逢秦末**和楚漢相爭，于是他大顯 身手，屢獻奇計。他設(shè)計離間項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亞父”這位謀士。滎 陽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東城門迷惑楚軍，劉邦得以出西城門脫險。是他暗示 劉邦封韓信為齊王以穩(wěn)定形勢，又是他建議劉邦的偽游云夢澤而借機擒韓信。劉 邦在平城被匈奴圍困七日，又是陳平出奇計化險為夷。陳平所獻五計，無一不是 關(guān)系到劉邦的生死存亡、關(guān)系到天下的興衰安危。陳平這位謀士的形象，也就在 駕馭歷史風云的過程中日益豐滿。《史記》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瑣、或偉岸； 有的先榮后辱，有的先辱后榮；有的事業(yè)成功，人生幸運，也有的雖然事業(yè)成功 卻命運悲慘。司馬遷既把他們寫成重大事件的導演、演員，又把他們寫成重大事 件的產(chǎn)兒，通過描寫、敘述他們對時勢、潮流的順應與抗拒、對歷史機遇的及時 把握與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筆勾勒出歷史和人生的壯廓畫面，點出其中蘊含的哲 理。

第二，《史記》成功地塑造 了一大批悲劇人物形象，使全書具有濃郁的悲劇氣氛。

《史記》中的悲劇人物有多種類型。按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論，有些 悲劇主人公身上體現(xiàn)的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xiàn)之間的矛盾。這類悲劇人物是歷史的先行者，他們的行動具有超前性。盡管他們的主張 是正確的，但由于當時的條件還不成熟，他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有的甚至獻出 了生命，推行變法的吳起、商鞅，主張削籓的賈誼、晁錯，都是這類悲劇英雄。還有一類悲劇人物盡管死得非常壯烈，但他們的悲劇性不是體現(xiàn)了無法實現(xiàn)的歷 史必然要求，而是他們相信舊制度的合理。田橫是司馬遷著力描寫的英雄人物，他兵敗之后不愿意投降漢朝而自殺，其隨從和東海五百義士也相繼殉難，涌現(xiàn)出 的是一個悲劇群體。從本質(zhì)上看，田橫所要維持的不過是諸侯稱雄、列國割據(jù)的 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橫相信已經(jīng)過時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為 之而奮斗拼搏，這就決定了他必然成為悲劇人物。《史記》中許多反抗中央朝廷 的諸侯王，都屬于這類相信舊制度合理性的悲劇人物。《史記》中的悲劇人物按 其品格劃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兩類。《趙世家》中為保護趙氏孤兒而付出巨 大犧牲的義士公孫杵臼、程嬰，《刺客列傳》、《游俠列傳》中的刺客游俠，都 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獻身精神的英雄，他們的所作所為幾乎無可挑剔，是把身上最 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劇英雄。還有一些悲劇人物的品格存在 明顯的弱點，由這些弱點而導致的失誤最終毀滅了自身。但由于他們終歸是英雄，所以其毀滅也是悲劇性的。這類缺失型悲劇英雄以項羽為代表，他生前戰(zhàn)功赫赫，死得慷慨壯烈，他的弱點也暴露得非常明顯，只是他自己沒有意識到本身的缺欠。

第三，《史記》富有傳奇色彩

司馬遷喜歡獵奇，把許多傳說故事寫入人物傳記中，造成一種神秘感。寫秦始皇晚年行跡，穿插許多怪異反常的事情，以及神靈的出 沒，用以預示秦王朝末日的到來。寫漢高祖發(fā)跡，則用劉媼感蛟龍而生子，劉邦 醉斬巨蛇等傳說以顯示他的靈異。除了類似荒誕不經(jīng)的傳說之外，《史記》所寫 的許多真人真事也帶有傳奇色彩。魯仲連為人排患解難而無所取，超然遠引，終 身不復見，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張良是位傳奇人物，文中出現(xiàn)的商山 四皓同樣來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記》中的許多故事都疏離常規(guī)，出乎人的意 料之外，也富有傳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貴，竇姬本 欲入趙王府而宦官誤賜代王，她卻陰錯陽差成了皇后。這些宮廷故事也是表現(xiàn)人 生命運的不可捉摸，但它釀成的不是悲劇，而是喜劇。《史記》的傳奇性還源于司馬遷敘事寫人的筆法。司馬遷為文疏蕩多變，忽起忽 落，其來無端，其去無跡，起滅轉(zhuǎn)接，令人莫測端倪。《伯夷列傳》是為伯夷、叔齊作傳，但卻以議論開篇，又引許由、卞隨、務光等人為伯夷、叔齊作陪襯，幾乎使人不辨賓主。敘伯夷、叔齊事跡后，在議論中引出顏淵、盜跖，從正反兩 方面說開。結(jié)尾點題，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傳后世。通篇意到筆 隨，縱橫變化，煙云繚繞，撲朔迷離。《史記》的章法、句法、用詞都有許多獨 特之處，它別出心裁，不蹈故常，搖曳回蕩，跌宕有致，以其新異和多變而產(chǎn)生 傳奇效果。

第六課時

本節(jié)主要講授《史記》的地位和影響

第一、傳記文學的開端

《史記》是我國紀傳體史學的奠基之作，同時也是我國傳記文學的開端。中 國古代史傳文學在先秦時期就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記言為《尚書》，記事為《春秋》，其后又有編年體的《左傳》和國別體的《國語》、《戰(zhàn)國策》。但是，以人物為 中心的紀傳體史學著作，卻是司馬遷的首創(chuàng)。《史記》的出現(xiàn)，標志中國古代史 傳文學的發(fā)展已經(jīng)達到高峰。

第二、先秦文學傳統(tǒng)的繼承融匯

《史記》是傳記文學名著，但它具有詩的意蘊和魅力。《史記》指次古今，出入風騷，對《詩經(jīng)》和《楚辭》均有繼承，同時，戰(zhàn)國散文那種酣暢淋漓的風 格也為《史記》所借鑒，充分體現(xiàn)了大一統(tǒng)王朝中各種文學傳統(tǒng)的融匯。

第三、人文精神的弘揚

司馬遷作為偉大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在《史記》一書中大力弘揚人文精神，為后代作家樹立起一面光輝的旗幟。《史記》所滲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 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積極入世精神，忍辱含垢、歷 盡艱辛而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舍生取義、赴湯蹈火的勇于犧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喚世間真情的人道主義精神，立志高遠、義不受辱的人格自尊 精神。《史記》中一系列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從不同側(cè)面集中體現(xiàn)了上述精神，許多人物成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對象，給他們以鼓舞和啟迪。

第四、古代散文的楷模

《史記》是傳記文學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寫作技巧、文章風 格、語言特點，無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從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 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對《史記》推崇備至，他們的文章也深受司馬遷的影響。《史記》在語言上平易簡潔而又富有表現(xiàn)力，把許多詰屈聱牙的古書詞句譯成漢 代書面語，還適當?shù)匾每谡Z、諺語，顯得生動鮮活。《史記》語言多是單行奇 字，不刻意追求對仗工穩(wěn)，亦不避諱重復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為如 此，歷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評駢儷文的形式主義傾向和糾正艱澀古奧文風時，都要 標舉《史記》，把它視為古文的典范。

第五、為后代小說創(chuàng)作積累了 寶貴的經(jīng)驗

小說塑造人物形象的許多基本手法，在《史記》中都已經(jīng)開始運用，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語言，通過具體事件或生活瑣事顯示人物性格，把人物置于矛盾沖突中加以表現(xiàn)。從唐傳奇到明清小說，在人物塑造、情節(jié)安排、場面描寫等方面都可以見到《史記》的痕跡。同時，古代作家還從寫法上探討《 史記》與小說的關(guān)系，得出了許多精辟的結(jié)論。

第六、《史記》中的故事成為后代戲劇的取材對象

《史記》的許多故事在古代廣為流傳，成為后代小說戲劇的取材對象。元代 出現(xiàn)的列國故事平話，明代出現(xiàn)的《列國志傳》，以及流傳至今的《東周列國志》，所敘人物和故事有相當一部分取自《史記》。明甄偉的《西漢通俗演義》，也 是大量利用《史記》中的材料。《史記》的許多人物故事相繼被寫入戲劇，搬上 舞臺，據(jù)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取材于《史記》的劇目就有180多種。據(jù)李長之統(tǒng)計，在現(xiàn)存132種元雜劇中，有16種采自《史記》的故事。后來 的京劇也有不少劇目取材于《史記》。

總之，《史記》成為中國古代小說、戲劇 的材料寶庫，它作為高品位的藝術(shù)礦藏得到反復地開發(fā)利用。

【思考與練習】

1、如何理解魯迅先生評價《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2、何為?互見法?？其對塑造人物形象有何作用？

3、《史記》人物傳記的文學價值 【閱讀書目】

1、《史記新論》白壽彝著，求實出版社1981年版

2、《史記研究》，張大可著，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

3、《史記文學成就論稿》，可永雪著，內(nèi)蒙古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第三篇：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與《史記》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有責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學家，都會以他們的心血凝聚起來的思想，留給后人許多有益的啟示。對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書》——后人稱作《史記》，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時的一部輝煌的中國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對史學和歷史的深刻的理解與認識。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tài)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jīng)過了大量的調(diào)查研究，并對史實反復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jīng)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tài)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xiàn)實、記錄現(xiàn)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fā)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并不為傳統(tǒng)歷史記載的成規(guī)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丑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tǒng)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于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正因為揭露現(xiàn)實的透徹，司馬遷被處以宮刑。腐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要寫部有關(guān)歷史書的夙愿，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茍且偷生，希圖出現(xiàn)一線轉(zhuǎn)機。司馬遷用歷史人物在不幸的境遇中著書的故事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努力著述，把其余的一切均拋諸腦后。“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他連精神都有點恍恍忽忽了。內(nèi)心忍受著痛苦的煎熬和無限的悲憤，“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霑衣也。”

只要堅持不懈，總會見到了陽光的。在司馬遷53歲時，完成了《史記》的著述。他在給朋友的信上這樣說道：“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記，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十二本記》、《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自此以后，司馬遷的事跡已無從可考，只是在他的一篇《感士不遇賦》里，訴說道：“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勒”。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飽經(jīng)憂患，感慨而又深沉的老人，堅持理想、百折不撓的復雜而又痛苦的心情。所以魯迅先生生前給予《史記》高度的評價：“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第四篇：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公元前90年），西漢著名史學家。其父司馬談是漢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書、編寫史料，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歷法的官職）。司馬遷10歲開始誦讀“古文”典籍，20歲那年開始漫游生活，游蹤遍及南北，到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歸來后，初任郎中，曾出使西南各地。此外，還多次侍從漢武帝巡狩，封禪，游歷了更多的地方。這些實踐活動，豐富了司馬遷的歷史知識和生活經(jīng)驗，擴大了司馬遷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觸到廣大人民的經(jīng)濟生活，體會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這對他后來著作《史記》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公元前110年，司馬談臨終前把自己著作歷史的理想和愿望留給司馬遷。三年后，司馬遷遷任太史令，開始在“金匱石室”（即國家藏書處）閱讀、整理歷史材料。這樣，經(jīng)過了四五年的準備，公元前104年正式寫作《史記》。這年司馬遷42歲。

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災難降臨在他的頭上。公元前99年，李陵抗擊匈奴，兵敗投降，朝廷震驚。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出于一時無奈，必將尋找機會報答漢朝。正好漢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他就把想法說了。漢武帝大怒。司馬遷被下獄并受宮刑。這是對他極大的摧殘和侮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還沒有寫完，于是本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信念，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秋失明，厥有《國語》”等先賢那里受到啟

發(fā)，決心“隱忍茍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經(jīng)過大概十年的辛勤寫作，司馬遷終于在忍辱發(fā)憤的境遇中完成了《史記》這部歷史宏著。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130篇，525400字。“本紀”敘述帝王的政績；“表”是各歷史時期的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lián)絡(luò)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世家”敘述貴族王侯的歷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紀。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全面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的歷史發(fā)展。

《史記》以帝王將相為中心，并沒有擺脫英雄史觀。但司馬遷尊重歷史事實，富有求實精神，有些方面突破了封建正統(tǒng)思想，如肯定陳勝、吳廣反秦起義的正義性；對劉邦，固然沒有抹殺他統(tǒng)一楚漢紛爭、建立國家的偉大作用，但也沒有對他虛偽、狡詐、無賴品質(zhì)的揭露；在《酷吏列傳》中還揭露了統(tǒng)治者屠殺人民的罪行。《史記》對愛國英雄的描寫則是極盡贊頌的口吻，如藺相如、魏公子無忌（信陵君）、李廣等，都寫得栩栩如生。

《史記》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在寫作手法、文章風格等方面，后世的作家都從中得到了有益的啟發(fā)。許多戲劇也取材于《史記》。魯迅先生曾高度贊揚史記《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第五篇：司馬遷與《史記》

論《史記》的歷史意義

兩千多年前，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編撰了一部記載了上至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的史學著作。然而當時為完成自己心愿而撰寫這篇著作的他并未預料到這部著作帶給后世的將是怎樣的一個奇跡。

《史記》被后人列為二十四史之首，不僅僅因為它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更是因為它的史學價值、文學價值以及對后世無可比擬的深遠影響。這一點由“史記”這個史書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就可以看出。

幼年司馬遷聰慧好學又受其父司馬談影響，對歷史事實本就十分感興趣，司馬談又在臨死前將編撰一部完整而真實的史書的心愿和重任交付于司馬遷，接任太史公后的他又更深刻的認識到了身為一名史學家的職責，因此構(gòu)思創(chuàng)作一部完備客觀的史書，他勢在必行。而在《史記》的編撰中，最為亮眼的的便是它的忠于史實，秉筆直書。即使因為“李陵叛降”事件，自己被判處屈辱的宮刑，司馬遷也未歪曲漢武帝的形象，抹煞其功績。正是因為他的實錄精神，《史記》才得以不朽于世。

《史記》的創(chuàng)作不僅建立在眾多典籍的基礎(chǔ)上，還建立在司馬遷本人多年的實地考察和精心篩選之上，這體現(xiàn)了司馬遷認真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不抹殺王孫貴族和將相大臣的光彩功績，也不隱瞞他們身為統(tǒng)治階級，剝削壓迫窮苦人民的丑惡嘴臉，不受私人情感影響的公正記載，是他客觀實錄的精神。

司馬遷是秉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觀念來寫這部著作的。在寫作手法上，他常用人物生平加自己的評論和感受的方法來呼應其“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的，而“詳今略遠”的寫作方法則更好的涵蓋了三千多年的歷史而又不顯累贅。

在人物塑造和敘事上，作者不拘于人物階層，更全面的記載了社會人生百態(tài)。刻畫的人物個性鮮明，性格多樣，結(jié)合了生活背景和社會經(jīng)歷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生動豐滿，而“互見法”的運用則彌補了人物描寫的一些不足，使人物刻畫更趨于完善。以時間為序的紀傳方式使各傳記間形成了一種連貫性，每一個傳記的起因、經(jīng)過間穿插瑣碎細節(jié)，從而在人物命運的偶然性中得到歷史必然的結(jié)果。透過表象去深刻思考歷史規(guī)律和人物命運，通過偶然性去把握歷史的必然性，最終達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史記》的編撰對于歷史的貢獻是巨大的。它首先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通史”體裁，貫通古今，將“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這五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統(tǒng)一體系。這種歷史編纂學方法對此后的紀傳體史書影響甚深，歷朝正史基本都采用了這種體裁撰寫。其次，它建立了史學的獨立地位，自司馬遷編撰出《史記》之后，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shù)領(lǐng)域里才取得了獨立地位。再次，它開創(chuàng)了階級、政治、經(jīng)濟、民族、文化等各領(lǐng)域的綜合纂史方法，是第一部為經(jīng)濟、少數(shù)民族和卑微者立傳的史家著作，開拓了史學的新領(lǐng)域，推動了我國史學的發(fā)展。另外，它還建立了史學的“傳記文學”的先河，創(chuàng)造性地把文、史熔鑄于一爐，唐代散文大家韓愈和柳宗元肯定了它的文學價值，奠定了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魯迅先生的一句評價最為形象：“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最后，《史記》中許多故事情節(jié)生動典型，戲劇性強，人物性格鮮明，矛盾沖突尖銳，為后世小說、戲曲提供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源泉，創(chuàng)作出了許多如《趙氏孤兒》這樣的有世界影響的名著。

《史記》所具有的歷史意義遠不止于此，它是我國歷史上的一顆明珠，是國學的珍寶，它所寓意的歷史因果規(guī)律和必然性值得我們?nèi)ド钏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