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反腐典型案件十大樣本 ***成最大老虎

2014反腐典型案件十大樣本 ***成最大老虎

典型案件十大樣本

文_本刊記者 舒煒

2014年5月，王岐山在與部分中央國家機關和中央企業、國有金融機構負責人座談時表示：“要重點查處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等四類干部，形成有力震懾。

王岐山所指的這四類干部包括，十八大后還不收斂不收手的、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的、群眾反映強烈的、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個中央巡視組的巡視報告反饋，成為了貫穿在2014年反腐敗進程中的一條主線，更是“治標為主”策略的進一步深化。尤其是在當前的反腐形勢下，嚴查情節嚴重的、影響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毀腐敗分子氣勢，對貪官起到更大震懾。

No.1 圍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義：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誤區

代表案件：***案

眾所周知，就反腐大勢看周案，早已震懾天下官員，影響深遠。12月5日，***被移送司法，流傳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傳說就此作古。

圍捕***，中央紀委給各地紀委上了一堂生動的“打虎課”。先是查處他在地方工作時的一大批貪腐“嫡系”，再是“石油幫”的轟然倒塌，緊接著政法系統的“小弟”們、貼身秘書們。在剪斷外圍羽翼后，***的多名親屬也先后落網，最終形成對他的合圍。

再看***的所作所為，與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保密紀律”、“泄露黨和國家機密”，讓人觸目驚心。

***以及腐敗下屬們熱衷拉山頭、搞宗派、劃地域，由此組成利益共同體，導致山頭式腐敗泛濫，對于這種“山頭主義”、“圈子文化”正是實施重點打擊的對象。

No.2 晉官難當，山西塌方

典型意義：當前反腐的多個樣本聚合代表案件：令計劃領銜的團伙腐敗案

冬至夜，令計劃落馬。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號“俠客島”隨即發文稱，在這兩年的“山西反腐記”中，隱隱看出，令計劃便是那個“坐在腐敗陣營中軍帳中的執牛耳者”。

山西官場的頑疾，早已深入骨髓。盤根錯節的各種圈子、家族腐敗、畸形政商關系、紅極一時的“政治明星”被查、紀檢干部“燈下黑”、不收斂不收手的腐敗……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備著今年反腐重點的多個劇本。

年內已經落馬的山西高官金道銘、令政策、申維辰、陳川平、白云等人，相互之間的交集，更是給人莫大想象空間。令政策落馬時，新華社“中國網事”為此寫了一篇評論，標題叫《朝里有人也不靈》。

有人猜測，令計劃的倒臺，會不會是山西反腐的終結。這顯然是片面之辭。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過兩期封面策劃《晉官難當》和《重振山西》，提出從十八大后一系列反腐舉措來看，反腐從未設立過底線和禁區，只要有情況，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進程而言，家族腐敗、連環落馬……公眾們看得“熱鬧”，背后則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場頑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軍中反腐，號角嘹亮

典型意義：去軍隊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頭”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案

去年是甲午年，總書記多次提到，甲午戰爭為中華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戰爭也恰恰是敗于軍中腐敗。反腐強軍，軍隊改作風反腐敗在去年呈現了以上率下、層層緊壓態勢。

有種傳統觀念認為軍隊以穩定為主，輕易不會由人事異動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蕩。而今年以來的“軍中打虎”，由**這個“中老虎”到徐才厚這個“大老虎”，先易后難，循序漸進。說明在“穩定大如天”的軍隊系統，從來就不會容忍腐敗。

在總政出臺的新古田會議精神解讀文件中談到，要以大案要案牽出的問題為線索一查到底，不僅要拔出“蘿卜”，還要洗去“泥”。可以預見，包括軍隊系統在內，反腐敗戰場還將持續深入向前推進。有專家預測，也許還會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級“山頭”，轟然倒塌

典型意義：前省委書記落馬對應一地官場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蘇榮案、白恩培案以及牽出的兩省多起大要案

蘇榮和白恩培這兩個人，有著很多共同點。都是曾出任過多個省份的“一把手”，執政經驗可謂豐富，任期屆滿后都到全國人大或政協出任新職，他們的相關線索都來自于中央巡視組，案發前后均引發了當地多名副省級干部和廳級干部落馬。

以蘇榮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級官員陳安眾、姚木根、趙智勇接連“出事”，輔之坊間關于蘇榮及其家人的種種負面傳聞，中央在江西“打虎”進度走向縱深。蘇榮6月14日被宣布受查，讓江西官場那只“懸著的靴子”落地。在云南，也先后有沈培平、孔垂柱、張田欣3名副省級官員身敗名裂。

這樣的腐敗，已經具有集團腐敗的性質，且是基于利益而非志趣結成同盟的官場“山頭”，大行投機主義。據媒體報道，云南官場如同一張網，各個“山頭”之前的關系從來就不是單線條的，里面充滿了買官賣官和明爭暗斗。

可以想象，在這樣的官場生態之下，干部們怎么能放開手腳去干工作，更遑論造福人民了。專家指出，嚴查蘇榮、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了中央對凈化地方政治生態的決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敗

典型意義：防止重要崗位上的“邊腐邊升”

代表案件：萬慶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馬的一干所謂“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紀輕輕”就執掌了重要崗位，自我感覺良好，平時在公眾面前也是竭力展現出自己的“能干”和“親民”。

年輕是他們的優勢，但是仕途太順并非是絕對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強，也缺少實踐和思想的磨礪，走起路來難免漂浮。

2014年以來，主政西寧、廣州等省會城市的毛小兵、萬慶良相繼落馬，這些干部均歷經黨政多崗鍛煉，后者更曾是廣州最年輕的市長。江蘇的李連玉、蔣國星等曾擔任過縣委書記職務的落馬官員，也被一度視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視組在江蘇的巡視報告中就指出，當地“能人腐敗”問題突出，要求深刻總結教訓，在選人用人上擺正“德”與“能”的關系。

廉政瞭望曾專門分析過，查處“現在重要崗位官員”和“政壇潛力股”，則可遏制其濫用權力，防止帶病提拔，中央將這樣的人及時揪出，可防止重要崗位上的“邊腐邊升”。

第二篇：2011年十大反腐典型案件

2011年十大反腐典型案件

1、張松堅案：“貪堅強”現象值得警惕

2011年7月6日，安徽省高級法院作出終審裁定，駁回滁州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明光市委原書記張松堅的上訴，維持一審法院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

在這份僅有7頁紙的刑事裁定書中，有一句話特別醒目:“本院認為，上訴人張松堅……受賄數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特別嚴重，且在被審判期間始終拒不供認主要犯罪事實，沒有悔罪表現，應依法懲處。”而在一審判決書中，也有對張松堅認罪態度類似的表述，稱其“在被審判期間，拒不認罪”。

檢察機關指控，自1996年2月至2008年12月，張松堅在任滁州市南譙區常務副區長、區長、區委書記和明光市委書記、滁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在企業改制、干部任用、分配安臵、土地轉讓及開發等領域中為他人謀取利益，先后423次收受賄賂共計400余萬元。

一位檢察官說，在近年來安徽被查處的貪官的判決書中，明確表述被告人“始終拒不認罪”、“沒有悔罪表現”的，張松堅受賄案恐怕是第一例。所以，像張松堅這樣收了400多萬元還大呼冤枉的“貪堅強”現象，具有解剖的標本意義，值得人們高度警惕。、張敬禮案：演繹官員出書腐敗

據2011年11月20日的《北京晚報》報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黨組成員、副局長張敬禮近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出庭受審，他被控涉嫌受賄罪、誣告陷害罪、非法經營罪。檢察機關指控，張敬禮受賄110余萬元，非法經營額高達2300萬余元，曾指使他人向中紀委及相關領導寄出1300余封誣告陷害他人的信件。

起訴書顯示，張敬禮涉嫌受賄4起，共計118萬余元。據指控，1

張敬禮于2005年至2010年4月，利用擔任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的職務便利，在廣州某公司建設國際醫藥港項目過程中多次為該公司提供幫助，并于2010年4月向該公司總經理盧某索要38萬元。另外3起賄賂均是以銷售書籍形式受賄。指控稱，張敬禮利用職務之便，在先后為北京朗天投資有限公司等3家單位提供幫助后，向3家公司索要1400套名為《壽世補元》的書籍。而這部內容涉及延年益壽、治療各種疾病奇方的書籍《壽世補元》，正是張敬禮本人編著，其定價高達368元。

像張警禮這樣出書致富的手法被稱為“雅賄”。張敬禮案警示，雅賄已成為貪官受賄的一種新形式，應引起注意。、李繼祥案：成功追訴外逃貪官第一案

2011年9月13日，外逃澳大利亞8年的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臵業公司原總經理李繼祥，被澳大利亞昆士蘭州最高法院以洗錢罪判處監禁十四年，因利用犯罪收益違反澳大利亞刑法1995第四百章第四條被判處監禁十二年。李繼祥轉移至澳大利亞的巨額財產，已追回3000余萬元。

2003年9月27日，時任佛山市南海區住房資金管理中心主任的李運南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李繼祥聽到風聲，外逃至澳大利亞。南海區檢察院反貪局查明，李繼祥任職期間與李運南合謀，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挪用南海區政府住房基金4000余萬元至香港、澳大利亞等地私用。

2005年10月，廣東省檢察院正式向澳大利亞聯邦警察署提出個案協查請求。2006年3月，廣東省檢察院與澳大利亞聯邦警察署就追訴李繼祥事宜達成共識。根據澳大利亞訴訟程序，2011年7月20日至8月31日，李繼祥案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州最高法院正式開庭審理。9月13日，此案陪審團裁決李繼祥被控罪名成立。

李繼祥案是我國與澳大利亞司法機關聯手成功追訴外逃貪官第 2

一案，也是不法分子在國內犯罪、在國外被判刑的成功案例，為檢察機關辦理境外追贓追逃案件探索出一條新路。、李啟紅案：腐敗市長涉足內幕交易

因涉足證券市場內幕交易而“落馬”的廣東省中山市原市長李啟紅，2011年10月27日被廣州市中級法院以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和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2000萬元，沒收財產10萬元。李啟紅的丈夫林永安、弟弟李啟明、弟媳林小雁及一眾同案人員分別獲一年零六個月至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011年4月6日，李啟紅在廣州中院受審。據檢察機關指控，李啟紅從中山公用集團原董事長譚慶中處獲得該集團資產重組的內幕信息，與親屬利用內幕信息購買股票，賬面收益高達1983萬余元。此外，她還被指控在2006年至2010年擔任中山市市委副書記、市長期間，收受港幣40萬元、人民幣10萬元。

李啟紅案是一起地方政府官員和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人員利用上市公司并購重組內幕信息，進行內幕交易的典型案件。此案對一眾被告人犯罪主體的認定，為證券監管樹立了標桿。但杜絕內幕交易，仍然任重道遠。

5、陳懷生案：造假區長犯下串通投標罪

2011年7月25日，山西省臨汾市中級法院以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濫用職權罪、串通投標罪判處臨汾市堯都區原區長陳懷生有期徒刑二十年。

陳懷生捏造假業務、編造假工程、策劃假招投標，而大行貪污、受賄之實;召集有關人員密謀策劃，編假話、造假象、做假賬，制造虛假事件，以應對檢察機關的偵查。因此，陳懷生被辦案檢察官稱為“造假區長”。

法院審理查明:陳懷生利用職務之便，騙取公款348萬余元據為己有，收受他人財物共計189萬余元，挪用公款150萬元;濫用職權，3

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1238萬余元的損失;在招投標過程中，采用非法手段，損害了國家、集體、他人合法利益。

在陳懷生涉及的5項罪名中，有一項是串通投標罪。2005年10月，陳懷生在明知王某沒有建筑資質并以他人名義參與投標的情況下，仍與王某先后兩次串通，內定臨汾市新供合商住樓B區工程由王某承建，王某隨后找到四家公司為其陪標。在工程評標前，陳懷生讓評標委員會成員給王某所掛靠的公司打高分。結果，王某如愿以償。在陳懷生的策劃下，原本公開、公平的另兩項工程的招投標也成了“明招暗定”的虛假招投標。

陳懷生案的判決在山西省尚屬串通投標犯罪首例判決。此案警示，領導干部應牢固樹立依法行政觀念，堅持依法決策，切實提高依法辦事能力。、林某案：蘇州首起商業預付卡受賄案

依據國務院辦公廳2011年5月23日轉發的中國人民銀行、監察部、國家預防腐敗局等7部門《關于規范商業預付卡管理的意見》，“商業預付卡腐敗”被列入反腐整治重點。江蘇省蘇州市金閶區法院2011年5月28日通報，該市首起商業預付卡受賄案審結，林某因收受“朋友”贈送的購物卡3萬余元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林某系蘇州某職業學校后勤與基建處負責人。在不久前學校展開的排查廉政風險專項治理活動中，職工反映，林某有收受購物卡的行為，學校紀委對其進行了調查。后來，林某按照購物卡金額退出了3萬多元款物，但堅持認為這些購物卡是朋友間的“人情往來”。

法院在審理中認為，林某是在國有公司、事業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又系受國有事業單位委派在非國有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論。林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遂作出上述判決。、高平案：“解脫”之后被行賄人舉報

2011年4月15日，廣西城建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高平被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2009年12月底，廣西城建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掛牌成立。時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防空辦公室副主任的高平，出任該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除了陶醉于職務的升遷、職權的擴大帶來的喜悅外，高平心里還享受著另外一種解脫的快感:她在任自治區人防辦副主任期間收受的不義之財應該沒人會發現。然而，后來發生的一件事是她始料未及的。高平在任自治區人防辦副主任期間，在工程建設過程中向廣西某建筑公司項目承包人黃某索要過40萬元，黃某以為送了錢，人防辦就能支付拖欠自己的工程款了，可他并未如愿。一怒之下，黃某2010年1月舉報了高平。

高平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創下”了兩個第一:是廣西第一個因職務犯罪“落馬”的女廳級干部，也是截至目前廣西查處的級別最高的女貪官。

高平從開始時堅守廉潔自律，到后來習以為常地收受甚至索要不義之財，從一個手握重權的大型國有企業董事長，到一個階下囚，再次給黨員領導干部敲響了拒腐防變的警鐘。

8、胡青延案：暴露“三公”消費黑洞

2011年7月8日，浙江省開化縣原縣長助理、古田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原局長胡青延被衢州市中級法院一審以貪污罪、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2002年6月，時任開化縣原縣長助理的胡青延兼任開化縣政府直屬事業單位―――古田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到任后沒多久，胡青延就發現古田山管理局“不差錢”，而且花錢他一個人說了算。因此，他把自家的開銷都記在了公家賬上:喬遷新居酒宴花費，家中的麻將桌、乒乓球桌，自己的大衣、MP4、出國用的箱包，妻子 5 的香水、轎車裝飾費用，兒子的運動鞋等等。甚至連自己打牌所用的賭資也開成茶葉發票用公款報銷，幾年下來，胡青延僅以打牌發作底費的方式就貪污公款3.53萬元。

雖然胡青延貪污公款的數額只有7.8萬余元，受賄不到2萬元，但是，辦案檢察官認為，胡青延的落馬對于一些視公家錢柜為自家錢包的“一把手”來說，具有極強的警示教育意義。

此案反映出我國目前“三公”消費中存在的不公開、不透明現狀并導致難監督、易腐敗等問題。最大限度地公開“三公”開支，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公職人員以權謀私的機會，防止胡青延這類貪官出現。、王長林案：“零口供”照樣獲重判

2011年3月8日，中國銀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管理總部原總經理王長林因貪污公款1100余萬元，被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王長林不服，提出上訴。9月15日，北京市高級法院作出終審裁定，維持原判。

王長林是在其擔任中國銀河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財務資金總部總經理時貪污公款的。法院審理查明，王長林于2002年1月至2004年4月，利用擔任財務資金總部總經理的職務便利，在該公司上海復興東路營業部為中央國家機關住房資金管理中心辦理人民幣1.5億元國債托管業務過程中，虛構該筆業務系由中間人介紹的事實，指使于水、林躍輝(均另案處理)冒充中間人，以收取中介費的名義，騙取該營業部公款1100余萬元。2006年，王長林為掩飾犯罪，指使林躍輝向該營業部退還275萬元。

王長林于2009年底被拘后，一直不承認有貪污公款行為，可謂是“零口供”。不過，根據多名證人的證言，法院認定，中央國家機關住房資金管理中心決定將國債由銀河證券公司托管時，并沒有中間人參與，王長林只是推薦了復興東路營業部，對該筆業務的合作成功 6

并未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不應以中間人的身份領取巨額中介費。

10、劉江輝案：“親情反腐”發人深省

2011年7月27日，安徽省宿州市中級法院對該省碭山縣房地產管理局原局長劉江輝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作出了維持一審判決的終審判決。1月7日，劉江輝因貪污公款176萬元、受賄1萬元、對家庭財產185萬余元不能說明合法來源，被法院以貪污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數罪并罰，判處有期徒刑十九年。

2010年2月14日，碭山縣一些單位和居民收到了一封舉報信，舉報時任該縣房產局局長的劉江輝有“貪污、受賄、嫖娼”等行為。舉報信出自劉江輝的前妻張玉榮和兒子劉真全之手。同年2月22日，碭山縣檢察院對劉江輝立案偵查。

劉江輝案從一開始，人們關注的既不是案情本身，也不是劉江輝到底有沒有問題或有多大問題，而是集中在對前妻攜兒舉報“他爹”這一類所謂的“家庭反腐”或曰“親情反腐”現象的追問上。

一位反腐專家指出，這只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沒有必要硬給其貼上一個什么樣的標簽，更不能作為反腐的一種模式而簡單地加以肯定或否定、提倡或反對。懲腐肅貪說到底，還是要依靠群眾，依靠制度和監督，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

（據《檢察日報》）

第三篇：2009年反腐典型案件

2009年反腐典型案件

1、趙仕永案：“溫和腐敗”發人深省

2009年6月29日，云南省麻栗坡縣委原書記、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原局長趙仕永被法院一審以受賄罪、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650萬元。法院經審理查明，趙仕永在任職期間，受賄索賄400多萬元、貪污公款50多萬元。

趙仕永的斂財方式有五種:為人提供幫助受賄、利用縣委書記的核心權力決策作用收錢、去企業調研撈錢、直接或間接地開口要錢、個人購物公家報銷。趙仕永一直認為自己是在為麻栗坡辦好事的情況下收的錢，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正常行為。直到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他才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犯罪。趙仕永發明了兩個詞———“暴力腐敗”和“溫和腐敗”。他認為，那些不給錢就不辦事的人是“暴力腐敗”;像他這樣在為人辦好事的情況下收點錢，是溫和的，所以他說自己是一個“溫和腐敗的縣委書記”。

趙仕永的“溫和腐敗”論，反映了時下腐敗動機的復雜性，貌似搞笑，卻值得深思。專家指出，“溫和腐敗”仍然是腐敗。因為“溫和腐敗”本質上仍是運用公共權力謀取個人利益，只不過是形式“溫和”。“溫和腐敗”相對于“暴力腐敗”，只是形式和手段上的變化，是用表面上的為民辦事來掩蓋背后的為己牟利，權錢交易的實質沒有改變。

2、徐國元案：“草原巨貪”利令智昏

2009年8月21日，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原市長徐國元因犯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法院一審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同庭受審的還有他的妻子李敏杰。她被法院以受賄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

法院審理查明:徐國元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單獨或伙同其妻李敏杰非法收受他人財物1258.17萬元，且在2006年6月紀檢監察機關開始對其收受別墅一事進行初核后，仍大肆收受他人款物，情節特別嚴重。徐國元歸案前，其家庭尚有1410.6萬余元的財產明顯超過合法收入，本人不能說明來源合法。

被媒體稱為“草原巨貪”的徐國元，推崇“辦事送錢、送錢辦事”的潛規則，該辦的事沒錢他不辦，該出面的事沒錢他不去。他的自我評價是:“我不是一個昏官，也不是一個庸官，但卻因為廉潔問題成了一個出了事的貪官。”然而，司法機關對其犯罪事實的認定以及對他的判決，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利令智昏必成貪。

徐國元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是迄今為止內蒙古自治區查辦的職務最高、案值最大的黨員領導干部腐敗案。

3、孫瑜案：上升很快落馬也快

2009年8月31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孫瑜因犯貪污罪、受賄罪，被南寧市中級法院數罪并罰，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沒收個人財產100萬元。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4年下半年至2006年11月，孫瑜利用其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職務便利，指使他人虛構項目，共同騙取國家資金共計400萬元，其中80萬元未遂。2003年底至2007年8月，孫瑜利用上述職務便利，為他人在解決原料供應、審批木材采伐指標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先后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328萬余元。

有媒體稱，從一名鎮黨委書記到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孫瑜只用了7年便跨越了5個臺階，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他任自治區副主席時，年僅41歲。而他也成為自1999年以來第4位被查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高官。

4、陳同海案：單筆受賄創造紀錄

2009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對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原總經理、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陳同海作出一審判決，認定陳同海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法院經審理查明，1999年至2007年6月，陳同海利用其擔任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和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董事長的職務便利，在企業經營、轉讓土地、承攬工程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錢款共計折合1.9億余元。

陳同海受賄時間跨度長達8年，在企業經營、轉讓土地、承攬工程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錢款共計折合1.9億余元。其單筆最高受賄金額達1.6億元，創建國以來單筆受賄金額之最。陳同海還創造了“每月交際一二百萬元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稅款200多億元”的“名言”。

陳同海的落馬，再次暴露出對國企“一把手”監督的軟肋，表明健全和完善國企高管權力監督制約體系刻不容緩。

第四篇：2014年盤點典型反腐案件

***。資料圖

2014年5月，王岐山在與部分中央國家機關和中央企業、國有金融機構負責人座談時表示：“要重點查處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等四類干部，形成有力震懾。

王岐山所指的這四類干部包括，十八大后還不收斂不收手的、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的、群眾反映強烈的、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個中央巡視組的巡視報告反饋，成為了貫穿在2014年反腐敗進程中的一條主線，更是“治標為主”策略的進一步深化。尤其是在當前的反腐形勢下，嚴查情節嚴重的、影響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毀腐敗分子氣勢，對貪官起到更大震懾。

No.1 圍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義：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誤區 代表案件：***案

眾所周知，就反腐大勢看周案，早已震懾天下官員，影響深遠。12月5日，***被移送司法，流傳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傳說就此作古。

圍捕***，中央紀委給各地紀委上了一堂生動的“打虎課”。先是查處他在地方工作時的一大批貪腐“嫡系”，再是“石油幫”的轟然倒塌，緊接著政法系統的“小弟”們、貼身秘書們。在剪斷外圍羽翼后，***的多名親屬也先后落網，最終形成對他的合圍。

再看***的所作所為，與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保密紀律”、“泄露黨和國家機密”，讓人觸目驚心。

***以及腐敗下屬們熱衷拉山頭、搞宗派、劃地域，由此組成利益共同體，導致山頭式腐敗泛濫，對于這種“山頭主義”、“圈子文化”正是實施重點打擊的對象。

No.2 晉官難當，山西塌方

典型意義：當前反腐的多個樣本聚合

代表案件：令計劃領銜的團伙腐敗案

冬至夜，令計劃落馬。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號“俠客島”隨即發文稱，在這兩年的“山西反腐記”中，隱隱看出，令計劃便是那個“坐在腐敗陣營中軍帳中的執牛耳者”。

山西官場的頑疾，早已深入骨髓。盤根錯節的各種圈子、家族腐敗、畸形政商關系、紅極一時的“政治明星”被查、紀檢干部“燈下黑”、不收斂不收手的腐敗??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備著今年反腐重點的多個劇本。年內已經落馬的山西高官金道銘、令政策、申維辰、陳川平、白云等人，相互之間的交集，更是給人莫大想象空間。令政策落馬時，新華社“中國網事”為此寫了一篇評論，標題叫《朝里有人也不靈》。

有人猜測，令計劃的倒臺，會不會是山西反腐的終結。這顯然是片面之辭。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過兩期封面策劃《晉官難當》和《重振山西》，提出從十八大后一系列反腐舉措來看，反腐從未設立過底線和禁區，只要有情況，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進程而言，家族腐敗、連環落馬??公眾們看得“熱鬧”，背后則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場頑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軍中反腐，號角嘹亮

典型意義：去軍隊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頭”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案

去年是甲午年，總書記多次提到，甲午戰爭為中華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戰爭也恰恰是敗于軍中腐敗。反腐強軍，軍隊改作風反腐敗在去年呈現了以上率下、層層緊壓態勢。

有種傳統觀念認為軍隊以穩定為主，輕易不會由人事異動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蕩。而今年以來的“軍中打虎”，由**這個“中老虎”到徐才厚這個“大老虎”，先易后難，循序漸進。說明在“穩定大如天”的軍隊系統，從來就不會容忍腐敗。

在總政出臺的新古田會議精神解讀文件中談到，要以大案要案牽出的問題為線索一查到底，不僅要拔出“蘿卜”，還要洗去“泥”。可以預見，包括軍隊系統在內，反腐敗戰場還將持續深入向前推進。有專家預測，也許還會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級“山頭”，轟然倒塌 典型意義：前省委書記落馬對應一地官場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蘇榮案、白恩培案以及牽出的兩省多起大要案

蘇榮和白恩培這兩個人，有著很多共同點。都是曾出任過多個省份的“一把手”，執政經驗可謂豐富，任期屆滿后都到全國人大或政協出任新職，他們的相關線索都來自于中央巡視組，案發前后均引發了當地多名副省級干部和廳級干部落馬。

以蘇榮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級官員陳安眾、姚木根、趙智勇接連“出事”，輔之坊間關于蘇榮及其家人的種種負面傳聞，中央在江西“打虎”進度走向縱深。蘇榮6月14日被宣布受查，讓江西官場那只“懸著的靴子”落地。在云南，也先后有沈培平、孔垂柱、張田欣3名副省級官員身敗名裂。

這樣的腐敗，已經具有集團腐敗的性質，且是基于利益而非志趣結成同盟的官場“山頭”，大行投機主義。據媒體報道，云南官場如同一張網，各個“山頭”之前的關系從來就不是單線條的，里面充滿了買官賣官和明爭暗斗。

可以想象，在這樣的官場生態之下，干部們怎么能放開手腳去干工作，更遑論造福人民了。專家指出，嚴查蘇榮、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了中央對凈化地方政治生態的決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敗

典型意義：防止重要崗位上的“邊腐邊升”

代表案件：萬慶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馬的一干所謂“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紀輕輕”就執掌了重要崗位，自我感覺良好，平時在公眾面前也是竭力展現出自己的“能干”和“親民”。年輕是他們的優勢，但是仕途太順并非是絕對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強，也缺少實踐和思想的磨礪，走起路來難免漂浮。

2014年以來，主政西寧、廣州等省會城市的毛小兵、萬慶良相繼落馬，這些干部均歷經黨政多崗鍛煉，后者更曾是廣州最年輕的市長。江蘇的李連玉、蔣國星等曾擔任過縣委書記職務的落馬官員，也被一度視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視組在江蘇的巡視報告中就指出，當地“能人腐敗”問題突出，要求深刻總結教訓，在選人用人上擺正“德”與“能”的關系。

廉政瞭望曾專門分析過，查處“現在重要崗位官員”和“政壇潛力股”，則可遏制其濫用權力，防止帶病提拔，中央將這樣的人及時揪出，可防止重要崗位上的“邊腐邊升”。

No.6 “天下第一司”的“人去樓空”

典型意義：失控的絕對權力危害

代表案件：價格司窩案、魏鵬遠案

發改委價格司因掌控了煤炭、電力、石油、天然氣、醫藥、銀行收費等諸多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定價權，被稱為“天下第一司”。

據最高檢反貪污賄賂總局局長徐進輝日前介紹，2014年最高檢共查辦發改委受賄案11案11人，其中價格司有5人，偌大的價格司領導層僅剩下一名巡視員和一名副巡視員，兩名司局級領導。上述5名官員出事前，幾乎都以改革派形象示人，他們正是以改革的名義，走進了利益的棋局，并最終在其中迷失。

此外，同屬于一個系統的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更是因為家中被搜出2億元現金，成為建國以來檢察機關一次起獲贓款現金數額最大的案件。

這種“審批崩塌式腐敗”的背后，正暴露了目前某些部門審批權過大、過于集中，缺少監督的問題，審批公章儼然成為少數官員的搖錢樹。在2014年反腐風暴背景下，國家發改委（包括國家能源局）是目前落馬官員最多的部委。這讓外界再次看到，絕對的權力被人濫用，會導致怎樣的后果。

No.7 “下山老虎”末路

典型意義：打翻“退休保險箱”

代表案件：陽寶華案、趙少麟案

武俠小說中，武林中人退隱時常公開舉行“金盆洗手”的儀式，想表明自己棄刀封劍，以此來求得遠離是非全身而退。不少貪腐官員往往也抱著“只要退出就不會再生事端”的僥幸心理，以為退休就進了“保險箱”。很顯然，這一如意算盤在去年徹底落空。

除了***、徐才厚這些“特大下山老虎”外，中央紀委對省部級的“下山老虎”的查處力度，在去年也得到空前加強。如果說前年退休的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陽寶華在去年案發，仍屬于時間“較近”的話，那么曾服務過3任省委書記，退休已8年的江蘇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少麟的落馬，足見中央反腐的縱深。

按理說，一定級別的官員在官場上關系網本就龐大，十八大之后查處的“下山老虎”，不少就是在查新案時帶出的“舊案”，新舊案一起查，也再次表明了反腐沒有禁區和休止符。

No.8 嚴查“不收手不收斂”

典型意義：防止腐敗增量，使之不敢腐

代表案件：譚力案、韓先聰案

年末，在中央紀委紀錄片中，我們看到了萬慶良頂風吃喝的天價會所，而在實際案件的查處中，還有出入高爾夫球場的海南省原常務副省長譚力、被查當天手機信息顯示還有兩場飯局的安徽省政協原副主席韓先聰，因大吃大喝受到黨政紀處分的一名交通部副部長。他們都屬于中央紀委要嚴查的“不收斂、不收手”干部。

有的人心存僥幸心理，他們仍然有著“隔墻扔磚頭”的心態，砸住誰誰倒霉。這種心理好似一堵“障眼墻”，能遮了他們的雙眼；再就是有種“破罐子破摔”的慣性心理。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多年做下的“事”，一旦發于東窗，必定插翅難逃。他們已經在貪腐路上走得太遠，不能回頭也無法回頭，于是硬著頭皮走向深淵。

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就曾感慨：“從最近查處的案件來看，有的人還不收斂、不收手，令人震驚。”嚴查此類干部，旨在遏制腐敗“增量”，傳遞了抓典型、除首惡，抓鐵有痕的信號。

No.9 小官巨腐之“虎蠅”

典型意義：“蒼蠅”的負能量，有時不亞于“老虎”

代表案件：馬超群案

恐怕誰都想不到，刷新全國“小官”貪腐記錄的，是一個并沒有掌握太多行政資源的科級干部：河北秦皇島北戴河區供水總公司總經理馬超群。

大家知道，供水屬于壟斷行業，馬超群作為一個區域的供水公司總經理，相當于一人掌握了一個區域的供水資源權力，不過上億的涉案金額仍然讓人吃驚。

更觸目驚心的還在后頭。據《學習時報》統計，自2013年以來，全國各地公開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中，涉案總金額高達22億元，涉案金額超過千萬元的案件有12起。

查處馬超群這樣的“腐敗標本”的意義在于，讓公眾看到這樣一個事實：貪官腐敗涉案金額不在于級別有多高，而在于其權力有多大，其手里有沒有掌握大量資源。嚴查小官巨腐，是因為他們目標小，隱蔽性強，又發生在群眾身邊，影響惡劣。

No.10 消滅“燈下黑”，管好“自己人”

典型意義：自我凈化，清理門戶

代表案件：魏健案、曹立新案

荀悅在《申鑒·政體》中說：“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意思是說善于用禁令治理社會的人，必然自己先按禁令要求自己，然后才能要求別人。

歷來，監督最怕“燈下黑”，信任不能代替監督。王岐山說過：“對紀檢監察干部的違紀違法行為零容忍，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決不姑息。”2014年以來，已經有多名與中央紀委有關的官員被查，包括曾在中央紀委任職多年的金道銘，中央紀委委員申維辰和梁濱，中央紀委原四室主任魏健、監察專員曹立新。據《財經》報道，魏健曾利用職務之便，向***通風報信。種種跡象表明，中央紀委反腐沒有“特區”，消滅“燈下黑”是反腐“大手筆”的應有之意。

此外，對紀委干部在違反八項規定精神的處罰上，也做到了一視同仁。12月，江蘇泰州市姜堰區紀委公款消費的“內部賬”被人“曬”在了網上，其中大部分消費都是原姜堰紀委書記欒立平個人接待或“送人”用的，引發網民“圍觀”。這本身就說明，紀檢監察機關并非天然的“避風港”或“保險箱”，和其他官員一樣，紀檢監察干部也不具備天生的“免疫力”，需要更加從嚴要求。

2014年的反腐風云際會之間，留下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會場被帶走的黯然、斷崖式的跌落、懺悔的眼淚、燒壞的點鈔機??從這些細節中，可以一窺中央反腐的決心和貪官的下場。

反腐八大細節

2014年的反腐風云際會之間，留下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會場被帶走的黯然、斷崖式的跌落、懺悔的眼淚、燒壞的點鈔機??從這些細節中，可以一窺中央反腐的決心和貪官的下場。

反腐細節一：官員會場被帶走現場

會場是官員日常工作里的必由之所，如今，去開會卻不再那么例行公事、心安理得。對于“心中有鬼”的官員而言，會場無異于“雷區”，說不準哪天踏進去就出不來了。

去年6月27日下午召開的廣東省省委會議，給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這個會上，原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被紀檢工作人員當眾帶走，令在場的同僚無比震驚，而一張疑似其被帶走的“現場直播”照片則引發瘋轉。雖然后來照片被辟謠，但也可見公眾對“打虎”的關注。

前一秒還高坐在主席臺上意氣風發的官員，突然就成了反腐典型。一出出劇情反轉、狗血一地的官場現形劇相繼上演。被同樣的方式帶走的還有河北省人大原常委梁樹林和劉學庫、江西省原副省長姚木根等等。

這樣的節奏讓還安坐于會議席的很多官員惶惶不可終日了。為了確保自己不是“一去不返”，一名官員開會前專門向“大師”請教，待“大師”稱沒事后才安心出門。誰曾想人算不如天算，剛一到場就被抓。

反腐細節二：通報上的“通奸”

野心勃勃、“多情”的官員往往要被欲望的火把自己給燒著。2014年的貪官辭典里，“通奸”這個自古就隱晦的詞被一再提及，十分刺眼。

在刑法及相關法律中，一般沒有對通奸作出定罪的規定，但黨紀嚴于國法，不潔身自好的黨員干部必然要受到黨紀懲戒。

而經濟上的腐敗往往與生活中的腐化“孿生”。有媒體統計，自2014年6月5日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原副總經理戴春寧違紀情況通報中出現“與他人通奸”以來，至少有30名以上落馬官員因“通奸”被紀檢監察機關通報，包括***、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云南省原副省長沈培平等多名高官。落馬官員生活作風腐化的比率奇高。

“通奸”并非是落馬男性官員的專屬，11月26日，官方對山西兩名女官員的通報中，首次采用了“與他人通奸”字樣。此舉引發爭議：是否涉嫌隱私？事實證明，對于墮落腐化，不注重自身品行修為的官員，法紀面前不分男女，堅決通報和處理，縱然顏面無存，亦是咎由自取。

反腐細節三：當庭懺悔

2014年，聲淚俱下地當眾懺悔成了“時髦”，能與一干吸毒、賣淫的劣跡藝人相“媲丑”的，要屬貪官了。

9月24日，河北廊坊市中院公開開庭審理劉鐵男涉嫌受賄一案。站在被告席上的劉鐵男容色憔悴，數度痛哭流涕。然而錯已犯，刑已判，再聲淚俱下的懺悔，也難逃法律的制裁。懺悔中，劉鐵男痛心“因為自己的過錯把孩子也毀了”。歷來貪官都是害己害人，可惜不到最后的審判，少有人能有這樣的覺悟。

同樣在當庭懺悔中聲淚俱下的，還有吉林省原副省長田學仁、內蒙古自治區原統戰部部長王素毅、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等。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在接受調查期間寫出了萬字悔過書，深刻剖析自己墮落的過程。

而當初在臺上風光無限，今日階下囚聲淚俱下懺悔，身份和形象的落差的兩重天，對于目睹其懺悔的官員們來說，亦是沖擊。

然而，信任一旦被撕破，即便痛哭流涕，也有被當成作秀的嫌疑。與其落馬后每天活在懺悔自責中，不如兩袖清風，每天睡安穩覺來得實在。

反腐細節四：被燒壞的點鈔機

點鈔機，這個本身就帶著悲情色彩的商品——被賣了還要幫人數錢，在2014年，又無辜躺槍，跟貪官扯上了關系。

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時，在其家中發現上億元現金，16臺點鈔機點算贓款，當場燒壞4臺！有網友腦洞大開，算了一筆賬，1億現金假如都是百元大鈔，連起來總長度約合155千米，是北京五環路全長的1.5倍。

超越群眾想象力的貪腐案件還不是個例，不久，東莞市人大原副主任被帶走時，家中贓款清點花了整整12小時，又有3臺驗鈔機“光榮犧牲”。

這一臺臺燒壞的點鈔機，在刷新貪腐金額上限的同時，也刷新著群眾的心理底線，心驚的同時，也讓人心寒。

錢可以燒掉點鈔機，還可以燒掉官員的身家性命，一旦深陷貪婪泥潭，便難以自拔。家里放著上億元現金的貪官們，難得睡一個安穩覺，如今在高墻之內，終于可以踏實地做夢了吧。反腐細節五：點名道姓曝光

2014年，中央紀委網站成為問題官員的“曝光臺”，這一年里，以實名、實銜“榮登”中央紀委網站的官員名單有一長串。

在這之前，一些部門和單位在公開批評或公開通報案件時，常常充斥著“某某部門”、“某某領導”等語焉不詳的字眼，通報批評失去了應有的威懾力。對此現象，王岐山強調：就是不處理，也得曝你的光。他還指出，對存在的問題要敢于瞪眼、敢于紅臉，從嚴執紀、不留情面。

這一年，“不點名”式通報批評成為過去式。

對違紀違法行為實行點名道姓曝光，將不法行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形成強有力的輿論壓力，讓被曝光者受到震懾，也讓其他人受到教育。

毫不留情的點名道姓，使違規違紀的處理更具體、更透明，無形中提高了官員的違紀成本，對當事者而言是深刻的懲戒，對其他官員則是生動的警示：違紀時不知收手，被曝光時遑論顏面！

反腐細節六：斷崖式降級

2014年頻頻出現的“斷崖式降級”，讓違紀官員飽嘗“坐過山車”的滋味，從出門前呼后擁、專車接送的省級、廳級“一降到底”成為“坐冷板凳”的科員，巨大的心理落差、從前的下屬成為領導的尷尬，都令違紀官員們“吃不消”。

遭遇級別“跳水”的，有江西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智勇，從副省級連降七級到科員；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連降四級任“副處級非領導”職務；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地委原委員、常務副專員蒙志鵬，由副廳級降為主任科員，等等。

“斷崖式降級”意味著什么？專家分析，之前通常的“免職”處理僅僅免掉了官員的職務，但級別沒有變動，權力、待遇等都沒有變化，這讓其一旦有機會，又可以“死灰復燃”。但降級則有本質上的區別。一旦官員的級別降低，則只能從頭開始。

有網友調侃，這一招，將在官場潛心耕作大半生的官員“打回原形”，辛苦幾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的風險，值得官員們三思而后行。

反腐細節七：中央紀委網站“幾時見”

12月25日公布的網絡輿情形勢分析披露，2014年網絡輿情熱點“首曝媒體”TOP10名單上，中央紀委網站排名第9，這是近年來官方網站首次上榜。

這一年，中央紀委網站因頻頻曝光貪腐官員，而成為眾多網絡熱點的“發源地”，登陸各大媒體頭條，并被網友總結出了“周一見”、“周五見”、“下班后見”等“爆料”規律。

將自身定位為公共輿論傳播平臺的中央紀委網站，靈活運用傳播規律，連續幾周在周五公布最新案情后，就被敏感的媒體和網民發現了“規律”，并且開始定時守候，而這種“點擊期待”也迅速地成為一個公共話題，進一步擴大了網站的影響力。

相繼被發現的“周一拍‘蒼蠅’”、“周末打‘老虎’”、“起床反腐”等，成為人們看待中央紀委反腐決心的一個全新視角。

統計發現，落馬的省部級高官大部分都是在晚上(下班后)公布，其中又有近一半是在周末。這是因為秉行“打虎不過夜”，當天處理當天公布，而周末休息日，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關注。

在中央紀委網站不停歇的更新狀態中，人們看到了中央反腐和凈化風氣的決心，也在這些持續的行動中，增強著對于反腐和反“四風”的信心。

反腐細節八：官員自殺 自殺年年有，今年格外多。據統計，2014年官員自殺超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任何一年，官方認定的就已超過40起。

是什么讓官員們走上了不歸路？在官方說法上，或因抑郁癥，或因多種疾病纏身，或因工作壓力過大，但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據媒體統計，有近三成的官員自殺發生在被調查前后，他們在自己即將“被帶走”之前選擇“自行了斷”。比如，湖北省孝感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李海華，得知將在參會時被帶走，在參會前跳樓身亡，遺書中稱“對不起組織”。另外一些并未公布原因，比如國家信訪局副局長徐業安，但在此之前就已經有媒體爆出其貪污問題。

分析顯示，自殺官員中基層官員多，正職官員占比高。年齡集中在40歲至60歲之間，多數正值壯年。自殺多采取自縊、跳樓等方式。

在廉政瞭望《公務員健康報告》中曾提到，35%的干部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傾向，晉升壓力、問責壓力、腐敗問題等，都成了壓力的來源。而中央不斷加大反腐決心和力度，力推境外“追逃追贓”等一系列行動，客觀上斷了眾多腐敗分子的后路。

有人說，自殺者往往抱著“犧牲我一個，幸福一家人”的念頭，然而死后追責機制讓“犧牲”的意義失效，對自殺官員，既不會聽之任之，也不能不了了之。

一了難百了。

于仕途，導致官員走上歧途的是細節的失守；于中央，反腐要行之有效需要細節的落實；于體制，值得反思的也是細節的完善

第五篇：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

法院公布“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

證監會、國稅局、交通隊、鐵道部、教育部等成為被告 政府部門有

勝有負 本報記者 李罡

自古中國“刑不上大夫”。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沒有《行政訴訟法》。從1989年中國第一部行政訴訟法通過，行政案件的審理幾乎多數處于媒體報道的“禁區”。而隨著依法治國步伐的加快，昨天———

案例一：退回A股發行企業不服海南凱立告贏證監會

2000年4月28日中國證監會作出《關于退回海南凱立中部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A股發行預選申報材料的函》，該函認定凱立公司發行預選申報材料前三年財務會計資料不實，不符合發行上市的有關規定。經研究決定，退回其A股發行預選申報材料。海南凱立公司不服該函的認定結論及退回A股發行預選申報材料的行為，于2000年8月16日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有關錯誤認定，并判令恢復審查程序。

2000年12月18日市一中院判決：確認中國證監會退回海南凱立公司A股發行預選申報材料的行為違法；責令被告中國證監會恢復對原告海南凱立中部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發行的核準程序。判決后，證監會不服提出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點評：此案是全國首例涉及股票發行、申請、核準行為的行政訴訟案件。證監會是行使國家證券監督管理職權的行政機關，負有核準的職責和權力，但其行使該職責和權力時必須依照相關的法律規范并適用相關的法律程序進行。根據《證券法》的有關規定，證監會受理股票發行申請文件后，應在規定的期限內作出核準決定或者不予核準決定并予以說明的行為。該核準程序應當公開并依法接受監督。在此案中，證監會作出的上述行為并未按上述法定程序進行，因此法院判決確認其行為違法。該案對推動證監會依法行政起到了積極作用。案例二：“泛美衛星”訴國稅局跨國衛星使用費納稅第一案

2000年6月30日，北京市國稅局對外分局第二稅務所，向中央電視臺發出《關于對中央電視臺與泛美衛星公司簽署〈數字壓縮電視全時衛星傳送服務協議〉所支付的費用代扣代繳預提所得稅的通知》，通知認定：依據美國泛美衛星公司與中央電視臺簽訂的《協議》，央視所支付的費用屬于《中美稅收協定》中確定的特許權使用費，根據該協定，應在我國繳納部分所得稅。依照我國稅法的規定，要求央視履行代扣代繳預提所得稅的義務,并認定泛美公司于1999年3月25日繳納的150余萬美元預提所得稅，應由中央電視臺依法代扣代繳。美國泛美公司不服，向國稅總局對外分局提出復議，對外分局于同年11月17日作出維持319號《通知》的決定。后泛美公司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訴。2001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決：

一、維持北京國稅總局319號《通知》；

二、駁回泛美公司的訴訟請求。2002年12月20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終審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判決駁回泛美公司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點評：該案涉及國際間使用通訊衛星費用性質的確定，涉及涉外稅收征管、國際稅收協定、涉外電信管理等諸多新情況、新問題。此類案件當時在國際上僅有兩例起訴。一中院依據國際條約和我國稅收征管法作出上述判決，在國內外產生較大影響。

案例三:女律師告了交通隊司法建議規范交管拖車

2001年3月1日14時左右，北京方正律師事務所女律師劉燕燕，將其所駕駛的小客車停放在西城區金融街投資廣場對面的非機動車道內。值勤民警用清障車將劉燕燕的車輛拖至西城區月壇橋下。西單交通隊依據有關規定，對劉燕燕處以5元罰款。劉燕燕不服該決定，向西城交通支隊申請復議。2001年4月11日，西城交通支隊作出行政復議決定，仍決定對劉燕燕罰款5元。劉燕燕不服向法院起訴。

2001年9月北京,市一中院終審判決維持西城交通支隊作出的行政復議決定書。同時,市一中院就市交管局處罰違法停車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司法建議。該司法建議認為，公安交通管理機關在實施拖曳違章車輛的執法程序中，未履行告知義務，行政執法行為不夠公開、透明，建議其予以改進。交通管理部門十分重視法院的司法建議，及時采取了有效的整改措施。

點評：一中院在審理行政案件時注重通過司法審查活動及時發現行政機關在執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采取司法建議的形式及時提出改進意見。據不完全統計，一中院近年來共發出各種司法建議近100份，有力地促進了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更好地保護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案例四：河北律師告鐵道部引出上浮票價聽證制度

2000年12月21日，鐵道部向北京鐵路局等發布了《關于2001年春運期間部分旅客列車實行票價上浮的通知》。35歲的河北三和時代律師事務所律師喬占祥認為，該通知的作出違反法定程序。依據《鐵路法》、《價格法》有關規定，制定火車票價應報經國務院批準，而鐵道部未經該程序報批。同時，依據《價格法》有關規定，票價上浮應召開價格聽證會，而鐵道部未召開聽證會。喬占祥認為該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權益，向鐵道部提起行政復議。2001年3月19日，鐵道部對喬占祥作出行政復議決定書，維持了《票價上浮通知》。喬占祥不服，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請求判決撤銷《票價上浮通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該案，并對鐵道部春運票價上浮的事實依據、法律依據和制定程序的合法性進行了審查。一中院于2001年11月5日作出一審判決，以此次春運票價上浮行為沒有侵犯原告合法權益為由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2002年2月27日，市高院對此案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原判。

點評：該案的意義不在于原、被告誰輸誰贏，而在于價格聽證制度被廣泛關注。同時通過該案的審理，有力地推動了價格聽證制度的完善和實施。雖然1997年頒布《價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價格聽證會制度，但實際上中央一級的價格聽證會從未召開過。該條法律的實施因從未有人提出質疑或提起監督而似乎被人遺忘，成為擺設，直到此案才引起人們對行政聽證程序的廣泛關注。在此案一審過程中，國家計委即頒布了《政府價格決策聽證暫行辦法》。2002年1月12日國家計委依照上述聽證程序，首次舉行了鐵路部分旅客列車實行政府指導價方案聽證會。案例五：地址搞錯證書寄丟專利權人獲國家賠償

國家知識產權局在實用新型專利公報上未公告聯系人事項，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確認為違法，專利權人向法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2003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賠償判決書，確認國家知識產權局行為違法,賠償原告王向東經濟損失3354.5元。

2001年2月27日，王向東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出了一種名稱為“滾動式拖把”的實用新型專利申請。由于王向東是外地人，在北京沒有固定的居住地點，因此在填寫申請人地址一欄時，王向東將北京的一位親戚的姓名、地址寫上，在聯系人姓名一欄填寫的是“夏某某轉王向東”。

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后，于2001年12月授予專利權，并在實用新型專利公報進行了公告，公告的專利權人地址上刪去了“夏某某轉”的字樣,并于2001年11月27日將專利權證書寄出。一直沒有收到專利證書的王向東,多次到國家知識產權局詢問，才得知是由于知識產權局在郵寄專利權證書時沒有將聯系人夏某某的名字寫上，致使被告將原告的專利證書寄丟。2003年7月，原告向市一中院起訴要求確認被告行為違法，并索賠相關經濟損失。

點評：此案中，法院首先確認國家知識產權局未公告聯系人事項的行為是違法的，在此基礎上考慮到原告因被告的違法行為來京解決問題及進行相關訴訟，確實支付了一定的交通、食宿、檢索、打印復印和郵寄等費用，酌情確定了賠償數額，依法保護了專利權人的合法權益。

案例六：大學講師狀告教育部高校依法享有職稱評定自主權

武漢一名大學講師因學校職稱評審而狀告教育部行政不作為一案，在立案階段已經引起社會的關注。2003年6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進行了一審宣判，原告講師敗訴。

華中科技大學土木工程與力學學院講師王曉華,因其在學校舉行的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資格評審中未通過副教授的資格評審，認為學校在資格評審工作中存在弄虛作假的問題，而教育部又對其提出的行政復議作出了不予受理決定，因而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狀告教育部行政不作為。

法院審理后認定：2002年，華中科技大學進行了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評聘工作。評聘委員會認定王曉華在學校沒有主持或參加過一項科學研究項目，不符合有關政策中副教授任職資格。而王曉華認為其符合副教授的任職資格，該校在職稱評定問題上存在弄虛作假問題，故多次向湖北省教育廳及教育部等部門反映、檢舉。2003年1月21日，王曉華向教育部遞交了“行政復議及檢舉信”。2003年2月21日，教育部針對王曉華提出的行政復議申請，作出行政復議不予受理決定。后王曉華將教育部起訴到北京市一中院。

法院認為，根據《高等教育法》規定，評聘教師及其他專業技術人員職務是高等學校的自主權。華中科技大學專業技術職務評聘委員會有權對副教授的任職資格進行審定，該行為屬于高等學校行使自主權的范疇。依法判決：維持被告教育部作出的行政復議不予受理決定；駁回原告王曉華的其他訴訟請求。

點評：評定職稱屬高校自主權的范疇，學校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行使自主權應該支持。法院依法認定行政機關的行政管理職權不應延伸到此范疇內。該案的判決結果對全面推進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義。

案例七：女主持家屬告了消防局行政敗訴為民事勝訴打底

中央電視臺《夕陽紅》欄目主持人沈旭華在張生記餐廳吃飯時誤入施工區域，失足墜樓死亡。其夫喻建華向法院起訴北京市消防局未盡消防驗收責任。2003年8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裁定，駁回喻建華的起訴。

北京張生記餐飲有限公司位于浙江大廈裙房，于2002年4月開業。經法院調查，2002年4月，北京市消防局對浙江大廈裙房驗收合格后，作出京消驗字（2002）第121號驗收的意見，認為位于浙江大廈裙房東南角和西南角兩個樓梯滿足安全疏散要求，被確認為安全出口。喻建華以市消防局違法發放消防驗收意見書，致使未完工的建筑投入使用，造成沈旭華死亡為由訴至法院。

一中院經審理認為，沈旭華并非因發生火災或啟動消防系統及設施等原因導致的死亡，其高墜死亡的地點亦不是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此次消防驗收的范圍，故沈旭華之死與消防驗收行為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喻建華應通過民事訴訟或其他途徑解決沈旭華之死而引起的相關糾紛。此后不久，朝陽法院判決張生記餐飲公司等對沈旭華之死承擔賠償責任，兩被告共賠償沈旭華家屬30余萬元。

點評：這是一起涉及公安消防驗收行政許可行為的案件。該案的正確裁判為后來原告提起民事訴訟并獲得民事賠償奠定了基礎，起到了定紛止爭的作用。案例八：減肥藥含有違禁成分生產廠家狀告衛生部

原告廣州健柏保健品有限公司是健柏堂牌減肥膠囊生產廠商。2002年12月4日，國家衛生部認為健柏堂牌減肥膠囊中含有法律禁止添加的“芬氟拉明”、“嗎吲哚”成分，因此作出撤銷保健食品批準證書的通知。原告以被告所做撤銷通知認定事實有誤，起訴至一中院，請求法院判決撤銷該通知。

法院查明，2002年2月6日，被告經審查向原告頒發了保健食品證書。同年7月10日，湖南省衛生監督所在對該省長沙市的靈通保健品商行進行檢查時，抽取了“健柏堂牌減肥膠囊”。經檢驗，該產品中含有“芬氟拉明”、“嗎吲哚”等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成分。后國家衛生部又委托體育總局檢測中心對“健柏堂牌減肥膠囊”樣品進行了檢驗，結果再次證實該樣品含有違禁成分“芬氟拉明”和“嗎吲哚”。經聽證，被告認定含有違禁成分的“健柏堂牌減肥膠囊”系原告生產，遂作出前述撤銷保健食品批準證書的通知。原告不服，向被告申請行政復議。被告經審查，于2003年4月27日作出復議決定，維持了衛生部的撤銷通知。2003年12月18日，一中院對該案作出判決，衛生部一審勝訴。

點評：本案涉及減肥產品生產許可的行政管理問題。減肥產品涉及廣大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因此國家對此從嚴進行管理，體現了衛生行政部門既對廣大消費者負責也對生產廠家負責的工作態度。法院的判決有力地支持了國家行政機關的依法行政。案例九：國內廠商起訴專利復審委法院依法支持國外當事人

2002年5月22日，國家知識產權局授權公告了原告臺州市川鈴摩托車制造有限公司的摩托車外觀設計專利。第三人日本摩托車生產廠商本田技研工業株式會社于2002年9月13日向專利復審委提出無效宣告請求。專利復審委受理后，于2003年3月作出宣告原告專利無效的決定。原告臺州市川鈴摩托車制造有限公司不服，向一中院提起行政訴訟。一中院審理認為，專利復審委所作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決定是正確的。法院判決維持了專利復審委的上述決定。

點評：本田摩托車外觀設計專利案，法院判決支持了外國當事人的合法請求，體現了對外國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平等保護，貫徹了WTO的原則。案例十:“奔馳”訴商評委商標不顯著法院不支持

2003年12月18日，一中院對原告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四起商標行政案件作出一審判決，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因其申請注冊的四個圖形商標與汽車散熱格柵（俗稱“前臉”）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而敗訴。

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于2000年10月向商標局提出四個圖形商標注冊申請，因該四個圖形與汽車散熱格柵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商標局駁回了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的注冊申請。原告不服，向商評委申請復審，商評委作出駁回復審決定。2003年8月，原告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依法判決撤銷被告的駁回復審決定。

一中院認為，原告申請的商標與汽車散熱格柵（俗稱“前臉”）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使用在汽車等商品上，難以起到區別商品來源的作用，不具有商標的顯著性。故依法判決維持被告商評委的駁回復審決定。

點評：該案涉及奔馳汽車生產廠商，系外國著名公司。根據《商標法》第十一條的規定，缺乏顯著特征的標志不得作為商標注冊。所謂商標的顯著性是指商標從總體上具有獨自特征，并能與他人使用在同一種商品或類似商品的商標相區別。原告申請注冊的商標，因其沒有顯著性而敗訴。

■編后

今天，本報集中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近年來審結的10大行政案件以饗讀者。這些案件有的過去曾經報道過，有的是首次披露。據我們了解，集中公布10個“民告官”的案件，在北京的法院系統還屬首次。那么對于過去一直被擱臵在“敏感區”的行政案件，為什么現在可以集中推出？記者采訪得知：首先是法院公開審判，已經給行政案件的“陽光披露”提供了可能；其次，隨著法治的進步，老百姓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政府的行政行為，與自己的工作生活息息相關，百姓對政府依法行政傾注了更大的關注度；第三，恐怕還有政府的自信力大為增強，現在的法治環境讓集中披露行政案件從“禁區”走向可能。所有這些不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民主法治的進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