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農村涉法群體性突發事件 2

淺談農村涉法群體性突發事件

【摘要】本文試 從農村涉法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成因入手，分別從城管和拆遷兩個方面具體分析提出其應對之策并進行相關探討。

【關鍵詞】農村 群體性事件 城管 拆遷 依法行政

隨著我國社會的轉型，經濟的高速增長,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各種社會矛盾錯綜復雜,各種社會問題頻繁發生,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摩擦及沖突大量出現,而且在基層農村表現尤為突出。近幾年，我國群體性突發事件頻發，從去年的貴州甕安事件、云南孟連事件、甘肅隴南事件、重慶的哥的集體罷運事件到今年的石首事件、“鄧玉嬌”案還有一系列的拆遷自焚，這些事件的參與人數規模之大和暴力程度之深令人詫異。其中大部分為農村群體性事件。村民們在少數人的領導和組織下,或集體上訪;或高舉橫幅牌匾、呼喊口號示威游行;或封鎖高速公路或交通要道;或采取靜坐等方式圍堵黨政機關,攔截領導車輛;有的對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住所進行打砸燒、甚至暴力傷害黨政干部和執法人員的人身。農村群體性事件已然成為了我們不得不去正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了。

一、農村涉法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界定

群體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內部的社會群體性矛盾引發的，由利益要求、觀念主張相同或相近的具有一定規模的群眾組成的群體，不受既定社會規范約束，聚眾以非法的形式或手段來主張合法權益表達意愿，造成一定社會影響，危害社會公共安全、干擾社會正常秩序、有一定社會危害性并應依法妥善處置的事件。其在農村中就反應為：在農村發生的，農民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和爭取正當、公平利益而自發組織的、參與人數眾多的群眾性沖突事件。而在這其中，那些由于公檢法等政府部門的執法不當、不公平引起的群體性事件則為農村涉法群體性突發事件，其具體就表現為城管對村民的暴力執法和那些惡性拆遷事件。

二、農村涉法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特點

當前行政執法過程中引發的突發群體性事件呈現出大量增多的趨勢，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其表現出的特點有：

1、突發性。此類群體性事件事先沒有先兆，都是在行政執法過程中因行政執法人員方式方法不當等原因造成矛盾激化而引起，不易預見。

2、行為激烈。此類群體性事件行為較為激烈，容易造成人員受傷和財物損壞。被激怒的群眾往往會聚集起來，采用毆打、謾罵執法辦案人員，用損壞財物的過激方式對抗政府。

3、區域集中。大都集中在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主干道路上或者聚集在政府部門的辦公大樓前，給處置工作帶來難度。

4、危害性大。事發地都集中在交通要道或政府部門，鬧事群眾又多采取堵路、堵車、堵門的形式，由此產生的影響社會穩定的后果明顯，危害性大。

5、模仿性強。發生事件的地域有相對固定的群體，比如城管執法的地區，而且信息傳播

南方周末

第二篇：我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研究

我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研究

論文2006-12-29 03:31閱讀498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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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作為轉型社會沖突的重要表現形式，不僅直接影響到農村的社會穩定和發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甚至決定了國家是否可以順利地實現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本文具體分析了現階段我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主要特征及原因，并提出了減少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

和給社會帶來的震蕩的對策。

關鍵詞：群體性突發事件 社會穩定危機管理

近年來，我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時有發生。村民們在少數人的領導和組織下，或集體上訪；或高舉橫幅牌匾、呼喊口號示威游行；或封鎖高速公路或交通要道；或采取靜坐等方式圍堵黨政機關，攔截領導車輛；有的對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住所進行打砸燒、甚至暴力傷害黨政干部和執法人員的人身。這些事件作為轉型期社會沖突的重要表現形式，不僅直接影響到農村的社會穩定和發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甚至決定了國家是否可以順利地實現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因此，如何減少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和給社會帶來的震蕩，是所有轉型國家都必須認真研究的重大課題。

一、目前農村群體性事件的主要特征

農村群體性事件，一方面由于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與其它領域發生的群體性突發事件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相對于其它不同歷史時期而言，這些事件在現階段具有一定的特征。第一，政治型事件增加，沖突主題較為集中。有研究者通過對近20年來全國農村各類群體性突發事件進行統計和分析后發現，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農村各類群體性突發事件主要是糾紛型事件，一般發生在農民與農民之間的因爭奪資源或宗族矛盾發生的群體性械斗。而自90年代中期始，農民之間糾紛型群體性械斗事件急劇下降，而針對基層政府和基層干部的群體性事件日益增多。1[1]這些事件的具體誘因各有不同，有的因為在上交提留時，發生了暴力行為或死人的惡性事件；有的是村民們認為農民負擔太重，由少數人出面組織上訪進而發生沖突；有的因為土地等資源被政府侵占而得不到合理補償問題；有的因村民選舉時出現了“非法”的情況，村民們為要求行使“民主權利”而集體上訪；有的是由于村民們認為村級財務不清，村干部有貪贓枉法行為而采取集體行動，等等。但這些事件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村民們是以基層黨政機關這些公共權力機關作為集體行動訴諸的對象，而提出相應的行動口號則是“減輕農民負擔，反對貪官污吏”、“保護農民的土地財產”和“村務公開和民主理財”等這些具有公共性的目標。第二，組織化程度提高，出現了一批組織領導者。從表面來看，大量的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并不是由哪一個人或哪一個群體預先安排好而發生的，它是一種自發的群眾性行為。事實上，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無論是糾紛型和政治型，都表現出一定的組織性。那些因爭奪資源或家族糾紛引發的事件，一般都由村落利益共同體或家族中的頭面人物充當著領導組織角色。而對近年來增多的政治型突發事件而言，起到領導和組織作用的則更多的是農村新產生的地方權威人物。他們被一些學者稱之為“新農民領袖”。這些作為農民利益代言人的組織者，身份較為復雜，年齡一般在三十歲至四十五歲之間；文化程度為初中以上；大都當過兵或在外打過工；有些還是黨員和村干部；家庭比較富裕，在當地可算中上水平。他們大都對國家減輕農民負擔和村民自治的政策和相關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處理這類事件的基本態度。這些以“減負”為口號的農民利益代言人，在當地很有影響，可以說一呼百應，并得到農民的保護。

有多起農民反抗事件正是為了保護這些農民代言人而發生的。

第三，沖突形式逐漸升級，出現了暴力化趨向。在目前農村，因爭奪爭資源的糾紛型事件已由原來以械斗為主轉向以訴訟為主，而針對基層政府的政治型事件則由原來寫聯名信，或派代表上訪這些形式，直接發展到組織大規模的公開集會進行請愿和示威，并多伴有沖擊基層黨政機關的暴力行為，有的還與公安、政府工作人員發生流血沖突。由于目前發生的政治型群體性事件，一般都是以農村普遍存在的問題如土地承包、農民負擔、農村基金會等具體問題為誘因的，而這些問題與廣大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所以很容易引起群眾的共鳴。這樣，許多參與者在“法不責眾”、“民意難違”等心理因素影響下，積極參與事件之中。而且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頻率很快，經常群情激動，行為越來越不受理智的控制，“卷入其中的人自我意識明顯下降，普遍產生不能自制的興奮、狂熱、憤怒、失望等情緒，最終出現一系列破壞行為。”2[2]而領導組織這些事件者又大都處于“地下狀況”，往往沒有組織資源掌握那些行為越來越不受理智控

制的群眾，這樣，事件就會升級，并一般向暴力方向發展。

二、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基本原因

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客觀反映了農村社會利益整合及社會秩序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種應得權利和供給、政治和經濟、公民權利和經濟增長的對抗”3[3]。具體來說，主要有如下幾

個方面：

第一，農村利益沖突加劇，農民負擔過重。這是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最為重要的原因。在社會轉型期，由于農村利益主體的分化，利益沖突加劇并表面化，再加上國家沒有建立社會利益均衡機制，強勢群體對于處于弱勢地位農民的侵害和剝奪就成為了較為普遍的現象，至使農民負擔過重。據測算，目前農民全年總負擔約為1400億元，其中繳納各種稅費為1143億元，以資代勞款為80億元，亂收費約200億元。許多地方農民負擔占到人均純收入的１０％以上，個別地方甚至達到２０％左右，大大超過中央規定的５％以內的標準。導致農民負擔居高不下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與國家財稅分配格局有關。因為自實行實行“切塊包干、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后，國家稅制總的原則是集中地方財力于中央和省市，主要稅源如消費稅、增值稅大部都由中央和省市控制，縣鄉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還是農村的稅賦、攤派收入。但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性，縣鄉基層政府機構臃腫，招聘和臨時編制人員眾多，而國家不斷出臺增支政策，支出逐年增多，如國企職工下崗和社會保障金、住房改革、醫療改革、給干部職工增加工資，都由縣財政承擔。而大部分縣鄉并沒有多少工礦企業，當縣鄉政府的財政收入平衡處于巨大的壓力時候，加重農民負擔向企業和農民攤派轉嫁財政危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從這點來看，目前農村利益沖突具有體制結構性，顯現不

可調和的態勢。

第二，政治整合能力差，農村基層政權出現軟化。目前，中國農村出現了政權軟化現象，主要 表現在基層政府及干部的行為出現強制的暴力趨向，黑惡勢力盛行，并在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侵入農村基層政權，并在國家政權體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會權力組織。有學者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政治參與的主動性明顯加強，形式也一改過去集中統一的樣式，趨向更加多種多樣，如投票、投訴、訴訟、接觸、抗議對抗活動等等。農民政治參與的日趨多樣性一方面預示著社會主義農村民主政治的發展，另一方面由于農民政治參與在內容上缺乏引導，在形式上有待規范，潛伏著對政治穩定的一種沖擊。如集體上訪、越級上訪，集體沖擊鄉鎮政府、暴力攻擊鄉鎮干部、政治參與旨在報仇泄私憤等，缺乏理性，缺少規范，直接影響到我國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和農村政治的穩定。”4[4]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農村各種非正式的農民組織已經出現，并在國家政權體制之外正在形成了新的社會權力組織。這些組織大體上有，因社會治安不好而出現的農村自衛組織；生產互助性的組織；宗族組織。特別是農村出現了大量的秘密組織。許多農村出現了“兄弟會”，“同門會”，“減稅救國會”，“農民減負專愿者”，“減負代表”等等。有的則直接叫幫會。這些組織十分復雜，大都具有傳統組織的諸多特征，有的組織還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

這些農民組織，由于缺乏規范性和合法公開性，很容易異化成為對欺壓和剝奪農民的黑惡勢力。第三，社會不滿情緒日益強烈，反體制意識開始形成。目前農村社會的不滿情緒的形成有很復雜的背景，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由于農村分配方式發生的變化，農民負擔承受的主體也由集體轉移到了農戶，農民對各種負擔的感受更直接，對其變化更敏感，而農民負擔居高不下，容易使農民整體產生心理失衡，一種被基層政權剝奪感就會產生。特別是通過知識界的努力，中國農民問題的本質已經被揭示出來。農民長期受到體制性剝奪已形為了共識，并被歸結為二等公民、國民待遇、新農奴等理論。這就意味著，農民問題是體制問題，必須通過反體制才能解決。重要的是，這些有關農民處境的理論已通過知識精英傳播到了社會民眾。由于目前農民對社區缺乏認同，對前途失望，這種理論很容易與社會不滿情緒結合在一起。有些新農民領袖喊出了：“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干部和農民都是父母生的，不站起來反抗，就侮辱了

公民和五尺男兒的稱號”。

三、防止和減少農村群體性事件的對策

將社會沖突控制在一定范圍和秩序結構之內，是解決轉型期社會沖突的重要思路。為此，需要從調整社會利益結構、改善社會控制手段和方法等方面進行努力，其中積極推進農村政治改革，健全和完善農村治理

體制具有十分突出的意義。

第一，調整利益結構，減輕農民負擔。要減少農村群體性事件并防止其向大規模的政治沖突方向發展，其基礎性工作就是要調整農村社會的利益結構，從利益分配格局上改變農村基層政權及權勢階層與廣大農民之間存在的直接利益沖突關系，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近十多年來，國家決策層已認識到農民負擔之重已影響到了農村的穩定和發展，所以一再采取措施企圖將農民負擔限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內。但這些政策性措施，主要是對農村權勢階層的行為進行強約束，使其對農村的掠奪相對規范。為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國家以推行農村稅費改革來調整農村的利益結構。其基本內容是把農民承擔的提留統籌費改為農業稅及其附加，合理確定農民的稅賦水平。這項農稅改革，被視為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是新中國成立５０年來我國農村繼土地改革、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但從目前推進的情況來看，這項改革要

真正取得成效，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第二，推進政治改革，健全農村治理體制。從社會控制角度來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實際上就是農村社會秩序失控的重要表現。要使社會秩序具有穩定的狀態，實現有效的社會控制，建立科學而完善的農村治理體制就十分必要。農村社會的治理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政社分設后產生的“鄉政村治”作為當代中國農村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組織方式是這個系統最主要的部分。農村政治改革也應該圍繞這個體制進行。在改革鄉鎮管理體制方面，由于目前鄉村社會利益主體逐漸分化，鄉鎮組織和鄉鎮干部的利益已相對獨立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弱化鄉鎮體制來限制其日益膨脹的利益需求，以從體制上減輕農民的負擔。其政策性主張是撤鄉并鎮，精簡鄉鎮干部；并通過對鄉鎮主要行政干部的直選，逐漸發展到鄉鎮社區自治。這種“法制—遵守”鄉鎮管理模式，對于諸如各種稅收、計劃生育和國土管理等國家目標，則依靠法律手段，進行職能部門的法制管制；對于農村經濟的管理，根據市場化的進程，應該從直接管理過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觀調節。而對于農村社區性事務，應在國家授權性的法律權威下，實現廣泛的自治，在村一級實行村民自治，在鄉鎮一級實行社區自治。在村級治理體制方面，目前正在實現以村民自治為核心內容的結構性轉型，全國（除臺灣和港奧外）基本上都實行了村民自治體制，并普遍進行四至五屆村委會選舉，共有9萬多個村民委員、38萬名村委會干部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但是，村民自治在實踐中還存在深層次的體制性沖突。這些沖突主要表現在，農村基層黨組織與村委會在權力關系上的沖突；國家行政權力與村民的自治權力之間的沖突；村委會的自治權與農民的經營自主權之間的沖突。而這了克服這些沖突，需要真正落實村民自治組織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權力契約關系。其中，目前可采用的措施是，將鄉鎮黨政、村基層黨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真正作為法律上平等的政治主體，并促使其相關規則的制度化，以此

來強化村民自治組織職權的剛性；同時，還要限制村民自治組織的經濟功能，通過建立獨立的經濟合作組

織，為農民走向市場提供組織性服務5[5]。

第三，增強法律觀念，規范公共參與行為。許多理論家將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歸結為轉型社會中的參與性危機。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轉型社會公共參與的特殊性。一般說來，反映了這類事件的性質。公共參與作為公眾通過自己的政治行為影響和改變政治過程的活動6[6]，是一個國家現代政治文明的標志之

一。但在轉型社會，由于缺乏系統而規范公共參與準則，非制度的公共參與大量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公共參與的積極作用。為此，要在嚴格限制村民的非制度參與和宗族性參與的同時，在目前農村不能提供更多經濟剩余的情況下，還是盡量減少公共領域和公共事務，減少村民的公共參與，以節約公共權力的運作成本。在目前，“就是要在充分保障憲法和法律賦予每個公民政治權利和自由的基礎上，對農民政治參與的內容、方式和途徑作出明確的規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將其固定下來，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參與。同時

還要改革現行的政治體制，使其具備主動性、適應性和凝聚性，以有利于農民的政治參與”。7[7] 第四，樹立危機意識，建立危機管理體制，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是現代社會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對此類事件的管理體制和能力如何，是能否有效地減少和控制這類事件的發生和對社會產生危害的關鍵。因此，建立科學合理的社會危機管理體制也是十分必要。這首先要正確認識目前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對農村社會秩序乃至社會轉型的影響。一般認為，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只要處理得好，就不會造成大的社會危害。而且，它作為社會矛盾的釋放形式，還具有積極的功能。但從更深遠的意義來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是農村社會失序的重要信號，反映了農村社會利益沖突激化狀況及廣大農民對國家政權的認同性下降，對農村社會穩定影響巨大。因此，要建立科學的社會預警機制，即建立全面而有效的農村政治狀況信息收集網絡；建立農村政治狀況的科學評價體系；建立快速有效的社會危機處理體系等。當然，有了社會危機的預警機制只是預防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一個方面，而要減輕農村群體性事件對社會的危害，還需要加強對現代危機的管理體系。一旦事件已經發生，就要求全社會特別是各級政府要有應對危機的決策。如何制定科學而有效的應對措施，對防止事態擴大意義特別重要。事實上，我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有的本來是很少的糾紛，之所以發展到后來不可收拾的地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層政府領導人的處理行為不當。為了建立合理而科學的公共治理結構，有必要在我國農村建立常規決策和非常決策的管理系統，成立特別事件處理制度，要求各級政府制定行之有效的關于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應急

計劃，并將如何處理社會危機納入到領導干部及公務員教育和考核之中。

8[1] 肖唐鏢：《中國農村基層權威基礎的變遷與延續——對農村政治穩定狀況的一項分析》，中國人民大學“轉型期的中國政治與政治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2002年7月。9[2] 丁水木等著：《社會穩定的理論與實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頁。10[3] [英]拉爾夫·達仁道夫：《現代社會沖突——自由政治隨感》，中國社社會科學出版社20

00年版，第3頁。

11[4] 楊年松：《中國改革進程中農民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載《社會主義研究》1998年第5期。

12[5] 張曉山：《走向市場：農村的制度變遷與組織創新》，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

35頁。

13[6] 張厚安、徐勇、項繼權等：《中國農村村級治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

7頁。

14[7] 楊年松：《中國改革進程中農民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載《社會主義研究》1998年第5期。

第三篇：09-群體性突發事件

群體性突發事件 專項應急預案

預案編號：KC-09 版 本 號：KCYA/B

2012-11-12發

布

2012-11-12實

施

庫車勘探開發項目經理部

發 布

批

準

頁

《群體性突發事件專項應急預案》是《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的支持性文件。闡述了預案適用范圍和事件分級，明確了應急組織體系與職責、預防和預警、應急響應、應急保障等要求，用于指導群體性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工作。

《群體性突發事件專項應急預案》經庫車勘探開發項目經理部HSE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現正式發布。

庫車勘探開發項目經理部副經理：

二O一二年十一月

目錄 風險分析與事件分級 ······································································································· 1 1.1 風險分析 ················································································································ 1 1.2 預防措施 ················································································································ 1 1.3 適用范圍 ················································································································ 1 1.4 事件分級 ················································································································ 1 2 組織機構與職責 ··············································································································· 1 2.1 領導小組 ················································································································ 1 2.2 工作職責 ················································································································ 1 3 應急響應 ··························································································································· 2 3.1 預警 ························································································································ 2 3.2 應急響應 ················································································································ 2 4 群體性突發事件處置原則 ······························································································· 3 4.1 源頭化解原則 ········································································································ 3 4.2 主動避險原則 ········································································································ 3 4.3 以人為本原則 ········································································································ 4 5 附則 ··································································································································· 4 5.1 制訂與解釋 ············································································································ 4 5.2 預案的實施 ············································································································ 4 風險分析與事件分級

1.1 風險分析

項目經理部生產經營區域廣、戰線長，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經常涉及例如：鉆井井場用地、油氣管網的鋪設、進入油氣田的道路及橋梁土地征用等業務。生產經營場所當地社會經濟結構多元化，承包商公司性質復雜，區域內有發生規模性群體上訪和非正常赴烏進京上訪等群體性突發事件的風險。一旦發生，可能出現上訪人聚眾封堵油田交通，圍攻油田辦公、生產和生活場所等過激行為，影響項目經理部的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上訪人到北京市或烏魯木齊市等重要區域群訪、纏訪、鬧訪，可能引發輿論關注和網絡惡意炒作，給項目部和油田公司帶來惡劣的社會影響。

1.2 預防措施

項目經理部根據國家和油田公司相關規定、制度要求，建立維護穩定制度體系，落實各部門領導班子維護穩定工作責任和指標，暢通內部信訪渠道；保持和地方政府的密切溝通，加強承包商隊伍的管理，做好苗頭控制，確保群體性突發事件各項預防措施落實到位，把群體性突發事件消除在萌芽狀態。

1.3 適用范圍

本預案適用于項目經理部區域內發生的5人以上（含5人）群體上訪或赴烏進京上訪，及其衍生的各類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工作。

項目經理部所轄業務范圍的所有承包商應編制群體性突發事件專項應急處置預案。

1.4 事件分級

群體性突發事件不分級。組織機構與職責

2.1 領導小組

組

長：劉海強 邵國強

副組長：董

偉 安全員

成員：高振華 張建明 徐金永 吳金生 魏斌 蘇士軍 苗彥軍

劉大兵 徐建慶 連

平

各生產班組班組長

第三方作業人員班組長

2.2 工作職責

a）負責指揮群體性事件應對處置工作；

b）負責了解群體性突發事件具體情況，及時向項目經理部應急小組匯報事件狀況；

c）根據事件發展的趨勢，采取有效應對措施，防止事件擴大升級； d）制定具體保護人員、保護設備安全的控制措施，保護員工、設備設施安全；

e）負責區域內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現場勸導送返工作； f）負責區域內上訪群體的處置和勸返工作； g）負責群體性突發事件處置工作總結。

參照項目經理部的《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第2章，現場應急指揮部根據需要臨時成立，一般下設處置組、勸返組、協調組，負責群體性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工作。涉及赴烏進京的群體性突發事件。

? 處置組：綜合辦配合油田相關人員，負責區域內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現場處置工作；

? 勸返組：由綜合辦、生產運行科等相關部門工作人員組成；

? 協調組：事發區域項目負責人組成。牽頭當地政府、承包商共同處理相關群體性突發事件，同時配合油田公司處理其他事宜。應急響應

3.1 預警

項目經理部根據油田公司的預警通知、收集到的涉穩輿情及各單位及承包商上報的有關信息，組織進行分析、研究判斷，必要時報油田公司應急領導小組批準后進行以下預警：

a）組織制定并落實相關控制措施； b）通知有關單位做好應對準備；

c）預警條件不再成立時，報應急領導小組同意后解除預警。3.2 應急響應

3.2.1 信息報告

發生群體性突發事件，現場負責人應第一時間向直屬單位報告，直屬單位應立即向項目經理部綜合辦和應急管理辦公室報告；若事件特別重大、情況特別緊急，現場可直接報告維護穩定工作辦公室（24小時值班電話：0996-2171117）和油田辦公室（黨工委辦公室）。

項目經理部應急辦公室值班電話：0996-2171414 0996-2174507 項目經理部24小時值班電話：*** *** 項目經理部綜合辦值班電話：0996-2172044 *** 油田公司應急辦公室24小時值班電話：0996-2171320 0996-2171321 辦公室（黨工委辦公室）總值班室24小時值班電話：0996-2171208 0996-2171209 3.2.2 應急響應條件

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經項目經理部應急領導小組決定，啟動本預案： ? 發生群體性突發事件；

? 事發單位或者承包商請求項目經理部支援。3.2.3 應急機構響應程序

a）項目經理部應急領導小組組長或副組長下達應急預案啟動指令； b）按照維護穩定工作辦公室安排開展工作；

c）接受油田公司應急領導小組安排的任務，部署項目經理部的應急處置工作。

3.2.4 現場應急搶險程序

3.2.4.1 區域內群體性突發事件按照以下程序進行處置： a）確認掌握事發現場情況；

b）組織相關力量實施警戒，制定落實安全防范措施； c）組織現場聚集人員有序退散；

d）制定應急處置方案，報應急領導小組批準后實施； e）需要上級和油田公司支援的，報應急領導小組請求支援。3.2.4.2 赴烏進京群體性突發事件按以下程序進行處置： a）赴烏進京工作組立即趕赴事發地點；

b）組織現場聚集人員有序退散；

c）制定應急處置方案，報應急領導小組批準后實施； d）需要上級和油田公司支援的，報應急領導小組請求支援。3.2.5 應急狀態解除

按《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5.3.4的要求。群體性突發事件處置原則

4.1 源頭化解原則

任何群體性突發事件都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現實誘因，應強化涉穩信息的搜集、分析、報送和研究判斷，強化苗頭性、傾向性信息的捕捉，加強與地方政府和承包商的溝通，力求在源頭化解矛盾隱患。

4.2 主動避險原則

發生群體性突發事件時，其他員工及群眾應主動避險，不參與、不圍觀、不起哄，避免不必要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

4.3 以人為本原則

發生群體性突發事件時，事發單位或者承包商應立即上報并啟動應急預案進行處置，堅決避免因工作方式不當激化矛盾。遇有人員傷亡情況，應立即組織力量開展人員救治。對群眾的合理合法訴求，應從速辦理解決，維護群眾核心利益。附則

5.1 制訂與解釋

本預案由項目經理部應急辦公室組織制訂并負責解釋。5.2 預案的實施 本預案自發布之日起實施。

第四篇：涉軍群體性突發事件趨勢分析及應對措施

涉軍群體性突發事件趨勢分析及應對措施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轉軌、體制轉型速度的加快，利益分配多樣化、社會矛盾復雜化、價值取向多元化日趨突出，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呈持續上升趨勢。其中涉軍群體政治敏感性強、成因復雜，對社會和諧穩定和軍隊安全發展危害極大。預防和處置涉軍群體性事件的任務已十分艱巨。

一、集中發生時段

全國“兩會”、春節、八一建軍節、各類戰爭紀念日等重大活動和敏感節點期間，是涉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多發階段。一旦發生涉軍群體性問題，將成為危及社會穩定的“導火索”，直接影響社會穩定，穩壓設備阻礙經濟發展，因此，要強化大局觀念，增強憂患意識，認真做好當年突發事件的趨勢分析，提出應對措施，防范于未然。

二、涉軍群體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一般認為，群體性事件是指特定群體或不特定人群為實現既定目的，聚眾共同實施的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章、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害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財產安全的群體行為。涉軍群體性事件專指矛盾沖突牽涉軍事機構或軍隊人員，行為指向與軍事機構或軍隊人員有關，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損害軍隊聲喻的群體性事件。涉軍群體性事件，既有一般群體性事件的共同特征，又有其自身特殊的成因和表現。由于涉軍群體性事件矛盾性質、參與主體、表現形式、影響后果的特殊性，與一般群體性事件相比，其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政治敏感性強。軍隊的性質宗旨、地位作用決定了軍隊、軍人在社會活動中地位的特殊性。因此，軍人的言行受關注程度高，敏感性強。尤其是發生在特定時機和敏感地區的涉軍群體性事件，極易發展演變成嚴重的政治事件。

（二）觸發蔓延速度快。當前網絡信息發達、社會高度透明，加之涉軍群體性事件的觸點和燃點很低，涉軍群體間的聯系廣泛，簡單的軍民糾紛及利益的分配不公可能瞬間演變為群體性事件，極易成為社會焦點和輿論熱點，一旦被敵對勢力炒作利用，其發展和影響很難控制。

（三）應對處理難度大。涉軍群體性事件產生成因多種多樣復雜多變，所涉及的人群各行各業，需要參與處里的職能部門龐雜眾多，所處理事件的政治性、政策性、法規性要求較高。這些因素使涉軍群體性事件的處置難度進一步增大。

（四）造成危害后果重。涉軍群體性事件處理不當矛盾激化，不僅損害人民軍隊形象，而且影響社會和諧穩定。近年來，部分復退軍人尤其是“兩參”人員較為活躍，存在串聯上訪情況，且該群體量大、分布范圍廣，一旦失去對其的控制，將造成嚴重的危害社會和諧的后果。

三、涉軍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

涉軍群體之所以出現不穩定因素，既有大環境因素造成的，也有因社會政治原因引起的；既有因客觀誘因為主引起的，也有因主觀需求為主引起的。具體可以從涉軍群體自身、地方政府、社會大環境等方面來進行剖析。

（一）涉軍群體自身的原因

1.攀比心理作怪。部分涉軍群體脫了實際，期望值過高，喜歡互相攀比。他們常常以經濟發達地區同類人員或壟斷行業人群、本地在職干部待遇為標桿，與自己現行待遇作比較，比高不比低，導致心理失衡進而上訪，要求提高待遇標準。

2.從眾心理影響。有的涉軍人員礙于老戰友情面和法不責眾的心態，盲目跟從他人上訪，導致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

3.理解政策片面。一些涉軍群體對現行政策或道聽途說，或一知半解，總認為現在國家富裕了，各方面待遇都提高了，自己所享受的待遇也應該“水漲船高”，往往從對自己有利的方面去理解政策，上訪的要求超出政策允許的范圍，個別人甚至無理取鬧，糾纏不休。

4.希望解決困難。不可否認，有的涉軍人員因為年老、患病、災害等各方面的原因，生活確實困難，他們一般都享受了民政部門的優撫和救助待遇，但仍然困難。他們往往對自己信心不足，對政府依賴性強，希望政府幫助解決其生活困難。

（二）地方政府方面的原因

1.部分政策的制定缺乏實際操作性，造成上下情況脫節，政策落實不到位，從而引發群訪。

2.政策口徑不統一，就我市而言，各區（縣）有關涉軍群體的醫保、社保等待遇政策不統一，各有側重，各有優劣。

（三）社會環境方面的原因

社會轉型速度加快，既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又是社會矛盾的凸發時期，利益調整廣泛、深刻、劇烈，造成的社會矛盾廣、深、多。

四、應對措施

（一）加強宣傳引導。加強國家各類優撫政策的宣傳，讓復退人員了解政策，知曉政策，引導他們明白即使有功也不能在國家沒有出臺新政策前，突破現有政策與標準。

（二）開展矛盾排查。要對對越自衛反擊戰、原8023部隊退役人員、復員干部、下崗失業志愿兵等重點人員進行一次排查，掌握基本情況和動態。堅持排查與矛盾化解相結合，對排查出的問題，及時提出解決方案，力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

（三）依法辦理各類事項。樹立法制理念和法制思維，加大對政策法規的落實力度，查看近年來中央和我市出臺的關于保障“兩參”退役人員生活、醫療等方面政策的落實情況，對存在問題的要及時解決到位，已落實政策，但仍的困難的要采取措施進行幫扶。

（四）嚴格落實責任。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做到分工明確，責任到人，確保不出現任何紕漏和問題。

五、工作建議

（一）提高認識，加強教育疏導工作

首先，要充分認識做好涉軍維穩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增強國防意識，增強“擁軍優屬、擁政愛民”意識，充分認識到優撫工作和社會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其次，要對涉軍群體加強教育疏導，涉軍群體之所以產生攀比心理、盲從心理，認識上發生片面性，進而組織非正常上訪，一個重要的根源就在于教育疏導不夠，因此，我們要加強教育疏導工作，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在前、做上門、做到家、做到位，消除隱患，疏導情緒，化解矛盾。

（二）統一標準，切實完善各項政策

如前所述，對涉軍群體的優撫、救助和社會保障政策，各區縣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所差異。這雖然是堅持了原則性，又堅持了靈活性，比較符合各區縣的具體情況尤其是財力狀況，但這往往容易導致不同區縣的涉軍群體互相攀比，進而上訪。因此，就涉軍群體的優撫、救助和社會保障而言，建議各區縣統一政策標準，以公平公正為方向，不斷縮小差距，最終達到公平公正。

（三）改善民生，優化社會穩定環境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社會穩定的前提，我們以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導向，積極發展全民福利，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第五篇：新時期群體性涉法事件的思考

[推薦]新時期群體性涉法事件的思考

新時期群體性涉法事件的思考

金忠楚

近年來，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期間，隨著新舊體制的更替，改革措施的相繼出臺，一方面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另一方面，由于社會成份日趨復雜化，各種新問題、新情況不斷涌現，由各種社會矛盾引發的群體性涉法事件愈來愈多，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加強新時期群體性涉法事件的研究和探討很有必要，已成為當前乃至今后各級黨委、政府，特別是政法機關和信訪部門在維護社會穩定中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群體性涉法事件的成因和特點

所謂群體性涉法事件，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群眾或個別團體、個別組織，認為政府機關（含政府授權行使行政職能的組織）的某些決策或某項具體行政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或司法機關的某項判決違法、不公，使其利益受到損害或不能得到滿足時，受人策動，經過醞釀，采取集體上訪、集會抗議、游行示威、集體罷課、罷市、罷工，圍攻沖擊黨政機關、重點建設工程和其他要害部位，阻斷交通，打、砸、燒、殺、搶等方式，以求解決問題的非法群體性活動現象。我國現階段的群體性涉法事件多數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由于這類事件往往涉及人數多，少則幾十人、上百人，多則上千人，甚至更多人，社會影響大，一旦發生處理難度大，處理不當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它不但干擾黨政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人民群眾的正常生產、生活程序，危脅社會政治穩定，而且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

（一）群體性涉法事件多發的主要成因

群體性涉法事件的成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概括起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轉型。社會轉型引發的矛盾是群體性涉法事件產生的基礎性根源。在社會轉型期，社會整體結構、社會資源結構、社會區域結構、社會組織結構及社會成員身份結構都在發生著重大轉變，社會同質性進一步消解，社會異質性增加，使追求同一性和超穩定性的傳統社會控制機制失去了基礎。伴隨著階層、群體和組織的分化，不同社會群體和階層的利益意識會不斷被喚醒和強化，利益的分化也勢必發生。在各種社會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體會不可避免地相互競爭和沖突。社會分化的加速也必然會在社會成員的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結構中有所反應，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文化關懷等方面將不斷趨于多元化，一些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甚至相反的價值觀念也會大量涌現。人們受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念的沖擊，容易導致價值體系的紊亂，從而使人們無所適從，誘發許多社會問題，甚至會引發某些集群不規則行為現象。

2、官僚主義和腐敗行為。部分干部的官僚主義和腐敗行為是群體性涉法事件發生的政治因素。近年來涉法上訪、鬧事等群體性事件增多，既有隨著改革的深化，經濟領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紛繁復雜的矛盾和問題的客觀原因，但在很大程序上是因為有的干部工作作風不實，為民意識、民主意識差，法制觀念淡薄，不依法辦事，不依法行政，脫離群眾，有的甚至侵民擾民，與民爭利，欺壓百姓，腐化變質，從而導致干群矛盾激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官僚主義、腐敗行為也是致亂之源。

3、群眾的民主和法制意識不斷增強，但政治參與能力和依法解決問題的能力相對較低，守法和依法維權觀念淡薄，這是群體性涉法事件產生的文化因素。改革開放以來，群眾的民主意識、法制意識逐步增強，對民主和法制的要求越來越高，參政的愿望越來越強烈，但由于政治參與能力和依法解決問題的能力相對較低，守法、依法維權觀念淡薄。當群眾之間、上下級之間出現利益磨擦或糾紛時，一些群眾錯誤認為干部不依法辦事、群眾依法辦不了事，只有靠聚眾鬧事才能對領導造成壓力，較快地解決問題，使本來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決的矛盾演化成突發性涉法群體事件。

4、基層組織權威失衡。基層組織社會控制弱化，社會權威結構失衡，是目前群體性涉法事件產生的體制性根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基層組織的社會控制力呈明顯的弱化趨勢，威信相對減弱。尤其是在農村，鄉鎮基層政權對農民的行政控制嚴重弱化。而村屯基層組織對群眾的號召力、凝聚力和說服教育作用大大減弱。由于基層政權的權威性受到民眾的懷疑，國家權威就很自然地進入民眾的視野。加之一些地方的基層領導對本地區、本部門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知之甚少或知之不管不問，致使一些本該在本地區本部門解決的問題難以解決或無法解決。群眾的利益一旦受損或遭受侵害，為尋求國家權威的保護，單個的社會成員會意識到集體行動的重要，體制外的對抗性群體力量就會產生。

5、具體的利益沖突。各種具體的利益沖突是引發群體性涉法事件的導火索。由利益沖突引發的群體性涉法事件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因對政府出臺的政策、措施不滿而引發的群體性涉法事件。在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方針政策特別是直接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方針政策時，由于執行者認識上的偏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