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兒童放置胃管途徑的選擇與影響因素的分析
【摘要】 目的 為臨床工作中合理選擇胃管放置途徑提供依據。方法 對2004年7~10月在北京兒童醫院ICU住院的51例放置胃管的患兒進行了觀察,對不同置管途徑的相關資料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比較。結果 經口放置胃管和經鼻放置在年齡、置管過程中對患兒的黏膜損傷方面、脫出原因上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1)。而在平均置管時間、首次成功率、插管過程中患兒有無惡心、嘔吐、嗆咳和保留時間上差異無顯著性(P>0.05)。結論 新生兒和小嬰兒經口放置胃管更合適,1歲以上的患兒更適合于經鼻放置胃管。【關鍵詞】 兒童;胃管;途徑 放置胃管是小兒內外科臨床治療中常用的一項護理操作技術,常用于因各種原因導致不能自己進食、危重和手術后患兒的胃腸內營養支持、胃腸減壓、洗胃等。由于兒童,尤其是新生兒和嬰幼兒的生理解剖結構、對刺激的反射等都與成人有較大差異,所以兒童常用的放置胃管途徑除經鼻放置外還有經口放置。筆者對2004年7~10月在北京兒童醫院ICU病房住院的51例放置胃管的患兒進行了觀察,對不同置管途徑的相關資料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比較,以期為臨床工作中合理選擇胃管放置途徑提供依據。現將結果報告如下。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04年7~10月在北京兒童醫院ICU住院需放置胃管的患兒共51例,男38例,占74.5%;女13例,占25.5%;新生兒11例,0~1歲21例,1~6歲9例,6~14歲10例;經口放置胃管31例(經口組),經鼻放置胃管20例(經鼻組)。1.2 操作方法 根據患兒年齡選擇8~12號胃管。經口放置的長度為鼻尖至劍突的距離[1],用石蠟油潤滑胃管前端,將胃管自口角插入,固定于嘴角下;經鼻放置長度為耳垂-鼻尖-劍突[2],采用快速插胃管法[3],即以石蠟油潤滑胃管前端后,沿鼻道置入,當胃管到達咽部患兒不做吞咽動作、憋住氣或在患兒哭聲末屏氣時,術者快速將胃管送入胃內。插入后將胃管用膠布纏繞1周后固定于鼻根部,再向上反折,固定于額頭。經口放置時胃管不再向上反折固定于額頭。1.3 觀察指標(1)觀察插管過程中患兒有無惡心、嘔吐、嗆咳、口腔或鼻腔黏膜損傷(以是否有鼻出血或胃管上是否有血絲為準),并對兩組結果進行比較。(2)記錄置管操作所需時間及是否一次成功。(3)記錄胃管的保留時間和胃管脫出原因。1.4 統計學方法 本文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或秩和檢驗。2 結果 2.1 一般資料的比較 經口組平均年齡明顯小于經鼻組,兩組年齡差異有顯著性。由于經口組的平均年齡屬于偏態分布,因此采用秩和檢驗。見表1。2.2 兩組患兒的平均置管時間和首次成功率 見表2。2.3 兩組患兒置管過程中所出現的不良反應 兩組患兒在插管過程中均有惡心、嗆咳,經口組有惡心11例,占35.5%;嗆咳13例,占41.9%;經鼻組有惡心5例,占25.0%;嗆咳7例,占35.0%;經口組沒有出現黏膜損傷,經鼻組有4例患兒出現黏膜損傷,占20.0%。[!--empirenews.page--] 2.4 兩組患兒胃管的保留時間 見表3。2.5 兩組患兒胃管脫出的原因 經口組31例患兒中有21例是非正常拔出,占67.7%;經鼻組20例中有5例是非正常拔出。經口組21例非正常拔出者,吸痰時脫出的有11例,占35.5%;自己吐出的有6例,占19.4%;自己拔出的有2例,占6.45%;膠布潮濕松脫導致脫出的有2例,占6.45%;經鼻組非正常脫出的5例均為患兒自己拔出。表1 兩組患兒年齡的比較(x±s)表2 兩組患兒的平均置管時間和首次成功率比較(x±s)表3 兩組患兒胃管的保留時間比較(x±s)3 討論 3.1 兩組患兒年齡差異的原因 由一般資料的比較中可以看出,兩組患兒的平均年齡差異有顯著性。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同年齡的兒童其生理解剖結構和情緒、情感的發展不同造成的。嬰幼兒時期頭面部發育不足,鼻道相對短小、狹窄,新生兒幾乎沒有下鼻道;鼻腔黏膜有豐富的血管和淋巴管,伴有呼吸道炎癥感染的患兒,黏膜充血腫脹使鼻腔變得更為狹窄,甚至閉塞,所以胃管很難順利通過鼻腔,造成插管失敗。反復插管導致機械性刺激更可引起黏膜水腫、充血,致呼吸不暢,患兒煩躁、發紺加重。另外,新生兒以經鼻呼吸為主,由于其解剖特點,舌相對較大,與軟腭接觸,閉合口咽部,喉的位置相對高,會厭與軟腭較接近,易造成呼吸道阻塞,經鼻留置胃管勢必導致鼻腔橫截面積減少,鼻阻力升高[4]。此時經鼻留置胃管會造成局部黏膜水腫、黏液分泌增多,加重氣道阻塞。經口留置胃管因不涉及鼻腔,可避免上述不利因素。因此新生兒經口放置胃管更合適。謝文杰等[5]比較了新生兒經口和經鼻放置胃管的兩組患兒,其一次置管成功率兩組差異有顯著性,相關并發癥除惡心、嘔吐外,置管所引起的發紺加重、呼吸暫停、窒息兩組差異有顯著性;故認為新生兒更適合于經口放置胃管。1歲以上的嬰兒,隨著牙齒發育的逐漸完成,感知覺的發育及情緒、情感的發展,經口放置胃管時患兒可能會拒絕張口及吞咽或用牙咬住胃管,導致插管失敗;而且經口插管時人的大腦意識對吞入的非食物性物質有排斥反射,咽部神經分布又十分豐富,對異物極為敏感,在精神高度緊張的狀態下,患兒會覺得口腔內有異物感而難以下咽,出現惡心、嗆咳,導致插管失敗。經鼻放置胃管可避免反復插管對患兒造成惡性刺激,減輕患兒插管時的痛苦。因此1歲以上的患兒經鼻放置胃管更合適。[!--empirenews.page--] 3.2 兩組在易操作性上的比較 在平均置管時間上經口組少于經鼻組,主要是因為兒童鼻腔狹窄,容易被鼻涕和鼻痂堵住,而口腔空間較大,使插管過程更為容易;另一方面,經口組多為小嬰兒,在嬰兒期,由于腦皮質發育不完善,神經髓鞘形成不全,當外界刺激通過神經傳入大腦時,在皮質不易形成一個明確的興奮灶,刺激容易擴散,所以嬰兒的反應較遲緩,加之嬰兒的身體的抵抗能力較弱,所以操作容易完成。雖然經口置管更容易,但兩組的首次成功率差異無顯著性,可能是因為護士能很熟練的掌握這2種操作方法。3.3 兩組在置管過程中出現問題的差異 兩組在置管過程中均出現惡心、嗆咳,可能是由于兩種置管方法都會對咽部的喉上神經造成刺激而引起惡心、嗆咳。黏膜損傷方面,經口組無一例黏膜損傷,經鼻組的黏膜損傷有4例,占20.0%,這主要與兒童鼻腔狹窄、鼻黏膜血管豐富有關。新生兒和小嬰兒,尤其是早產兒,不但黏膜柔嫩而且管壁薄,粗硬的胃管極易戳穿管壁[6]。經口放置胃管可避免胃管對鼻黏膜的機械刺激引起的充血、水腫及呼吸不暢;還可避免留置過程中對鼻黏膜的壓迫而導致的缺血壞死。因此經口放置胃管更適合于新生兒和小嬰兒。3.4 兩組在脫出原因上的差異 兩組在保留時間上經秩和檢驗差異無顯著性。但在脫出原因的比較中,兩組差異有顯著性。經口組由于吸痰脫出的比率最高,占35.5%。可能是由于吸痰時吸痰管會直接刺激咽部的喉上神經,引起患兒劇烈咳嗽,小兒食管與氣管毗鄰,咳嗽時產生的氣流和咽部肌肉的運動會將胃管咳出。因此吸痰時,尤其是經口腔吸痰時,應注意合理調節負壓吸引的壓力,吸痰管不要放置過深,避免引起患兒劇烈咳嗽導致胃管脫出。其次是患兒將胃管吐出,占19.4%。因胃管在口腔內留置時會有異物的感覺,患兒會不自覺地排斥異物,由于舌能通過舌內外肌的共同協調活動而向各方向靈活運動,所以患兒會將胃管吐出。經口放置胃管時將胃管用膠布固定在嘴角下,離口腔近,口腔分泌的唾液和患兒的痰液很容易使固定胃管的膠布潮濕、松脫,導致胃管脫出。這也是造成經口組有2例(6.45%)因膠布潮濕松脫導致胃管脫出的原因。所以固定胃管時最好用黏性較大的布膠布,不宜選用微孔膠布。對于經口放置胃管,年齡也是影響留置時間的一個因素。新生兒出生時[1][2]下一頁,口腔只能產生少量唾液,故口腔較干燥,5~6個月時,唾液分泌開始增多,增多的唾液可使胃管固定不良。新生兒尤其是早產兒舌的力量和咳嗽的力量都較嬰兒弱,因此胃管被咳出和吐出的幾率都較嬰兒低。經鼻組脫出的原因主要是自己拔出。留置胃管對患兒是一個外在的刺激,患兒為了使自己感覺更舒適,就會去除這種刺激。新生兒的運動是無意識不協調的,因此不會將胃管自己拔出。8~12個月的嬰兒開始能夠協調已學會的動作并為達到某個目的而行動[7]。因此要將患兒適當約束以減少患兒自己拔出胃管。[!--empirenews.page--] 綜上所述,新生兒和小嬰兒經口放置胃管更合適,1歲以上的患兒更適合于經鼻放置胃管。
第二篇:兒童放置胃管途徑的選擇與影響因素的分析(精)
兒童放置胃管途徑的選擇與影響因素的分析(1)
】 目的 為臨床工作中合理選擇胃管放置途徑提供依據。方法 對2004年7~10月在北京兒童醫院ICU住院的51例放置胃管的患兒進行了觀察,對不同置管途徑的相關資料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比較。結果 經口放置胃管和經鼻放置在年齡、置管過程中對患兒的黏膜損傷方面、脫出原因上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1)。而在平均置管時間、首次成功率、插管過程中患兒有無惡心、嘔吐、嗆咳和保留時間上差異無顯著性(P>0.05)。結論 新生兒和小嬰兒經口放置胃管更合適,1歲以上的患兒更適合于經鼻放置胃管。
【關鍵詞】 兒童;胃管;途徑
放置胃管是小兒內外科臨床治療中常用的一項護理操作技術,常用于因各種原因導致不能自己進食、危重和手術后患兒的胃腸內營養支持、胃腸減壓、洗胃等。由于兒童,尤其是新生兒和嬰幼兒的生理解剖結構、對刺激的反射等都與成人有較大差異,所以兒童常用的放置胃管途徑除經鼻放置外還有經口放置。筆者對2004年7~10月在北京兒童醫院ICU病房住院的51例放置胃管的患兒進行了觀察,對不同置管途徑的相關資料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比較,以期為臨床工作中合理選擇胃管放置途徑提供依據。現將結果報告如下。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04年7~10月在北京兒童醫院ICU住院需放置胃管的患兒共51例,男38例,占74.5%;女13例,占25.5%;新生兒11例,0~1歲21例,1~6歲9例,6~14歲10例;經口放置胃管31例(經口組),經鼻放置胃管20例(經鼻組)。
1.2 操作方法 根據患兒年齡選擇8~12號胃管。經口放置的長度為鼻尖至劍突的距離[1],用石蠟油潤滑胃管前端,將胃管自口角插入,固定于嘴角下;經鼻放置長度為耳垂-鼻尖-劍突[2],采用快速插胃管法[3],即以石蠟油潤滑胃管前端后,沿鼻道置入,當胃管到達咽部患兒不做吞咽動作、憋住氣或在患兒哭聲末屏氣時,術者快速將胃管送入胃內。插入后將胃管用膠布纏繞1周后固定于鼻根部,再向上反折,固定于額頭。經口放置時胃管不再向上反折固定于額頭。
1.3 觀察指標(1)觀察插管過程中患兒有無惡心、嘔吐、嗆咳、口腔或鼻腔黏膜損傷(以是否有鼻出血或胃管上是否有血絲為準),并對兩組結果進行比較。(2)記錄置管操作所需時間及是否一次成功。(3)記錄胃管的保留時間和胃管脫出原因。
1.4 統計學方法 本文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或秩和檢驗。結果
2.1 一般資料的比較 經口組平均年齡明顯小于經鼻組,兩組年齡差異有顯著性。由于經口組的平均年齡屬于偏態分布,因此采用秩和檢驗。見表1。
2.2 兩組患兒的平均置管時間和首次成功率 見表2。
2.3 兩組患兒置管過程中所出現的不良反應 兩組患兒在插管過程中均有惡心、嗆咳,經口組有惡心11例,占35.5%;嗆咳13例,占41.9%;經鼻組有惡心5例,占25.0%;嗆咳7例,占35.0%;經口組沒有出現黏膜損傷,經鼻組有4例患兒出現黏膜損傷,占20.0%。
2.4 兩組患兒胃管的保留時間 見表3。
2.5 兩組患兒胃管脫出的原因 經口組31例患兒中有21例是非正常拔出,占67.7%;經鼻組20例中有5例是非正常拔出。經口組21例非正常拔出者,吸痰時脫出的有11例,占35.5%;自己吐出的有6例,占19.4%;自己拔出的有2例,占6.45%;膠布潮濕松脫導致脫出的有2例,占6.45%;經鼻組非正常脫出的5例均為患兒自己拔出。
表1 兩組患兒年齡的比較(x±s)
表2 兩組患兒的平均置管時間和首次成功率比較(x±s)
表3 兩組患兒胃管的保留時間比較(x±s)討論
3.1 兩組患兒年齡差異的原因 由一般資料的比較中可以看出,兩組患兒的平均年齡差異有顯著性。造成這種差異的主原因是由于不同年齡的兒童其生理解剖結構和情緒、情感的發展不同造成的。嬰幼兒時期頭面部發育不足,鼻道相對短小、狹窄,新生兒幾乎沒有下鼻道;鼻腔黏膜有豐富的血管和淋巴管,伴有呼吸道炎癥感染的患兒,黏膜充血腫脹使鼻腔變得更為狹窄,甚至閉塞,所以胃管很難順利通過鼻腔,造成插管失敗。反復插管導致機械性刺激更可引起黏膜水腫、充血,致呼吸不暢,患兒煩躁、發紺加重。另外,新生兒以經鼻呼吸為主,由于其解剖特點,舌相對較大,與軟腭接觸,閉合口咽部,喉的位置相對高,會厭與軟腭較接近,易造成呼吸道阻塞,經鼻留置胃管勢必導致鼻腔橫截面積減少,鼻阻力升高[4]。此時經鼻留置胃管會造成局部黏膜水腫、黏液分泌增多,加重氣道阻塞。經口留置胃管因不涉及鼻腔,可避免上述不利因素。因此新生兒經口放置胃管更合適。
謝文杰等[5]比較了新生兒經口和經鼻放置胃管的兩組患兒,其一次置管成功率兩組差異有顯著性,相關并發癥除惡心、嘔吐外,置管所引起的發紺加重、呼吸暫停、窒息兩組差異有顯著性;故認為新生兒更適合于經口放置胃管。
1歲以上的嬰兒,隨著牙齒發育的逐漸完成,感知覺的發育及情緒、情感的發展,經口放置胃管時患兒可能會拒絕張口及吞咽或用牙咬住胃管,導致插管失敗;而且經口插管時人的大腦意識對吞入的非食物性物質有排斥反射,咽部神經分布又十分豐富,對異物極為敏感,在精神高度緊張的狀態下,患兒會覺得口腔內有異物感而難以下咽,出現惡心、嗆咳,導致插管失敗。經鼻放置胃管可避免反復插管對患兒造成惡性刺激,減輕患兒插管時的痛苦。因此1歲以上的患兒經鼻放置胃管更合適。
3.2 兩組在易操作性上的比較 在平均置管時間上經口組少于經鼻組,主是因為兒童鼻腔狹窄,容易被鼻涕和鼻痂堵住,而口腔空間較大,使插管過程更為容易;另一方面,經口組多為小嬰兒,在嬰兒期,由于腦皮質發育不完善,神經髓鞘形成不全,當外界刺激通過神經傳入大腦時,在皮質不易形成一個明確的興奮灶,刺激容易擴散,所以嬰兒的反應較遲緩,加之嬰兒的身體的抵抗能力較弱,所以操作容易完成。
【摘】目的為臨床工作中合理選擇胃管放置途徑提供依據。方法對24年7~1月在北京兒童醫院ICU住院的51例放置
本篇論文是由3COME文檔頻道的網友為您在網絡上收集整理餅投稿至本站的,論文版權屬原作者,請不用于商業用途或者抄襲,僅供參考學習之用,否者后果自負,如果此文侵犯您的合法權益,請聯系我們。
雖然經口置管更容易,但兩組的首次成功率差異無顯著性,可能是因為護士能很熟練的掌握這2種操作方法。
3.3 兩組在置管過程中出現問題的差異 兩組在置管過程中均出現惡心、嗆咳,可能是由于兩種置管方法都會對咽部的喉上神經造成刺激而引起惡心、嗆咳。
黏膜損傷方面,經口組無一例黏膜損傷,經鼻組的黏膜損傷有4例,占20.0%,這主與兒童鼻腔狹窄、鼻黏膜血管豐富有關。新生兒和小嬰兒,尤其是早產兒,不但黏膜柔嫩而且管壁薄,粗硬的胃管極易戳穿管壁[6]。經口放置胃管可避免胃管對鼻黏膜的機械刺激引起的充血、水腫及呼吸不暢;還可避免留置過程中對鼻黏膜的壓迫而導致的缺血壞死。因此經口放置胃管更適合于新生兒和小嬰兒。
3.4 兩組在脫出原因上的差異 兩組在保留時間上經秩和檢驗差異無顯著性。但在脫出原因的比較中,兩組差異有顯著性。經口組由于吸痰脫出的比率最高,占35.5%。可能是由于吸痰時吸痰管會直接刺激咽部的喉上神經,引起患兒劇烈咳嗽,小兒食管與氣管毗鄰,咳嗽時產生的氣流和咽部肌肉的運動會將胃管咳出。因此吸痰時,尤其是經口腔吸痰時,應注意合理調節負壓吸引的壓力,吸痰管不放置過深,避免引起患兒劇烈咳嗽導致胃管脫出。
其次是患兒將胃管吐出,占19.4%。因胃管在口腔內留置時會有異物的感覺,患兒會不自覺地排斥異物,由于舌能通過舌內外肌的共同協調活動而向各方向靈活運動,所以患兒會將胃管吐出。
經口放置胃管時將胃管用膠布固定在嘴角下,離口腔近,口腔分泌的唾液和患兒的痰液很容易使固定胃管的膠布潮濕、松脫,導致胃管脫出。這也是造成經口組有2例(6.45%)因膠布潮濕松脫導致胃管脫出的原因。所以固定胃管時最好用黏性較大的布膠布,不宜選用微孔膠布。
對于經口放置胃管,年齡也是影響留置時間的一個因素。新生兒出生時,口腔只能產生少量唾液,故口腔較干燥,5~6個月時,唾液分泌開始增多,增多的唾液可使胃管固定不良。新生兒尤其是早產兒舌的力量和咳嗽的力量都較嬰兒弱,因此胃管被咳出和吐出的幾率都較嬰兒低。
經鼻組脫出的原因主是自己拔出。留置胃管對患兒是一個外在的刺激,患兒為了使自己感覺更舒適,就會去除這種刺激。新生兒的運動是無意識不協調的,因此不會將胃管自己拔出。8~12個月的嬰兒開始能夠協調已學會的動作并為達到某個目的而行動[7]。因此將患兒適當約束以減少患兒自己拔出胃管。
綜上所述,新生兒和小嬰兒經口放置胃管更合適,1歲以上的患兒更適合于經鼻放置胃管。
【參考文獻】 徐潤華.現代兒科護理學.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3,708.殷磊.護理學基礎.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302.張德英.快速插胃管法的臨床應用.護理學雜志,1997,12(3):186.王曉蕾.經鼻留置胃管對新生兒肺功能影響.新生兒科雜志,2002,17(1):41-43.謝文杰,孫燕.新生兒經口留置胃管的觀察護理.實用護理雜志,2003,19(6):32.陸小芳.留置胃管致黏膜損傷及防護.護士進修雜志,2003,2:154.洪黛玲.兒科護理學.北京: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2000,12-13.
第三篇:工程質量形成過程與影響因素分析
工程質量形成過程與影響因素分析
(一)工程建設各階段對質量形成的作用與影響
工程建設的不同階段,對工程項目質量的形成起著不同的作用和影響。
1.項目可行性研究
項目可行性研究是在項目建議書和項目策劃的基礎上,運用經濟學原理對投資項目的有關技術、經濟、社會、環境及所有方面進行調查研究,對各種可能的擬建方案和建成投產后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等進行技術經濟分析、預測和論證,確定項目建設的可行依據。在此過程中,需要確定工程項目的質量要求,并與投資目標相協調。因此,項目的可行性研究直接影響項目的決策質量和設計質量。
2.項目決策
項目決策階段是通過項目可行性研究和項目評估,對項目的建設方案做出決策,使項目的建設充分反映業主的意思,并與地區環境相適應,做到投資、質量、進度三者協調統一。所以,項目決策階段對工程質量的影響主要是確定工程項目應達到的質量目標和水平。
3.工程勘察、設計
工程的地質勘察是為建設場地的選擇和工程的設計與施工提供地質資料依據。而工程設計師根據建設項目總體需求(包括已確定的質量目標和水平)和地質勘察報告,對工程的外形和內在的實體進行籌劃、研究、構思、設計和描繪,形成設計說明書和圖紙等相關文件,使得質量目標和水平具體化,為施工提供直接依據。
工程設計質量是決定工程質量的關鍵環節,工程采用什么樣的平面圖布置和空間形式、選用什么樣的結構類型、使用什么樣的材料、構配件及設備等等,都直接關系到工程主體結構的安全可靠,關系到建設投資的綜合功能是否充分體現規劃意圖。在一定程度上,設計的完美也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和文化水平。設計的嚴密性、合理性,也決定了工程建設的成敗,是建設工程的安全、適用、經濟與環境保護等措施得以實現的保證。
4.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是指按照設計圖紙和相關文件的要求,在建設場地上將設計意圖付諸實現的測量、作業、檢驗,形成工程實體建成最終產品的活動。任何優秀的勘察設計成果,只有通過施工才能變為現實。因此工程施工活動決定了設計意圖能否體現,它直接關系到工程的安全可靠、使用功能的保證,以及外表觀管能否體現設計的藝術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工程施工是形成實體質量的定性環節。
5.工程竣工驗收
工程竣工驗收就是對項目施工階段的質量通過檢查評定、試車運轉,考核項目質量是否達到設計要求;是否符合決策階段確定的質量目標和水平,并通過驗收確保工程項目的質量。所以工程竣工驗收對質量的影響是保證最終產品的質量。
第四篇:救護車時效性影響因素的調查與分析
救護車時效性影響因素的調查與分析
摘 要:目的:了解救護車時效性的影響因素,對醫療急救快速有效的影響指標提供依據。方法:以山東省中醫院2015年下半年的前100次救護車出車時效性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影響因素。結果:位置報道不明、司機對路線的熟悉程度、接線員與醫院的聯系情況、救護車數量、路況等是影響救護車時效性的重要因素;交通擁擠和司機對部分地區線路不熟悉是救護車時效性差的主要原因。結論:政府相關部門應加強救護車的派遣和管理,適當增加救護車數量,合理分配各醫院存有的救護車數,加強群眾避讓救護車的宣傳,提供救護車的時效性。
關鍵詞:救護車;時效性;提高
項目基金:本項目在山東中醫藥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平臺完成,獲得學校2015學生研究訓練計劃(SRT)項目立項資助,項目編號2015275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timeliness of ambulance,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rapid and effective index of medical emergency treatment.Methods: the Shandong Province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2015 half of timeliness of ambulance dispatch a vehicle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alysi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Results: the reported location is unknown,the driver on the route of the familiarity,operator and hospital contact,the number of ambulances,traffic and othe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ambulance aging; traffic congestion,and driver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parts of the line is ambulance aging of the main reason.Conclusion: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ambulance dispatch and management,appropriate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ambulances,rational allocation of the hospital being the number of ambulances,strengthen propaganda of people avoid an ambulance and timeliness of the provision of the ambulance.Key words: Ambulance; timeliness; improvement
改革開放30年來,隨著衛生事業的改革,我國的急救服務事業也得到了充分發展,救護車在醫療保障與疾病預防控制中提供快速便捷、應急安全的作用,尤其在搶險救災、反恐、處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作用更是明顯。救護車的時效性是衡量救護車能發揮作用大小的一個重要標準。[1] 盡管救護車屬于特權車輛,可以在保證交通安全的前提下違章行駛,但在大中城市行駛速度仍不理想。本文擬對救護車時效性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為提高救護車的積極作用提供參考建議。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山東省中醫院急救中心在2015年下半年前112次救護車出動情況,剔除去接轉院病人的出動情況12次,記100例。
1.2研究內容
包括救護車出動的時間、到達目的地的時間、行駛的路線、醫院與目的地間的距離、路況、司機對線路的熟悉程度等,救護車時速計算標準:救護車行駛速度=救護車行駛公里數/(到達時間-出發時間)。[2]
1.3數據統計與分析
采用spss18.0軟件對數據進行整理和統計處理,采用非參數檢驗對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救護車平均時速呈正態分布,各時間段出發的救護車平均時速方差齊,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不同時間段出發的救護車平均時速兩兩比較采用 SNK-q 檢驗;市級醫院救護車與縣(市)級醫院救護車平均時速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 檢驗;[3]各地域救護車平均時速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地域救護車平均時速兩兩比較采用 SNK-q檢驗;以雙側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與分析
2.1救護車平均時速構成比
山東省中醫院救護車日平均時速(63.91±18.56)km/h,平均時速低于 10 km/h 占0.2%,高于 60 km/h 占 47.3%,高于 100 km/h 占 0.4%,占比最大時速為 50 ~ 60 km/h,占 24.6%。(表1)
2.2不同時段救護車平均時速
根據救護車出發時間不同,不同時間段出發的救護車平均時速不同,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3.063,P?0.05)。在 02:00-04:00平均時速最快,達(72.63±18.12)km/h;在 10:00-12:00平均時速最慢,為(57.43±19.82)km/h;在 14:00-16:00最接近日平均時速,為(63.20±18.67)km/h;兩兩比較,時 間 段 02:00-04:00 與 10:00-12:00、16:00-18:00、18:00-20:00 出發的救護車平均時速存在統計學差異(P?0.05);與北京市城區救護車在不同時間段平均時速比較,山東省中醫院救護車各時間段救護車平均時速均較高,且兩地救護車平均時速隨時間變化趨勢大致相同,均呈夜高晝低、午后出現第二峰的特點。
2.3救護車時效性差的原因分析
位置報道不明、司機對路線的熟悉程度、接線員與醫院的聯系情況、救護車數量、路況等是影響救護車時效性的重要因素;交通擁擠和司機對部分地區線路不熟悉是救護車時效性差的主要原因,由于山東省中醫院地處濟南市經十路上,在早晚高峰時間段,路況擁擠,造成救護車平均時速變慢;部分司機對有些偏遠地區的路線不熟造成了救護車時效性差的又一因素。
3討論
鑒于濟南市交通道路狀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救護車目前的行駛狀況,需要從以下方面提升救護車整體通行能力:首先,完善濟南市交通道路規劃,特別關注貧困縣交通狀況的改善,從根本上填補濟南市交通空白區;其次,加強各級各地區醫院救護車選型管理,選擇適合本地區本級別醫院的救護車,例如在地形復雜多山丘地區,可適當增加越野微型車,在經濟條件允許且道路條件好的地區,可適當增加監護型救護車;再次,注重救護車保養維護,按照車齡長短及車況,及時更新老化車輛,避免“病車上路”;[4]最后,強化救護車車輛通行質量管理,有條件的地區救護車上應配備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導航儀,通過定時監測救護車車速,查找存在問題,提高地區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救援能力。
參考文獻
[1]楊文國,黃鈞,郭田德.大規模突發事件中傷員救助的救護車分配優化模型[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0,07:1218-1224.[2]劉統新,王政,孫景工,耿磊,王鐵民.我國救護車應用的現狀與發展分析[J].醫療衛生裝備,2011,02:71-74.[3]徐克帥,李裕瑞.我國農村救護車資源布局優化:以河南省鄲城縣為例[J].人文地理,2013,01:105-109.[4]管愉.昆山市救護車出車次數、醫院急診人次與每日氣溫變化的關聯性分析[D].復旦大學,2012.
第五篇:流動兒童家庭因素分析與改善措施
流動兒童家庭因素分析與改善措施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二元經濟體制被打破,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將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產生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同時,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急需大量的勞動力。高額的工資和優良的生活環境吸引著農村人口,因此,大批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在結構上,流動人口逐漸由個體外出務工向家庭化遷徙轉變。流動人口的家庭化遷徙帶來的直接問題之一就是流動兒童數量的規模越來越大。
根據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樣本數據推算,全國流動兒童規模達3581 萬人。[1]流動兒童大批涌入給城市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流動兒童能否順利融入城市不僅對其身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會對城市的和諧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家庭是兒童成長的第一所學校,家長是兒童成長的第一位教師。家庭對兒童生長發育、品德培養、價值觀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根據《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第二條規定: 流動兒童是指 6 ~14 周歲(或 7 ~15 周歲)、隨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在流入地暫時居住半年以上有學習能力的兒童。從規定對流動兒童定義的年齡分段來看,處于這一時期的兒童身體和智力發展迅速,接受能力較強,個體進入初步社會化階段。而流動兒童隨著父母進入陌生的城市,面臨著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自我認知和社會認知的重構。流動兒童的人際關系網絡的解構使兒童必須重新建立新的交際圈。這一時期的家庭就顯得尤為重要,家庭是流動兒童融入新的社會環境中情感與物資的可靠后盾,也是流動兒童城市化的初始環境。家庭對兒童的支持力度對流動兒童適應城市生活、認同城市價值理念有著重要作用。
二、流動兒童家庭因素分析
(一)流動兒童的家庭經濟收入
經濟收入是基礎性的資源,家庭經濟收入的高低直接影響了家庭的物質生活水平。良好的家庭經濟狀況可以為兒童的成長提供所需的生活資料。
如今,兒童的發展不僅需要家庭提供基礎的物質條件,也需要在教育上進行投資。發展的社會環境對兒童的特長和能力也更加看重,有利于流動兒童全面發展而所需參加的興趣班、課外輔導班等,還需要進行額外的資金投入,這些都需要家庭在物質上的支持。家庭經濟狀況的好壞影響其在兒童發展上投入的能力。良好的家庭經濟收入能夠有效地減少政策上對流動兒童的不利影響,使其進入較好的學校,獲得更優質的教育資源,例如進入公立學校或教學質量較為優秀的民工子弟學校。而流動兒童的父母進入城市后,由于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技能水平較低,在勞動力市場處于弱勢地位,多數只能從事技術含量低、就業穩定性低的工作,成為廉價勞動力,家庭收入也普遍偏低。2012 年,全國農民工月收入僅為 2290 元,遠低于同年中國人均月收入(4134 元).[2]而城市的消費水平較高,在收入低、開銷大的情況下,家庭的收入僅能維持收支平衡,他們很難為子女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也難以提供足夠的資金讓子女進入教學質量優良的學校。
(二)流動兒童的家庭文化資本
布迪厄在《資本的形式》當中,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資本理論。文化資本的第一大形態是身體形態。
身體形態文化資本通常指通過家庭環境及學校教育獲得并成為精神與身體一部分的知識、教養等文化產物。[3]
本文重點考察的是家庭文化環境對流動兒童造成的影響,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圍有利于兒童培養積極向上的學習熱情和廣泛的學習興趣。家長的文化程度越高,在某種程度上對兒童的學習輔導的幫助就越大,對兒童的學習重視程度也越高,這有利于構筑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圍。從 2012 年對農民工文化程度構成的調查中可以看出,農民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超過 75%的農民工文化程度低于高中學歷。[2]
由于家長的受教育程度有限,在流動兒童的學習輔導上常常力不從心。同時,由于資金的短缺,流動兒童很少參加補習班,一旦由于轉學等原因導致其無法跟上學校的教學進度,只能自己進行學習,得不到額外的學業幫助。文化資本的第二大形態是客觀形態,即物化狀態。具體地說,就是書籍、工具等物質性文化財富。[3]
而由于流動家庭經濟收入的影響和父母對兒童學習的重視程度,除了學校要求必須擁有的學習資料外,很少主動為流動兒童購買學習上的輔導書籍以及課外書籍。
流動兒童的家庭藏書和學習工具相比城市兒童較少。在思想上,對流動兒童的興趣特長和課外知識也不夠重視。因此,流動兒童在家庭文化環境中處于明顯劣勢。
(三)流動兒童家庭的親子溝通
雷靂等人研究發現,親子關系質量不僅影響父母與孩子的溝通狀況,也影響著兒童的同伴關系、心理健康和學業成績。[4]
良好的親子溝通能夠有效地為流動兒童提供情感上、心理上的幫助,能夠減少流動兒童初入陌生的城市時所產生的焦慮感和孤獨感,有利于流動兒童適應城市生活。然而,流動兒童與父母的溝通情況卻不容樂觀。由于流動兒童父母勞動強度大,工作時間長,工作時間不穩定,導致父母與子女的溝通和交流時間很少。父母與孩子的交流內容單一,多圍繞兒童知識的掌握和學習成績的好壞,忽視了對子女的心理健康教育,導致兒童心理和行為上的問題不能得到及時的解決。加上流動兒童家長由于自身的文化知識水平較低,缺乏科學的家庭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簡單粗暴,很少耐心對兒童進行教育,因此家長長期缺乏與子女的情感交流,導致親子關系較為緊張。例如: 黃霈媛研究發現,有五成的流動兒童很少和從不與父母共同活動,八成的流動兒童在最近三個月中與父母發生過沖突。[5]
(四)流動兒童家庭環境狀況
由于流動兒童的父母職業流動性大,工資收入低,經濟狀況不佳,多居住于城鄉結合部地區,從家庭內部環境來看,有調查顯示,83.0%的流動兒童家庭以租用住房為主,僅 11.0% 購買了住房; 流動兒童家庭中僅有 23.1% 的流動兒童擁有自己的房間。[6]
可以看出,流動兒童家庭的居住環境較為惡劣,居住空間狹小,缺乏基本的設施。絕大多數流動兒童沒有自己獨立的學習空間,學習時易受干擾,學習條件較差。從家庭外部環境來看,城鄉結合部的房屋租金低廉,開發程度較低,存在臟、舊、破等問題。部分農村流動人口過著與其在家鄉村莊相似的“村落化”的生活。如北京的“河南村”“浙江村”等等。他們的交往圈局限于自己的內群體,缺少與外群體的交往。[7]
他們對流動人口群體具有較高的認同感,而對他們眼中的“城市人”較為排斥。父輩對“城市人”的觀念和態度往往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流動兒童對“城市人”的認知。流動兒童進入的民工子弟學校中,城市兒童較少,在客觀上拉開了城市兒童與流動兒童的距離。因此,流動兒童的交際圈往往是與其相似的流動兒童,很少與城市的兒童交往,或者與城市兒童的交往僅限于在學校中。流動兒童過著隔離化的生活,難以享受到城市文明帶來的好處。此外,由于城鄉結合部地區人口來源復雜多樣,治安狀況較差,缺乏必要的活動場地和文化娛樂設施,黑網吧頻現,不利于流動兒童健康成長和積極融入城市生活。
三、改善流動兒童家庭問題的措施
(一)改變就業歧視,以提高流動人口的收入水平
流動人口經濟收入水平較低,不僅僅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影響。在勞動力市場中,流動人口與城市工人出現了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從收入的絕對數量來看,城市工人總體收入水平高于農民工,其中月收入高11.9%,年收入高 31.6%.[8]可以看出,城市工人的月收入水平與農民工月收入水平差距較小,而城市工人的年收入水平與農民工的年收入水平差距較大,即在基本的月工資水平下,城市工人的總收入存在更多的福利收入。劉曲恒通過基于 Oaxaca-Blinder 的分解結果發現,城鎮居民和流動人口收入差異的 60% 應歸結于歧視。[9]
流動人口經濟收入水平較低不僅僅是受其知識與技能水平的影響,還存在著勞動力市場排斥的因素。因此,國家在為農村流動人口提供就業幫助、提高流動人口勞動技能水平的同時,應該逐步消除因二元戶籍政策帶來的就業歧視,改變農民工就業的不利地位。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公平性,提高流動人口的社會福利,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同時,政府積極發揮二次分配的調劑作用,縮小貧富差距,提高流動人口的經濟收入,最終改善流動人口的物質生活水平。
(二)家庭文化環境的再創造
教育公平包括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教育的公平不僅僅體現在學校的教育上,也體現在家庭教育上。由于流動兒童父母在文化上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經濟上能夠為教育投入的資金有限,常常導致流動兒童父母難以為兒童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教育資源。提高家庭教育質量不僅需要提高家長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而且正確的家庭教育方式和充分的親子溝通交流也是十分必要的。
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家校合作,促進流動兒童家長及時有效地與學校進行溝通,快速掌握孩子在校生活和學習的情況。家長要了解流動兒童的成長狀況,采取教育誘導的方式解決兒童心理上的困惑,避免使用體罰方式。在日常生活上,父母應該多與兒童進行情感交流,多參加親子活動,增強家庭成員的凝聚力。在家庭居住環境上,盡可能地為孩子創造一個安靜的學習空間,提高家庭的文化學習氛圍,支持孩子的文化娛樂活動,豐富兒童課外生活。
同時,鼓勵流動人口進入“流動兒童家長學校”進行再教育,提高其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掌握科學的家庭教育方式。
(三)社區支持體系的建構
農民工進入城市后,多數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由于居住環境和交往對象的封閉性,流動兒童家庭成為了一座“孤島”,這不利于流動兒童積極有效地融入城市生活。而一個家庭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社區的支持,社區是社會有機體最基本的內容,是流動兒童認識和理解城市的窗口。最大限度地發揮社區這一窗口的功能有利于讓流動兒童理解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居民與流動人口之間“隔離化”生活,互相了解不足,存在一定的誤解,這就需要通過社區宣傳等手段,使城市居民正確認識和看待流動人口及流動兒童,促進城市人口與流動人口的相互理解; 積極開展社區交流活動,讓城市的兒童和流動兒童一起互動,擴大流動兒童的交往對象和活動范圍,從而逐步消除城鄉隔閡,促進城鄉文化融合; 建立城鄉家長之間與兒童同伴之間平等的互助模式,幫助流動兒童融入城市生活,理解城市的文化和價值觀; 同時,完善社區基本設施,特別是城鄉結合部地區的設施建設,為流動兒童提供足夠的文化娛樂活動場地; 凈化社區環境,杜絕黑網吧、游戲廳等對流動兒童的侵害,為流動兒童創造一片干凈的成長空間。
四、結語
流動兒童規模越來越大,已經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有效地解決流動兒童的困境不僅能夠促進流動兒童順利融入城市生活,對城市的穩定發展也有重大意義。流動兒童從小生活在農村地區,其行為、文化、價值觀等與城市兒童并不相同,處于亞文化圈,加之家庭經濟、家庭文化、家庭環境的先天不足,影響了流動兒童的順利融入,這不僅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視,更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與幫助。
困境流動兒童問題主因是家庭
2016-01-12 來源 :公益時報
作者 : 王會賢
“協作者”總結十年經驗
1月9日,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北京協作者”)發布了《社會支持系統下困境兒童救助服務中的專業社會力量參與研究——以“協作者”為例的行動研究報告》,總結了“協作者”10年間困境流動兒童救助服務的經驗。
報告認為困境流動兒童的問題主要是其家庭問題直接導致的。相對應的需求,則包括兒童教育、穩定的工作和勞動權益不受侵害、居住環境、醫療、城市融入等。
從2006年起,“協作者”正式啟動了困境流動兒童救助計劃,救助對象多為因家庭經濟困難或家庭功能缺失而面臨失學風險、并且缺少社會交往和社會支持的小學生及初中生。
來自遼寧的小瑤2015年到了上學年齡,但父母對于入學政策了解不多且不知如何申報,“協作者”社會工作者輔導其掌握網絡報名程序,核實報名證件內容等,最終使小瑤順利入學。小瑤是比較幸運的一個,要符合上學政策,需要的證件多、條件多,不是每個流動兒童都能符合,很多家庭,特別是困境兒童父母不得不放棄,與父母分開回老家讀書。這個群體有著幾個明顯的特征。比如:
家庭人口多,在北京“協作者”近10年救助過的困境流動兒童家庭中,平均每戶約為4.1人,直接導致家庭經濟壓力增大;
家庭功能缺失,因為父母婚姻變故或遺棄等原因,34.1%的困境流動兒童家庭不完整,這對其情感、生活照顧、教育等方面都會產生重大影響;
照顧人/監護人文化程度低,84.3%的照顧人或監護人的文化程度處于文盲和半文盲狀態,因此,這些困境流動兒童在家里面能夠得到的課業輔導機會或者輔導質量都難以保障;抵御風險的能力弱,67.9%的家庭近年來家里都發生過重大事件,其中患病的占66.0%,父母離異的占24.5%,家中有人發生過意外事故的為9.4%,雙親或一方離世或出走的為5.7%,其他為1.9%。
環境相對封閉,缺乏社會交往機會與渠道,困境流動兒童所生活的社區大多在城市的周邊郊區,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較低,社會交往能力較弱。
可以看到,困境流動兒童的問題主要是其家庭問題直接導致的。相對應的需求,則包括兒童教育、穩定的工作和勞動權益不受侵害、居住環境、醫療、城市融入等。四位一體的救助服務模式
“協作者”介入困境流動兒童的主要方式有:通過社區、學校、走訪等多種途徑發掘有需要的困境流動兒童;深入困境流動兒童家庭進行走訪,建立專業的服務關系,評估困境流動兒童的需求;為困境流動兒童及其家庭提供個案輔導;提供社區層面的支持服務,建設社區支持網絡;開展各類社會服務,構建社會層面的支持網絡。
經過十年探索和總結,“協作者”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困境兒童服務經驗。第一,困境兒童—家庭—社區—社會的四位一體的救助服務模式。
困境流動兒童的問題不僅僅是兒童自身存在的問題,而且是整個家庭的問題。因此,協作者在項目實施的過程中,以兒童服務為切入點,開展流動書桌助學計劃;在此基礎上,深入困境流動兒童家庭,對困境流動兒童及其家庭中面臨的在法律、健康、親子關系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一對一的個案輔導,提升家庭改善困境生活的信心;同時通過開展兒童興趣小組、成長互助小組、家長能力建設活動,拓展困境流動兒童及其家庭的人際關系,提升其城市生活適應能力,搭建困境流動兒童間、社區不同家庭間的社區支持平臺;整合多方資源,鏈接困境流動家庭與企業志愿者、高校學生、愛心人士等不同群體,構建社會不同群體參與的困境流動兒童及其家庭互助支持網絡,實現由兒童、深入家庭再到社區、社會互助的全方位的互助能力建設,改善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當下困境的同時,協調社會系統建立起社會支持系統,著眼于長遠提升其生活質量。第二,專職社會工作者引領志愿者的聯動機制。很多人愿意參與到困境流動人口的服務中,但缺乏專業的服務理念和技巧,憑著自己的感覺一味提供給予式幫助,往往會給困境流動人口家庭帶來不良影響。“協作者”以專業社會工作者帶動志愿者的方式,將專業的理念融入到每一個具體的行動中,注重對志愿者的培育,帶動了志愿者的參與和成長。
任亦杰今年13歲,8歲時他就跟隨父親參與“協作者”的助學計劃,他和父親已經持續四年資助一名助學兒童上學,同時他逐漸開始志愿服務,比如二手圖書的分類、助學兒童家庭走訪、助學兒童材料的整理。2013年他的母親也參與到“協作者”的志愿服務中來。
第三,發展服務對象成為志愿者,實現助人自助。流動人口被很多人當做弱勢群體來看待,只是被動地接受幫助,但實際上這弱化了服務對象的能力,對其長遠發展起到的是負面的作用。不管是開展家庭走訪還是實施兒童互助小組、大型的社區活動,“協作者”始終注重將“助人自助”的理念貫穿在活動中,也會創造機會讓這些孩子和家長們更多的參與志愿服務,以此培育困境流動家庭成員從受助者轉變為助人者,實現個人及家庭的長遠發展。
第四,鏈接社會資源擴大困境流動兒童家庭社會資本服務。協作者每年都會和社會上的愛心企業積極地開展合作,設計活動讓這些企業合作伙伴做一些志愿服務。機構會將新的一年將要進行的服務項目提交相關企業,然后根據企業較為感興趣的項目設計具體的活動方案,讓企業員工和機構的服務對象共同參與進來。而困境流動兒童救助服務也同樣是機構和企業合作開展的。
農民工群體社會資源缺乏、支持系統薄弱,導致該群體應對困難和風險的能力弱,他們既無法從自身也難以從社會中獲得所需的支持,因此這部分流動人口一旦遇到問題便會導致整個家庭陷入困境乃至絕望。這些問題的逐步積累不僅僅影響整個家庭,而且直接影響到流動兒童的健康成長,也為社會和諧發展帶來挑戰。因此如何協助流動人口尤其是困境流動人口家庭提升自身應對困難和風險的能力,協助流動人口家庭建立社會支持系統,不僅僅關系到流動人口這一群體的發展,同樣影響著未來一代的發展。